12月25号更新:
其实很羡慕诸位,还能这么有力的来反驳我,
如今年岁,还能有如此心气。
观念不同,不求所有人都认同。
只希望诸位能够坚持下去。
很羡慕你们,真的。
另,轻松点,一个回答而已,看看就行,别太当真。
圣诞快乐。
因为储殷不只是在打这个辩题,他是在解构整个奇葩说的基础。
储殷的措辞的底层逻辑,是“大多数人是普通人,普通人就要去做普通人该做的事。”
而《奇葩说》为什么会有热度,是因为它一直在暗示观众,你不是普通人,你要去接纳新的思想,做少数人。
现实基础与理想模型的冲突,这是《奇葩说》的热度所在,也是《奇葩说》的命脉。
但是储殷的观点,直接把理想模型给扼杀了。
你是个普通人,你是大多数人,你的能力并没有强大到违背社会规则。
你应该学会接纳自己的普通,并且好好的活在社会规则之下。
大多数人,一旦你成为大多数人,你就不需要理想模型了。
你的思维方式与现实基础完全契合,哪里还需要什么《奇葩说》带给你的奇葩观点。
放在过去,马东是不会急切的来反驳的。
因为那时候的年轻人,听见这么老套的论调,以及对自己独特自我的抹杀,一定是要反对的。
但是今天,年轻人没有这样做了,年轻人竟然开始学着去理解储殷的那番话了。
年轻人,不再和这个世界对抗了。
我们总说,罗振宇在贩卖焦虑,而马东是真正的睿智。
其实他们哪有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罗振宇贩卖的焦虑已经被识破,而马东贩卖的东西多活了几年。
马东贩卖的这种东西,叫做“我”。
矫枉过正,是我们这个社会很难改掉的一个习惯。
曾经我们固守东方思想,而在被西方打败后,我们开始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只要是西的,就是好的。”。
这种思想模式,过去很多年了,我们依旧没有办法摆脱。
就像今天我们依旧会对一些西化的思想奉为圭臬,而全然不去论证其正确性或者适用性,比如对性的态度。
西方国家大部分是航海文明,形不成稳定的社会关系。所以在西方,家族,宗族,夫妻,家庭观念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中国是以农耕文明起家的,长期稳定的社会关系,自然的衍生出了一系列的契约精神,因为可以保证契约双方长期履行契约。比如夫妻,农耕文明下,除了疾病和年龄,并不会有其他致死原因,所以契约可以一直履行。但是在西方航海文明,今天出海,不一定明天还能回来,人一死,契约精神荡然无存,所以就无法形成契约。
而我们怕极了农耕文明代表的落后,便全然觉得西方文化是好的,于是许多人接受了性自由这种西化的思想。
契约精神没有错,性自由也没有错,只是在这种社会形态下,推行另一种思想,摧毁原有的社会框架,而又不能及时建立新的社会框架,才是错的。
同样,在一段时期内,集体主义盛行,必然要带来下一个时期里,对于集体主义的矫枉过正。
杀马特不是偶然,非主流也不是脑残。
那是一个标志,标志着集体主义的覆灭和个人主义的兴起。
从罗福兴创立杀马特的那一天开始,十年里,都是个性张扬对过去那个时代的补偿。
有人懵懵懂懂要做自己,有人帮你做自己。
于是马东坐在帮你做自己的位置上,坐了六年。
说来,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是没有对错的。
它们只是相等的两种选择。
但有对错的是,我们是否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选择了自己应该选择的那一个?
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很简单。
也就是马东和储殷的争论:我们,到底是不是大多数人。
如果没有过《我的滑板鞋》的荒诞,庞麦郎也许会带着自己的音乐梦,和稻子一生为伍。
可是当 “人人争唱《滑板鞋》,麦郎二字天下知。”时,他把这个世界的戏谑当成了音乐不死的希望。
于是他再也不能安心于一片风来时 万物生的稻田。
于是他提枪上马,像堂吉诃德一样,向着风车厮杀。
这世间最大的悲剧,并不是一生浅薄无知,而是“我来了,我看到,我没有征服。”。
当庞麦郎期待的那场盛大的演唱会,不因为他的演唱会而出名,而因为没人听他的演唱会而出名。
世人终是撕下了欺骗他的假象:有些人的价值不在于他的梦想,而在于他竟然拥有梦想。
多少个夜晚,他也曾梦见过百万雄兵。
后来,那是一场残酷的战争,踏平了他心里的最后一块净土。
曾经我们是庞麦郎笑话的场下观众,但是现在我们是不是要问问自己,我是不是另一个庞麦郎。
当现实与繁华相隔着厚重的铁门,我尚能在黑暗中踌躇。虽无望,亦无望。
当互联网打碎理想与生活的壁垒,我看见一切,却隔着一块小小的玻璃。
如果未曾见过光明,我本可以忍受黑暗。
如果一生只有厚重,垂死于破败也不曾叹惋。
可我来到,可我看到,可我没有征服。
这是我一生悲哀的开场。
无奈的事,我们真的是大多数人,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庞麦郎。
我们听着那些“导师们”向我们反复论证的我们的独一无二。
于是我们也提枪上马,向着风车厮杀。
我们总是安慰自己,大不了破罐破摔。
可怕的是,罐子摔破了,人却没有死掉。
读到这里,我只希望你,懦弱的活在世上,怯懦的遵循规则。
你我实在是太过于普通,普通到没有必然要存在的价值。
时代将我们抛弃,无非是换只蝼蚁坐到那里。而时代将我们抛弃,却是我们漫长一生的昏暗与无力。
我们,只不过是大多数人。
储殷是否在解构《奇葩说》,这个都是个人感受,我不能保证我说的对,也不能保证我说的不对,没有什么要辩驳的。
您说的契约精神是来自于西方的文化体系,而我说的契约精神是宗族,家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这样的行为里所体现的契约精神,希望您能理解。
“契约精神”四个字不重要,我可以随便换几个字来表达这种观念,但是希望您能理解我所表达的意思。
我没有反对西方文化,我只是觉得,要在相适的大环境下践行相适的思想体系。就像现在我回村里告诉大家你们要性自由,人家会拿刀砍死我的。
至于是否做奴隶这件事,我觉得李诞的那句话挺好的。
正是那些想要拯救世界的人,让这个世界频频陷入大火。
又像您引用的蔡康永说的那段话,他们这样做了,所受的欺负和羞辱谁来保护他们。
您在这里一阵慷慨激昂完事了,可是如果他们真的出柜了,他们真的不婚了,他们在他们所处的环境里所受到的伤害谁来保护,您不会说他们的以后您来负责吧。
我也说了,观念没有对错,有对错的是是否在能力范围之内做该做的事。
蔡康永出柜,没人会羞辱他。可是一个父母在乡村黄土里生活了一辈子的男人出柜了,家庭的破碎,环境的指责,谁来替他承担。
是的,这个世界需要改变。我只有一个请求,不要拿别人的人生与骨血去献祭这些所谓改变,拿自己的血去。
若真的相信某种改变,应该做的是身先士卒,用自己的骨血开辟出土壤,让那些人能不至于如此羸弱的被世界杀戮。
而不是用他人的骨血,染自己的荣光。
敬上
————————
明月山间
忘川河岸
点个关注
也算是缘
(替母校占个热榜图)
大佬点了喜欢
我是不是可以飘了
我不想成为储殷,我依旧坚定地站储殷。
忘了是哪个老奇葩说的了,辩论打到需要拆解辩题扣字眼的地步,既累又没有成就感,简而言之是很无力的。
马东揪储殷什么叫“大多数”的小辫子,我以为已经很没营养了,最后大家在“谷堆问题”里缠斗,撒泼打滚而已。
看了好几季了,对几名导师其实是一视同仁的,没有更喜欢哪个之分,
但是自从矮大紧走了,导师们真缺一个懂“政治正确”的主心骨,偶尔录节目录累了,脑袋变得不灵光,所谓“大脑在休息,小脑在反射”,屁股一下子就比脑袋大了。
马东和李诞还有新来的罗振宇就经常一不留神屁股特别大,脑袋衬托得贼TM小。
比如对喜欢的工作要不要996那期,蔡康永真是又愤怒又不解——大家一致喷资本对劳动者的异化就得了,保护劳动者权益是最大的政治正确,劳动者追求休闲和高质量的现代生活跟国家的发展目标并行不悖,多聊聊诗和远方,多给点年轻人现实关照挺好。偏偏到了这个节骨眼上,马东李诞等一股脑地说发展,画大饼,灌鸡汤,给蔡康永挤兑的一脸委屈,几近失态了。
奇葩说,说到底这跟一般选秀节目别无二致——海选时确实有奇葩,总有夺人眼球的桥段出现,引出爆点获得曝光和流量,但是到了正赛,总是要回到主流价值,总是要弘扬公序良俗的,为了令伟光正的说教不那么不接地气,派导师插科打诨,自嘲一下。
应该能脑补,假如高晓松接到996的辩题,肯定先拿自己开涮,进而一通扯到文明历史,大航海大发现,就是不跟你聊真正的劳资,接到婚姻辩题,一通扯林徽因梁思成金岳霖,聊感情的万金油例证,总之他不会用自己那一点人生经验下场跟选手硬碰硬,真的没必要。
奇葩说老三角能达成微妙的平衡,并不是他们仨一个和稀泥,一个理性一个感性之类的,更主要的是屁股上的平衡,蔡康永名门之后,高晓松书香世家,俨然两个当代大名士,马东当然也是名家子弟,但跟他俩不同的地方在于,奇葩说是马东跳出体制来创业当老板的一个产物,他当了多年体制内主持人,相声门内的光环也并不能给实际生活带了多少多少便利,仅上个春晚玩票来个《新五官争功》,奇葩说,包括后来乐队的夏天,对一个主持人来说,是一档节目,对老板来说,则是一个产业,是一亩三分地。
李诞的加入打破了屁股的平衡,李诞与马东升起的路径如出一辙,包括逻辑思维,都是一个路数起家的,靠贩卖段子和佛系(财务自由)人生愿景,贩卖焦虑和伪知识点,贩卖思辨和白领优越感,最终他们走到了一起。
本来马东有很佳的路人缘,比如那个最著名的“心里很苦的人只要一丝甜”的言论,很能收获脆弱都市人的情感共鸣,
这一季昏招频出,就是三个老板忘记娱乐初心,也被雇佣关系和劳资矛盾异化的一个必然结果。
储殷跟马东的根本矛盾到底是什么?
根本就不是面对婚姻之态度,和如何代表大多数人,
而是比谁的脑袋比屁股大,
储殷打辩论的方式叫以拙胜巧,举个例子,假如有个辩题叫,舌头能不能舔胳膊肘,反方说了一小时,从标本化石到人类进化,从公序良俗到个人理想,论证人不能,不应该,没道理舔胳膊肘。
正方上场,就干了一件事,用舌头舔了胳膊肘,
反方卒。
婚姻这件事就与之类似,一堆小年轻,青春饭还剩大半碗疯狂输出半天,拿出态度说要如何如何,
储殷上来就讲明白三条——
1 我岁数大了
2 我婚姻就这么回事
3 我承认自己不牛逼,你觉得你比我牛逼吗?
把小青年的迷狂碾稀烂。
我曾经拿武侠小说比喻过年轻人对婚姻的看法——大侠年轻的时候,怡红院的头牌,某某山庄的小姐,哪个帮主的夫人,全都心水自己,大侠活的特开心,等大侠老了拿不动刀了,想善终就比较辛苦,一般金庸系大侠就比古龙系大侠安度晚年的概率高点。
青春一碗饭,有人兑上水了煮粥喝,到了七八十岁还能有口稀的,
有人三口两口扒拉干净,剩个碗底,然后号召大伙有情饮水饱。
储殷的一席话非常难于反驳就在于这是一个过来之人的自我示弱之话,所谓满腔真诚的怂人怂语,假如矮大紧在,一定会更卖力的自嘲,吹吹牛逼,年轻的时候情书收一箩筐,把自己比作吴亦凡来解构一下,大意是我知道我不如吴亦凡漂亮,但我还是喜欢年轻姑娘。储教授你也喜欢年轻姑娘,但你有福气,维系一段婚姻感情,民国大师谁谁当年干过一个什么事………… 这话就扯出去没边了,也不会形成某种对怼局面。
马东为什么形成对怼了?
能把人分成5%和95%来聊事的人,一定默认自己真不是那95%。
屁股一旦坐在那,说话也必然不顾统计学,自我意志贯彻的是人生经验。
能跟储殷硬碰硬的论证方法到底是什么?
也很简单,告诉大家,青春饭既不用省着吃细水长流,也不用有情饮水饱,到了2050年,政府给所有单身狗发配偶,颜如彭于晏,财如马化腾。
简而言之一句话,天上总会掉大米,相信自己就是那5%。
喜欢的工作,有机会996那是福报啊。要努力要打拼,右边三个导师互捧,马东说李诞是奋斗后的佛系,奋斗的结果就是坐在台上当导师,堂而皇之地搞起佛系,卖起养生鸡精。
蔡康永之所以几近失态,因为导师们屁股太大了,实在玩不动。
当今社会有点病态,太多精神资本家,精神杜拉斯,给自己虚拟一个屁股,然后用虚拟屁股思考与发声,其实还是脑袋,他自己不知道,远看就像《蜡笔小新》里的肛门超人一样,脸上顶个屁股,嘴是个asshole,滑稽的不行。
因为社会都是从穷乍富,前些年动荡太严重,原来什么都没有,现在什么都有,遽然掌握了财富社会地位和话语权的人太多了。
出生时什么都有的,或者至少精神物质眼界都不缺的,往往对社会非常宽容,甚至有些过分圣母。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当下的三观养成于比较优渥的少年时代,并不是所谓自己后天有多努力,陶朱公救儿子的故事不少人听过,小儿子能把事办成而大儿子办不成,所谓生就骨头灌就肉,童年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反观红烧肉,冯小刚这种人身上特性都挺显著,鲤鱼跳过龙门立马开始说龙话了,却没学会像龙一样闭嘴。
马东比他们强不少,但对待储殷,对待996这种事情上,总有些许偏差,他自己可能也不太感觉得出来。
要知道成年人的话语系统里,一切的不认同都隐含着一个意思——“我比你强。
言外之意,你说的那都是95%的人的事,我够nb,我有招能够规避,这都不算事。
那代人的婚姻,就是有招想去没招死去的典型,那么多影视大佬,曲艺名家,婚姻要么一地鸡毛,要么蹬了原配换年轻漂亮的了。少有相濡以沫,多年不传婚变的。
一套电视语言,摆在台面上是谷堆之辩,少数人如何,多数人你没权利代表,其实都是套话,
剥开外衣的潜台词是——
储:大家都没钱,都有糟老头子的那天,现在不好好找人结婚维系一下,老了在屋里中风了就等死吧,连个拨120的都没,
马:你说的那是你,只要肯赚钱,找到门路,不可能晚景凄凉。
储:承认大家都很普通有那么难吗?我爸爸又不是相声泰斗,清华又不是我们家开的。
马:你这话我不爱听,你没有你就扯普通人,你要是牛逼了,一样能换就换,能花就花,不要说这种代表大家的话。
把储殷怼下不来台了。
就如同题目问的,如何评价“马东怼储殷”这件事本身,
评价表象不过是综艺效果,评价本身则是分子和分母,少数和大多数,资本和打工仔之间需要站个队,需要保持一个屁脑一致,
詹青云一直强调的,跟她的选择的路一样的,无非就是在已经成为高级打工仔的当下,追求自己还能贯彻自由意志的事情,所以她一方面警惕资本,一方面又崇尚不将就的爱情,
储殷没有这个“福气”还能在爱情上依然保持选择自由,甚至同为流量教授,他的爱情远不如戴建业,
马东在这里扮演的角色就很不中立,颇有“你也配姓赵”,“你也配聊爱情”这种气场,暴露出的奇葩说的舞台上长久来的潜规则——只要肉体年龄心态都年轻,资本学历是头部,选择权就是大大的。
年轻有钱的屁股+看似“独立的灵魂”=合格奇葩
衰老已婚的屁股+代表统计大多数的大实话≈中年老废物
前者配聊很多话题,而后者不配,
我见识过八线县城的社会风气,比如一群中老年男在一起喝酒,谁把老婆带去了,肯定会被揶揄,哎呀,还是这个啊?早该换了。或者说,是你之前那个媳妇吗?我咋看着不是同一个人呢?肯定是换人了……
这还算好的,因为一帮老男人无非就是喝多了过过嘴瘾,也没见谁真说换就换,倒是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有钱男人的集会,是最忌讳带原配的。带秘书,干闺女,助理,一个人去都可以,就是别带老婆,带了,气氛尴尬不说,下次就没人带你玩了。
婚否是决定当代都市人话语权的最重要因素了。
奇葩说至少一半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在讨论性解放、或者说夸大了年轻人的性选择权,让大家以为自己真的有权选择,
鸡贼的地方就是一次只聊一个事,聊工作就工作,爱情就爱情,不掺和。
聊爱情的时候,其实古往今来,都是才子佳人,中产以上的男女更适宜爱情、soulmate这样的事情。
爱情不能光靠soul,而且大部分人并不是那么有soul,大张伟不过是一个保养更好,更有才华的储殷,他其实说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却用更好更娱乐的方式讲出来而已。
那不过是你的一厢情愿,这个时代就不是谈灵魂的时代,因为这个社会发明的东西都是让你没有灵魂。
最近对于方方日记事件很感兴趣,今日细读了一遍,想要写点儿什么,但发现复旦余亮一文基本已先得我心,转载于此,以供参考。
我补充一点个见:简单说来,由于对《日记》的评价已牵涉到立场不同的各方力量,评价《日记》本身的高下与汪氏本人的素养(或是否特权),意义已然不大。但当一切问题都变成立场问题,那讨论也就不能再继续了。我写这篇东西只是希望提出一点可供讨论的问题。而且细读《日记》,在阴历二月廿四(我看到的稿子只有阴历日期)之前,不过如她自己所言:
“有些话,你们还是得让武汉人说出来。说出来,心里会好受一点。我们都已经被封在这里十多天了,见到那么多的惨绝人事。如果连发泄一下痛苦都不准,连几句牢骚或一点反思都不准,难道真想让大家疯掉?”
她也明白自己视角的局限性:“我是一个个体写作者,我只有小的视角。我能关注到能体会到的,只有身边一些碎事,以及一个个具体的人”,也更没有说自己能代表武汉,“它就是随心所欲式的,把我自己内心的喜怒哀乐写下来而已。不是新闻,更不是小说。而这种喜怒哀乐的情感,不会跟所有人相同,也不会符合每个人的标准”。故此她也倡导让大家看新闻,也会正面写好消息:
“自部队入汉后,武汉的效率似乎明显提高。这个打法,也有点军人做派,显得蛮干脆利落。我对此怀有期待。更希望,在各级隔离中的病人,能有保证质量和值得信任的治疗。”
包括对方舱医院初建时的负面报道,也有回击:
“大家关注的方舱医院已经正式开始使用。一些进去的病人有视频图片和文字出来。有人认为条件太差,亦有牢骚,诸如此类。但我想,只用了一天时间建成的方舱,仓促之处,总会有点乱。而后绪的工作,应该很快会跟上。这么多人在一起,众口难调,更何况都是病人。焦燥不安或是心烦意乱,总会有的,毕竟舒适度不如自家。下午武大冯天瑜先生给我发来信息,说阎志告诉他,他们负责会展中心和武汉客厅两个方舱医院,他会全力做好保障。‘安装多台电视、设图书角、设充电岛、设快餐角、保证每个患者每天一个苹果或香蕉,尽量让患者感到温暖。’看看,其实都有考虑。”
至于《日记》的缺点,大家也都谈得不少了,也多有中肯之语,此不赘举。总之若以寻常老妪絮语观之,倒也不必便扣上无数大帽。然而在二月廿日她写到“一地手机”被证实为虚假消息并遭到抨击之后,《日记》就转变了。大量斥骂“极左”的声音开始出现,在舆论场观察她的同时,她也被舆论场撕裂了。因此现在本答案下几乎所有的回答都成为“亮明立场”而已。但立场的问题其实没什么讨论的余地。至于方方本人的背景以及往日的旧账,从就事论事的精神来说,也暂可不必追究。
我觉得真正可讨论的问题是,从伤痕文学以来的“当代文学”,事实上已经完全和时代脱节了,方方最主要的症结还不在“不真”,而是不好。“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这些大词,掩盖不了作品本身的低劣、作者灵魂的单薄与思考的浅陋。读者期待的已经不再是抽象的情绪和正义感,而更需要以勇气和智慧真正切入生活,深入理解自然与社会运行各方面的深层机理和问题,在人与这些问题的相刃相靡之中,表现出伟大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对人性复杂一面真正深刻的揭示并形诸文字——正如《三体》所揭示的那样。关于《三体》的深刻性,可参看一种“学院派”的解读:
而“文人”的通病恰恰就是只有抽象,不知具体,而且还凭借着对这种“抽象”概念的所谓理解,生出一种无端的自负,而蔑视所有的“具体”。晋代好虚浮,文人已如此,当时裴頠云:
是以立言藉其虚无,谓之玄妙;处官不亲所司,谓之雅远;奉身㪚其廉操,谓之旷逹。故砥砺之风,弥以陵迟。
南宋的陈亮批评当时的理学家也说:
为士者耻言文章行义,而曰尽心知性;居官者耻言政事书判,而曰学道爱人,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
总之,中国古代的智识阶层就存在一种倾向,既要参与到现实政治中去,但对于支撑国家机器的各种基本因素——尤其是财政与军事问题,又不甚了解,甚至不愿意去了解。因此“书生论政”,或者夹杂个人好恶而陷入党争,或者纯以经典议事而归于迂腐,或者偏听偏信而仅成牢骚……读史早知今日事,我觉得在两晋玄言家、唐末清流、南宋理学家、明末东林党甚至晚清的清流身上都能看到这种特点。
自从当代文学产生以来,“深刻”“人性”“启蒙”“揭露”“反思”“苦难”“尊严”,这些抽象的大词,却竟也慢慢演变成了新的玄学和理学。而方方一代不也正是“相蒙相欺,以尽废天下之实,则亦终于百事不理而已”吗?况且知识阶层圈地自牢、在某一体制内自娱自乐的倾向,在今天更为突出。就我个人多年在高校的观感,许多人文学者生活常识之匮乏简直令人无语……偏偏他们对于国事还是“关心”的。作协不也是如此?王小波当年嘲笑作协,说他们居然还有例行“体验生活”的活动,难道他们自己没有生活吗?可实际上很多“文人”还真就是没有生活。包括方方,作为一个长期处于体制内的作家,她有没有自己的日常生活,换言之她能不能真正与处于生活之流中广大人民群众发生深刻的共情,事实上是很可疑的。即便支持方方的人,请你们细读她的文字,即便是在哀民生之多艰的部分,请问诸君最后能看到的是“我们的痛苦”,还是“从上面看到的你们的痛苦”?我觉的恐怕是后者罢。
不过,作为中文系的一员,要补充的一点是,即便在“学院”之内,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学生,对于上述“文人通病”也极抱不满,而且也在踏踏实实地思索与创造。因为痛感“文人通病”而把全部文科生都打倒,也不免敌我不分——况且马克思不是文科生?李德胜不是文科生?眼看着对方方的批判要蔓延成对全部人文学科的否定,说心里无动于衷,也不可能。
当然,单纯的辩解是无用的,要靠自己有拿得出手的干货才行了。
同志仍需努力啊。
文学本来是要让我们联结的,不是分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