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没有像韩国一样被财阀控制? 第1页

日本自古就没有商人控制和干涉国家政策的传统，台面上是武家和公家的博弈，商人只有被压榨的资格。就近代而言，很多人都以为明治政府的官僚体系习自英国，其实是误解，日本的政治制度只是形如英德，实质是学习法国的大政府官僚制度，一个庞然大物内务省控制了整个国家的规划，哪有财阀插手的份，何况三菱，三井如果没有明治政府的指导性政策根本无法崛起。而二战后，在麦克阿瑟把财阀解体后，安倍晋三的外公岸信介大力推行自己在伪满洲实验的指令性混合经济政策，通过通商产业省将这些大企业直接控制在政府手里，直到今天，诸如丰田，日立一类的大型日企仍受经产省直接或间接的干预和指导。日本从来只有政治家干死企业，没有企业干死过政治家。

你什么时候有了一种身为“万年在朝党”的自民党不找经团联为首的经济四团体（经济团体联合、日本商工会议所、日本经营者团体联盟、经济同友会，简称经团联、日商、日经联、同友会）要钱的错觉？当然人家自民党不一定是跪在地上苦苦哀求经济四团体给钱，而是躺着等经济四团体主动送钱。经济四团体里头经团连主要采取的是向自民党,其他3个团体主要采取的向自民党所属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资金的方式。在1975年,当时的三木武夫首相出于对田中钱权政治的反省,对《政治资金限制法》进行了修改，规定企业每年向政党以及政治家的捐款最高不得超过1.5亿日元，向一位政治家的捐款不得超过150万日元。之后，经团连成了大企业向自民党提供政治资金的窗口。

的确按照很多人所说，尤其是55年体制时期经济四团体为代表的商界主要撒钱的对象是自民党与民社党^[1]（分别打到自民党政治资金团体“国民政治协会”以及民社党的“政和协会”户头，每年自民党能收到160亿日元，民社党10亿日元，这个也是为了防止社会主义运动成功而给自民党与民社党缴纳的保护费^[2]，1990年代初,经团连每年向自民党提供的资金为160亿8元左右，约占自民党捐款收人的一半，向民社党提供的资金为10亿日元左右。日商90% 以上的会员企业不是向自民党，而是向自民党所属政治家个人提供政治资金），不过愈到55年体制末期，自民党政客的态度就愈发让经济四团体为代表的商界受不了，举个例子，据某大型教材公司的董事长曾经回忆说，自民党某议员经常跑到他家里募捐，每次去都直接从口袋里头掏出空白收据直接对他说:“今天写多少钱好呢？”该老总出于无奈，只好每次掏100万日元（100万日元以下可以不用向自治省汇报）。90年代后期日本经济陷入“失落的十年”，企业生存环境愈发困难，导致企业对自民党不满进一步升级，1992年2月7号经团联四团体与自民党首脑恳谈会上，同友会同自民党干部发生正面冲突——同友会的贺龙副三副代表干事说:“如果还搞这样的政治改革，我们将停止（向自民党）提供资金”，结果一下子就被自民党的首脑骂了回去:“不懂政治的人不要乱讲话！”所以直到1992年5月日本新党成立与同年10月自民党最大派阀竹下派（原田中角荣派）分裂后，经团联才开始寻找新的资助对象。经团连在1993年1月4日发表活动方针中明确表示:“将有可能导致政权交替的政界重组置于视野之中，促进超越了以往框架的政策争论。”这也是经团连第一次暗示有可能支持自民党以外的政党。1月5日,在经济四团体共同举办的新年会上，经团连的平岩外四会长表示将支持“(自民党以外的)维护议会民主主义、自由经济体制的政党"，日商的石川六郎会头认为“日本的政党一直是以冷战为前提从事政治活动,冷战体制瓦解以后重组是顺理成章的"，同友会的速水优代表千事指出:“自民党的长期安定政权是不正常的,到了应该通过政策争论来改变政治的时候了。”在1993年7月18 日大选前的7月1日经济四团体首脑进行紧急会谈并达成了根据选举结果,将考虑向新生党、新党魁以及日本新党等新保守政党提供政治资金的协议。7月14 日，经团连的关本忠弘副会长(NEC社长)甚至还表示:“如果社会党理解政治与经济密不可分的关系,采取建设性行动的话,也许可以成为政治捐款的对象。”^[3]大选中,自民党未能获得半数以上的议席,以细川护熙为首相的7党1会派联合政权取代了长达38年之久的自民党政权。9月2日,经团连正式决定以后不再替自民党统一筹集政治资金。对此，日经连以及同友会都表示赞同。受此影响,自民党所属“国民政治协会”1993年的政治捐款收人比往年减少了将近一半,为77.6亿日元。这首先是因为财界在“1年中换了4位首相的当今的政治形势下，不知道该向谁捐款才好”，减少了政治捐款的缘故；其次是由于财界将捐款对象扩大到自民党以外的其他保守政党；另外这与各行业经营状况的恶化也有很大的关系。

参考

1. ^ 1960年西尾末广领导属于社会党右翼会派的西尾末广派以及部分河上丈太郎派议员以反对当时社会党左倾的政治路线为由出走而组织的一个所谓“社会民主党”，名义上以1951年社会党国际的《法兰克福纲领》为尊，坚决反对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所谓”三反主义“），鼓吹民主社会主义，实际上在政见主张上偏保守一翼，故而一度有“第二自民党”之称，常年在国会有30-40个议席。55年体制崩解后民社党不久就遂告解散，随后其麾下成员以“民社协会派”这一会派的名义继续在民主党以及如今的国民民主党活动（民主党还在的时候旧社会党系的议员党内话语权甚至不如民社党系）。该党曾在1974年派代表团考察智利并称赞皮诺切特政权。
2. ^ 这保护费不能不交：以左翼战斗性工会“总评”为主要支持母体的日本社会党与“极左政党”日本共产党在冷战时期都是很现实的政治威胁——两者一度都承诺要在日本实现社会主义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日共直到90年代前”名义上“都没放弃暴力革命的主张
3. ^ 此时社会党已经大幅度右转放弃了以往近乎于激进左派的政治立场，诸多政策纲领也在和自民党趋同

文末有更新，简述了一下韩国政企关系史

原答案：

因为很多人认识事物的方式往往都只根植于第一印象，了解也往往浅尝辄止。

于是对他们而言，这个第一印象所形成的符号也就成为了其所代表事物的唯一标志。在分析问题的时候滥用这个标志就好了，既不需要深入了解，又可以代表说我已经了解过了，是有资格谈谈这个问题的。

而在世界知识这方面，一谈到韩国社会的负面消息，人们如果想要利用大众普遍贫乏的韩国相关知识去解释，那么很容易就会联想到最常见（客观原因+广大媒体的宣传），最突出（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自己“了解”韩国）的财阀。

于是“都是财阀的阴谋”出炉了，有没有让大家想到海峡对岸的同胞？

同样的道理还可以适用于“法国人爱投降”“意大利人打败仗”“北京官话是满族人的汉语”“客家话就是古汉语”。

大众是没有精力也没有热情去研究很多具体的领域的，但大家对于充满戏剧冲突的事件的兴趣又是永恒的。所以，韩国是财阀的阴谋，日本不是，当然日本也有其他的标志，我不说大家也知道。

但我个人觉得这样的认识事物的态度是有害的。这样的态度能够形成的认知就包括:雪莉的离去是财阀的阴谋，陈洁仪被淘汰是大陆的阴谋。

这样的态度是很有害的。而具体在这个问题上，在一个对韩国社会错误的认知下，肆意发展出韩国行将崩溃的结论。

结果只会不停地打脸吧。（等等我怎么觉得这个剧本有点眼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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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大家想深入了解韩国的政企关系发展史，相关论文真的很多，自己找一些看就好了。（比如说98年的财阀改革，我摘录了一点贴在评论区了，再比如说小股东运动。）我有时间可以讲一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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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经济确实以大企业为其特色，也确实在某一个历史时期存在有一定的政商勾结现象。

但具体的韩国的政企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分别具有不同的特征。先来两张图有一个直观的感受：

最早的韩国财阀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光复时期。美国占领军将日本在韩财产没收之后转交给了大韩民国政府，随后政府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活动，将这些财产分期低价拍卖给了一些企业：包括政府关系亲密的商人，战争有功者和持有大量“地价补偿证券”的大地主。1984年的前五十大财团中，31家在军政府时期就已经存在了。

之后，在工业化进程中，朴正熙政府提出了“出口第一”的口号，大企业为了获得巨额补贴，实际上开始完成相应的出口指标。相应的，在威权体制下，朴政府也开始偏向大企业，

1973年韩国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72.3%为大企业获得, 中小企业只占到27.7%。这27.7%的金融贷款大部分又为中等规模的企业所占有。

在这个时候，谁能得到贷款，谁能成为大企业是由政府决定的，一方面官商勾结是真，另一方面，政府才是最大的操作势力。政府在决定什么样的企业的时候，往往更偏好于选择听话的而不是绩效最好的，因此，韩国的大企业不得不依附政府来实现自身的增长。这个时候的韩国财阀是屈辱的。

1959年8月至1960年3月, 财务部和韩国重建银行为55个重要的企业提供了174亿韩元的贷款, 李承晚的自由党从中提取政治基金62.9亿韩元, 其中的24.5亿韩元作为选举基金, 38.2亿韩元为非法所得。111983年, 全斗焕总统建立了一个名为ILHAE的基金, 当包括现代集团在内的主要的大企业集团各自捐献了1500万美元之后, ILHAE基金继续向他们索要捐款。这些捐款被用来支持全斗焕及及其亲信。拒绝捐献的公司很快遭到了政府的报复, 韩国第七大财阀企业——国际商事集团在拒绝捐献后的几个星期内倒闭。最终超过9000万美元的捐献被交给了ILHAE基金。

但同时，这也意味着，虽然需要讨好当权者，但受到当权者青睐的财阀在这种关系中也获得了弱治理带来的好处，甚至于出现了类似于转型国家的“预算软约束”的状况。这期间确实存在一定的官商勾结的问题，其实财阀无所不能的印象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而在民主化之后，这样的一种控制关系确实有所弱化。金融自由化之后，韩国的大企业开始有了一定的资金自筹的能力，因此开始敢于跟政府叫板甚至干涉政府决定。（比如说1994年的第二代移动通讯产业问题）但是，即使如此，但这并不意味着大企业就摆脱了政府的控制。

1990年，卢泰愚总统（虽然其本身也是第五共和国前高层）迫使前50企业出让了3070万坪土地，在激起财阀们抱怨之后，卢泰愚拂袖而去，随后大财阀们便纷纷道歉或是闭嘴。再之后，发布过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财阀们往往会面临税务之类的一系列麻烦，于是渐渐也都学会了闭嘴。

政治献金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下错注后果也是严重的。现代集团出身的郑周永在选举的时候动用集团资金，同时猛烈抨击金泳三闹得欢，金泳三当选之后就开始了针对现代集团的报复行动。逼得现代集团的继任者郑世永发声明说“我们再也不卷入政治风暴”。（同在现代集团的李明博选择了站在金泳三一边）

金泳三上台之后做了很多事情：

1993年8月和1995年7月, 韩国先后颁布实行了“金融实名制”和“不动产交易实名制”, 这对于打击官商勾结和政客非法敛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93年7月, 韩国修订了《公务人员伦理法》, 规定四级以上的公务人员必须进行财产登记, 高级官员必须公布个人财产。1995年12月19日, 国会通过了《选举法》和《政治资金法》, 进一步规范选举过程和政治资金的筹措和使用。

继任的金大中也搞了很多事（比如说小股东运动，在PSPD面前，三星，SK，现代都吃过瘪）

1998年2月25日，金大中正式就任总统的当天，韩国政府在其发表的《新政府的国政运作方向—国政理念、政府改革、外交政策》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新政府经济改革的核心，就是切断政经勾结，改革财阀的结构，把劳动的当作分配利益和分担痛苦的主体。

具体的措施包括：

一、降低财阀负债率，不再让“大而不倒”成为共识。

1999年末财阀被要求将负债率降低至200%或更低水平.为实现这一目标，政府要求企业到2000年3月底不再采用交叉担保贷款。企业还被要求从1999年起，改善会计体系并加强财务报告，以此来增加企业管理的透明度。

这里简单说两句，一般情况下，按照优序融资理论，企业会先进行内源融资，然后是债权融资，最后是股权融资。盈利能力的高低对企业融资方式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首先，由于债权融资具有“税盾”效应，盈利性高的企业为了规避税收，会更倾向于债权融资；其次，债权融资可以制约由于高盈利带来的大量自由现金流，从而一定程度上制约管理层的处置权。而成长性高的企业则往往会因为债权人在债务合同中对高风险投资行为的限制而更加偏向于股权融资。但大型企业因为具有大量的有形资产和很大的企业规模，自然会更加偏好债权融资。

二、弱化政企风险伙伴关系，政府逐渐退出一些市场活动，切割掉不必要的政企关系，也取消很多大企业的特权

三、强化金融机构和股东对财阀的监督

四、调整企业结构

金大中一上台便与各大财阀会面，要求他们改组大企业集团。之后，政府提出的措施主要有，清理整顿子公司和不动产，要求各大企业除保留3-4家或5-6家主要公司外，其余一律清除掉。要求协调企业领导层，吸引外部专家管理公司。

卢武铉政府做得也很绝，总之进一步打击了财阀参与到与经营无关的事情中的可能。

“他在选举公约中表示:要重新加强对财阀企业的出资限制，以削弱财阀的影响力，为中小企业提供扩充事业的机会，并提出要照顾弱势群体等。”此外，卢武铉还向国民承诺，“新政府将致力于韩国经济力量的分散化，消除韩国财阀集团经营上的暗箱操作，使韩国经济更具 ‘竞争力和透明度’”

其实，韩国政府本身不断披露财阀的黑暗面，这本身就是它控制财阀的手段之一。所谓的财阀干预政治不能说不存在，官商勾结也始终是存在的，可财阀再大，终究还是大不过官啊。

参考文献：

[1]张树焕.经济成长与社会公平向度下的韩国财阀模式研究[J].当代韩国,2010(02):73-81.

[2]马颖,周剑麟.政府权威与战后韩国的经济发展[J].亚太经济,2006(01):44-47+86.

[3]张振华.大企业主阶级与韩国民主化[J].当代韩国,2008(01):18-25.

[4]杨洪刚.韩国财阀政治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4. DOI:10.7666/d.y651947.

主要是现在韩国主要写谚文已经不怎么用汉字，比较难瞎猜意思。

对于一般路过群众来说自然自媒体爆款文说什么就是什么。

日本也一样有财阀，财阀也一样可以影响国家。实际上财阀影响国策全球都一样。只是强弱问题。

一个正常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是相互循环的。日本虽然不是正常国家，但是日本从来没有把军事从治国中剥离，日本一直想拥有指挥权的。而反观韩国，美军打算归还指挥权韩国不要，宁可增大开支也不要军队指挥权。

这种情况下，韩国政治就只剩下钞票和笔杆子了。但是，笔杆子也要钞票啊。能抗衡财阀的不是政治，是政治家手中的军队。一个异地为官的县令为什么能威胁一个地主？因为县令可以调集军队对拥有数百户佃户的地主进行围殴。所以韩国政府除非是军政府，民选总统先天就干不动钞票。

其次，韩国政治家能力稀烂，举个例子，由于韩国国王是日本搞下台的，因此韩国国王被带回日本圈禁了，二战日本战败，本来民选政府上台可以让国王一家回国，但是韩国政府拒绝了，这不是非洲那些逃亡总统，这是韩国国王！回国他也不可能复辟，但是韩国不让回国，逗留日本。

想一想哪怕退位的，在日本过得好了，你韩国怎么办？过得不好呢？难道丢日本人的脸？日本勉强留下个皇室都供养不了(二战刚结束不久)，还能管韩国王室？

所以，韩国政治家先天就是殖民地思维。

问题的前提就是错的。

没有回答的意义。

应该说日本的财阀大族没有那么让人反感而已。

我觉得原因是继承制度。

日本的世家门阀，除了继承者“家主”这一支以外，各所谓“分家”。地位很低。

所以一来你不太可能真的遇到主家大少爷大小姐。

二来各位分家的少爷小姐们，必须自己闯荡出路。当然，他们会得到更好的照顾，但是总体上来说必须自己干活。日资企业里面时不时能看到这样的公子们。他们和普通员工一样干活，只不过功劳不容易被埋没而已。其他日本人，所谓年功，主要还是靠个年。但人家可以靠功。但因为有功，反弹较少。而没本事的，还真可能和普通人一样过一辈子。

也有一些有个性的长子，想干自己的事业。放弃继承权给次子。自己去当分家。外出闯荡。

但不用说，分家和本家还是互相照应的。

任何一个大财阀，都围绕着一众给他们做配套的中小企业。甚至家族作坊。

这些人虽然阶级跨越无望。但总不至于被吃干抹尽。

这种制度的好处——1、保证家族实力不稀释。

2、分家能保持积极进取的动力。创造新的空间。缓解内卷。

3、这是一种能上（虽然很难）能下（这个很顺畅）的制度。上去的人有履历能服众。下来的人也是按规矩，不丢人。在社会中等生活水平不低的情况下，大家都能接受。

这和英国开拓时期的情况有点像。长子继承爵位土地。次子们要么买个陆军中尉，要么加入海军。出去抢钱。

内外互相扶持。

韩国就不同了。说白了。中华式的广土巨族模式是不适合他们的。

不能向外寻找生存空间，财阀子弟出不去又下不来。他们的财阀只好进一步垄断社会的方方面面。社会内卷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