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军事外，二战中有哪些鲜为人知的事情？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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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１９３３年开始，为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所谓 “华北自治运动”，日本利用《塘沽协定》后形成的特殊局面，从陆、海两个方向向中国走私货品，掀起了震惊世界的华北走私狂潮。１９３５年后，走私得到日本军方的庇护纵容，采取武装走私的方式，解除中国的海关缉私武装，达到猖狂的地步。走私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前所未有，走私货物包括人造丝、白糖、卷烟纸、布匹、炼乳、啤酒、煤油、胶鞋、药品、颜料等，出口私货主要是银元，也有不少制造毒品的原料（如火酒、火油）。

大规模的走私浪潮给中国造成了种种恶果，如破坏了中国的 “关税自主”，造成了巨额的关税损失，同时严重摧残了中国的民族工商业等。由于得到日本军方的包庇纵容，这时候的日本对走私已不再讳言，堂而皇之地称之为“特殊贸易”。

１９３６年５月，外交部就日方怂恿日、韩浪人在河北走私，并干涉中方海关人员缉私一事，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济于事，日本陆续在苏、鲁、闽、粤等地设特殊贸易协会，分派武装掩护这些组织成立；１９３６年８月，日本驻华领事会议议决，有领事的地方 “第一是扩充警权一倍以上，第二保护特殊贸易”，换句话说就是保障走私，并拟 “在九江、南昌、汉口、沙市、重庆等埠，设立特务机关，谋进一步之亲善”。这实际上是谋划以强硬手段将私货遍销中国

随着私货在华北和沿海的泛滥，处于西南腹地的四川也开始受私货泛滥之害。当时私货入川途径有二，一是长江航运，由宜昌以上至重庆间沿岸各埠上岸。日本舰只 “挟运私货开到四川巫山、云阳一带，便以无线电通知重庆奸商，用木船提运”，转运来渝， “在中途已将国货商标贴上，陆运来渝，缉私者无从确认其是否私货”；再由大商号批发给肩挑背负的小贩，销售到城乡每个角落，这是沿江一带数量最大的私货来源途径。在重庆，大批私货在百货商店改头换面，冒充国货低价售卖。据记者调查，陕西街、都邮街等百货商店、洋布庄等所陈列之商品， “几无一非私货”；还有大量沿街肩挟叫卖者，重庆市场 “已为私货所占据”。邻近的江津、合川等县也发现有大量私货，价格奇低，数目惊人。涪陵等地， “曾有某国军舰二艘停泊涪陵荔枝园，深夜雇力夫运货上岸，据云多系绸缎洋瓷等”，除军舰包庇走私外，一部分则由奸商自酉秀黔彭等地运入。在万县，私货 “今年春间即已开始偷运来万，初起尚属少数，近一月以来，始逐渐增多，现已满街充斥，到处皆是矣”。

二是通过邮寄入川，数量也很惊人。

１９３６年６月， “东川邮局转运处，经海关扣留，去成都及泸县之走私邮包，共达百余袋，现正依法处分中”；之后由华北寄来的邮袋越来越多， “昨日记者又至邮局调查，得悉可疑邮包，除陆续退换扣留者外，竟增至一千件左右……吾川已为走私货物所充塞矣”。海关以扣留邮包过多，特于６月底暂时停止检验，商托邮局凡有可疑邮件请予暂时扣留，待该关请示上级将既扣邮件处置完竣后，再行检验。在成都，主要是被由华北寄来的大量邮包类私货充斥， “近日由华北寄来之邮袋更为踊跃，至昨日截至海关认为嫌疑重大而扣留者，已达四百余袋，至前次扣留二百余袋之邮包，收包人已将包单寄来，经海关验明，并无海关检验印戳，又无进口派司，事实上已为走私货物无疑……至上项扣留之邮袋收包人经记者详细调查，大多均系成都交通公司、晋隆太、振兴号、晋义长、晋义生、益晋恒、宝源隆、同太长等家”。川北之南充，亦有人贩运私货，如脚踏车、苏货杂货、棉纱等。泸县商店的私货，多数系从上海进货，用邮包直接寄来，某大商店在津更有特种进货机关， “泸县私货之多，恐不减于沿江各地”。

私货的大批涌入，给四川的经济、政治、社会风气等方面造成了极坏的影响，扰乱了正常的商业秩序。潮水般的私货因逃避了较重的关税，售价比国货便宜得多，因而买主络绎不绝；一些爱国商贩贴出 “饿死也不卖仇货” 的标语，但很多被挤垮了，如自贡的洋货广货匹头业及经营洋纱布店， “经此事影响，登门顾客寥若晨星……日渐萧条”。

因私糖侵销长江上游各地，内江糖对外销路完全断绝，为此资内富糖业改造会请严厉查缉私糖， “近因走私猖獗，囤积宜沙之吾川橘糖，价值陡落，每万斤须亏折资本八十余元，川糖商人，裹足不前”。

川南商业中心泸县，１９３６年６个月来，各商家营业状况，极度衰落，不及去年４个月之营业数字，其中重要原因即是走私仇货充斥市场。私货的滥价倾销冲击各地的市场交易，严重威胁民族工商业的生存与发展。１９３６年６月以来，日本向国民党南京政府提出在成都设领事馆，并不管中国政府是否同意，于８月初派出日驻蓉代领事岩井一行赴蓉，拟强行在蓉设领。川地各界群众愤慨万分，纷纷通电反对，指出 “成都一地，并非商埠，依据条约，不得设置领事”；一旦日本在蓉设领得逞，便会 “沿长江设特务机关，走私货物如潮水涌入……彼辈去年在北平之一切行动，定将重演于今日之成都”；若任走私发展下去，将陷入从此 “日货充斥，国货日弃” 的局面，平津沪汉如此，各地亦莫不同受威胁， “行见正式商店歇业，工厂关门”，将使 “西南半壁破产之农村、工业、商业，势必受其摧残而置于死地

面对日渐猖獗的走私情形，国民政府三令五申，严为防止，成立了查禁走私的各种机构组织，制定颁布了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政策法规。其中财政部在防私缉私政策法规的制定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大致来说， “有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重者至处死刑；对于进口货物，则有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除航运加紧缉私外，对于陆路方面，则有防止路运走私惩治细则”等，并将关于查缉私货各项办法颁行各地。四川的防私缉私活动也就此开展起来。就此开展起来。

１９３６年７月，四川省政府召集有关机关团体组织建立全省防止走私委员会（简称防私会）。防私会组织机构的设置为：委员长一人，由省政府主席兼任；委员由各相关机关团体指派之代表充任并互选常委５～７人；制定章程，规定下设业务、鉴定、调查三股。参加防私会的机关团体，包括四川省政府各厅处、银钱业公会、成渝两市政府、航业公会、公安局、重庆关监督、警备部、善后督办公署、市商会、四川省新生活运动会、地方税局、营业税局、报界协会、东西川邮政管理局等。并要求各县市成立防私会分会，之后重庆、成都、宜宾、万县等大多数县市纷纷成立分会，由行政长官担任委员长。９月１５日，四川省防私会奉省政府令改设为肃清仇货委员会，目的为 “斩断仇货来源，肃清现有仇货，根绝将来永不贩运仇货”。

四川省防私会和各地分会成立后，积极行动起来，主要负责调查货品，搜集证据，鉴定走私货物，成为其时四川防私缉私工作的中坚力量，并先后制定了《四川省防止走私委员会计划大纲》和《各市县分会防止走私大纲》。重庆防私会开会议决，鉴定包裹由该会函请市政府转令商会、邮局，包裹到时，即将提单呈会，候派员鉴定确非私货，即予以提取。

成都防私分会查得春熙路交通公司和西顺城曾泰产苏货店，由津沪邮寄来自行车原料、麻织品及香妃绸等共若干包，查验税单有种种可疑之点，防私会当即饬令呈缴原售货家之有力证件。

宜宾组织起缉私委员会，每日该会缉私股分派缉私人员，赴各轮船堆栈，检查进口货品，查获孙旭恒宝元通偷运的大量私货，并予以处罚。绵阳防私会十分注重调查，分为邮运、船运、车运、力运各组，清查私货入境；并责由商会制表登记存货。在各市县防私会工作人员的严密查缉之下，私货仍暗中运入川中，尤以人造丝、酒精两项为最多，省防私会特训令市县防止走私分会稽查货物种类酌予修正，规定以后如人造丝酒精之类，应从严考核其寄地，并厂名商标，以免私货充斥。

直接从事缉私工作的重庆海关，在防私缉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对凡由华北运来之可疑邮包，均予以暂时扣留，并委托邮局代海关扣留了大量可疑邮包。到１９３６年８月中旬，重庆海关扣留的有走私嫌疑之邮包，前后已达３０００余件，估值当在２００万元以上，其中有寄至成都交通公司、晋泰隆等８家商号的大量邮包货品，交由省防私会处理。隆等８家商号的大量邮包货品，交由省防私会处理。

从邮路陆路水路航空各方面堵塞私货针对四川私货来源

针对四川私货来源的两个途径，四川省防私会和地税局、公路局等部门在邮路、陆路、水运及航空运输等渠道都规定了堵塞私货进入的办法措施。为严防邮包走私，省防私会议决， “凡自华北及上海各地由邮寄来之各种包裹，规定收件人须将提单呈实到会鉴定组，或各市县分会，请予派员同至邮局，当面逐包鉴定，如系私货，除没收外，并处以相当之罪”。

陆路运输方面，四川公路、地税两局公布防止川黔路走私商货办法１１条，布告川黔运输行商遵照，并制定颁发了《检查川黔长途车辆规则》，规定凡由海棠溪、綦江两车站向省外出发之行李货物各车辆，应于未装车前一小时通知该所，立即派员会同站务人员，一同执行检查，完税后方可放行。

水路航运方面，鉴于川省入口私货大多由轮船而来，省政府饬令川江航务管理处、省地方税局与重庆市政府三机关，拟定了江轮防私办法，对于应如何执行严密监视私货、各同业公会应如何切实联络、航务管理处应如何派舰随时流动稽查等关切最近缉私要务诸问题，会同妥议了办法。

川江航务管理处、四川省地方税局、四川第一区公烟局，为防止川江上下航船夹运走私起见，特发布《航税稽烟三机关订合组检查航船规则》，规定 “凡在川江停止，中外大小航船汽船，及大小木船，悉依本规则检查之”。

针对四川下东沿江一带可以泊船地方常有私货起卸情形，省政府要求各县府抄发下东沿江一带泊船地名表，派员随时前往严密稽查，督饬当地团警协同查缉，并具体拟定查缉各轮办法。省地方税局鉴于奉、巫、渝、万之外的沿江各县 “未经设所地方，均可卸下私货”，要求下东各县征收局认真缉拿，并转饬各地团保尽力协助。

航空运输方面，特制定《川地税局检查邮船飞机规则》，规定在各停机地点的分局所如重庆、成都、万县、宜宾、遂宁站，指定人员负责办理。要求乘客携带应税货物，应于未上机以前，及下机时报完税款，否则一经查出，以漏税认罚；乘客报完税款，即由本分各局所派往之检查员就场征收；等等。

针对奸商借包裹行李偷载私货，省府令省会军警检查航空客货，并由行营令布告周知： “令饬当地军警机关，对于飞机运载货客行李，务须一律检查，以儆奸邪而杜弊端。”

面对如此严密的水陆空各路和邮路检查办法，走私商也在不断变更走私手段， “奸民为避免检查，多将私货改由民船小轮拖驳或长途汽车装运内地推销，各地缉私机关尚未普遍注意”，或 “以贵重货物，化整为零，改用轻便小包裹寄递，并能由邮局直送商号点收或交航空直寄”。

为此省府通令各地缉私机关，注意民船小轮、公路汽车货运，严防私货；省地税局也规定了取缔轻便包裹办法，要求以后对于邮寄轻便小包，商人提取时，须先到稽征所或征收局呈报缴验提单，或航空公司提货单，经查核登记后，始准提取，并须立即到该管税所完税，否则一经察觉，无论是自取还是邮包送达，均将所寄货物，全部没收

规定土货运销办法，加大惩治走私力度，奖励缉私

财政部于１９３６年５月制定颁布《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规定了应行稽查进口货物的种类和办法；之后又规定了土货运销办法，对于在国内制造的如人造丝、酒精等２６种货物，在运经海关时，应报由海关发给土货运销执照；在内地运输不经过海关者，应报由同业公会或商会，或工厂联合会，发给土货证明书。四川省方面，予以积极推行，省府一方面严令稽查进口货，一方面令登记商货，规定凡有海关地方，各商堆积之货物或新进货品，一律向海关申请登记；无海关地方，则向省地税局申请登记。并通令各市县防私分会执行已税货物分运办法三项， “各进口商人稽查货物，持有重庆海关运销执照，或重庆市商会分销证明书，填证明书号数、日期，及分销货品种类、数目、地点等项者，即予放行；运销土货，如持有商会之土货证明书，亦请放行；凡小贩运销货物，其价值在三十元以下者，均准免予稽查”。

偷漏关税被查获，向例系由海关按照《海关缉私条例》处罚。随着华北走私日益猖獗，其已绝非纯粹经济性走私活动。１９３６年５月下旬，财政部突破权限，拟定《惩治偷漏关税暂行条例》，呈奉国民政府核准公布施行，对偷漏关税，持械拒捕，销售和藏匿私货等行为的处罚做了严格规定，其中有处死刑、无期徒刑、有期徒刑及判罚等项，量刑之重，前所未有。四川省方面积极响应，１９３６年８月，省高等法院高检处令检举偷漏关税案件， “近查川省各地私货充斥有加无已，影响国税至大且钜，各该地虽存防私机关严加取缔，依照该项条例第十条之规定，各地方法院负有制裁之责，各该检察官自应厉行检举以尽职责，嗣后如发现运销或藏匿漏税私货者，务须行使检举职权，依法严究”。

为鼓励查缉起见，财政部重新规定了《海关缉私奖励办法》。四川省方面，五成乃至更高的给奖成数为海关和其他部门所采纳。省府准地税局所请奖励巡查员缉私办法，除查拿偷漏关税私货另照财政部提奖办法办理外，该局关于查获进口偷漏货税罚金暨没收违禁物品变价之款，以五成提奖用示鼓励；省府在《查缉各轮船起卸私货办法》中也规定， “查没收私货变价之款应照财政部规定，系以百分之五十提为当事人，百分之五十汇交总税务司核收；盖为鼓励缉私起见，准对上项变价之款，以百分之六十提奖，百分之四十拨作该地公益之用”。

省防私会、省地税局、重庆海关等部门还设立了密告柜，招人举发私货，如有查获，照章提成给奖，以资鼓励

商会、同业公会和民众的防私缉私活动

鉴于商会在商业活动中的重大影响力，其时政府非常重视发挥商会在防私缉私方面的作用，在《稽查进口货物运销章程》等条例中多次明确规定将转口洋货运销证之收存登记，及登记货物分销证之收存登记、填发等事宜，交予商会与同业公会办理。各地商会郑重劝告同业，一致拒购私货；积极协助政府，大力宣传政府的缉私政策和具体执行相关的政策法规，不管是在对进口货物的运输、稽查，还是在对私货的调查鉴定和惩处等方面，商会都起着重要的作用。在走私日炽的情形下，１９３６年７月２０日，重庆市商会防止购私委员会成立，并拟订了组织大纲草案及制裁购销私货办法草案，协助政府缉私。委员会成立后，即函告叙、泸、蓉、内、资、井等市县商会注意邮包私货，以收缉私之实效。成都市商会于７月２１日召集各行帮成立防止购私委员会，随即展开了防私缉私的具体工作，召开各股联席会议，协助办理会务，凡属已到未到之进口货，由各股分聘干事协助办理进口货详细登记。对于全国商会联合会提出的要求商店必须加入公会一事，成都市商会通电赞同，认为这有利于抵制私货盛行。各同业公会方面积极协助查缉私货，如成都五金公会召开会议协商处理走私办法，要求商家限一星期内自行来会登记本帮来货家，以搞清货物来源。

重庆药材公会为防止会员销售私货起见，特订办法三种， “一经查获私货，决交众予以严厉制裁；分饬各组组长，严密稽查；进口药材抵埠时，须向公会报明花色件数，及提验海关税单”。

自贡市组成私货查缉团，由商会主席任团长，挡获由隆昌运赴荣县、威远之嫌疑货挑，并打算搜查全市匹头洋广杂货，查证有无购买销售寄存私货之奸商。

各地民众也积极参与到防私缉私活动当中。在泸县，有爱国志士多人组织锄奸缉私团，专查走私仇货。

旅居在外的川人对走私问题密切关注，四川旅沪同乡会电请政府严惩奸商，以儆效尤；为协助川政府缉私，旅沪川人组织起商、学、新闻各界共５００余人参加的联席会，对日本在蓉设领后 “深恐走私猖獗与种种之祸变”，共商应付办法。

影响最大的群众反日走私、设领运动当属爆发于８月２４日的成都事件（又称大川饭店事件），这一天上万的爱国学生和民众，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非法在蓉设置领事、倾销走私日货，捣毁了留宿和掩护日寇分子的大川饭店、公安第四分局以及贩卖走私货的交通公司、宝元蓉、益晋恒等商号，毙、伤日本人各２人，军警伤亡１０余人，群众伤亡３０余人。这次事件，使日本在蓉设领、在川大规模进行走私倾销的企图受挫

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渐有起色，私货数量减少，税收增加。据报道， “走私事件，自经各方注意后，此间海关在月余当中，即扣获由平津运来之私货九百余件……目下川省走私问题，已远不如过去之猖獗”。

在灌县，此前运到的匹头类私货甚多，经防私会迭加警告，“并将全体匹头业商人召集商会，各自签押负责誓不贩卖私货，故现在在此间之绸缎匹头铺，所售卖者，复经防私委员会检查，确已皆属国货成品”。

税收方面，到１９３６年１０月，自９月新津县防私分会成立后， “鉴于该分会防止偷税之严密，侦察查考之认真，不甘以血本为孤注，不特走私之货日渐减少，即偷漏关税之事，亦不敢冒昧举行，本月份本所税收，确有起色，大约可收三万余元，较之去年陡增二倍有奇”，为此省政府传令嘉奖新津县防私分会。

到该年年底，省府据省防私会呈称， “查本会成立迄今，多赖有关机构之维系，及办事各员之努力，数月来税额逐有增加，走私渐告绝迹，省府传谕嘉奖”。

四川的防私缉私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效。然而好景不长，１９３７年春节过后，各地走私货品复又卷土重来。据报载， “截至本月份，海关方面报告，某国货品入口，已达二千万元以上，目前尚在大批陆续起运来华，多改头换面，冒充我国各厂家出品，混为国货物。并以六百万货物，运四川各地倾销，已经由沪转运汉宜换轮来川，其中以棉纱人造丝、纸及瓷器等次之，五金及教育用品又次之，短期及可纷纷运渝云”。

一些唯利是图的奸商又暗中购买巨量私货，源源不断运川销售，由城市及于乡村。省防私会以此种情形，恐商业前途不堪设想，先派该会检查组组长前往渝万两地视察，然后再赴各县视察。４月，由于海关总税务司梅乐和爵士业已赴英，职务暂由日本人岸本代理，这不由得让人担忧走私将更猖獗。不仅是四川，全国各地的走私问题依然相当严峻，很多地方的走私活动在稍事沉寂后，重又活跃起来

抗战前夕四川各方面的防私缉私活动，不管是在反对侵略、维护国家主权和尊严，还是在维护正常的商业秩序、保护民族工商业方面，都具有积极的意义。从各级政府机关到商会团体、普通民众均行动起来，力图通过各方面的努力来遏制来势汹涌的走私浪潮，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直到七七事变爆发，国民政府也未能从根本上解决好日货走私问题，四川的情形同样如此。其主要原因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从日本走私问题的实质来看，１９３６年秋日本侵华间谍头子松石孝良曾做了一个震动各国的报告，在谈到对华走私问题时认为其原因是日本 “痛感原料之缺乏与市场之狭小，故于１９３１年 ‘九·一八’ 发动满洲事变而占据之，一时帝国市场与原料已得缓和”。

因此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其目的是配合将华北从中国分离出去的 “华北自治运动”，为此不惜造成日货充斥华北及内地市场。日本驻重庆领事馆于１９３７年４月下旬秘密召开了四川间谍会，会上拟订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四川之秘密计划》。该计划表示， “特殊贸易” （即走私）在华北及福建等地获利颇佳，日本财政转佳实有赖于此；然而， “特殊贸易” 在华中尤其四川不甚繁荣，因此该计划第一部分即强调要在四川等地也推行 “特殊贸易”，并建议在这些地方制造中国著名品牌的假冒伪劣产品，然后以低价倾销。

由此可见，走私问题不是单纯的偷税漏税行为，其实质是日本侵华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全面抗战前夕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来看，基本是应急性的，处于被动的应对状态，在逐步适应日本对华走私步骤的种种变化。在华北走私愈演愈烈、已经威胁到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和统治基础之时，国民政府不得不强化缉私工作，成立了查禁走私的各种机构，制定颁布一系列防私缉私的政策法规，但仍未放弃妥协退让的总体政策，这就决定了当时国民政府的缉私策略和措施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体现在各地的缉私成效，也就大打折扣。在四川，面对私货的泛滥，有记者问及外交部驻川康特派员吴泽湘如何看待四川私货猖獗一事，吴的回答颇值得玩味， “照此看来，走私延至四川，或者不能说绝无其事，不过报载某国军舰庇运私货一层，目下尚无事实上的证明，外传消息，或多传闻之误，深望新闻界同人慎加审复，俾免另生枝节”

引自

《全面抗战前夕四川的对日防私缉私活动探析》

本文为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二五” 规划２０１４年一般项目 “１９３０年代四川商业社会的规则与秩序研究” （项目号：ＳＣ１４Ｂ０６８）的阶段性成果。

王雪梅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副教授。主要论著有：郑会欣《抗日战争前夕日本对华北走私问题初探》，《南京大学学报》１９８３年第４期；姚会元《１９３３～１９３６年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８６年第１期；连心豪《近代潮汕地区的走私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１９９６年第１期；杨家余《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遏制华北走私活动述论》，《安徽史学》２００２年第１期；齐春风《抗战时期西北地区的走私活动》，《青海社会科学》２００３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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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来说个绝大多数国人都不了解的发生在二战期间的悲剧：芬兰战时寄养儿童。

因为博士是在瑞典读的，而博士导师又是从芬兰来的，所以对这段历史比较了解。以下是我在读博时根据个人搜集的资料写的一篇文章：

被放逐的童年：纪念二战中的芬兰战时寄养儿童

在北欧国家，每天两次的茶歇是紧张工作之余必不可少的社交时间。咖啡，茶点，水果，伴着报纸上的国家大事，坊间的各色传闻，偷得片刻清闲，不亦乐乎？就像中韩友好靠日本，对于北欧各国而言，也有这么一个“人民公敌”，那就是俄国。我的博士生导师来自芬兰，老爷子最为津津乐道的，就是关于他伯父在苏芬战争中奋勇抗击苏俄侵略者的传奇故事。昨儿个是芬兰的独立日（国庆节），老爷子再次提起了他钟爱的话题。不过这次的故事中反复出现了一个生僻的名词：Sotalapset，这是芬兰语中对于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称呼。然而更巧的是，我另一位导师（瑞典人）的母亲正是一位仍然健在的Sotalapset。这究竟是怎样的一群孩子呢？在查阅了资料后，一个真实，却不为国人所了解的心酸故事逐渐浮现在我眼前。

苏芬战争及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与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经历

在苏芬冬季战争（1939-1940）爆发后不久，芬兰的邻国瑞典便提议将一定年龄段内的芬兰儿童转移至相对安全的瑞典使其远离战火威胁。芬兰当局起初拒绝了这一提议，但随后瑞典政府开始游说芬兰国内有影响力的公众人物，最终成功劝说芬兰将九千名儿童，以及三千名妇女和老人送往瑞典避难。尽管还有部分芬兰儿童被送往了丹麦和挪威，但他们在所在国遭受纳粹德国侵略时便回到了芬兰。在随后爆发的“继续战争”（1941-1944）中，芬兰和纳粹德国结成统一战线对抗苏联，瑞典再次对其邻国施加压力，要求芬兰将仍留在芬兰国内的儿童送往瑞典。这遭到了芬兰民众的强烈抵制，因为此时绝大多数在苏芬冬季战争时前往瑞典的芬兰儿童仍流落他乡。但在1941年，芬兰社会事务部长迫于各方压力，还是在举国哗然中签署了这一协议。

在此次大撤离中，约有八万名芬兰儿童被送往瑞典，而这一事件所造成的深远影响则是一言难尽。在冬季战争期间，由于躲避战火，居住在芬兰东部靠近苏芬边境的卡累利阿地区居民被迫疏散到芬兰的其他地区。冬季战争结束几个月后芬兰收复了卡累利阿，此时芬兰政府认为接回寄养在瑞典的芬兰儿童有助于号召原卡累利阿居民回归故里重建家园。这一决定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民众普遍认为继续将孩子留在瑞典百害而无一利；但几个月后爆发的继续战争打乱了整个计划。由于芬兰当局盲目自信半年内便可结束战斗，并且认为将儿童送往瑞典有助于缓解国内战时物资紧缺情况。于是，更多的芬兰儿童被有序的送往瑞典避难。

为了应对寄养儿童亲生父母对于永远失去子女的恐惧情绪，芬兰政府曾要求丹麦，特别是瑞典签署书面协议，保证战时寄养儿童的人身安全与往来自由。然而事实上，最终还是有约一万五千名芬兰战时寄养儿童再也没有踏上过祖国的土地。多数情况下是由于这些孩子的亲生父母已在战争中死去，破碎的家庭无力承担抚养义务。但在1945-1946年间还曾爆发过大量寄养儿童亲生父母与养父母之间的民事诉讼，只因双方都不愿意放弃对于孩子的抚养权。而在这种情况下，战时寄养儿童通常都会选择继续留在瑞典。其实孩子们的选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苏芬继续战争结束时，许多年幼的寄养儿童已经全然忘记了自己的祖国，亲生父母和语言。2005年，瑞典国王与芬兰总统共同出席了一座名为“分离”的雕像的落成仪式。两国政府首次承认了芬兰战时寄养儿童问题，并为战时犯下的错误公开道歉。同年，一部名为《我的母亲》（Äideistä parhain）的纪录片则唤起了全世界对于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关注。电影以一名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角度，重述了那段不为欧美主流社会所知的历史以及他的心路历程。目前在芬兰和瑞典均设有战时寄养儿童协会。这些组织一直致力于鼓励亲历者分享他们的经历，并聘请了专业教员指导他们撰写回忆录。但事实上，直到近年来才逐渐有个别亲历者选择不再沉默，开始讲述自己当年的故事。

出于各种原因，有关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故事一再被人们忽视，甚至刻意隐瞒。首先，在上世纪五十到八十年代的冷战期间，芬兰政府由于惧怕苏联的军事威胁，从未正式公开谈论其历史上与苏联的军事冲突。而芬兰民众的斯多葛主义倾向也有可能是其不愿谈及苦难历史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此外，在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里整个芬兰社会一直忙于弥补战争造成的人力物力损失。最终，许多战时寄养儿童选择将他们的故事埋葬于心，他们也许认为自己所经历的苦难与自己父母亲人所遭受的相比几乎不值一提。

然而，造成战时寄养儿童集体沉默的真正原因或许还是其童年所遭受的心灵创伤。尽管战时寄养政策的确降低了儿童死亡率，尽管总体而言寄养家庭提供的生活条件明显高于预期，但人们普遍认为，无论战时寄养儿童当年的境遇如何，他们的身心都或多或少受到了伤害。

整整一代芬兰人，特别是那些亲生父母双亡且在遣返后失去养父母照料的寄养儿童，他们说不好自己的母语，习得的瑞典语也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忘却，他们中的大多数在成年后酗酒成性，疾病缠身，自杀率离婚率也远高于芬兰社会的平均水平。他们成为了那个时代的牺牲品。

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故事和他们的集体记忆

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故事直接证明了儿时远离家庭，朋友和家乡会对一个人的内心造成永久性的创伤。一位当年的战时寄养儿童安妮玛尔·丹尼尔松数十年来一直努力压抑着自己的个人情绪，但她的记忆在沉睡半个世纪之后突然苏醒，并对其个人生活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巨大冲击。长期以来安妮玛尔一直认为自己罹患心理疾病，甚至担心自己会精神失常。她感觉自己无故陷入了一个超现实的平行世界中，除了日常的工作，家庭和业余时间外，就是无穷无尽的梦魇。而且那些可怕的景象和回忆是那样的生动，时刻提醒着她这并不是虚构出来的幻像…尽管现实生活中安妮玛尔竭尽全力不去回想那些过往，但潜意识中这些痛苦的回忆还是会像放电影一样接踵而至。当安妮玛尔终于意识到自己无法摆脱这些恐怖的噩梦与闪回时，她选择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努力去理清这一切的来龙去脉。

在安妮玛尔讲述自己经历的过程中，她的各种回忆如同潮水般从四面八方涌来：五岁时被从芬兰“流放”到瑞典，然后跟随慈爱的养父母在“天堂般的”瑞典度过了五个“迷茫”的春夏秋冬，随后再次被强制遣返回芬兰乡村并开始经历极为艰苦的战后生活，她将其称为“第二次流放”。回到芬兰后她们一家住在一个木棚子里，墙是用报纸糊的，衣服上爬满了虱子，忍饥挨饿，没有暖气也没有自来水，在这个家里，除了她自己以外，就只有她那位在战争中心灵饱受蹂躏的父亲。安妮玛尔的故事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这一代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童年经历。

心理学家安娜·弗洛伊德和多萝西·柏林汉姆认为任何被从自己原生家庭，语言和文化环境中剥离出来的儿童均会遭受类似的心理创伤。但每一位战时寄养儿童的故事在细节上又是独特的，它反映的都是一段独特的个人生活史。

几位芬兰战时寄养儿童的童年经历

以下节选自近四十位如今散居世界各地的芬兰战时寄养儿童对各自童年的回忆。他们的经历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当年芬兰政府的举措，实际上是将自己国家的未来送到了外国人手中，在那里，这些芬兰儿童被迫学习新的语言，并逐渐遗忘自己的文化背景。一些芬兰儿童在瑞典和丹麦饱受歧视几乎形同奴隶，但另一部分儿童则过上了天堂般的生活。而对于后者，接下来发生的强制遣返等同于人生中第二次流放，而这次流放所造成的创伤则深远的影响了他们的一生。

一位化名安佳的芬兰战时寄养儿童在两岁半时被送往瑞典，她的第一位养母患有精神疾病，随后她又被重新安置到一户善良的人家居住。安佳在瑞典度过了七年时光，在此期间她从未收到来自亲生父母和兄弟姐妹的只言片语，直到那封来自芬兰的信彻底打破了这一天堂般的生活。安佳的亲生母亲希望她回到芬兰与家人团聚。而安佳此时却进退维谷，因为她将要从一个温馨的庄园搬到一个狭小破败的农舍，在那里七个人挤住在一起，说着她早已听不懂的语言。

佩尔蒂·凯文也是在两岁半时被送往瑞典。和许多芬兰战时寄养儿童一样，在返回芬兰后他已无法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用芬兰语交流。对于佩尔蒂而言，他的心灵创伤与父母的选择有关，他一直无法原谅父母当初为何将自己送去瑞典。“我不需要他们忏悔，”佩尔蒂写道，“我只想弄清是什么原因让自己离开家乡。然而遗憾的是，似乎并不是每个人都把这件事看做一场悲剧。作为一个孩子，我可以明显感觉出我的弟弟（战争期间出生）与父母的感情更为亲密，而我，对于整个家庭而言似乎只是个外人。”佩尔蒂在瑞典度过了一段幸福的时光，返回芬兰后，他觉着自己失去了在瑞典时被养父母当作掌上明珠的感觉。这就是为何许多战时寄养儿童在一生中苦于强烈的不安全感和依恋障碍的主要原因。在佩尔蒂的经历中，流放，迷茫和遣返所造成的心灵创伤汇集到了一起，共同塑造了他的性格和童年回忆。

还有些芬兰战时寄养儿童曾被迫辗转多地，并事实上相继经历了多次遣返创伤。因为有时他们会从丹麦或瑞典的一个寄养家庭被转移到另一个寄养家庭。波迪尔·索德伯格现居密歇根州，作为一名寄养儿童，波迪尔用了很长时间来说服自己接受养父母一家。正当她即将克服思乡之情并逐渐与养母建立起良好互信关系时，有一天养父母说要带她乘渡轮前往乌德瓦拉（瑞典南部城市）游玩。在船上波迪尔却遇见了一个陌生的女士和一个从未谋面的小女孩。原来她的养父母并不是要带她出来游玩，而是要把她转交给另一个完全陌生的家庭！小波迪尔的内心彻底崩溃了，她绝望的尖叫哭喊着，直到她的养母被打动，发誓再也不抛弃她并承诺守护她一生。

皮尔可·卡沃宁现居加拿大，前往瑞典时她已经九岁了，所以她不仅理解自己离家的原因，还能帮助安抚更幼小的同行者。然而三年后，当她收到一封律师函声称其父母已经离异，她将由父亲继续抚养时，皮尔可还是感到无法接受这一事实。三年来她从未与亲生父母取得过任何联系，她几乎已经忘了如何说芬兰语，她甚至开始相信自己的家人已经抛弃了她。是强制遣返造成了她的童年创伤，后来她又随着酒鬼父亲辗转多地，父亲的嗜酒成性让家庭失去了经济来源，颠沛流离成为了皮尔可童年的唯一主题。

朗诺·雍特宁与其他许多孩子一样，在被遣返回芬兰后与自己的亲生父母相处得并不融洽：“在瑞典时我的养父母对我关怀备至。但回到芬兰后，我发现为什么五岁大的弟弟总是依偎在父亲怀里，而我却没有权利这样做？”朗诺遭受了和佩尔蒂一样的遣返创伤，他与亲生父母的关系远不如同养父母那样亲近。此外，战后芬兰的生活条件要比寄住瑞典时简陋得多。对他而言，瑞典就是天堂，幸运的是两年半以后他便得以重返瑞典，朗诺表示在离开时他感到的更多是一种释怀，而非留念。

维奥·拜宁现居明尼苏达州，1942年，六岁半的他被送往瑞典，此后他因为思念家人天天以泪洗面。八年后，他的生母来到瑞典准备带他一同前往美国开始新的生活，但在此时维奥的内心却发生了奇怪的转变。他看到临行前一晚，自己的瑞典养父母整夜都在恳求生母不要把他带走，并承诺在他们百年后维奥将继承整个家族的遗产。不幸的是他们的努力并没有打动维奥的生母。第二天清晨，到了临别时刻，维奥的养父，这个一贯含蓄的中年男人紧紧抱着自己十四岁的养子失声痛哭。然后他绝决地把维奥推出家门，这成为了萦绕在维奥脑海中挥之不去的记忆。多年以来维奥一直痛恨自己的生母。对他而言，与亲生母亲的团聚反而成为了至今仍未抚平的心灵创伤；与瑞典的庄园生活以及养父母的永别成为了维奥一生的痛楚。

希尔帕·考科宁现居安大略省，当年她和妹妹回到芬兰见到亲生父母时，他们已几乎认不出彼此了，以至于她的父母不得不再三核对名牌上的信息。自从1942年初被送往瑞典，直到1945年3月希尔帕才收到来自生母的第一封信。当时小希尔帕正坐在桌边忙着做纸娃娃，但当她的瑞典养母读到希望希尔帕回到芬兰时，希尔帕的举动让所有人大吃一惊，她拿起手边的剪刀开始疯狂的剪切桌布，直到好端端的桌布被剪成两段。回到芬兰图尔库后，希尔帕发现自己从天堂回到了人间：自己在瑞典的房间是那样的宽敞明亮，美丽的田野，精致的食物……这一切的一切，都已经不复存在了。希尔帕本已忘记了最初来到瑞典时的痛苦，她所遭受的心灵创伤来自于强制遣返回祖国和之后的生活所带来的内心迷茫。

当然，并不是每个芬兰战时寄养儿童都把瑞典看作天堂。玛嘉·丽莎·贝尔在八岁那年被送往瑞典。她的养父是一位牙医，他总是喜欢向访客炫耀玛嘉那一口“漂亮的芬兰牙”，这使得她感觉自己就像是一匹待售的母马。而且，尽管在临行前玛嘉的生母送给了她一件崭新的外套，但在进入瑞典境内后玛嘉所有的衣物还是被焚毁了，只因为这是瑞典人对于虱子和疾病所采取的普遍预防措施。而之后分发给玛嘉的衣服又总是不合身。怀着羞愤的心情，玛嘉给自己的生母写了一封信乞求回到芬兰。虽然最终玛嘉回到了祖国，但对于她而言，瑞典是一个可怕的地方，在那里度过的时光让她感到形同奴隶。

如今玛嘉已经离世，她声称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从未对任何人提及自己在战争期间的经历，哪怕是自己的孩子。她似乎对于自己的瑞典经历怀有出离的愤怒，这背后或许隐藏着其他不为人所未知，令她羞于启齿的隐情。

已故的索拉·伊芙斯克拉在1943年被送往瑞典并在那里度过了两年的时光。时年八岁的索拉寄住在一对冷漠的老夫妻家中。索拉在那里饱受寂寞与虐待之苦。她被养父母当作了免费劳力，她们迫使年幼的索拉每天为田里的甜菜除草。工作之余，养父母允许索拉玩他们已经长大离家的女儿留下的玩偶，但绝不允许索拉触碰那些最好的玩具。另一位寄养儿童阿妮塔·洛夫也是被一对老夫妻选中，这对人渣蔑称阿妮塔为“芬兰来的猪崽子”，强迫阿妮塔睡在厨房里，并禁止她进入家中其他任何房间。

朗妮·杨瑟九岁那年被送往瑞典。她很快发现选中自己的养母其实是个“女巫”。每天晚上睡觉之前这个“女巫”都要求朗妮脱光衣服，这使得朗妮惊惧不已。在芬兰时，朗妮和她的家人都是和衣而睡，以便当苏军前来空袭时能够迅速逃往防空洞避难。朗妮在惶恐不安中度过了一年半的时间。在此期间她的养母只是把朗妮当作自己的女仆，还在打给朋友的电话中将朗妮蔑称为“芬兰来的猪崽子”。

有些战时寄养儿童在离开家乡后会彻底迷失自我，完全失去对于亲人和家乡的认知。1944年，只有两岁的莱娜·萨里宁被送往瑞典，并与一对无子的瑞典老夫妻共同生活了七年。她的瑞典养母是一个极其冷漠无情的人。然而，当收到生母来信时，莱娜却似乎对此并不领情。“母亲这个词对我而言毫无意义。”当莱娜的亲生母亲前来看望她时，莱娜竟然试图避而不见。同样，当她的亲生父亲来访时，莱娜也只是把他当作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看待。莱娜九岁那年，她的瑞典养母告诉莱娜她的生母去世了，而莱娜似乎对此并无任何反应。或许有人会认为莱娜在瑞典的生活实在是太开心了，使得她忘记了自己的亲生父母。然而事情的发展却并非如人所料。后来莱娜被送往寄宿学校上学，当她打算回访养父母时，莱娜惊讶地发现养父母一家早已搬走而且没有留下任何地址信息。所以直到今天，莱娜都不相信任何成年人，她只为自己的子女而活。她如今的住所距离养父母的老屋只有一英里之遥，莱娜对于她已故的养父母怀有深深的依恋之情，但她的养父母却在自己死后将所有家产留给了一个远房的侄子。莱娜最后只拿到了一张他们的合影。事实上，莱娜抛弃了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她也被自己的养父母永远的抛弃了。

痛苦，是芬兰战时寄养儿童故事的共同内核。愿战争远离儿童，愿世界和平不再是一句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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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侵华日军中曾有一支“笔部队”。

近日，一份由日本外务省登出的名单引爆网络。人们惊讶地发现，许多曾撰文著书为日本辩解、宣传日本的人，实际上是拿了日本人的钱。

其实，这种向中国实施文化渗透的方式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神秘的“笔部队”

1937年，跟随侵华日军进入中国的，还有一批特殊的人。他们大多不扛枪，而是拿着笔杆子为日本军国主义摇旗呐喊，他们被日本人称作“笔部队”。

近代日本最早把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作为战略目的的人是福泽谕吉，此人是著名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他把世界分为“文明”“半开化”“野蛮”三个层次，又把日本作为“文明”国家的代表大肆鼓吹，而中国则被他归入到了“野蛮”国家里面。就这样，近代以来日本所有侵华行为的“理论依据”就有了雏形。再往后，就是日本军国主义臭名昭著的“支那人非人论”被炮制出炉。这种理论已经把中国人“开除了人籍”，既然中国人不是人，那么日本人就可以毫无愧疚地对中国人进行屠杀、人体试验等各种残暴行为了。

在作出了“总体纲领”后，接下来，就是冈仓天心等人大搞的“在支那没有支那”理论。按照这个理论，日本人把中国分裂成了一个个独立地块。从东北到江南，人为的对中国人进行群体区分，目的就是把中国彻底肢解。除了中国，整个亚洲也被日本人以同样的方式进行了“再分配”。绕来绕去，他们最终想说的是，只有日本才是亚洲唯一的“文明之光”，只有日本才是亚洲的支配者和统治者。

基于这个理论，在1930年后，日本军国主义成型时期，用战争来解决日本遇到的一切问题就成了日本高层的主要思路。以日本右翼作家保田与重郎的鼓吹为例，他在作品里公开声称，日本的旭日旗飘扬在亚洲各地是一件无比浪漫的事情。在这类人的积极鼓吹下，日本侵略中国从一个侵略他国的丑恶行径，变成了让日本人心潮澎湃的浪漫之旅。

另一个日本右翼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则更进一步加深了这个理论。按照他的想法，日本成为了亚洲“抗击白人侵略”的唯一支柱。同时，诸如“大和民族优越”“日本人有着世界上最多实干家”“日本人都是勤奋严谨的国民”“日本人素质世界第一”等吹得天花乱坠的歪理被四处散播，也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值得一提的是，哪怕到了21世纪的今天，国内的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仍然存在这种论调，非常值得警惕。

日本近代文学泰斗夏目漱石也是积极羞辱中国的能手。在他的《满韩处处》一书里，到处充满了对中国人的各种羞辱。在这些人的影响下，当时日本人普遍不把中国人当成人看，“支那人是劣等生物，不值得任何夸奖”这种论调充斥着日本各界。千万不要小看这些文字，其中暗藏的军国主义思想在很多日本人的头脑中生根发芽。至此，日本人侵华已经没有了任何心理障碍，对他们在中国犯下任何滔天罪行也没有心理负担了。

谁是“文化汉奸”

但是即便如此，日本人也明白，无论如何，他们要是想在中国立足，也一样需要对中国人进行洗脑宣传来换取支持，而最好的办法就是豢养一批忠于日本的汉奸走狗。对此，日本人除了靠物质收买外，就是用文化侵略来对中国人进行大规模洗脑。

为了做到这一点，收买中国的知识阶层就成了日本人的一个重要方式。这方面，日本人可谓不遗余力。早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干过许多龌龊的小动作。比如日军在进入中国城镇前，必先派出斥候，强迫中国居民挨家挨户在门口插上膏药旗，之后再派日本记者强迫中国居民拿膏药旗沿途拍照，搞出一副“万众迎接皇军”的场面。无论有多荒唐，日本人依然对此乐此不疲。随着日本后来侵华次数增多，日本人的伎俩也越来越多，手段范围也越来越大，在最后的全面侵华战争中则达到了巅峰。

在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扶植了伪“满洲国”的建立。为了巩固日本对东北地区的统治，日本人炮制了大量殖民文学，也就是所谓的“满洲文学”。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里，日本人集中宣传的就是日本人、日本如何如何先进，如何如何优秀，什么“日本为什么强大”“日本为什么干净”“日本人为什么有素质”……而最后的主旨，都是号召中国人应该无条件服从于日本人。

另一方面，则在各个方面宣传中国人素质如何如何不行。在这些所谓的“满洲文学”里，到处都在磨灭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消灭中国人的民族意识，妄想使中国人成为日本人的奴隶。

“七七事变”发生之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还专门成立了“笔部队”作为侵华战争的文化先锋。这支部队正如其名，就是靠着书写各种侵略有理、抵抗有罪的文章为日本的侵华战争服务。这些“笔部队”虽然没有直接拿枪杀人，但依旧扮演了日本法西斯屠戮他国人民的帮凶。

这些人的笔下，侵华战争是一件非常“酷”“浪漫”“非同一般的感受”的事情。诸如《从军感激谱》《战场风流谈》之类美化侵略的文章四处传播，极大地鼓舞了日军的士气。而这支“笔部队”另一个任务，就是对中国人进行文化侵略。在他们的努力下，各种各样胡说八道的文章堂而皇之进入了沦陷区的课本和宣传册。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广州、武汉后，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抗日战争由战略防御阶段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人也不得不从全面的文化侵略变成了“宣抚”。

这个词现在已经很少听到，但是在当年，这可是日本人叫喊得非常响亮的一个词。这个词本身的意义就是，要通过控制大量的中国知识分子来对中国人民进行统治。于是日本方面连着举办了3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重点收买培养文化汉奸。除此之外，日本人也开始对底层中国民众进行“宣抚”，在中国大量开设“宣抚班”，目的就是批量培养汉奸，为日本人所用。

但是由于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积极活动，日本人的“宣抚”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以至于日本人都哀叹，中国共产党有着“神秘的魔术”，能让本来日本人觉得已经被他们征服的中国人一夜之间全部站到中国共产党那里去。

对此，日本人也迅速对自己的“宣抚”活动进行了强化。由于沦陷区的民众在日本人的搜刮下已经极度穷困，日本人就施以小恩小惠，比如装模作样地给儿童发糖果，给百姓馒头吃之类。

当然这种虚伪的“宣抚”，并不能完全达到目的。毕竟日本人对中国人的骨子里傲慢与偏见，让他们不可能对中国百姓真心实意做好事。而且，再怎么样的“宣抚”，也掩盖不了日本鬼子到处烧杀抢掠。中国人又不是傻子，当然看得一清二楚。任凭日本人忽悠来忽悠去，大部分中国人并不上当。只要日本人一走，绝大多数中国民众依旧支持着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斗争。

洗脑教育与反战败文学

日本人在洗脑教育上也是不遗余力。以汪伪政权的宣传为例，各种各样的奇谈怪论，诸如“戚继光打的倭寇不是日本人，都是中国海盗”“日中战争爆发都是因为中国进行了抗日教育”“日本人天生比中国人优等，所以中国人必须无条件服从”之类，在抗战时期大量进入中国文化领域。

与此同时，日本方面还极力抹杀诸如岳飞、张骞等能够体现中华民族精神的历史名人，禁播许多戏曲，取而代之的是李香兰的《满洲姑娘》《何日君再来》之类，给日本侵华战争涂脂抹粉的东西。对于那些不愿当奴隶的中国知识分子，日本人则举起了屠刀。日本人还着重收买中国文化汉奸，最著名的就是周作人。此人不但为日本摇旗呐喊，而且还亲自在伪政府中任职，积极对同胞进行奴化教育。

当然，日本法西斯的谎言说得再多，也有纸包不住火的一天。随着日本的战事一步步不利，越来越多的日本人看清楚了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的真面目。在中国共产党的打击和争取下，许多日本人加入了延安的日本人反战同盟，对日本侵华战争进行猛烈的揭露与批判。这些日本“笔部队”的大敌让他们寝食难安又无可奈何。在反战同盟的号召下，1944年8月5日，日军出现了部队成建制（日军第3067部队菊地支队）向新四军投诚的事件，此事让日本高层感到了极度惊恐。

随着二战日本的战败，“笔部队”和大量的侵华日军一起，成为了可耻的战败者。但是令人警惕的是，日本并没有因为战败而停止文化侵略。在整个战后几十年里，日本一方面用各种方式对当年的侵略战争进行美化；另一方面，日本人事实上几乎没有“反战文学”，更多的则是“反战败文学”。

日本的文坛上，对战争的责任一直含糊不清，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在战争期间，许多日本文人都是“笔部队”的一员，他们并不愿意去承担战争责任。此外，美国对日本的清算很不彻底，遗留了大量的军国主义分子活跃在政坛和文坛上，这些人当然不愿意对自己曾经犯下的罪进行反省。

虽然也有部分良心未泯的作家，比如掘田善卫、武田泰淳等，发表了《时间》《审判》等揭露日军暴行的书籍，但是他们无一例外都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的疯狂攻击和迫害。尤其是森村诚一，这位可敬的作家首次揭露了日本731部队的兽行，用详细的笔法揭露了731部队的各种让人毛骨悚然的人体试验。但是他却遭到了日本右翼分子歇斯底里地攻击和谩骂。对此，日本作家小林宏不禁哀叹，日本人到底是何等的没有自信，根本没勇气去承担自己过去的罪行。

虽然抗战的硝烟早已消散，但是作为加害方的日本，至今依旧没有向中国谢罪，反而依旧在不停利用他们早已轻车路熟的套路来对中国进行文化渗透，大搞历史虚无主义。

文化安全是国家安全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确保国家政治安全、经济安全、军事安全有着重要意义。这次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名单只是冰山一角，还会有更多的暗流隐藏在水面之下，未来需要更加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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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笔@北朝论坛郭歆

fei-xiang-de-he-lan-ren-29-25 网友的相关建议:

“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与对日本的作战。中国抗日战争进入1942年5月，日军切断滇缅公路这条战时中国最后一条陆上交通线后，中美两国被迫在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和中国云南昆明之间开辟了一条转运战略物资的空中通道，这条空中通道就叫驼峰航线。

在东南亚盟国线的沟通（1942-43）。驼峰显示在最右边。

梅里雪山

驼峰航线这一空中桥梁的空运行动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尽管在1945年1月开放中印公路后其重要性有所下降，但截止收复仰光时，空运的总吨位（65万吨）仍比在雷多公路（14.7万吨）多得多，最后总记飞行时间约共计150万小时。驼峰运送行动是世界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战略桥梁，只有1949年柏林封锁时的空运行动在空运货物量上超过了它。

飞行情况

这是世界航空史和军事史上的最为艰险的一条运输线。长约800公里。驼峰飞行也是二战中持续时间最长的大规模空中运输，因恶劣的地形和气候条件，又被称为“死亡航线”。这条航线经过的地区都是海拔4,500到5,500米左右的高峰，最高海拔在7,000米以上。由于当年的飞机设施落后，机上没有加压装置，飞机在异常高空飞行，机员需要有极大的耐力。当时中国航空公司的华人机长陈文宽，及国泰航空创办人之一的Roy C. Farrell亦有驾驶过驼峰航线。

功绩与损失

据美国官方统计，美国空军在1942年4月到1945年8月的援华空运中，为中国空运各类战争物资65万吨。美国空军在驼峰航线上共有超过500架飞机坠毁（包括C-46及C-47），468个美国和46个中国机组牺牲，共计超过1,500人。

“铝谷”

“在天气晴朗时，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战友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铝谷’。”这是昆明驼峰航线纪念碑下的纪念橱窗中的一段文字，落款是一位驼峰老飞行员。

ding-dong-94-97 网友的相关建议:

约翰·拉贝

约翰·拉贝被世人称为“中国的辛德勒”。南京大屠杀期间，他和十几位外国传教士、教授、医生、商人等共同发起建立南京安全区，不顾危险、奋不顾身地抗议和尽其所能地阻止侵华日军对中国人民施暴。为大约25万中国平民提供了暂时栖身避难的场所。同时利用自己的纳粹身份，在自己的住宅收容了600多名中国难民。

他所写的《拉贝日记》是证明南京大屠杀的最有力证据之一，被公认为是近年来发现的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得最为完整的史料。是对日本帝国主义所犯罪行的有力证词。

伯恩哈尔·阿尔普·辛德贝格

南京沦陷之后，辛德贝格、京特等人利用外国人身份，为阻止日本屠杀者进入难民区，辛德贝格和京特在江南水泥厂周围插满丹麦和德国国旗。庇护了当时在江南水泥厂难民区和栖霞寺难民所的约2万名中国难民，减轻了日军对平民的伤害，并且记录了日军战争犯罪的事实，向国际社会传播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

约翰·马吉

南京大屠杀期间，马吉担任了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和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设立难民伤兵医院，与20多位坚持留在南京的西方人士一起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

马吉不仅参与救助中国难民，还拍摄了日本军人屠杀中国人的纪录片。常常利用职务之便，冒着生命危险，用16毫米摄影机秘密地将日寇在南京的暴行拍摄下来。先后拍摄了4盘胶片，总时间为105分钟，这些真实的镜头是日军在南京大屠杀的有力铁证，是留存至今的有关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动态画面，成为揭露日军暴行的铁证。

费吴生（ 乔治·费奇）

南京沦陷后，拉贝和乔治·费奇立刻来到安全区最南边的汉中路同日军交涉。费奇在地图上用铅笔画出标记，告诉日军安全区的位置。和同事们一起救援了20多万面临被屠杀的中国人。他在1937年12月10日到1938年1月11日期间的日记，于1938年1月23日由德国人克勒格尔秘密带往上海，广为流传，引起中外舆论界震动。1938年1月23日，费吴生获准离开南京，他将一份胶片缝在驼毛大衣的衬里，带往上海。这份长达8卷的胶片，放映时间达105分钟，是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唯一影像文献资料，由牧师约翰·马吉拍摄。然后送交上海柯达公司制作了4份拷贝。

明妮·魏特琳

《金陵十三钗》神父的原型，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委员，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立了妇女儿童难民收容所，庇护了万余名中国妇女儿童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部分成员。左起：福斯特牧师、米尔斯牧师、拉贝、史迈士、史波林、波德希伏洛夫。

“在南京大屠杀那些腥风血雨的日子里，我们的同胞守望相助、相互支持，众多国际友人也冒着风险，以各种方式保护南京民众，并记录下日本侵略者的残暴行径。他们中有德国的约翰·拉贝、丹麦的贝恩哈尔·辛德贝格、美国的约翰·马吉等人。对他们的人道精神和无畏义举，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习近平在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仪式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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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建议修改：不宜公开讨论的政治内容

把我30+回答挨个举报一遍真是辛苦了呵呵呵呵呵呵

1943年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议会制政体对印度是不适合的，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在印度创立某种类似苏维埃的制度，从下面而非上面开始，也许这个就是苏维埃制度。”

不过嘛...

此時印度還是英國殖民地

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斯大林接过罗斯福的话：“这就意味着要走革命之路，在印度有许多不同的民族与文化。没有哪种势力或者利益集团可以真正领导这个国家。”

（当然，此时丘吉尔不在场，233333）

而在印度问题之前，两人谈的是什么呢？

在谈及中国战场时，斯大林认为：“中国士兵都是优秀的武士。可蒋介石之流对他们的领导糟糕透顶。”

罗斯福随即点了赞+感谢+收藏

（当然，此时蒋介石不在场，2333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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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题，那些优渥的公子哥们姑且借着汪精卫的东风（不承认，不否认）在德国过得不错。不过那些坚决不肯和法西斯及其傀儡用一个名号的中国人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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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岛战役后仅一个月，时任帝国首相的东条英机就通过别的渠道获悉，海军在此役中损失了4艘正规空母的惨败战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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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一年前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时，希特勒跟戈培尔是怎么说的。

“与丘吉尔相比，斯大林是个巨人，除了几本书和议会里的油腔滑调的演讲之外，丘吉尔的一生拿不出什么可以给人看的东西。

但斯大林就不同了。抛开他信奉的原则（共产主义）不谈，毫无疑问，他把一个1.7亿人口的国家整顿和建设成一个能够应对任何大规模战争的强国。如果斯大林有朝一日落到我手里，我可能会饶他一命并将他送到某个疗养胜地安度晚年。而罗斯福和丘吉尔，我会下令立刻绞死他们。”

（当然，元首的爱索索不懂，23333）

《無名奧地利畫家對天才詩歌少女的愛戀》

抛下宝剑，逮住雌虎，

拖到怀里死死搂住。

在思念中渴望她的热吻，

使我如同熊熊烈火焚身。

然而雌虎发威怒吼，

给我野兽般的诅咒，

于是我无情地将她毒打，

于是我再度成为狂暴凶徒。

（标题是我乱加的23333，不过此诗是斯大林的译著。当然，不会出版就是了）

（希特勒的畫家生涯大家都知道，不過誰知道斯大林上中學那會兒人家寫過詩？其詩集被帝俄時期的官方課本收錄。）

不過只傲不娇的斯大林对于元首则是毫不留情。

他和西方媒体……啊不，西方领袖谈笑风生的时候表示，如果抓住纳粹领导层，要让法庭把他们统统用钢琴线挂电线杆儿上风干。一如納粹對無數蘇聯人、南斯拉夫人、德國人做的那樣。

納粹特色，督戰憲兵用鋼琴線把絞死的逃兵掛在電桿上。

“如果希特勒如你（丘吉尔）所说只是个不肯服药的疯子。那么今天我们也不会有这么一堆麻烦事了。” ——斯大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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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帝国陆军大将西尾寿造答记者问:"这个事我不知道，你问那个天天翻垃圾桶的。"

次日转预备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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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时期美英代表团醉心于当时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的杰出才能，提议

“以后但凡有苏美英三国参加的国际会议，都让莫洛托夫当主持好了。”

不过过了十年之后

”中央已经决定了，你去蒙古当弼马温....啊不，驻蒙古大使。”

莫洛托夫站了起来，念了两句诗，叫

“赫鲁晓夫你〇炸，忘恩负义白眼狼。等到那年你咽气，灵堂派对蹦迪欢。”

（大雾，我才不会乖乖膜〇）

于是莫洛托夫就去了蒙古，为对面的“大炼钢铁”运动操心不已。

我们的朋友尼尼卡老去，

被无情岁月染白了发须。

健壮的双肩无奈地垂落，

曾经的好汉已不堪羸弱。

多么糟糕！曾几何时，

他挥舞着狂暴的镰刀

如同飑风卷过那田野——

禾杆一片一片接连伏倒。

沿着生活他大步向前，

一路擦去脸上的热汗，

那时的快乐好似烈火，

照得小伙儿光彩焕然。

如今双足已不能步行——

可恶的年岁不懂得怜悯...

老人病残在身卧床不起，

只能给孙儿们讲讲故事。

而当歌声从田野里传来，

歌唱劳动的自由自在，

那强健有力奇妙的心脏，

它猛烈跳动一如既往。

老头儿拄起自己的拐杖，

稍稍挺直了他的脊梁，

朝着孩子们微微一笑，

这一刻他又是满面红光。

“你们这样搞是不行的！我不是一个工程专家，但我见得多了。西方的哪个国家我没有去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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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军人的死法......

巴顿说“

军人最好的死法就是在最后一次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击中”

——然后他

死于车祸。

德军“无冕之王”坦克王牌克尼斯佩尔从41年参战，座车从未被击中也从未受伤

但是45年4月战争结束前

他的虎王被一辆IS-2击中而死....

苏军2号坦克王牌拉夫里年科是在路边行走准备回到自己坦克里时被流弹打中而死的....

巴克霍恩死于车祸是我见过最喜感的事

战斗机被苏联人打掉那么多次都活下来了，结果命丧高速路。当然还有更喜感的，德国U艇二号王牌沃尔夫冈·吕特是在德国投降后的1945年10月被自家哨兵打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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昭和十二年入侵中国的日军身高平均1.55米。当时日军普遍身高是1.50到1.60之间。确实不乏身材高大的将校，但平均下来也就是1.55米了。

到昭和二十年，入伍士兵的平均身高直线下降到1.46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据还在世的参加过太平洋战争的美国老兵詹姆斯理查德回忆说：“日本陆军发动进攻时你能感觉到是一群霍比特人向你冲过来。霍比特人你们中国人可能不懂。郭敬明总知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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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对他们不应批评，不应检查。

这话不对！

对胜利者可以而且应当加以裁判，可以而且应当加以批评和检查。

这不仅对事业有补益，而且对胜利者本人也有补益，这样就会少骄傲一点，多谦逊一点。

—约瑟夫·斯大林

1946年2月9日

（注：“对胜利者是不能裁判的”这句话出自一则俄国故事。

据说俄军名将亚·瓦·苏沃洛夫1773年在俄土战争中违反彼·亚·鲁勉采夫元帅的命令进攻图尔图凯获胜，因此被交付军事法庭裁判。

叶卡特林娜二世得知后说了这样一句话。）

网上各种“胜利者不受审判 ——斯大林” 的段子可以歇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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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洋战争初期美帝的鱼雷质量及其坑爷，后来甚至连爱因斯坦都出面帮忙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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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6 年9月24日，毛泽东同参加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代表团谈到中国在抗战中的作用时说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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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国民政府开始了原子弹研制的暗中筹划。这一行动是在蒋介石特许下，由国民政府军政部部长陈诚和兵工署长俞大维负责筹划的。自1945年秋始，这个筹划过程主要围绕派人赴美国学习研制原子弹而展开。

在俞大维的保荐下，蒋介石在重庆召见了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教授吴大猷。蒋介石告诉吴大猷，他已下令拨给经费十万元法币激活这项秘密计划，并且指示兵工署挪出一间大礼堂，供作原子弹研究室之用。吴大猷则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发展原子弹，钱不是主要的，最重要的是人才，有了专门人才才能克服研制原子弹的困难。

特拨给一间礼堂，十万法币……

100元法币在1937年可买两头牛

1945年可买两个鸡蛋

1946年可买六分之一块肥皂。

先总统蒋公启动原子弹研究是在1946年，100元法币买六分之一块肥皂，启动经费10万元法币=100000/100*1/6=167块肥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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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二战时代纳粹与教廷的关系。希特勒基本是个唯物主义者，其个人肯定是不大喜欢基督教，倒是喜欢推崇北欧神话什么奥丁神女武神之类的玩意。不过希特勒对在国内搞基督教也不是特别上心（戈培尔和鲍曼要积极的多）。另一方面，出于反共的共同需要，纳粹和教廷在外交上联系颇为密切。

“罗马教宗将满洲帝国领土内之天主教会，所有各教区长代表名义，委托于吉林及新京之教皇代理高主教奥斯定阁下，以办理关于帝国天主教会之关系事项3，得与满洲国政府交涉。吾天主教会，无论在任何国家传教，对于其国民之幸福，则绝不能付于等闲者，已属周知之事实。”

1936年，庇护十一世向满洲国诸多要人颁发勋章，教皇代表说这是教廷与满洲国亲善的证明，满洲国外交大臣的答谢致辞：“贵教皇最初承认我满洲国，今天颁赠鄙国官吏高级勋章，高情厚谊”。怎么梵蒂冈没有出来反驳呢？满洲国灭亡多年了，教廷却跑出来争辩说当年关系“不够正式”？还真是变色龙。

“满洲国外交部部长阁下。前者，吉林教区长高主教访问贵部之际，蒙阁下恳切之款待……兹本官对阁下深表敬意。教皇廷枢官传信圣部长官福马骚尼毕文迪 1934年8月2日于罗马”

梵蒂冈国务卿，后来当了教皇的派契利，1937年还获得了满洲国的勋章呢。当时答谢宴会上的发言：“关于共产主义，罗马教廷曾数次颁发训令，力加反对”“贵教廷颁令反对共产主义……与我满洲国精神完全合一”

教皇庇护十二世本人给溥仪的信：致满洲国大皇帝溥仪陛下，尊敬的皇帝陛下，祝平安祝昌盛……首先我要向皇帝陛下保证，已故前任教皇对陛下和陛下人民的敬意，和我的意愿是完全吻合的……1939年3月12日，我在位的第一年，发自罗马伯多禄殿近侧庇护十二世信中还写道：教皇确信，信奉天主教的满洲国人，于“理应服从合法政权，于热爱国家（满洲国）。是不会落后于人的”“祈求全能天主降恩惠于陛下”

然而邪门的是，在此前几年教廷还筹集了一笔“保卫世界和平”的经费。在意大利为苏联人订购驱逐舰（苏联红海军黑海舰队的“塔什干”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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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自《斯大林的战争》《浩瀚大洋是赌场》《斯大林文集》《NAAS》等等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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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有人提到季羡林二战期间在德国逍遥。当时我同济还有两位超一流大师也在德国过的不错——桥梁李国豪、医学裘法祖。他们日子好过是因为南京汪伪政府对英美苏宣战，而且自称代表全中国，这几位中国学者享受了友邦侨民待遇（他们自己对此不承认不拒绝）。德国对友邦公民的供应很好，还不要求他们和德国年轻人一样服兵役打仗，中国留学生可以轻松地读书、追美女。等到美苏盟军占领德国，他们理所当然地是战胜国公民待遇，继续拿最好的物资配给，优先使用盟国军用交通工具回家，绝非其他战败的德国公民可比。战争谁胜谁负，一时间竟然对他们毫无影响。

此外，李国豪和裘法祖的专业对战争很有用，不是季羡林那种梵语、吐火罗语冷门专业，而且都是学霸。李国豪1940年对德国造桥技术有很出名的创新，裘法祖到战争结束时已经是医院的分院院长，所以德国人对这两位技术过硬的学者非常尊重，连党卫军都得对他们客客气气。26岁的裘法祖还娶了个18岁的德国中产阶级姑娘，用自己的面子硬救下了几十个犹太人。二人后来分别在上海同济和武汉同济当终身名誉校长，可见我们搞技术的到什么时候都有饭吃。

裘法祖先生《写我自己》节选

我在医院里工作并不是没有困难的，但总的来说还比较顺利，主要是我绝对不谈政治，只是埋头苦干，经常代他们值夜班，也从不休假。他们需要我工作，而我又需要尽快尽多地学习到本领。我和大多数德国同事间的关系比较融洽，只有一个外科医生名叫 Hess例外。他竟向医院领导提出，不许我检查德国女病人，幸而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把他顶了回去，使我度过了这个难关。
裘法祖的德国夫人

还有一次晚上，我和我的德国妻子(当时她是慕尼黑大学医学院学生)到慕尼黑市政厅附近一个咖啡馆喝咖啡；由于德国政府特别照顾中国人，每月配给大米数斤，我就请我妻子代购，给了她粮票和钱，这个动作被秘密警察钉住了。当时德国已呈战败迹象，夜间实行灯火管制。当我们走出咖啡馆时，从黑暗中突然伸来一只大手抓住我的右肩，并向我出示他的证件：秘密警察。我大吃一惊，即出示了我的证件：大学医院的外科医生。第二天，又来人调查，这一次又是我的恩师Bronner教授保护了我，我仍然平安无事。

李国豪院士在德国

李国豪是1936年同济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同年获工学学士学位并留校任助教，1938年，这位来自广东梅县的年轻人获得德国洪堡奖学金。赴达姆施塔特工业大学深造，并被破格批准直接攻读博士学位，师从著名结构力学和钢结构学家克雷伯尔。第二年，战争开始了，那段日子令他终身难忘。他回忆说，有钱的同学去了瑞士、法国，他没有钱，只能留下。不久，英美对德宣战，学生都去当兵了，他还留在左克雷伯尔的教研室里做研究工作，一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其间，1941年，汪伪政权在德国搞了个“大使馆”，他不与他们联系，护照期满了，寄到瑞士去。当时，他们有100多人，人心齐，便有一种“撼山易”的味道了。

1940年，李国豪以优秀论文《悬索桥按二阶理论的实用计算方法》获工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钢结构》杂志发表后，在桥梁工程界引起极大的反响，时年仅26岁的李国豪自此便以“悬索桥李”而闻名于世。此后，他除了从事钢结构焊接问题的研究外，主要负责研究工程实际中出现的各种桥梁结构方面的新老难题。他虔心于对悬索桥、行梁桥和结构稳定的分析，众中一一取得创造性成果，发表了近十篇重要论文。其中，他在针对汉堡拟建的悬索桥进行深入研究的过程中，揭示出三跨连续加劲梁不设中间支座的体系无支承弯矩高峰的优点，三十年后，这种体系终于在70年的美国修建的一座斜拉桥工程中被成功采用。至于他对火车在悬索桥上的动力作用的精湛分析，其分析方法和分析结果都填补了当时的空白。1942年，这位年轻的中国学者又参加了由克雷伯尔和赫瓦拉主持的德国钢结构稳定规范的修订工作，由他提出的《弹性平衡分支的充分辩别准则》，建立了结构稳定的一个基本准则。不久，这个思想活跃，精力充沛的青年又以论文《钢结构分析的几何方法》成为第一位获得德国“特许任教博士”（Dr.-lng.habil）学位的中国留学生。1943年夏，他又成功发表论文《珩架和类似体系的结构分析新方法》，论文所体现的创新的思维方式后来被广泛引用于高层建筑和其它复杂结构的计算中。

裘法祖院士的5个传奇故事

当时正值二战后期，纳粹党卫军获知美军正在慕尼黑周边运动后，便强令设在慕尼黑郊区的达豪集中营的6000多名犹太囚犯离开此地。那是1945年4月底的一天，裘法祖正在做手术。一名护士长跑进来，神色紧张地叫喊道：“地上躺着许多从集中营来的囚犯。”裘法祖连手术帽都没摘，叫上护士和助理医生带上外科器械就奔了出去。

他被眼前的惨相惊呆了：街对面躺着将近40个人，羸弱待毙，身上的集中营条纹囚服脏陋不堪。持枪的德国士兵包围着他们，吆喝他们起来。他鼓足勇气，把那些大兵吓唬住，最终把病人带走了。

他们把犹太囚犯们安置到了地下室，并对他们进行了治疗。不久德国投降，这些犹太人获得了自由，而与他们同一时期被转移的人则绝大部分被杀害了……

……裘法祖与夫人裘罗懿在慕尼黑大学校园相识时，裘罗懿才18岁。出生于工程师家庭的她，为了丈夫的事业，裘罗懿离开故乡和亲人来到中国。1958年，经周恩来总理亲自签署，裘罗懿成为第一个加入中国国籍的德国人，异国爱情传为人间佳话。

当然，裘法祖院士自己也很土豪，26岁能随随便便追到18岁中产家庭妹子，自然有所依仗：

裘法祖先生《写我自己》节选

我的经济状况很紧，特别是在1939年开始，由于日军侵略到上海、杭州，二姐已无法再寄钱了；她已前后五次共资助了我4200美金。我每月只用70马克，其中30马克付房租，剩下来的40马克用于吃饭和买书，幸而德国读书是免费的。早餐是由房东供给的；

30年代在德国免费读书三年，别的钱不算，二姐给的4200美刀不够花……那是30年代末大萧条之后的美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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