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有人认为：清军入关之后，为何北方望风而降，而南方抵抗激烈呢？ 第1页

我说句不好听的，排除陕西籍的大顺和大西军势力，明末江南给清军造成的损失和麻烦，摞在一起都没有榆园军一家给清军造成的打击严重，不过就是南方抗清由士人主导，留在史料上的材料更多而已，事实上，我说句不好听的，夏完淳张煌言这些人，实际战绩还不够给北方那些坚持抗清的农民军领袖提鞋的。

咱们都不提西边大顺和大西系统那些积年老反贼们，就说山东河南和江苏，光榆园军就能北攻大名，南克海州，攻占过濮州、曹州、东平等重镇，甚至一度进逼开封和徐州。

梁敏、谢迁、李青山、王小吾、马应试、李化鲸、任复兴、于七、黄镇山、范次五，刘邵武、这些朴实的名字，在历史上惊鸿一瞥，但是却给清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伤亡，比起南方那些基本没有军事素质，只能说“勇气可嘉”的抗清义士们，我大沙东的汉子们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好吗。

问题描述就是错误的，清军入关后到剃发令下达这个时间点，无论南北都没有同八旗玉石俱焚的想法，剃发令下达后，南北都爆发了极为激烈的反清起义，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北方的抵抗运动甚至对清廷的威胁和打击都更大。

北方民众对剃发同样非常抗拒，但多尔衮考虑到立足未稳取消了刚入关时发布的剃发令，使事态没有进一步演变，即使如此在天津、山东等地依然有一些小规模的反抗；日后反抗激烈的江南，在清军攻克南京、杭州后，绝大部分府县都乖乖向清军递交了降表，绝大部分人并没有要为大明殉死的想法。而剃发令发布后，南北各地，确切地说清廷在关内的绝大部分统治区都爆发了剧烈的反抗运动，几乎就在江南各地发生起义重新拒绝清廷统治的同时，陕西民众依附原本逃入山中的明将孙守法发起大规模反抗，同时原大顺军余部贺珍部也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加入起义，声势最为浩大之时威逼西安，几乎将清军逐出整个陕西。之后直到以姜镶反正为代表的山西起义被镇压下去为止，北方可以说一直都在爆发大规模反清起义，以丁国栋为代表的甘肃反清运动，以王永强为代表的陕北反清运动，以谢迁为代表的山东反清运动，可谓此起彼伏，风起云涌。甚至到了1650年底还有县城级别的反清势力坚持在陕北和山东地区，北方的反清运动比起南方同样气壮山河，甚至犹有过之。

尤其山西全省规模的反清起义，更是逼迫清廷将几乎全部八旗精锐调至北方镇压起义，多尔衮为了鼓舞士气更是一口气火线封了四个亲王提振人心，由此彻底改变了之后清廷的政治局势。也是因为北方大规模的反抗运动，让清军觉得兵力捉衿见肘，这才放出入关后本已被严密监视的吴三桂，协助镇压山西、陕西的反清运动，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吴三桂才一飞冲天，成长为满清体制内最强的汉人军阀。

再补充一个数字论证，1644--1649年有据可查的清廷将校阵亡情况中，总计阵亡174人，其中河南、河北、湖北、山西、陕西、山东等北方地区共阵亡116人，占总数的接近2/3，所谓“北方民众喜迎大清王师”之说可以休矣。而直到1651年后南方两大反清势力——大西系明军和郑军成长起来后，清军将校在南方地区的阵亡情况才彻底压倒了北方地区。而这之前南方的抵抗运动规模不可谓不大，但除了江阴在内的少数地区，南方大部分抵抗运动最合适的评价是“勇气可嘉、气节可取”。

既然都谈到这里了，不妨再多引申些话题。在这个话题上抨击题主其实也没有必要，某种程度上，“北方望风而降，而南方抵抗激烈”这种刻板印象本身就是过去某些历史叙事造成的结果。之前史学界有人批判中国明清时期的历史叙述过于倾向“京城——江南”叙事，这个评价有偏颇之处，但也不无道理。事实上，这个“南方抵抗激烈”中的南方，很多时候甚至不包括大西、大顺系明军活跃的西南，而是专指以文人汇集的江南为核心的东南地区。

必须要承认的一点是，江南在明清成为文化中心的同时，也强势地增加了自己在历史叙事中的比重。明清之交江南地区远超其他地区的文人数量，保证了江南的反清运动必然会通过数目繁多的书信、家谱、文集、诗歌、遗民文学等手段传播下去，哪怕在文字狱的压制下，由于其本身的基数巨大也必然会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以手抄本的形式在江南地区暗暗流传的《扬州十日记》即为一例。而这种文化上的遗产，在近代中国开始重塑民族和国家观念的时候，会顺势成为一种符号化的存在，比如江阴起义，某种程度上就成为了中国人面对暴政压迫时勇气和气节的一个象征（当然它也确实配的上这个地位），反过来增强了南方抵抗运动在普通人心中的印象。

另一个问题则是明末清初的史料中本身依然以明皇室为正统，而明正统皇室及其活动踪迹在甲申以后又在南方，导致史料的视角过于集中和狭隘。遗民编的南明史料都普遍存在一个问题，从1644-1662的十八年大规模反清运动史中，弘光政权不过1年的时间，但往往能在一本书里占着30%甚至更多的篇幅。而永历进入大西控制区内到死亡接近11年的时间，往往也占30%甚至更少。

而对当时几个主要集团的描述也存在类似的问题，郑家由于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东南反清士人集团，因此作为一个大部分时间仅控制一个府的政权却有着极为丰富的历史资料。而地盘更为丰富的国主政权，很多重要问题都模糊不清，孙李交恶、贵州的明宗室是否被处决、乃至最后内战的内幕都有颇多疑问不能解答，甚至清军在国主政权后期攻克重镇辰州再主动撤退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甚至都极少见南明史料提及，反而出现在清方档案和洪承畴的个人行迹叙述中。

最后回到话题本身，我们今人该以什么视角回看那段历史的时候，顾诚先生提供了一个恰当的思路“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

明末清初的历史，既不是朱明皇室的家族史，也不单单是江南文人们笔下的遗民故事，而是跨越地域、阶层乃至民族的民众共同参与并谱写的反抗民族压迫和暴政的壮烈悲歌，江阴城六万人同生死义是其中一曲，陕北府谷人在绝境中坚持二年不降同样是其中一曲；鲁监国官员舟山跳海自杀是一曲，茅麓山火中李来亨慷慨赴死同样是一曲，甚至于贩夫走卒比达官贵人弹奏了更多的音符，过去的高官重臣如猪狗般跪着，那些“流贼、海寇、平民”巨人般站着。

而现在，不管动机如何，将这段历史歪曲成地域嫌隙间的工具未免过于德匹下了。

附录——1644——1649年北方清军将领阵亡名录（不完全收录）

北方地势平坦，对骑兵如此不利守卫的前提下已经抵抗运动轰轰烈烈，不次南方。高赞帖子都列举了。再看：

扬州十日。宁死不降，守将：

刘肇基，籍贯辽东。

史可法，河南祥符人。

一个河南人一个东北人，带兵守扬州。

再看，江阴八十一日。宁死不降。守将：

阎应元 ，字丽亨，汉族，直隶通州人（今北京通州）。

北京人带兵守江阴。

试问：岳飞哪里人，牛皋哪里人，宗泽哪里人，南霁云哪里人，张巡哪里人，于谦哪里人，杨靖宇哪里人，赵尚志哪里人，吉鸿昌哪里人，王坚哪里人，铁铉哪里人，颜真卿哪里人？

这些人舍生取义就是让地域吹们来挑动南北攻击彰显自己更高等吗？多读点书有什么不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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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i-bo-29-7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南方人会写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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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i-bao-bao-46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南方人文人多，有话语权，把惨事写的惨。

老奴占据辽东，汉人人口至少折损一半。史书记载，辽东逃人夜间逃亡不得不捂死所有婴儿。东江军几乎都是辽东逃人组成的，依托孤岛抗金十年，最后被明朝抛弃，大部溃散，余部降金。

你说谁更惨，谁抵抗的更坚决？

以前我只知道三矿徒是汉奸，当然，他们的确是汉奸。但是他们曾经都是英雄。

什么是悲剧。

就是把美好的，崇高的，伟大的——都毁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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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ang-zhong-zi-97 网友的相关建议: 
      

首先应该明确这一点：清军入关以后，北方军民并没有望风而降，而是进行了一番激烈的抵抗，歼灭了相当多的清军将领，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别的不说，提出“剃发易服”政策的千古罪人孙之獬就是在其家乡山东省淄川县被义愤填膺的反清义士们擒获并凌迟处死的。

当然，在清军入关的时候，北方因为拉锯作战数十年，从农村到城镇早已残破不堪，人口已经不多，难以有效整合反清力量，抵抗是很分散的，所以烈度度看起来要低一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很多北方人是转战到南方抵抗去了。在南方抵抗清军的著名北方将帅，像史可法、阎应元、李定国、刘文秀、李来亨等等数不胜数。客观地说，在南方抵抗清军的著名将帅以北方人居多（南明所依靠的主体力量就是大顺、大西的旧部，李、张的部将多为陕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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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uang-sheng-83-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怎么觉得有人在挑拨？在北方抗清的有很多南方人，在南方抗清的也有很多北方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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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rs-50-48 网友的相关建议: 
      

谁出了一分力，能吹出十分功？

谁又出了九分力，被贬的一文不值？

没错，正是江浙那一代的炮嘴党。

你要搞清楚，民族英雄史可法始终联清抗顺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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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ud-4-89 网友的相关建议: 
      

永历二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二楚虎尔犯边，清睿亲王多尔衮派英亲王阿济格，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郡王瓦克达等领兵戍守大同。大同官员奉命征集粮草，百姓怨声载道。

永历二年十二月初三，大同守将姜瓖乘清宣大总督耿焞出城验粮草的体会，突然关闭城门，下令易官服，发布文告遵用永历正朔，公开揭起反清的旗帜。姜瓖反清以后，“飞檄安官，朔，浑一带俱受伪札”。阿济格十二月间的的报告说：“叛者不止大同，其附近十一城皆叛。”

一时晋西北，晋中，晋东南，晋西南应者云集，在很短的时间里，山西全省除了省会太原和少数城池外，差不多都被义师占领。而山西的反清复明运动又迅速波及陕西及西北等地区。连畿辅和山东也“山贼蜂起”，满洲贵族遇到了入关以来的最大挑战。

清庭最初想要招抚姜瓖，姜瓖置之不理，永历三年正月初四，多尔衮派敬谨郡王尼堪等统兵入大同，二月间，多尔衮亲征大同，三月间，因多铎染天花，多尔衮回京，四五月间，山西已经义军峰起，阿济格，尼堪等部顿兵大同城下，毫无进展。

永历三年六月，山西义军魏世骏等派出一支军队进入河南，接管武安，林县，涉县。多尔衮深知局势的险恶，他不敢撤出包围大同的兵力来镇压山西各地的反清烽火，以免放虎出柙，使山西反清盟主姜瓖同其他各部汇成一片，只好从京城抽调一切可用的力量投入山西战场，除了英亲王阿济格，敬谨郡王尼堪外，还有端重郡王博洛，承泽郡王硕塞，多罗亲王满达海，多罗郡王瓦克达。至于康熙初年专政的鳌拜不过是随军偏裨，陕西方面还有平西王吴三桂，固山额真李国翰，陕西三边总督孟乔芳等。

为了鼓舞士气，多尔衮将尼堪，博洛，硕塞全部提拔为亲王，在南方同南明作战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刚刚攻破南昌城的谭泰，何洛会等都被催促尽快返京，山西义军以一省之地，对抗整个满洲八旗。

佟养量接任宣大总督，先后在平型关，雁门击败义军刘迁，解除了大同清军的背面威胁，使山西战局变得对清有利。清庭把全部精锐兵力投入山西战场，当地复明义军逐渐招架不住了，大同城里的粮食已经耗尽，“兵民饥饿，死亡殆尽，余兵无几”。在外遇无望的情况下，姜瓖部下的总兵杨振维变节，杀害姜瓖及其兄弟，持首级出城投降。

次日，清军入城，多尔衮下令除杨振威官兵家属外，大同城内“官吏兵民尽行诛之”，由于围攻八月之久始终攻不下这座坚城，多尔衮下令将城墙高度拆除五尺，借以泄愤。

山西，陕西等地的大规模反清复明运动坚持了一年之久，终于被占压倒优势的清军扑灭。尽管由于史料的限制，很难把这场轰轰烈烈的抗清斗争的全貌和组织清空叙述清楚，但已经可以看出北方百姓为了反对满洲贵族的暴虐统治而展开的殊死斗争是何等惊心动魄，丝毫不逊于南方，清军在镇压山西反清复明运动中不分青红皂白，滥杀无辜老弱，表现的野蛮残酷令人发指。

大同城破后的屠城，执行的相当彻底，只剩下监狱中关有的重犯五名，由于“城破尽屠，无凭究拟”，人都杀光了，无法找到原告和证人，新任地方官只好上书顺治，提请销结案件，这份奏折，保存在第一历史档案馆。

永历四年，十二月，清宣大山西总督佟养量揭帖中报告：“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随之而来的是大片耕地荒芜，《朔州志》记：“城破，悉遭屠戮。”《五台县志》记：“自戊子延及辛卯，人民死徙，地土荒芜，迄今三十余年，流亡尚未全复，土田尚未尽肯也。”

李自成的大顺军虽然被污蔑为“流寇”，但攻破汾阳时军纪极为严明，而博洛，满达海攻破汾州，全城屠戮，男子被屠杀一空，女子，财物成了满洲贵族的战利品。与在汾阳秋毫无犯的李自成相比，高下立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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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军在此次反清起义中的屠杀远不止山西一省。

王永强，陕西吴堡县人，姜瓖在大同反清时，他任延安营参将，“与瓖通谋”。永历三年二月占领榆林，三月初到延安，斩清知府，三月二十三日，王永强与清军列阵大战，因兵力不敌，被清军击败，王永强阵亡，清军乘胜移攻蒲城，城中军民固守，到四月初五日被清军攻破，“遂屠之，杀戮万余人，匕筋无遗”。

永历二年三月，甘肃回族将领米喇印，丁国栋等发动反清起义，四月间清庭派固山贝子屯齐同固山额真汉岱领兵前往甘肃征剿，五月二十七日，米喇印领兵迎战，不幸遇难。余众退往甘州，肃州，八月，清军包围甘州，永历三年正月，清军攻占甘州，实行屠杀，塘报中称“周围二十里血流成川，尸积如山”。清军在兰州，肃州同样实行屠杀，无论城市，乡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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