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多爱学习？ 第1页

“中国人爱学习”是对中国民众最大的误解。

事实上中国人并没有那么爱学习，在1911年以前，中国人热衷读书，从大面上说不是因为真热爱知识，而是希望通过读书考取功名获得特权身份。

中国人并不比世界其他民族更热爱知识本身，中国人热爱的是“知识能换取什么”。

这里我可以以清民变革，中国识字率暴跌来加以说明。

长期以来，大家对中国历史有一个误读就是中国古代识字率很低，我承认民国时期中国识字率普遍很低，但这不代表明清中国识字率也很低；民国时期中国识字率低恰好是清民变革的产物。

虽然日裔美国学者罗友枝（是的，就是被部分网民批判新清史带表人物的辣个女人）著作《清代教育与大众识字能力》里提出清代男性识字率为30%-45%，女性为2%-10%的观点遭到了以张朋园先生在内的中国学者的批评。

但即使如此，张朋园教授也默认了清代中国总识字率应该在20%左右。

张朋园教授在《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能力”》（劳，即罗友枝，不同译法）一文里对罗友枝教授乐观估计清代中国识字率提出了不同意见，但是同时他也认为“著者估计的下限实属合理”，罗教授估计的清代识字人口下限是20%。

即使按照章开沅、田正平教授的观点“晚清有4000万人识字，占晚清总人口的13%”，晚清中国识字率也远远超过民国时期。

《中国的现代化》作者在著作里展示了一份1930年代国民政府的一次调查，调查显示50岁以上的男性识字率是40%。

按照1930年50岁计算，那么这些50岁以上中国人，他们接受教育最迟是1890年。

而1935年山东邹平县调查显示，60岁以上的受调查人群里23%的人上过学（包括私塾）。

不管是《中国的现代化》里的40%还是1935年邹平调查里的23%，都远远高于民国平均识字率。

金观涛、刘青峰在《开放中的变迁》中援引梁启超在1915年的一番讲话来凸显民国在教育领域的整体失败：

20年来办现代教育使得全民不识字。

桑兵教授在其学术著作《晚清学堂与社会变迁》里也提到，从1895年开始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这一时期全国平均识字率是处于不断下降过程。

1930年年代，根据统计具有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只占到总人数17%。

而更为感性的证据是清朝保甲制度下保长虽然能享受一些特权，减免一些摊牌和加征，但与此同时，清朝也要求保长必须识字。

换言之，一个纯粹的文盲在清朝是做不了保长的。

但是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保甲制度后，民国保长十有八九都是文盲。

甚至连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彭湃在海陆丰也发现，民国以后，海陆丰地区秀才、举人越来越少（搬走），就连标榜自己是读书人，出门要穿鞋的人都少了。

为什么我要说这么多的民国识字率降低事情？

因为民国平均识字率降低、民国农村识字率断崖式下跌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清政府1905年废除科举以及新学堂昂贵的学费以及前途不确定性。

这一点在郝锦花博士的毕业论文《新旧之间——学制转轨与近代乡村社会》里专门有一章谈到这一点。

总而言之，清政府废除科举兴办近代教育，导致了中国最基层民众读书成本急剧上升，而读书带来的回报则因为废除科举而被押后了。

科举时代，一个人只要考中秀才，他立刻就会告别摊派和加征，而从清朝相关史料看，地方衙门的摊派和加征是清朝正税的十几倍乃至几十倍。

而废除科举后读书或者说学习文化知识带来的好处被押后了，而且不能享受任何特权；学习成本反而比科举制下大幅度提高了。

这就造成读书/学习，对于民国农村家庭来说不再是一件有利可图的事情，反而成了沉重经济负担。

其结果就是绝大多数农村家庭不再给孩子在教育上投资，不再让孩子学习。从而使得民国时期中国平均识字率狂降。

如果中国人真是天性热爱学习，那么这种识字率狂降的事情就不可能发生：

因为就算现代教育成本高，那么学四书五经也能识文断字啊，学旧学不会造成学习成本上升。

最后我多说一句，热衷学习谋生技能和热衷学习完全是两回事。

热衷学习其实是一件非常奢侈，非常昂贵的事情。

19世纪贵族为了显示他们和暴发户、工厂主不一样，他们干了一件事：

他们让他们的孩子去大学学习植物学或者昆虫学，以此证明他们是有品位的贵族而非暴发户。

在他们看来，能用于谋生的知识叫手艺，不能用于谋生的知识才叫知识。

ps：有兴趣的可以看看卷福主演的英剧《队列之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