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魏晋风度？ 第1页

魏晋根本谈不上风骨、风度、风流。

如果说陈子昂、杜甫、范仲淹、王安石是悲观的乐观主义者，那么魏晋名士们不过是一群乐观的悲观主义者，他们不甘心被现实摆布却又被现实无情左右，无力反抗之下，彻底躺平，他们认清了自己，他们什么也改变不了，他们什么也不是，他们成了乐子壬。

春秋末年，孔子讲学授课，开私学之先河，打破了贵族知识垄断的特权，成为了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夫子周游列国，百折不挠，不退不悔，也给士人入世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自此之后，士人阶层崛起，战国诸子，百家争鸣，墨子、孟子、庄子、杨朱、邹衍、荀况、韩非，求学讲学，游说入仕，不管他们对孔子如何评价，他们所走的，都是孔子曾走的路，飞蛾扑火，一往无前。

战国三百年，塑造了昂扬向上的士人性格，不管他们的主张是否正确，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自信自己的主张，自信自己的能力，自信时代终将为他们左右，而这股蓬勃之气魄最终成就了大秦与两汉气吞山河的国势。塑造一种精神面貌可能需要三百年、四百年，然而摧毁他却只需要一百年（公元166－266年）就够了。

桓帝时，黄河水清。166年，第一次党锢之祸，李膺、杜密等200余名士下狱。

168年，灵帝初践祚，窦武陈藩谋诛宦官，事泄被杀，第二次党锢之祸兴起，李膺、杜密等百余名士被处死，700余名士下狱。“望门投止”的张俭，一路逃亡，牵连灭门者数十家。

宦官威压之下，颍川荀氏托庇于中常侍唐衡，外戚何家也托庇于中常侍张让、郭胜，连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都托庇于中常侍袁赦，另一位四世三公的弘农杨氏则与袁家联姻、希图自保。

189年，八月，袁绍屠尽宦官，董卓上洛废立。九月，董卓为党锢之祸平反。十一月，董卓僭越。次年关东起兵，天下大乱。

适逢乱世，建安七子，慷慨悲歌，仍有生气，即便曹操先后杀了边让、孔融、崔琰。

217年，连年大战，尸曝于野，天下大疫，带走了建安七子之五。同年，曹操加紧称帝步伐。

219，魏讽之乱，曹丕借机大清洗，带走了邺水朱华。

220年，曹魏代汉，实行九品中正制，士人的德才品状悉决于上，官府又与地方豪强互相妥协、私相授受，如果之前还有郑玄之类求得名师、得人器重的啬夫寒家子，鲤鱼跃龙门，那么之后想都别想。王朝更迭，士人焉敢异议？非议朝廷，则列为品级末流，家族数代人也不可能翻身。在此之下，士人无不谈玄论道，浮华矫作，正始名士之流滥觞。

249年，高平陵之变，司马懿指洛水为誓，收政敌十余家，夷三族。之后淮南三叛，司马氏高压统治，士人为之心胆俱裂，只得玩行为艺术，消极逃避，谓之竹林七贤。然而效忠不绝对等于绝对不效忠，狂狷的阮籍被压弯了腰、上书劝进，清高的嵇康被砍掉了脑袋、广陵失传。

266年，晋王篡魏。士人经过一百年的“层层筛选”，由“三君八俊”到“建安七子”，再到“正始名士”、“竹林七贤”，至此士人完成了彻底蜕变，羊车望幸，石王斗富，梓泽金谷，这个世界终于安静了，再也没有士人的指手画脚、说三道四。

逮奉圣朝，沐浴清化……臣以供养无主，辞不赴命。诏书特下，拜臣郎中，寻蒙国恩，除臣洗马。猥以微贱，当侍东宫，非臣陨首所能上报。

时值太康盛世，大家只有感恩。只是……这样的“和谐”又禁得住几许风浪？

元康九年，江统上书《徙戎论》，力劝当权者防微杜渐，且不论其“徙戎”主张是否符合政治正确、是否具有可行性，但至少看到了问题，然而西晋统治集团颟顸自负，自诩华夏千年，此等言论无异杞人忧天，完全无视之，只忙着争权夺利、内斗内耗去了，造成无法挽救的恶果。永嘉南渡，避祸成皋，江统眼睁睁看着铁蹄践踏、华夏沉沦，自己预见了，劝谏了，努力了，却什么也做不了，目睹自己曾经的灾厄预言一点点变成现实，又是何等绝望？

曾与阮籍齐名的江东狂生张翰，又岂不知八王内讧、五胡入华之凶险？不过身为东吴亡国之臣，弄词求宠，人微言轻，失望之极，恐惧之下，寄托莼鲈之思，飘然而去。

一百年的“大洗礼”下，总会还剩下几个有见闻的，剩下的不过石王之看客，司马贾氏之帮凶，三杨八王之帮闲。嵇康的儿子嵇绍，八王之乱，撺掇着废晋惠帝，末了死在晋惠帝跟前，所谓“嵇侍中血”，一个叛臣莫名其妙成烈士了；刘琨祖逖，闻鸡起舞，俱是贪乱之辈，憋着天下大乱的野心家，结果天下真的大乱了，他们悲剧的发现他们收拾不了了，一个中流击楫，“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一个困守孤城，“何意百炼刚， 化为绕指柔！”，也许他们宁愿回到少年时的洛阳，也不愿看到天下大乱，可是，如果真有时光穿越，他们即便磕碎头颅，又岂能劝动严惩异议的西晋朝廷？

《过秦论》曾言：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诸侯从；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究竟是士人清谈误国，还是当权者逼着士人清谈而误国？望诸君三思之！把人逼得穷途之哭，把人逼得莼鲈之思，结尾还要问责他们为何清谈务虚、不切实际？他们涉世务实又焉有命在？你看《世说新语》，诸公潇洒倜傥，为什么我只看到极端的绝望与满满的求生欲？而在这衮衮诸公更早以前的东汉末年，两次党锢之祸、董卓李郭兵乱，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弃世者——石德林。他完全躺平了，不做任何反抗了。中国的读书人是非常质朴的，为了功业抛妻弃子的有，为了大义毁家纾难的也有，但是大部分人，为了父母妻子的性命生活，他们什么都肯干，然而什么也不能干的时候，又能干什么呢？我常以为，愤世嫉俗者都是积极的乐观主义者，真正的悲观主义者只会成为乐子壬，他们无可挽回，随波逐流，石德林卒年不详，他死后，还有无数的石德林。

（建安）十六年，关中乱，南入汉中，不治产业，常读《老子》五千文及诸内书。二十五年，还长安，独居穷巷小屋，人与之衣食，不肯取，号之曰寒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