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越、朝、日等远东诸国为何没有如埃及、两河诸国一样成为神权国家？为何中东地区的宗教势力特别强盛？ 第1页

因为他们是先有文明再有青铜，而东亚文明出现比较晚，是铜器催生了真正的文明。神权意味着整体动员力，王权则依托于武士集团，青铜的出现有利于武士集团压倒祭司集团搞专政。所以相对来说，中国的神权更弱，王权更强。美洲文明没有金属，所以大多是神权治国，也算一个佐证吧。

之前给某个大家必然会看到的刊物写了一个文明简史，但出版一直不顺，这里我把青铜时代的部分原始稿摘录一下（刊发稿有所修改）：

……第一代农业文明的凝聚力来自宗教。在地中海东岸，一万年前的城市耶利哥（Jericho）除了城墙和防御塔之外，唯一的公共建筑就是神庙；同样建于一万年前的恰塔尔休于（Catal Huyuk）连城墙都没有，但也有专门的神祠；一万一千年前的哥贝克力（Gobekli tepe）遗址，没有民居，只有数千吨巨石构筑的一个个祭坛。再晚一些中国的牛河梁遗址有一座直径100米、高40米的土石山，完全靠人力夯成，只为向女神致敬。

历史比金字塔长两倍的哥贝克力遗址

哥贝克力遗址复原图

……文明诞生的原因似乎延伸到了更具体的问题：为何文明社会的早期成员都会虔诚地相信超自然神灵？为何祭司集团能制定一系列规则约束所有人？为何他们能利用非常简陋的物质条件布置足够慑服人心的宗教仪式，甚至让农民心甘情愿地充当人殉？

但实际上，这些问题根本不必回答——如果你在招聘启示中提出了本科学历的要求，就不该奇怪为什么绝大多数应聘者都经历过高考。既然在石器时代，能动员大多数人口采取违反人类“天性”的生活方式、并长期保持为制度的唯一力量是宗教，自然所有的文明在早期都会存在宗教主导阶段。至于那些没有选择宗教化的石器时代族群，那些宗教凝聚力不够的部落，要么被文明化农业社会赶走，要么被早期宗教文明吞并，根本就没有资格被文明人记录为历史。

这个阶段从史前一万年左右开始，持续了四、五千年。和后世的文明社会不同，那时的社会没有什么“世俗”和“宗教”的区别。在祭司和普通人看来，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本是一回事，僧侣也不是所谓的“出家”和“出世”之人。相反，负责祈祷的是祭司（僧侣）、负责管理生产的是祭司、负责储存物资的是祭司、负责商业的是祭司，负责开办学校传授知识的是祭司，负责治安的还是祭司，甚至负责组织演出，娱乐神灵（也允许平民围观）的也是祭司。两河流域古神话称，恩奇神（Enki）之所以造人，就是为了替神灵耕种土地，免除神灵的辛苦。祭司们有义务也有权利替神管理人类，让农民按照神的意志去劳作。

所以，与其说神庙是早期文明的政治、文化、司法和军事中心，不如说此时的文明城邦就是神的庄园，类似后世的寺庙地产。直到公元前第三个千年的两河文明，祭司团体还直接拥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土地，神庙依然是古代城市中唯一引人注目的建筑。典型的神庙会在壮观的高台之上设置祭祀大厅，周围被祭司的房间环绕，这些房间就是最早的的办公室。神庙外围则排列着仓房，储存整个文明的剩余产品。文明居民要办几乎任何事情都必须去找祭司，就像我们去政府办事大厅，去社保中心，去学校和剧场一样自然。在日常生活中，当时的普通人遵守祭司转述的神谕，而不是来自世俗政府的法律。早期苏美尔人如果遇到纠纷，神庙就是法院，祭司就是法官，占卜和神谕则是终审判决。

苏美尔神庙-城市复原图

与之类似，中国古神话中司法源于尧舜禹时期的大法官皋陶：“皋陶治狱，其罪疑者，令羊触之，有罪则触，无罪则不触。”这描述的显然也是文明肇始，由祭司（巫师）主持的占卜“神判”。公元前1300年，游牧蛮族以色列人到达巴勒斯坦，开始创建定居文明社会。和其他文明的早期阶段一样，以色列最早的文明领袖是先知祭司，称为“士师”。旧约圣经专门有一章《士师记》描述这个神权时代。而士师的英文译名正是Judge，即法官、裁决者，兼有管理世俗社会之权。在农业文明的早期，众多民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神权祭司集团来管理社会，这显然只能用相同的生产模式来解释。对于此时的“文明人”来说，恐怕根本就想象不出一个没有祭司和神灵的社会。

不过，这个时代终究会结束的。古代以色列最后一任士师是撒母耳。《圣经 撒母耳记》记载了士师神权制度的末日：

以色列的长老都聚集，来到拉玛见撒母耳，对他说：

“你年纪老迈了，你儿子不行你的道。现在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治理我们，像列国一样。”

撒母耳将耶和华的话都传给求他立王的百姓：

“管辖你们的王必这样行。他必派你们的儿子为他赶车、跟马，奔走在车前；又派他们作千夫长、五十夫长，为他耕种田地，收割庄稼，打造军器和车上的器械；必取你们的女儿为他制造香膏、做饭烤饼；也必取你们最好的田地、葡萄园、橄榄园赐给他的臣仆；你们生产的粮食和蔬菜水果，他们必取十分之一……”

百姓竟不肯听撒母耳的话：

“不然、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

耶和华对撒母耳说：

“你只管依从他们的话、为他们立王！”

圣经竭力宣扬神权至高无上。但很明显，撒母耳立王是一个神权向王权让步的故事。长老们逼迫祭司交权，理由是以色列需要军事统帅；祭司则告诉他们王权意味着缴纳永无休止的税赋，供养官僚机构。与虚无缥缈的上帝相比，这两个理由才真正无可抵抗。

最初的文明是“孤岛”式的农业城邦，生存和扩张的主要障碍是自然环境，以及周围保持游猎生活方式的“蛮族”。宗教文明发展了几千年后，在一些肥沃的冲积平原上，农业城邦开始变成“群岛”，进而边界相接，开始竞争土地、水源、矿产等稀缺资源。人类遇到了从未有过的的局面——现有生活方式的最大威胁是另外的文明人类。军事活动第一次成为文明社会的必需品。

军队需要纪律，需要统一的指挥，必须有稳定的领导，这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暴力团体。另外，军队不仅可以对外征伐，还可以用于对内镇压。所以新兴的军官团体有能力发动政变，把自己变成国王和贵族，强迫祭司和民众都服从自己。这个逻辑似乎很顺畅。

但石器时代还没有后世意义上的军事阶层，因为缺乏合适的武器。受材料限制，军队只能用木棒石块来制造兵器，比如骨制箭头的弓，或是精心磨制的石斧。这些装备杀伤力并不明显胜过农具、猎具，而且难以持续作战——最好的燧石刀，也很容易一击碎裂，变成普通的钝器。

这意味着无论是对外战争还是对内镇压，少量职业军队都没法压倒临时组织的民众。宗教的动员能力明显胜于刚刚出现的军官团，而全民动员往往能打败少量凶悍的入侵者，或是阻止军阀夺权的企图。所以，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祭司都是军事行动的主导者，神权的地位依然稳固。

渐渐地，祭司们努力搭建的贸易网带来了压制神权的新材料。大河流域周边的山区提供了铜、铅、锡的矿石，几种柔软的金属混合在一起，可以凝结成坚固且有韧性的合金——青铜。原本主要用于装饰的金属从此可以用来制造工具。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各个早期文明相继进入青铜时代。

在随后的五千年中，铜在大多数地区都是货币的重要材质，虽然比不上金银，但这也足以证明铜是一种准贵金属。早期文明大多处于大河冲积平原，远离矿区且缺乏冶炼的燃料，青铜的价格更是昂贵到平民难以承受。所以，青铜时代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农民和工匠换上了青铜工具，他们一般只在工具的关键部位使用一点点青铜，比如木犁的尖端，比如锯子的齿部。大多数工作依然使用纯粹木器和石器，效率没有明显改善。

但是，有限的金属完全可以改变战争的形态。青铜兵器，哪怕只装在矛头上，也足以把军队的杀伤力提高一个数量级。几百名精兵持剑、披铜甲，射出青铜箭簇，可以轻松打败上万名石器时代的民众，而且武器并不会因此出现明显损耗。

金属刀具的出现还给人类带来了精密加工硬木的能力。此前人类虽然已经使用陶轮来制作陶坯，但直到青铜工具出现，人类才能造出廉价的车轮和车轴，并在关键的受力点用金属部件来加固，交通因此进入了车辆时代。青铜时代的马还没有被驯化成后世的强壮马种，体型比驴大不了多少，没法背负一个骑兵作战，但体力恰好足以拉车。多匹马合力，双轮马车就能带着射手或粮食飞驰，赋予军队前所未有的机动性、冲击力和后勤能力。

对于大河流域的文明来说，青铜武器和马车（包括马）的价格都非常“合适”。既没有昂贵到无法批量生产，也没有廉价到人人拥有。这意味着职业军队可以不依赖祭司集团的支持，自行解决对外战争和对内镇压问题。神权社会因此遇到了两难境地——不组织新型军队，就会被外部压力消灭；组织了新型军队，就会被反噬。总之，祭司和他们控制的民众不是向其他城邦的军队投降，就是向本城邦的军队低头，无论哪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世俗政权的出现。

山西曲沃县晋侯墓地的陪葬战车

圣经里的以色列人要求：“我们定要一个王治理我们，使我们像列国一样——有王治理我们、统领我们、为我们争战。”与之对应，中国上古史中也有禅让制被废除，大禹子孙世代称王的记录。这显然都是军事贵族集团确立自己地位的过程。实际上，甲骨文和金文的“王”字本身就是斧钺之形，意思是控制武装的人。军事首脑称王，军官和骨干士兵就成了军事贵族。

不过，除了军事动员之外，宗教集团还在文明中承担着重要的社会管理职能。早期的农业社区没有文字，所有的信息都要靠记忆来保存。这意味着无法对社会进行精确控制，也不能对一个人的长期工作给出准确评价，甚至很难在记忆出现冲突的时候做出评判。后世最好的管理手段在这种条件下也束手无策。

管理有偏差，最好的结果是是让员工能容忍偏差；赏罚不准确，最好的消息是大家依然保有底限的积极性，依然相信判决的权威性。一般来说，我们只能在亲朋好友的圈子里看到这种容忍和信任，一旦范围扩大到陌生人，不精确的管理必然会会导致利益冲突，进而导致分裂。在文字出现之前，要解决这个矛盾只能靠宗教，用神的权威“抹平”粗糙管理中出现的混乱，用氏族共同利益的传说来化解不可避免的内部矛盾，这才能维系一个超出“熟人”圈子的文明社区。所以，在王权形成的最初阶段，依然以神庙作为重要的行政管理机关，早期的苏美尔王宫面积一般只有神庙的一半左右。王权彻底压倒神权还需要另一种新技术的协助——文字。

大约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文明社会控制的人口和资源都越来越多，即便以神的名义也很难弥合管理的错误。负责具体事务的祭司们绞尽脑汁解决这个问题，先是用图画来记录账目，然后逐步简化图形，公元前3000年，与人类进入青铜时代几乎同时，楔形文字出现了。

文字的出现结束了“空口无凭”的时代，档案记录了物资和历史，让命令可以在不同的人之间精确传递，让已经达成的承诺有据可查。这让分层管理和精确的计划成为可能，也让管理者能够考察不熟悉的下属，官僚机构因此第一次成为可选的组织方式。发明文字的神庙随即培养雇佣了第一代纯粹处理行政事务的技术官僚——书吏。

楔形文字泥板文件

书吏不一定要要兼任祭司，不需要有坚定的信仰，也能像过去的祭司一样管理生产，也能征税并组织公共工程，甚至还做的更好一些。中国古代传说称“仓颉造字，天雨粟，鬼夜哭”，似乎讲述的就是书写对生产的促进，以及对神权的打击。

军事贵族很快发现了技术官僚不依赖于神权的特征，迅速地把官僚机构纳入自己的麾下，雇佣纯粹的世俗官吏来管理社会。到了公元前2300年左右，苏美尔王宫的规模已经压倒了神庙，开始接手社会日常管理工作。类似的，公元前1600年左右建立的商朝拥有文字和青铜，自立国起就有强大的王权。

所以，青铜-文字时代的典型特征是王权压倒神权，军事集团依靠暴力专政。由于青铜的稀缺和制造不易（需要多种金属融合），贵族军官很容易垄断金属的供应，进而垄断了从政（管理经济）和从军（掌握暴力）的资格。普通农民如果想在青铜时代糊口，就必须紧密依附于军事贵族，甚至充当奴隶，才可能获得军事保护和有限的金属工具。这就是史书上常说的奴隶制时代，但似乎用“属民制时代”描述更合适一些。

农民只有石器和木器，所以少量青铜贵族可以轻松的镇压底层的反抗，比此前用神话来维护秩序更有效，这意味着阶级秩序严格而稳定。但在统治集团内部，必须有暴力之外的力量来维护秩序。因为统治阶级内部不存在金属-石器的技术鸿沟，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通过暴力来夺取权力。一群军官如果只靠暴力的平衡来划分利益，势必战乱不止，互不信任，既不会产生稳定的王权，也不可能和其他文明的军队相对抗。

所以，虽然消灭了旧的神权政府，但成功的军事贵族集团还会在世俗统治机构内部保留一部分的宗教神话和氏族体制。《左传》有云：“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即军事贵族和宗教的结合足以稳定政权。只是这一次神的世界有所后退，普通人再也不能直接和神打交道。国王和大贵族成为神灵代理人，以半神的身份进行统治。在青铜贵族统治的周朝，王获得了“天子”的身份，“受天命”身份管理国家，垄断了和神交往的权利。两河流域有巴别塔的传说，中国有“绝地天通”的神话，都是在描述这个神灵撤回天上的故事。

乃命重黎 绝地天通 罔有降格

——《尚书》

帝命羲和世掌天地四时之官 使人神不扰 各得其序 是谓绝地天通

——《尚书孔氏传》

除了军事统帅和首席大祭司，周王还是所有贵族的族长，利用古代氏族的权威来占领道德高地。至于其他贵族之间，可以用源于上古圣贤的“礼”制来约束行为，避免军事贵族动辄使用暴力来解决矛盾。只是“礼”的适用范围到最底层的贵族“士”为止，所谓“礼不下庶人”是也。因为再下层的属民和奴隶没有青铜，可以用暴力迫使他们服从秩序，就不必多客气了。在这个半神的时代，神保佑的文明只会覆盖装备青铜、懂得书写的社会阶层。

新兴的青铜贵族集团很清楚自己权力的来源是对金属资源的控制。以色列第一任国王所罗门为圣殿铸造了铜柱和青铜水池，在远东的中国，“（青铜）鼎之轻重”可以衡量国家的强弱。这些青铜“礼器”既是炫耀，也是战略资源的储备。按照半神统治者的设想，只要子孙保有这些铜器，就能应付一次又一次的危机。但他们万万没想到，“礼崩乐坏”的末日危机并非源于青铜储备不足，而是因为新的金属改变了游戏规则……

……下一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内容已补充到下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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