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爱学习”是对中国民众最大的误解。
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那么爱学习,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热衷读书,从大面上说不是因为真热爱知识,而是希望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获得特权身份。
中国人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更热爱知识本身,中国人热爱的是“知识能换取什么”。
这里我可以以清民变革,中国识字率暴跌来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大家对中国历史有一个误读就是中国古代识字率很低,我承认民国时期中国识字率普遍很低,但这不代表明清中国识字率也很低;民国时期中国识字率低恰好是清民变革的产物。
虽然日裔美国学者罗友枝(是的,就是被部分网民批判新清史带表人物的辣个女人)著作《清代教育与大众识字能力》里提出清代男性识字率为30%-45%,女性为2%-10%的观点遭到了以张朋园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的批评。
但即使如此,张朋园教授也默认了清代中国总识字率应该在20%左右。
张朋园教授在《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劳,即罗友枝,不同译法)一文里对罗友枝教授乐观估计清代中国识字率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同时他也认为“著者估计的下限实属合理”,罗教授估计的清代识字人口下限是20%。
即使按照章开沅、田正平教授的观点“晚清有4000万人识字,占晚清总人口的13%”,晚清中国识字率也远远超过民国时期。
《中国的现代化》作者在著作里展示了一份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一次调查,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男性识字率是40%。
按照1930年50岁计算,那么这些50岁以上中国人,他们接受教育最迟是1890年。
而1935年山东邹平县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受调查人群里23%的人上过学(包括私塾)。
不管是《中国的现代化》里的40%还是1935年邹平调查里的23%,都远远高于民国平均识字率。
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援引梁启超在1915年的一番讲话来凸显民国在教育领域的整体失败:
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桑兵教授在其学术著作《晚清学堂与社会变迁》里也提到,从1895年开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时期全国平均识字率是处于不断下降过程。
1930年年代,根据统计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到总人数17%。
而更为感性的证据是清朝保甲制度下保长虽然能享受一些特权,减免一些摊牌和加征,但与此同时,清朝也要求保长必须识字。
换言之,一个纯粹的文盲在清朝是做不了保长的。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后,民国保长十有八九都是文盲。
甚至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在海陆丰也发现,民国以后,海陆丰地区秀才、举人越来越少(搬走),就连标榜自己是读书人,出门要穿鞋的人都少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的民国识字率降低事情?
因为民国平均识字率降低、民国农村识字率断崖式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以及新学堂昂贵的学费以及前途不确定性。
这一点在郝锦花博士的毕业论文《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里专门有一章谈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近代教育,导致了中国最基层民众读书成本急剧上升,而读书带来的回报则因为废除科举而被押后了。
科举时代,一个人只要考中秀才,他立刻就会告别摊派和加征,而从清朝相关史料看,地方衙门的摊派和加征是清朝正税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而废除科举后读书或者说学习文化知识带来的好处被押后了,而且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学习成本反而比科举制下大幅度提高了。
这就造成读书/学习,对于民国农村家庭来说不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反而成了沉重经济负担。
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再给孩子在教育上投资,不再让孩子学习。从而使得民国时期中国平均识字率狂降。
如果中国人真是天性热爱学习,那么这种识字率狂降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因为就算现代教育成本高,那么学四书五经也能识文断字啊,学旧学不会造成学习成本上升。
最后我多说一句,热衷学习谋生技能和热衷学习完全是两回事。
热衷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昂贵的事情。
19世纪贵族为了显示他们和暴发户、工厂主不一样,他们干了一件事:
他们让他们的孩子去大学学习植物学或者昆虫学,以此证明他们是有品位的贵族而非暴发户。
在他们看来,能用于谋生的知识叫手艺,不能用于谋生的知识才叫知识。
ps: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卷福主演的英剧《队列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