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长不看版:现在的主流观点应当是,古典时代雅典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的城邦,在肯定农业是城邦的根本和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承认工商业在雅典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这其实是学界争论已久的一个问题,在国外学界一般分“现代化派”、“原始派”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苏联史学界)”三派观点,原始派和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反对现代化派将古代社会比附于现代社会,强调古今的差别。其中,原始派从经济的主要生产部门出发的。他们认为,在古代的那种生产条件下,生产水平比较低,所以工商业的发达被过分拔高了,占主要地位的应该是农业。马克思主义学者,主要是从经济生产模式出发。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是资本家依靠雇佣自由的劳动力,靠剥削工人阶级,获取剩余价值。古代雅典的奴隶,不是自由劳动力,这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工人是完全不同的;雅典的工商业主,从阶级属性上讲是奴隶主,他们生产赚取利润的目的是满足自己需求,而不是获取剩余价值。
现代化派和马克思主义学派,不赞同原始派将农业作为雅典的经济基础,认为雅典的经济是以工商业为主的。从考古所得材料和保存下来的文献来看,有关工商业和海外贸易的材料明显比农业方面多。所以,从这些材料出发,他们得出雅典的工商业比之农业更为发达,也更为重要。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雅典的经济是发达的奴隶制工商业,强调奴隶主阶级同旧贵族、奴隶主阶级同奴隶之间的阶级矛盾。
现代化派和原始派,反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阶级斗争观点,双方也囿于当时的政治背景,将学术研讨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的政治论争。[1]
而在国内史学界,一般分“农本派”和“工商派”两派观点,顾名思义,农本派坚持农业是雅典经济的支柱和根本。工商派坚持传统的观点,认为希腊文明是一个工商业高度发达的文明,梭伦是代表工商业阶级的利益,其改革是工商业阶层对贵族阶层的胜利;雅典民主政治是工商业奴隶主的民主政治等等。这些观点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普遍存在于各种论著和大学教科书中。[2]
实际上,在讨论“古希腊雅典城邦是农业为主还是工商业为主”这个问题的时候,首先应该在时间上做出区分,古风时代雅典人口不多,农业生产大体可以自给自足,手工业水平也不够高,对于这个时期应该可以很肯定的说是农业占压倒性的主导地位。
而到了古典时代,尤其是前五世纪,随着劳里昂银矿的发现和雅典海上霸权的逐步确立,雅典城邦迅速走向繁荣。应该说,只有在这个时期,讨论农业和工商业谁处于主导地位才有意义。人口的急速增长带来的是各方面需求的大大增加,雅典开始从海外进口巨量的粮食和用于城邦建设的各种原材料。据我个人看来,此处才是各派学者争论的焦点所在,单纯的巨量进口不足以将雅典定性为一个“工商业”城邦,核心问题是雅典究竟用什么来平衡巨量的进口,换言之,雅典究竟出口什么。
传统观点一般将葡萄酒、橄榄油和陶器作为雅典出口的三大项,有时候还捎带上石材。然而这几项里没有一项是没有争议的。
首先是葡萄酒,一派认为阿提卡地区似乎从未出口过葡萄酒,阿提卡的葡萄种植始终不占主要地位,葡萄园也只占耕地的很少一部分。加恩西(Garnsey)甚至认为雅典生产的葡萄酒无法满足自身需要,必须从黑海地区进口。[3]这一时期(公元前五世纪)不仅没有发现雅典出口葡萄酒和橄榄油的证据 , 反而发现当时出产上等好酒的塔索斯和开俄斯装酒的陶罐的残片。[4]
另一派则截然相反,认为雅典曾经大量出口葡萄酒。“萨摩斯岛、罗德斯岛和克尼多斯(Cnidus),都有把印章盖到泥土坛上的传统,这些泥土坛被用于盛装出口的本地酒。从这些酒坛子的碎片当中发现的印章,可以清楚地知道这些城邦酒贸易的情况。考古发现了许多这样的遗址,包括雅典也发现了这样的遗址。雅典出口到外邦的葡萄酒也是把印章盖到双耳陶罐上。从公元前 5 世纪末到 3 世纪末,这些装酒的盖有印章的陶瓶从雅典运送到萨索斯岛;还有公元前 3 世纪末 4 世纪初(原文如此,疑为笔误)出口到罗德斯岛的葡萄酒,这些酒的出口量都很大。还有出口到开俄斯岛的葡萄酒,只是作为一种奢侈品,数量很少。总之葡萄酒贸易的发达,表明了雅典商业贸易的发展,对商业的兴旺发达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5]
然而,不管是哪一派观点都有一个致命的问题,那就是虽然两派都以考古发现来支持自身的观点,但是这些考古发现最多证明雅典存在同时进行葡萄酒进出口的现象,却无法说明这种贸易的规模,连工商派也得承认“从庇里尤斯港出口的酒的数目尚不清楚。”农本派在这个问题上真正的杀手锏应该是,在雅典粮食尚且不能自给,而葡萄酒在东地中海许多城邦都有能力生产的情况下,将宝贵的耕地用于大量种植葡萄并酿造葡萄酒出口是否真的划算。
类似的质疑也出现在橄榄油的问题上,成樾《论古典时代雅典橄榄经济与社会功能》一文即从橄榄的种植与加工、雅典所面临的海外市场和其所具有的航运能力、雅典的土地状况、橄榄油出口的利润、世俗生活的需求对橄榄出口产生的分流、橄榄神圣性的来源和神圣观念及其所带来的触碰禁忌和食用禁忌对出口的制约、宗教生活的需求对橄榄出口的分流这数个方面入手分别进行阐释,并最终得出结论:古典时代,雅典出产的橄榄更多用于内销而非出口获利,橄榄在雅典人生活中的重要性更多体现在文化层面而非经济层面。[3]
在陶器这个方面,不可否认的是雅典的制陶业非常发达,同时必定存在陶器出口的情况。“进口纺织品主要来自迦太基,进口木材大部分来自大希腊、马其顿、色雷斯和黑海;进口奴隶大都来自东部地区、滂都,以及爱琴海北部,尤其是色雷斯地区。进口纸草、象牙、油膏等来自埃及。进口珠宝主要来自北方。食盐来自意大利。进口金属材料等主要来自南部高卢和伊特鲁里亚等。为了弥补因大量进口而造成的经济亏空、平衡贸易。雅典就不得不向域外输出本国的特产商品,如葡萄酒、橄榄油和精美的陶器等。以至,我们今天依然可以在这些地区发现大量精美的雅典陶器。”[6]
农本派也承认这一点:“从公元前 6世纪早期起 , 雅典生产的彩陶就控制、 甚至几乎垄断了整个地中海世界的市场 , 出口到远至黑海沿岸、 法国南部和北非的广大地区”,但是同时又指出“但制陶业在雅典经济中所占的位置却是十分次要的。根据考古专家们的估算,即使在制陶业最兴盛时期 , 雅典从事制陶业的总人数也不超过 200人。而且到公元前 4世纪 , 由于海外市场对彩陶需求的消失 , 雅典的制陶业也随之迅即衰落下来。 除彩陶外 , 雅典城邦似乎很少出口其手工产品。 也就是说 , 雅典手工业的主要目的是满足自给的需要 , 因而其规模也就十分有限 , 希腊其它城邦的情形也大致如此。”[7]
综上,其实我们可以看出,几乎没有人否认雅典存在商品出口的情况,然而核心争论在于这种出口究竟有多大的规模。工商派认为这种出口规模必定很大,因为需要和进口进行平衡;而农本派则从雅典的客观条件出发,指出根本不可能有大规模的出口。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农本派如何为雅典平衡进口提供一种有说服力的解释。
一般来说,农本派认为雅典平衡进口依赖的不是出口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而是直接以货币进行支付,而货币的来源主要有银矿收入、从属国收取的贡赋、雅典作为贸易和旅游中心获取的额外的商业税和港口税。“公元前4世纪,雅典失去了巨大财富,色诺芬为雅典增加收入提出的建议是:鼓励外邦人移居雅典,旨在增加外邦人向雅典交纳的外邦人人头税;鼓励外国人到雅典进行贸易和旅游,以增加港口税和商业税等;鼓励开发银矿,增加银矿岁入。雅典的收入主要就是他所列的几项,即来自于银矿收入和被芬利称之为‘无形出口’(invisible exports)的作为商业中心和旅游中心的收入。”[4]徐松岩就雅典城邦的经济结构类型作了一系列的研究工作,专门撰文指出古代世界不存在工商业城邦。他认为,古典时代的雅典来自海外那部分金钱收入并非依靠贸易,而是雅典的属邦通过海路运抵的贡赋,属于剥削和掠夺所得;雅典在古典时代,在阿提卡之外直接和间接控制了大量的土地,它能从这些地区获得充足的财源和粮食供应。[1][8]
据此,我们可以做出如下梳理,雅典发展的转折点在于劳里昂银矿的发现,银矿带来的额外收入促成了雅典强大海军的建立,促使雅典迅速走向强大繁荣,这种繁荣一方面极大地拉动了内需——这也是农本派论述不可能存在大规模的农产品和手工业制成品出口的重要论点之一,一方面又产生了对海外进口的巨大需求,雅典的海上霸权一方面保证了进口航路的安全,一方面又通过收取贡赋获得了大量收入以平衡进口。也就是说在农本派看来,雅典平衡进口的根本在于银矿收入和海上霸权,而并非依靠大量出口,从而否定古典时代工商业是雅典的经济支柱的说法。
此外,还有学者从古希腊人自身的观念入手进行研究,分析“本末观”,得出古希腊人以农业为“本”,以工商业为“末”的结论,从而强调城邦的农业属性。[2][9]
综合来看,现在的主流观点应当是,古典时代雅典是一个以农业为主、工商业为辅的城邦,在肯定农业是城邦的根本和经济基础的同时,也承认工商业在雅典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并对城邦社会生活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点可能歪题的题外话,关于古希腊雅典城邦是农业为主还是工商业为主的争论不仅仅是学术争论那么简单,还有更为复杂的背景,即“国内的学者往往有意识地或下意识地将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乃至古希腊文明相比。由这两大文明的现代特征入手,由今而古,想当然地推出一个对立的结论,即现代中国经济的欠发达应归咎于古代中国文明的农业特征,而现代西方文明的工商业特征则起始于它的根源,亦即古希腊文明”。[7]甚至还一度出现了《河殇》这种“不是用唯物史观、用生产方式的变革以及各种社会因素的变化的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而是用唯心史观、用地理环境决定论、用中国人天生愚劣等观点来解释中国历史”[10]的产物,把现代西方文明社会的起源归因于所谓的“海洋文明”、“蓝色文明”,认为作为西方文明起源的古希腊文明就是工商业文明。而中国这样的“内陆文明”、“黄色文明”是失败的文明。
因此,对于古希腊雅典城邦是农业为主还是工商业为主的争论,某种意义上也是关于正确认识东西文明起源和发展道路的一种争论。正确认识古希腊城邦的经济属性,也就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
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原始派(Primitivism)和现代化派(Modernism)的争论说是上世纪70年代之前希腊罗马经济史领域最重要的争论也不为过,毕竟这牵扯到研究范式乃至对希腊罗马社会性质的理解。这场争论可以一直上溯到十九世纪末,始于德国经济学家卡尔·布歇尔(Karl Bücher)1893年出版的著作《国民经济的发展》(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布氏在该书中将经济史分成三个阶段,“封闭的家庭经济”(Geschlossene Hauswirtschaft)、“城市经济”(Stadtwirtschaft)与“国民经济”(Volkswirtschaft),分别对应古代社会、中世纪与现代工业经济。布氏认为希腊罗马社会封闭的家庭经济是一种原始的自给自足与非市场的经济形式。原始派的核心观点是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经济处于一个线性的发展过程中,古代社会是现代资本主义经济不成熟、不完备的原始阶段。布氏之后持原始派观点者多为经济学家与社会学家,最著名者莫过于提出了“消费型城市”与“生产型城市”的韦伯。
布歇尔的观点遭到了德国古典学家梅耶(Eduard Meyer)与贝洛赫(Karl Beloch)的强烈反驳。梅耶在《古代世界的经济发展》(Die wirtschaftliche Entwirklung des Altertum)中认为,在希腊罗马社会极盛时期已经预示着现代资本主义的降临,古代经济与现代经济之间没有根本性质的差别。基于这一论断,梅耶与布洛赫将许多现代概念引入到古代经济史研究中来,用现代理论和模型分析希腊罗马社会。现代化派的观点在古代史家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二战前几乎为现代化派垄断,俄裔美籍历史学家罗斯托夫采夫是其代表:
罗马元老院议员和骑士这两个特权阶层曾共同构成一个半封建的大地主和商人阶级,他们的物质财富是从开发国家的资源得来的,而他们的政治权力又是从他们的财富得来的。可是,意大利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形成了联盟,这个联盟在野心勃勃的政客和军阀的领导下终于摧毁了上述两个特权阶层的统治政权。奥古斯都的活动体现了中下层罗马公民的这一胜利,同时也表现了敌对势力之间的一次妥协。尤特留氏和克劳迪亚斯氏又恢复了这场斗争:他们的政策是要建立一个以整个帝国城市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国家,他们用残暴的恐怖手段对共和国晚期的显贵们的余威和愿望予以致命的打击。爆发一次新的内战,证实了由帝国所有城市里的中产阶级所支持的新型政府已经巩固无虞,于是,弗拉维攸斯氏就把旧显贵阶级的残余分子以及曾一度取代这个阶级的皇家幸臣统统清洗干净。这个力量雄厚的中产阶级构成了国家的经济骨干,这是皇帝们有意识地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东方行省和西方行省中都同样地一贯推行促进城市生活发展的政策;但是,资产阶级通过首都中代表他们的团体(弗拉维攸斯氏的新帝国元老院)和外省自治市的权贵们表达了他们不愿意支持这种由奥古斯都的元首制经尤留斯—克劳迪亚斯蜕化而形成的个人武力专政制度,这种制度在韦斯帕西安一度企图重建奥古斯都的元首制之后又在多米提安的独裁政体下复活了。资产阶级不愿意支持这种制度的结果是建立了安东尼努斯氏的君主立宪专制政体,这个政体以整个帝国的城市中产阶级和各城市的自治政府为其基础。君主虽有专制之权,但他被视为罗马人民的最高长官。在他的旁边,有代表城市资产阶级的元老院作为一个谘询机构。皇家的官吏和军队与意大利和各行省的自治团体是平列的。
M. 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马雍、厉以宁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年,第5-6页。
但是到了70年代,现代化派的范式遭到了芬利(M. I. Finley)的沉重打击。国内学界在介绍芬利的时候常常将之归入原始派的范畴,但芬利的学生Alessandro Launaro在芬利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中认为芬利同他的老师波兰尼(Polanyi)一样属于实质派(Substantivism)。三者的区别见下图:
Alessandro Launaro, "Finley and the Ancient Economy," In M. I. Finley: An Ancient Historian and His Impact, ed. Daniel Jew, Robin Osborne and Michael Scot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 231.
(a. 原始派 b. 现代化派 c.实质派)
芬利的观点简单概括如下:所谓的“经济”活动在古代是嵌在(embedded)政治及其它社会活动之中的(来自他的老师波兰尼),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独立的“经济”领域;economy的现代含义是十九世纪末才定型的,见《古代经济》(The Ancient Economy)第一章《古代人及其经济》("The Ancients and Their Economy")。因此,古代经济既不是现代经济的原始阶段,也不是现代经济的翻版,两者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芬利同时认为,古代社会中的社会分层不是纯粹经济意义上的“阶级”,影响人们的“经济”活动的不是利益,而是等级与地位(Order and Status),芬利自己对等级的定义如下:
a juridically defined group within a population, fields of activity, governmental, military, legal, economic, religious, martial and standing in a hierarchical relation to other orders.
M. I. Finley, The Ancient Economy, with a Forword by Ian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45.
而地位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可参见1999年版《古代经济》的序言,伊恩·莫里斯有非常精辟的总结。
1974年《古代经济》的出版标志着古代经济史领域一次重大的范式革命,虽然芬利在许多问题上承袭了原始派的观点,但是线性化发展的观念已经被彻底打破了。按照约翰·戴维斯(John K. Davies)的观点,今日的古代经济史研究处在后芬利时代(Post-Finley Era)。
回到题主的问题,雅典的工商业发达吗?至少在当时的地中海世界,发达。雅典的农业重要吗?重要。雅典的工商业和农业能割裂开看待了吗?不能,橄榄油葡萄酒都是农业产品,而雅典也必须依靠粮食进口才能养活自己的居民。对农业或者工商业的片面强调实质上都是原始派与现代化派为了支持自己的观点而自说自话。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古代社会的工商业与农业能够分开,两者都是内嵌在整个社会之中,互为表里。应当跳出这种窠臼。至于两者孰为主的问题由于资料的缺失基本上就是一本糊涂账。芬利对很多细节问题的看法现在有不少已经动摇乃至被彻底推翻了。而题主提到的学术著作与教科书之间的区别,首先国内世界史在许多观点上大大落后于西方学界,西方学界许多70年代完成的范式转型到现在国内还没开始。对芬利的系统性介绍是近十年才开始的(我揣测一下,题主所说的“推导出土地私有制的确立是城邦政治的开端”指的应该是黄洋老师90年代的那篇论文吧),现代化派在二战前都是主流,70年代才受到系统的批判。而中学教科书怕不是还要落后国内学界2、30年……
参考文献
黄洋:《摩西·芬利和古代经济史研究》,《世界历史》2013年第5期。
晏邵祥:《芬利与古典世界历史研究》,M. I. 芬利:《古代世界的政治》,晏邵祥、黄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
Davies. John K. "Hellenistic Economy in the Post-Finley Era." in Hellenistic Economies, edited by Zofia H. Archibald, John Davies, Vincent Gabrielsen and G.J. Oliver, 7-44. London: Routledge, 2001.
Finley, M. I. The Ancient Economy, With a Forword by Ian Morri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9.
Launaro, Alessandro. "Finley and the Ancient Economy." in M. I. Finley: An Ancient Historian and His Impact, edited by Daniel Jew, Robin Osborne and Michael Scott, 227-24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