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的文明为何后来居上？ 第1页

黄河流域和长江中下游之间的分流应该发生于龙山时代-二里头时代之间，此前二者文化发展程度基本并驾齐驱，此后有了明显差异，可能有几个原因：

1.在仰韶时代甚至更早，中国史前文化的地缘格局基本不受外界的强烈影响，可以认为是相对封闭环境中自发形成的；但是龙山时代赶上了青铜时代全球化的一波浪潮（张弛：《龙山—二里头——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改变与青铜时代全球化的形成》，《文物》2017年第6期。李水城：世界体系下的边际效应：中国西北与欧亚草原的族群迁徙与文化交互，2016）。

在青铜时代世界体系中，从文化输入的角度来看，谁与中亚至近东地区的交流更加便利谁就沾光，黄河流域相比长江中下游的区位更好，而中原可能又较海岱地区略好。龙山时代起，旧大陆西部传入中国的主要是小麦和大麦等作物，绵羊、山羊、黄牛和马等家畜，以冶铜为主的冶金技术。这些因素中，食物资源上主要是补强了北方的农业经济体系而对长江中下游几无影响，这些牲畜进一步支持次级产品革命（牵犁、拉车、挤奶、剪毛、骑乘等），同时冶铜也明显会产生一些社会变化，这样北方至少在技术传播的时间差内就有了相对于南方的优势。

2. 从族群竞争的角度考虑，青铜时代的全球化加剧了社会复杂化和生存压力，新石器时代本不重要的一些东西成为新的生产要素，资源掠夺和领土扩张引发的族群迁徙和文化交互成为一种新常态。黄河中游的位置虽然较好，但四战之地也需面对北、西方向强敌更激烈的竞争，更容易被组织起来，有更强的激励去开发新的战争技术和组织方法。

（若论气候变化和自然灾害，自然条件更差的新疆、甘青、狭义北方、辽西等地区其实更加脆弱，但它们能够避免石家河-良渚式的衰落而成为中原的威胁，应该还是由于外来物种和技术提高了这些区域人口承载力的上限）

3.南北方的地理环境和农业基础不同。

根据童恩正先生的看法，黄河中游平原地势平坦，交通方便，有利于文化的交流和物质的交换。在原始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容易发育出统一的社会意识和宗教意识，从而有利于超出部落组织之上的更大的政治实体的出现。南方则山峦阻隔，河川纵横，森林密布，沼泽连绵。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自然的障碍将古代的文化分割在一个一个文化龛中(cultural niche)，文化龛之间虽然互相存在影响，但交往却不如北方平原地区那么方便密切。由于每一文化龛的范围都不是很大(比较黄河平原而言)，它所能供养的人口以及社会剩余产品都是有限的。这样，在原始社会解体的过程中，酋邦的出现即能满足社会的要求，不必、也不能自动地再向国家发展。

黄河流域的气候干旱寒冷，比之于南方动植物种类均较贫乏。相对严酷的自然条件要求人们更多地致力于生产经济，主动地调整自己的社会组织，发展自己的文化以适应生产的需要。南方自然条件优越，生活资料易得，当地的民族对于生产经济的重视反而不如北方。

在黄河流域，当社会分工进化或人口增加而需要增加产量时，可以单纯依靠扩大耕地面积而取得，并不需要过多的劳动力的投入和新工具的采用，也不会遇到南方那种大规模清除森林的困难。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则与此不同，在稻作农业的第一阶段，即利用自然地势和自然水源、火耕水耨的阶段，投入低而收入高，社会所获得的总能量，是可以与粟作农业相比较的。如果说，在原始社会阶段，这种生产(当然还需要辅之以其他的经济活动)可以支持氏族或部落的活动的话，那么，对于因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产生的对剩余产品的增加的需要，它将力不胜任。为了扩大耕地面积，人们必须砍伐森林、建筑沟渠、平整土地、修砌田塍，这就不能不受到缺乏铁器和兽力牵引的限制。

（童恩正. 中国北方与南方古代文明发展轨迹之异同[J]. 中国社会科学, 1994(05):165-182.）

目前证据下我觉得童先生的解释还可以成立，简言之在新石器晚期的资源禀赋和技术条件下长江中下游稻作农业已达到临界值（随着投入不断增加，相应的新增产出是不断递减的），而北方旱作农业可供拓垦的新土地还有很多，于是当时看起来差不多的经济后来出现显著分化。

当然这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不过也比从新石器考古的角度单纯讨论石家河和良渚为什么崩溃（战争、水患、神权等）要合理，因为后者不足以解释后来三代南方为何没有再出现过高度复杂的社会。石家河之后，长江中下游第一次能和中原争锋似乎要晚到楚国崛起，这中间还有一千多年的时间，何况直到司马迁的时代，仍然是“楚、越之地，地广人希，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长江中下游是否开发到了青铜时代技术所允许的极限，当时社会组织是否超越良渚和石家河的高度，现在好像还是一个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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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S:假设之前对新石器时代农业生产力的推测无误，那么在新的畜力和交通工具引入前，考虑到长江中下游水力运输条件便利，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南方中心聚落应该能控制更大的领地，所以，良渚和石家河略超过同期黄河中游的文明似乎是可以预计的。

只是考古材料的欠缺使得直接对比很困难。比如海岱地区，目前发现的最大规模的墓葬是西朱封和尹家城，但两个遗址都不大，所以更大规模的龙山聚落中（比如两城镇）应该还有规模更大的墓葬未发现。目前看起来已知最高等级聚落和墓葬情况的史前社会，无非陶寺、良渚遗址群、牛河梁遗址群、凌家滩等寥寥几个，有些则是聚落基本清楚但没有发现大墓，如石家河、石峁。换句话说，大多数中国新石器社会发展程度将来肯定会随着新材料而调高预期，没摸到天花板呢，所以现在没办法下定论一定是南方更占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