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治理有哪些失败之处？ 第2页

长文预警

烂在民不聊生。

人口暴涨加剧了土地问题。人多地少,土地紧张,地价高昂，一般自耕农无力购置田产.官僚、绅富、地主乘机疯狂兼并土地,导致土地集中趋势不断强化。乾隆时兼并状况已经十分严重，“占田者十无一二，佃田者十之四五，而无田可耕者十之三四。”及至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情形更加恶化,广西东南各县地主占田为全部耕地的80- 90%。地租率也不断提高，一般都在五成以上,甚至高达七八成。广大佃农无法承担重租,“因是鬻及儿女者,往往有之。”更有大批农民被迫离乡背井,成为游民，失去生计来源,流落异乡。仅北京城就有乞丐10万人。

乾、嘉、道三朝民数增加的统计，已详于上节。要明白地知道这时期人口是否已到了饱和点，还应该进一步将民数与田亩作一比较。 因为所谓人口问题，主要是人口与土地的比例问题。人的主要食品如穀类、肉类，必须靠着每年土地的收获，人的主要的衣服原料，如棉、麻也必须靠土地的生产。人类生活所必不可缺的动植物，完全为土地所限定。恩格斯指出:“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①这就是说，决定人类历史的发展的是物质资料和人类本身的两种生产。而土地是物质资料生产的先决条件。所以，人口与土地是密切相连的，二者之间协调与否，直接影响到人类的蕃衍，社会的安危。要知道那时的中国可以容纳多少人生存，便应该考察当时民数与耕地的比例。 按哈佛大学教授伊士特(E. M. East)的估计，按照欧美诸邦现在的生活程度，每人须有二英亩半，方足以供营养。折合华亩即每人须有耕地十六华亩有奇。我国一般生活程度较低，自不能执诸国以为例。但要维持一种中国人所过的低陋的生活程度，每人每年需要多少亩数呢? 据陈重民的研究，以为南方多水田，所种以稻麦为多。北方多旱地，所种多麦、粟、玉蜀黍、高粱、黍、稷、豆类。而又以气候的关系，南方的农田，普通一年可收两季。即春季收麦，秋季收稻(稻田亦有收两次者，但究居少数)。北方情况，较为复杂。长城以南如直、鲁、豫、陕、晋等省，气候较暖，其农田两年可以收三季。长城以北气候高寒，每年只可收一季。每季每亩所产的净粮(即米、麦及小米、秫米、玉蜀黍、黄米、糜子米等之去壳者)，北方普通田地多则二百市斤，少则一百市斤，平均每季一百五十市斤(有水灌溉的田地名水浇地者，每季可收三百市斤，但此等地不多),以两年收三季计算，每亩每年可得二百二十五市斤净粮。南方农田春季收麦，产量约与北方相等，即每亩一百至二百市斤，平均可得一百五十市斤，至秋季收稻，每亩多则四百市斤，少则一百市斤，平均为二百五十市斤，是麦、稻二季每亩可得四百市斤净粮。假定每人每日食粮一市斤，每年共需三百六十五市斤，是在北方农田，一亩六分有奇，可生产一人的食粮，南方农田九分有奇，可生产一人的食粮。但各处农田瘠薄者究居多数，且水旱不时，常多荒歉，大概在北方，须有农田二亩，方能供一人的食粮，南方中等田一亩，可供一人的食粮，平均一亩五分的产量，可供一人。每人际应而贯粮之外，尚有燃料、饲料(耕畜为农田所必需)、油、盐、菜蔬，以及衣服、祭祀、应酬等费。此等费用，固视其人的地位习惯而多寡不同，然而甚少的限度，亦必比其人食粮的所费，多出一倍。今假定其与食费为相等，则连食粮及各种费用计算，在北方需用农田四亩，在南方需用农田二亩的生产，方能养一人，即平均每人需用农田三亩。据美人贝克(O.E. Baker)氏的估计，则谓中国北方农民，平均每家需要土地三又三分之二英亩，南方需二又二分之一英亩，平均三点一英亩土地，折合华亩为二十亩有奇，可维持一家五口的最低的生活，即平均每人需用农田四亩。贝克氏的估计，与乾隆末学者洪亮吉的估计正相合。我们试就这两个估计，去看乾、嘉、道三朝的民数与田亩的比例。

下表各省田地计有民田、屯田、河滩地、八旗地、官庄田地、学田、沙涂地、垦地、芦田、公田、赈田、官山、屯地、赡军地、马场地、牧场地、园地、田园、义田、番地、养廉地、监地、豆田等项。又直隶省田数内系将察哈尔等垦地并入，山西省田数内系将察哈尔等牧场地并入，甘肃田数内系将迪化民地巴理坤、哈密、吐鲁番、乌鲁木齐、伊犁、塔尔、巴哈台、喀喇沙尔、乌什、科布多等屯田并入，吉林田数内系将黑龙江公田并入。今看下表，奉天每人平均得二二点六-亩，吉林每人平均得四点一七亩，这两省正是新开屋的沃地，足以维持最低生活程度而有馀的。其内部十八省每人平均亩数得三亩馀者，有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两亩馀者，有直隶、江西、湖北、四川四省;一亩馀者，有江苏、安徽、浙江、湖南、甘肃、广东、广西、云南八省;不到一亩者有福建、贵州二省。我们依陈重民的北方每人须田四亩，南方须田二亩的估计来看，可知在嘉庆十七年的时候，中国内部只有江西、湖北、四川三省够维持最低的生活程度，其馀十五省都不够维持。而贵州每人平均只得O点五二亩，福建只得O点九三亩，贵州的数字可给那句“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的俗谚作注脚。

“今日之亩，约凶岁计之，岁出不过一石。今时之民，约老弱计之，日不过食一升;率计一岁一人之食，约得四亩，十口之家即须四十亩矣。（洪亮吉《意言》《生计篇》）

乡民佃耕多于自耕。约费枯饼、灰粪、人工钱文一千,可得谷一石。佃耕计每石田须押规银三十两内外,岁租十石内外。资本不足家，货银偿谷,谓之水租。…… 故佃耕农民，多形拮据。此乡间作苦情形,不患不勤而患不富,终岁勤动有不得养其父母者。

贵州兴义等府一带苗疆，俱有流民溷迹。此种流民闻系湖广土著，因近岁水患，觅食维艰。……上年秋冬，由湖南至贵州,一路扶老携幼,肩挑背负者,不绝于道。
正是一幅无比凄惨的流民图。作为农民，谁愿意离开祖辈耕作居住的家乡呢?而且是辗转到偏僻荒寂的苗乡.据罗绕典统计，1821-1850年，竟有62,388户湖南游民进入贵州，以每户五口计算,即达三十万人!

手工业者与小农的境遇相似。 不仅小农、手工业者,就是小土地所有者,直至一些中小地主,在同样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制约下,也多有没落下来的。 阻碍着生产力发展的既存的土地关系,无力消受大量破产的、半破产的,失业或无业可入的人口，出现了“野多旷土”,“人多剩力”的不正常现象。构成“剩力”的人们，日子稍久,“往往流为情窳”，蜕变成为“浮口”，或作“游口”、“游食者”。 “浮口”原系难以绝对避免的社会现象;即使在清“盛世"的鼎盛期也存在着,只是数量不多。到了这个“盛世”末季，居民中由于“失南亩之利，故失业者多”的情况下，“游口”问题，开始成为统治者引为“殊益焦劳”的问题。 嘉道年间,“浮口”数量之多，“更甚于昔”。当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华东南，“每省不下二十万人”,到了1850年，“数百家之聚”，有浮口“数十人不等，习以为常”。当然不排除一家有一人以上的浮口，但仍不妨这么说:几乎每十家就有游食者一人，或一家。“乡里如此，城邑可知”。透露了城邑的浮口数，也许比乡里——农村更严重。这时候的南北各省浮口总数，若与二十年前比较,有人估算,增加十倍,从而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 清政府对已经形成为严重社会问题的浮口，由于无能解决,索性连“焦劳”也不再“焦劳”了,转变为撒手不管，要浮口“自为觅食谋生”。

例如，嘉庆中,陕西小王润饥民执持“旗帜刀矛”,“抢掠粮食”。在浙江杭、嘉、湖和江苏苏、常等地,每到秋冬之季,从江北淮、徐一带过来的流民,于“所过乡村,坐索饭食.. ..视同行业”。陕西、湖北、四川交界的南山老林、巴山老林一带棚户,一遇旱涝, 便以“吃大户”为口号,结群掠食,“无所畏忌”。道光年间,顺天府属，遇大水,各村“匪徒”,“向富户强借粮石”;大名府属的饥民,“结伙叠抢,拒伤事主”；通州各村庄“失业饥民;聚集多人,赴铺户勘借钱谷”。1830年夏,广西浔州地方以“得雨稍迟”,“习民”“于殷实之家,抢夺谷米”。桂林、平乐以及其它府县,“闻风效尤”,各乡每起数十人或数百人不等。他们“鸣锣聚众”,有组织地行动,每“出具揭帖,某日抢某村某家”,不只“外村闻风而来”,外县以至外省“游民”也结群参加。在五、六两月“各处报抢,殆无虚日”。同年年底，在全州兴安、灵川等县,民间“纠众联谋,唆令富家佃户，将田租措留屯积，据为已有”,并“逞凶械斗,凌虐威胁”。1832年,直隶通州属“失业饥民，聚集多人,赴铺户勒借粮谷"。1841年,浙江余跳“匪徒”要求赈济,“拥入[县]仓内凶闹”。1846年前后，陕西以连年灾歉，民间劫掠四起。1847 年,在河北、山东连界地区,“灾民啸聚”,"不逞之徒乘机勾结”，“公然执持枪械,扰害行旅;到处抢劫”。1849年江苏苏州饥民,集聚阊门,“白昼抢掠”大户。

烂在统治腐败

灾害一成，各地居民除了丧生的,更大量的是沦为有家难归、无家可归面游离本土的灾；为数动辄数十万、成百方。单计1849年长江大水，遭灾者“几于鸿嗷半天下 “浮口”灾民，衍变成为流民。他们除了在省境内部、省际之间,流动来去外,到了四十年代,更经常远道“阑入京师地面”。他们这一行动本身，含有请愿意味,还怀有希望,亟盼滑廷对他们的困窘处境，能有所援手。可是,等待他们的,不是“拦截”于京师之外就是“递解回籍”

广西吏治被周天爵称为“稀见罕闻至此已极者”,1851年夏擢任的巡抚邹鸣鹤在密疏中作了一番统计: 各属详报命盗并上控提审各案，借以人证难齐，屡催未解者，竟有五百八十余起之多。仓库交代、正署更迭，未据造报详咨者亦积至二百数十起。驿站则限行五、六百里公文，因马少夫疲率多积迟，计日行不过百里，此外事多延误而缉捕废驰尤甚...吏治之坏由于庸劣,牧令自甘暴弃者十仅二、三，由于边荒地瘠、困苦异常.吏役稀少、有呼无应，牧令以官为传舍，且以官为桎梏,相率苟安,旦夕畏避思去者十之六、七。此弊积极甚久。

于是“恣睢暴戾，惟事诛求，钱粮则任意侵亏，词讼则株连积压”，那时候，全国一千三百馀州县，那一千多州县官，便好像千百的虎狼放在民间，吏治安得不黑暗，民生安得不凋残呢!嘉庆四年，和珅伏诛，查钞家产世传不下八万万。和珅虽伏诛，但在他手中成长的贪污政治，却一直侵蚀到政治机构的最下层，种下了一个上下交通，政以贿成的恶果，并且成为风披一世牢不可拔的风气。嘉庆十九年(1814 年)江南道监察御史陶澍奏言各省州县锢弊日深，都由该管上司不能正已率属，其弊有八端:一日勒接交代，新官承认前任亏空，少者数千，多则数万，告禀则上官有失察之咎势不敢为。二曰多摊捐款，名目有等补、帮助、贴赔、使费，每岁数百数千两不等。三日预备赏号，凡上司有事，或练兵，或巡边，或公谯均有赏金，上司收之作赏， 吏役更索规费。四曰派办供给，上司出入境时，有夫马，有酒席，有站规，有门包。同在一城的有轮月，或包月的供给、一窗、一扉、一厨、一厕都取给于附郭的州县。五日压荐幕友，藩臬道府所荐,州县不敢不受，有未见面而送束修的，叫做食坐俸。六曰滥送长随，上司荐来不得不受，有恃无忌乃外勾吏役，内通劣幕。七曰委员需索，一纸文书可办的事，动辄派委数员调剂闲官，多所需索。八曰提省羁留，官进省后，转委他人，一年半载之后， 始令回任。凡此诸弊，督抚藩臬中虽贤者或亦不免，以致不肖的州县既有所挟持以无恐，而循良的州县又有所牵掣而不能为。陶氏所述当时上司需索下属的情弊，可谓详尽。此种情弊，跟和珅当政时能有多少的差别呢?所不同的是此时朝中少了一个同和珅那样的大贪污的宠臣而已，而各省自督抚以至州县贪污之风还依然如故啊！

吏治一日不肃则民一日不聊生，民一日不聊生而欲天下之臻于至治不可得。夫欲吏治之肃，则督抚藩臬其标准矣。试思十馀年以来，督抚藩臬之贪欺害政比比皆是.....出巡则有“站规”,有“门包”，常时则有“节礼”，有“生日礼”，按年则又有“帮费”，升迁调补之私相馈谢者尚未在此数也。以上诸项又宁增无减，宁备无缺。无不取之于州县，而州县则无不取之于民。钱粮漕米前数年尚不过加倍，近则加倍不止。督抚藩臬以及所属之道府无不明知故纵，否则门包站规节礼生日礼帮费无所出也。而州县亦藉是明言于人日:“我所以加倍加数倍者，实层层衙门用度，日甚一日，年甚一年”。究之州县亦恃此督抚藩泉道府之威势以取于民，上司得其半，州县之入己者亦半。初行之，尚或有所畏忌，至一年二年则已成为旧例，牢不可破矣。诉之督抚藩臬道府皆不问也，千万人中亦或有不甘冤抑赴京上控者，然不过发督抚审究而已，派钦差就询而已。执事试思百姓告官之案千百中有一二得直者乎?即钦派上司稍有良心者亦不过设为调停之法使两无大损而已。若钦差一出，则又必派及通省，派及百姓，必使之满载而归而心始安，而可以无后患。是以州县亦熟知百姓之技俩不过如此，百姓亦习知上控必不能自直，是以往往至于激变，湖北之当阳，四川之连州，皆其明效大验也。

现今所急者川省军务,尤莫急于各省吏治。……以今日外省陋习相沿,几有积重难返之势,惟在亟宜剔刷,破格调剂,庶乎有益,似非徒仗雷霆诚谕所能耸其听也。……伏查乾隆三十年以前,各省属员未尝不奉丞上司,上司未尝不取资属员,第觉彼时州县俱有为官之乐,闫阁咸享乐利之福,良由风气淳朴,州县于廉俸之外,各有陋规,尽足敷公私应酬之用,近年以来,风气日趋浮华,人心习咸狡诈,属员以夤缘为能，上司以逢迎为喜,踵事增华,夸多斗靡,百弊丛生,科敛竟溢陋规之外,上下通同一气,势不容不交结权责,以作护身之符,此督抚所以竭力趋奉和绅,而官民受困之原委也。

曩于东华门外酒家，晤一老吏，自言作幕二十年，作官三十年，游历九行省，极论兵乱以前各省吏治之坏，滔滔汩汩、口若翻澜。且云当时知府知县幸不甚知，知则劫富民，噬弱户，索土产，兴陋规，百姓不堪命.巡抚巡道幸不常巡，巡则搅驿道，折夫马，斥供张，勒馈赆，属吏更不堪命，仍苦百姓耳!

据郭毅生先生对广西等五省州县征收田赋状况的实证研究，结论是:浮收勒折,极为普遍而又严重。银价倍涨,本来已使民间暗增一倍之赋，加之各级官吏出于剥削阶级贪婪本性，诛求无已，更弄得民不堪命。就总的情况来说,每年征牧时，钱粮分为本色与折色:征收本色者,每石至少浮收五六斗，多者至三四石当一石;征收折色者,则高下其手,漫无边际,最少亦加倍,一般是三四倍。

江、淮间有所谓捻子者,数百人为一群,抬炮、鸟铣、刀、矛各杀人器皆具,蚁护蜂转,地方官莫敢谁何。余尝视其魁,下中人耳.而所在阗门,呼曰:“响老”。响老者,人有不平事辄为之平。久之,赴愬者众,赞口洋溢轰远近,如风鼓雷鸣,则成响捻子也。因问其主人曰:“国家为民设官,百里一县,若等有事,胡不之官而必之捻子为?”土
人嚬蹙曰:“难言也!官衙如神庙然,神不可得而见,司阁之威,狞于鬼卒.无钱不能投一辞也,投矣而官或不准,准矣而胥或不传,传矣而质或无期,质矣而曲直又不能尽明;然已胥有费,吏有费,传卷有费,铺堂有费,守候之费又不可以数计:故中人之产,一讼破家者有之。何如愬诸响老,不费一钱而曲直立判,弱者伸,强者抑,即在一日之间乎!”余于是喟然曰:捻于其汉代之游侠耶?当其闻难则排,见纷則解,不顾其身,以殉人之急,合于太史公所谓救危振赡,有仁义行者。然而重诺市义之后,无业者投之,贩盐、掘塚、博掩者授之,兄事弟畜,盗贼以薮,背公死党,无不可为。6

烂在连反贼都不如。

这里跟全国我所曾游的其他城市大异的地方，即是妇女随便游行，或乘马于通衢大道，而又绝不装模做样害怕外国人如其他中国妇女所常为者，亦不回避我们。她们几乎人人都穿着苏州出产的奇巧的绸缎丝服，美丽之极。

寡妇频言与丈夫，柏舟节义笑为迂,挖沟驼米朝朝苦，削竹担砖事事粗。一日万家缠足放,四更百长竭情驱，蛮婆大脚鸣锣过,女伪高官意气殊。

伍承钦咏所见经过太平天国解放的妇女行动说:涂脂抹粉绕街行，犹是真娘(原注:贼中旧名)旧性情。意外诲淫败风俗，长官刑禁莫从轻(原注:宜示禁出户).

余生三十年，目不见赌，独有此时。窃思长毛号令，清时地方官所不逮也。”

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同时，使中国人感到陶醉的闭关自守、迷信鬼神和妄自尊大，也经常激起了欧洲人的嘲笑和轻视。可是，在太平军中间，除了面貌之外，所有这些都已绝迹，甚至于他们的面貌似乎也有所改善;也许这是由于他们在身心两方面都摆脱了奴隶地位的缘故吧。太平军和清政府奴役下的中国人之间的最突出的，最使外国人注意的对照，就是他们的外貌及装饰的截然不同。中国人向来被认为是面目愚蠢、装饰恶劣的民族;而使面容变丑的剃发不能不说是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之一。清政府奴役下的任何一个中国人的面部都表现了蠢笨，冷淡，没有表情，没有智慧，只有类似半狡猾半恐惧的奴隶态度;他们的活力被束缚，他们的希望和精神被压抑被摧毁。太平军则相反，使人立刻觉得他们是有智慧的，好钻研的，追求知识的。的确，根据双方不同的智力才能来看，——再不能有比这更显著的区别，——要说他们是同一国家的人，那简直令人无法想象。太平军是聪敏的、直率的、英武的。尤其他们的自由风度特别具有吸引力。你可以看见被鞑靼人所征服的中国人的奴颜婢膝;但是太平军纵使面对死亡，也都表现了自由人的庄严不屈的风度。

何木斯号”舰长费熙邦说:
关于我们是弟兄的消息迅速地在太平军中传播开来，许多人纷纷前来表示亲爱之意，他们显然十分高兴我们也象他们一样不剃发不垂辫，……不断有人拥上船来。我们既然已经解决友好关系问题，就把船驶近城墙，许多太平军跑到起锚机旁前来协助，似乎都有极大兴趣，他们的态度跟我们过去所遇到的中国人完全不同，他们对待我们极为友好，我们在那里停留了五天，他们一直都是如此。
29日(4月)甲板上又挤满了来访问的人，有些太平军跑到水兵中间，见到水兵在仰光拾得的小佛象，就用手势表示这是毫无用处的坏东西。他们以坦白友好的态度对待所有的人，我们的人全都说，他们的举止行为跟我们所见过的中国人完全不同。要是十天之前有人告诉我们说，船上有成千上百个中国人上来而不遭到偷窃，我们是决不会相信的。

烂在迷信

长毛虽然那套附身降僮玩的够high，但是起码没出现过什么上帝降天兵直接参战那套，反观迫真世俗大清，上至咸丰大帝下至屁民们日常进庙拜偶像信的东西我就不提了。迫真世俗政权大清的官老爷们屡次三番堂而皇之的往奏折/邸报上写关公/各路神佛下凡直球显令杀贼助战，高知文人们也对长毛触怒了十万甚至九万次各路神佛导致日常被火神焚贼/神灵杀贼这种破事笃信不疑。——曹变蛟

癸丑四月八日，贼在南关，入彤华宫，毁诸神像，削火神之鼻。是日大雨。既暮，贼方蓐食，各路火起。贼奔至僻处，衣服无故自焚，竟体焦烂，独长发如故。盖火神显灵也。尸横数十里，逃归金陵者百十有七人。

越陷后,城中民房烧十之三.余皆为贼占。李氏宅在城之南，有伪参军某率其下居之。堂之西偏有书室、深邃阴森。伪参军嫌其僻，旷之。一贼偶于夜间下榻，即病，发狂大泻。伪参军入觇之.见神栗主阁悬梁间，疑崇在是。欲解其主。令取以下。一贼梯而上，将及，忽堕地死。一贼继上又死。伪参军怒,令以火枪攒击之，阁毁主堕碎，解投溷中，方共笑以谓鬼从此无灵矣。至晚，而伪参军亦呕血数斗死。如越城有此等鬼百上辈，贼必竞作鼠窜。嗟平，几令人弃人而事鬼 。

见所覆桶已去,大怒,以刀砍神首,掷之河中。乡人归,正与家人言贼假神状,忽瞪日轩眉作神语,大言曰:“吾张神也,天降恶煞，吾辈皆逢劫运。今日贼以秽器覆我,方私幸或全此躯。汝过,则竟过矣，何多事，去所覆.致贼怒斫我,我之所以不能保首领者，汝之罪也“以手自批其烦,恨怒不已。家人跪求，谓某诚多事，然究出敬爱之心，乞神宥。神凝思良久，领之,长叹一声。乡民醒,而神寂然矣。

烂在把锅推给临时工

下述文件暴露了一些“父母”政府的军队行为，这些事件是激起人民投奔太平军自由旗帜下的主要原因(1853年11月1日牧师麦都思博士在上海译出): 具禀人:陆裕昌(译音,下同)、袁贵良、叶封钧、陈士杭、金秉清、王根昭暨二保七甲各牌居民为呈明遭受奸杀焚掠并吁恳惩治以拯民命事。 窃乡民等居住二保七甲各牌及二保五甲四牌各村，距上海城六七里，平日耕织为生，从未参与外间滋扰事端。乃10月30日午后，突有湖广开来兵士多人，手执武器,人村抢劫;民等与之理论，反侮辱民妇，又将王昌金、王建基二人斩首，郑金邦、张国光、何善:章三人刺死，并伤及男女九人.焚烧房屋计七十七间,开列清单一纸附上 。 民等生命朝不保夕,哀苦无告。特联名恳请速赐救援,尽法究治，庶彰国法，而维民命，无任迫切，谨稟。咸丰三年十月初一( 1853年11月1日). 刘钦差大臣得此禀后，仅批下面几句话:此类情事，实属不法,然究系地痞流氓混充兵士所为。本大臣 当严申军律，以做效尤。尔等可返乡,谅不致再遭逢此券事故。

烂在战后治理能出现这幅惨状。

十六日,甲寅,晴。下午阴雨。庞省三来。写魏刚己、周阆山信,各赠二肴即刻发,专人。同乡丁听彝来,久谈,饭后去。里中复后,渠从江阴口至家住七日,城中情形,惨不可闻,尸骸遍地。渠到时为五月底,距破城已五十余日,尚未检拾,臭气四塞。房屋俱被兵勇占住或毁拆,莫敢一言。守城系张树声所带口字营,分把四门,不准乡民入内,每日尚四出往乡村有人处吵扰。乡人或强者缚兵勇来城声冤,辄以土棍之罪罪之,民益无聊。城民归复旧业者,兵勇居其屋不与,乃议纳赎,比金至则割偏舍一二楹与之。所设善后局,仅供佥夫支应之役,余俱不能问。知府李仲良下车无他善政,于门外榜施痧药,两县尤噤不敢出声。李中丞复城时,祷于关侯,故善后各员日日奔走武庙而已。乡间弥望无烟,耕者万分无一。虽有三年之复,而民实不能耕,虚被恩旨。李少泉闻人言兵勇不戢,辄大怒。锡人杨艺舫,其年侄,素所[信]任,一言及之,遽曰:“不必言,吾皖人皆当诛。”杨战栗而出,自常以东及松郡道路剽掠无虚日,杀人夺财,视为应然。丁又云,今春三月,在浙省绍兴,居民皆已复业,萧山诸境民舟夜行,橹声相应也。杭省百废俱起,复城未两月,已议及海塘,各郡之漕皆减定,颂声大作。以此观之,左公吏治实胜李数十倍,虽心术未能坦然,而民被大德，他眚不足言矣。诣中堂、中丞处少谈。接咏春十一日信,又开孙信。

烂在税收的比反贼还要多。

太平天国“于下江一带,设立关卡。凡商旅出入,征税甚微，即给与护牌，各处照验放行，绝无阻滞”。容闳在《西学东渐记》中记载1861年赴安徽太平县购茶事道:“自上海至太平有二途，一由芜湖直达，一在芜湖上流百英里处有地曰大通。当时芜湖至太平县在太平军势力范围中,大通则为官军所驻。...经大通,沿途有重税芜湖则否”。这是太平天国税制轻于清朝的一个明证。《平贼纪略》说:“李巡抚饬各属设局捐饷，以铺户大小计之,每日捐钱数十文至数百文不等,五日一缴于局。并立水卡捐商贩，其章估本每千抽数十文至百文，以轻重别之。入境报捐,五日内过境验凭放行，逾期则再捐”。税率重者竟达10% ,远高于太平天国。《漏网喁鱼集》说清军占领常熟后，“各港抽厘，大于贼时远甚”。“各乡镇皆起铺捐,挨户抽厘。贼时亦曾写铺捐，吾镇不过四百七、八十文，今竟写到五千光景”。它更明确的报道了清方抽于商铺的捐税重于太平天国十倍以上。苏州等地商业比清朝统治时期繁荣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在于税法的良好。《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也说“他们(按指太平军)在驱走清军的各地,建立了每月征税的正规制度，较原来的赋税轻微得多”。从而可知李秀成在自述中所说“各关卡之税，轻收以酬民苦”的话。确为事实;而有些清人著作说太平天国税制繁重,是不正确的。
清方有契税，太平天国则不设。《金陵杂记》说“仅剩田房交易,尚不知令其投税”《自怡日记>说,“又欲呈田契钤印，图取税银，曹和卿劝止”。他书也未见有关于征收契税的记载。
太平天国的杂捐，名目较多,有些地区如常熟、嘉兴,捐派确较繁重,但如和清方比较，仍觉并不为苛。

烂在军队腐朽。

夫军需之设，为养兵以平贼，平贼以安民。今自剿办贼匪以来，部发帑银多至七千余万，而各省协济银两尚不在此数。如果实用实销，则兵精饷足，士气奋扬，早应扑灭贼匪，何至兵丁衣服蓝缕，几同乞丐，经年累月，迄未成功。是节年所发帑金，竟徒为伊等骫法营私之用，而于兵丁全不体恤，又何怪师老兵疲，士不用命耶!——嘉庆帝

江忠源认为,当时的清兵都是一群乌合之众。其中既有不堪驱使的“疲乏之兵”,又有难期再振的“残败之兵”,也有“多方钻营,希图美擢”的“巧滑怯懦”之徒。他说;“军兴既久,征调频繁,有从军数年渐形委顿者，有老赢充数不堪驱使者,是谓疲乏之兵。又如曾经战败,部曲溃散,或遇急卸装而得生,或事后潜逃而就伍。惊魂甫定，转战何堪，苛取充分,难期再振，是谓残败之兵”“至于巧猾怯儒之流,无事则应对趋跄，务为观美;临阵则趑趄退避，专择便宜;论功则多方钻营，希图美擢:遇败则巧为推诿，求便私图。

不论是世袭的精锐部队八旗还是所谓的绿营，都早已丧失了战斗力,一度强大并值得夸耀的八旗在太平天国起义时期已沦为一群“有特权的乞丐”，绿营在19世纪中期被分割为孤立而士气低落的驻军,同样堕落为乌合之众。清官员在起义蔓延的危急关头希以“临时”的帝国军队充当援军。这些军队有三种基本形式:团练、勇和勇营。三者之中,团练或民兵是最低级的军事组织,勇军则显示出较为复杂的指挥结构与较多的职业特性，但他们仅有千余人。只有享受皇帝特殊恩准的勇营才具有与组织严密的太平军作战的规模和水平。

但湘军制度在1860年尚未推广到江苏东部,而且总的看来，当地政府组织起来与太平军作战的勇军并不比他们所要取代的堕落的绿背更强。
与李秀成太平军的严明纪律与团结精神相比,上海地区的勇军既缺乏内聚力又无献身精神。例如,1860年春，两江总督准备征募600名华人作为亲兵,原想以此补充法定的绿营编制。这些人中,普通兵士每月将得到6两白银,下级军官是10两——约为政府正规军的3倍。但这新征来的600人领取了最初的2两薪俸后——约有一半在黄渡开小差。

烂在土地较少

清代同我国历史上其他朝代一样，是以农立国。民生以食为天，国计以地为母。土地，则成为清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要素之一。土地问题则成为有关清朝国计民生头等重要的问题。
清代土地的数字究竟有多少?据清代官书记载:
顺治十八年 (公元1661年) 为570~580万顷左右:
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为 630~640万顷左右;
雍正二年 (公元1724年) 为760 万顷左右;
乾隆十八年(公元 1753年)为 750 万顷左右:
嘉庆十七年 (公元1813年) 为780~790万顷左右:
咸丰元年 (公元1851年)为 770 万顷左右;
同治十二年 (公元1863年)为 770 万顷左右:
光绪十三年 (公元1887年) 为910~920万顷左右。
然而,清代各朝土地总数,除了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实录所载890万顷(与其它官书记载相差较大)和光绪十三年(公元1887年)会典所载910-920万顷之外,全都没有超过850万顷和万历三十年(公1602年)的160万顷(按:前者因包括军屯数字,在明前期诸年数字中最为接近实际:后者系张居正清丈全国土地之后统计的数字,在明后期诸年数字中最为可靠)

烂在出现偷移现象。

(丙)人民冒法禁偷移东三省和蒙古

清朝起自建州，以东三省为根据地，例禁汉人移居。而清朝之兴，蒙古首先归附，引为股肱，视同一体，故亦同列为禁地，不许汉人迁入。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禁内地人民不许在边外居住，如有私出边外居住者，察出，将守口旗员一并严加治罪。乾隆五年(1740 年)禁山东游民私渡盛京”。十一年(1746 年)申禁民人出山海关。十四年(1749 年)定察哈尔八旗牧场等处官兵，容留无票民人者，察出，照容隐例议处，系官，降二级调用，兵鞭九十，邻近蒙古知而不首者，亦照此例处分。至四十年(1775年)又定奉天、山东沿海州、县文武员弁失察流民私行渡海处分例”。至人民犯禁者，则在《大清律例》上特定律例三条:凡民人无票私出口外者杖一百，流二千里。凡拿获无票船只私渡民人至奉天锦、复、雄、盖四城者，船户民人俱照越渡缘边关塞律治罪，船只入官。若有票商船私带票内无名的人，查出，将本人照私渡关津律治罪，递回原籍，船户照违制律治罪，船只免其入官。凡山东省登、莱等处，有票船只如有夹带无照流民私渡奉天者，将船户照无票船只夹带流民例量减一等，杖九十，徒二年半，船只入官。但是，国家虽定有禁条，而人民为了衣食所迫，不得不冒犯法网，偷渡潜往。那时候，潜入东三省的以山东人为多，间有直隶人，他们偷渡的路线，有的从山海关出口，而山东登、莱等处与奉天仅隔渤海，顺风扬帆，一日可达，山东人从海上偷渡东三省的尤多。博明《凤城琐录》说:“奉天南滨大海，金、复、盖三州与登、莱二州一衣带水，于是各属咸为鲁人所据，如凤凰城本极边鄙之地，然山陬水涯，茅屋数亩，问之，悉为鲁人所葺所垦。”又说:“尝观《广志绎》谓滇省皆为赣人所占，予于鲁人之在辽也亦云然。”博明之慨乎言之，实指乾隆末年时事说的。蒙古的移民，亦以山东人为多，也有直隶人，他们偷越的路线，一为长城各口，在康熙末年山东人出口种地的已经有十馀万人了，到乾隆末年，山东、直隶出口种地贸易的更不可胜数”。一为从吉林越过松花江西岸，进入东蒙古郭尔罗斯牧地(今长春农安全境)，其年代较前者略后，约在乾隆年间。
此种移民，挈妻携儿，既达目的地，即建造所谓家屋的窝棚，而以其为惟一的根据地，开始在近旁土地烧荒，第一年种荞麦，第二年起顺序栽种高粱稻粟。窝棚之数，皆以移民多寡家族数量为比例，有单一姓的，亦有几姓的，各营其窝棚，如仅一姓，即名某家窝堡，若为几姓集合的，即附以原籍地名。窝棚的组织以山东人为先，他省人也有学此组织的。开垦地方虽有多数窝棚出现，惟相互间还没有什么密切关系。其后窝棚日多，拓地愈广，为满足各种需要，遂有由直隶人经营的商店出现。商店为求统括各支店，咸择地方便利之区为总店，而此等大商店一经设立，即成为都市发达的阶梯。
此种勇敢的耐劳的移民，为了生活所迫，艰难挡不住他们，法令禁不止他们，他们好似洪流一般向东北流去，使乾隆帝叹为“既难尽行驱逐”,“禁之亦不能止”,所以他对东三省、蒙古这两处禁地，不得不采取一种半开放的政策。到嘉庆八年(1803 年)又重申禁令，东三省则禁人民携眷移居，以防汉人动摇其根本。蒙古则于现垦地亩以外，以后不准再私招汉人开垦，以保障蒙古人的生计”。但此种禁令结果还是徒然，故自嘉庆八年颁布命令禁止汉人携眷移居东三省后，不过七年，到嘉庆十五年(1810 年)查办吉林、长春两厅流民，竟又查出新来流民八，四一二户，嘉庆帝对此曾再三致其感喟。其实内地人民自康熙末以来，为饥寒所迫，潜入禁地，清朝政府既难加以驱逐，而禁之亦势有所不能，禁令久成具文，及到这时，不过因为山东、直隶人口压迫更甚，民生愈艰，人民潜入东三省和蒙古的也就更多罢了。

原因

先年人少田多，一亩之田，其值银不过数钱，今因人多价贵，一亩之值竟至数两不等。即如京师近地，民舍市廛，日以益多，略无空隙。今岁不特田禾大收，即芝麻棉花皆得收获，如此丰年，而米粟尚贵，皆由人多田少故耳。

我国家抚绥寰宇，圣祖仁皇帝临御六十馀年，深仁厚泽，休养生息，户口日增，生齿益繁，而直省内地不加广，近年以来，各处皆有收成，其被灾歉收者不过州县数处耳，而米价遂觉渐贵，闽广之间，颇有不敷之虑，望济于邻省，良田地土之所产如旧，而民间之食指愈多，所入不足以供所出，是以米少而价昂，此亦理势之必然者也。

圣谕谓自康熙年间以来，休养生息，便应逐渐增加，何至一时顿长。以臣观之，实未尝不系渐增。臣生长乡村，世勤耕作，见康熙年间，稻穀登场之时，每石不过二三钱，雍正年间则需四五钱，无复二三钱之价，今则必需五六钱，无复三四钱之价。盖户口多，则需穀亦多，虽数十年荒土未尝不加垦辟，然至今日而无可垦之荒者多矣，则户口繁滋足以致米報之价逐渐加增，势必然也。

苏州是清代一个纺织工业区，乾隆《元和县志》记当时机业的衰落与工人的失业说:“东城之民多习机业，机户名隶官籍，佣工之人，计日受值，各有常主。其无常主者黎明立桥以待唤，缎工立花桥，纺工立广化寺桥，又有以车纺丝者曰车匠，立濂谿坊，十百为群，粥后始散。向时颇乐业，今则多失业矣。”《光绪吴县志》引《乾隆长洲县志》参《元和县志》，记那时候苏州布业的衰落说:“苏布名重四方，习是业者阊门外上下溏居多，谓之字号，自漂布及看布、行布，一字号常数十家赖以举火， 惟富人乃能办此。近来本重利微，折阅者多，亦外强而中干矣。”据此知苏州纺织工人的失业，由于机业、布业的不景气。而机业、布业的不景气，据《乾隆吴县志》论当时苏州民生情况说:“为商为贾，奔走四方，又百工技术，昊人为众，而常若不足。”又说:“向者一钱之物，今或数十钱未得，而钱益日贵，经营货殖者术无不至，而利日以微”，盖由于人满，竞争者多。是则苏州纺织工人的失业，实间接由于人口压迫而来。

烂在出现了如此严重的人口压迫后果

在当日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人多地少沉重的人口压力和惨重的封建剥削下，无地可耕的人们，从农村里流离了出来，被排挤到死亡的边际。据文献所载，约有十项。
(一)流民。流民是从农村流离出来的人。他们不是愿意无所事事的，实因谋生无路才被排挤了流离出来。《乾隆吴县志》所谓“古之游民者舍业而嬉，故可驱而返之四民之内，今之为游民者，无业可入”的话，确为一针见血之论。李兆洛《凤台保甲议》记凤台籍流民也说:“凤台无业者辄流散四出，谓之趁荒，或弥年累月不归，十室而三四。”这些无业的人们去做流民，既可以沿途叫化，政府又往往有例给的赈济，所以当时流民有“在家做饥民，不如出外做流民”的话。政府例给的赈济大抵不过是施粥，然而流民们就为了这几碗稀粥，便扶老携幼成千成万的不远千里穿州过县到那些有粥可领的大都会去度他们的残生。因为此种生活究竞比他们在家吃草根嚼树皮好得多了!此种流民，在乾隆初年人数已众，所以便引起政府注意。乾隆四年(1739年) 十二月甲戌谕各省安辑流民。明年五月初一日又谕地方官教导游民。流民的生活实在太痛苦了，他们长年飘到东来又飘到西去，简直是一大群的叫化子。但是，他们人数既多，一旦团结起来，就是一种力量，所以到了政府统治力隳废的时代，他们便走上反抗的路上去。如道光二十年(1840 年)七月二十六日上谕所记:“江西与闽、广交界，两省游民至抚、吉、赣一带成群结党，形势凶横，语涉支离，自四月至六月不止，地方官不敢查问。”而广西流民反抗的情况更为激烈，《光绪北流县志》记“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雷再浩倡乱于桂林，州县震动，游民乘机煽惑，拈香拜盟，路劫商旅，伙抢村庄”。同书又记道光二十九年(1849 :年)郁林州事说:“时米价腾贵，土匪以劫粮济贫为名，怂恿游手攻掠吓勒，县官亦以饥民目之，效尤益众。”《光绪容县志》也说道:“道光二十九年，岁非大歉，突有称饥民者来自水里，千百成群，向殷户强索钱米。举人李英请县出示许以格杀勿论。二里石寨梁家遂发炮拒之，群匪始散。”他们都给金田起义做了先驱。至于那些湘、鄂、皖、赣、苏、鲁一带的流民们，到了太平军北出的时候，也沿途成群结队加入，又给革命军以无限的人力的支持。
(二)乞丐。通常做叫化子的是残废干不得活的才去叫化，但那时候年轻力壮的人，无田可耕，无工可做，也被迫沿门叫化去了。陈锺珂《先文恭公年谱》记乾隆八年(1743 年)四月陈宏谋在江西巡抚任内事说:“各属城市乡村多有恶丐，名为练子行，年力精壮，强横无赖，到处成群，登门强索。”又记乾隆二十三年(1758 年)七月陈宏谋在江苏巡抚任内事说:“各处乞丐多年力强壮之人，强索滋扰。”此种年力精壮的人也做了乞丐，自是因为无路谋生的缘故。于是随着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的增大，乞丐的人数也一天天地增多起来。乾隆二十三年乾隆帝以乞丐辗转流移，随地乞食，城市乡村，所在多有，谕命地方官督率保甲等设法约束，以免滋事”。乞丐生活的凄惨是难以描画的，徐彬《先恭勤公年谱》记徐泽醇嘉庆末任重庆知府时事说:“郡城为水陆交冲，人烟稠杂，贫民生有子女不能抚育，多流为句，每至冬寒，道瑾相望。”此种情形，不止重庆一地如此。
(四)盗贼。乾隆时，有一位历任督、抚深知民间疾苦的政治家陈宏谋《寄王者相书》说:“盗贼皆起于贫穷，贫穷皆由于无业。”在康、雍之间，东南沿海人稠地窄之区，海盗已渐萌”。乾隆中以后，四川因从外省迁来的人多了，生活也不容易了，于是盗风亦渐起。乾、嘉之交，川、陕、楚三省白莲教起义，东南沿海之区，海盗亦同时并起。先是乾隆末年福建因粮价昂贵，以致贫民流为盗贼，海盗日增，广东、浙江沿海无赖亦相继入海为盗，一时蔡牵、朱渍之徒，纵横海上，直到嘉庆中始平。嘉庆十五年(1810年)三月丁丑谕军机大臣等述两广总督百龄亲往查办海盗缘由说:“洋盗本系内地民人，不过因糊口缺乏，无计谋生，遂相率下洋，往来掠食。伊等愚蠢无知，但知趁此营生，亦不干犯王法，岁月既久，愈聚愈多。”可知当时闽、粵、浙三省的海盗，都是那班被排挤到死亡边际的无衣无食的人们铤而走险下海为盗的。在这班海盗还未捕灭的时候，嘉庆十年(1805年)广东内河盗贼亦起。到了广东海盗招安后，又从粤入桂，为盗公行。据时人记载嘉、道之交，两广总督蒋攸铦、阮元，广西巡抚赵慎畛在任内先后数年间，各获盗犯数千案”，其时两广盗贼的众多可知。在陕西则有木厢、炭厂停工，佣趁匠作失业为盗之案”。在河南、安徽则有红胡子，此种所谓红胡子，便是后来太平天国时期反清的捻党。在闽、浙沿海则海盗复炽”。在山东则贼盗公行，肆无忌惮”。嘉、道之间，人口与土地比例失调较乾隆时愈甚，无业为生的人更多，盗贼也一天比一天地加增，于是川、粤、桂、闽、浙、皖、豫、鲁各省盗贼都相继而起，而道光末广西省，更是群盜如毛的世界。在金田起义之前，各地盗贼已经先点起燎原的烽火了。
(五)盐枭。产盐之区，有一些人专靠煮私盐贩私盐为生的叫作盐枭。《雷塘庵主弟子记》述嘉庆时浙江南沙盐枭情况说:“贫民篷居煎卤以为私贩，已搜已前，间岁或以兵搜毁，兵至而私枭逃逸，篷灶尽擻，兵去复集，集乃益贫，且至四出为盗。”可知此种盐枭也是无业的贫民去做的。
(六)私铸。乾隆、嘉庆时，川、滇、黔、楚无业穷民，往往到深山去采铜私铸制钱。嘉庆四年(1799 年)白莲敷起义时，陕、甘总督松筠在《平贼方略策》中，奏论四川私铸等事说:“石硅以东，达于黔、楚，到处有铜有柴，就山铸钱，穷民以此为生者不可胜数。”因此他主张取消私盐、私铸以至硝、磺、铅、汞之禁，任民煮贩采铸，官为收税，使“化私为公”。他以为当时大问题不在白莲教未平，转在将平之时与既平之后，因为当时反抗的不尽是白莲教，而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的人都乘机起义，日聚而日多，若能如此办理，则“因民所利，既无作奸犯科之名，而无业之徒，藉此以为糊口赡家之计，其狡悍无赖者身有所营则不暇他顾，心有所恋则不忍弃损，可潜消其桀骜不驯之气，川、楚乡勇解散之后，不患无以营生，从贼匪党一闻此旨，必纷纷来投，生路既多，必无他虑”。松筠这个政策，是一个瓦解革命群众的毒计，他声明这只是军事时期的临时办法，待军务告竣后，再定久远制度。嘉庆帝以为迁阔不纳。后来白莲教虽然勉强平定了，而根源仍存，政府只靠几条严峻的律例，来制裁这班做盐枭、私铸、私硝、私磺、私铅为生的人们，等到金田一呼，他们又闻风响应了。
(七)入彝地供役使。清代滇、黔两省与苗、彝错处的地方，常有汉人潜入租种彝地的事。而四川叙州、马边诸地田少山多，康、雍以后，这一带无业穷人，潜入罗罗彝地，认田耕种的更多。他们到了彝地去，与彝妇配合，生的子女叫做“白骨头”，罗罗的贵族叫做“黑骨头”，白骨头听黑骨头役使。这些汉彝配合所生的白骨头，到光绪叙州府修志时，“祖孙父子滋养生息于其间者不下千万家”。汉族为了衣食的逼迫，不得不流入彝地去谋生，他们的后裔，竟给罗罗贵族的役使，沦为奴隶的地位。
(八)僧道。寺庙向有田产，又有富贵人家的施舍，僧、道大都可以不耕而食，不织而衣。所以贫穷的父母养不活子女的，常有把他们送给或卖与僧、道做徒弟靠寺庙生活的事，而穷老孤独亦多托迹其间。雍、乾之际，僧、道日增，其故即由于此。乾隆帝初即位，命嗣后礼部发给度牒，凡出家的必须领度牒方准披剃，以示限制，并命清查斋田，编入册籍，除名山
古刹酌留外，馀皆归公,一时僧、道惶惑不安。但不久，乾隆帝便明白“为僧为道，亦不过营生之一途”。此中实包含有一个社会问题，不是几道取缔的命令所能解决的。所以他不得不取消稽查寺庙资产归公之命”。至于发给度牒一事，亦有名无实。乾隆三十九年(1774 年)六月癸巳山西道御史戈源奏:“乾隆元年至四年僧道之无度牒者已有三十四万馀人。自四年迄今，其私自簪剃者恐不下数百万众，若纷纷查补，必多滋扰。请嗣后永停通颁。”奏上，乾隆帝允行⑧。于是并明文取消度牒之命。据戈源所奏，可见乾隆年间限制僧道命令之下，私自簪剃的人之多。在佛门中，除和尚外，还有尼姑一项。 据雍正二年(1724年) 蓝鼎元记所见浙江尼姑情况说:“天下尼僧惟浙中最盛，即杭、嘉、湖三府己不下数十万人，其系本人自愿出家无十分之一也， 皆因少时父母贫寒,为老尼所感，鬻与为徒，泊乎长大，不能自脱，而凡为尼者，又皆多购致闺女，欲使教门兴旺，长养禁锢，终其身无婚姻之日。”又说:“愚尝过苏、杭之间，见街巷标榜下胎神药，绝孕奇方，不胜惊叹，谓风俗之坏，何为一至此极?市人为余言，皆为兰若尼僧而设。然则兰若之名，乃青楼之别号耳。”兰氏是当时 一个留心社会民生的人，此事得自亲见，当是可信的。这成千成万的女子，为了父母贫寒, .卖给尼庵，有的禁锢终身，不得婚嫁，有的名为清修，却暗操神女生涯。

烂在某些战争行为实在太屑。

“我军喊杀愈厉，声振林谷，耳不忍闻。中有儿童数百人先后奔投湖水，臣塔齐布目睹伤心，不觉泣下，因饬将弁，大呼救小儿，不许投水，凡活二百余人。众贼见小儿得救，遂长跪乞命，亦带回七百余人，分别斩决。”

我跟一大群人去看清军屠杀俘虏的太平军，这批俘虏是英、法两国军事当局交给清朝方面处死的。英、法的军队既然帮助清朝俘虏太平军，自然他们也赞同清方这样残暴地屠杀俘虏。
当时的情形可真凄惨，我怎样来描写这个可怕的情景，我如何能忘记这个可怕的情景呢！
这批被俘的可怜虫，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从刚出世的婴孩，到八十岁蹒跚而行的老翁，从怀孕的妇人到十至十八岁的姑娘，无所不有。清军把这些妇女和姑娘交给一批流氓，让恶徒们把她们带到僻静处所去强奸，强奸完了，再拖回来把她们处死。有些少女甚至昏倒了，也被拖到刽子手面前，刽子手将她们翻转来面朝天，撕去衣服，然后用刀直剖到胸口。刽子手们一面诅骂着，一面把被杀的妇女的乳房剖下来，扔在她们的脸上。这批刽子手的技术可真巧，他们做剖腹工作，能不伤及五脏，并且伸手进胸膛，把一颗冒热气的心掏出来。被害的人，直瞪着眼，看他们干这样惨无人道的事。一个怀孕八个月的被俘少妇，目睹上述惨状，她不呻吟，也不叹气，她已忍受了无赖们的蹂躏，当她的婴儿从肚里剖出，被刽子手抓着一只小手提到她面前，她看见流血的、战栗的胎儿，不由自主地从内心发出一种即使是虎狼听了也觉得凄惨的叫喊，她以最后的，非人的力量挣脱了按住他的人，把胎儿抱在流血的胸怀里就死了。她把孩子抱得非常紧，甚至于无法分开，于是母子两人同被抛到尸堆上去。另外一位等着剖腹的少妇，手里抱着约十个月大的一个喜笑活泼的婴孩，清军从她手里突然夺去了孩子，向刽子手抛去，刽子手当着这位少妇的面，便用利刃刺进这孩子的柔嫩胸膛。还有很多吃奶的婴儿，也从母亲怀里夺去剖腹。很多少壮的男俘虏，不但被剖腹，而且还受凌迟非刑，刽子手们割下他们一块一块的肉，有时塞到他们的嘴里，有时则抛向喧哗的观众之中。
我不能，实在不能再写下去了，深悔当日去参观这样的刑场，我再也不愿意做军人了。过去二十年来中，参加过许多战争，许多最激烈的战斗。在大多数的战争中，那残酷杀人的情形，事后想来，还觉骇惧。但迄今为止，我所看见的、听到的、读过的，还没有能和清军开膛剖心这样可怕的残酷刑法相比的！上帝纵使宽恕英国参加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但如何能饶恕它参预对无防御力的妇女和柔弱无知的孩子们的屠杀呢！……

我就不拿长毛乳清了，拿北魏吧。

永平元年秋，将刑元愉妾李氏，群官无敢言者。敕光为诏，光逡巡不作，奏曰："伏闻当刑元愉妾李，加之屠割。妖惑扇乱，诚合此罪。但外人窃云李今怀妊，例待分产。且臣寻诸旧典，兼推近事，戮至刳胎，谓之虐刑。桀纣之主，乃行斯事。君举必书，义无隐昧，酷而乖法，何以示后？陛下春秋已长，未有储体，皇子襁褓，至有夭失。臣之愚识，知无不言，乞停李狱，以俟育孕。"世宗纳之。——《魏书》卷六十七·列传第五十五·崔光

烂在能出现这样的战绩。

除此三点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们并没有把英法联军当作最重要的敌人，他们把清军最主要的兵力放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以及各地人民起义的各个战场上。
1856年至1860年即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太平天国的风暴席卷长江中下游地区，北方各省捻军声势正炽，南方诸省的天地会等秘密团体此起彼伏。清朝统治者对待国内反叛同对待英、法侵略的态度大不相同。我们可作一比较:
1856年和1857 年，侵略军两度侵犯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未从省城外调一兵一卒加强省城防卫;而他在镇压广东的天地会起义时，调集动用了数万清军。
1857年底起,英法联军占领广州,清廷未派援兵收复广州;而在此期间,却以大批军队集结于太平天国占领的南京周围。
1858年5月,英法舰队列阵于大沽口外，相对峙的清军兵勇约1万人,除本处兵勇外，援军不过6000人;而在1853年至1855年对付太平天国北伐军的兵力远不止此数，而此时用于镇压太平天国战场上的清军江南大营、江北大营、曾国藩军营、官文、胡林翼军营等处兵勇则是更多。
1860年4月7日,英法联军次第占据舟山、芝罘、大连湾，清军未作任何抵抗,福山、金州相峙的清军仅以千计;而对付此时山东、河南、安徽的捻军,兵数却以万计,尚惟恐其兵单。1860年8月起，英法联军猖獗于大沾、天津,直犯北京，在此地区清军总兵力合计近20万,而真正能机动作战的不过5万余人;而在太平天国战场上,除了1860年4月被打垮的江南大营6万兵勇外,能机动作战的约10万之巨。
在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除咸丰帝北逃热河后命曾国藩、袁甲三、傅振邦、官文、庆廉等酌量抽调一些兵勇外,未从镇压太平天国、捻军的众多部队中抽兵以对抗英法联军。1859年5月和7月,反而两次从兵数本不为多的僧格林沁军营调兵镇压捻军。1860年9月30日,咸丰帝收到漕运总督袁甲三请求派穆腾阿回京任职的奏折，廷寄仍称:“穆腾阿帮办军务,现在督攻定远,正当得手之际，若再行他调，诚恐该匪乘虚窜出,又费周章。该都统著无庸来京，惟当督率兵勇，迅克坚城，擒斩渠首，以慰朕怀。”就在这一天,在热河的咸丰帝还收到奕诉等报告英法联军已到北京朝阳门外的奏折。10月7日,咸丰帝给河南巡抚庆廉的廷寄中称:
“前因夷氛猖獗,直犯京师,谕令庆廉迅即统带精兵,星夜前来,合力攻剿,将河南剿匪事宜,交毛昶熙督办。该抚谅已接奉此旨。本日据庆廉奏:官军众寡不敌,镇将被戕。是河南捻匪情形,正当吃紧之际,设或该抚带兵北来,捻逆一闻此信,乘机北窜,尤为可虑,毛昶熙未谙军务,亦恐呼应不灵。著庆廉体察情形,如不能动身前来，即著前调之副将黄德魁、游击赵喜义等,管带新募艺(夷)勇及得力楚勇共数千名,兼程前进,克日赴京,以资调遣。”
此时正值英法联军准备进攻北京，庆廉一路乃勤王之师。 救京城,保河南，兵将用于何处?咸丰帝的态度明白是后者。
最为奇特者为上海。整个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上海成了英法联军的兵站所在。中外相安,通商照常。据两江总督何桂清等奏折,其原因无非是两条:一是无兵可战守,军力全用于南京一带太平天国战场;二是战必绝通商、断海运，通商断而海关税收无，江南、江北大营即无饷源,海运绝而漕路不通,京师粮食困乏。何桂清等为镇压太平天国而无视清朝已与英、法开战的举动，得到了咸丰帝的赞同。1860 年英法联军占据大连、芝罘,欲大举进犯京津大沽地区时,何桂清等人却与侵略军头目们商议“借师助剿”之事。在他们的乞求下，英军留下1030人,法军留下600人，以保障上海地区的“安全”。是年8月18日至21日,正当北方英法侵略军占据大沽后路的大，小梁子，进攻石缝炮台和大沽北炮台之际，驻在上海的英、法“友军”却与清军共同阻挡太平军向上海的进车。从更深刻的背景来看，上海地区中外势力的联手，说明了上海地区买办、商人集团的利益与英、法等国利益的- . .致性。代表他们利益的江浙官吏,多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主和派。

在1854年4月2日，咸丰皇帝甚至还签署命令:“铜帽、枪(指铜火药帽、自来机火枪)实为利器之最，尤利于风雨，现在军营能否购买应用?着传知吴健彰酌量筹办，虽不甚多亦可。”
湘军水师初组织的时候，威丰屡次命令两广总督叶名琛选购洋炮一千多尊运湖南交曾国藩应用。在太平天国甲寅四年(清咸丰四年，公元1854年)湘潭、岳州两次大战役之前，已运到六百尊，曾国藩用来装备了水师，结果就把太平天国打了两场大败仗。曾国藩自供说:“湘潭、岳州两次大胜，实赖洋饱之力。”所以他就请咸丰下旨饬催叶名琛将其馀几百尊洋炮，赶紧分批运来湖南”。
1854 年之后,在江南地区镇压太平天国的清军中,一部分部队已开始使用洋枪,这些洋枪数量不多，是从上海购买的，“而夷人自用之洋枪，铰之在上海所买者尤精”。可见其式样不属先进。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与英法联军交战的清军部队所使用的轻兵器,仍为传统的鸟枪、抬枪、弓箭、刀矛。
1860年英法联军扩大侵略战争时，京津战区抬枪不足,河南奉咸丰帝命解送一千杆,山西亦解送了三百杆。
刀矛号箭此期仍为清军的主要兵器。由于清军鸟枪填药装弹费时，射程又近，一次发射未中不及第二次发射,对手已冲至面前，这在战术上也要求清军不能完全放弃此类冷兵器。但刀矛弓箭只有在短兵相接时方能得用，对付揭竿面起装备落后的民众起义尚可一战，而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在英法联军枪弹炮火之下几同无用。1860年8月底，僧格林沁在大沽失败后退至通州,巡在瑞麟军营后奏称:
“通州驻扎八旗骁骑营官兵一千二百名,八旗汉军官兵八百名,均系弓箭刀矛,火枪甚少,抵此劲敌,难期适用。此项兵丁,拟俟山海关马步官兵到齐，一并撤回守城,以节经费。”

损害中国利益较小者，是第二、三项，即增开通商口岸、准许外国人到内地等内容;至于公使驻京，虽潜含可直接向清廷施加压力的意味，但毕竟符合国际惯例。
可是在咸丰帝心目中，情况却正好颠倒过来。他认为最最可怕的恰恰是公使驻京，其次是内地游历，再次是增开口岸。所谓天津谈判20多天，咸丰帝指示桂良一争再争，最后不惜于决裂开战，就是为了废置公使驻京等项。至于那些损害中国最为严重的条款，咸丰帝、桂良等人在大炮的威胁下倒是比较痛快地接受了。
咸丰帝的观念为何与国际惯例格格不入呢?
这须从当时人的世界观念说起。
在中国古代，依据儒家的经典，皇帝为“天子"，代表“天”来统洽地上的一切。皇帝直接统治的地区，相对于周边的“蛮荒”之地，为“天朝上国”。“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中的这两句话，经常性地被人引用说明当时的土地制度，实际上也反映了当时中国人心目中的世界观念，即“天下"的观念。由于交通等因,中国文明的圈子，主要在东亚地区，因此，中国皇帝长久地自以为是“天下共主”
如果我们再仔细从历史中寻找，又会发现，常驻在对方京城的，只有“监国”之类的太上皇或“质子”之类的抵押。而这些带兵要挟常驻北京的“夷”使，又让咸丰帝归于哪一类呢?
如果仅仅是公使驻京，威丰帝在如此危局之下或许也会忍了，但更要人性命的是这些驻京的公使要求面见皇帝，亲递国书！这可牵涉到自1795年马戛尔尼使华以来一直争执不休的礼仪问题。
当时的西方人认为，对中国呈帝行三跪九叩之礼，是一种污蔑，表示着臣服性的宗藩关系，因而坚持用西方使节见君主的三鞠躬礼。这种礼仪之争在今天很容易被看作一个小问题，但在当时的“天朝”是非常之事，是牵扯到大是大非的政治性原则问题。
中国以儒家学说立国治国。而儒家政治学说的核心就是“礼”。“礼”在当时具有绝对重要的作用，其准确含义今日已无相同的概念，它表示着上下等级秩序，是统治的标志。由于它的功能特别，以致在政府六部中专门有一个“礼”部，主持王朝的典仪。
三跪九叩的确是藩使见亲主的礼仪，但又不是藩使见宗主的专用礼仪。它是清朝唯一的正式朝礼。不用此礼，不是对中国皇帝轻慢吗?
咸丰帝或许已听说了西方臣子见君主也不过三鞠躬而已，但从心底里认定，那只是没有教化不知尊卑犯上作乱的“夷”俗。让朕面对一个鞠了3个躬便站着说话的“夷”使，这不仅仅对朕个人的亵渎，而且是对大清朝的侮辱。若让此等事情发生，朕又何颜以对列祖列宗;若让此等事情录于史书，岂不遗臭万年。就是让那些饱读经书的臣子们见到此光景，朕今后还有什么威信?
中国的皇帝决不能面对一个不肯跪拜的人，不管他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那是对“礼”的破坏。“礼崩乐坏”是王朝灭亡的征兆。
根据这种思路想下去，我们还会发现，“天朝上国”的对外体制的重要内容就是对外封闭，只有关起门来才可以大胆地自吹自擂。通商口岸的增加，正是对封闭的破坏，更何况外人到内地的游历，华“夷”混杂，不易控制，种种叛逆的思想传播，最容易发生“天朝”专制统治者们最为担心的里通外国，合谋图反的事件。由此观之，咸丰帝此时并不是被个人情感所左右，考虑的是另一种“国家利益”。只是他心中的“国家利益”与近代世界的看法，完全不能吻合。
决非是咸丰帝一人如此固执地维系“天朝”对外体系，毫不体恤前方谈判官员的难处。当桂良欲允“公使驻京”的消息于20日传到北京，很快泄漏，京城官僚闻之大哗。6月23日，他们采取联合行动，分头上奏。桂良的女婿、咸丰帝的亲弟恭亲王奕䜣，后以对外主和著称，倡导了“洋务运动”，而此日出奏时，要求在谈判中决不能示弱;并称英方谈判代表李泰国“系广东民人”,“市井无赖之徒”,系英方的“谋主”,让咸丰帝敕令桂良在谈判中“待其无礼肆闹时，立即拿下，或当场正法，或解京治罪”,“既足褫逆夷之魄，且不啻去其腹心指臂，办理当易手”①御史升耕云奏:“臣不知进乞皇上为宗社自重!②吏部尚书周祖培、刑部尚书赵光、工部尚书许乃普等十余人联名上奏，提出“公使驻京”之“八害”：一、知我举动，既速且详;二、建立高楼，窥我宫禁;三、指地营建使馆，拆迁民居衙署;四、观望“跸路”,无人敢禁;五、设馆传教，去我衣冠礼乐;六、民夷杂处，设有斗讼，无从讯断;七、包揽商税，任意往来，门禁税收尽废;八、朝鲜、琉球等国，由此滋生轻慢之心。他们还特别指出:“该夷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即欲为生聚教训之谋，不可得也。请皇上宸衷独断，决不准行，天下幸甚!”③宗人府丞钱宝青奏称:“自初十日(6月20日)以后，所闻市井闻谈，士大夫请议，无不以夷人驻京为宗社安危所系而惴惴不安者。”闻桂良等于夷人所请，皆先写照会允准，铃用钦差大臣关防，付于该夷，然后人奏”，”今(夷人)乃坚执驻京，是桂良等不能力持大局，即予罢斥，敕令回京，不准再与夷人辩议”,“应剿应抚悉归僧格林沁督办”。③钱氏之折,实为弹劾桂良。内阁侍读学士段晴川奏称:“辇毂重地，何容此附骨之疽，万一肘腋变生，萧墙祸伏，宗庙社稷之所，岂可与广东比论:”他要求拒绝入京，密敕统兵大臣，激励天津民团，“同时并举”。①翰林院侍讲许彭寿奏称:“京师重地，许以久居，则彼将坚筑垣墉，暗列火炮，洋楼则以渐而增，不得不听其侵占，丑类则接踵而至，不得不任其漫延。”他要求坚拒，兴兵与战。②御史陈浚奏称:“从来外夷臣服中国，入修朝贡，皆事毕即返，不许久留，所以严中外大防也。若其不修臣节，而听异言异服之人，盘踞京邸，出入自由，则纳侮藏奸，其弊何所不至。”他要求撤回柱良，另简忠勇大臣前往查办。③如此众多的官员就一事同日进言，在咸丰朝已属不小的政潮。而进言者对西方模式的“公使驻京”并无认识，只是用他们意念中的“公使驻京”模式来推测其危害。咸丰帝一下子收到如此之多的奏折，颁下朱谕，让巡防京城王、大臣、军机大臣、周祖培及同奏诸人、宋晋、万青藜“从长和衷商议”。朱谕中明确指出:“准夷酋之伪钦差驻京，动受挟制，战抚两难，贻害无穷，不如战”;“恭亲工所奏(指捉拿李泰国)，颇有可采择之处，著并面议”。
桂良在京与咸丰帝的商谈内容，当时十分保密，但从后来的奏折、谕旨来看，确实是一项极大的举措:派桂良、花沙纳，何桂清为关税谈判大臣，乘上海谈判之机，向英国等国要求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长江通商、赔款付清前占据广州之“四事”，作为此四事的补偿，清朝对英国等国全免关税!咸丰帝还一如既往一厢情愿地布置了具体的操作办法:桂良等接见英国等国谈判代表时，首先宣布大皇帝的恩典全兔关税，嗜利的“夷”人闻此获利无穷的重典，必然震慑，必然感恩不尽，必然会思回报，桂良正可要求将“四事”取清。如此手做下去，定能成功。
此真为惊人的误国之举!当时清朝的海关年收入为银数百万两，这在财政困难的咸丰朝已是不小的收入。

中英、中法《北京条约》属城下之盟，其条件再屈辱、再苛刻也是无奈。就个人责任而言，恭亲王奕訢签订此条约并无大罪。当英法联军如约从北京撤往天津时，京城的官员百姓简直将奕訢视为救主。
然而此时奕訢与俄使伊格纳切夫的谈判，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自1860年5月伊格纳切夫与肃顺谈判处处失败后，取道天津，由海路南下上海。他一面向英、法提供了京、津地区的军事政治情报，怂恿扩大侵略，一面在英法兵胜之际频频向清政府示意，愿意“善为说合”。渚朝官员对俄方的“说合“已有领教，虽有初步的接触，但未上钩。
当1860年10月13日英法联军占据安定门，控制北京后，奕訢即乱了手脚。他派人与伊格纳切夫接洽，请他出面调停。伊格纳切夫乘机提出了三项条件:一、由奕訢书面提出请求;二、清政府的谈判内容须事先征求他的意见;三、领土问题上须同意他先前提出的要求。处于危急之中急欲求和的奕訢，已不敢放弃仟何一根救命稻草，眼前即使是毒药也敢喝下去，在照会中称:“如能一切妥协，其贵国末定之件，自易速议办理，应请贵大臣无庸多虑也。”
以后俄方的“调停”，不过是以“调停者”的身份，引导奕新步步顺从英、法的要求。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签订后，英使额金、法使葛罗对伊格纳切夫的出色“调停”工作感激不尽。而伊格纳切夫反过来又以“调停”有功，向奕訢索要报酬了，
奕訢并不知道伊格纳切夫在清朝与英、法谈判中的真面目，也准备对俄国有所酬谢。当他看到伊格纳切夫多达15条的条约草案时，也不免大吃一惊。俄方竟然提出开北京为通商口岸！但此时的奕訢惊魂未定，经受不住任何威胁，俄使照会中“兵端不难屡兴”一语敲打着他的神经，他更怀疑伊格纳切夫与英、法已串通一气，可能会唆使英法“变生意外”。甚至到了英法联军已经从北京退兵后，也居然相信俄使所宣称的若不允条作将“召回”英法联军的大话。至于北疆的俄国陆师，海洋上的俄国舰队，此时虽尚无准备，但也屡屡从伊格纳切夫的口中吐出，成为即刻可以刺中清朝要害的利箭。奕訢胆怯了，退让了。
同与英、法的谈判不同，奕訢将中俄谈判的详细情节频频上奏于咸丰帝。然而奕新的那种夹带分析地转述俄方要挟的奏折，使咸丰帝比奕訢更为恐惧。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彻底将他打怕了。只要不再开战，什么样的条件都已经无所谓了。签约只是丢掉些据说是荒无人烟的土地，开战将会使朕皇冠落地。因而他得知俄方不再要求辟北京为通商口岸后，下旨曰:“事势至此，不得不委由将就”让奕訢与俄方签约了。
1860年11月4日，根据咸丰帝的谕旨，奕訢赴北京城宣武门一带的俄罗斯南馆同伊格纳切夫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该条约共有15款，其核心内容为:
一、中俄东部以黑龙江、乌苏里江为界。这不仅承认了《瑷珲条约》，而且将《瑷珲条约》规定“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的领土也划归俄国了。中国为此损失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
二、中俄西部边界将顺山岭走向、大河流向及清军卡伦路浅而划定。据此派生出来的《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又使中国丢失了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
据此今天的人们完全有理由称，《中俄北京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祸害中国最为深重的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大的不平等条约。
然而，更让今天的人们吃惊的是，咸丰帝不仅没有看出西部划界会给中国带来多大的损害，就连本属龙兴之地的东部领土的丢失，也没有引起他的痛心。在上奏中俄条约草本的同时，奕新还上了一道奏折，说明“亲递国书”一事已派员在天津交涉，但尚未有结果。咸丰帝为此破口大骂，指责奕新办理不当，而对中俄条约却没有挑任何毛病。
丧地事小，丧礼事大，这是咸丰帝心中秤出来的分量。

清朝不是最烂的朝代，但因为其所处的时代，及对汉人的态度却是最令人厌恶的朝代。

很多清粉都说清朝看起来辣鸡只是因为其处于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其他朝代如果处于这个时代也会那么渣。

后半句话我不敢苟同。凭什么日本能抓住变局崛起而中国人不行?

但前半句确实没错。清末是和其他时期大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纷纷工业化，军队职业化。国力上升军力变强。但为何日本可以强国可以西化，而大清不行。

因为在那个时代，大清的存在与中国强完全是冲突的。大清亡不一定中国强，但大清不亡中国一定无法变强。

自法国大革命开始，贵族们担心被砍头纷纷鼓吹民族主义，忽悠贫民不要仇视贵族，而是与贵族一起通过对外扩张获取更大的利益。所以在国外，尤其是军队非常信奉民族主义。

想想一个对汉人两次大规模普及计划生死的朝代（汉人清粉是计划生死的主力，他们需要通过屠杀汉人得到主子的信任。满遗不等于满族。满遗中的汉人都当过伪伪伪满洲国的皇帝）。一个洋人还没进攻就在城（镇江）内疯狂捕杀汉人平民的朝代。在加上其异族的属性。本来靠着科举拉拢汉人士大夫一起压迫汉人平民，还能勉强坐稳江山。但其傻乎乎想强国，结果一废除科举。一搞新军。

大清亡了

（想强国想发展工业必须要强军，想强军必须要玩民族主义或某不可描述主义，两者都不能与大清共存。而民族主义玩的一点都不顺的民国即使年年三年作死水平，也能在抗日之前废除更改不平等条约。抗日之后直接晋升列强。）

感受一下。

视频来源:周思源 正确看待康雍乾之世

腾讯视频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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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ian-li-kuai-zai-feng-7 网友的相关建议: 
      

明末清初的那些事都被革命党说烂了也不必再提，说浅了打不动人，说深了又伤人。

就谈谈清代康雍乾三朝盛世中达到最高峰的乾隆皇帝干的一些烂事。

1、毁书

编纂《四库全书》，名为编书，实为毁书。朝廷一面要求全国各地上交私家书籍，一面在武英殿门口彻夜不停的将收上来的书籍焚毁。

毁的是什么书呢？是对清朝统治不利的书。

据现代史学家推测，《四库全书》编成之日，朝廷直接销毁的图书多达十五万册，明朝档案数量不少于一千万份，而民间因文字狱自检自查自毁的书籍根本难以统计。

竟然有这么多书籍档案都对清朝统治不利，那就可以知道这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皇朝了。

像扬州十日之类的书籍就是革命党在日本又带回来的。（存疑，扬州十日文章在清中叶有书籍收集。扬州十日不知真假，可能是革命党.....也可能是四库全书毁书太彻底，对清朝有负面影响的书籍已经完全被销毁......）

可以想象，如果这些书籍档案不被销毁的话，那我们应该可以重新认识一下清朝之前的朝代了。

2、文字狱

文字狱是思想管束的终极手段，因为皇帝经常从官员家里搜书，导致官员什么都不敢写。

官至协办大学士的梁诗正就跟同僚说：自己能够全身而退的秘诀是少写乃至不写东西，如果必须要用到，那写完用过之后也要尽快烧掉。

这搞的读书人不敢再发表意见，社会中人人自危。

这是个读书人连日记都不敢写的时代，哪怕写个“举头望明月”，只要被人举报。

那你死了要挖坟掘棺，活着要凌迟碎剐，男丁满门抄斩，女眷发配八旗为奴。

皇帝能看不出这有点过了吗？当然能，他就是故意的。他再告诉读书人，我连写月亮的都要杀，你们这个心怀故朝的文人都给我老实点！

3、贪财

乾隆与和珅开创性的搞出了“议罪银”制度，就是官员可以以钱抵罪，这成了官员贪污的法理依据，也是贪官跟皇帝拉近方式的最佳手段。

一个官员上书，说自己不小心把香灰落到皇帝的圣旨上了，内心充满恐惧与内疚，请求罚银三万两。

明目张胆的贿赂使乾隆都感觉难为情，最后说罚一万就好了，免去两万。

......

这是乾隆大帝啊，自称十全武功，写诗四万首的清帝第一人。

这三件事有一件落在别的皇帝身上，都免不了一个暴君昏君的骂名，但乾隆是三代以后最伟大的皇帝，所以瑕不掩瑜，就不能那么说了？

......

！！贪污！！

康雍乾之后的清帝个人好像没有大功大过可说，但大都时刻处于被‘贪官’包围的状态之下。

这个‘贪官’就是清代独有的内务府。

“内务贪，太守肥，三千太监三千贼。”

1、鸡蛋

道光皇帝每天吃的鸡蛋，内务府报价一枚三十两，有天他问大臣早上吃什么早餐，大臣答：三个荷包蛋。

道光因此怪怨大臣生活奢侈，在他意识里三个鸡蛋只是采购价就要九十两，再做成荷包蛋，那一顿由三个鸡蛋制作的早餐不得上百两？

这个观念一直延续到清末的光绪皇帝，他在内务府报价上也认为鸡蛋是奢侈品。

2、补丁

道光皇帝发现绸裤的膝盖上破了个小洞,就让内务府去缝补一下。

补完了,道光皇帝问花了多少钱,内务府回答:三千两白银。

一个补丁竟然比一件龙袍的价格还要贵!

内务府解释说:皇上的裤子是有花的湖绸,剪了几百匹绸才找到对应相配的图案,所以贵了,一般的补丁大概五两银子就够了。

后来下面的大臣们看见皇帝裤膝有补丁，纷纷效仿，于是扎破官服打上补丁成了潮流。

有一次,道光皇帝看到军机大臣曹文正的膝盖上有一块补丁，便问他外面给破衣服打个补丁需要多少银子?

曹文正心中自然知道内务府的人瞒天过海，为了不得罪他们，便说外面打一个补丁需要三钱银子。

三钱银子当时都可以买一整套衣服了。

道光皇帝闻言惊叹道:外面就是比皇宫里便宜,我打个补丁需要五两银子呢！

3、铜环

故宫有个宫门坏了一对铜环，换了新的，内务府的账目上这对铜环的价格是二万两银子。有好事者换算过，按当时的物价水准，这价格可盖十栋楼房。

4、粉汤

道光皇帝喜欢吃“粉汤”,曾经下令内务府安排御膳房作粉汤。

可惜他等了好多天，也没有一碗粉汤端上来，于是召来相关内务府官员质问。

相关官员却说宫廷做粉汤的成本太高了,这几天正在筹措资金呢。

皇帝一听大怒,一碗粉汤能需要多少钱。

官员狡辩说，想要吃粉汤得要在御膳房中成立专门负责粉汤的机构，增加相关的人员编制，一年大概需要五万两银子,加上原料钱，每年要六万两银。

道光皇帝冷笑说：“你以为我没吃过，我登基前在前门大街吃过粉汤,一碗两个铜板,派人去买回来就可以了。”

谁知道内务府的官员把皇宫附近的大街卖粉汤的所有摊贩和店铺都给赶跑，然后欺骗皇帝没得买，道光皇帝无奈，从此不吃粉汤。

5、门帘

光绪大婚的时候,有几位绣工托在内务府大臣做家教的同乡郭先生揽点内务府刺绣的活做。郭先生通过大臣的管家接了一件绣洞房门帘的小活。

绣工们从内务府领来了缎子,用最好的绣线精心刺绣。整套下来,市价大约是五十两银子。

门帘交上去后,大臣的管家就让绣工们报个价,暗示多一点都没问题。

郭先生和绣工们先报价500两，然后1千两，最后是5千两，但是都被内务府大臣驳回。

后来还是内务府大臣亲自在5千两前面加了“两万”。

然后账单送到内务府,内务府照付两万五千两白银买那个门帘。

内务府大臣扣下两万两,给郭先生五千两;

郭先生拿出一千两酬谢相关人等,自己拿了三千两,把剩下的一千两给几个绣工。

而这只是这场婚礼开销的冰山一角。

6、皮箱

有一次，内务府上折，说库房杂乱，为便于规整，需要购置100个皮箱，每个皮箱上报的费用是60两白银。

单子到了阎敬铭那里，京城市场各种物品价格他都了如指掌，皮箱最好的也不过六七两，你们怎么报60两？

第二天，阎敬铭就把这事向慈禧作了汇报。慈禧听后也很气愤，立即责成阎敬铭去办，按照最高标准7两白银买，半个月办妥。慈禧还说了：买回来后，一定要严厉收拾内务府那几个蛀虫。

阎敬铭领旨后，第二天便到市场去采购。可不成想，他到了箱包市场后却发现，这里的店面全都关门了，走了几个来回，愣是一家开门的都没找到。

阎敬铭很奇怪，就差人去问，不一会儿，下人悄悄地递话说：“大人，这里的人说昨天就有太监来吩咐，半个月内整顿市场，任何店都不准开张，否则，必严惩。”

阎敬铭一听这话，明白怎么回事了。

这里买不到，那就去别的地方买，阎敬铭立即安排一名下属去了天津。

可不成想，一晃半个月过去了，采购的人还是迟迟不见回来。

这天早上，慈禧召集人员开会，内务府在开会前向慈禧请示：皮箱是否买回来了，好规整库房。

慈禧原以为阎敬铭已经买好了，便想借这个机会收拾收拾内务府，于是，劈头盖脸地训斥内务府虚报假帐，说阎敬铭只花了7两银子就买一个皮箱，你们为什么要报60两？

还没等她说完，旁边的阎敬铭慌忙跪下，向慈禧请罪说，皮箱还没买回来。

慈禧一愣，竟然一时语塞，好不尴尬，最后甩袖而去，丢下一句话：“阎敬铭罚俸一个月！”

那么，阎敬铭派去的人都半个月了，为什么还没买回来呢？很简单，因为那个人走到半路就被内务府的人截下了，给了他1000两银子，不准他再回京城。

......

皇家都被这么弄的没脾气，大家自然应该可以想到民间到了什么程度吧？

太平天国、义和团不是邪教造反，事实是底层的百姓生存权都被官员剥夺了，烂到根子了，才让邪教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

......

！！奴性！！

既然清朝皇帝也是人，也干过不少于任何朝代皇帝的烂事，那为什么唯独清朝皇帝是“圣圣相传”，从始至终就是光明伟大正确呢？

因为乾隆他爹雍正大帝曾说过：大臣不仅不能贪图利益，连好名声也不能贪图。

因为，一个大臣如果太过贪图名声，注重自身修养，就会影响他们全心全意的为皇帝服务。

清朝皇帝需要的是像狗一样的好奴才，而不是明朝那种文胜于质，以骂皇帝为手段博取当世大丈夫名声及流芳百世机会的言官。

明代言官，因各种事情跟皇帝死杠，最后被打板子活活打死的言官有多少？言官虽然死节，但也给皇帝泼了一身污水，这也是官员集团制约皇帝权力的一种手段。

而清朝皇帝连这个泼污水的机会都不给官员了。

清朝皇权达到顶峰，在皇帝利益与国家利益相抉择时，官员只能无条件的以皇帝利益为重。

皇帝的名声也是皇帝利益重要的一部分，你只能夸不能骂。

奴才能骂主子吗？姥姥！

清朝，开历史倒车，本质上已经回到了奴隶社会。

就以广为人知的《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纪晓岚为例，他也是官至协办大学士的高官。

有一次，纪晓岚为他的一位犯了罪的朋友尹壮图求情，乾隆皇帝闻听之下立即勃然大怒：“朕以你文学优长，故使领四库书，实不过以倡优蓄之，尔何妄谈国事！”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因为你文化水平高，所以让你做总编辑官，但其实你不过只是个娼妓而已，就这样你还敢妄谈国事？

什么是娼妓呢？就是爷花钱雇你，你的职责就是使尽浑身解数来取悦爷，你敢给爷提意见，你忘了你的本份了吗？

这就是清代官员的定位。

一群皇帝花钱雇的娼妓而已。

就这么个官场环境，你想想什么人才能在清代当官，还能当大官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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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i-cuo-jiu-shi-wo-37-1 网友的相关建议: 
      

清粉日常甩锅手段:

1，不是满清的问题，是儒家体系的问题。

2，不是满清的问题，是时代的问题，

典型的刻舟求剑大法。

1，儒家。

儒家体系的问题？那如何解释日本呢？日本也是儒教体系的国家，等级森严，甚至二战结束时，日本人才知道，天皇不是天神，而是凡人。

实际上，儒家体系在汉人手上从来不是一成不变的，汉人的王朝总是能与时俱进，搞出“新时代的儒家体系”。

汉人留下了2000年的儒家遗产，满清吃老本，不思进取，这是儒家的问题还是满清的问题？汉人从来没说过，儒家是一成不变的。而且汉人以实际行动来不断革新儒家体系，唯独到了满清手里，这儒家体系好像是汉人留下的诅咒？？？

满清在政治，文化，经济上毫无建树，败家子倒是当地飞起。

搞建设不行，破坏倒是很行。即便如此，靠着3亿多汉人的供养，满人倒是小日子很滋润。而这3亿多汉人还在不断被满人渔化。

这种操作搞出来，生产力哪里来？

而且，要说旧体系祸国，清粉是不是忘了，欧洲也是被基督教祸害了的？他们怎么就敢挣脱基督教的束缚？为什么满清就不敢挣脱儒家束缚？

把责任推给儒家，其实就等于在说“这该死的汉人，为什么不留更多遗产给我们？明明我们可以不劳而获300年的，结果害的我们才吃两百年就不够了。

人不行，给你好工具，你也用不好。

何况，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人会制造工具，动物只会使用工具。

满清那个统治水平，也就是只会用工具了。汉人朝朝代代都在改造工具，你不能怪汉人，说为什么汉人不留一套更好的政治制度。

2，时代。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种所谓大变局，中国历史上哪朝哪代没遭遇过？

东汉灭亡，三国鼎立。这是中国历史上大一统王朝第一次出现内部分裂，长期对峙。

五胡乱华，汉人第一次被胡人主宰命运。

到了隋唐，汉人们第一次面对那些冷兵器技术飞跃的胡人。

到了宋朝，汉人们第一次被胡人军事碾压的大一统王朝。

老是扯什么大变局。拜托，汉人历史上遭遇的对手向来是一波比一波强，哪一次不是以前没遇到过的困境？

汉人遇到一次困境，就自我调整一次。

满清海军的纸面数据可是亚洲第一，世界前5，GDP世界第三。就这还是外战被吊打。

欧洲列强虽然强，人家毕竟都是从海上过来，他们能投放多少兵力？八国联军，不知道的还以为百万大军来了，结果定睛一看，才2万多人来着？

8个列强凑了这么点军队，在北京打的满清皇族溜的比兔子还快。

8国联军，听着威风，实际上，根本不是团结的，大家各有各的想法，这种混合军队战斗力差劲的很，而且八国联军……其实就是英国头子带着印度兵，法国头子带着越南兵……吊打了清军正规部队。

不觉得丢人吗？

怪时代，就是说怪满清实力太弱，列强太强……

作为一个大一统的满清，要不要和大一统的共和国比一下？

满清那实力和列强的差距，能有中国美国的差距大？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放汉人这里就是笑话。

哪个汉人朝代不遇到头疼的外敌？

归根结底，满清就是渔猎文明，靠着天上掉馅饼，白捡了一个皇帝宝座。对于农耕文明？满清哪里懂。

还有，谁说儒家体系就一定无法产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

儒家体系的本质是尊皇权，也就是尊统治阶级，尊独裁，而不是尊地主阶级。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不能出现，关键看有没有资本主义土壤。资本主义土壤是什么？是市场！！

如果有市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是时间问题。明朝末年出现资本主义萌芽并非偶然，这是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物。

资本主义的出现的必要条件是社会足够富裕，而资本主义出现的目的是追求利润。

为了利润，资本自己就会去提高生产力。

明朝出现资本主义萌芽，本质上是汉人积累了两千多年的社会财富，已经摸到了资本主义门槛。

而清朝为什么一直都搞不出来？清朝的时候，几乎整个国家一贫如洗，消费力出现了倒退。你都摸不到门槛了，你拿头去搞资本主义？

最后，总结一下，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你不是治国的料，就不要强行上马。

真的很讨厌瞎指挥。主帅无能，害死三军。

要推卸责任，方法多太多了。所以找借口这种事就省了吧。

吃着汉人遗产，原地踏步200年，还没被列强瓜分，就别想着推卸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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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eng-zhi-gu-89-90 网友的相关建议: 
      

你，对清朝充满喜欢，怀着对满清的钟爱投胎去往满清：

第一次投胎：啾，定眼一看，发现穿越到满清创业中。辽东，发现：被查身上无谷、被定为“无谷之人”，咔嚓，卒；

第二次投胎：啾，发现自己投胎到了满清入关时期，定眼一看，在城里：“日，怎么身边都是汉人！”城外满清破城了，远处马上的一个满勤首领做了手势。感觉像屠城？咔嚓、死于屠城；

第三次投胎：biu～老子投胎到了满清初定时期，emmm，怎么汉人还留着束发。嗯？怎么满清在砍束发的，还好老子不束发。等等，我这个当代最潮的发型、我没束发啊、咔嚓，死于未剃头留辫；

第四次投胎：biubiu～终于来到康乾盛世了，老子终于要爽快了。风和日丽，清风徐来，书页翻翻，即兴来句：“清风不识字…”，话音未落，咔嚓，死于文字狱；

第五次投胎：biubiubiu～老子这回文盲总行了吧，毕竟康乾盛世，安分守己就行。咔嚓，因为文盲不识字，收了几本禁书，卒；

第六次投胎：biubiubiubiu～老子这回认字不收书、也不吟诗作对了，能奈我何？来来来，我对满清熟悉的不得了，要是那一些缺点改正下，那康乾盛世更加光辉了，咔嚓，卒于议论朝政兼诽谤朝廷之嫌；

第七次投胎：biubiubiubiubiu～算了，老子投胎清朝后期，拯救满清于危乱，匡扶朝廷，灭掉英国佬。等等，不是要打洋人么？自己人啊、你们干什么？你们首领是谁？郭络罗·海龄！咔嚓，卒；

第八次投胎：biubiubiubiubiu～老子投胎贵族，与当今皇帝老熟人了，这回总不会栽了吧，而且老子要拯救满清于危乱，立不世之功。等等？我怎么在牢里？身边有人在写字？老兄你写的什么？我自横刀向天笑？这句话好熟啊？等等，牢里伙食怎么这么好？官差的那句“吃好上路”又是什么意思？咔嚓～

第九次投胎：上次老子投胎被慈禧干了，这回就投个入后宫的角色，反正也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等你净完身，发现：“狗日的，满清退位了？？？”

今天就到这，有人看再更…

小彩蛋：———————

魏徵：我敢怼皇帝！

章惇：我敢驳皇帝！

海瑞：我敢骂皇帝！

纪昀：我也敢骂你们唐朝、宋朝、明朝皇帝！

欢迎大家来评论区更新啊，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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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iu-hun-29-81 网友的相关建议: 
      

看了一个很有内亚风格的回答，我觉得有必要说一说

这位 @菜头会飞 同学的答案十分的“有水平”，扑面而来的一股书卷气深深的折服了我，不得不佩服这位知友的学识渊博，都拿哈佛欧立德教授的言论来唬人了，可以可以。

其实我很疑惑，国内史学家的著作你不引用，非要引用国外学者非学术性的著作来表现你大清的伟大。我很困惑，难道国外的史学家随便那么一两句话就抵的上国内无数学者的研究成果了吗？

恰好我有欧立德教授所著《乾隆帝》一书，这本书的序言中提到：

注意这样一句话：“并不是一部纯学术专著……面向欧美学生……”

而且下面还有：

他希望“西方读者知道,在18世纪的东方，也同样有过在世界历史上的影响力不逊于西方同时代任何帝国的王朝，……”

我不明白，为什么很多人就这么迷信西方学者或日本学者对中国的历史研究，连国人的研究都没有吃透就妄想着做世界公民，妄图用所谓的“全球视野”来审视中国历史，到底是谁给你的勇气，谁给你的自信用这么一本仅代表着一家之言“颇受争议”且面向西方读者的科普性质的读物来证明所谓的“在海外汉学圈，欧美学者对清帝国的评价相当高，甚至可能高过唐帝国。”的结论。你说这不代表你的个人观点，哪你引用它干嘛？

我郑重的问你：“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既然你不愿意看中国学者的著作，不愿意引用学术类著作，我就拿出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对清朝的评价让你看看，什么叫“甚至可能高过唐帝国”

所谓高于拿破仑的“十全武功”

好，你可能要说：“《国史大纲》出版于1940年，这个时候正是民族主义大型其道的时候，这就是单一民族叙事嘛。”

抗日战争从来都是“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时刻”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是汉族了？什么时候“中华民族”就是单一民族了？

你摸着良心说，没有这些“民族主义者”的奋战，今天的中国还存在吗？如果我们丢掉了“国族”叙事转而拥抱你口中的“库伦与江南”，那1937年后我们的叙事也许就会变成“京都与江南”叙事了。

所以你到底要表达什么？

你说“而网上反对他的人则认为清帝国对江南坏得很，坏得很。“库伦—京城”叙事有人关心吗？别忘了占清帝国60%面积的领土并非汉民族聚居区，也就是”“非江南””

首先你这个“库伦—京城”叙事我实在是见所未见，原谅我才疏学浅不明白你的前沿理念或是哪本著作中的惊人之语。其次，反对阎崇年的人从未只认为“清帝国对江南坏得很”

难道清朝只是对江南坏吗？难道圈地只圈江南吗？你摸着自己的良心回答我：

难道清朝只是对江南坏吗？

你说我们应该从多民族的视角出发，难道你以为只有汉族被压迫了吗？换个角度说，难道被压迫者就不应该有自己的话语权吗？

民族主义历史叙事就是以“北京—江南”历史叙事？

陕西山西甘肃河北山东湖北湖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安徽江西受压迫的人民就不算人？

西藏蒙古新疆和无人区一般的东三省无数受压迫的各族人们就不算人？

就江南的人被压迫了？难道北京人就是看不惯江南人，就想要压迫他们？北京街头无数饿死冻死的人们就不算人？

谁给你的勇气？

谁给你自信？

辛亥革命时在东三省起义的满族人鲍化南、刘纯一，张榕、喜塔腊·恒宝昆他们难道是民族主义？

这就是你所谓的“民族主义”？

你可以当你所谓的“国际多民族国家公民”

中国不需要你这样的人，再优秀都不需要。

你说：

“新疆、西藏、内蒙甚至包括一部分东北，这些地区加起来占到今天我们国家的50%以上的国土客观来说是清帝国的“遗产”。

无数代人的努力就凭你一句话便打包送给清朝了？

收复西藏的不是清朝，收复香港澳门的不是清朝，将日本赶出东三省的也不是清朝，平定新疆叛乱的也不是清朝，你当领土是那么好继承的吗？你大清管的挺宽啊

我是不是还要给你发一块匾，上书“政启共和，治宏康乾“你才满意啊？

至于这段话：

“然而站在比较中立的立场讲，有一方都在意识形态领域悄悄进行“灭其史”工作了，这种现实的照顾完全可以看作是一种补偿或者赎买。
我们假设中华民族创造一种以“蒙文满文彝文苗文…”为基础的中华民族语和中华民族字，广大汉族同胞在语言和文字上变成少数族群，然后这个中华民族也给高考加分、各种物质优待等等照顾，但是意识形态上要坚持单一的“库伦-京城”叙事，用创造的这种中华民族语考试，在历史教学上以“秦汉唐宋元明清”都是侵略压迫中华民族为教学核心，作为汉民族主义者愿意接受这样的照顾吗？会觉得这是优待吗？会愿意接受这种赎买？”

若是按正常的发展轨迹，中国正常王朝的是乐于汲取外来输入的新技术新知识的，在科学技术迎来变革的18-19世纪，中原王朝的实力相比于周边各游牧民族政权应当是压倒性的，一个笑话说到好：“马克芯问世以后游牧民族都变得能歌善舞起来。”

历史的车轮碾碎了不知道多少个“民族政权”，你真的以为每个民族都是善男信女？都信你“民族多元化”的“库伦—京城”叙事那一套？

到头来你还想干预主体民族的意识形态？

少数民族分也加了，人民大会堂有少数民族的位置坐，我们尊重少数民族的信仰习俗，我们还一视同仁帮着搞建设，我们提供更多的工作机会，还要怎么样？

评论区有人说我黄纳。张嘴就是黄纳，可以的，这个帽子扣的好

搞清楚，谁给谁优待？

国内学界从来都不是单一民族叙事，你说的单一民族叙事只是因为主体民族的叙事让你很不爽而已。主体民族在社会活动中占比高，自然主流叙事风格便偏向主体民族，这是很正常的事。

关键是我们同样尊重多民族叙事，我们尽量去理解各民族对本民族的叙事。

然而你却要强行削弱主体民族的叙事？仅仅只是为了达到你所谓的公平公正？

为什么？

像你这种挑拨民族矛盾还教唆少数民族漫天要价的人，只有让我质疑你的国籍

你最好不是中国人，你如果是外国人我还能理解，毕竟立场不同，你最多就是坏

如果你是这片土地所生所养的中国人，这将是一个让身为一名中国人的我感到无比羞耻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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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i-kuang-feng-qu 网友的相关建议: 
      

清朝最严重的问题，是一直未能有效地解决满汉之间的巨大矛盾，这也是它最终灭亡的根本原因。

自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开始，至1911清廷灭亡，清朝共传276年一十二帝。

从秦统一中国开始，汉唐宋元明清，中华历代大一统封建王朝，得国之易者，莫过于清。

满清入关后到夺取天下，是存在一定的偶然性的，换句话说，得国不够正。清廷在取得政权后，以小族而临大国，这在根本上也是违背自然规律的。

虽然清廷后来逐步缓和了一定的满汉矛盾，但这种矛盾却始终存在，并贯穿了整个清代。清初江南和沿海地区此起彼伏的抗清斗争、清中期的白莲教大起义、清后期的太平天国，清朝统治期内，每隔一段时间，这种矛盾就会集中爆发一次，最后爆发的那次，叫作“辛亥革命”。

同盟会纲领的前八个字正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仅仅这八个字，就能让革命党人抛头颅、洒热血，可见它的无穷威力。

《史记》有云：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

《荀子》也早讲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水是什么？是人民。

德又在何处？在人的心中。

观清廷之所作所为，举国之膏以奉养八旗，是满清统治阶级在治理国家上的彻底错位、本末倒置。

所以，终清一代，清朝统治的法理是有天然缺陷的。对封建时期的中国而言，如果说汉唐宋明皇帝的正统性有100分，那满清皇帝的正统性大约只有七八十分。

所以，“在德不在险”中这个“德”字，清朝始终是残缺的，这就给它治理国家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那么，清朝皇帝以及满洲贵族集团有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呢。

有，而且认识的很清晰。

每一位清朝皇帝，对此都必然有过思考，因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会直接影响到他们将来的施政路线。

朕，究竟是大清之君，还是中华之君？

这是每一位清朝皇帝都不得不面对的“天问”。

如果选择大清之君，那么清帝的基本政策必然是满先汉后；如果选择中华之君，就意味着要推行满汉平等。

咸丰以前，无一例外，清帝们都选的是做大清之君，因为这样最省事，也能保证皇位坐的稳些；但从咸丰开始，事情开始发生了变化。

变化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太平天国，二是海外列强。

太平天国历时一十四年，影响波及全中国，洪秀全在南京足足当了十一年的天王。这等巨大无比的起义规模，彻底吓到了满清统治阶级。

另一方面，从鸦片战争开始，英法等列强就好好地给大清上了一课。自秦开始，天朝上国就从来没有没受过这等“船坚炮利”，毫无还手之力的降维打击，虽然历朝历代都不乏游牧民族暂时入主中原，但那都是农耕民族和游牧民族之间的传统节目，谁也没灭了谁。

可这海外来的金发碧眼的洋人不一样，长相语言与中国之人完全不同，满汉蒙等族均感觉到巨大威胁，三千年之大变局，来了。

所以，咸丰深刻地感觉到，不变不行了。一方面满清统治下汉人的反抗越来越激烈，另一方面，海外出现的从前所未有的强敌也虎视眈眈。如果继续延续“大清之君”的老路，有亡国灭种之虞，只有真正的成为中华之君，联合所有民族的力量，才能有所作为。

没有办法，都是环境给逼的。

咸丰在位中后期，推行的政策中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变革之意，其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肃顺！

肃顺是咸丰从“奉衰苑卿”位置上提拔起来的，这官儿是干嘛的呢？管理园庭的。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大约是个公园管理处处长，比只能管一个公园的园长厉害点，因为他能管好几个公园......

自从咸丰即位后，肃顺就像坐了火箭一样，短短几年就成为御前大臣、协办大学士，进军机处参与军国重事，咸丰死前，被任命为顾命大臣，诸葛亮、张居正都曾担任过这个牛到没边的岗位。

咸丰为何如此厚爱肃顺？

因为肃顺是主张对清廷进行大变革之人！

肃顺最鲜明的政治主张，是轻满重汉。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都是他坚持提拔起来的。他曾说过：“旗人都是混蛋”，他削减八旗子弟钱粮，重用汉臣。

在深入了解肃顺这个人后，我发现，肃中堂极可能已在脑中形成了现代“中华民族”这一概念，他重汉轻满的根本原因，是因为他保的是中国，保大清反而次之。

中国历代君王，凡有变法之志的，都不会亲自下场干仗，从来都是选择一个强硬且能干的大臣来做事。

秦孝公选择了商鞅，宋神宗选的是王安石，隆庆帝选的是张居正。

咸丰，他的选择就是肃顺。

肃顺上台后，第一想要做的，就是试着推动满汉平等，消弥满汉矛盾。因为只有如此，才能减少内耗，并真正调动起汉族这个主体民族的力量。启用曾国藩等汉臣后，有效遏制住太平天国的发展势头，更加坚定了他对此方针政策的信心，也坚定了咸丰的信心。

咸丰死前，设计了一整套制度来推行他所期望的主张。

任命肃顺、端华等八人为“顾命八大臣”，掌军国重事，管理国家，这八人里，端华等人基本上属于打酱油的，真正的灵魂人物，是肃顺！用肃顺作为顾命大臣团的领袖，是为确保之前清廷改革政策的延续性。

授予慈安“御赏”，又授予慈禧“同道堂”，是对顾命大臣团的制约和平衡，为了保证皇权不受威胁。

恭亲王则被冷落，则是为了自家儿子帝位的安全。

咸丰这番安排，可谓煞费苦心，各处都考虑好了。可惜人算不如天算，在他死后不久，慈禧和恭亲王随即联手发动辛酉政变，逮捕八大臣，杀肃顺，清廷又回到满尊汉贱的老路上。

此后慈禧和恭亲王虽有一些政治开明的举动，但保大清优先于保中国这个目标却从未变过，光绪即位后也想变一变“祖宗家法”，最终结果囚禁瀛台。

甲午战争之后，清廷处境愈加艰难，革命党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满汉之间的矛盾，并未缓和，反而进一步扩大。至1911辛亥革命爆发时，清廷已是民心尽失，武昌起义之后短短两个月内，就有十五个省通电全国脱离清政府，在中国大一统王朝中，从未有崩溃如此之迅速的。

天下不值清室久矣！

清朝，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客观地讲，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它所存在的问题多如牛毛，它的最终灭亡，既是时代发展，也是人心所向。

大清，该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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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in-ling-ge-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因为车田之意不在技！

他的目的可能不单用拳形容招式类型，我想更多的是在表达庐山本身的霸气。庐山升龙霸在圣斗士的所有必杀中，其实是很特别的。

一览圣斗士所有必杀技，名称里带有拳字的屈指可数。仅限原著的话就星矢和魔铃，暗黑天马，撒加，加隆和一辉的幻拳系。即便算上动画版的原创，也少得可怜。

闪电光速拳，钻石星尘拳之类的都是中文翻译的名字，原本可没有拳字表述。

这些必杀技中，庐山龙派那就更是稀有中的稀有。因为这是唯一用地名来命名，圣界独一无二的必杀系。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壮丽的庐山大瀑布，或许只有这个霸字，方能体现出它的宏伟。

在这五个人当中，紫龙的修行环境算得上是非常优越的了。不用忍受死亡皇后岛，仙女岛和东西伯利亚那种鬼天气，也不用像星矢那样成天遭一群欧洲人翻白眼儿。

但紫龙获得圣衣的条件并不轻松，理论上说是最难也不为过。让瀑布逆流是何概念，尤其是如此宏伟的大瀑布。这可是打破宇宙定律的行为，忍一忍就过了是明显行不通的。

而在紫龙打出决定性的一击时，也并没有什么燃烧小宇宙之类的描写。反倒是通过童虎在旁边讲述着李白的诗咋咋地，貌似是在提醒紫龙面对的是何等雄伟之物。

以上的种种迹象，都无疑是在大大的高捧庐山瀑布之壮景，而霸字就是为庐山而生。所以庐山升龙霸不仅是必杀，也是对庐山本身的一种赞美，用拳就显得格局小了。

再换个角度看吧，其实从发音上也能知道霸与拳有着明显的优劣。日语发霸的音时，嘴大张成「阿」型。反之发拳的音时，最后嘴得闭上发出「嗯」的音。

要知道这搭配的是升龙这个词。可以对比下街霸中升龙拳的呐喊，升龙是上升音调，而最后的拳发音要闭嘴，音调有个下降趋势。

升龙霸就不一样了，霸的「阿」音可迎合勾拳轨迹持续上升，发声与姿势同步，哪一种更有气势，更有劲儿，就不言而喻了吧。所以升龙霸始终比流星拳吼得给有力。

任何武打片中都会听到，哈，哈，哈，不会有人在过招时发出嗯，嗯，嗯的音。

突然还想到个类似的，机战 OG 系的修罗众的福尔康（爱称）的最终必杀。

他的一般招数命名九成以上都是拳。但神化后的最终必杀，最后是上升多段乱击，并且打斗极为华丽。此时的招式名没有定义为拳，而用的是破，真覇…猛撃烈…破……

破的日语发音口型与霸一样是「阿」，并且前面的烈字有一个促音，呐喊时会给人一种蓄力攻击的感觉，听着就霸气。

为必杀取名其实挺考验品味的，要的不单是华丽。不但要朗朗上口，呐喊时最好能配合动作达到统一，才能效果最大化。

话说回来，车田如果不是为了想要彰显庐山的霸气，那升龙霸完全不用如此命名，这与其他招式不统一。平白无故就这招用地名，难道不觉得很特殊么。

触龙之逆鳞，受龙之天罚，诸如逆鳞升龙霸之类的名称，个人觉得也并不是不可行。非要用地名，只能是有其他目的。

至于是否如此，就只有车田自己才知道了。

一个小窍门：

用中文吼必杀千万别用普通话，得用那些不需翘舌，不分前后鼻音的方言最佳。比如川渝方言就是不错的选择，不信可以试试。

至于为什么，请参照以下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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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un-fei-yan-mie-29 网友的相关建议: 
      

虽然在许多回答里说过了，但是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局（SFA）在北约和西方集团那里是有正式编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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