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和李政道当年为什么闹翻了？ 第1页

杨振宁李政道自述

杨振宁的学术图表：

李政道的学术图表：

1989年杨振宁给吴大猷的信

大猷师︰

谢谢您寄下的《在台工作回忆》，是吾师三十年在台工作的总结，读后感慨甚多。

一九六七年以来吾师在台不愉快的事，自书中多处可以看到。今日公诸于世也好。大公无私，直言不讳的精神是会受到有识者的敬仰的。

关于马仕俊师的剪报我是第一次看到。

多年来知道吾师极关怀政道与我一九六二年决裂的事，因为我严格遵守「君子交恶，不出恶声」的原则，始终没有向吾师与吴太太谈及详情。今日简要地谈一下︰

I.一九六二年以前与以后我一直不同任何人谈李与我的关系，除了和我父母弟妹和两位家庭朋友以外。这是我的原则。政道则四处乱讲，说我与他在粒子方面的工作主要是他带领的，等等。我虽多次听到关于他这种胡说的谣言，并没有改变自己的原则，直到一九七九年。那年夏天，我偶然看到李一九七0年的文章（翻印在李《SelectedPapers》中），才了解到谣言并非全无根据，才了解到他背后怎样在歪曲我和他的关系。震惊之余我才决定写出真象，这是一九八三年我的《Selected Papers》第30页足注的背景。

II.一九八三年以后我仍然避免谈李和我的关系，可是政道却继续乱讲。近年来他发表了几篇文章，包括︰在T. D. Lee《Selected Papers》（1987）中；在《Thirty Years Since Parity Nonconservation》中（Birkhauser 1988）。在这些文章中他主要讲的是︰

（a）他和我的关系自一九四六年始即是平等合作的。
（b）关于Parity的文章（一九五六）主要是他起头的。

关于（a）点︰一九四六至一九四九年我把他当弟弟待。我指点他学场论，学群论，学统计力学，还直接影响了他处世作人的方法与态度。以后我尽力帮他的career.他一九四九至一九五O年在Williams Bay与Chandrasekhar吵翻了，我介绍他去Berkley；次年他在Berkley不快活，我介绍他来Institute，才开始了他在基本粒子方面的career；一九六O年我力主请他做了Institute的教授。

至于他的研究工作︰一九四八年底Rosenbluth和我在合作关于Meson Interaction的文章，那时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惟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他今天竟说这篇文章是我们三人平等合作的。一九四八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不论是粒子方面或统计力学方面的，九O%是我起的头，我作的主要突破，我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文章在内。

关于（b）点︰Parity一文（一九五六年）的起源我已于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有详细的描述︰Parity文中的reference 7是Yang and Tiomno（1950年）的文章，是引入C与C'十个Couplings之idea的来源。该一九五O年的文章，与我一九四八年Ph.D.论文，与一九五四年Snow，Stermheimer and Yang的文章是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的起源观念的背景。即时大家都在讨论；heta—ao谜，可是只有我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Parity Nonconservation in Weak Interactions的观念。（见我的《Selected Papers》第24至37页。）

政道今日说Budde et al.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仍一字末提Schwartz？

Ⅲ。政道和我的关系在我的《Selected Papers》第53至54页有浓缩了的，感情丰富的描述，请吾师参考。大体讲来我们的关系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一九四六至一九五一年）︰我是他的长兄，是他的老师。

第二阶段（一九五一至一九五七年）︰我引导他进入统计力学与对称原理的研究。在这段时问内我们亲如兄弟，合作无间。我知道他不愿被别人认为是我的副手，所以「Keenly aware that he had to get out of my shadow.I bent over backward to attempt to help him in his career while maintaining strict public silence about the nature of the partnership.」（我的选集，第54页。）

第三阶段（一九五七至一九六二年）︰我们成了名以后，政道内心起了恐惧。他自知对Parity工作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下面一个例子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显示了我们的复杂心理︰

一九五七年去瑞典领奖前我们每人写了一份短短的自传（附上复本），这是奖金委员会循例要我们写的。

我们交换看了稿子。使我十分惊讶的是，政道的稿子中完全没有提到您和Fermi。我的直觉反应是我要告诉他这样十分不妥、可是继而一想，我了解到他没有写的原因︰他受到我的影响远比他受到您或Fermi的影响为多，而他不能（is incapable of）公开讲出来我对他的影响。我知道这是他最敏感、最痛苦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向他提了。

第四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今天）︰这阶段里，为了保护他自己（？），为了蒙混世人（？），政道到处散布谣言，前面已经提到过了。

Ⅳ。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Insight）与数学能力（Mathematical Power）略逊一筹，所以一九六二年以后文章虽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没有大影响。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这是一个大悲剧。

V。政道和我的合作，和我们的决裂，都是我一生的大事。我对政道有没有做过不道德的事呢？有没有做过错误的事呢？

关于前者︰没有。绝对没有。我们决裂以前，我虽然同我父亲母亲在欧洲见过三次，可是我从来没有向他们提起政道和我的关系。决裂以后，于一九六二年秋我写信给我父亲向他交待政道和我决裂的情形时，只说政道和我的关系的发展很复杂，不是一时能讲清楚的，可是我可以向父亲报告的是一九四六至一九六二年十六年间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政道的事。今天我可以向吾师报告的是一九六二年以来二十七年间我仍然保持了这个纪录。

关于后者︰我做过大错事︰如果一九五六年Parity文章我写了以后，把作者签为Yang and Lee，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

这封信会给您带来不快甚至痛苦，请原谅。即问夏安

生振宁上

八九年七月七日

2003年李政道答《科学时报》记者问

（1）问： 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去年在台湾出版，引起了很大反响。今年可能又将在大陆出版，您对此书的出版有什么评论？

（1）答： 此书对我和杨振宁在物理研究上的合作，以及对我本人人格的很多描述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杨振宁是想通过此书重写历史，通过对我进行诬蔑和贬低来索取根本不属于他的荣誉。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诬蔑是非常罕见的。我读了之后感到十分震惊和愤怒。

（2）问： 书中有关您和杨振宁的关系的记述，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甚至超过了书的其他内容。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

（2）答： 此书用了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篡改历史。杨振宁利用此书，制造不真实的故事，企图抹煞国际科学界早已公认的、我对物理学发展的贡献。特别是，书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的叙述，更是采取了歪曲事实、制造谎言的手法来抬高杨振宁，贬低我本人。这样的行为在世界科学史上很可能是空前的；这样的传记写作手法在历史上也是极为少见的。因此,该书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其实，这都是杨振宁和传记作者共同谋划的。这一点传记作者在后记里也已经讲了。他们这样做是各有各的目的。

（3）问： 李杨合分，症结所在，据一般人看来，是由于你们之间的下述争论：获诺贝尔奖的论文的思想，即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的突破，是你们二人中谁第一个提出来的。据杨振宁的说法，是他“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指杨自己）想到了…”还说你先是反对这种观点，经过他的说服后才同意的[1]。 您认为这种说法符合事实吗？您能不能说明一下您知道的事实真相？

（3）答： 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符。事实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1954、55年，θ-τ之谜已成为物理学界关注的焦点。这里我想先简单地解释一下当时的θ-τ之谜。50年代初从宇宙线里观察到两种新的粒子，θ和τ。它们具有很不同的衰变模式。θ衰变为两个π介子，τ衰变为三个π介子。因为奇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负的，而偶数个π介子的总宇称是正的。所以从θ和τ的衰变模式可以决定θ的宇称是正的（称为标量），而τ的宇称是负的（称为赝标量）。奇怪的是到 1954、55年，经过很精密的实验测量，发现在实验的精确度内θ和τ这两个不同宇称的粒子居然有完全一样的寿命和质量。

那时候，从θ、τ的衰变模式，不仅可以决定它们二者的宇称不同，也已知道这类的衰变是通过弱作用力实现的，因而可用理论计算来估计它们的寿命。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τ的寿命应该比θ的寿命长很多，约一百倍。可是实验结果是τ和θ的寿命几乎完全一样。而且，假使τ和θ是不同的粒子，为什么它们的质量也会几乎完全一样呢？如果认为它们是同一个粒子，它们怎么会具有完全不一样的宇称呢？

为解决这一问题，物理学界曾提出过各种不同的想法，但都没有成功。50年代时，粒子物理学领域，每年都举行一次国际性的综合学术会议，地点在美国纽约州的罗彻斯特（Rochester）大学。因而，这个很重要的会议就被称为罗彻斯特会议。凡是要参加会议的，必须收到邀请才行。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也讨论了θ-τ之谜这个问题。

当时在会议上已经有人提出，包括我和杨振宁，是否在θ和τ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但是，会议上的这些讨论都没有达到任何结论。要了解这是为什么，是什么原因造这种情况，我需要介绍一下当时宇称守恒问题的背景。

宇称守恒是当时公认的一个重要物理定律。宇称守恒的基础是“左右对称”，而“左右对称”一向被认为是物理的公理。从经典物理学开始到近代物理学（包括力学、电磁学、引力场、弱作用理论、原子、分子和核子构造等），一切的物理理论，在1956年 4月以前，都是左右对称的。因为每一门物理理论都有一大批、一大批的实验作证明，所以物理学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左右对称”在粒子物理学中也已经被充分证明了，是非常正确的，是自然界的真理。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

在1956年4月初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讨论时，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公认，一切已了解的物理都是左右对称的，是宇称守恒的。这是毋需讨论的。在会议上讨论的问题是：在θ、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可能不守恒；在当时一切已了解的物理之外，θ、τ是否可作为一个特殊例外，是孤立的一点。
假使θ、τ是同一个粒子，在它衰变过程中，宇称并不守恒，那会产生什么结果呢？那结果就是，这同一个（即θ-τ）粒子既可以按宇称为正的θ模式衰变，也可以按宇称为负的τ模式衰变。可是这个结果与从一开始就已经知道的θ-τ之谜的现象完全相同。

因此，虽然提出了θ-τ衰变宇称可能不守恒的假设，可是这种假设不产生任何新的物理结果。这种假设与一切其他物理无关。在这种假设提出以前， θ-τ之谜是孤立的一点；做了这种假设以后，θ-τ仍然还是孤立的一点。因为这种假设并不能产生任何新结论，所以这种假设就不能看做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一点物理学界是公认的。

当时我也正在重点研究这个问题，曾做过一些尝试，但未成功。

我记得，在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的一两天，即4月8日或9日，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斯坦伯格（J.Steinberger），专程到我的办公室访问，讨教问题。那时他正在进行不稳定的重粒子的产生和衰变的实验。他的问题是如何测定这类重粒子的自旋，与θ-τ之谜无关，和宇称不守恒也无关。在谈话的过程中，我忽生灵感，突然很清楚地明了，要解决θ-τ之谜，必须先离开θ-τ系统，必须假定θ-τ以外的粒子也可能发生宇称不守恒的新现象。

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用了这些新的赝标量就可以系统地去研究宇称是否不守恒那个大问题。θ-τ之谜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点，它可以和斯坦伯格正在进行实验的重粒子连起来，它也可能和其他一切物理整体地连起来。要解开θ-τ之谜，就要去测量弱作用中θ-τ以外的赝标量。我猜想，宇称不守恒很可能就是一个普遍性的基础科学原理。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当时，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斯坦伯格，并请他转告他的实验组的人，要他们赶快按照我的建议去重新分析实验数据。斯坦伯格听了也很兴奋。他说，您需要的这些原始实验数据，其实都已经有了，都记在他实验组的Log book（实验工作记录本）里，可是因为不知道应该如何去分析，所以还没有将这些数据放在一起分析。之后，他和他的实验组马上按照我建议的方法去分析了他们的实验数据。虽然有迹象显示出宇称不守恒，但因数据不够，不能得出定论。1956年9月份的《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重粒子实验的论文，也就是布德（R. Budde）、克瑞蒂安 （M. Chretien）、雷特奈尔（J. Leitner）、塞缪斯 （N.P.Samios）、史瓦兹（M.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合作的文章。

文章中有一部分就是讨论我的突破性的想法和他们的分析。他们并在文章里对我“非常有帮助的讨论”，即我提出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性的想法表示谢意。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来源[3]。 对这件事，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后来曾发表了回忆文章。

史瓦兹（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上述情形有清楚的回忆。他对我当时提出的建议和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及事情的经过，都有明确的回忆和文字的记载。其经过和时间都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完全一致。史瓦兹说：“无论如何，我记得十分清楚，在罗彻斯特会议(4月3－7日)之后，斯坦伯格立刻回到奈维斯（Nevis实验室），告诉我们，他刚才和T. D. Lee（李政道）讨论，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想法。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Φ＝0 到Φ= 2π进行划分。……如果有非对称性，那么就会是……宇称破坏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1956年4月中旬，斯坦伯格和他的实验组已有了初步的分析结果。他告诉我，重粒子∧0的衰变，从Φ=0到π有7个事例，从Φ=π到2π却有15个事例，多了约一倍。重粒子∑0的衰变，从Φ=0到π有13个事例，从Φ=π到2π只有3个事例，小了约四倍。当然这些数据不够，还不能做出宇称不守恒的断定。斯坦伯格又说，他估计一年之内，他们可以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加速器再去产生十倍多的事例。那就可以完成在 ∧0、∑0这类重粒子的衰变过程中，宇称是否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事实上，一年之后，1957年斯坦伯格和他的合作者的确就完成了这个决定性的∧0，∑0宇称不守恒实验并发表在《物理评论》上。）

当时，我觉得很兴奋。这个初步的宇称不守恒的实验，已充分证明了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正确的，是可行的。宇称是否守恒的问题不再停留在θ-τ之谜的孤立一点。θ-τ以外的不稳定重粒子∧0和∑0也都已经被包括进来了！

1956年4月中至4月底，我努力于完成宇称不守恒在θ-τ、∧0、∑0这类以及所有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的弱作用衰变领域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我并和斯坦伯格约好，我的理论分析文章和他实验组当时的实验分析文章，即后来1956年9月15日发表的布德、史瓦兹、斯坦伯格等人的文章，同时发表。当然，弱作用衰变，除了奇异粒子外，还有更大的领域，那就是有五十多年研究历史的β衰变。这包括中子、π介子、μ子等更多的粒子。我准备在1956年5月初，写完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论文后，立刻开始对它们进行分析。

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又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说他刚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学术报告会上报告了他们的实验结果和分析，也报告了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建议。杨振宁也在场听报告。可是他却在听众中强烈反对我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在那段时期，我和杨振宁没有合作的工作。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结束后，我回到纽约，就没有再和杨振宁见过面。我听了斯坦伯格的话之后，就打了一个电话到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告诉杨振宁说，自从我和他在罗彻斯特会议分手后，我有一个理论上的突破，请他在和我讨论之前，不要再把他的反对意见公之于众。第二天上午，也就是杨振宁所说的4月底和5月初的一天，杨振宁来我办公室。谈了不久，杨振宁说他是开汽车来的，忘了纽约停车的困难，必须下去到街上移动他的汽车。

在哥伦比亚大学周围的所有街道，因清洁街道的原因，规定每天上午十一时至下午二时，不准停车。因为杨振宁对纽约这些规则不熟，我就陪他离开校区，到北边125街。那边清洁街道的规定是，每天上午八时至十一时不准停车。在125街和百老汇大街交叉处有两家中国饭馆，是我常去的。因为那时候是早晨十一时，饭店尚未开门。我们就在天津饭店隔壁的一家咖啡馆先喝杯咖啡。我把我最近的工作以及关于宇称不守恒突破性的想法和斯坦伯格依照我的建议所做的新实验结果，统统告诉了杨振宁。

杨振宁激烈反对。他说前两天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斯坦伯格测量的是“二面角”，对这方面，他（杨振宁）曾经研究过，绝对不会出任何宇称不守恒的新结果。在我们辩论时，隔壁的天津饭店开门了。

我是天津饭店的老顾客，就向服务员借了纸和笔。我写下方程式，画了图，再次向杨振宁全部重新解释。我向他指出，斯坦伯格新的分析中用的角度Φ，不是杨振宁想象的二面角，而是我的思想突破所指的新赝标量。二面角是标量，只能从0到π，当然是宇称守恒的。这新的Φ角度是赝标量，可以从0到π，然后也可以从π到2π。当Φ在0到π的区域时，Φ和二面角一样，可是在π到2π的区域就完全不一样。用了这样新的赝标量Φ，通过∧0和∑0的衰变过程，如果这二个Φ区域的事例数不同，那就是明确的宇称不守恒的证明，据此就可以去测量θ-τ以外的粒子是否也是宇称不守恒。这是以前别人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

斯坦伯格实验组依照我的建议，对∧0和∑0衰变中，Φ在0到π和π到2π两个范围的事例的数量进行了分析。这个分析在四月份已经完成了。结果这两个数量相当不同,已经可以看出宇称不守恒的迹象。可惜，整个实验的事例数目不够，暂时还不能下定论，不过已经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了。然后，我又重复在纸上写下，刚才在咖啡馆口述的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初步分析细节。杨振宁慢慢地不再反对了。

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时，杨振宁已被完全说服了。他也很兴奋。在我的办公桌上，他看见我正在写的关于在θ-τ、∧0、∑0和其他奇异粒子的衰变中，宇称可能不守恒的文章。我告诉他，这篇文章将与斯坦伯格的实验文章同时发表。我也告诉他我正开始预备将这种分析应用推广到β衰变的领域。

杨振宁说他很愿意和我合作。同时，他劝我不要先发表我已差不多写完的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他说，这是非常热门的突破，应该用最快的速度，将整个弱作用领域一下子都占领下来，这样可以更加完整。

杨振宁具有高度批评性的眼光，他是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也是我的好朋友。宇称不守恒将涉及物理学的各个领域。我认为杨的参加无疑会使最后的成果更加丰硕。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合作要求，并表示了欢迎。

我的决定是对的，我们这个合作是非常成功的。在1956年以前，从经典物理到近代物理，都是对称的物理。1956年以后，大部分的物理现象都发现有不对称。不仅是宇称不守恒和左右不对称，电荷的正负也不对称，时间反演也不对称，真空也不对称，因而夸克可被禁闭，不同的中微子间可以互相转换变化，连质子也可能不稳定…。当然，并不是1956年忽然改变了外界的宇宙，而是1956年我和杨振宁发表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改变了整个物理学界以前在“对称”观念上的一切传统的、根深的、错误的、盲目的陈旧见解！

1956年我们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带来了1957年的诺贝尔奖。对我来讲，更大的意义，是我有这机会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上，做出宇称不守恒这一基础性的、革命性的贡献。这使我深深感觉到自己的幸运和能够做出突破性贡献的人生的巨大意义。

证明弱作用宇称不守恒的决定性的实验是吴健雄和她的合作者们在1957年1月完成的。关于我是如何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这一突破的，以及她们那项决定性实验是如何由我起的头，吴健雄也有她很清楚的回忆文章[5]， 发表在1972年：

“……1956年早春的一天，李政道教授来到普平物理实验室第十三层楼我的办公室。他先向我解释了 τ-θ之谜。他继续说，如果τ-θ之谜的答案是宇称不守恒，那么这种破坏在极化核的β衰变的空间分布中也应该观察到：我们必须去测量赝标量，这里p是电子的动量, σ是核的自旋。

“……在李教授的访问之后，我把事情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对于一个从事β衰变物理的学者来说，去做这种至关重要的实验，真是一个宝贵的机会，我怎么能放弃这个机会呢？…

…那年春天，我的丈夫袁家骝和我打算去日内瓦参加一个会议，然后到远东去。我们两个都是在1936年离开中国的，正好是在二十年前。我们已经预订了伊丽莎白王后号的船票。

但我突然意识到，我必须立刻去做这个实验，在物理学界的其他人意识到这个实验的重要性之前首先去做。于是我请求家骝让我留下，由他一个人去。……五月底，春季学期结束之后，我于是认真地开始准备这个实验。……

“……在一月十五日的下午，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召开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宣布物理学一个基本定律出人意料地被推翻了。……这一新闻在公众中爆开，迅速传遍全世界。正如剑桥大学O. R. 弗瑞奇教授（O. R. Frisch）在那时的一次讲话中描述的那样：‘宇称是不守恒的’这一难懂的语句，像一个新的福音传遍了全世界。”

下面是杨振宁1982年写的关于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回忆[6] ：

“普林斯顿高等学术研究所的春季学期于4月初结束，我和家人于1956年4月17日到布鲁克海文去度暑假。李政道和我继续保持每周两次的互访。这段时间里，我们是在哥伦比亚和布鲁克海文见面。同过去一样，我们对各种问题都感兴趣，但当时我们最关注的自然是θ-τ之谜。我们对下述反应链中的角分布尤其有兴趣： 　

π-＋ p → ∧0＋θ0 （1）
　　∧0 → π-＋ p （2）

R. P. Shutt（舒特）、斯坦伯格和W. D. Walker（瓦尔克）等人研究过这些反应。他们曾在罗彻斯特会议上报告过研究的结果，会上对这三组物理学家所使用的‘二面角’变量的准确范围有争议。
“4月底或5月初的一天，我驱车前往哥伦比亚作每周例行的拜访。我把李政道从他的办公室接出来，上了车。我们很难找到泊车的空位。后来，我把车泊在百老汇大街和125街的转角处。那是午饭时分，但附近的饭馆尚未开门营业。于是我们就到左近的“白玫瑰”咖啡馆，在那里继续讨论。稍后，我们在“上海餐馆”（据我回忆，是这间餐馆，但李政道说他记得是“天津餐馆”）吃午饭。我们的讨论集中在θ-τ之谜上面。在一个节骨眼上，我想到了，应该把产生过程的对称性同衰变过程分离开来。于是，如果人们假设宇称只在强作用中守恒，在弱作用中则不然，那么，θ和τ是同一粒子且自旋、宇称为0-（这一点是由强作用推断出的）的结论就不会遇到困难。这种分离对反应链（1）、（2）有特别的意义。李政道先是反对这种观点。我力图说服他，因为这种想法可以通过（1）、（2）两个反应中可能存在的上－下不对称性而加以检验，它就更有吸引力了。后来，他同意了我的意见。

“…，那时，李政道还不大熟悉β衰变现象。他有点按捺不住了，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因为我要把β衰变的计算做完。”

杨振宁回忆中的反应链（1）和（2）就是那时候斯坦伯格实验组正在研究的。杨振宁对什么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和我的回忆是同一个思想，也正是前面史瓦兹1986年发表的回忆文章里所叙述的我的那个想法，也就是史瓦兹说的，在1956年4月上旬“李建议斯坦伯格，让我们把数据从Ф=0到 Ф=2π进行划分”的分析。所以，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回忆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可是，杨振宁和我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

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完全集中在∧0和∑0重粒子的反应过程上。这个思想的可行性必须对∧0和∑0的产生和衰变进行分析才可以决定。任何一位理论物理学家，如果忽然有了这样一个重要的思想突破，一定会立即去找做∧0和∑0实验的小组，去说服他们，请他们赶快按照这个思想突破的建议去重新分析他们的数据。可是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文章，和他以后的传记，完全没有任何这样的回忆和叙述。可见杨振宁的上述回忆是不合常理的。

为什么？因为1956年5月初，杨振宁来纽约看我的时候，他明明知道斯坦伯格实验组已经按照我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做过了分析。所以杨振宁的回忆中是不能提这个实验分析的。

斯坦伯格（1988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我及杨振宁都是40年代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学，都很熟。1956年斯坦伯格和我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正教授。我们的办公室离得很近，仅差上下一层楼。当时，整个物理学界绝大部分的∧0和∑0事例都在斯坦伯格实验组手中，有约四十个，不是个小数目。这些情况在1956年4月初罗彻斯特会议时，杨振宁都是知道的。1956年我，斯坦伯格和杨振宁都是被邀请参加罗彻斯特会议的。

假使真的如杨振宁所说，在1956年5月初，他午饭时忽然在一个节骨眼上想到了∧0的产生和衰变反应链，他有如此重要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不可能在午饭后我们回到哥伦比亚大学，他不去找离我办公室很近的，也是他很熟的朋友斯坦伯格。他不可能不想立刻就把他的这个重要的、∧0和∑0衰变可能是宇称不守恒的想法告诉斯坦伯格。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急着去请斯坦伯格尽快地做一个实验，看看他的这个思想突破是否可行。

杨振宁不去找斯坦伯格，是为什么呢？因为杨振宁完全清楚，在那个时候，斯坦伯格不仅早就知道我的思想突破，也早已按照我的这个思想，去做了分析。同时，杨振宁也知道前两天他刚刚听了斯坦伯格的报告，而且他还反对。当杨振宁1956年5月初在天津饭店吃午饭时，他完全清楚斯坦伯格实验组的分析结果已有宇称不守恒的迹象，虽然不能定论，但是完全可以证明我的思想突破是可行的。在1956年4月罗彻斯特会议后的三个星期中，已经发生的这些极重要的事实，在杨振宁的回忆里，其叙述却完全是一片空白。为什么？因为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中，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叙述是假的。他知道，他是要将我的思想突破变成他的，将他的反对变成我的反对。

在杨振宁1982年的回忆里还有其它相当多的情节也不符合事实。举两个例子吧。1956年5月初，当他在我办公室里看见了我正在写的，关于θ-τ、∧0、∑0等奇异粒子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时候，是他要求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做β衰变领域的分析。也是他要求我先不发表奇异粒子的文章的。可是他在1982年的回忆中竟然说：“他（指李）有点按捺不住，主张把关于反应（1），（2）的研究写成短文，先行发表，我不同意这样做”[6]。 杨振宁关于我“按捺不住”的说法和事实不合，完全是喧宾夺主，是很不道德的。

在我们合作写出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前，在1948－56的八年中，我和杨振宁仅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一时期发表的论文中的一小部分。1956年我们发表了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我和杨振宁才开始密切合作。从1956年的下半年到1962年的六年中，我们共合写了二十六篇文章。

1956年4月，我和杨振宁没有任何合作项目，也没有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当他1956年5月初来我办公室时，他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来哥仑比亚大学。否则，他不会在上午十一时左右开汽车来，因为他不可能忘了在午时左右哥校附近停车的困难。1956年4月3－7日罗彻斯特会议后的整个4月份我和杨振宁没有见过面。事实上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谓的每周两次的见面是在1956年10月我们发表了宇称不守恒的论文之后才开始的。杨振宁1982年回忆中所说的在1956年4月和李政道每周两次互访也是与事实不合的。由于我的思想突破促成了当时（1956年4月份）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在他们的实验文章中做了宇称不守恒的分析。因此，他们在他们的论文中对我表示感谢[3]。 他们没有提杨振宁，因为这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这项实验的参加者之一史瓦兹，在他1986年的回忆中关于1956年4月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讲得很清楚，这个思想是我提出来的，根本没有提到杨振宁[4]，因为这是与杨振宁无关的。

由此可见，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1956年4月初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上面的叙述并没有减少杨振宁在与我合作中的贡献，也没有否定他应获诺贝尔奖的资格，当然也没有降低他因此而获得的荣誉。

虽然我们是一起获得了诺贝尔奖，但是关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由我独立做出的这一点，是有文献记载的，同行们也都是知道的，是客观的事实。可是我从来没有去强调这一点。也从来没有因此去损伤杨振宁，去贬低他在与我合作完成宇称不守恒论文上的贡献。但问题的关键是，杨振宁从1982年至今，总是想抹煞是我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突破的事实。他关于这一问题的叙述，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4）问：您举出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人的实验论文，作为您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证据。但是，杨却反问您说，为什么1956年你们得诺贝尔奖的论文里一字未提史瓦兹？为什么您1970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里也一字未提？

（4）答：在江才健的《杨振宁传》里，杨振宁问吴大猷老师：“政道今日说Budde etal 1956年（Schwartz是主要合作者）的一文才是Parity idea的起始，是他（李）介绍给Schwartz的。（这是他六十生日会上他所打出的一张王牌。）如果此说能成立，为什么一九五六年我们的Parity文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一九五七年我的与李的Nobel Speeches都一字未提Schwartz？为什么李的一九七O年〈History of Weak Interactions〉仍一字未提Schwartz？”

杨振宁用这些问题反问吴老师是极不妥当、极不礼貌的。当然，吴老师不会回答，因为吴老师与此事无关，而且现在吴老师已经过世，我们无法知道他的反应；即使他在世，也不应该把裁判的责任强加给他。我想，杨振宁的这些问题还是由我来答复为好。

杨振宁所说布德等（Buddeetal.）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上述论文，就是上面说到的布德、克瑞蒂安、雷特奈尔、塞缪斯、史瓦兹和斯坦伯格等合作的论文。虽然他们的论文里也发表了那些数据，但因为数据量不够，不能对宇称不守恒下最终结论。在1956年5月至10月间，还有不同的人分别做了其它好几个实验，由于各种因素也不能给出定论。所以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日的文章，按科学文献的写作惯例，都一概不提那些文章。同样，在1957年我和杨振宁获诺贝尔奖的演讲（Nobel Lectures）中，也只提到了吴健雄等成功的实验。这是很自然的事。这怎么能成为否定是我做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证据呢？退一步说，不提布德等的论文，难道就能说明完全没有我向斯坦伯格提出建议的这回事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否定他们论文的存在吗？就能否定他们在论文中用我突破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进行的分析吗？不提他们的论文，就能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不是由我首先提出来的吗？如果谈到感谢，那显然不是我要去感谢史瓦兹，而是相反。事实上史瓦兹等早在他们（也就是布德等）当时发表的论文里就已经表示过对我的感谢了，这足以证明他们承认并接受了我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的思想。杨振宁提这样的问题，是本末倒置，目的纯粹是要制造一个错觉。

至于杨振宁说，为什么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8]一文没有提布德等的论文，这更是莫名其妙。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演讲的讲稿，谈的是1930－70年四十年间弱作用研究的发展大纲。1956年宇称不守恒工作仅是其中一部分。当时我只有时间很简单地谈到我和杨振宁对宇称不守恒合作进行系统理论分析的部分经过，没有必要专门去强调是我做出了宇称不守恒这一思想突破。因此，更没有必要专门去提史瓦兹等人的实验。按照杨振宁的逻辑，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做报告或写文章就要讲是我首先提出宇称不守恒思想的，否则就等于承认没有这回事，这不是太可笑了吗？

1982年，杨振宁在他的论文选里居然以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讲稿为借口，无理地攻击我，说我在该文中乱说，而2002年杨振宁忽然又反过来问：为什么我和他在我们的获奖论文和我1971年的演讲中不提史瓦兹？似乎不提史瓦兹就是承认这个突破不是我独立做出的。似乎不提史瓦兹就等于没有布德等1956年9月已发表的物理论文，就等于没有他们在我的突破思想指导下做的分析，就等于没有他们为此而对我表示的感谢。这种逻辑是不通的！事实上，在和我的关系上，这些都是杨振宁不顾事实，故弄玄虚，扰乱人心的一贯做法。

任何写作过科学论文的人都会明了，凡已经经过文献或实验证明的科学贡献，在一般场合下均无需再在论文里专门去提。因为提和不提并不影响已存在的、已证明的这一事实。从1982年以来，杨振宁就不断地以自夸和造伪的方法企图抢夺我的贡献。现在他居然用他自己已经习惯了的，认为多说谎话就能否定已有事实的办法，去否定别人在报告或论文里符合科学论文惯例的正常说法。这是非常可笑的。

（5）问：杨振宁在给吴大猷的信里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论文是他起的头，因为你们1956年的论文的观念的起源、背景是他和蒂欧姆诺（Tiomno）的文章（1950）、他的Ph.D.论文（1948）和他、Snow（斯诺）、Sternheimer（斯顿海默）的文章（1954）。尤其是他和蒂欧姆诺的文章（1950）引进了C和Cˊ十个耦合常数。杨又说：当1956年大家(即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讨论 θ-τ之谜时，只有他（即杨）集此诸背景于一身，所以有了宇称不守恒的观念。你觉得杨的说法有根据吗？

（5）答：毫无根据。杨振宁1948年的博士论文，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及1954年杨振宁和斯诺及斯顿海默的文章都是宇称守恒的，都还是在宇称守恒的框架里做文章。

在1956年我和杨振宁写那篇历史性的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所有的文献上都是宇称守恒，包括杨振宁的论文和他1950及1954年的文章也都是宇称守恒。

1950年杨振宁和蒂欧姆诺的文章重点是C和C′这两种耦合常数不能同时用，而我和杨振宁1956年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就是C和C′同时用，既有C又有C′，与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年的文章结论完全相反。所以，很明显:这是因为1956年我和杨振宁的文章是宇称不守恒，而杨振宁和蒂欧姆诺1950年的文章是宇称守恒。

杨振宁之所以拿这篇文章来做说辞，是想用一种似是而非，鱼目混珠的说法来欺骗一般人，也想欺骗不在粒子物理领域工作的科学家。这是他一贯的做法。我相信，吴老师是不会受他欺骗的。他所以要等吴老师过世后才发表他的这封完全不科学的单方面的私人信件，恐怕这就是原因所在。

1956年前所有的物理实验和理论分析都是建立在宇称守恒的基础上。宇称守恒是天经地义的。在1956年4月3-7日的罗彻斯特会议上，虽然是第一次进行公开的讨论，探讨能否用宇称不守恒去解决θ-τ之谜，但是仍然没有任何结论和进展。那时候的物理学(电磁场、相对论、量子力学等等)都被禁闭在“宇称守恒”这个似乎是天经地义的定理的堡垒内;堡垒外没有任何物理。因此，虽然当时也有人(包括我和杨振宁)提出了宇称可能不守恒这个想法，但还是解不开θ-τ之谜，还是走不出宇称守恒这个堡垒。

这就是宇称不守恒突破的困难之所在。要解 θ-τ之谜，第一步就是要丢掉所有过去宇称守恒的包袱。杨振宁给吴老师信上所谓的“背景”文章，都是累赘，都完全仍然是在“宇称守恒”这个堡垒里边。杨振宁把所有这些包袱集于一身，这样做下去是一辈子也走不出“宇称守恒”的堡垒的。这也就是为什么1956年5月初斯坦伯格告诉我，他刚刚在布鲁克海文第一次报告了他的实验，并讲了我在1956年4月上旬做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杨振宁在场听了后，公开激烈反对的原因。

事实上，杨振宁在那时候是不认为宇称可能会不守恒，他也不相信θ和τ会是同一个粒子，在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里有这样一个记载:“在一九五六年四月，杨振宁和派斯以及惠勒三人从罗彻斯特坐火车回普林斯顿的路上，杨振宁和派斯还各和惠勒赌一块钱，认为θ和τ不是同一个粒子。结果后来证实θ和τ是同一个粒子，也让惠勒赢了两块钱。”

事隔近半世纪，今日杨振宁还要拿出他1989年给吴大猷老师单方面的私人信件，还要自夸，说在全世界的物理学家中，“只有我(指杨-李注)集此诸背景(宇称守恒的大累赘-李注)于一身，所以才有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的观念。” 这真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6)问: 关于你们获诺贝尔奖论文的写作，杨振宁在他的文集里说:1956年“5月底，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得了严重的腰痛病(几年以后，诊断为椎间盘脱出症)。 ……在病榻上，我(指杨)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论文的题目是:《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我把稿子拿给李政道看，他作了几处小改。” 杨振宁又说，关于“这篇论文是怎样写成的? 李政道对此一概回避，顾左右而言他。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必须把真相公诸于世。” 能否请您讲一下，您对该论文写作的回忆是什么?

(6)答: 杨振宁的叙述，完全不符合事实。事实的经过是:

1956年4月上旬我把我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告诉了斯坦伯格后， 就致力于奇异粒子的弱作用领域宇称可能不守恒的理论分析和论文写作，整个1956年4月份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前面已经提到过，当1956年5月初杨振宁专程从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的时候，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已经看到了我一人正在写的《奇异粒子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稿。 我后来正是把这篇文稿，作为我们的论文的后半部，于1956年10月发表在《物理评论》上并获得了诺贝尔奖的。

和杨振宁的说法相反，宇称守恒质疑的思想突破是我独立做出的，弱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的整体工作是我创议和主持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的文章也是由我主笔的。

1956年5月初，我接受了杨振宁的要求，同意他和我合作进行β衰变宇称是否守恒的分析工作。 之后，杨振宁为了能和我讨论，他每周单独由布鲁克海文实验室来纽约拜访我。1956年5月底， 当我根据四月份我一人的工作，以及五月份我与杨振宁二人合作的结果，写完这整篇《弱相互作用中宇称守恒质疑》论文后，接到杨振宁的电话，说他因为忽然腰痛，下一次他不能如期来纽约拜访我。电话中我告诉他，我已根据我们的讨论，不仅写完了全篇论文，而且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理论物理组的行政助理Irene Tramm女士连我手写的全部论文都已经打字出来了。论文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论文的上半部主要是讨论β衰变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下半部，则如上述，主要是关于奇异粒子领域的宇称守恒质疑。既然他腰痛不能来纽约，我就将已打好的文章全部寄给杨振宁。过了几天，杨振宁又来电话，说他已收到我寄给他的文章，他已全部念了，觉得写得很好。他唯一的提议是论文题目能否改为《在弱作用中，宇称是否守恒?》，因为一般物理论文标题上都不用问号。杨振宁说，假使我们用问号，可以更引人注目。杨振宁又说，因为这个修改是很简单的，他可以安排，而且《物理评论》的办公室就在布鲁克海文实验室的物理部，和他是比邻，因此我就不必再费心了，他改了论文的题目后，就会直接交给《物理评论》。我在电话中同意了他的建议。(后来《物理评论》的编辑不同意在论文题目上用问号，所以又改回我本来写的论文题目。)。

这样一件简单的事情，一件根本不需要讨论的事情，几十年后，杨振宁还是要制造假话。这无非是想说事情都是他做的，思想是他的，论文也是他写的。但是，事实却不能因假话而改变。请大家设想一下，我们这篇论文于1956年10月发表，获得了诺贝尔奖。这篇论文是划时代的，是纯粹科学性的文章，文中有好多个像下面这样的数学方程式:

其中,

一位没有科学训练，没有文秘经历的人，怎么能够靠别人口述写出这样一长篇高度专业性的论文呢?可是杨振宁硬说:"5月底……在病榻上，我口授，由妻子致礼写成了一篇论文。因为她未受过文秘方面的训练，所以只好一字一句地照记下来。” 这篇理论物理论文，居然在他的“全部口授”下就能很快地一字一句地写完了。这实在太神奇了。这能让人相信吗?而杨振宁接着又说:“6月5日，我带着致礼和我们的长子弗兰克林(光诺)驱车到麻省的剑桥。……” 这就是说，几天后，他就开车出去旅行了。

杨振宁对1956年在《物理评论》上发表的，以《弱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为题的论文是如何写成的叙述，与事实不合。只要拿当年我们发表的论文的实质和他后来编造的故事，一相对照，杨振宁的谎言是透明的。

当时，我没有想到他会如此不负责任，没有将论文交给《物理评论》，也没有通知我，就一人突然开了汽车，带了他的家人离开了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出去旅行了。我打电话找他，也找不到。等到发现这些情况之后，催促他赶快将Irene女士早就打好的论文送入《物理评论》，那已经是三个星期后，1956年6月22日的事了。

(7)问: 杨说，1948年底罗森布鲁斯(Rosenbluth)和他合作写关于Meson Interaction(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那时候您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 只不过因为您时常来他的办公室，所以才把您的名字加了上去。杨说，您认为这篇文章是你们三人平等合作写的。 究竟是谁说得对?

(7)答: 杨振宁的说法，不符合事实，充满了谎话。这又是他不道德的欺人之谈。

大家知道，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和其他研究领域一样，每位合作者对合作发表的文章在学术上一定都要有贡献，都负有同等的责任，都有同等的权利。不是任何一位合作者能任意把没有参加工作的人加进来的。也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出于己欲，可以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

杨振宁毫无事实根据，半世纪后，忽然要硬性地抢夺我在这项工作中的贡献，这是极为可笑的，也是科学界决不会接受和相信的。

《介子相互作用》是我做芝加哥大学理论物理研究生时，在我的老师费米教授指导下写的第一篇论文。这篇论文的内容要点是“μ介子的分析”和“费米弱作用的普适性”的讨论，1949年初在《物理评论》上发表。工作主要是在1948年做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一起署名的。

顺便讲一下这篇文章的背景。1947年费米教授发表了两篇极重要的，关于宇宙线介子(mesotron)的理论分析文章: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证明了当时知道的宇宙线介子，即现在的μ子，当时叫μ介子，没有强作用(希腊字母的μ是现在英文的m，而m就指mesotron)。1947-1948年费米教授的另一研究生斯坦伯格的论文的内容是测量μ介子衰变成电子的能量谱的实验，而我则和斯坦伯格平行地做μ介子衰变和俘获的理论分析。

罗森布鲁斯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但和我合用一间办公室，他随泰勒(E·Teller)教授作质子的理论研究。每次当斯坦伯格到我的办公室和我讨论他的μ介子实验时，罗森布鲁斯自然也在旁边。日子一久他也对这项工作产生了兴趣，和我一起讨论并愿意参加我正在做的μ介子理论分析。

杨振宁也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1947-1948年他大部分时间是在艾立逊的高能加速器实验室做实验。艾立逊实验室是在另一个地方。不过因为我和杨振宁在周末和平常有时候吃晚餐时，常在一起。我也向他提起我的理论工作。那时候杨振宁用加速器做的实验好像不很成功。他表示也愿意参加我和罗森布鲁斯一起作的理论分析。当我们的工作在1948年冬完成后，我的同事奥尔(Ore)告诉我，他听说蒂欧姆诺(Tiomno)和惠勒(Wheeler)也做了和我们类同的分析。

在芝加哥大学，我随费米教授做研究生时，每星期费米教授都花半天时间和我一个人单独讨论物理。当然，他对我“μ介子分析”和“费米弱作用普适性”的工作进展是极有兴趣的。1948年圣诞节那个星期，当我按例和他进行半天讨论的时候，费米教授告诉我他刚收到蒂欧姆诺和惠勒文章的预印本。他又说:你必须赶快把你们的分析写出来，他(费米)会立即写封信给惠勒教授，附一份你们(即李、罗森布鲁斯和杨)的文章复制本，并告诉惠勒你们的工作在他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预印本出来以前已经做完了。所以我立刻起笔写文章。由于1948年圣诞节-新年假期，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去美国东部旅游。我写完后，只能等他们二位假期后回芝加哥，才能告诉他们费米教授的话，给他们看我已写好的文稿并略加文字修改后，由我们三人署名，立刻寄出。同时也报告了费米教授。1949年 1月7日《物理评论》收到这篇文章，3月1日发表。

还有些小插曲。蒂欧姆诺和惠勒在1949年发表的文章(Review of Modern Physics，21，144-153)里有一注释说，“李政道、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很友好地寄给我们(指蒂欧姆诺和惠勒)一份他们的文章，有同样的分析”。可见科学界对每个工作的评审是很严格的，对已经证明的贡献是极为尊重的。

费米教授在他的著作《基本粒子》(Elementary Particles,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Haven[1951])中有相当部分就是讨论我和罗森布鲁斯、杨振宁合写的1949年发表的分析。在那本书中，费米教授很推崇我们这篇文章的贡献。

最近我看到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中，关于“介子相互作用”这篇文章的叙述后，大吃一惊。去问马歇尔·罗森布鲁斯(Marshall Rosenbluth)他对1948年我们三人合作的那篇文章的回忆是什么?罗森布鲁斯回了两封信给我，一封是航空信，一封是e-mail。

罗森布鲁斯在他的航空信里说:

“亲爱的T. D. (政道): 2003年2月14日

关于……论文‘介子与核子和轻粒子的相互作用’(Meson Interaction)，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作出了贡献。

您忠实的
马歇尔 罗森布鲁斯
(签名)”

他的e-mail说:

“……我记得1948年的合作是很愉快的!

我只朦胧地记得和台北的江先生的会面。也许语言的沟通上有问题，但我觉得他对科学问题不太了解。我记得我们所谈的主要是关于1948年的合作。当然他所引用的我说的话，是令人不能容忍的。我大概说的是，在1948年，杨是比您和我较为成熟的物理学家。我还告诉他，由于我们对科学的兴趣、所走的道路在几年之后已有所不同，我实际上不能对您和杨整个的工作做出评价。我只能说，你们两位都极为聪明、同样受人高度尊敬。

您亲爱的
马歇尔”

很明显，马歇尔 · 罗森布鲁斯的回忆和我的回忆是一致的，这篇介子相互作用的文章是我们三人合作的结果，各有贡献。杨振宁的叙述是不对的，也是不道德的。

让我现在分析一下杨振宁最近发表的关于这篇文章的说法:“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只因为他(指李)时常来我的办公室，所以我把他(指李)的名字加了上去。那是他生平第一篇文章，也是他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

杨振宁的第一句话是“那时候李还没有写过任何一篇文章”，虽然是事实，但已有含沙射影伤人之意。可是下面紧接着的一句话“只因为…，所以我把他的名字加了上去”则是彻头彻尾的谎话。杨振宁当然知道这两句话是一真一假，而且没有任何逻辑关系。可是杨振宁将真假两句强连成一个长句子，其目的是造成错觉，企图用这样完全不科学，也是绝对不正当的文字游戏来欺骗读者。然后，觉得这还不够，在下面他再重复一下并加上了最后一句毫无关系，但又是不怀好意的话。

杨振宁加的最后一句“也是他(指李)一九五三年以前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不但和前文毫无关系，也颇令人莫名其妙。杨振宁故意凭空提出1953年有什么意义?既便是“唯一的”一篇粒子物理的文章，难道就能说明1948年合作的文章没有我的贡献吗?

举一个简单的比方吧。1859年达尔文发表了《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这以前达尔文没有发表过任何生物方面的论文，而这以后，直到1871年，达尔文也没有再发表过生物方面的论文。(达尔文的《人类的起源》(The Descent of Man)是1871年发表的。)但是，“这以前”和“这以后”，虽然达尔文没有发表生物方面的论文，那当然不能因此就否定1859年达尔文发表进化论的事实。这逻辑是一位小学生都能理解的。现在杨振宁竟然用如此似是而非的说法想来否定我对1948年三人合作的贡献，这是极可笑的。其用意不良，是一目了然的。

我很难猜测杨振宁凭空提出1953年的用意。可是在粒子物理的发展史上，1953年是很重要的。1953年恰好是粒子物理研究开始使用GeV(十亿电子伏特)级的高能加速器的一年。让我简单地介绍一下这段历史。

1953年以前，除了上世纪早期就知道的质子、电子和中子以外，所有其他的粒子，如π介子， μ子，θ、τ等都是在宇宙线里发现的。因而，1953年以前粒子物理和宇宙线物理是很难分开的。宇宙线来自天体，因而粒子物理和天体物理也是密切相连的。

宇宙线是如何产生的呢?宇宙线的来源是因为星云之间的流体和星云之间的磁场组成了一台有如整个星系或整个宇宙那样极庞大、极庞大的加速器。这台大自然的加速器将星云之间的质子加速成高能粒子，然后经过碰撞，产生了π，μ，……等粒子。所以，1953年以前，真正研究粒子物理的理论物理学家，也必须精于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在1953年前，研究这样巨大领域的创业大师就是我的导师费米教授。1953年以前，费米教授和我对这些领域均做出过贡献。

杨振宁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领域里从来没有工作过。事实上，杨振宁喜欢的是数学物理，不是粒子物理。当时他就很难了解费米教授和我为什么对这些领域都会有很大的兴趣。其实，在学问的最高层次，所有这些不同名称的物理，都是同一个物理。而真正物理学家其研究的目的，就是要把所有形形色色，似乎不相关的自然现象都归纳成同一组基础原理，都能融会贯通。这就是物理之精华。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二十世纪的中叶，粒子物理被认为是物理学中精华的精华的原因。

1953年的1月，美国布鲁克海文实验室建成了3.3 GeV的Cosmotron，是当时世界第一台GeV级的高能加速器。从1953年开始，通过人造的高能加速器产生了ρ、φ、∧、∑、Ξ、Ω……种种新粒子。于是，粒子物理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独立的阶段。那时我的注意力也集中地放在这新形成的，和高能加速器有密切关系的粒子物理领域上面。

在1953年之前，不包括和罗森布鲁斯及杨振宁合作的那篇文章，我已写了八篇文章，是在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等领域，都是相当重要的。1953年Cosmotron建成后，我又写了两篇粒子物理的文章，包括盛极一时的李模型。

在1956年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刊载以前，我已经写了20多篇物理论文，其中一半是在粒子物理(即介子、重子、场论等)领域。那时候，在粒子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固体物理、统计物理各领域里，我都已做出了基本性的贡献，其重要性至今如昔，经得起时间和历史的考验。我在物理界的声誉早年就已建立，我对全世界物理发展的影响也一直是大家公认的。杨振宁的这些说法是故意制造和加强读者的错觉，想用如此低劣的手段，伪造历史，以假乱真，企图贬低和吞夺我的工作和贡献。我相信，读者是不会被他欺骗的。

（8）问： 杨说，1948年以来你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 这种说法是事实吗？您有什么看法？能否具体作一些分析？

（8）答： 杨振宁的说法完全不准确，完全不符合事实。这都是杨振宁单方面的自夸自赞，想用这种极端夸大的说法，恶意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从上面讲过的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1948年我和罗森布鲁斯和他合作的文章《介子相互作用》这两个例子来看，他的谎言已经不攻自破了。

杨振宁喜欢到处夸张自己和随意轻视别人，可能已形成一种很深的不良习惯。举一个和我无关的例子吧。1946年杨振宁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时，他非常想做费米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可是费米教授没有收他。在《杨振宁传》里有下面贬低费米的记载：

“费米在三十年代也做过场论的工作，不过后来就转实验工作去了，所以四十年代杨振宁到芝加哥大学的时候，在场论方面的知识比费米还要深入。”

第一句话“也做过场论的工作”就不太恰当。费米教授是场论主要创始人之一，三十年代时他将场论应用在β衰变过程上。这是一件划时代的贡献，后世称为“费米弱作用”。在同一时期，费米教授又建立了新的量子电磁场和量子电动力学的处理法，其重要性至今如昔。

当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时候（1946－1949年），费米一共有19篇物理文献发表，其中9 篇是理论工作，包括他著名的三大里程碑式的贡献：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衰变》（1947）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负介子在物质中的俘获》（1947）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 in matter (1947)]

和《宇宙辐射的来源》（1949）

[On the origin of the cosmic radiation (1949)]。

其中1947年的两篇就是前面提过的，费米教授证明了宇宙线的μ介子没有强作用的理论分析文章，而第三篇也就是费米教授在他建立的，将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和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的庞大交叉领域中的一篇奠基性的理论论文。 四十年代还在做学生的杨振宁怎么能够真正度量费米教授理论物理的知识深度呢？杨振宁自夸自捧的程度由此可见。

前面已经说过，在物理研究领域里，合作文章的知识产权属于所有的合作者，不是事后其中任何一位署名者，可以出于己欲，吞没其他署名者的贡献的。而杨振宁在我和他合作已停止了四十多年的今天，毫无任何客观事实根据，用完全单方面的自夸自赞的方法，明目张胆地企图硬性夺取和吞没我和他1948－1962年十四年中物理研究合作中我的贡献，这怎么可以呢？我们二人合作做出的贡献，是全世界物理学家早已公认的，有其光辉的历史。杨振宁怎么能够以一己之贪欲，要强行抢夺属于我的那份知识产权呢？真是太岂有此理！杨振宁怎么能够自己独断地宣布，1948年以来我们长期合作的许多文章，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包括Parity（宇称）文章在内。这是不对的，不通的，也是很不道德的。简直是一派狂言。

我再重复一下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例子。上面已经清楚地说过，这是我1956年4月上旬独立地做出的，明确地与杨振宁无关。有客观的文献记载，也有当时参加实验的重要物理学家的回忆文章作证明。在我做出那个思想突破后，1956年5月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合作，在我的突破的基础上，对宇称不守恒进行了系统性的分析。1956年整个4月我们没有合作，这个突破的贡献明显地是和杨振宁毫无关系的。 1948，49年，我们第一篇合作的文章是我、罗森布鲁斯和杨振宁三人合作和署名的。罗森布鲁斯有亲笔签名的信说，“我同意您说的，那是三位作者合作的工作，我们三个都对这项工作有贡献。”杨振宁自夸性的叙述与事实完全不合，而他侮辱性的说法和黑心的手段也是物理学史上罕见和惊人的。

1952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

论文，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状态方程和相变的统计理论》

（Statistical Theory of Equations of State and Phase Transitions）

I．杨振宁和李政道，《物理评论》87，404（1952）

[C. N. Yang and T. 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II．李政道和杨振宁，《物理评论》87，410（1952）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局外人对这一情况，一定会感到奇怪。可是有谁知道，这正是由于杨振宁不合理的要求造成的呢。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他向我重新提出要求，而我要经过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虽然我和杨振宁都还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我们并没有合作做任何项目。1953年我赴哥伦比亚大学任教。1953和54年，也没有和杨振宁合作。那时候我自己忙着做粒子物理和高能物理方面的工作，和杨振宁无关。

1952年我们的合作停止，过了三年以后，才又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与1954年杨振宁和密尔斯 （R. L. Mills）发表的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有密切关系。可是，在那时候，我对杨和密尔斯合写的这篇文章的出发点，抱有严重的怀疑。

假如整体的同位旋是守恒的话，质子和中子的质量必须相等。可是事实上中子比质子重，中子能衰变成质子加电子和中微子。（这就是我们很熟悉的β衰变。）因此我们知道整体的同位旋是不守恒的。因为整体是所有局部之和，所以局部的同位旋也一定不守恒，因而同位旋的规范一定可变。规范场的观念起源于电磁场。电子数（也就是电荷）的守恒产生了电子数规范不变性，而电子数的规范场就是大家熟悉的电磁场。那时候我的出发点是，既然同位旋一定不守恒，除了电子数，有没有其它粒子的粒子数是守恒的？由精确的实验证明，最稳定的粒子是质子，比电子的稳定度还要高得多。所以我认为应该研究“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

1955年初，有一天杨振宁到纽约来看我。我告诉他我看到了他和密尔斯的文章。我认为他们这篇文章《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完全错误。同位旋既然不守恒，所以同位旋规范也是绝对能变的。我也告诉杨振宁，我正在做“质子数守恒和质子数规范不变性”的分析。 我对我自己的想法充满了自信。不过，我以为杨振宁绝对不会同意我的观点。开始杨振宁是反对。可是经过激烈辩论后，很出我意外，杨振宁居然完全同意我的观点。同时他也很想知道，我对质子数规范场的理论分析的进展。我告诉他，我有一个结果，质子数规范场，和它的推广—重子数规范场，可能产生很像引力场这样一个新的作用，可是又有区别。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

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密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

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重粒子守恒和普适规范转换》

（Conservation of Heavy Particles and Generalized Gauge Transformations）

李政道和杨振宁, 《物理评论》, 98, 1501（1955）

[T. D. Lee and C. 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

自1952年我们合作初次分手后，至1955年才再次合作，而这再度的合作，其第一篇文章就

是反对杨振宁刚刚完成的“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文章的基本观点。显然，这篇1955年反“杨－密尔斯同位旋规范场”的文章绝对不会是杨振宁带的头。杨振宁自称“90%是他起的头，他做的主要突破，他执笔写的文章”的大话，实在很难自圆其说。

既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的出发点是完全错误的，那为什么“杨－密尔斯规范场”会成为对当代物理极重要的贡献呢？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虽然杨和密尔斯1954年的文章出发点是不对的，可是他们由此而写出了“杨－密尔斯规范场”方程式。这方程式不能用在同位旋上。但是20年后，略加推广，用在夸克间的色动力学作用上是完全准确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在50和60年代，杨和密尔斯规范场的文章并不受物理学界重视的原因。

无疑的，杨振宁是第一流的数学物理学家。可是我和他合作的文章都是以物理为中心和重点的，因为这和我的科学工作的特性和风格比较相合。

虽然1955年我们再度合作，可是我还是保持1952年自己的决定，除非杨振宁提出要求，并经过我考虑同意后，否则不与杨振宁合作。我们1956年宇称不守恒论文的合作，也是经过杨振宁要求后，我才接受的。因为我很不想重复1952年那次相当尴尬的经历。同时，我也一直有一种潜在的意识，要警惕杨振宁对我提出的要求，提醒自己应该小心地对待他的要求。 1956年我和杨振宁合作的宇称不守恒论文写出后，我们不仅开拓了物理学的一个新大陆，也震动了整个物理学界，使他们去重新检查所有以前认为已经了解的物理，尤其是它们的对称性的理论基础。无数新的理论问题需要我们解决，更多的新的实验观察也需要我们分析。这一切像潮水似的一个浪、一个浪地冲击过来。紧张的研究工作和物理学的高速发展，使我疏忽了1952年我自己建立的那项警惕。我和杨振宁的合作自然而然地就密切起来了。但是1952年我瞥见的阴影，终于在十年后的1962年显现，造成我和杨振宁第二次，也是一次的分手。当年的悲剧可能在50年代初的时候就已经播下了种子。

1948－1956年，在合作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前的八年中，我们合作了六篇文章，是我在同时期所有的论文之少数，仅占三分之一弱。

在1956年写了宇称不守恒的文章以后， 1956－1962年六年中我们合作了二十多篇论文，占我在同时期所有论文的二分之一强。这二十多篇文章可分作三个大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关于对称和不对称的各种现象的分析，是在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而新开拓的物理领域中做的研究工作。

第二个领域是统计力学和多体问题，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

第三个领域是高能中微子物理和从高能中微子领域推进至中间玻色子的分析研究。

高能中微子领域始于1959年。在高能物理、粒子物理和加速器物理这几个领域中，高能中微子、高能质子和高能电子，三者有平行的重要性。1962年莱德曼（L. Lederman）、史瓦兹（M. Schwartz）和斯坦伯格（J. Steinberger）用高能中微子实验发现和证明了第二代中微子，即µ中微子的存在，因而共获1988年诺贝尔奖。在这个专业领域里，众所皆知，从1959年开始以来，我是高能中微子理论界的领袖。高能中微子研究领域的创建人史瓦兹在1972年发表了下面的回忆叙述 [16 :

哥伦比亚的中微子实验的开头,起源于在普平（Pupin）实验室八楼的一个日常喝咖啡的休息时间。每天，在那儿，老师和研究生们快乐地相聚半小时，放松他们日常的工作。这正是新（和旧）观念讨论的地方，经常是由李政道（T. D. Lee）活跃地带头在黑板前讨论。

“在1959年11月一个星期二的下午喝咖啡休息时，我恰好到得稍晚，我发现已有活跃的一群人围绕着T. D.（政道，这是我们通常对李政道的称呼）讨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去研究高能量下的弱作用。在黑板上写着很多不同种可能的反应，用了所有知道的粒子——电子、质子、中子。可是没有一个是合适的。…

“那天晚上，忽然我想到，这是很简单的，只需要用中微子。因为中微子的作用很弱，所以一切它们的作用是弱作用。第二天早晨，我奔到李政道的办公室…。”

很清楚，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与我有密切的关系，而与杨振宁无关。

上面已经提到了1956-1962六年中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二十多篇论文，可分做三大领域。

我现在再总结一下，第一个领域的开始是宇称不守恒，而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思想是我1956年4月独立做出的，与杨振宁无关。第二个领域是属于我和杨振宁1952年统计力学合作领域的扩展，而1952年我们合作的带头第一篇文章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第三个领域的开始是高能中微子领域，而这高能中微子领域的最早开端又是与我有密切关系，与杨振宁无关。

既然是二人的合作，应该根本没有必要去强调是谁先谁后，谁主谁辅。可是今天杨振宁怎么能自称我们的合作工作，90%是他起的头，是他做的主要突破，是他执笔写的文章呢？

一般物理论文谈不上什么突破。只有在一个新的、重要的、大的领域的开始，才会有突破的工作。可是假使这突破工作的论文有合作者，除非的确另有确实的事实证明，这突破的贡献理应属于所有的合作者。 从1982年一直到今天，杨振宁置人证和已有的文献记录这些铁一样的事实于不顾，将当初他反对宇称不守恒的突破想法变成为我反对，硬要将我的贡献化为他的贡献，用这样可笑的做法来贬低和抢夺我的贡献，实在太无聊了。

（9）问： 杨说，你们成了名以后，您内心起了恐惧。是您自知对宇称不守恒工作的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您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您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您的人品。您认为杨的这种说法真实吗？对杨举出的一个例子，说在您在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自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您受杨的影响超出了他们。对此您有什么看法？杨根据这一件事竟然能得出如此一个结论，您觉得奇怪吗？

（9）答： 杨振宁的说法实在太荒谬了。

在1956年写宇称不守恒论文前，我已经在物理学的好几个领域里做出了基础性的贡献。

在天体物理，我1950年的论文将白矮星的钱德拉塞卡极限（Chandrasekhar Limit）上限质量从5.6倍太阳质量降到现在大家公认的1.4倍太阳质量。白矮星理论的创建人钱德拉塞卡（S. Chandrasekhar）（198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很推崇我的贡献，并在1986年和他夫人一起专程来纽约给我祝寿、致贺词。

1950、51年我发表了两篇流体力学的文章，其中一篇是证明二度空间不存在湍流（turbulence）。这个结论对气象学和海洋学有重要的影响，当时就吸引了数学大师和计算机创始者冯诺依曼（J. Von Neumann）的注意和推崇。另一篇是三度空间的湍流能量分布理论，为此贡献，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海森伯格（W .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写了两封信给我，和我进行专题讨论。

1952年我和杨振宁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论文，建立了相变现象和格气体的基础，证明了三个定理。其中，在带头的第一篇文章里有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在第二篇文章里有一个定理，主要是杨振宁证明的。爱因斯坦很推崇这两篇文章，专门约我们去讨论，并向我们表示祝福。

同年，半导体和超导体理论的创建人巴丁（W.Bardeen）（1956年和1972年两次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遇到一个固体物理的棘手问题，特邀我去伊里诺大学设法解决。为此，1953、54年我和派恩斯（D. Pines）发表了两篇论文，建立了固体物理中的“极化子”（Polaron）领域。

1953年我解了场论中很重要的Gell-Mann Low renormalization group方程式。盖尔曼（M. Gell-Mann）是在1969年获诺贝尔奖的。

1953、54年我又创建了“李模型”。量子力学的创建人泡利（W. Pauli）（1945年诺贝尔奖获得者）和海森伯格（W. Heisenberg）（1933年诺贝尔奖获得者）都给予高度赞扬，并且，他们二位均亲自在“李模型”领域内工作了好几年。

1953年我接受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的邀请到该系任教，1956年初就被聘为正教授，当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在全校各系里，被聘为正教授时最年轻的人。

我的这些成就，在1956年做出宇称不守恒工作以前，就都已完成了。上面提到的论文，只有统计力学的两篇是和杨振宁合作的。 从四十年代我做学生时起到现在，半个多世纪，我的才能、我对物理学多方面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是公认的。我在国际物理学界的地位，也是众所周知的。我对此感到自豪。 而且，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这是有实验文献和其他科学家的专门文章可以证明的。我和杨振宁在我的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基础上对弱作用中宇称不守恒问题做出了具有划时代影响的、系统性的分析。我们合作的论文从而获得了诺贝尔奖。这怎么会引起我内心的恐惧呢？杨振宁凭什么要来乱说和瞎编我的心理呢？

至于杨振宁说，在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传”里不提吴大猷和费米，是因为杨振宁他对我的影响超过了吴大猷和费米，这更是荒唐。 我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并不是什么自传，而仅是约一百字的履历和一张相片。按诺贝尔奖委员会的规定，凡获奖者，必需在瑞典的一所大学或学院，给一个约一小时的学术演讲，称诺贝尔演讲（Nobel Lecture）。这履历，或简单地称为自我介绍就放在诺贝尔演讲的讲稿前，作为向读者和听众的一个短短的介绍，其中需有出生地、生日、得奖时的国籍、父母亲姓名和自己的简单学历等。

这样一件极简单的事情，杨振宁也要大做文章，向我攻击，并且还要自我吹嘘。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而且，明眼人很容易地可以看出，杨振宁将这些写在他给吴大猷老师的那封信里，明显的是在挑拨吴大猷老师和我之间的关系。而现在他在吴大猷老师过世后，又将他这封已寄出的私人信件，硬性地拿回来，发表在他的传记里，其用心不良，是明显的。

说到这里，我想，杨振宁倒要扪心自问，是不是倒是他自己感到了不安？是不是因为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是我做出的，而怕舆论对他不利，从而想用不断攻击我、重写历史的办法，迷惑外界，消除自己内心的恐惧？他自从开始与我合作，就斤斤计较于名次的排列，这在他的传记里也有叙述。这是出于一种什么心理呢？是不是也是与他的恐惧心理有关？是不是也是出于“强烈的竞争心”呢？

（10）问： 李杨之争的另一个方面，是谁先将争论公布于世的。据杨的说法，是您“四处乱讲”引起的。[18] 书里还提到了1962年5月《纽约客》杂志上发表的伯恩斯坦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说许多人都认为，你们两人也没有否认，正是这篇文章是“造成他们两人关系正式破裂的一个重要因素”。[19] 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10）答： 1962年我和杨的分裂，完全是杨的高度贪欲造成的，与伯恩斯坦的文章无关。虽然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我做出的，但很重要的第二步，即宇称不守恒系统性的分析是我和杨振宁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可是杨振宁1982年，公开地以文献的方式重写历史，抢夺我在宇称不守恒突破上，以及其它方面的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写下我1986年的回忆，以维护真理。

在这之后，我又一如既往地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将全部精力放在物理研究上，放在培养人才和帮助发展祖国的科技事业上。可是杨振宁还是继续不断地重编历史。最近他又借江才健的《杨振宁传》不顾一切地、全面地侮辱和贬低我的人格和贡献。这使我不得不再次花时间进行申辩以伸张正义。 因此，用杨振宁所说的“四处乱讲”四字，来描写他自己1982年至今日的行为倒是相当恰当的。

为了反驳他的许多指责，让大家判断是非，我会在稍后把杨振宁提到的有关的英文文章都翻译成中文，聚为一册出版，其中也包括伯恩斯坦的文章，供大家阅读鉴别。

（11）问：杨认为，伯恩斯坦的文章中对您有不真实的揄扬。可是我今天读了这篇文章却看不到他所谓的揄扬。您能否猜想，他指的是那些段落？

（11）答： 我也看不出伯恩斯坦的文章对我有什么不真实的揄扬。我认为，他写的事是真实的。伯恩斯坦根本没有说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他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所以，我无法猜测杨振宁的想法，也不理解杨振宁举出伯恩斯坦的文章究竟有什么用处，目的是什么。我建议大家可以去读读这篇文章，一定会得出与我相同的结论。

（12）问： 杨还说，他之所以在他的出版于1982年的《论文选及注释》里把问题公之于众，是由于看到了您1971年的文章《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宇称不守恒的发现与未发现》。这些文章，一般人很难看到。您是如何评价这些文章在李杨之争中的作用的。

（12）答： 前面已经说过了，我和杨振宁1962年的分裂是由于他过度的贪欲。我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他要假借我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和1979年富兰克林的文章作为根据，对我进行攻击。前面已经说过了，我1971年《弱相互作用的历史》 一文仅是我在意大利恩瑞奇暑期学校一小时的演讲，内容是1930-70年弱作用发展四十年历史的大纲，根本没有讨论宇称不守恒思想突破的情形，当然，也完全没有强调是我独立地做出的突破。

同样地，富兰克林1979年的文章中，和伯恩斯坦的文章一样，也没有涉及在杨和我之中是谁首先独立地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这个问题，也没有偏袒哪一个人。杨振宁之所以要这样做，无非是要寻找一些借口，为他在1982年的《杨振宁论文选集》里重写历史所用。上面我已经提过，我已经准备好将这些已发表过的英文文章翻译成中文，收集成一本文集出版，供大家鉴别。

（13）问：后来（1986年）您还写了《破缺的宇称》，是想说明什么问题？

（13）答： 我1986年写了《破缺的宇称》。1986年是我第一次，也是截止到现在唯一的一次，在杨振宁1982年书面公开我们的分歧后，公开说明我1962年与杨振宁分裂的经过。我写该文的原因是叙述我们合作和分裂的真正过程，以维护历史事实，指出1982年杨振宁写的东西是不符合事实的。

（14）问：那么，1986年您写的《往事回忆》又谈了些什么事情？

（14）答： 1982年杨振宁重写历史，也谈了很多1962年前，甚至40年代我和他做学生时候的情形，他都是自夸自赞，重写历史，与事实不合。所以1986年我写了两篇文章，就是《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后者偏重于早期的事情。

我现在再补充一下40年代的事情。1946年通过吴大猷老师的选拔，我得到了中国政府留美深造的奖学金，进入芝加哥大学研究生院为理论物理研究生。那时候，我对经典和近代物理的了解都有自己的心得，很快地就得到了学校各位教授的注意。最杰出的费米教授先邀请我参加他主持的（需费米教授亲自邀请才可参加）每周两个晚上的物理讨论会，然后又答应担任我的博士导师。我入芝加哥研究生院后不久，芝加哥大学成立了一项新的奖学金，称为“全校奖学金”。我被物理系推荐并被选中，得到了这份在全芝加哥大学来说是极富荣誉的三年的奖学金，共四千五百美元。再加上中国政府的五千多美元的奖学金，当时我是很受其他同学羡慕的。

杨振宁也是1946年到芝加哥的。比我早到几个月。《杨振宁传》上写道：“1946年…，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的课堂上终于看到了费米，那一年费米教了一门核物理，杨振宁正式成为费米的学生。” 这个说法其实很不妥当。因为在一般研究生院里，习惯上说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是指该教授的“博士研究生”，并不是和其他一、二百学生一起听一堂课就可以自封是某某教授的学生了。《杨振宁传》里又说，他也去找费米教授，想做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因为费米教授的实验工作是在阿冈国家实验室，那里因为“进行国防研究，有安全保密的限制”，而他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所以“不能到阿冈国家实验室去工作”，因而没有成功。

其实，杨振宁在芝加哥大学的那一段时期，费米教授在芝加哥大学理学院Ryerson楼有一相当大的实验室，没有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费米教授的主要几位实验物理博士研究生也都就在他的Ryerson实验室工作，并不像杨振宁说的，必须去离芝加哥有相当距离的阿冈国家实验室做研究。那时候，芝加哥大学物理系用的是两所相连也相通的楼房：Ryerson和Eckert（部分Ryerson 也用于化学系）。费米教授的Ryerson实验室进出自由，没有任何国防和安全保密的限制。我1986年写的《往事回忆》中提到的六英尺七英寸长的专用大计算尺，就是当年费米教授和我一起在他的R yerson实验室做的。所以阿冈实验室并不是费米教授不收杨振宁的原因。

那时，我也是拿中国护照的外国人，可是费米却愿意担任我的博士导师。可见护照也不是费米不收他的原因。

杨振宁又去找泰勒教授，要作泰勒的理论物理研究生。他随泰勒教授“换了两三个题目以后，杨振宁就知道了，他是没有办法跟泰勒做下去的”。于是他又去找费米教授，可是“费米就建议杨振宁到艾立逊的实验室去做实验”，“杨振宁在艾立逊实验室二十个月的实验工作不太成功”。之后，杨振宁又再次去找泰勒，于是泰勒教授最后做了他的博士论文导师。

费米教授是世界数一数二的善于教导学生的老师。杨振宁在他1982年和以后的回忆里总是吹嘘说，虽然我是费米的学生，可是他事实上是我的老师。这完全是他牵强附会的自夸自赞。任何学物理的研究生，有了费米教授这样杰出的大物理学家为导师，怎么会去找另一位费米教授不接受的、不太顺利的研究生做老师呢？前面已经讲过，1946－1949年当我在芝加哥大学时，费米教授开创了一个极庞大、极重要的交叉领域，由粒子物理、宇宙线物理、天体物理、流体物理、磁流体物理综合组成。我在费米教授的引导和教育下在这几个不同而相关的领域中都做出了基础性的工作。

杨振宁既不是费米教授的研究生，又从来没有在这些与粒子物理有交叉关系的任何一个物理领域中工作过。杨振宁怎么能够毫无根据，将费米教授几年教导我的事实，一手抹煞，而强将费米教授培养我的成果变成为他的功劳呢？一个人靠着年纪比别人大几岁，就一定要把自己硬说成是别人的老师，既有失谦虚，又十分可笑。不顾事实的好为人师，不是一种正常的心态，不是一位有知识、有修养的学者应有的品格。

1946年我到芝加哥后才与杨振宁初次认识。我入芝校与杨振宁毫无关系，我的一切入校手续，都是自己办理的。而杨振宁亦要编故事、拉关系给自己带高帽子。《杨振宁传》上说杨“特别照顾他（指我），在芝加哥大学的许多事，像是办理入学许可，也都是杨振宁带着李政道去办妥的。”这完全不符合事实，虽然没有什么重要性，但杨振宁还是要造假。

杨振宁还到处自称他是我长兄，又是我“不折不扣的兄长”。其实，只要看他几十年，一直到现在，不断地、恶毒地攻击我，他能算得上什么样的“长兄”呢？简直是对中国“长兄”和“兄长”两个名词的极大侮辱。

（15）问：杨振宁为什么在听到您要斯坦伯格把“李和杨”改为“杨和李”后就大发雷霆，写了那封大骂您的信。“杨和李”的排列次序，是杨一直主张的，您要他们这样做，他为什么又发怒呢？

（15）答： 物理文献的署名，按一般的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 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并且很神经质。怪不得奥本海默早在60年代初就说“杨振宁应该去看看精神医生”。因为杨振宁错误地相信排名在先表示贡献大、名誉大，便借口他年龄比我大四岁，多次恳求我能否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1951年发生过一次，1957年在诺贝尔奖授奖典礼举行前他又提出了这样的请求。虽然这两次，我都勉强答应了，但我告诉他，以年龄大小来排名不是科学合作的常规。可是，他1962年4月又提出了几次，虽然我都没有答应，但杨振宁这些不合理的要求，终于成为我们合作分裂的一个主因。同时，他又非常害怕不按姓氏字母次序排名，他排在前面，会被同行们觉得这是不合常规而耻笑他。于是这两种矛盾的心理就造成了他多年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患得患失和精神上的严重不安。 莱德曼，史瓦兹和斯坦伯格三位在他们各自（或合作）的文章中，在提到我和杨振宁合作

的工作的时候，一向都以英文字母次序排序，就是李和杨。他们三人在1962年发表的文章也是如此。我从来没有就这一问题和他们讨论过，或向他们打过招呼，因为根本不需要这么做。

在《杨振宁传》里，关于1962年他大怒的记载是很奇怪的：“杨振宁当时不知道李政道是如何跟他们三人说的，可是他立刻听到谣言…。他大怒之下给李政道写了一封信，”说，“李政道在没有知会他，也没有和他商量的情况下，跑去找了斯坦伯格，并且坚持要斯坦伯格把他们论文中杨、李两人名字的顺序不依过去习惯转变过来。”我们由此或许可以看出那时候杨振宁的心态和行为。事实上，根本没有这件事情。可是杨振宁当时却凭信谣言给我写信，大加鞭笞，实际上宣布了我们二人合作关系的终结。这实在不可理解。而时隔几十年后他又在《杨振宁传》里把这封充满神经质的怪信登载了出来，能说明什么问题呢？

更稀奇的是《杨振宁传》里的下述记载：1962年我和他合用一间办公室，杨振宁将这封不可理喻、充满恶毒攻击的信放在我桌上，刚好我不在。可是后来我在的时候，他忽然又回来了。传记上是这样叙述的：

“他心中十分懊悔，所以就把这封信撕掉，丢到字纸篓里。”

可是这封已被他撕掉、已被他丢掉的“黑信”怎么又会在四十多年后复活，全部出现在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里呢？真是不可思议。

在《杨振宁传》里还登载了另一封怪信，又是一封莫名其妙的毒信。传里说，是1968年 2月18日杨振宁写给我，可是“没有寄给李”的。当然我也没有收到过。 以前我只在侦探小说上看到过有关这种毒信的描述。可是为什么会在《杨振宁传》里竟也出现了这种毒信呢？这个问题只有传记主人和传记作者能够回答了。

（16）问：杨在给吴大猷先生的信里总结说，他做过的大错事之一，就是没有把得诺贝尔奖的论文的名次写成“杨和李”，并认为如果当时写成“杨和李”，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悲剧。这个说法似乎太过简单，他怎么会拿这样的理由去说服他的老师呢？

（16）答： 前面已说过，在我和杨振宁合作时，他不断地为排名次序感到烦恼、忧虑。他相信，利用排名次序就可以取得更多的、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从这本传记里登载的杨振宁给吴老师的信来看，他至今还是后悔，为什么当时没有恳求将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

其实杨振宁这种严重的贪欲心理，在很早的时候就存在了。关于我和杨振宁1956年10月1 日以李政道、杨振宁次序署名，发表在《物理评论》上的《弱相互作用中的宇称守恒质疑》一文的排名的事，在1998年《杨振宁文集》中有下面的记载： “简单地说，我曾想过要把我的名字排在前面，但后来决定不这样做。这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一则我不喜欢在排名先后上计较，二则我要在事业上扶持李政道。”

显然，他的这种说法本身就是矛盾的。 前面也已经说过了，物理文献的署名习惯，其顺序是根据作者英文姓氏的第一个字母的次序而定。这种次序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就如中文排名以姓氏笔划数目而定一样。可是杨振宁在排名次序的事情上，五十年来一直为一种患得患失的思绪所困扰，如入迷津，表现得十分执着，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完全不一样。

也许可以将1951年他向我首次提出排名要求的事情，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想法放在一起作一整体的分析。在1951年时，我和他合作统计力学的研究，带头第一篇文章的两个定理主要都是我证明的，写完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不按习惯地被排在了后面。这样，杨振宁才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我和杨振宁的第二篇统计力学论文的名字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是依照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以李政道、杨振宁的次序署名。

有了那次令人困窘的经历，我决定不再与杨振宁合作，除非是我自己已经在做的研究，他知道后，想参加，并向我提出要求，然后，由我加以考虑后才能决定。所以1952年我们初次合作分手后，隔了三年，至1955年才又有合作，而在这再度合作的时期中，从1955-1962年初，杨振宁没有再向我提出过他的反常要求。在我们的合作文章署名上，他不再恳求，希望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名字前面。当然他很清楚，这我也是不会答应的。可是就像您问题中所问，从他在给吴大猷老师的信里所总结的，和他上述自欺欺人的解释，我们可以看出，杨振宁的内心中还是极端矛盾的，对排名这个问题还是无法放下的。虽然他知道自己这样的反常贪欲是不对的，但是不能控制，内心中还是非常想要贪。虽然他知道不应该，内心中还是想要千方百计地企图吞夺不属于他的学术上的荣誉。

杨振宁在文章排名上的想法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学术上的成就，不是文章排名次序可以决定的。（不然，也许更会有人改名，想做鲁迅笔下的阿Q—即AaQ了。）由杨振宁制造并公开化了的李杨之争更不是简单地把名次排列改变一下就能解决的。从他的这种后悔，他的所谓大错事，我们可以看出，直到现在他还保持着他那种不现实、不道德的贪欲，这已经与事实无关了。而且他竟然还要把这种既可笑又可耻的说法写信告诉吴大猷老师，是不是他自以为吴老师会同意他这种幼稚的说法呢？杨振宁的痴迷竟到了这种地步，真是令人难以相信。

（17）问：看来，关于李杨之争，要说的话你们二位都已说过，或许说，都已把自己的观点说清楚了。那么，为什么在过了近二十年之后，杨振宁却又同意在他的传记里公开几乎全部的争论细节，公开发表从未寄出的信，公开发表他给吴大猷先生的信和吴先生的回信？而且，据知情人士透露，吴大猷先生生前曾明确表示无论什么时候都不准许发表这些信，而杨则借口恐怕保管人会透露而把信件索要回来并且发表了。是这样的吗？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听说吴大猷先生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您的为人和人格，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是这样的吗？

（17）答： 杨振宁为了满足他一己的贪婪，毫无道义和情感地将我已过世的老师吴大猷先生强行卷入他和我四十多年前发生的合作分裂之争。杨振宁的行为使我感到十分震惊。他完全不考虑吴老师生平富有正义感的为人和一代大宗师的声誉。我为此感到非常悲痛。杨振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是什么目的呢？ 在吴老师逝世后，杨振宁借传记之便发表这样一封他单方面给吴老师的私人信件，他当然知道这封信不能对客观事实给以任何证明。可是他企图用这封私人信件，将他的名字和吴老师的崇高声誉在表面上拉得近一些，企望能够造成一种错觉，似乎吴老师是支持他的，好像吴老师是反对我的。事实上，杨振宁的信纯粹是他的一面之辞，谎话连篇，没有任何客观事实支持他的假话，也没有任何地方可以证明吴老师是同情他的。 《杨振宁传》里刊载出来的吴老师1989年7月14日给杨振宁的回信，在其开始部分里，吴老师说：“整件事是一极不幸的事，我想真相是不能永远掩盖着的，所以我希望大家都不要再在世人前争，而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

杨振宁完全违背了吴老师回信上的希望！“让真相慢慢的展现出来”是所有正直和有正义感者都有的愿望。为了纪念吴老师，为了让真相展现出来，我有责任把我所知道的事实提供出来，供大家分辨。

我想顺便说一下我所知道的这封1989年杨振宁写给吴老师的信所以得以发表的故事。据保管人向我的友人透露，吴老师在世时曾有明确交代，任何时候都不能发表这封信。但，杨振宁为了发表他写给吴老师的这封信，在吴老师逝世后曾多次向保管人索要，甚至谎说，他是为了保管这封信以防止别人将它透露出去，才要回这封信的。可是，结果却是为了他拿来发表！对这种做法，我还能说什么呢？！

吴大猷老师和吴夫人冠世女士在世的时候，都和我亲如家人，这关系大家都是知道的。您说，吴老师在世的时候，曾多次与人谈及对我的为人和人格的赞扬，我也偶有所闻。不过我认为，这是吴老师对我的一种间接鼓励，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应该的。

（18）问：江才健的书里描述了大量人际之间的故事，借别人之口，透露了不少暗喻、攻击、中伤。您对此有何评论？

（18）答： 四十年来杨振宁千方百计地想占据和夺取我在物理学上的成就。可是物理学家的每个成就和名誉都是经过很严格的学术考验才得以肯定的。杨振宁没有客观事实和任何严格文献的证明，他无法在学术上成功地攻击我。因而他转变方向，用耸人听闻的煽动性的手法，来重写历史。他欺骗的对象从物理学界扩大到一般善良的读者。他以为用暗示、中伤、造谣和各种似是而非的手段来攻击我，这样就可以完全达到他否定历史的目的。最近出版的《杨振宁传》完全不用客观的事实和严格学术界的标准分别真假。凡杨振宁单方面的宣称，凡杨振宁单方面写给已过世的不同学者的私人信件，连他已经撕掉和扔掉的信，甚至他没有寄出的私人信件，只要能攻击我，都可以突然出现，都可以发表，都可以充作所谓的“事实”，以假乱真。在一本传记中对别人进行如此集中的歪曲和侮辱，是非常罕见的。这种行为是很可耻的，也是极可笑的。

我相信，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公正的读者们是会看出真假来的。

（19）问：李杨之争是历史，是现实。虽然，历史上类似的争论不乏其例，但终归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能不能借鉴历史，趁两位当事人都还健在，使争论有一个合理的结局？进一步想问一下，您曾为结束争论、恢复和解作过什么努力？效果如何？您认为应该怎样结束这一争论？

（19）答：在科学史上，一个重要贡献的产生和确定往往要经过至少两个阶段：先是“思想突破”，然后是系统性的“理论分析”或“实验证明”。如果是通过合作而取得成功，不同合作者事后的回忆，尤其对“突破”的产生，可能会有差异。往往是二人曾在同一工作场合讨论，A的回忆觉得A先有这突破的思想，B可能觉得B先有。但，二人的回忆，其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之差往往是很微小的。同一客观事情，由于A和B不同的主观立场，其回忆可以不一样。但是，既然二人合作的成功已有公认，对科学史研究者说来，这类争论是不值得研究和分析的。

可是李杨之争则很特别。杨振宁1982年发表的和我1986年发表的回忆，在对当初1956年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什么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但是，对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如何产生的回忆上却完全不同。两个说法在时间上相差了约三个星期，地点和情况也完全不一样。当时，这个思想突破，立刻就受到多位很重要的实验物理学家的注意，他们并立刻做了实验和分析，而且把分析的结果写成论文发表了。之后，当时做实验的人又发表了回忆文章。其中对事情发生的时间和经过均有细致、客观的记录。因此，很容易证明这两个说法中哪一个是假的。这种情形是比较惊人的，在科学史上可能也是空前的。

从前面我的回答中提到的文献和客观事实，以及当时参与宇称不守恒实验的物理学家已发表的回忆和专文记载来看，显然杨振宁的说法与事实不合，是假的。

在有了宇称不守恒的思想突破后，宇称不守恒的系统性分析是我和杨振宁两人合作的，为此我们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奖，这荣誉是我们两人平分的。难道这还不够吗？

1946年我离开祖国后，第一次回国是在1972年。当我和我夫人秦惠君，回到我们的出生地上海，一位旅行社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先生很想和我见面。 武之先生是众所仰望的数学大师。我在瑞士日内瓦曾和他见过面。1972年他已在医院里。

我和惠君去拜访时，武之先生卧在病床上，病得相当重，说话发音均颇有困难。幸而杨振宁的妹妹杨振玉女士在旁。武之先生觉得事属重要，每一句话，他说后，均由振玉女士重复。

武之先生请我去他病床旁，紧紧地将他的手握住我的手，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忍痛地向我说，振玉女士再全句重复武之先生说的话。武之先生说：“很清楚振宁和你（指我）62年破裂的经过，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

武之先生再次说：“你们（指杨振宁和我）是天下的奇才，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虽然

振宁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振宁。”然后他更紧地握着我的手，反反复复地、一遍又一遍地

说这几句话。

我极受感动，带泪向武之先生说：“请您放心，我一定原谅杨振宁过去不应该做的事情，也一定尽力去忘记这些事情。”武之先生听了，手握得更紧了一些。 后来武之先生累了。当惠和我告辞时，我们能够觉得出武之先生显现出的欣慰的笑容。回到旅馆后，惠君和我心情都很沉重，深觉武之先生的为人正直和伟大。 不久，武之先生不幸逝世。三十年后，惠君也已不在。可是我相信，振玉女士和那位旅行社的陪同，一定都记得这如此令人感动的经过。

之后，我一直努力遵守我对武之先生的诺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没有想到十年以后，1982年杨振宁竟发表了如此不真实的文章，做出了这样新的不应该做的事情。这使我1986 年不得不写下《破缺的宇称》和《往事回忆》。1986年后，我又回到以前的沉默。但是去年杨振宁通过江才健著的《杨振宁传》，变本加厉地制造更多和更新的假话，使我不得不忍痛再一次打破沉默。

我十分清楚，李杨的矛盾，对中国的学术界，无论怎么说都不是一个好的榜样。1972年武之先生病危时提出的要求：“为了中国下一代的学子……”一直沉埋在我的心头。所以，多少年来，凡和杨振宁有关并有公益的事情，我都表示支持，决不抱个人成见。

如1999年杨振宁在清华大学创办的高等研究中心大楼落成，我亲自参加它的庆祝典礼，以表祝贺。在1999年国庆前举行的友谊奖颁发大会上，我也表示了对他的谦让。2002年北京清华大学为杨振宁举行80寿辰庆祝活动时，我也请人专程前往祝贺。

可是，完全出乎我的意外，同年杨振宁却授意出版了江才健写的《杨振宁传》，制造如此大批的、更新的假话公开地攻击我，这才使我被逼，只能又一次打破沉默。

下面是1986年我写的《破缺的宇称》的序：

“一个阴暗有雾的日子,有两个小孩在沙滩上玩耍，其中一个说:‘喂,你看到那闪烁的光了吗？’另一个回答说:‘看到了，让我们走近一点看。’两个孩子十分好奇,他们肩并肩向着光跑去。有的时候一个在前面，有的时候另一个在前面。像竞赛一样，他们竭尽全力，跑得越来越快。他们的努力和速度使他们两个非常激动，忘掉了一切。 “第一个到达门口的孩子说:‘找到了！’他把门打开。另一个冲了进去。他被里面异常的美丽弄得眼花缭乱，大声地说:‘多么奇妙！多么灿烂！’ “结果，他们发现了黄色帝国的宝库。他们的这项功绩使他们获得了重奖，深受人们的羡慕。他们名扬四海。多少年过去，他们老了，变得爱好争吵。记忆模糊，生活单调。其中一个决定要用金子镌刻自己的墓志铭: ‘这里长眠着的是那个首先发现宝藏的人。’另一个随后说道:‘可是，是我打开的门。’”

同文的结尾是：

“我和杨的合作在二十多年前结束了。它的价值，不需要更多的说明，就如我们已发表的科学论文所表现出的那样，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可是，使我真正感到伤心的，是因为新近出版的《杨振宁1948-1980年论文选及注释》一书使我不得不写这篇文章。” 而现在，使我更为伤心的是，在我和杨振宁合作结束后的四十年，杨振宁又和江才健合作出版了《杨振宁传》，使我又不得不再次破例，打破沉默，回答今天您问的这十几个问题。

事实上，对杨振宁如此这般的行为，我也完全不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什么。

杨振宁2010年回应：

关于季承的《李政道传》及《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

　　杨振宁

　　《李政道传》(简称《2010李传》)是一本介乎传记与口述历史之间的著作，作者是传主李政道的多年助手。由于书中有大量篇幅涉及我本人，以及我与李合作的细节，而所说的或则没有包括全部事实，或则根本错误，很容易造成歪曲、偏颇的印象，我不得不作回应，以正视听。我要说的，只限于能够根据文献讲清楚的几件较大的事情。书中许多材料都源自2004年由季承领头编辑的《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下称《2004解谜》)，所以下面多处也要涉及此书。

　　I.

　　《2010李传》58页有下面一段关于我1948年博士论文的文字：

　　“第二个问题，虽然李政道给出了答案，但他那时正忙于天体物理的问题，没有深入去研究。吴大猷先生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义，一定要李政道回芝加哥后把答案写出来。李政道尊重吴大猷先生的意见，回芝加哥后在他所住的国际公寓里算这个问题。杨振宁来了，看到李政道正在做计算，于是问李政道算什么，李政道对他说了。后来，杨振宁对这个问题做了详细的计算，成了他的毕业论文。”

　　这段文字讲了些事实，可是没有讲全部事实(The　Whole　Truth)，更没有讲最重要的事实。事实是：当时有一个谜团困扰许多研究β衰变的学者：β-γ关联(correlation)的计算往往是大算一阵子之后，发现许多项都互相消去，结果非常简单。Uhlenbeck和他的学生Falkoff就被此谜团困扰。[Uhlenbeck(1900-1988)是发现电子自旋的物理学家，许多人认为他应该得诺贝尔奖。］吴先生从Uhlenbeck那里知道这谜团的重要，所以要李去算。此前我已经在研究此问题，而并不是和李谈了以后才开始研究此问题。但我却没有大事计算，而是去想为什么会有那么多项相消！

　　想的结果是：对称原理是多项相消的内在原因，从而推广此原因，写了我的博士论文。全文发表后只有9页篇幅[Phys.Rev.74,764(1948)]，其中的定理立刻引起核物理学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代最有名的核物理学教科书Blatt　and　Weisskopf,Theoretical　Nuclear　Physics就多处引用了我的这些定理，例如：

　　“杨的普遍定理也适用于此例。”(译自该书1952年版639页)

　　(对称是二十世纪物理学的一个中心观念。我的这篇1948年的博士论文，后来的杨-Mills、宇称不守恒、1974年的规范场积分形式等工作，都是关于对称的工作，其中尤以杨-Mills的规范场理论为极重要。请参阅《2009　Dyson》。)

　　II.

　　《2010李传》第四章多处明示或暗示李是费米的博士生，而杨不是；《2004解谜》第14问答中也如此说。这同样是只讲部分事实，以偏概全。

我确实不是费米的博士研究生，李是。可是我是费米的得意学生，而李不是。证明一：费米在芝加哥的九年教过不少学生，其中只有我和他联名发表过理论物理文章[Phys.Rev.76,1739(1949)]。证明二：1948年春费米为了弄懂Schwinger对重整化的工作(这是当时最红的研究领域)，每星期两、三个上午在他的办公室中讨论此工作。(见《1983杨》6页)参加的除费米外，有两位教授：Teller与Wentzel，与五位研究生：Chew、Goldberger、Rosenbluth、Steinberger与我，没有李(讨论了数周，结果由Goldberger整理成49页的文件。但Schwinger的计算很难懂，我们的讨论完全失败)。证明三：费米出差的时候，常请我代课，从没有请李(见《2004解谜》110页)。证明四：费米于1954年11月28日因癌症逝世，享年53岁。他最后住医院期间我专程自美国东岸飞往芝加哥去看他(《1983杨》307页)。李没有去看他。证明五：费米逝世以后，Segre为编辑费米的全集邀我写了一篇文章(《1983杨》48页)。没有邀李。等等。

　　III.

　　《2010李传》第六章提到了“与杨振宁的合作与疏离”，所谓“疏离”是指1952年我们两篇统计力学文章的排名次序问题；《2004解谜》的第8问答也是关于此问题的。

　　首先，需要指出，整体而言，统计力学向来是我的主要研究领域之一，不是李的领域。从1944到1952年，我单独在此领域发表过五篇文章，其中关于二维晶格系统自发磁化的文章是此领域的一个突破。李一生一共只发表过12篇统计力学文章(《1986李》第一卷viii页)，其中11篇都是1952-1960年间和我合作的成果，这清楚显示了他在此领域所处位置。而我们1962年分手之后，我在此领域继续工作，发表了很多文章，其中1967年与1969年有关一维系统的两篇都具有开创性意义。1999年我获颁Onsager奖，那是此领域最重要的奖项。近年我重新回到此领域，在2008至2009年间又已经发表了六篇文章。

　　至于前述引起排名问题的那两篇文章的背景是这样的。1951年秋天李来普林斯顿，此时他尚未在统计力学领域有任何学术成果。我向他介绍了我上述那篇二维晶格自发磁化的文章，从此文开始我们企图进一步推广。《2004解谜》对这次合作是这样描述的：

　　“当我(李)于1951年秋到达高等研究院时，讨论的最热烈的问题之一是伊辛(Ising)模型。那时候，杨刚好完成了他的两维伊辛模型的磁化计算，想继续在这一领域工作。由于我在芝加哥时，曾听了乔和玛丽·迈耶(JoeandMariaMay鄄er)的统计力学课，迈耶的凝聚理论总是使我入迷。自然，我们的讨论就很快集中到就伊辛结果向气-液相变的推广。”(《2004解谜》参考文献235-236页)

这两篇文章很有名，是经典文献，都是由我执笔写的。其研究态度与方法今天都公认为是我的风格。当时把两篇文章都签名为杨—李，是正常的次序。可是我起先竟计划两篇文章的签名都把李放在前面，后来部分地接受了杜致礼的忠告，签名才变成一篇杨李，一篇李杨。这是什么缘故呢？(《2002杨传》207页)

　　回答：《1983杨》571-585页表列了我1981年以前所发表的所有文章。根据这个表，1945年到1956年底我在美国发表的两个人签名的文章共有13篇：

　　依字母次序(八篇)

　　Fermi　and　Yang　1949

　　Lee　and　Yang　1952

　　Lee　and　Yang　1955

　　Lee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

　　Huang　and　Yang　1956

　　Lee　and　Yang　1956(Parity　paper)

　　Lee　and　Yang　1956

　　不依字母次序(五篇)

　　Yang　and　Tiomno　1950

　　Yang　and　Feldman　1950

　　Yang　and　Lee　1952

　　Yang　and　Mills　1954

　　Yang　and　Mills　1954

不依字母次序的四位合作者，李以外的三位：Tiomno、Feldman和Mills都感谢我带着他们写了文章，都和我是终身朋友。其中Mills(1929-1999)于1999年身患癌症，还参加了我在石溪的退休研讨会。(图一)。更早在1992年在台湾清华大学庆祝我70岁生日的学术会议上他作了一个演讲(《1995刘丘》，199页)，其中头一段讲到他和我在1953-1954年的合作经过，翻译如下：

　　“我十分高兴，也十分光荣，应邀为庆贺我的老朋友佛兰克杨写此文章。我很幸运，也很愉快，终身和他的名字并列。物理学者与学生在碰见我的时候往往说：“哎呀，你就是杨-Mills的Mills？”我就要解释我确实对我们的工作有一些有用的贡献，但当幸运之神把我们安排在一起时，我的经验尚浅，而佛兰克杨当时，(与现在)，是既聪明又对比他年轻的物理学家十分慷慨。”

　　Mills说我曾慷慨帮助比自己年轻的物理学家，大家都知道其中第一位就是李政道。我当时把他当作是我的弟弟，尽力培植(《2002杨传》506页)。

　　后来我曾尽力培植吴大峻(哈佛大学教授)。他也终身感激，在1992年的一篇名为“杨教授与我”的文章中他有这样几句话关于1950年代他和我的合作：

　　“虽然杨教授对此文的贡献比我多，但是他不肯和我联名发表，因为他要帮我巩固我的学术地位。这样的事情发生了好几次，一直到五年以后，1964年杨教授才和我第一次联名发表了一篇文章。”(译自《1995刘丘》，448页)

　　又有几句话关于后来1964年他和我的合作：

　　“因为那时我已有永久聘书，所以杨教授终于同意和我联名发表文章。那就是上面所提到的我们的第一篇联名文章。此文章今天还常被引用。”(同上，449页)

IV.

　　《2010李传》94页有一段话提到李和我在1955年的一篇文章(Phys.Rev.98,1501)：

　　“这篇论文是否定杨振宁和米尔斯上述论文的。杨振宁自己否定自己的论文,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2004解谜》问答(8),38页中也有类似的话：

　　“1955年，我们合写了一篇否定杨和米尔斯《同位旋守恒和同位旋规范不变性》出发点的文章，在《物理评论》上发表。”

　　这篇1955年的文章很短，印出只有不足一页，而全文不但没有任何否定1954年杨—Mills文章的意思，反而是该文的申延。此文第二段清楚地说明其用意：

　　“杨与Mills在讨论同位旋守恒问题时曾经涉及此问题。我们在此要讨论的，则是重粒子守恒所引起的同类问题。”(译自原文)

　　这样看来，李于2003-2004年接受访问时，恐怕并没有翻查原文；《2010李传》的作者于2009年恐怕也同样没有查阅原文。可是在《2004解谜》的问答(10),45页中李却说：

　　“和杨振宁不一样，我说话一向是很谨慎的，对自己的为人，要求一向是很严格的。”

　　V.

　　《2010李传》与《2004解谜》都再三讲“宇称不守恒思想之突破”发生于1956年4月8日或9日，说Rochester国际会议(1956年4月3日到16日)结束后李与Steinberger就重奇异粒子的产生和衰变作详细讨论，在讨论中李想到赝标量是问题关键，说这是他的突破。《2004解谜》问答(3),5-6页上这样说：

　　“……4月8日或9日，……我发现，用斯坦伯格实验中重粒子产生和衰变的几个动量，便能很简单地去组织一个新的赝标量。用了这θ-τ以外的赝标量，就可以试验θ-τ以外的系统宇称是否不守恒。而这些赝标量，很显然的，没有被以前任何实验测量过。……这就是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底线是我现在加上去的)

　　两页以后再说：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是首先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的，和杨振宁无关。”

　　赝标量(pseudoscalar)是物理学中的一个观念，它确是化解θ-τ谜最重要的钥匙。在1954-1956年间讨论θ-τ谜的文献中，它起先完全没有出现，第一次出现于文献就是在1956年10月李和我的那篇后来得奖的文章中(Phys.Rev.104,254)，这篇文章定稿于该年6月22日。

　　可是赝标量既非“在4月8日或9日”出现于θ-τ谜中,也非李“独自发现”的：

　　(A)赝标量出现的时间是5月中旬，是在苦思后“顿悟”出来的。铁证如下：

　　那几年θ-τ谜是物理学界最热门的研究题目，在上述最重要的Rochester国际会议中我被邀请作关于θ-τ谜的总结报告。根据事后出版的会议纪录，李并没有做任何报告，也没有就θ-τ谜发言。我的报告自然特别专注于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因为θ与τ都是奇异粒子。在会议之后两三个星期内，李和我的研究起先依旧集中在奇异粒子。后来经过了下面几个重要阶段，最后才发现赝标量的重要性(《1983杨》，26-31、183-188页)：

　　1.在五月初改变研究方向，不研究奇异粒子了，改研究β衰变。

　　2.引进杨和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Phys.Rev.79,495)中关于β衰变的观念，引入C与C'系数(《1983杨》190页，注7)。

　　3.用了C与C'到β衰变研究，然后作了一、二星期的大算，发现许多项相消，得到令人震惊的结论：“原来过去多种β衰变试验都并未证明宇称绝对守恒。”

　　4.五月间我在Brookhaven报告此结果后，Walter　Selove问我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项相消？我一时不会回答。

　　5.于苦思一两天以后,在五月中旬(前后)的一天才突然有了顿悟：要引入赝标量的观念才能懂为什么多项相消。

　　顿悟以后，我们像触电一样感觉我们和所有研究θ-τ谜的人，原来都非常笨，一直没有想到赝标量。那天的这个顿悟，15年以后李在《1971李》中，曾有声有色地这样描述(中文翻译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144页)：

　　“在我们把齐格班的书通读一遍之后，重新用新的相互作用推导了所有的那些老的公式，我们就十分清楚了，在那个时候，甚至连一个能证明在β衰变中宇称是守恒的实验证据都没有。这说明我们是多么愚蠢！应该有一个极为简单的理由，为什么所有那些复杂的干涉项C*iCj互相一一消除。当我们停止计算而思考时，在一个相当短的时间里，我们就明白了，缺少证据的原因在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是没有人做过任何努力去从看来好像左―右对称的安排中专门挑出赝标量进行研究。”(底线是我现在加上去的)

　　所以李于1971年还清楚地记得此顿悟，记得是在转换战场，改研究β衰变，引进C与C'大算之后，是在5月中前后，不是在4月上旬。

　　(事实上,如果赝标量之引入确实像李现在所说的那样，由他在4月8日或9日发现，那我们为什么还要于5月初引入C与C'大算β衰变呢？为什么还要等吴健雄来做β衰变中宇称不守恒的工作呢？)

　　(B)顿悟者是杨或是李？是杨。对此我没有铁证，但有80%至90%可信度的证明：达到顿悟最关键的一着是一个

　　C→C,C'→-C'的转换(transformation)。C与C'是由我自我与Tiomno一篇1950年的文章引进的，是与对称有关的系数，而对称是我的专长(见本文I节)，所以才能终于想到了这不寻常的一着。(详见《1983杨》28-29页)

　　这个转换及其不寻常的作用在《1957　BNL　443》第18-20页有详细的说明。图二复印自其中19页的一段。

　　［上面I节所讲的当时(1948年)的大算与本节所讲的1956年的大算，都因为利用对称原理，而可以化为不必要，显示出对称原理的深入重要性。对此重要性的敏感与认识是我一生学术工作的一个特征。］

VI.

　　在《1983杨》的29-30页我曾描述1956年5月底前后我怎样写了初稿，打字后成为Brookhaven的2819文件(图三)，于6月22日投稿到Physical　Review，此原稿当还在Brookhaven和Physical　Review期刊的档案中，可以复查的。可是多年后在《2004解谜》23-24页上却说初稿是李在哥伦比亚大学写的；《2010李传》107页也持此说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手头没有文献以百分之百的可信度来回答此问题。可是有一个旁证：李于看到我的这本《1983杨》以后，出版了回应的《1986李》，题目是“BrokenParity”。(此文的中译本见《2004解谜》233-251页)文章对我在这本书中所说的文稿主要是由杨执笔的说法未提任何异议。

　　如果初稿是他写的，他在这篇他一生极重要的响应文章中会不提异议吗？

　　VII.

　　《2004解谜》中说：

　　“1956年4月初我(李)做出了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以后，到5月份杨振宁才参加进来和我一起对宇称不守恒做了系统性的理论分析工作，一起写出了获诺贝尔奖的那篇论文。”[问答(3)，16-17页]

　　“我正在计算和分析。杨振宁要求和我合作，愿意帮助我一起研究。我接受了他的要求。”[问答(8)，38页]

　　这些话显然是要表明，在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上，李是主要的，我只不过是跟随的副手。

　　这个说法奇怪的颠倒了主从关系，与当时同行们的印象正相反。铁证如下：

　　在1956年12月初，我们那篇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已经发表了，吴健雄的实验正在进行中，但尚无结果。当时在求解θ-τ谜团这个重大问题的战场上，疑云满布，和我们竞争的劲敌是极有名的Gell-Mann(后来于1969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以为我们的文章有错误，就匆匆忙忙写了一篇短文寄给我(图四)；显然，Gell-Mann以为发现了我们的弱点，所以投下了“战书”(但几天后他就发现我们的文章其实并没有错，又来信取消了他的短文)。

　　他这封信很值得注意的有下面两点：(1)在短文第一页右上方Gell-Mann写道“佛兰克杨：请于此文送印前告诉我你的意见。”很明显，他知道他的真正对手是谁。(2)虽然我们的文章已发表，排名顺序为李-杨，可是Gell-Mann在全文中只引用杨-李，而从不用李-杨，这就有力地说明了，在他心目中李和我之间的合作关系是怎样一回事。

　　VIII.

　　李和我1962年决裂以后，是谁先在公众场合讨论宇称不守恒研究的经过，是谁先引起公开争端的呢？《2010李传》和《2004解谜》都指责我，说是《1983杨》一书起的头。这不是事实。

　　事实是这样的。1968-1971年间李在多处作关于弱相互作用的历史的演讲，包括在意大利的Erice、CERN、哥伦比亚大学、Rutgers大学等各处。许多听过他的演讲的人告诉我，他基本上是说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我。听后我当然感到震惊与愤怒，可是由于没有见到出版的文献，所以并没有作任何公开响应。直到十年后，我偶然在一本1971年出版的书中，看到了李1970年在西西里岛Erice的International　School　of　Sub-nuclear　Physics的演讲(即《1971李》)，才了解传言并非虚构。这样，我才在1983年出版的《杨振宁论文选集》(即《1983杨》)中第一次作公开响应。

　　因此，李1968-1971年所作的许多演讲，以及其中的Erice讲稿的出版，才是我们之间所有公开论争的源头。

　　那么，李在Erice到底讲了些什么呢？根据公开出版的《1971李》，他演讲的题目是“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全文共分三节，第二节讲的是θ-τ谜，其中最关键的一段，下面称为(a)：

　　“那时，宇称算符P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李)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P应由一个希尔伯特空间中的么正算符来表示，而在P的作用下，例如对于自旋为1/2的费米场，我们可以得到

　　等等。我假设，β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它包括10项耦合常数，即通常的5项Ci(i=S，P，V，A，T)以及另外5项宇称破缺常数C'i。随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由齐格班(K.Siegbahn)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此中译文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143-144页。原文没有底线。)

　　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

　　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1983杨》这本论文集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并写下了下面的一段话：

　　“一直到今天，我在公众场合都严守自律，绝对不讨论我和李合作的细节。除了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孩子们和两个亲密的朋友以外，我从来没有向外人谈过上文(56h)所述的研究经过。此经过是根据我1956年及1962年的简单笔记而写的。本来我并不准备于任何时候发表这些细节，可是1979年的一天我偶然看见了A.Zichichi所编辑的书Elementary　Processes　at　High　Energy,Proceedings　of　the　1970　Majorana　School(Academic　Press,1971)里面的李政道的文章，才使得我改变了这个长期以来的决定。在这本书里,李的文章题目为〈弱相互作用的历史〉,其中他描述了一些涉及1949年我们合作的一篇文章与1956年我们合作的关于宇称不守恒的文章的细节。李的这篇文章隐示和暗含了(implied　and　insinuated)许多事情,关于他和我的关系、关于宇称不守恒的工作,与关于β衰变怎么搞进了θ-τ谜。全文没有讲关键的观念与战略是怎样产生与发展的,也没有讲宇称不守恒文章是怎样写出来的。我于1979年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了解到我一定要在适当的场合把真相写出来。”(译自《1983杨》，30页)

　　为了回应，李发表了《1986李》。其题目是“破缺的宇称”。此文中译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233-251页。这一次有了一些细节,譬如提到了上面V节中的转折点1与2(改研究β衰变与引入C与C')。而最关键的是其中的一段，下面称为(b):

　　“那时，杨和我对宇称算符P的实质意义都还不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它的数学特征：P应当由在希尔伯特空间里的一个么正算符来表示，在P作用下，对自旋为1/2的费米场，可以得到

　　等等。没有宇称守恒，β衰变应该用一个推广的拉格朗日函数来描述，包括十个耦合常数，常用的五个是Ci=(i=S，P，V，A，T)以及另外五个宇称破坏的常数C′i。

　　杨和我开始系统地用推广的宇称不守恒作用对所有已知的β衰变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此中译文见《2004解谜》,参考文献242-243页。)

对比(a)与(b)，显然是看了《1983杨》以后，李觉悟到十多年前他发表的(a)语气不妥，是大患，于是删掉四个“我”字，略作修改，于1986年发表为(b),希望天下人都不去查阅原版(a)。(可是编者季承不小心,竟把原版(a)与新版(b)都译为中文,印在同一本《2004解谜》中。)

IX.

　　《2010李传》199页说:

　　“(李)这时他才得知,xxx带头写信给中国政府,对CUSPEA计划表示抗议,迫使这一计划中途停顿下来。他们说,李政道搞的CUSPEA计划是‘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

　　在《2008李文选》89页上也有这样一段文字：

　　“1980年春,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教授、数学逻辑专家王浩到哥伦比亚大学我的办公室。他是专程来告诉我,有一封以一位极有名的美籍华人物理学家为首的信,信中对CUSPEA用了‘丧权辱国’、‘比19世纪末20世纪初半殖民地都不如’之类‘文革’式的大帽子。”

　　我要在此郑重澄清：我从来没有在任何场合说过这样的话，写过这样的信，也没有以任何方式反对过CUSPEA。事实上，CUSPEA是李于1980年代初发起并主持的计划，安排中国学生到美国许多大学做物理系研究生，我对此计划始终是赞许的。我所在的石溪大学没有参加此计划，并不是因为我不赞成它，而是因为：(一)石溪已经有多种渠道引进中国物理研究生，所以不必参加CUSPEA；(二)我知道我不能和李共事。

　　X.

李政道和我在1946-1957年间的合作非常非常成功。我曾说它当时被同行们羡慕和妒忌(admired and envied)。记得那时我也曾为苏轼给他弟弟的诗句所深深感动：

　　与君世世为兄弟

　　更结此生未了因

那时怎么样也不会料到我们的被羡妒的合作会演变成后来的悲剧。

　　Pais(1918-2000)是有名的爱因斯坦传《SubtleistheLord》的作者。他跟李和我都曾是多年的朋友与同事。他对杨李的合与分写过下面的一段话：

　　“我认为要了解其中真相,要对中国传统比我有更多的知识…”(译自《2000Pais》，177-178页)

　　在众多讨论杨李之合与分的文章中，这恐怕是最有深度的一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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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的主要矛盾在于中国该独立自主的发展，还是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跪。杨振宁的立场是中国要独立自主，中国人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李政道则觉得中国该进入美国建立的秩序体系，安心做美国的小弟。

1978年底 “八七工程”上马后,因耗资巨大,也遭到国内科学界其他学科的反对,据说就有 “我们这儿饭都吃不饱,高能物理所在那儿吃肥肉”[8]的说法。因此,从1979年开始,国家就开始考虑调整高能加速器建设,也就是下马 “八七工程”。1980年1月,改革开放大幕拉开后中国举办的第一个国际大型学术会议——广州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召开,包括李政道、杨振宁在内的海内外华裔物理学家群贤毕至。会议期间,由李政道牵头拟就了一封致中国政府的信,呼吁中国政府继续支持建设高能加速器。绝大多数到会物理学家都在这封信上签名了,而杨振宁却没有签名。不仅如此,他还于当年3月12日给所有参会的科学家写了一封信,再次公开亮明自己的观点,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他说: “中国的领导人和科学家已经十分清楚我的意见……我不能够无愧于心地去签署这个文件,因为我认为真正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名,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名。”[8]这是有史可考的,杨振宁第三次公开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加速器。

澎湃新闻：15年前，您有个预计，说：今后三四十年全球科技发展的重点将继续向“技”方面倾斜。而科学应用研究发展最快的将是芯片、医学与药物和生物工程三大领域。这在今天看来的确是大方向。当时您是根据什么做出来这样的大局判断？

杨振宁：我想在当时，做这个判断比较容易。那么到了今天这个程度，问前沿的发展哪个方向更对？尤其是现在每个领域钱都花得厉害了，这就变成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澎湃新闻：那您现在有一个预计吗？未来的10年、20年，什么可能会是自然科学最为重要的研究方向？

杨振宁：我只能讲我自己所比较熟悉的，我熟悉的当然是物理，我猜想今后十年、二十年，物理会有很多多方面的发展，但是基础物理学恐怕不会有像一百年前的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那样的大革命。

澎湃新闻：有一个数据不知道您是否有关注，近25年来，R&D占GDP的比重在不断提高，但是基础研究经费占R&D的比例一直在5%上下浮动，近10年来都在4.7%左右，而一般的发达国家，他们的这个比例是15%-25%之间。这种现象，您有没有自己的看法？

杨振宁：我有。我认为中国不应该从这个立场上来看，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中国还有那么多穷人，乡下还有很多没有饭吃的人。中国现在是非常成功了，但还有几亿非常穷的人。所以问我的话，我觉得应该优先考虑怎么救这几亿农村的人，还有几亿农工民，我认为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基础科学在整个GDP里面占百分之几才好，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得要看一个国家是怎么回事情。比如说一个家庭很穷，面临一个问题，是要把一个孩子送到大学去念书花很多钱，还是先解决全家吃饭的问题？你要问我，我觉得一个很穷的家庭，这个答案是非常清楚——先给大家能有饭吃，再讨论送孩子去大学。因为一个是长期的投资，一个是立刻的投资。今天中国需要立刻投资……你知道中国的医疗问题，去协和医院看一下，简直人山人海一样。这个问题要是不解决，你先建一个大加速器有什么用处？在我看起来是很清楚的。

美国也有它的医疗问题，可和中国的不一样。如果中国要达到美国一样的医疗条件，这种情景之下，再讨论基础研究占GDP百分之几，才是比较正确的态度。

澎湃新闻：就是说科学家也需要顾及民生问题。

杨振宁：每个科学家都希望他自己的东西可以发展，可是你要看整个国家，不只是他一个领域。在这点上，我觉得我跟很多人不一样。

澎湃新闻：您是觉得有的科学家太急了吗？

杨振宁：《曙光集》（注：杨振宁的个人文选）里有我写的一封信，我觉得我写得非常好的是，“因为我知道需要的不是我的签字，而是中国人民的签字”。

我想我比起很多同行的人，一个基本的分别就是，我对于整个国家全面的发展，比他们更多关心些。他们就只是从他们自己的，只向自己的方向发展。

澎湃新闻：为什么会有这个分别，是当时的时代给您留下的烙印吗？

杨振宁：我想这个有很多的道理，有天生的，也有环境的影响。我想没有见到过中国从前多么落后，没有见到中国从前多么被人欺负，被人看不起的人，想法会和我这一辈的人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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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读了杨建邺老先生写的《杨振宁传》，颇有感触。杨建邺老先生是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退休教授，以这种身份来写现今还在世的最伟大物理学家杨振宁，感觉很合适。因为一般的传记作者，基于对物理知识，特别是高等物理知识的匮乏，并不能深刻感受到杨先生的旷世风采和伟大贡献。

我对杨振宁了解一向不多，甚至长时间有偏见，偏见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他的黄昏恋，82岁的年纪娶了28岁的翁帆女士，感觉不能接受。

第二：我很小的时候，在课本上看到邓稼先的故事，感动的流泪，那时很小很纯真，甚至有以后研究核物理的念头。邓稼先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第九天，怕被美国政府扣押，急匆匆的赶回新中国，最终为了国家的核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杨先生却在1964年加入了美国籍，呆到晚间才跑回来，两人判若云泥。

第三：我高中时候翻过一本杨振宁的传记（不是杨建邺老先生），里面有张杨振宁的儿子和爱因斯坦的合影，那是1954年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拍的。因为老爱在心中的地位太高，当时对杨振宁的贡献了解的也没有现在多，所以感觉是传记作者为了故意拔高老杨，心里不爽。

第四：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高中时候，偏见太大，又觉得“李政道”这个名字很酷炫，诺奖主要怕是李政道的功绩。

重读杨振宁的传记，却刷新了我好多观点。这篇文章主要讲一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始末，杨建邺列的信息整体对杨振宁有利。因为是杨振宁的传记，我看的时候，也是心惊胆战，很怕是片面之词，又在各种网站仔细对比了解了更多的资料。对比后觉得杨建邺老先生的叙述是很客观的，对他也很敬佩，因此在他名字后面一直加上“老先生”三个字！

01 诺奖之前两人的地位

简单地说，在获得诺贝尔奖之前，两人的地位可谓天差地别，我们现在看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分歧，最大的错觉的是，以为两人都是诺奖级别的大家，所以我们往往觉得他俩两个同一量级的对手，其实在1957年以前真的不是。

杨振宁比李政道大4岁，两人都毕业于西南联大物理系，大学期间都受到著名的物理学家吴大猷的指导，也就是吴大猷是两人共同的恩师。

杨振宁硕士毕业之后，1945年前往美国芝加哥大学，准备师从赫赫有名的物理大师费米（1938年诺贝尔奖得主），但是最后却被费米推荐给了美国氢弹之父爱德华•特勒。

1946年秋天，李政道因为费米和师兄杨振宁都在芝加哥大学，也来到芝加哥大学，最终如愿以偿，拜入费米门下。

于是后来有一种说法，说杨振宁资质低，费米看不上，以此来抑杨扬李。其实真正的原因是，费米是那个时代实验物理和理论物理都做到最顶级的唯一物理学家。杨振宁开始找到费米的时候，想学习实验物理，好以后回来建设中国（当然，是指民国）。但是费米刚刚从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工程”归来不久，试验项目都是军事机密，外国人不能接触，所以费米亲自将杨振宁推荐给了泰勒。

而李政道一开始就是想学理论物理，又聪明绝顶，所以自然能拜入费米的门下。杨政宁做了接近两年的实验物理，最终发现自己不擅长物理实验，转而研究理论物理。

然而老杨作为引领1950年以后物理发展大方向的几个人之一，博士毕业之后，还是混的更厉害一点。1948年杨振宁博士毕业，1949年被费米和泰勒推荐到赫赫有名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工作一年（爱因斯坦在的地方）。一年以后，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所长，赫赫有名的“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因为很欣赏杨振宁，给他提供了为期5年的正式聘书，成为了和爱因斯坦一样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正教授。当然，老爱那个是终身的，天天闲着也没人敢和他逼逼。

李政道的身份是：哥伦比亚大学助理教授（类似我们的讲师，不是副教授），李政道博士毕业短短四年换了三个单位。当时李政道跟这些单位的一些同事相处不愉快，比如费米把他推荐给芝加哥大学天文学的一个教授，李政道却和这个教授大吵一架，离开了芝加哥大学。

最后换来换去，第三个单位就是经过杨振宁介绍到了杨所在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2年以后，没能留在普林斯顿高研所。1953年应聘到哥伦比亚大学。1955年以前，一直是讲师、研究员、助理教授（也就是基本还是讲师，比讲师可能好一点，但不是副教授）这个级别。到哥大1955年当了一年副教授，快速在1956年底（这个时候宇称不守恒已经完成验证，杨、李二人几乎肯定可以获诺奖）评上教授。从简历看，李政道从副教授转成正教授，用了短短一年多时间，而且成就了当时哥大历史上最年轻的教授。

两人之前地位的另一个证明是。国际高能物理最重要的会议是开始于1950年的罗彻斯特会议，这个会议必须要有邀请的、重要的粒子物理专家才能参加。杨振宁因为在1952年以前已经在粒子物理方面发表了8篇重要的论文，因此从1952年罗彻斯特会议起，他就一直受到邀请参加这个会议，并且在1956年第六届会议前参加会议的筹备工作。

李政道由于杨振宁的推介，1956年也接到邀请，第一次参加罗留斯特会议，但是没有在会上发言。

所以，在1957年获得诺贝尔奖为止，两个人在世界物理学界的地位其实是天差地别的，杨振宁已经是公认的冉冉升起的新星。

特别是在获诺奖之前3年的1954年，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完成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该理论发表之初，它的价值还没有引起重视，这个理论60年代后引领了粒子物理研究的方向，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产生了好几个诺贝尔奖。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后面被认为远远超过其获得诺贝尔奖的，和李政道合作完成的宇称不守恒。就像爱因斯坦一样，老爱获得诺贝尔奖的是光电效应，并不是相对论。

1994年，美国富兰克林学会，将代表美国物理学界最高荣誉的鲍尔奖颁发给杨政宁。在官方文告中明确指出，这项将授予杨政宁，是因为杨—米尔斯规范场论，并评价道：

这个理论，深远地重新规划了近40年物理学和现代几何学的发展，这个理论模型，已经排在牛顿、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的工作之列，并肯定会对未来几代人产生相类似的影响

注意，这是美国最权威的官方公告。也要注意，虽然规范场理论是杨振宁和米尔斯合作完成的，但是当时的米尔斯只是一个研究生。米尔斯回忆说：

我当时已经有了一些量子点动力学的基础，所以在讨论中能有所贡献，而且在计算它的表达形式时也有小小的贡献，但是一些关键性的思想都属于杨政宁的……

米尔斯一辈子对杨振宁非常感激，1999年，杨振宁从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退休，在退休研讨会上，身患癌症的米尔斯也抱病参加。五个月后，他就去世了。

从诺贝尔官方的网址介绍来看。1957介绍杨振宁时，用了一整页，可见当时杨振宁已经颇有成果可写。而介绍李政道时，只用了一段话。（2007年后，李政道又提交了新的自我介绍，现在看也是一整页，但是，官网底下还是会注明什么时候给来的资料，具体可去官网验证）。

02：两人争端的焦点——科学发现优先权之争

其实两个人争论的焦点很简单，就是他们合作获得诺贝尔奖的贡献——宇称不守恒，是谁先发现的。两人当然各自说是自己，我从能掌握的资料，私人以为应该是杨振宁。

理由很简单，宇称不守恒主要是探究物理里面的对称性问题，当然是很难的那种对称。杨振宁一辈子的物理贡献，主要就是在对称领域。1948年杨振宁的博士论文、前文提到的1954年的杨—米尔斯规范场、1957年与李政道合作完成的宇称不守恒、1974年完成的规范场积分形式（也是诺奖级别的贡献）都是关于对称性的工作。对对称的重要性的敏感和认知，可以说是杨振宁学术生涯的一个主要特征。

而且杨振宁的数学水平在李政道之上，应该超出的还比较多。杨的数学水平应该在所有物学学家里面都很拔尖，从我了解的资料来看，也在爱因斯坦、海森堡等人之上，和狄拉克差不多。因为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1923年就拿到了芝加哥大学数学博士学位，之后在清华教数学，家学渊源，他很早接触到最顶级、规范的数学指导。强悍的数学功底，是他能做出这样伟大贡献的重要保障。

两个人的文章里面，都说是自己先想的最关键一步（提出赝标量），我倾向于是杨振宁。但是有没有可能是李政道呢，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当时两个人已经合作了差不多6年，每周有两天时间相互拜访，交流想法。

在这种往复交流中，其实彼此都受到对方的启发，可能最关键的一句话是从你口中蹦出来的。这句话在那个时候蹦出来，是因为到了它要蹦出来的时候，在反复的辩难和讨论中，条件和时机都成熟了。但是你能因此说，这完全是你的想法吗，怕是也不能。

所以，关于杨振宁和李政道的决裂，多么希望没有发生。合作的成果，为什么一定要说是自己的呢？

但还是支持杨振宁，因为从各方面的资料来看，率先打破这份平衡的是李政道，杨、李之间的决裂是李政道首先发起的。而且从前后两人各自发表的文章来看，李前后矛盾，格局明显比杨要小。

03：决裂的开始——1962年《宇称问题侧记》

几乎所有人都倾向于认为他们之间矛盾的加剧，缘自1962年杰里米·伯恩斯坦发表的一篇相当长的文章《宇称问题侧记》，它登在杂志《纽约客》（New Yorker)的人物专栏里。

这是一篇相当详细讨论他们两人合作关系的文章。在发表之前杨振宁看了文章的校样，觉得这篇文章歪曲了他与李政道合作的历史。接着，他们两人在文章还没有发表之前的4月18日推心置腹地谈了一次。这篇文章在作了稍微的修改以后，在5月20日发表了。他们两人的合作也由此画上了句号。

上两段文字，摘自《杨政宁传》，我略微做了小改动。文字里面没有对杰里米·伯恩斯坦的描述，我觉得从这一点就可以看杨建邺老先生的人品。杨振宁本人认为，杨建邺老先生的传记他最满意，也可以间接看到杨振宁的人品。

这两段文字，我开始读的时候，有点疑惑，怎么一个记者写了一篇文章就造成了两人的决裂。而且看出来，这篇文章是杨振宁不满意，李政道觉得可以。之后沟通，对文章稍做修改之后发表了。

后来，我看了更多的资料，这个伯恩斯坦也是学理论物理的，但当年也是《纽约客》等杂志的写手，李政道的朋友。当然他也认识杨振宁，毕竟当年杨振宁名气挺大。按伯恩斯坦自己的说法，当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一百三十多名员工，只有二三十人有永久职位，其中物理学只有5人是永久职位，而杨振宁是其中之一，而且那会儿杨振宁才博士毕业不久。

而伯恩斯坦为何会写这样的文章，从已有的材料分析，我觉得很大概率是李政道“请来”写的，不然他怎么会说是他「那个版本的杨振宁和李政道怎么发现的宇称不守恒的过程」

再结合整个物理学发展史，为什么是1962年左右。因为获得诺贝尔奖5年之后的1962年，杨振宁的声望在那个时代更为高涨，隐隐有走向巅峰期的趋势。原因是他1954年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开始显露威力，该理论从60年代初开始，随着“自发对称破缺”的发现，变得越来越重要，并开始引领理论物理的发展方向。而李政道，说实话，除了诺奖之外，没有这个级别的贡献。

所以，我个人推测，《宇称问题侧记》在发表之前，杨振宁才看了文章校样，表示不满意，和李商谈之后，做修改。如果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杨振宁知道，怎么会在最后才表示不满。那么记者的文章主要是从两人中哪一个那里获得的信息也似乎不言而喻了。

前文也说道，杨振宁和李政道在西南联大有共同的恩师——吴大猷。杨振宁1989年写给吴大猷的、解释两人分道扬镳的信中有这样的观点：

我们成名以后，政道内心引起了恐惧。他自知对宇称不守恒贡献很小，极怕世人会说他其实不应该得诺贝尔奖。这种恐惧与他的强烈的竞争心交织在一起，腐蚀了他的人品……政道是一个极聪明的物理学家，吸收能力强，工作十分努力。可是洞察力与数学能力略逊一筹，所以1962年以后文章虽然写得很多，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越是这样，他的恐惧心病就越厉害......

猜测伯恩斯坦是李政道请来的写手，还有一个很主要的是原因是2010年出版的《李政道传》。这本传记的水平我真的为李政道着急，简直是有点蠢。他居然请季承帮他写传记，季承是大名鼎鼎的季羡林之子，他还有一个身份是李政道30年的朋友，在李政道主持的机构里面担任李政道的助手！百科的简介如下：

季承，季羡林之子，1935年生，毕业之后（俄文专业）分配到北京中国科学院工作，是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所高级工程师，曾任李政道先生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与李政道有着长达三十年的紧密合作。

这本传记介乎口述历史和个人传记之间，浓浓的情绪化描写，对杨振宁有点阴阳怪气，对他自己一点不能理解的杨—米尔斯规范场大加诋毁。我高中时候读到过。高中时候对书籍没有概念，觉得能写在书上的都是真的，因此对其中杨、李交恶的情节信以为真，对杨振宁相当不爽，后面在两人争论的另一个点——署名问题上，我会做更详细的介绍。

再来对比杨振宁，第一个传记是台湾学者江才健的《规范与对称之美——杨振宁传》，江才健首先是数学系毕业的，比俄文系毕业的应该更能理解科学，他还写了中国另一个著名物理学家吴健雄的传记。其次，江才健写作过程中采访了国内外100多位学者，还去信李政道，请求采访李政道，李政道没有回信，当然，这个版本我没读过，不好评价。

杨振宁的第二本传记作者就是杨建邺老先生的，杨建邺老先生本身作为华中科技大学物理学院的教授，水平应该是让大家信服的。其次并不是杨振宁希望杨老先生给他写传记，而是杨老先生退休之后，为了继续发光发热，也因为他自己对诺贝尔奖得主的历史极其感兴趣，所以一直在从事相关领域的写作。作品包括《杰出物理学家的失误》、《玻尔传》、《爱因斯坦传》、《量子史话》、《原子舞者——费米传》……

基于对杨振宁的诺大兴趣，1996年杨老先生联系杨振宁，请帮他写传记，杨振宁一开始反对，表示“现在还不是合适的时候”，杨老先生就自己写了，写好初稿。没想到杨振宁看完初稿后很满意，就同意继续加工、丰富。

而现在，季承写的《李政道传》已经被批臭了，而杨建邺的作品，明显更被承认。在当当网上对比是如下图，李政道怎么会走出这种棋，他是觉得人民群众是傻子吗，可能也是因为2010年之前互联网还不发达吧。

04：李政道又一次挑起了争端

1962年，两人正式决裂，决裂之时，两人达成的君子协定，以后两人都不再提哪个先发现的问题。

而这一次，又是李政道率先挑起了争端。9年后的1971年，李政道在西西里岛Erice的演讲稿《弱相互作用历史》中，再次说自己先发现的，杨振宁只是跟班。当时没有现在这样的互联网，信息传递及其缓慢，杨振宁直到8年后的1979年才看到李的这篇演讲稿。

演讲稿中有这样的文字：

那时，字称算符P的真实含义还不清楚，至少对我来说是这样。当然，我了解它的数学特征……。我假设，β衰变可用一个更加普遍的拉氏量来描述……后我从吴健雄那里借到一本齐格班（K.Siegbahn）编的有关β衰变的权威著作，和杨振宁一起系统地计算了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所有可能的宇称破缺的效应……。虽然其中某些计算非常复杂，但如果我们是用同样的一个简单的替换……

在这一段文字中李政道连续使用了四个“我”，而杨振宁似乎只是配合他作了一些计算而已。而且特别重要的是，内行人一看就明白李政道在文字里透漏一个意思：必须测量赝标量这一重要发现的主要功劳是李政道的。

在69年到71年之间，李政道做了很多演讲，在很多场合都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即“宇称不守恒的工作是由他开始和主持，中间要找人帮忙计算，就找了杨振宁而已。”

杨振宁的不满是必然的，因此杨振宁说：

这段文字的含意很明显：观念上的探索、进展都是由李主导，李带着杨做研究，杨的贡献只是做了些计算而已。因此我知道我不能再沉默，于是在1983年《杨振宁论文选集》的附评中，写下了一些我们多年来合作的细节

05：更倾向于杨振宁的理由

之后的故事就是1983年，杨振宁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集，矛盾进一步升级。从1962年决裂开始算，两个人都打破了缄默的君子协定，李政道1971年打破，隔了9年，杨振宁1983年打破，隔了21年。

李政道在这些争论里，又有两个明显的矛盾之处。

首先是1986年，李政道为了回应1983年杨振宁的《论文选集》，这一年也出版了自己的《论文选集》。在选集中，李政道写了一篇文章《破缺的宇称》，文章再次表达自己的优先发现权，同时又这样的文字：

那时，杨和我对宇称算符P的实质意义都还不清楚。当然，我们知道它的数学特征……杨和我开始系统地用推广的宇称不守恒作用对所有已知的β衰变现象进行研究。我们很快读完了齐格班的书经常保持电话联系。我们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完成了全部的β衰变分析。

这里，李政道把1971年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见前面引文）一段文字中的四个“我”字，在《破缺的宇称》中改成“杨和我”、“我们”，个中感觉自己品味吧。

其次，在2003年，李政道写了《宇称不守恒发现之争论解谜》，文中说：

“这一切完全证明，宇称不守恒思想的突破，首先是由我在1956年4月上旬独立做出来的，和杨政宁无关”

（注意时间是4月上旬）。同时，正如前文引用的文字展示的一样，李政道自己也说，是因为将研究方向转向了β衰变后，才想到了关键步骤。

这里需要介绍另一个重量级人物——吴健雄，著名华裔女科学家，没有她杨政宁和李政道没法在1956年才提出理论，1957年就获得诺贝尔奖。因为正是吴健雄用试验在1956年年底检验了“宇称不守恒”原理，才导致了样、李这么短时间的获奖。她一直伴随着杨、李在1956年的研究，她本来应该和杨、李共享1956年诺贝尔奖的，历史亏劝他。

前面引用的李政道的《弱相互作用的历史》以及《破缺的宇称》中，李政道也表示，当时他对β衰变并不了解。去向和自己同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吴健雄借了β衰变最权威的著作回来研究，也就是齐格班（K.Siegbahn）的权威著作《β射线和γ射线谱学》。

然而，1988年，李政道的文章《往事回忆》中，李政道说：

到了4月底，我基本上完成了对奇异粒子的研究。在这段时间内，我和斯坦伯格有过几次讨论。5月初的一天，他来看我……。第二天早晨，杨振宁从布鲁克海文开车到哥伦比亚大学，我们深入热烈地讨论了一天……。我们分别后各自检查β衰变中的字称问题。β衰变当时已是一个历史很长并且积累了大量知识的领域。……吴健雄是世界上在这一领域的大专家。她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办公室就在我的办公室几层楼之上。我于是拜访了她……她对此极感兴趣，并借给我齐格班编辑的衰变的权威著作。……
我们最终到了齐格班书的结尾，用新的相互作用项导出了所有老的公式。因此很显然，在β衰变中还没有一个证据证明宇称是守恒的。……我们很快就理解到……赝标量。

最后加粗的 “赝标量”，就是理论最核心的部分。就是明显看出，李政道在时间上犯了很大的错误，在他的文章中，他都不能自圆其说。1988年说四月底才转变研究方向，5月初才向吴健雄借阅β衰变相关的著作，之后才发现的“赝标量”。2003年却说，自己1956年4月上旬就独立完成了。

而杨振宁，在所有的回忆里面，都是说5月初转变研究方向（即转变为研究β衰变），五月中旬得到想到“赝标量”的概念，和李政道到1988年的回忆，是相符的。

其实在1956年的时候，杨振宁对β衰变的理解应该是远远在李政道之上的，因为β衰变在物理中属于粒子物理的范畴。而正如前面介绍罗彻斯特会议时所说，该会议是高能物理（即粒子物理）最顶级的会议。截止1952年，杨振宁已经在粒子物理领域发表了8篇重要论文，所以才能从1952年被邀请参加该会议。因此，杨振宁应该不需要像李政道一样，需要借书来学习β衰变。

而该会议直到1956年，因为杨振宁是会议筹备者之一，才邀请了李政道参加。那么，谁更可能主导两人的研究方向，将其转到粒子物理方面的β衰变上，并最终获得成功，其实是可以猜测的，杨振宁应该不是只是“做计算”。

这里还有吴健雄的证据。1983年，杨振宁在《论文选集》中，第一次回复李政道，表明自己是研究的主导者。作为当年借书给李政道的人，吴健雄看完杨的选集后，1983年7月9日给杨振宁写信，说：

振宁：十天以前，接到您寄赠的论文汇集，当晚我即开始从头阅读，越读越有兴趣，一方面，您对近代物理发展的历史，作了明晰有条理的简介。同时，您把最近的过去，心头不如意事也坦白地布开，使人读了非常感动。第二天早上我给您打电话致谢，知道您在外旅行尚未回来，所以现在特此书面致谢，专此敬祝俪安。 健雄上，七月九日。

基于吴健雄对“宇称不守恒”的特殊贡献，这封信，我觉得是很有分量的。

06：有一个争论——论文署名问题

两人争论的另一个焦点是论文署名问题，既在论文中署名的先后。季承在《李政道传》中，引用李政道的话，一度让我信以为真，并对杨振宁倚老卖老很不爽，文字是这样的：

“1951年我和杨振宁都在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工作，合写了两篇统计力学的文章，对相变现象做出了相当重要的贡献。带头的第一篇论文有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我们完成这篇论文之后，杨振宁要求如果我不在意的话能不能把他的名字放在我的前面，因为他比我大四岁。

我对他的要求很觉吃惊,因为这并不是一般物理学界合作的习惯。习惯的排名次序是按合作者姓氏英文第一个字母的顺序来排列。但由于事出突然，当时虽感到很窘，但勉强答应了。稍后，我看了文献，察觉这样做是不对的。当我们写第二篇论文时，我把一些文献给他看，以说明年岁大并不是排名的考虑因素。而且，我又解释，第一篇文章里的两个定理，主要是我证明的，可是我的名字却排在了后面。

这样，杨振宁被我说服，同意我的意见，于是第二篇论文名字的排列次序便倒过来了，虽然在第二篇论文中只有一个定理，而其最后主要的一步是杨振宁想出来的。1952年，《物理评论》上刊登了这两篇论文，其署名次序出现了与惯例不同的情况……”

从《李政道传》中的文字，你能感受到什么叫“情绪化”和一家之言，高中时候这段文字让我对两个人的观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然而后来了解到，其实并没有这种所谓的国际惯例，这个惯例只有当合作者的贡献相等时，作者署名才按姓氏字母排序，不如此排序就意味着贡献不相等。

而且李政道自己也不遵守这个国际惯例，杨、李的真实情况也不是这样。

从1949年到1962年，两人合作了13年，共产生了23篇论文，只有一篇杨振宁的名字排在李政道之前，其余22篇都是李政道排在前面（具体论文情况，我附在文末），我实在不知道李政道有什么理由因此不爽，多年后还念念不忘。

而且，结合前文说明的，在1957年以前两人的地位差距。两人在1957年以前一共合作了8篇论文，其中7篇都是李政道名字排在前。我怎么看到的是，一个不计名利，竭力扶持小师弟事业的杨振宁？

因为一篇不排在杨的前面，李就很不平。那么这段时期，李和其他人合作的论文署名顺序呢？这13年间，李就有3次不按照自己说的“国际惯例”,具体如下（TD Lee就是李政道）：

TD Lee, R Christian. Phys. Rev. 94, 1760–1767 (1954)

TD Lee, K Huang, CN Yang. Phys. Rev. 106, 1135–1145 (1957)

TD Lee, J Steinberger, G Feinberg, PK Kabir, CN Yang. Phys. Rev. 106, 1367–1369 (1957)

文章就到这里吧，对于这两个人，千秋功过，也只有任世人评说了。

附：1949年到1962年两人合作论文署名顺序

CN Yang, TD Lee. Phys. Rev. 87, 404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87, 410 (195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98, 1501 (1955)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254 (1956)

TD Lee, CN Yang. Il Nuovo Cimento 3, 749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2, 290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4, 822 (1956)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119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5, 167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11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8, 1645 (1957)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09, 1755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2, 1419 (1958)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165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3, 1406 (1959)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Lett. 4, 30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1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22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7, 897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19, 1410 (1960)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2, 1954 (1961)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6, 2239 (1962)

TD Lee, CN Yang. Phys. Rev. 128, 885 (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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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harm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你但凡看过尤文一场球，都不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也只有C罗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稳定输出一个赛季三十个球左右。

要是给梅西这么个教练，本坦库尔皮亚尼奇这种中场，内德维德帕拉蒂奇这么个建队策略，巴萨的阿比达尔和巴托梅乌每年花几亿给梅西引援都被梅西给炮轰下台了，阿涅利内德维德帕拉蒂奇那还不被梅西和粉丝给辱骂成历史的罪人啊。

梅西这些年欧冠年年惨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散步导致的。

哦对了，皮亚尼奇现在就在巴萨呢，球都踢不上。

C罗一句怨言都没有，每场比赛也都尽心尽力了。不是C罗拼的那两个进球，意大利杯也要被国际米兰给淘汰了。

除今年以外，尤文欧冠淘汰赛所有的进球都由C罗包办。今年皮尔洛为了保欧冠资格过度使用C罗，导致C罗疲惫不堪，从16-17赛季至今，C罗的出场时间竟然年年在递增！

没有C罗这29个进球，本赛季尤文连欧冠资格都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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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bin-67 网友的相关建议: 
      

哦？毛熊和鹰酱同年同月同日死的愿望要成真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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