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万历皇帝？ 第1页

更新一下：

之前这个答案是为了反驳 @泪痕春雨 这个历史民科而做的，现在回过头来看看前排的答案已经比较中肯了，所以其实大家的眼睛还是雪亮的，民科永远只能当民科。

关于万历皇帝的评价，除了按照大时代的倾向给出一个总体的评价，也要按照基本法，就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作为一个正常人（毕竟皇帝也是人），他的行为的缘由，而不能把历史的大势造成的影响完全安在皇帝身上。这一点推荐大家去阅读黄仁宇先生的《万历十五年》中关于万历皇帝的部分，不敢说他的意见有多少深度，但令人耳目一新还是能做到的。

【以下是原答案】

前言：本来准备睡觉了，但是由于正在做万历时期的相关作品，所以还是点进来看看资料。却不慎辣眼睛的目睹目前排名前列的答案大放厥词，说所有的古人、今人的历史研究者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新装而装聋作哑。我不禁还是抑制不住怒气，准备打一打这位的脸。

首先有个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是一个人批判掉所有专业学者，认为自己的认识才是真理，那么这种行为和理念一定是错，至少是偏颇的、偏激的，真理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而不是掌握在某个人手中。而认为通过某些吸引眼球的阴谋论和某些自以为是的逻辑推理就能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让无数学者为自己的幼稚想法做垫脚石，本身就是学界内一些滥竽充数的伪学者常用的手段。

这里就借用某人所举出的几本研究史料用以诠释史学界的真正看法（用对方挥舞的武器打脸是最爽的）。

为万历做传的主要是明朝历史研究学者樊树志的《万历传》和《晚明史》中的前半部分章节。

作者在前言中其实已经点明，万历皇帝非平庸之辈，其在位数十年，虽然后期呈现走下坡路的趋势，但是总体上依然是国泰民安，堪称盛世的一段时间，试问，史学界有哪个学者会将开创和延续盛世的皇帝变成所谓“丑化最严重的皇帝”？

接下来再看

在第四章第20小节内，作者详细论述了万历中期励精图治的本意和实质效果，也确实对明朝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积极作用。

并在接下来的数章中用大量的事实论断去详细佐证了万历皇帝的真才实干。

我们看一看某些人所谓“丑化”的出处：

这种事真如 @泪痕春雨 所说，是学者的集体掩饰行为？

可惜，学者们并不像他一样，一味的以个人情绪代入学术研究，所有学者都讲究的是真材实料，讲究的是史实的出处和佐证。

如上文所示，万历三十年到四十年的过程中，部员六部大员缺失严重（最高达到仅存30%），科道官居然缺失94名，更加令人震惊的是，作为地方最高的三司（布政司、按察司、都指挥使司）长官，居然缺官高达66名，古代王朝与地方的直接联系者知府、巡按御史、巡抚大量出缺。

这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中央财政、教育、国防等部均无人执掌，各省政府主官大量出缺，25个市的市长长期缺失，全国检察院纪委主官缺失达3/4。文中所说“南北大燎，强半空署”并非虚造。如果按照这位答主所说均为虚言捏造，不可能在古代诸地方志、文人笔记中如此统一的做掩饰。

如此大规模的高级官员无法被任职明显是由于皇帝怠政所致，面对大量数据佐证（因为大员任职必须得到皇帝许可颁发上任关防），竟然被某些人说成是“用屁股在思考问题”……“令人惊的两眼发直”……我是无法理解这些不学无术者的脑回路，最起码请你把一些令人作呕的词汇在行文的过程中去掉。历史研究不需要“屁股”用以形容权位。

接下来我们继续点题，看一看对万历皇帝的“毁”是不是确有其事。

先贴御史直接正面怒怼万历的奏章（这可是直接给万历本人看的，如果是捏造虚假万历不杀人才怪，正因为真，万历本人心虚留中不发）：

二十五年，御史冯从吾抗章言：“陛下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留中不发。试观戊子以前，四裔效顺，海不扬波，己丑以後，南倭告警，北寇渝盟，天变人妖，叠出累告。励精之效如彼，怠ル之患如此。近颂敕谕，谓‘圣体违和’，欲藉此自掩。不知‘鼓钟於宫，声闻於外’。陛下每夕必饮，每饮必醉，左右一言，稍违，辄毙杖下，外廷无不知者，天下後世其可欺乎？愿陛下勿以天变为不足畏，勿以人言为不足恤，勿以目前宴安为可恃，勿以将来危乱为可忽。宗社幸甚。”(《冯从吾传》。 )

然后是顾诚先生总结的万历之弊（注意这本书是农民战争史，可见祸乱之久之深。）

万历时期政治的败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事不理，二是贪财好货。朱翊钧成年累月深居宫中，“万事不理”⑴，不以国事为念。他自称“静摄”，实际上是在宫中鬼混。当时的臣下就有人在奏章里直言不讳地批评他“生长深宫，高居简出，一御文华殿则称过劳。”⑵“皇上每晚必饮，每饮必醉，每醉必怒。酒醉之后，左右近侍一言稍违，即毙杖下。”⑶他在位四十八年中有二十年左右不坐朝听政，臣下的奏章往往“留中”不作处理，以致朝廷官员无所事事，干脆回籍悠游林下。史载，在万历中后期，官员们由于见不着皇帝的面，送上的奏章又常被搁置，往往在递上致仕的手本后不管旨意如何便径自还家。朱翊钧却认为少一员官就少一份俸禄⑷，还可以免听官员们“聒噪”，落得耳根清净，所以凡遇缺官也不派人递补⑸。这种离奇的做法使国家的中枢机构处于半停顿状态，大大助长了官场中的因循拖拉风气，也为朝廷和地方官员的贪赃枉法开了方便之门。另一个方面是朱翊钧贪婪成性。为了满足自己穷奢极侈的生活耗费和积攒金银财货，他竟然“生财有道”，以开矿征税为名，派出大批太监充任矿监税使，往全国各地搜括民财。这些矿监税使所到之处：
“不论地有与无，有包矿包税之苦；不论民愿与否，有派矿派税之苦。指其屋面挟之曰：“彼有矿！”则家立破矣。指其货面吓之曰：“彼漏税！”则橐立倾矣。以无可稽查之数，用无所顾畏之人，行无天理无王法之事。大略以十分为率，入于内帑者一，尅于中使者二，瓜分于参随者三，指骗于土棍者四。而地方之供应，岁时之餽遗，驿递之骚扰，与夫不才官吏指以为市者，皆不与焉。”⑹
这实际上是打着皇帝的旗号在地方上公然劫夺。矿监税使和他们的爪牙无恶不作，曾激起了许多城镇人民的反抗，这就是史称的市民运动。当时的漕运总督李三才在疏中说：“陛下爱珠玉，民亦慕温饱；陛下爱子孙，民亦恋妻孥。奈何陛下欲崇聚财贿，而不使小民享升斗之需；欲绵祚万年，而不使小民适朝夕之乐。自古未有朝廷之政令、天下之情形一至于斯而可幸无乱者。”。⑺又说：“闻近日章奏，凡及矿税，悉置不省，此宗社存亡所关。一旦众畔土崩，小民皆为敌国，风驰尘鹜，乱众麻起，陛下块然独处，即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守之？”⑻朱翊钧对此也置之不理，依然行其所素。
《明末农民战争史》·顾诚

接下来是酒色财气：

雒于仁，字少泾，陕西泾阳人，万历十一（1583）年癸未进士，官至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堪称明朝海瑞第二，他以江山社稷为重，不计较个人的后果，冒着被杀头的危险向皇帝进献箴言，这般舍生取义是何等肝胆和尽忠。

奏疏全文：

《酒箴》：耽彼曲蘖，昕夕不辍，心志内懵，威仪外缺。神禹疏议，夏治兴隆，酿醑勿崇。
《色箴》：艳彼妖姬，寝兴在侧，启宠纳侮，争妍误国。成汤不迩，享有遐寿。进药陛下，内嬖勿厚。
《财箴》：竞彼锣镣，锱铢必尽，公帑称盈，私家悬罄。武散鹿台，八百归心；隋炀剥利，天命难湛，进药陛下，贷贿勿侵。
《气箴》：逞彼忿怒，恣雎任情，法尚操切，政戾公平。虞舜温恭，和以致祥；秦皇暴戾，群怨孔彰，进药陛下，旧怨勿藏。
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夫纵酒则溃胃，好色则耗精，贪财则乱神，尚气则损肝。 以皇上八珍在御，宜思德将无醉也，何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甚则沉醉之后，持刀弄枪。 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夫何幸十俊以开骗门，溺爱郑氏，储位应建而未建。其病在恋色者也。 以皇上富有四海，宜思慎乃捡德也。夫何取银动至几十万两，索潞绸动至几千匹，略不知节。甚或拷索宦官，得银则喜，无银则怒而加杖。皇上无宜自解，何以信天下，而服沂之心耶！此病在贪财也。 以皇上不怒而威畏，宜思有忿速惩也。夫何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彼诚有罪，置以法律，责之逐之可也，不必杖之累百，而不计其数，竟使毙于杖下。此其病在尚气也。 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皇上纷贪财矣，何以惩臣下之饕餮；皇上诚尚气矣，何以劝臣下之和衷。

注：后世无知之人常常将古代御史言官之行视为“沽名钓誉之辈”，为了名留青史而像小丑一样上蹿下跳，胡乱咬人。此等言论看过笑笑就好，如果真的信以为真，无意间就踏入了盲听盲信的陷阱。

首先这里的雒于仁非科道之官（即六科监察官与按察司御史），大理寺评事之职“掌同司直，出使推按，参决疑狱“，为刑狱断案之所处，也就是当今的法院检察院官员。上疏奏报本就是越其本职，只是为尽文官劝谏之责。且其历任两任知县，素有政声，升任京官，本来前途光明，部院之职亦不远矣。正面直谏，仅从个人利益角度衡量，非但无有好处，且不说前途尽毁，尚有性命之忧。国人沽名，所图无非财权封荫，而雒于仁之所图，止观为公正气。

即使是御史官员，科举出身，如鱼跃龙门，未经世事者书生意气浓重，直言劝谏本为正道，而油滑奸邪者行攀咬之举，亦无非是如当今官场站队，以其本职互相攻讦，作为党争之卒罢了，古今未易其事，今人有何资格嘲笑古人？

言归正传，以上披肝沥胆的谏言，非但不被万历帝的接受，还引来了万历帝的发怒和斥责，下面这一段《万历起居注》中所记述最是生动。

万历纵由心性，可见一斑（同时令人不由得感慨：申时行这个老好人，夹板气受的不是一般的严重）。而后经大学士申时仁等重臣一再劝说，才是雒于仁免于死罪，罢斥为民，迁回老家陕西泾阳了之。

如果不谈万历帝的酒色之事，那属于小节，也不谈上面所说的怠政之事，就谈一谈万历帝为人所诟病的最大的一项，是贪财而致御使太监开矿征税一项，对于帝国财政的毁灭性打击。这根本上改变了张居正改革所创造的大好局面，使得明朝财政每况愈下，根本上动摇了整个帝国的根基所在。

时中外争请罢矿税，帝悉置不省。左都御史温纯等忧惧不知所出，乃倡诸大臣伏阙泣请。帝震怒，问谁倡者？对曰：“都御史臣纯。”帝为霁威，遣人慰谢曰：“疏且下。”乃退。巳而卒不行。广东李凤、陕西梁永，云南杨荣并以矿税激民变。纯又抗言：“税使窃陛下威福，以十计，参随凭税使声势，以百计；地方奸民窜身为参随爪牙，以万计。宇内生灵困於水旱，困於采办。营运转输，既嚣然丧其乐生之心，安能复胜此千万虎狼耶？愿即日罢矿税，逮凤等置於理。”亦不报。(《温纯传》。 )

四大钞关之首临清钞关所在地，本是明朝首屈一指的商业重镇，却因为矿税一事商业凋敝，几乎绝迹。而且所谓内库的增收居然是靠挤压国库正税得以实现的，堪称历史奇葩。

而最后民众忍无可忍之下，临清民变与湖广民变相继爆发，席卷各地，全国范围内在之后因为矿税一事导致的民变亦不可数。

最后连万历皇帝自己也承认是因为自己的贪财，强建宫殿，使得宫廷开支大规模消耗国家财政，导致天怒人怨，这不得不说，万历皇帝为了一己私欲，在明知后果的前提下，竟然还是不惜摧残国计民生达到满足自己的目的。

对于万历皇帝而言，功是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盛世，且有万历三大征，好歹也算是都得到了差强人意的结果，过则是以消弭新政、不计后果怠政、坐观朝争助长党争之风、万历矿税之弊不但在后期使得全国矿地所在民不聊生，杀官造反之势渐起，更是直接影响到了天启朝的阉党祸乱。总体而言，是过略大于功，但不能否认其治国的才干与早期的成绩。

最后我们看一看历史学界普遍的看法，对万历皇帝的普遍观点是毁誉参半，而非一味“丑化”，这也是可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认可的。

万历时期被认为明代晚期的一个转折点，针对万历皇帝的分析大多也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上。

所以较为准确地认识这个时代是一个关键。

万历时代有好几件大事比较著名。一个是张居正改革及万历主导下的对张居正的清算运动，一个是万历常年不上朝以及由此产生的政务运作争议问题，一个是万历战争对明朝最终灭亡的影响，一个是万历贪财对激化社会矛盾的不利影响。一般认为，主要是这四个问题导致了明朝最终灭亡。一般认为，万历皇帝在这四件事情当中均发挥了负面作用。因此，有明朝亡于万历的说法。

此外，关于明朝灭亡原因，还有所谓朱元璋导致的宗室问题，所谓朱元璋错误的财税分配机制导致的明朝财政制度问题，所谓朱元璋导致的明朝军事制度问题。大锅直接甩给明太祖，诸如此类的观点也不少。

除此之外，还有明朝必亡、明朝必败、明朝注定要完蛋的观点。这种伪装成“披着机械唯物主义外衣的宿命论”的观点，本质上是“中华文明落后论”，骨子里实际上带有种族主义倾向，不值一驳，就不细说了。

这样说来，主要是四大万历问题和三个太祖问题。与万历相关的四大问题，也有一部分牵扯到太祖问题。

张居正改革，根据马亲王对明朝黄册制度的研究（这个文章很好，推荐。老规矩，祥瑞御免），张居正改革的实质，是恢复明朝朝廷对明朝社会基本情况的掌控。无论考成法还是清丈田亩，都是重建制度体系的工作。至于社会上比较关注的收税以白银计算的事情，在货币史上固然很重要，不是主要性质。这主要还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介质替换事件。类似于近现代的废两改元，表面介质的更换反映了实质内容的剧变。废两改元的实质不是把银两改成了银元，而是废除中国本土金融体系，全面买办化。明代收税以白银计算则表明了管理体系特别是财税体系的剧变，但是重点不在于用不用白银。张居正改革后明朝以白银为基本货币金属，意味着经济和财税体系已经转型了。就好像越南南部以美元为主要流通外币，北部以人民币为主要流通外币，说明他们南北方的经济结构深受两国影响。张居正改革以后，明朝以白银为基准货币，意味着明朝经济结构中，或者说，明朝财政结构中，财富的来源，从传统的农田赋税，转向了以东南海洋贸易。或者说，转向了大航海时代的航海贸易圈的贸易利润。

张居正死后，明朝立即对张居正进行了清算。这其中，可能包含有明神宗对权臣的错误理解。因为，传统儒家经常讲解的历史故事题材之一，就是权臣如何对付皇帝、皇帝如何铲除权臣。这些故事里面儒家的学者们从来不解释权臣是怎么来的，皇帝是怎么来的，有没有维护皇帝的权臣，以及普通大臣为什么都是忠的。明神宗对张居正的态度，影响到了对张居正处置得轻重程度。但是，执行者都是老官僚。明神宗不明白，他们也不明白吗？而且，轻重只是皮毛，核心问题在于为什么张居正死后明朝很快就对张居正进行清算。这是个比较大的问题。本文重点是万历，所以对此简略地说一下。张居正被清算的主因，是他尝试将明朝管理系统重新约束起来。正德年间，曾有大臣建议对在京官员但常年请假的进行清理，对地方官员则按照几年一个周期进行审计。这个大臣很快就被作为奸贼杀掉了。张居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亲自干了这些事，还干了好多年。所以他的被清算是很容易被理解的事情。因为重点是万历，这个说法比较简略，其实事情细说起来还有很多复杂的原因，这里不展开了。

在张居正死后处置一事上，作为一个新君，万历的表现比较识时务。因为实际上万历没有能力阻止这场清算。这样做损害了明朝自己的根基。不过，这种损害倒也不一定就达到了可以毁灭明朝的地步，只能说是有害的。

万历不上朝的事情，很多人也谈过。有人提出他身体不佳，因为长期镇痛导致麻醉剂成瘾，所以上朝比较困难，以此为他开脱。这事儿其实不大。因为明朝处理政务的主要形式不是上朝，所以上朝本来就不是一件特别必要的事情。明朝本身有内阁，内阁会议，司礼监票拟，诸如此类的制度，政务大多需要这些会议来处理。上朝这种传统形式，已经不是明朝政治运作的主要形式。这就好像现代政治的顶级行政会议大多是内阁会议，一般不需要国王、皇帝、总统亲自召开全体会议，你不能因此就说他们怠政，说首脑们一年才上一次朝。万历年代比较有危害的行为其实是缺官不补的问题。这个问题的关键也不在于说缺乏决策者，因为可以有很多人代理。问题在于影响了培养后继者。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危害。可是这个危害也不尽然是不利的。万历皇帝时代固然缺官不补，万历一死，太子新君即位，新皇帝就很容易通过补授官缺而获得政治加成，政治上会比较稳定。这是一个长远看有一些危害、但是只要新皇帝正常在位、好处比坏处甚至还多一些的事情。

万历战争被认为挖空了明朝财政、导致明朝灭亡。这件事和万历征收矿税等贪财行为可以结合在一起看。一个很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明朝财政危机并没有在万历时代爆发。这一问题真正爆发出来主要是在崇祯时代，中间隔了最短也有七年多。这一转折的关键点有两个。第一个，万历死后，明朝立即宣布废除了矿税。第二个，天启年间，明朝支出巨资修筑辽西防线。都说开源节流，明朝是废源增流，就这还撑了七年。值得一提的是，废除矿税，是在明光宗泰昌年间进行的，而明光宗泰昌皇帝在位仅仅只有一个月。换言之，废除矿税，是在明神宗去世后明朝官僚系统心目中最为紧迫的一件大事。儒家有句话，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但是明朝官僚系统一个月都等不了，可以说一抔之土未干，就已经人亡政息了。常言说人一走茶就凉，明神宗这是人一走茶就被倒了，连凉都等不及。

据一些学者考证，万历皇帝征收了二十多年矿税，一共大约征收了五百多万两白银和万两黄金。还有一些学者立即指出，万历皇帝为了让福王就藩等封建礼仪活动，支出了多少银两。言外之意，就是这笔钱被万历皇帝自己用了。不过我注意到了另外一组数字，万历时代有著名的万历三大征，平定西南的播州叛乱，平定西北的宁夏叛乱，平定朝鲜的日本叛乱，一共花了一千一百多万两白银。那么万历三大征的钱是怎么来的呢？有没有矿税，皇家礼仪行为一样都要花钱。在支出不可避免、减少也有限的情况下，开源才是关键。

开源的时候，如何开源，向谁开源，展现了执政者的风采。矿税征收开始于万历二十七年，直接原因就是明朝当时连出大事，开支巨大，但是，即便如此，明神宗也没有向农民加税，而是决心向富裕的工商征税。这一形势在现在有个近似事件。现在个人所得税的主体是工薪阶层上交的，但是与此同时在征税对象中，工薪阶层的收入占比还不到两位数。换言之，真正有钱的人都想办法避税了。这个时候国家要加税，宣布不对工薪阶层加税，只对富裕阶层加税。应该说，这个政策是对的。不过，历史上一般都回避了这个问题，只强调说这是因为万历皇帝贪财。

说到贪财，其实万历皇帝真的做过一件非常贪财的事情。万历皇帝曾经派遣太监前往吕宋，调查了解西班牙军事经济情况，想抢夺西班牙白银。一般而言，派遣人员出外调查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能够达到派遣太监出外调查的地步，那就是非常重视的问题了。后来万历发现吕宋只是西班牙掠夺的美洲金银的转运站，攻打吕宋并不能够获得金银财富，所以就此作罢。有一则民间故事，说中国有个古代皇帝想要进攻某个国家，该国就组织了一艘全是老人的船去欺骗中国使者。说这些老掉牙的老水手，出海的时候都是棒小伙子，但是因为航行到中国要几十年，他们都变老了。于是中国皇帝打消了侵略他们的念头。这个故事是我小时候看到的，非常特殊，所以一直记得。现在看，似乎就是讲的万历皇帝。说起来，明朝远征美洲去解决后金造成的财政危机，这个办法确实有点远水不解近渴。但是，尽管万历放弃了，西班牙依然针对吕宋华人进行了屠杀。不过明朝也不算无动于衷，在明朝的操纵下，吕宋也爆发了反抗西班牙的起义。最后起义军因为始终无法攻克马尼拉堡垒，在西班牙不断偷袭的情况下暂时失败。随后，中国本土在当时也很快就自顾不暇，没有再次染指吕宋，至今。

所以说起来，万历皇帝所谓的贪财，是一件不一定存在的事情。而且进行战争都必须压榨后勤，不想办法找钱的才是奇葩。万历皇帝在找钱的时候知道不能从基层百姓乃找钱，而是顶住压力首先向上层开刀，这其实证明明朝中央政府还能够正确履职，没有到必然灭亡的阶段。一直到了万历末年，明神宗才援引旧例，开始加派“辽饷”。

明朝财政问题的一切转折几乎都发生在万历死后。

首先，万历一死，一个月内明朝就废除了矿税，财政收入大幅度降低。

其次，面对辽东军事危机，明朝选择了投入巨资（年投资相当于万历三大征总投资的二分之一）的辽西防线。

然后问题很快就爆发出来。一是明朝陷入了财政危机，到了崇祯时代发展到“三饷加派”（后被清朝转入正税，然后声称永不加赋。接着就开始强行征收各种“捐”款，要求老百姓“自愿捐献”。捐献都是自愿的，只是不捐的自然不是良民，需要开刀问诊（zhan）。于是在清代形成了“捐税”一词）。二是清军不断绕过辽西进攻内地，辽西没有发挥任何积极作用。实际上正是因为钱都花在了辽西，明朝才没钱在别的放修筑防线和更换军事装备。在古代防锈技术十分落后的条件下，由于钱都花在了辽西，明朝长城防线很多地方多年都没有更新装备，可以说基本上废了。而且由于钱都给了辽西，而辽西防线却拿着物资通过蒙古和后金做生意，导致亲明拒清的蒙古得不到好处、亲清拒明的蒙古好处多多，最终草原上的蒙古部落逐渐倒向清朝，于是清朝每次都能绕道蒙古，绕过辽西进攻内地。这些蒙古部落也就不再为明朝提供预警，以至于清军入关的时候明军才知道对面的蒙古人已经换成清军了。

一个是断了财路，一个是花了钱没什么用，这都加剧了明朝财政危机。但是这些危机都不是明神宗造成的。恰恰相反，危机爆发的时候明神宗死了很久了。所以，说明神宗花了多少多少钱导致明朝没钱的人，都无法面对一个矛盾：

为什么明神宗死后一个月就上台的孙子明熹宗有钱（花了几百万两在辽西修景点），而明熹宗死后明神宗的另外一个孙子明思宗却没钱（混到三饷加派的地步）？

明神宗没钱，明熹宗有钱，明思宗没钱。那中间明熹宗的钱天上掉下来的？要知道明熹宗即位的时候才16岁，在位7年，去世才23岁。难道是明熹宗拍卖自己亲手做的木制工艺品了？

明朝灭亡时的财政危机与明神宗的开支其实没有直接关系。万历死后，废矿税、加派、辽西白花钱，这些举动是以明朝文官系统为主导进行的，而这些直接导致明朝财政危机。所以网络上有了明朝不是亡于阉党而是亡于文官的说法。其实这个说法略有些偏激，因为明朝还是有很多文官战死的，明朝投降的太监也很多。当然，文官系统掌握了主要权力但却把事情给搞砸了，说他们负主要责任也没毛病。

在这里其实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所谓明太祖朱元璋的军事制度是否导致了明朝灭亡。一般流行的认识，是明朝实行卫所制，很多人认为这一制度效率低下。但是明朝几百年繁荣稳定，也不见得效率有多低。怎么算，也比宋朝强不是？（误伤宋粉还望见谅）但是较少的人知道，卫所制度下，明朝等于有两个国家。一个国家是由文官系统布政使司管理的平民化社会，一个是由武官系统都司管理的卫所。二者都有领地和居民。然后更少人知道的是，辽东地区，主要是由都司管理的。辽东都指挥使司名义上归于山东布政使司领导，实际上二者隔着大海，直接关联不大。而且二者有军政民政的区分，联系比想象小得多。也就是说，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军管区域，而且较为孤立，与当时明朝内地的都司、省有微妙的不同。

那么是不是明太祖朱元璋留下的制度导致了灭亡呢？不是。明朝灭亡在技术上有一个重要因素。熊廷弼曾经建议召集各地客军来辽东作战，并且点名要求是名将+亲兵。一般人对这个概念不甚理解，这个名将+亲兵用现在的话讲就是：

种子部队。

熊廷弼要求集中各地的种子部队来辽东作战，一定是有意图的，但是我们现在很难用文字资料去证实熊廷弼的真实想法，只能推测这一行动可能的影响。种子部队，是可以通过提供充足资源进行大规模扩编、形成新的常备军团的。换言之，既然辽东军事已经崩溃，辽东军事体系已经不可信任，那么这些种子部队来到辽东进行实战检验之后，可以拿来重建一个新的辽东军事体系。

取代辽东将门，让李成梁、祖大寿、吴三桂，通通靠边站！

从这个角度说，熊廷弼的做法十分重要。

但是，熊廷弼只是在明神宗在的时候得到信重。明神宗一死，熊廷弼仅仅保持了辽东军事统帅的空名，实际上被架空。与此同时，辽东遭受了严重的军事失败，熊廷弼召集来的客军种子部队大量被消灭，熊廷弼自己被抓了起来，最终被杀。

这个时候我们不得不回想一件事情，那就是李成梁父子经营辽东多年。为了实现这种经营，他们必须要拼命笼络朝中官员。明代有过一个例子，曾经有官员认为努尔哈赤是心腹大患，要求进剿，遭到拒绝。争吵到中央，最后硬是压了下来。可见辽东将门活动能力之强。值得一提的是，有可能打算要起用客军挖掉辽东将门根基的熊廷弼，曾经在辽东做过巡按，查过辽东的底。

客军种子部队被消灭后，明熹宗的老师孙承宗，提出了以辽人守辽土的建议，巩固了辽东将门的地位。此后，孙承宗失败前夕，熊廷弼被杀。

孙承宗失败与熊廷弼被杀这个过程很“政治”。首先，熊廷弼在1621年因为失败而被抓了起来，但是其他将领也大体赞同他的将略。可是，孙承宗在1622年否决了王在晋、王象乾等重要前线军事主官退守山海关的意见，亲自前往辽西。期间，又否定了其他重要军事将领退守山海关的建议，最终大权独揽。

反对孙承宗的是这样一些人。王在晋是兵部侍郎，王象乾是一员老将，卓有战功。王在晋一开始打算进攻广宁，被王象乾说服，决心退守山海关。二人的意见均被孙承宗否决。明朝经过廷议，派遣具备军事经验的阎鸣泰和孙承宗共同参与辽西军事。但是孙承宗认为他不行，有意架空他。于是明朝又随孙承宗的意思，换人，换上了还是具备军事经验的张凤翼。然后孙承宗认为张凤翼胆怯，因为张凤翼也认为应该退守山海关。于是孙承宗又不满意。明朝只好将张凤翼也撤了，并且撤销了与孙承宗并列的职务，将军权全部交给孙承宗。

一般来说，一个人，非要大权独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忠臣，一个不是忠臣。

那么孙承宗是什么样的人呢？

在这样什么都按照孙承宗的意思安排之后，明朝要求孙承宗做点人事儿，那就是向敌人“继续”进攻——之所以说“继续”，是因为孙承宗说自己在辽西这块地方收复了很多土地。

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其实后金一直没有在辽西活动。因为按照熊廷弼的设计，辽西实际上是个大口袋，后金一旦进入辽西，就会被陆地上的蒙古和海上的明军两翼袭扰，然后走辽西一直走到底，走很多天，才能走到山海关，而山海关本身又是雄关，一天两天根本打不穿。进攻一旦受挫，需要后撤的时候，明军就可以坐船抢在后金撤退的路上，打他个饥寒交迫。所以后金面对这个大口袋根本就不敢钻。

一直到后来，孙承宗和袁崇焕在这个大口袋里修了很多可以供应大军吃饭驻防的城池、堡垒，清军也很少在辽西逗留，而是尽量从蒙古绕道。因为辽西是个近海长廊，明军水师随时可以袭扰。

所以，尽管孙承宗把口袋阵的阵芯给填满了，但是后金还是不来。与此同时，孙承宗也就没有真的和后金打过实在仗。

在这重情况下，明朝要求孙承宗进攻，他一反之前否定别人、不肯退守山海关的态度，死活不肯真的发起进攻，而是一门心思在辽西花钱。

作为帝师，孙承宗身份特殊，明朝很难处置他。

不过，明熹宗天启皇帝朱由校有个习惯，就是喜欢亲自调查了解军情。如果自己不能去，就派情报人员调查前线实情，并不只看报告。

最终，一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1625年八月，被关押多年的熊廷弼被杀，传首九边。次月，孙承宗战败，离开辽西。

多年以后，清军绕过辽西防线，打进内地，攻破孙承宗老家所在县城。史书记载说，孙承宗全族被杀，满门忠烈。网友调查则发现，全国各地都有很多孙承宗后人出现。这总得有一个是假的吧？刚才说了，一般来说，一个人，非要大权独揽，只有两个可能。一个是忠臣，一个不是忠臣。孙承宗全家都死光了，大概，可能，是忠臣吧？不过话又说回来，是不是忠臣，是按照全家都死光了来算的吗？这个标准总让人觉得哪里不太对。

不论怎么说，明朝灭亡，和朱元璋的军事制度，关联是有一点的。但是更主要的因素，还在于当时东北地区相对隔绝，以及明朝末年熹宗时代的处置不当。

这个处置不当，第一是种子部队的大量被歼。这个其实不是明神宗的锅。因为他的处置是准备筛选新军，他死了才搞成种子部队被搞死。第二是孙承宗炒作的辽西房地产热。有意思的是现在很多人似乎很赞同孙承宗这样炒作房地产。然而辽西房地产热也不是明神宗搞起来的。明神宗的打算是熊廷弼的三方布置——也就是把辽西做成一个大口袋，把辽西空起来。孙承宗和熊廷弼二者的区别就好像规划设计城市片区，一个人将平房全部拆掉，然后全部盖成高层，容纳人口翻五到十倍乃至二十倍，然后大马路还是那些个，等以后成为“堵城”的时候他早就官升几级退休、拿着钱到某个看中的旅游城市养老去了。还有一个人也是把平房全部拆掉，但是留空修停车场和大公园，边上建几个小区，人口翻上两三倍，道路和停车位则明显增加，硬是在原先的棚户区造了个宜居环境。然后这哥们就可能因为大夏天穿衬衫竟然还在里面套背心，或者是大冬天穿着连帽的棉袄竟然还要另外戴帽子，明显有奢靡之风，给举报了。就这个比喻来说，孙承宗之死属于在旅游城市颐养天年逛着玩的时候，偶遇了一个因为实业破产炒房失败流浪在大街上的流窜犯，流窜犯打算随便抢个人，正好逮着他，就把他捅死了。官方还给他写了悼词。熊廷弼则属于被举报之后认定有罪，抓起来超期羁押好几年，最后毙了。弄到最后，到底这俩谁是忠的，外人也看不出来了。

说起来，万历皇帝对于明朝灭亡确实是有一点锅的，只是这个锅没有想象得大。他的锅就在于，没有激浊扬清、澄清玉宇。而他实际上是有点本领的。在身体明显不健康的状态下，虽然没有再造山河的能力，但是遇到事情进行处置时，决策基本在正确范围内。捎带着明熹宗时期才是明朝走向崩溃的关键。但是明熹宗在末年也对此进行了纠正。比如说，这样一个高中生年纪的皇帝，最后能够超越这个年龄阶段，认清自己很推崇的老师是个大忽悠。而处置的时候也很有分寸，只是让他光荣地回家养老，一点也不偏激，没有开刀问诊（zhan）。明熹宗对明思宗说“吾弟当为尧舜”，其实成为尧舜是他自己的理想吧。明思宗即位的年龄和明熹宗相当，但是看起来他有一点自卑心理，非常渴望得到世人的承认。由此导致了明朝的悲剧。比如说，明思宗即位以后，下令处决了万历末年输掉了萨尔浒之战的杨镐。这种打死老虎的命令很没意思。他的祖父、父亲、哥哥都放着杨镐不杀，他非得杀，在当时国家危亡的环境下，不说百废待兴至少也是火烧眉毛，此举简直有点无聊。

万历皇帝被张居正作为明君来培养，就后来明神宗的表现来看，明神宗的表现中规中矩，能够把握住基本的界限。从萨尔浒之战的失败来说，英明天纵、明见先知固然达不到，可是从接受熊廷弼重振辽东的决策上看，知错能改、随机应变确实可以。谈不上最优秀的皇帝，但是如果按照九品来分的话，怎么也能评到上等。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他自己犯了多少错误，而在于他的孙子崇祯缺少攻击点，所以找茬只好找他。比如说，明熹宗被指责是木匠皇帝，重用阉党，然后黑到头了，没法再黑了，因为明熹宗时代没崩。明思宗时代倒是崩了，但是他个人私德没问题，有问题的就是施政经验不足，换人太快。所以追根溯源的时候，只能尽量把锅扣给明神宗。现在风气稍微好一点，知道把锅扣给文官集团了，他的锅还算少一点。其实文官集团本身也是有派系的。比如说王在晋也可以认为是文官，他和孙承宗就不是一路。而孙承宗到底算不算东林党呢？东林党算不算文官集团呢？东林党能背多少锅呢？这就是另外一个纠缠不清的事情。

其实时真要说起来，明朝末年灭亡有一个深层次的制度原因。这个原因和明朝本身关联不大。这个制度原因早在秦始皇时代以来中原王朝系统中就存在。

这就是皇帝职务选拔制度问题。

皇帝也是一个职务。中国古代职官制度在先秦时代有一个重大演变。秦汉以前，或者说东周以前，官员基本都是世袭的。贵族们垄断岗位，世代承袭。有的职位完全在宗族内承袭，有的职位完全在家庭内承袭。但是随着竞争压力的增大，人才需求越来越旺盛，雇佣官僚越来越多。大量的人才被发掘出来，发给他们俸禄，给予了职位。雇佣制开始成为新的任官制度，岗位逐渐不再是世袭的。这里面楚国很有意思。他们看到了周朝分封诸侯的弊端，不搞世袭制，但是他们还是搞终身制。周朝在一个地方封一个诸侯，让他们自己世袭。楚国在一个地方封一个诸侯，只让他自己干一辈子，子弟不许继承。但是后来还是搞成半世袭制了。与此同时，周朝的一些诸侯国，则开始搞任期制。说好了干一年，或者干三年。但是当时还不规范，经常是干完一年又一年，最后被派出去任职的人不干了，造反打了回来。以前有个成语叫做“瓜代”，是说瓜熟了就换回来。但是瓜熟了还不让人回来，人家不肯当傻瓜，就打回来了。到了秦始皇，彻底废除分封制，全都是雇佣官僚。因为步子太大，楚汉相争的时候又倒回去了。汉朝的时候就承认现实，该封的封，该揍的揍，最后弄成一堆小诸侯国，而且诸侯国必须接受汉朝任命的官吏，才算实现了大一统，形成了全面的雇佣制。这一制度和汉朝本身的军功爵制度结合，形成了既有世袭制又有雇佣制的制度体系。在这个制度体系下，儒家自然而然地兴起了。因为儒家原本就是依附于贵族体系之下，负责帮贵族老爷忽悠人的。这种二者杂糅的体系一直到唐朝以后才算在中原王朝体系内结束。然而元朝和清朝又部分恢复了这种杂糅的系统，其中清朝后来在内地修改了这一系统，变成了依托满蒙驻军和贵族官监视文官系统工作的方式。满城、满蒙驻军其实是世兵制，属于世袭职业，不算一般所说的世袭制任官系统了，不是一般所说的世官制。但是，无论是秦还是汉，都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谁都没有把君主这个职位改了。在所有人都改了之后，君主职位依然是世官制。而且这个君主世官制还有个大问题就是，秦汉时代已经基本消灭了周代那种整个宗族都掌握君主继承权的制度了。比如说西周时代，国人和野人分得很清楚，国人可以认为就是统治部落，野人可以认为是被统治部落。君主虽然是世袭的，但是他们实际上还要在国人当中接受锻炼。东周时代公子争夺君位的事情很频繁，能力锻炼也是有的。秦代以后，往往是母以子贵、子以母贵，选材范围急剧缩小到家庭内部，锻炼范围也急剧缩小。可是，一旦登基，他们面对的就是从整个国家中竞争出来的官员。于是，君主的能力在统计学上必然地会弱于臣子。结果就是越到后来，越是需要在制度上加强皇权，但是实际上皇权却越来越受制于臣子。有压迫才有反抗，正是因为大权旁落，所以才要加强集权。

秦汉以后君主职位的世官制和之前先秦时代的世官制在选材范围上的重大区别也导致一个问题，就是从统计学上来说，某一个时段缺乏合格的继承人，是必然事件。绝嗣是一个问题，有后嗣但是太小，也是一个问题。比如明朝末年就遇到了这个大问题：明神宗是一个成熟的老皇帝；他一死，接替的明光宗是个成年皇帝，原本可以正常履职的，结果一个月就猝死了；然后就是年幼的明熹宗仓促接班；明熹宗长大了，眼看国家有个成年人做皇帝了，结果他也突然死了；于是又换了明思宗，他也是个小皇帝；好不容易等明思宗比较成熟了，长到三十多岁，亡国了（比较起来说，明思宗的成长速度比明熹宗慢了好多。同样都是16岁即位，7年明熹宗就琢磨明白问题了；明思宗花了17年，连个迁都的事儿都搞不定）。所以要打分的话，明神宗往好里说能进上等。一般人觉得他不那么好，主要是背得锅太多，这样也能算是个中等皇帝，要是光看锅，能打到下等里去；熹宗能进中等，要是活得长，表现好有可能进上等，表现差能掉到下等里去；明思宗放中等里很勉强，主要是私德还行，放下等里可惜了，但是没法放上等里去，没机会。

最可惜的就是张居正了。

站在了首辅争霸赛的巅峰，没有学自己老师徐阶一样培养出一个思想的接班人，自以为自己的接班人实际上的大明皇帝，谁知道朱翊钧这菜鸡啥也没学到，啥也没领会，朽木不可雕也。

万历皇帝，真的是辜负了太多人了。

简单来讲，就是个朕死以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货色，严格意义上讲，熹宗和怀宗都属于背锅侠，背着他爷爷的那口大黑锅，越走越沉，直至被压死。

首先是贪财，神宗贪财手段主要有一下几点

第一是借口大婚典礼，从户部太仓库挪用京边钱粮

潞王大婚，【据奏内款开各色金三千八百六十九两，青红宝石八千七百块，各样珍珠八万五千余颗，珊瑚珠二万四千八百余颗。】

万历十三年四月
银作局太监张守养题称：五公主婚礼合用金两器皿等件，行户部买办，该部执奏，查得万历六年二月内，奉旨每季添金花银五万两作买办应用，迄今七年，通计添进过一百四十万两。夫本部所掌钱谷，原系备军国重大之需，各监局自有额派供应上用钱粮，而至责之本部买办，非祖宗定制也。添进五万之数，原为买办应用，今额外之添进如故也。金宝之买办又如故也，非所以示信也。具奏，内开各色金二千三百余，青红宝石八千二百余，各样珍珠八万六千三百余，太仓之积非如泉水，其何能支？
有旨：这金两系婚礼急需，内库偶值缺乏，暂行买办，你这等既说，准减三分之一买进。

万历十四年五月
谕户部取金宝，奉圣旨：朕第六妹婚礼，合用物料着该衙门上紧造办，钦此。户科都给事中田畴上言：内开各色金四千三百两，青红宝石九千九百一十三块，西珠六百颗，各样珠九万二千七百一十七颗，珊瑚三万六十颗，珊瑚等料二十七斤七两，翠毛一千七十五个，各色香九千八百三十四两。

万历十六年七月
谕潞王之国，户部题覆计用，金珠宝石等项银三十万余两，今外库实在之数仅一十五万有奇，已尽数凑解辽东年例，不知皇上今于何处取给？尚该各边年例银一百三十万余，臣等方日夜焦思，寝食俱废。奉圣旨：你部里既说库藏匮乏，准原数三分之一买进。内象牙皮张照旧。

万历二十一年十一月
谕停皇长子出阁，寻复谕出阁。时内承运库太监孙顺开出阁该用器皿金珠等项，叶金不等，约计价银三万六千四百余两。晴禄宝石不等，约计价银一十二万九千二百余两。珊瑚、琥珀等约计价银一万八千七百余两。龙涎香等计价二万五千二百余两。

万历二十三年三月
谪户部买办金珠，内承运库太监孙顺题：急缺婚礼金珠金四千余两，宝石八十余块，西珠二百余颗，各样广东珍珠九万二千余颗，珊瑚珠三万颗，翠毛一千八十五个，余有差，下户部。

万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
户部等衙门，左侍郎李汝华言：皇太子册立，国家之钜典，其次如瑞王、七公主先后婚礼及今福王之国，金宝珠玉等费出太仓者又四百二十四万七千余矣。

万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
工部奏：惠王、桂王婚礼钱粮，奉旨借用冏寺十万，今需用甚急，而该寺俟发无期，上命作速给发。

以上各种典礼花费从各寺库挪用500余万

第二是赤膊上阵，直接向外库讨要钱粮备其内库之用

万历五年三月初一
上以内库缺乏，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十万两进用。户科给事中光懋言：国家用财有制，一应上供取之内府，若光禄寺银两专以应膳馐祭飨廩饩之费，而太仓所储则以供军国九边，非可滥费也。今光禄月费万金，仅足待三年之用，太仓岁入才足供岁出矣，仓卒有警，其何以支，请捐上供以昭俭德，命如前旨行。

万历六年二月二十三
上谕内阁：朕遵上两宫圣母徽号，内库缺乏卿等传与户部、光禄寺各十万进用。

万历六年十月初四
南京贵州道试御史王廷稷条陈时政，谓：皇上俭德彰于天下，迩因内府缺乏，岁取太仓银二十万两以益之，科臣进言虽蒙温旨批答，未见慨然允从。夫太仓银所以供边饷及诸大典礼之用，今虏心叵测，势或渝盟，荒旱相仍，输纳不继，可不预为节俭之图乎？

万历七年三月初一
辅臣张居正等题：该文书房口宣圣意，圣躬万安，两宫圣母例有进奉及内外人等合行赏赉，目今内库缺乏，欲传取光禄寺银十万两应用。臣等看得该寺积贮银两本以供办天庖膳馐，圣躬康豫增福延龄，因此进献。两宫颁行赏赉又事之不常有者，臣等不敢抗违。窃惟财赋有限，费用无穷，积贮空虚，民膏罄竭，不幸有四方水旱之灾，疆场意外之变，可为寒心。此后望我皇上凡百费用痛加樽节，若再有取用，臣等亦决不敢奉诏矣。

万历八年二月二十
上以谒陵应用银两内库缺乏，著光禄寺将节省膳馐余积进十万两，户科郝维乔等奏言：岁时丰歉难料，区区余积尚恐不支，何堪取用，乞仍酌量内库取充诸费，以光俭德。上令从前旨。

万历八年十一月初六
时以慈圣皇太后圣节赏赉及皇三妹装奁所需，谕户部、光禄寺各进银十万入内，部臣以溢取太仓非旧制，且悖明旨，上从之，令光禄寺以十五万进，科臣郝维乔、蔡时新、张鼎思等各有疏请停，不听。

万历九年十二月初七
命太仓光禄寺各进银十万两备宫中喜事赏赐，廵视太仓兵科给事中万象春等奏言：国家内外帑藏供用自有定规，如金花子粒贮之内库专供御前之用，京边钱粮贮之太仓专备军国之需。前者圣母诞辰恭祝万寿，皇妹婚礼制办粧奁犹谓太仓不可借支，旋从停止，今奈何取之充皇女赏赉之用乎?且太仓虽有嬴余，不过仅支本年应用，若不及时节省，备三年、九年之蓄，脱有水旱盗贼，何以应之？会光禄寺少卿袁三接廵视光禄，给事中高尚忠亦交章争之，未从。

万历十年八月十二
谕内阁传示取太仓银二十万两，光禄寺银十万两充赏。户部言：旧例岁徵金花银一百万两，续增买办银二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皆供皇上赐赏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数多，已借过备边银一百余万两尚未补还，今年二月钦奉蠲免带徵等项本色绢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余疋，本色顏料蜡茶三十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余斤，起存本折各项银一百三万六千六百余两，本色粮米六十五万五千二百余石，马草一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三十余束，未入考成，拖欠钱粮约计本折南有二百余万两，伏望节省，报闻。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初一
诏取太仓银十万两光、禄寺银五万两为宫中喜事赏用，大学士申时行等言：各处钱粮既多免徵，减太仓之岁入，西北军饷又通行抵补，增太仓之岁出，明年岁用不敷，难于措处，乃令光禄寺取十万两，太仓五万两。时行等再执奏不可，上命停取太仓银两，谕光禄寺取银十万两进用。光禄寺官、巡视光禄科道等官俱言库贮匮乏，乞赐停止，报已有旨。

万历十二年八月十三
文书官刘愷口传内阁拟旨取户部、太仆寺银三十万两充赏，大学士申时行等反覆请减，语甚切至，上从之，即减其半。是日，谕户、兵二部秋祭山陵赏赐各项人等取太仓银五万两，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应用，兵部复持不可，不听。

万历十三年九月十四
谕兵部取银十万两，司礼监太监张诚传奉：朕阅视寿宫，赏赉不足，尔部可于太仆寺马价内进十万两，户科右给事中杨芳言：马价系京边买马之用，与别项可以那借者不同，自万历九年钦赏辽东获功官军取用以来，至今陆续支费通计八十万，此旧例之所本无，涓涓之流安足以盈漏巵之洩，不听。

万历十四年正月初七
上以宫中赏赉，内库缺乏，命取太仓银二十万两，辅臣持奏：近日京边岁费日增，太仓积贮日少，司计之臣方以匮乏为虑一时，遽取二十万为数太多，伏望少加裁节，于是拟帖取十万两，上仍添五万两，明日谕户部取进。

万历十四年八月
着户部取皇祖时银二十万两来进。

万历十五年八月
谕户部取银二十万。

万历十五年九月初十
上取光禄寺银二十万两。

万历十六年八月十四
司礼监太监张诚传谕：圣节阅陵赏赐繁多，内库不给，于太仓取二十万进用，户部尚书宋勋奏帑银缺乏状，乞免，不听。

万历二十二年正月
兵部札为钦奉圣谕，皇长子行预教礼，取太仆寺银十万两。

以上从各寺部讨要银255万两

第三，钦赐赏贲转嫁于太仆寺马价银

祖宗朝户部岁进金花银两入承运库，以备赏赐之用，顺天等府岁恭进子粒银两以备不时之用，未有取马价银者，取马价银为赏赐近日始有之。万历十二年为钦赏辽东沈阳、抚顺等堡有勒寨地方获功官旗头目军丁，共关银八万二百七十五两，
奉旨：这赏功银两着兵部暂于马价银内照数给发，
该兵部题：查得给赏各边首功银两，自国初至今二百余年俱于内库关领，一以示朝廷藏富之不私，一以示内府匪颁之殊锡，俾将士仰感特恩，奋身血战，祖宗所以为御敌防边谋者，用意甚为深远。自万历九年钦赏辽东铁岭等卫获功官军，始在太仆寺取银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五两，十一年钦赏孤山堡等处获功官，又取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两，前后两奉明旨，俱因内库偶值缺乏，着暂于马价银内支给。自万历八年以前至隆庆、嘉靖以前，未有也。臣等因明旨一时偶取一次，暂止三万有零，数不甚多，故将顺徳意不敢渎请。近日我皇上轸念小民疾苦，洞知赋税艰难，供用每事节省，赏赐率多裁抑，户部岁进金花银两一百万两，外加进二十万两，闻多积有嬴余，又与往岁缺乏之时不同。况前二次所取总之不过七万，今次给发遂致八万有余，自今以往，各边获功者踵至，马价给发者不停，偶取者将为常例，暂发者遂為定规，既违祖宗不用外帑之旧制，且非皇上暂时给发之初心。及查太仆寺马价，内以供京营补买之用，外以供九边征讨之需，比之别项钱粮，缓急不同，总计每年徴折色马价止两直、山东、河南四处，每处不及数万，迩年水旱频仍，拖欠一十四万四千七百余两，已蒙恩诏减徴。应徴者尚未完解，而抚按奏免者复将纷至，又查往岁两遇圣驾谒陵，赏贲扈从官军，又陜西赈恤灾荒粮饷，甘肃抚赏流民，辽东买补战马，共将七十余万。今年各边正例、市本、买马等银十万九千余两，顷御马监奏取马三千匹，即该减折色少徴银九万两，岁之所出者已多又多，岁之所入者已少又少，臣等若明知见今黜乏而不据实奏请，至将来误事，罪将何辞？縁是查遵往例，冐昧题请，伏乞备查祖宗以来原无马价抵赏功之例，将前项赏功银两于内库照数颁给，其太仆寺马价免发，仍谕内库如遇礼部赏功文到库，遵例照数在岁进金花银内给发，不得再于马价内议给，庶军机国计胥有攸赖。
奉圣旨：卿等所奏，朕知道了，但今次赏功银两数多，内库偶值缺乏，暂于马价银内支给。
万历十二年奉旨秋祭山陵，赏赐各项人等着户部于太仓取五万两，兵部于太仆寺马价内取十万两来应用，
该兵部题：查得太仆寺马价银两，原备京边买马之用，与别项银两可以借供御用者不同，故自祖宗二百年来，虽有重大经费，值内库缺乏，并无取用马价之例，盖祖宗知钱粮各有项下，，既不可紊支亦因马价预备买马征操，尤难那借别用，皇上试取内库先朝收支簿内各数，留神一览，则知祖宗节用崇俭之心，防微思患之意，诚万世之所当法者。始自万历九年钦赏辽东等处获功官军，一次取太仆寺银三万八千三百七十五两，一次取三万二千二百四十两，又两遇圣驾谒陵，赏贲扈从官军发银六万余两，目今驾阅视山陵，赏贲扈从官军，本部该出银三万两，又该发大同蓟镇年例市本银二万七千两，通计宗之所甚惜者。及查每年徵折色马价止两直、山东、河南四处，每处不及数万，又因各地方灾伤拖欠及奉诏蠲免者，不止二十余万，原非旧例者日益加多，岁入本係旧额者日益减少，臣等职司马政，虽系例应支给者，仍当度其缓急，量为裁抑，况今増额外，赏贲之需又取足于马价本无之内，皇上仰思租宗爱民惜费之心，必有恻然不安者，伏望查遵祖制，采臣等所言，将今取马价停止，如果赏贲数多，内库委有不敷，亦望量为裁减，以后内库缺乏，俱在额办衙门取用，免再取及马价，则我皇上监宪法祖之心与谒陵念祖之孝，一举而两全矣。
万历十三年奉圣旨：阅亲寿官赏用不敷，着兵部于太仆寺马价内取银十万两进来，
该兵部题：查得万历十二年九月内，恭遇圣驾亲诣山陵，举行秋祭，偶因内库银两不敷，奉㫖着于太仆寺马价内取十万两应用，随该本部知钱粮各有项下，不可紊支，马价原备买马征操，尤难别用，故二百年来虽有重大经费，值内库缺乏，并无取用马价之例。且近年两直、山东、河南节报灾伤，拖欠蠲免不止二十余万，况节次钦赏辽东获功官军，买补战马，陜西赈恤灾荒，甘肃抚赏流民，及圣驾谒陵赏贲扈从官军，已动支过马价银七十余万，皆近年额外之所増者，因具疏恳请停取，伏蒙圣旨：
近日宫中屡有嘉庆，赏贲未行，又扈从山陵内外人员旧有赏例，内库委的缺乏，故暂取该寺银两应用，卿等所奏，朕知道了，还遵㫖行。
是皇上洞察该寺马价银两原非赏赐之额，故暂取耳。今未逾年，又因赏赐复取该寺银两应用，臣等思得库贮有限，边用无穷，况蓟镇新复长昻抚赏，而辽左年例买马及宣大市本银两皆一时不可缺者，臣等犹度其缓急，酌量题发，矧此赏贲之银原需内库为暂取之㫖，炳如日星，费有常经，信难更易，且水旱频仍，今岁灾伤比之往岁尤为特甚，而屡蒙蠲免。近日所入较之昔日又为不同，今数年之内，伏闻我皇上念切恤民贲，从节省，内库所积必有嬴余，赏给所需亦不必取诸马价，诚是也。伏望皇上将今次所赏随驾员役，酌其定数，少为裁抑，俱于内库取给，免动马价。如果内库数委不敷，望将所取马价量行裁减分匪颁有式，帑银可裕，而我皇上崇俭之徳示信之㫖，并行而不悖矣。
奉圣㫖：还遵前㫖行。
万历十四年钦赏辽东开原地方获功阵亡被伤官旗家丁，共关银四万一千八十两，
奉圣㫖：这赏功银两着兵部于马价银内照数给发，今后但遇大㨗银两，数多的着兵部给发，不必奏请与内库，以为定例。
该兵部题：查得给赏各边首功银两，自国初至今二百余年，一切于内库关领，自万历九年以后，间或取赏太仆寺，者俱因内库偶值缺乏，着暂于马价银内给发，比银取给于太仆寺者，自皇上始。皇上试查隆庆年间至祖宗朝，有此举乎？然前时取给，虽非祖宗旧制，犹未尝定以为例，况金花银两专备皇上赏贲之需，每年进纳一百万两，后有増至二十万两，岁入不为不多，今不因缺乏，不称暂给，而著为永例，使祖宗成法旧典，二百余年凛凛守之而无踰者，一旦废弃，皇上之心何乐有此。意必谓太仆之储年来稍有嬴余，庶几足以待边臣之赏贲乎？然臣深忧过计，切谓不然。查得太仆寺马价比之别项钱粮其急万倍，今总计每年折色银两，两直隶、山东、河南每岁不及万数，迩年以来，水旱为灾，拖欠数多，十一年䝉恩诏减徴十分之三矣。御马监奏取马三千匹，已减徵折色三千匹矣。而十五年银两，该御史刘霖又题减其数矣。往岁谒陵赏贲，陜西赈荒，甘肃赏民，辽东买补战马，共发过银八十余万两，各边年例市本每年二十余万，毫不可少，今岁之所入者日少于前，而岁之所出者日増于前，前以太仆为例而赏边功，则边功年年常有，而寺储立见其尽，欲国不告急，不可得也。且皇上富有四海，中外之财莫非其财，但当筹其缓急，又何分于内外，故与其藏富于内而不以励将士之心，孰若厚储于寺而足以备国家之急，又使万世圣子神孙，恪守祖宗旧典，无谓更易成法，自皇上始，岂不为得耶！伏愿皇上恻然深思，收回成命，将太仆寺马价免发，仍于内 库颁给，以后如遇钦赏，俱于岁进金花银内给发，则我皇上崇俭之徳，纳谏之明光于天下万世矣。
奉圣㫖：大捷原不常有，这赏功银数多，内库支给不敷，故于该寺取用，今后万两以下的于内库关领，万两以上的还遵近旨行。

第四，岁添买办，金花不足则挪用太仓京边年例银补足

万历十年八月十二
户部言：旧例岁徵金花银一百万两，续增买办银二十万两，每年共一百二十万两皆供皇上赐赏之用。但近年金花拖欠数多，已借过备边银一百余万两尚未补还，今年二月钦奉蠲免带徵等项本色绢布一百四十二万七千二百余疋，本色顏料蜡茶三十三万七千一百六十余斤，起存本折各项银一百三万六千六百余两，本色粮米六十五万五千二百余石，马草一百七十七万九千一百三十余束，未入考成，拖欠钱粮约计本折南有二百余万两，伏望节省，报闻。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十四
金花银二十五万系各省直徵解，万历九年因徵解不前，进用不敷，暂于太仓库凑进，节年共借银一百三十八万有奇，户部题请今后解徵有踰数者，宜查照年数补库，以备急用，既不缺各省应进之数，亦不贻解解官久候之苦，著依拟行。

神宗于万历六年大婚，题买珠宝玉石等物，但其借口内库不敷，又转嫁于户部，命户部于夏季金花银二十五万（每年101万）的基础上，再添进五万，并定为例，季加五万，年加二十万，号为买办银

查万历六年四月，该库为皇上大婚，题买金珠宝石等件，本部具疏请止，奉圣旨：这岁用珠石等项，目今内库委的缺乏，你每既这等说，不必买罢，且将夏季金花银加五万而一并进来，钦此。
本年八月内进秋季金花银三十五万，奉圣旨：金花银着遵前谕添进五万两作买办应用，永为定例，不许违抗，钦此。

直到万历三十七年，户部实在无银可拨，才在户部尚书赵世卿与大学士叶向高的反对下罢免

据户部尚书赵世卿于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所上的《请停买办银两疏》所言，金花银564230两应陆续补进，但所欠买办银670000余两应停止数年，俟太仓稍有赢余，再照数补进，神宗遂批复【奉圣旨：宫用浩繁，这拖欠金花银两着作速进用，其买办银既说边饷急缺，准陆续补进，钦此。】

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初八
上以户部疏，命辅臣票拟，内开金花银欠五十六万四千余两，买办银欠六十七万余两，辅臣以为金花原有额派，当责令作速催解，买办起万历六年，原无额派，皆系该部设处那借军饷等项以进，今部帑尽空，镇军无粮，应暂停缓，以救该部之急，附奏上。

但实际上按照户部署部事左侍郎李汝华所上的《题为理财须秉真心，经国必求故典，谨陈足财裕国之实，以安九塞，以图完全》疏所言：“自万历初年，皇上以宫用不敷，于金花银外复有旨取太仓银二十万，名曰买办，遂为例。至三十六年，前任本部尚书赵世卿始为执奏，蒙宽缓，然迄无明旨报罢，计三十年出太仓者凡六百万矣。”

神宗的贪财，再加上张居正死后九边年例、京支等项日益增多，而户部太仓收入日益减少，造成的后果就是户部的匮乏

现有史料记载的太仓银库存银最高的年份即万历十一年，当年太仓库【老库并窖房、外库实在正附银八百七十万七千有奇】8707000两

万历十二年四月初八
户部尚书王遴言：民困财诎，查万历十一年正月起，至十二月终，太仓银库所入银止三百七十二万有奇，而所出则五百六十五万有奇，是所出较所入浮一百九十三万矣。当此之时，财不在官，又不以民，臣不能讲求其故，斟酌其宜，庸劣可见。臣尝疏请乞敕多官各陈理财之要，以凭会议，今踰四月并无为臣画一策者，伏望矜悯臣愚，容令休致，别选才力素优者代臣，庶民困获苏，国用自裕。上慰諭，不允。

万历十一年，太仓岁入372万，岁出则达565万，亏减193万

万历十三年二月
户科都给事中萧彦言：查万历十二年新收正附银三百八十万一千有奇，开除正附银四百九十八万一千有奇，是开除之数较之新收多一百一十八万。

万历十二年，太仓库岁入3801000两，岁出4981000两，赤字1180000两

故而太仓库存银持续降低为7507000两

万历十二年，太仓库【实在正附银七百五十万七千有奇】

万历十五年七月初四
礼科左给事中袁国臣言：据户部副册内开，岁入三百八十九万余两，岁出五百九十二万余两，出数浮于入数二百余万矣，其匮乏一至于此。夫裕财无多术，在生之节之而已，乞皇上于非分之请、不时之索，加意省抑，申饬边臣于练兵、修堡、夷赏诸务不至滥费，而又修水利、广储积、议条鞭、崇节俭、巡历谘访，专责守巡以务生财之实，章下所司。覆奏，　上从其议。

万历十四年，太仓库岁入389万，岁出592万，亏损203万

万历十四年九月二十八
户科给事中田畴等奏：迩承上命，本内重灾地方准发太仓银两，差廉能司属官员前去给赈，且令户部查炤灾伤分数定拟银两数目奏闻。顷以旱报者，北自直隶以迄于山东、河南、山西、陕西，而山陕为甚。以水报者，南自直隶以迄于浙江、江西、湖广、广东、福建、云南，而辽东为甚。计地而灾，计灾而赈，其所费殆不赀矣。臣等查得太仓所蓄，除老库、窖房银六百万八千七百六十九两，系祖宗二百余年之数，据在外库银止九十八万四千二百三十一两有奇，见今题发各边年例及铸钱铜价给商买珠，并补辽东增饷等银，计费几六十万金，而外库所余仅仅三十万已耳。以有限之财，而求供无穷之赈，其何能济？合宜先尽外库所储，不足或动老库，或动窖房，或援先年给赈关陕事例，借凑兵部马价或光禄膳羞，明白计数，上请给发，庶官不虚遣，赈获多益。
奉旨：既太仓银两不敷，著于太仆寺马价银内动支十五万两协济。

故而万历十四年当年，太仓库存银持续降低为6993000两

万历十五年三月十四
户部题：国家财赋岁输太仓银三百七十余万两，外供九边兵马刍饷之需，内备京师官军俸粮之用，计入计出仅仅相当。万历六年岁增买办银二十万两，岁增一岁。去年赈蠲、停抵各项，总计不下二百余万两，岁出浮于岁入，以至帑藏匮竭。近据管库主事刘兑揭报，除老库、窖房外，止余银九万两。前项岁增买办银二十万两，先该本部及科臣疏请停取，奉旨，俟数年之后积贮稍充，即行停止，仍复旧额。今自万历六年至十四年，除旧额岁进金花银一百万两外，计共添进买办银一百八十万两，正值民穷财匮。今岁买办银两春季已先进五万两，尚该银十五万两。夫此十五万两，自宫闱节之甚易，自灾民敛之甚难，乞轸念时艰，将前银暂赐免取，候来岁照例按季恭进。
有旨：内用缺乏，且照旧行。

万历十五年三月，太仓库存银持续降低为6098769两

万历十六年三月初九
管理太仓主事张悌奏称：视事凡三阅月，经收各省解纳银五十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两有奇，其见贮交代于刘主事者九十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两有奇，共一百四十五万八千有奇，而月俸、禄米、军匠、赏劳、料价及边镇年例之出至一百四十二万二千，尚不给用，别请发窖房六十万足之，是一月之入不足抵一月之出明矣。因议太仓米足支七年，而米价腾贵，官军月粮以本色与之，人既乐从，省太仓银可十万余，亦斟酌盈虚之一道也。部覆，从之。

到了一年后的万历十六年三月，太仓库外库已经无银可支，只能动用窖房存银60万

万历十八年六月甲申
石星奏：国计空虚，天变叠见，目下岁出岁入实数有难预料，惟以万历十七年准之。总查十七年入数三百三十九万有奇，出数四百九十万有奇。夫以出数倍于入数，而上年犹能办给者，赖有窖房银一百八十三万充放故也。今岁入数大略不下四百余万，及查见在库银仅四十余万，窖房银仅一百一十七万，无论一切诸费，如九边年例于下半年分当发一百四十万，尽括见数以充犹少一百余万，国计至此，可谓窘竭之甚矣。

万历十七年，太仓库岁入339万，岁出490万，亏损151万

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十七
户部言：万历十七年正月起至十二月初十日止，除旧管外，岁入太仓银三百二十七万有奇，岁出太仓银三百四十六万有奇，计岁出之数浮于岁入，今太仓见在外库银止三十一万有奇。查得万历十八年上半年应发年例，除辽东镇已经题发，宁夏、固原二镇上半年扣足应发之数，余候下半年补足外，其宣府、大同、山西、蓟州、永平、密云、昌平、易州、井陉、甘肃凡十镇年例岁额，并补延绥一镇欠少，共该银一百三十一万有奇，皆系紧急军需。今因连岁灾伤，蠲停数多，各省应解钱粮又多拖欠，以致外库不敷。查得原贮外，窖房银四百万两余，十六、十七年动支过一百七十五万有奇，见在银二百二十四万有奇，原备京边紧急支用，似应动支一百六万有奇，并外库见在银动支二十五万两，凑足一百三十一万有奇，炤依各边镇应发数目，差官解运。其下半年年例银两，待各督抚等官奏到之日，通将各镇收过各项银两、谷石与上年节省钱粮酌量扣抵，另行议发，允之。

所以，万历十七年当年，太仓库存银只剩4550000余两

万历十九年闰三月初四
太仓银库岁入三百七十四万五百两有奇，岁出京官、俸商价等银六十三万两，各边年例等银三百四十三万五千余两，所出已浮于所入，而银库各项济边止收有七十余万，户部请酌议列款以便阅视诸臣。

万历十八年，太仓库岁入3740500两，岁出4065000两，透支324500两

万历十八年五月十七
户部尚书石星等奏言：太仓银数，今岁出数不下四百余万，及查见在库银仅四十余万，窖房银仅一百一十七万。今南直、浙江、湖广诸处见被灾疫，淮扬以北连河南、山东、北直隶、山西、陕西俱报旱荒，若不及今破格一处，各边年例四百余万之资，何所给发？各省直亿万生灵之众，何所倚赖？各寺库数十万两之费，何所措办？除内庭供应，监局例有，近年所增浮于祖宗之旧者，容臣等酌议请省，仍乞敕下南北九卿科道官悉心计处，覆请施行。上令各条议以闻。

所以到了万历十八年的五月，太仓库只剩存银3570000余两

万历二十一年七月十五
总督仓场褚鈇上岁计：万历二十年，太仓银库岁入四百二十二万八千有奇，岁出五百一十五万五千有奇。又另收京粮库岁入二十八万四千有奇，岁出三十一万有奇，所出多所入凡九十五万三千有奇。

万历二十年，太仓库岁入4512000两，岁出5465000，透支953000两

万历二十二年六月
户部尚书杨俊民言：山东清吏司案呈，奉本部送户科抄出总督仓场都察院右都御史兼户部右侍郎褚鈇题称“臣以愚劣，误蒙任使，业已踰年。见去岁太仓收过各项银四百七十二万三千两有奇，放过各项银三百九十九万九千七百两有奇。”

万历二十一年，太仓岁入4723000两，岁出3999700两，当时西讨虽停，东征正兴，反倒盈余了723300两

但这个大好形势转瞬即逝

万历二十六年八月
户部奏进会计簿，大约一岁所出浮于所入可一百二十五万许。

万历二十五年，太仓库赤字1250000

二十七年所入四百五十二万有奇，所出七百七十一万有奇；
二十八年所入三百七十万有奇，所出五百六十一万有奇；
二十九年所入二百三十二万有奇，所出六百八万有奇。

万历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太仓库三年之间赤字8860000两

万历三十六年三月
户部尚书赵世卿奏上国计要览：自万历三十年起至三十五年止，总计六年，旧额该入太仓库正项银二千七百一十一万一千零，已完二千三百七十九万三百零，未完三百三十二万一千零。六年新增漕折、事例等银六百二十三万一千零。以上六年，岁办正项年例等银三千四百六万二千零，不时办进无正项金宝、珠玉、买办香蜡、羊绒等项银一百八十三万八千零。内除借用太仆寺银一百九十六万五千余两，动支老库银九十一万九千余两，并将入过太仓银用尽外，约另出银二百九十九万二千余两，俱系太仓京粮通济等库、临德等仓抵扣凑给。

万历三十年至三十五年，六年之间，太仓库赤字12109700两

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户部尚书赵世卿言：据管理太仓银库署员外郎事主事翟师雍升任交代，造册到部。本年正月十三日起至十一月十一日止，共收银二百六十三万有零。臣于病榻中拭目一观，不觉惊惶失措有是哉。国计之贫一至于此，是可不为寒心哉！查得太仓岁额共四百五十一万八千零，此定赋也。朝廷大典礼于是乎行，百官于是乎给，边镇军饷于是乎需输，将原有定派飞挽亦有定程，既不得迁延于岁月，又岂得逋欠于锱铢？乃今一岁所入辄亏一百九十余万，皇上试以为此百九十万者可减乎？不可减乎？

万历三十七年，又赤字1900000余两

有人说这只是户部太仓库，并不能代表明朝全部的财政。你是不知道明代财政中，有题借一例吗？各寺库缺钱，可以题借其他寺库的钱财急用，而户部太仓这个大漏洞乃填不尽的窟窿，最后几乎把各寺库的钱财借尽

户部太仓库到万历二十七年，除了外库银随到随发，窖房400万存银用尽，只剩老库还存有200万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十八
山东道李柄一本：天库空虚，臣心惊憈，恳乞圣明持独断、集众思，早议理财之策，以应缓急，以保治安事。臣奉都察院札委，巡视太仓银库，窃意太仓库者，皇上富有天下之库也。库以银名，必积至百千万亿无算也。不谓下库之日，臣同管库各官环视库房，一空如洗，所仅存者，老库二百万耳。

万历二十九年正月二十
户部尚书陈蕖等言：近日库贮匮乏，九边额饷踰四百万。去年那借老库银九十万，今年各处灾伤，颇多逋负，计年例少银一、二百万，况别项宣索无时。昨御用监取办钱粮，除金宝石杂料外，只珍珠一样，照估计银一千五十七万有奇，边饷关系尤重，再三讲求，惟有增开事例，可以佐急，酌宜择便，列为数款，乞敕下本部同先年两例，并赐举行，从之。

万历二十八年，借动老库银90万充年例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
御用监把总张润泽等请尊上徽号，合用金宝、珍珠等，令太仓银库给商办进。户部奏：见贮库银无银可发，及查老库止有银一百十万两，而该监所请珠宝价银不下二十五万，大礼吉期已迫，并无可那银两。且各商因欠冠婚价银四十余万，一闻此信，乌惊鱼逝，虽设法招来，无一至者。不得已许借老库银十万给发，旋收金宝等随数解进，乃该监犹求多未已。夫此老库银两，自祖宗北迁来近二百年仅积此数，非至紧迫，万无借动之理。即如九边饷银欠及一百四十余万，尚不敢借动老库。今以剏办金宝辄行借动，乞俯念该监原供内廷经费，而国计艰难，臣等万分难措，将老库银准与开销。其未完之数及今后典礼，通令承运库办发。若一应军国需用，臣等殚力支撑，庶内外均平，获免后艰。诏：老库银两准开销。

万历二十九年，老库银只剩110万，又因大典借给10万

万历三十年三月初十
户部尚书赵世卿言：太仓匮竭至今日极矣，止有老库尚存六十五万余两，此六十五万者乃国家命脉所系，断乎无再动之理。

至万历三十年，只剩老库银65万

万历三十二年九月二十五
大学士沈一贯等言：臣等捧读圣谕，仰见皇上寅畏天变，修行实政，延颈而望今日久矣，一旦放之牢笼之外，传播道路，懽声动天，所以颂皇仁而祝圣寿何但二三缧囚也。惟是四海九州，仰望如天之泽，出之水火之中者，不止此数人，诚一推广此心，使人人无向隅之泣，亦不过举手之间而已。至于库藏钱粮，财之入孔止有此数，自有买办以来，太仓进过五百余万，彼盈此虚，边饷安得不缺？财之出孔亦止有此数，自有矿税以来，民间不知将几百万填补沟壑，拖欠安得不多？户部不得已而请停免买办，又不得已而思借老库，即臣等前揭，亦议及此。近访得老库之积，今止存五十万，即太仆马价，屡借不还，寺臣争执如割己肉。此等那移总非良策，满目灾伤，从何追补？既奉明谕，臣等当与诸曹商议，且救眼前，其余再作区处。

到万历三十二年，太仓库老库银只剩50万

万历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
大学士朱赓言：蒙发工部条陈大工一本，臣匆匆拟票，但云次第举行，未及明言其故。盖皇居临蒞之所在，臣子岂不愿速成，而财尽民穷之时，在皇上不可无远虑，疏中所陈远则稽嘉靖间三殿故牒，近则引十年前两宫成规，不知嘉靖间物力有余，协助可办，四方库藏不空，百姓科派亦易，今何时也。即两宫经始，节慎库尚百十余万金，今罄然无分毫之蓄，且有累年数万之逋，而欲兴一千万金之役，该部能为无米之炊否？昨见仓场侍郎游应乾所进会计之数，老库不过三十万，外库不及数千，而九边嗷嗷之兵枵腹以待，能以三十万助工否？又见太仆寺卿连标疏云，该库马价各处借用外，老库仅存二十余万，恐一旦有事，无从得马，又能以二十万助工否？

三十三年则剩30万

万历三十四年三月十九
仓场总督游应乾言：帑庾盈缩，关国运盛衰，今外库随到随发，略无存留，而老库除十八万九千之外，又毫无余积，其诎如此。盖年例四百万之人祗足供四百万之出，频年国家多事，宁鲜倭播大工典礼总计已过千万，至于买办一节，二十余年进过五百余万，以致百年老库渐至空虚，别项贮蔵尽行那借，而四百万之钱粮有不能不以本代折者。兼之工役烦兴，灾伤改折，赈贷河工，于是太仓之粟不足二年之用矣。今为救弊，止云樽节，顾臣等经年节省，不过錙銖，乃皇上一事开销，动至钜万，即不敢望尽发大内之蔵，但当以军国大计，责之司农，供用诸条，取足内帑。至一百万之金花，固云岁额，而二十万之买办断合从蠲，不然年复一年，国非其国，愚臣并坐不言之罪，亦何益哉？不报。

三十四年剩189000

万历三十四年二月初三
户部奏加圣母徽号，缺珠宝钱粮，乞借老库数万应用。上以老库积贮本备非常，不当轻动，因兹大典需急，姑准动支，仍徵地逋补足。
万历三十四年五月十九
发老库银十万两充边饷，从户部尚书赵世卿请也。

但万历三十四年又连续两次借支老库银

万历三十七年五月二十
户部言：顷者，兵部议募有马壮兵万人，以备开原，约费三十万，责臣计处。臣部自老库八万之外，毫无所出，非恳求皇上发帑不可。又言一开原增兵费至如此，假令九边有警，各议增兵，费当几十倍。辽阳兵九万有奇，原非无兵，兵而不精，与无兵等，推之九边，概可想见。户部盖以九万之兵选付操练，皆成骁徤，不在议增也。

最终到万历三十七年，老库只剩银80000两

另一项是太仆寺银，太仆寺除在万历三大征时支援了7530000两白银给户部，之后因各种婚礼典礼借给工部、光禄寺银八九十万

当然，借枪也不是白借的

万历二十九年十二月初六
太仆寺卿南企仲请敕户部补还借用本寺银七百余万，章下户部。

这不，人南企仲就来讨债来了

但实际更大的窟窿是九边年例银，户部把自己的老库银用完后，又开始大规模的借支太仆寺银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初十
户部言：库藏悬罄，措办不前请，暂借内库或太仆寺马价五十万凑结边饷，仍严行各边清查尺籍，以杜虚冐。至于典礼上供，臣前所进约费四十余万，除退换珠宝，容刻日办进，余乞垂怜停免。
上允借太仆寺银以济边饷，仍谕典礼钱粮费不容已，中外各官咸宜仰体德意，将各处节年逋赋积余及漕折等项勒限徵解，分别考覆，边臣亦宜加意樽节，不得虚张冒破。

万历三十年三月初八
户部署部事侍郎赵世卿言：九边待哺既急，帑乏更无可处，请借太仆寺马价一百万分救饥馁。上从之，谕俟后充足，照数补还，你部仍多方催徵节省，接挤将来。

万历三十六年六月十五
户部请权于太仆寺马价银内动借五十万两，工部分解济工银内动借二十万两，分给各边，以抒目前之急。
得旨：于季进拖欠买办银数内扣留十万两，及借工部济工银十万两，太仆寺马价银四十万两。

万历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二
兵部言：蓟镇实神京肩背，藩篱一决则烽火达于甘泉，徒驱无衣无食之卒，以当十方方张之虏，所谓腐肉之齿利剑必无幸者也。皇上重念安危大计，莫如大发帑金，增守战之具。户部仍预解春季之饷，预给军士，以养其力。万不得已则请先发太仆寺银五万两，与户部额饷星夜解至军前，颁给戍卒，准备衣械。至于蓟辽一总督节制策应，宜听指麾。且杜松蓟之旧帅，若能募集敢死士万人，从山后捣其巢冗，则东虏狼顾，蓟贼必溃。宣府抚镇将领尤当一面修防，一面宣谕西虏，令其敛束部落，毋听勾引。
旨命先发太仆寺马价银五万两，户部仍陆续给发，其三镇并力防援，事宜俱如拟速行。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初四
上以蓟密警急，著借太仆寺马价银十万两，户部仍凑处十万两，速解该镇充饷备用。其俵马折价各省直将今年本色折价一年补还，其数毋得偏执奏扰。

太仆寺老库银从正德二年至万历五年，一共存有白银400万

万历五年十一月二十六
以太仆寺马价鞘多亏折，夺少卿陈联芳、寺丞葛昕俸半年，命该库银两以四百万别贮老库，永不动支。以后新收，挨年支放，不许混杂。

至万历三十年，按时任太仆寺少卿周孔教的《明职掌以重军国大计疏 》所说，太仆寺老库银还剩二百万

臣等于本年四月初六日接到兵部札付，准户部咨，借本寺老库马价一百万两，臣等仰奉明旨，自当将顺，何敢喋喋。惟是臣等待罪马政，职在典守，军国大计，关系不小，等今日不言，异日误国之罪万死奚赎，以故不避烦渎，敢据实为皇上陈之。盖本寺老库马价，自嘉隆以来封识惟谨，不许擅动，诚谓老库之银，即外厩之马也。无事折而为银，有事出以市马，以备非常，所以拱卫神京，固安根本，虑至深远，节奉明旨，不许借讨，历历可数。故自嘉、隆至今，老库马价所积几至千万，及后各部率意借讨，遂至滥觞。始曰不得援以为例，后卒以为例，始犹兵部支请为例，自后各部亦借请为例。始借犹曰勒限补还，及后竟不补还，日减一日，岁削一岁，万历中三大征率借囧金，故空之乃尔，以故屡年千万之积，殆尽今仅存二百万有奇耳。

万历三十一年四月二十三
太仆寺老库自正德二年至万历五年止，共贮马价银四百万两。二十六年东征支动一百万两，二十七年借给户部五十万两，三十年借给户部一百万两，本年又借给工部三十万两，见今实在止一百二十万两。

一年过后，只剩银120万两

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初二
时王婚并急，工部钱粮无措，上命于马价及大工银暂借，待陆续补还，兵部左侍郎崔景荣因言：臣部名为司马，必马匹有余然后可以振国威。粤自种马法废改为俵解而马少矣，又以边需浩繁，二分起派，八分折价而焉又少矣。初意谓折银在库，遇有缓急，可用价以买马，乃各边马价市本及悬赏银两俱取足于内，年例解发毫不可缺，而户、工两部及光禄寺节年借贷不下五百余万，皆在制额之外，何曾分毫补还？以致老库四百万之积，仅余八万，何以堪再借？况马价银两坐派南北两直及山东、河南，今旱蝗相继，无处不灾，则本色折色必不能完。既额发边需尚恐无措，而何可又言借贷乎？天下非无事之日也，倘变起一隅，仓卒徵发，向臣部索马，而马无索银而银无水衡之，臣肯任其责否？
得旨：冏库空虚可虑，但钱粮无措，恐误婚期，还遵前旨借给，以济急用。

至万历四十五年，只剩八万

太仆寺银不足，又开始借支南京户部、南京工部、南京兵部银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
南京户部李戴因接济陕西边饷动支老库太多，乃言：万历二、三年间，地方无事，银库收多放少。自三年起至十二年止，并入老库共银二百五十万两，自十五年至今屡经借支协济，老库止存银一百五万余两，二十二年岁收止一十七万余，而支放反三十余万两，计不出四、五年，老库必罄，乞念留都根本重地，留此以备缓急，以后遇有各边镇协济，须别为措处，仍乞补还原借。户部覆奏，诏以钱粮缺乏，务宜节省，行与各边将应减、应汰便著实清查具奏，毋事虚文。

万历四十二年正月二十四
兵部尚书王象乾又言：顷奉明旨会议，查得四十一年共欠京运银一百八十三万三千六百两有奇，此万万不可不急处以救穷军一旦之命者也，伏望皇上敕下部寺衙门，于节慎库借银三十万两，太仆寺库借银五十万两，本部寄贮冏库班价等银一十四万八百两有奇，南京兵部借银十万两，户部、工部各五万两，以上共银一百一十四万八百两有奇，尚欠六十九万二千八百两有奇。

万历四十四年十月十九
户部以边饷告急，议借兵部银三十万两，工部银二十万两，南京户部银二十万两，南兵、工二部银各五万两，疏入，得旨：令刻期解发，仍谕该部不得争执，致误边计。

南京户部在万历十二年有存银250万两

万历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七
南京户部李戴因接济陕西边饷动支老库太多，乃言：万历二、三年间，地方无事，银库收多放少。自三年起至十二年止，并入老库共银二百五十万两，自十五年至今屡经借支协济，老库止存银一百五万余两，二十二年岁收止一十七万余，而支放反三十余万两，计不出四、五年，老库必罄，乞念留都根本重地，留此以备缓急，以后遇有各边镇协济，须别为措处，仍乞补还原借。户部覆奏，诏以钱粮缺乏，务宜节省，行与各边将应减、应汰便著实清查具奏，毋事虚文。

至万历四十六年，只剩银239000余两

万历四十六年四月，努尔哈赤反叛后，户部尚书李汝华饷无所出，提议借南京户部银二十万，时任南京兵部尚书署南京户部事的黄克瓒与李汝华的书信中提到

建夷发难，增兵、增饷事理宜然，老年丈一片赤心为国，弟岂不深谅。第南京户部见在只有二十三万九千于金，一旦尽取，所存仅三万余。

南京也所存无几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
南京工部尚书丁宾言：“万历十七年库银尚存七十余万，自大工取用及传奉织造等项业已耗费殆尽矣，矧延至今日又且十年，而三十七、四十二、四十四等年先后动借边饷无虑十三万有奇，而各省直岁额解部银两近以水旱蝗灾，逋负累积，致使帑虚转甚，更非昔年之比。”

南京工部存银在万历十七年时达70余万，但至万历三十六、七年间因大工织造，及之后借用边饷殆尽

南京兵部尚书黄克瓒言：万历四十四年冬，南京科道吴文辉、郭一鄂等查盘，臣部车驾司共有船料银八十六万二千两有奇，此外武库司柴薪等银仅有三千一百六十六两三钱，职方司地租银仅存七百七两一钱，此四十五年春间实在数目。

唯一还有点积蓄的，就是这个南京兵部了，在万历四十五年，还存银860000余两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
刑科左给事中曹于汴以岁终盘库存积空虚，疏言：京库钱粮每岁额入三十万，额出二十万，额存十万逓放。昔年成积至百有余万，乃今若洗，亦大可虑矣。夫诸商称贷辨纳髓枯，则下窘纳辨不前，草场无储则上亦窘，是安可不深察其故也。大抵京库之空虚繇户部之那解，户部之那解繇边饷之不足，边饷之不足繇太仓之匮乏，太仓之滥觞漏巵未可殫述。

京粮库曾有存银100余万，至万历三十五年也基本一扫而尽

还有一个重头戏，即京通漕粮

万历十一年十二月十六
户部尚书王遴等言：太仓银库岁入银三百六十七万六千一百有奇。岁出银四百二十二万四千七百有奇。万历十一年分奉诏蠲免并灾伤织造议留共银一百七十六万一千有奇，俱该太仓抵补，岁入视岁出共少银二百三十万一千有奇。况岁入未必能如数完解，岁出则毫末不容减少，今太仓存积除老库外，仅三百余两，不足当二年抵补之资矣。国家岁运漕粮四百万石，今京、通二仓实在粮共一千八百一十八万五千四百石有奇，每年军匠在官人等实支本色米二百二十万石，银少粮多，臣等拟改折一百五十万石，暂行三年，此计之两得者也。
上曰：漕粮改折了，一时要米，怎能得到。
大学士申时行等复言：近年京仓积米足支八、九年，愈多则愈浥烂，且议折三分之一，固非全折，但欲暂行三年，则为期太远，本色太亏，宜暂准一年，以济目前之急。
上从阁拟。

京通二仓在万历十一年达到了有记可靠最多的18185400石，但因为当年太仓折色银支出太多，故折本色米一百五十石，暂行一年

万历十三年三月初八
诏改折各省直万历十三年分起运漕粮一百五十万石，甲字库绵布一十万二千四百一十匹，承运库绢四万三千五百二十有二匹，采户科给事中萧彦之议，特万历十二年年终奏缴岁出浮于岁入一百一十八万，国用不足也。

万历十三年，又因为出浮于入，再折漕粮一百五十万石

万历十六年三月初九
管理太仓主事张悌奏称：视事凡三阅月，经收各省解纳银五十五万五千一百九十两有奇，其见贮交代于刘主事者九十万二千九百三十八两有奇，共一百四十五万八千有奇，而月俸、禄米、军匠、赏劳、料价及边镇年例之出至一百四十二万二千，尚不给用，别请发窖房六十万足之，是一月之入不足抵一月之出明矣。因议太仓米足支七年，而米价腾贵，官军月粮以本色与之，人既乐从，省太仓银可十万余，亦斟酌盈虚之一道也。部覆，从之。

万历十六年，又故技重施，用京通仓本色米代替折色银给军士月粮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万历十八年时，京通二仓漕粮只够三年之用

大学士申时行复巡抚应天李涞言：
江南雨泽鲜少，闻郡城六、七月见不或涓滴，高乡之苗枯稿尽矣。位乡有水者尚可车救，然亦大费工力，小民疲困，无日能苏，奈何。所幸他出有得雨者，有可望丰收者，差足相济，不至如昨岁之赤地耳。公祖为民，焦劳具仰德意，改折之议，司农殊有难色，谓仓粟近点支三年，不可不为积贮计也

至万历二十七年，京通仓只存本色米8337000石

万历二十七年五月
总督仓场户部左侍郎赵世卿言：见今京仓所贮仅存五百六十八万二千有零，通仓所贮仅存二百六十五万五千有零，而每岁关支三百余万，度出量入不及三年。

万历二十七年京通仓入米189万石，出米386万石

万历二十八年入米275万石，出米361万石

万历二十九年入米311万石，出米321万石

至万历三十年，京仓只剩米448万石，仅足二年之用

万历三十年九月二十五
管仓场刑部左侍郎谢杰题：国家漕东南之粮四百万石以实京师，此二百年定额也。近因旱涝频仍，改折数伙，流离相望，议赈日增，兼此河工告急，坚请截留，臣视事未及五月，掣签未及两轮，而粮已报完，计收粟米、粳米共一百三十八万一千五百石有奇，累年入数未有如此其少者，今京仓实在之数四百四十八万余石，仅足二年之支。

为什么入米会这么少，无非是改折、题留，正如仓场总督赵世卿所言“迩来天时旱涝不常，地方灾伤叠见，以致漕粮数告改折，本色之运至京通者岁仅百余万，或二百余万，连年未见有三百万者。”

即便在万历三十年，暂管总督仓场刑部左侍郎谢杰也说【今岁改折一百四十六万石，去已不翅三分之一，河工天津又截留二十余万石】

所谓改折愈多，则漕积愈耗，改折渐少，则漕积渐复

万历三十年，京通仓入米1880407石，出米3151750石
万历三十一年，入米3178372石，出米2965227石
万历三十二年，入米2953444石，出米3247189石
万历三十三年，入米3018138石，出米2978146石
万历三十四年，入米2967284石，出米2948147石
万历三十五年，入米3165875石，出米3211084石

至万历三十七年，京通二仓存粮恢复到9470000石

万历三十七年四月初三
户部尚书赵世卿言：今据京仓见存六百三十五万有奇，而通仓见存三百一十二万有奇，则已及京仓之半矣。

到万历四十六年，京通二仓存粮只剩6227300石，京仓只够二年之用，通仓只够半年之用

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二十四
总督仓场户部尚书张问达奏言：仓储空虚，京仓每年支放应二百三十余万石，见在五百八十六万一千五百余石，仅有二年之积。通仓每年支放七十二万余石，见在三十六万五千八百余石，不过半年之储，拨运合蓟、密、昌三镇，岁合该三十六万九千八百余石，就令尽完，只彀当年。

而正是这种一塌糊涂的财政状况，导致了九边军费年复一年的拖欠

万历二十七年十月

他如九边年例尚欠三百余万。

万历二十八年七月

户部题：九边年例已题准发一百四十二万，乃今或逾一年，或逾年半，太仓已竭，转运全无，各处告急之文曰三四至，乞发帑银一百万分给紧急缺饷诸边，其余容臣部次苐凑发。

得旨：会各省直抚按官严限催取起解，以济急用，不得专指内帑以为接济。

万历二十九年十月

户部尚书陈蕖言：今岁金花春夏二季解完秋季进过银二十一万八千二百余两，尚欠金花、买办银八万一千七百 十余两，而十月分应进者又至矣。目前太仓如洗，各边年例尚有一百三十余万未发，冬衣布花尚在拮据木办。今江西各省陆续有文报解，岁额万无敢失，伏乞 圣慈悯念，将八月、十月分应进金花，但遇解到，容陆续补进该库，不得克期逼索。

奉旨：进内金花银两系是常朕樽节俭用，毫无浪费，尚然不足，卿等何不体念？既各省有文报解，着克期上进，不得再行延缓，在外各官不以急公为事，还指名参治，无得曲徇。

万历三十年十月

户部尚书赵世卿言：迩来帑藏虚匮，金花进内愆期，该监频催，臣之罪也。幸数日，各省直解到一十四万五千有奇，当刻期恭进，但解到者，金花也，金花岁有定额，进有常供，若买办则岁额所未及，向因 皇上有不日停止之旨，往往那之金花之内，至今日孔隙尽出，支应无方，即使今岁各省直额派金花尽数全到，尚欠二万七千有奇，倘又以今日正项之金花抵额外之买办，则冬季不足，更何以应之，是臣隐忍于今，而未免蒙咎于后，朝三暮四，臣万不敢出也。今岁时将逼，催讨毕临逼，计未发边银尚欠八十五万，转春交又题新饷，千艰万苦，备见一时，即令智巧，无能为谋矣。除金花银两尽照解到之数恭进外，其秋冬两季买办银两，伏祈 皇上暂假严程，容臣极力设处，另行恭进，不惟臣部得从宽政，即国计军需所禆非鲜。

诏：金花、买办银两常年上供，如何动称不敷，你部职掌安在？见解到者进收，其余还令严限催解。

万历三十一年三月

目今上半年已题未解与未题、应题者约共一百五十万四千余两。

万历三十二年八月

大学士沈一贯等言：昨日尚书赵世卿来，备细讲求户部钱粮，因出一揭示臣等言，内库金花银两每年额进一百万，此定制也 ，皇上增加买办银二十万，初亦谓之暂加耳，不意遂为永制。太仓所入止有旧额，此项买办原无加派，自万历六年至今共进过五百二十万，不过将边饷钱粮那移凑数耳，役托取盈，此益空匮。今年边饷该三百七十二万，而仅发一百八十四万，尚欠一百八十七万，转盻十一月，又该题发三十三年分钱粮矣。

万历三十三年五月

去年北直隶以及山东、河南与大江南北方数千里内，水旱异常，皆皇上之所睹闻也。一切应徵应解额数钱粮多议蠲停皆皇上之所矜恤也，以故太仓愈绌不可支持。即今上半年，九边年例取讨急于星火，尚欠八十余万。

万历三十四年九月

查九边年例，已题未发银七十六万六千有余，应发未题银一百四万七千有余。军士冬衣布花银以九万计，各卫折色银又不下十数万两。

万历三十五年八月

户部方苦边饷，时逾秋矣，尚少春夏额百四十余万，而见贮库者仅数千，脱巾时闻，不得不请之冏寺，冏寺以部借已多，罄冏贮不得三十万，相持久之。

万历三十五年十二月

边镇告急迫于星火，见今已题未发之饷，蓟镇等镇共欠边镇银一百二十四万七千四百八十余两。

万历三十六年二月

今日库藏处处空虚，九边岁额今岁少百二十万，嗷嗷待哺，能不寒心？虏酋未定，边事尚纷，辽左诸夷雄黠日甚，滇南又复骚动，如使未能扑灭，而重以他警，何以待之？臣愿 皇上察此数端，以天下财足天下用，勿以彼此之心，重计臣之困也。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

今以环蓟、辽、昌、保四镇三十万众，未支折色各三四个月不等，而已题未发之银几八十万两，其在宣、大、延、宁等镇者称是。

万历三十七年

九边十四镇，计旧年缺饷尚该四十五万二千四百有奇，而今年上半年缺饷尚该一百一十五万九千三百有奇。

万历三十八年正月

伏蒙圣慈准借部寺税银、马价四十万两，臣捧诵纶音顿觉甦息。其在戍卒感深挟纊又可知矣。第各边所需不下二百余万，而此四十万者出自皇上则为大旱之甘霖，散至九边犹然波臣之斗水也。

万历四十年正月

大学士叶向高言：臣于新正四日具疏以会推、考选、大僚，最紧最切三事为请，而历稽自古帝王享国久长治乱之大较以为 圣明观省之一勘，其事皆具在史册，凿凿可徵。夫以周成王之贤，周召佐之，诗书所载，无日不以祈天永命为事，然其享国仅三十七年。我朝 二祖 八宗之圣德远迈前代，然惟 皇祖肃皇帝享国最久，亦仅四十五年，天之于帝王亦若有所靳之若是也。我 皇上既享千古帝王未有之福，固必有非常功德以迓续之，乃并当行政事壅格如此，虽天所单厚，非常情能测常理，能拘然欲求，自今以后之天下长如此四十年之治安，恐亦必不得之数也。臣以新岁与九卿诸臣相见，孙丕扬则言推升不下，失职欲去，赵焕则言见署兵部，边事可忧，李汝华则言兵饷窘急，旧岁所欠各边额饷至二百五十万，束寺无措，许弘纲则言各差乏人，无计处置，相与攒眉蹙额，意皆责望于臣，臣实无颜可以居此，不得已复此陈渎，言愈危而情愈若矣，不报。

万历四十年闰十一月

户科给事中官应震奏：昨见户部一本为婚礼钱粮恳赐裁酌，又见御用监为婚礼加添，有旨：着户部再行酌处，职不觉恣嗟太息，念太仓库银四百万余，属边饷者三百八十九万有奇，顷九边共欠至二百九十三万六百两，太仓之匮可知也。

万历四十四年七月

时江西报水忽涨，民居荡析，浮尸蔽江，河南报蝗蝻、冰雹，广东报南韶一路淫雨骤决，田禾荡然，湖广报水怪突发，至山东一省流贼纵横，而九边按年缺饷总计五百余万，合民运逋欠不下十万。

万历四十四年九月

时九边之饷所在告缺，蓟、密、永、昌、易缺八十万，辽东缺四十万，陕西三边缺七十七万，宣、大、山西缺九十一万，阁臣日请发帑，上以二王婚礼不敷，犹不肯发帑金数万，令一时并举。兵科给事中赵兴邦言：“今日之二、三百万抚之而有余，他日之几千万安之而不足。”不听。

一支军队的战斗力强弱有各种原因，但物质、经济的保障是必须的，像这种军费年年拖欠，越欠越多，连起码的军饷都不能保证，那这支军队会有多少战斗力

还有缺官不补

万历三十年六月乙卯

吏科给事中田大益疏请急布贤才，以防祸乱，内言：“方今南北二部缺三尚书、十侍郎、一副都御史、十寺监司、卿九十四，台省各省直缺巡抚二十二、藩司四十四、臬司二十五，郡守而其他注籍假赍捧未任之属亦复称是。且前诸缺或经四五年而长悬，或奉五六推而不下，股肱奚恃，元首奚凭，六季之祸可谓寒心，乞速敕吏部类疏具请，有不称者无妨更推，务满公议，不旬日而中外才品之用足，天下臲卼之形解矣。”不报。

万历三十一年六月己酉

吏科都给事中项应祥条例八极：“一、内外员缺之极，两京部院大臣缺至二十余员，各省直司道府等官缺至九十余员，该部屡催屡抑，应急为点补。二、职官滞壅，自行取途，迍在外推官知县有积俸八九年不迁者，自推升疏留在内，御史、郎官有积俸十余年不迁者，应亟疏壅滞。三、鬻爵滥觞之极，今日此部开一例，明日彼部开一例，巧立名色，多方招来，甚至提举大夫亦得以钱贸，应亟罢事例。四、逐臣禁锢之极，建白诸臣一言不合则逐，一逐则去不返，丙戌以来十八年被斥诸臣不下百四五十员，虽才品不同，然随其短长皆可鼓舞器使，应亟录逐臣。五、士习卑陋之极，近来士风燕居讲究，罕闻名节，对客聚谈无非势利，彼门可托，此户可依，甚且乞哀昏夜，骄人白日，变幻闪铄，不可方物，应急端士习。六、国计空虚之极，今度支告匮，九边额饷动缺者百十余万，太仆老库借支殆尽，河工一费且远括南太仆矣。似此悠悠何所底，止应亟讲国计。七、囹圄淹滞之极，御史曹学程一言东事，幽囚蚕室，悠悠十年；知县沈听之诖误宗藩，曾无大过，亦淹数载；冯应京、何栋如、华钰、陈其蕴、蔡如川等淹淹诏狱，见日无期，覆盆沉郁，仰干天和，所关非细，应亟清囹圄。八、土木繁兴之极，自乙未祝融之后，工役渐繁，清、宁两宫鼎建不待言矣，他如乾德阁、紫光阁、万寿阁、寿皇殿、景德殿、永寿殿、四配殿、崇德殿等处陆续传造，源源未厌。昭和殿、清虚殿、显阳殿、拥翠亭、浮玉亭、飞香亭、金海亭、小南城船坞等处随工带造者靡费且十百焉，尾闾不塞，漏卮难继，将有无穷之忧，应亟罢土木。”疏入，不报。

万历三十二年正月辛酉

大学士沈一贯等言：“祖宗因事设官，为官求人，以人任官，以官举事，交相为用，始得其济。今礼、兵尚书久缺，吏部近又缺，六部侍郎止四、五人。南京部院尤缺，巡抚特遣重任也，而河南久缺。科道官向无满三考者，今踰九载而不迁。起补、选补、考补多未下，郎曹日壅，方面半续，官不得人或阖署而皆空，人滞于官，或十年而不调。”

万历三十三年五月戊戌

吏部左侍郎杨时乔言：“今南北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藩臬缺至五、六十员，郡守缺至四、五十员，以及两京郎署等官，自内而外，一皆未补。至大选教职，例于三月竣事，今延至五月，虽阁臣屡上揭帖，一概不报。夫是日暮穷途之士，行囊有限，称贷无门，加以时疫传染，死亡接踵，臣回天无术，坐视其饥饿而死，臣之所大愧惧，想皇上亦有所不忍也。”不报。

万历三十四年三月丙申

辅臣鲤等言：“我朝以天下事分任六部，而付都察院以纲纪之司，则厦屋之有柱础也。今吏部尚书缺已三年，左都御史亦缺一年，刑、工二部仅以一侍郎兼理，大司马既久在告，而左、右司马亦未有代匮者。礼部止一侍郎李廷机，今亦在告，户部止有一尚书，盖总计部院堂上官共三十一员，见缺二十四员，其久注门籍者尚不在数内，此犹可为国乎？惟圣明裁察。”不报。

万历三十五年三月辛未

都察院署院事左副都御史詹沂疏言：“今清明屇期，陵寝祭扫，额用御史监视。查故事，用御史十八员，迩者减至九员，今在京御史除以病注籍外，仅二、三人，无可应者。禋祀大典，缺焉不光，宜速行议补。”不报。先一日，吏科给事中熊鸣夏亦疏言：“前月晦日，闻会推宣大督臣，集阙下者仅三侍郎、一大理卿四人而已，堂堂圣朝，何遽乏人。至是，今廷试屇期，大臣读卷官旧有定数，查上年登科录尚有二大学士、四尚书、一左都御史，乃今则司马久已杜门，司农尚未视事，区区一阁臣未知果否趋朝，傥阁臣正卿俱未出，而列之试录以传天下，载之史册，以垂百世，谓今日何如景象乎？”俱不报。

万历三十六年五月

文选司郎中毛一瓒上言：“今铨政废弛，贤才否塞，聀心切忧之，而其最大、最急则无如补大僚、允考选、竞逸才三事。查北京部院额二十一人，而缺十四人，南京额十四人，而缺七人。”

万历三十七年二月庚午

辅臣叶向高言：“今吏部侍郎杨时乔业已病故，户部尚书赵世卿病将一载，兵部尚书李化龙病尚未愈，刑部尚书沈应文、工部侍郎刘元霖、都察院副都御使詹沂皆称病笃，只一礼部侍郎杨道宾尚在供职。”

万历三十七年六月辛亥

南京礼科给事中晏文辉言：“留都卿贰久缺，废政莫甚，乞速赐点补。”时南中乙衙门仅有五人，惟吏部侍郎赵士登、户部侍郎赵钦汤、兵部侍郎张鸣冈、都察院佥都御史丁宾、通政使王国，余咸空署焉。

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己卯

大学士叶向高疏言：“今六部堂上官共只七人，又有三人告病，天下之大，庶事之多，岂此四人所能料理。”

万历三十八年八月己卯

大学士叶向高言：“祖宗纲维天下，设立六部九卿，有长有贰，而又置六科十三道，俾司言责。科员数十，道员百余，如此之多者，岂故欲树此冗官，靡国家之廪禄哉。盖其真见股肱，耳目必有所托，少一官则废一官之事。今日之大僚不过六、七人，而李化龙、孙玮、刘元霖皆以一人而兼两署之事。夫一署原有三人，今以一人而兼两署，则是兼六人之任也。其精神之驰惊，筋力之经营固以不胜其困苦矣，而况又告病乞休，经年不入署者。衙门久已荒凉，官属谁为统帅？偷玩弛废，势所必然。至于南京部院，见在只有四人，每当署印，彼此推辞，至烦口语，而吏部尚书至今未补，大计在近，谁为主持？”

万历三十九年四月丙戌

大学士叶向高奏：“朝端空虚已极，政本独任更难，九卿中，尚书孙丕扬、李化龙，侍郎萧云举、副都御史许弘纲、通政司张养志皆杜门不出，见供事者只都御史孙玮、侍郎翁正春、刘元霖三人，而阁中供事只臣一人，又三年又余矣。假使士大夫和辑恤公，犹可少延，今门户愈分，烦嚣愈甚，即考察一事，费许言词，尚未结局。且人才有限，长养甚难，摧折甚易，议论烦多，吹求甚易，昭雪甚难，近年士大夫能而全其身名者少矣。而词林尤甚浸淫不止，更将何人以应登庸之典，乞敕该部即行会推，以待简用。九卿诸臣应补者补，应出者出，诸以职事请者，皆速赐简发，庶庙堂有人，人情亦慰矣。”

万历四十年正月壬子

吏部尚书孙丕扬奏：“臣以八十一岁之人，百病丛集，乞骸之疏业十七上。目今大贤如沈鲤、郭正域、吕坤而皆不得用，名贤如邹元标、顾宪成、赵南星、于玉立、高攀龙、庞时雍、冯从吾、刘为楫等而皆不得用，至于考选科道诸臣，犹在候旨。查各部院十四正卿，今两京止于四员。部院左右该二十一员，今两京止于九员，不惟催请取厌圣心，而大僚多属虚位，未有无官任事而可虚位以致太平者。为今日计，惟有放臣先去，壅蔽之源为要著耳。”

万历四十年五月庚戌

署吏部尚书赵焕上言：“内阁者人主心膂之臣所与造膝而谋者也，当世庙静摄时，阁臣皆入直西苑，一日御札相咨常三四。至今辅臣叶向高杜门三月矣，丝纶之地，烟锁尘封，閴无人迹，岂三月之内无一事可与辅臣相商者乎？六部分领庶政，都察院总持风纪，佐五位以率百僚，职任何如其重者。今吏部全空矣，兵部虽点尚书而未至，犹然空也，刑部止臣一人，并无侍郎，户、礼、工三部各侍郎一人，并无尚书，都察院止一副都，左都、左佥俱久悬缺，何寥寥也。以一人理一署，尚苦独力难支，若臣焕则又以刑部兼吏部，孙玮则以仓场兼兵部与京营，身虽左支右吾，势必顾此失彼，中间脱有事故，注籍数时，则公门长扃矣。欲奸毙不生而事体不废，胡可得哉。六科主封驳，十三道主紏察，凡政事得失，军民利病，朝纲国是，吏毙官邪，皆得直言。而仓庾库厂，但干钱粮者，又无不用科道巡视。至于两畿十三省提学、巡按、盐、茶马尤不可一日无御史，今六科除册封典试外，仅四、五人，孰为视篆，孰为管差。御史在内者，一人数差，分身无术，在外者一差数年，候代无期。若浙江、湖广、贵州各省，尚无人可差，不知大比大计，属谁料理，以至紧至要之官，而坐视其消磨匮缺，那东补西，不免捉襟露肘，束手无措。凡此皆祖宗以来，二百余年未有之事也。今天下脊脊多事矣，千疮百孔，人切杞忧，其所以劻勷拮据以转危为安者，惟用人为第一义，伏愿皇上念大器之必须众擎，思各官之必难终废，将候补及考选科道即涣俞旨，以济中外各差之急。其部院大僚，陆续简用，务足旧员。一切章奏，悉付内阁，亟谕辅臣入直票拟，间有不当圣心者，不访谕令再票，勿概留中，则上下之脉络通，人心之湮阏鬯，朝廷之气象新，大臣纲纪于上，科道振肃于中，百司顺承于下，庶事有不举，天下有不治者，臣不信也。”

万历四十年十二月丙申

吏部循铨政职掌，陈第一急务，曰：“枚卜当举，考选当下，缺官当补，废贤当起。今所已行者，独考选一事耳。两京九卿堂上大小共缺二十六员，顷分别去留，又复多人，各省直司道共缺十五员，此孰非纲维之司承宣所系，而可久悬不补乎？因请并释累臣。”

万历四十一年八月庚寅

大学士叶向高以圣节已屇，恳速补阁臣，疏曰：“昨科臣张延登揭谓，自皇上御极以来，阁臣二十有一人，只王家屏、沈鲤有立朝之节，而未竟厥施。夫以二十一人，仅有二人而又用之未竟，则阁臣之难盖可知矣。然以四十一年之间，居此地者至二十余人，而臣以一人独支七年，则臣之难又可知矣。固宜臣之罪万倍于前人，而臣之不可不去亦独甚于前人也。臣常念祖宗设立阁臣，不过文学侍从，而其重亦止于票拟，其委任权力与前代之宰相绝不相同。夫以无权之官，而欲强作有权之事，则势固必败；以有权之事，而必责于无权之官，则望更难酬，此从来阁臣之所以无完名也，抑亦所居之地使之然哉。臣今已身败名辱，旦夕去国，无所复言，尚望后来者有所斡旋匡济，以为此官生色，尤望皇上用其人必听从其言，使之得以展布，而毋复如臣之虚拘，则天下之幸也。圣节在迩，臣罪戾余生万万不能出拜，伫望新臣入赞黄扉，光此庆典，如再迟延不发，臣之望遂绝，虽欲不挂冠径行，不可得矣。得旨：“卿辅政公直，清谨弼亮，朕素倚毗。卿股肱大臣，岂比他员，今国家多事，当以分猷化理，何得舍朕径去。朕有何负于卿，乃迫切若此，卿宜当遵朕屡旨慰留，岂可轻率躁意。况朕寿节屇迩，百官鳞集，还著鸿胪寺堂上官宣谕，速出表率，入阁视事，以慰朕怀。其推补阁臣章疏，目前朕自简发。”又谕曰：“朕自入夏以来，因暑气湿热，头目弗清，体生痱毒，服药调摄，尚未全愈。推补阁臣昨已有允旨即目，简发大僚等疏，俟朕徐览施行。今朕寿节在迩，卿当表率群臣，岂得杜门不出，国事何赖，卿不必以小嫌介怀，宜遵屡旨即出，入阁佐理，以副朕倚托至意。”向高疏谢，复列目前紧要五事上请：“一、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各官皆久缺乏，至有全署皆空者，若再不补用，臣恐其势且至于尽，而何以为朝廷也。一、藩方重任惟在巡抚，至于河南、湖广、山东、山西、陕西皆边腹重地，安危所关。若河道为南北咽喉，漕运命脉，河臣刘士忠既已予归，一切河务无人料理，所当与各省抚臣亟为点用者也。一、林下诸臣废弃甚多，如吕坤、邹元标等一、二十人尤其表表，屡经吏部推用，未蒙允发。今圣寿日增，而诸臣之齿亦渐老矣，何不乘时擢用，以明圣世之无弃人乎。一、候补诸臣如科臣刘文炳等、台臣唐世济等，皆守候日久，同咨同馆之人皆已向用，而独此四、五臣者旅食长安，茫无职事，日复一日，将何底止。宜即允补用，以广忠益者也。”

万历四十一年十一月乙亥

署吏部事兵部尚书王象乾言：“今日之官寮废缺极矣，为两京尚书者缺其五，为掌都察院者缺其二，为左、右侍郎者缺其九，为副、佥都御史者缺其二，为仓场、戎政及卿、寺京堂者缺其十，余为总督、巡抚者缺其四。其间已点而未到，承命而疏辞者不与焉。一时公卿大夫比于晨星，从来纪纲法度渐成废格，每遇会推北顾则南穷，南顾则北穷，议正则陪穷，议陪则正穷，推外则内穷，推内则外穷，是何皇上临御以来师师济济未称乏人，而今厄塞乃尔也。乞将节次推起诸疏速赐俞允，无令天下万世疑皇上有禁锢诸臣之心也。”

万历四十二年三月甲寅

大学士叶向高言：“窃惟国家政务惟用人为急，今见在朝端尚书只有二人，而刘元霖又病。侍郎只有四人，而魏养蒙又将行，空虚已极，委难支持。”

万历四十二年五月庚辰

大学士叶向高言：“今九卿共止六人，奔走支撑日不暇给，而其最苦者，如户部之李汝华，以一人而兼尚书、侍郎之任，又兼维督仓场，米盐簿书凌维繁琐，手口俱瘁，而又加以粮饷之难处，挪借未几，告匮又至，奈何无一人分其劳、一佐其画乎？礼、工二郎有山陵之事，而以一侍郎兼总，既困其人，亦轻其典。刑部一侍郎且兼都察院矣，三法司重地，寂寥乃尔。”

万历四十三年四月丁酉

大学士方从哲言：“今日部院大臣除崔景荣初到未任外，尚书止一人，侍郎止五人，而五人中进部者一，杜门者三。兹林如楚又以不得其职，抗疏去矣。臣以为欲挽其去，当安其心，欲安其心，在行其志。如楚之疏固以朝门未建，箭楼未修，邸第寝园诸工未竣为不得其职。若何宗彦之求去，非以储讲未开，王婚未举，诸吉凶大礼未尽行乎。张问达之求去非以院堂未补，代摄难支，各处巡按御史之差未尽点乎？望皇上将诸事请告之疏尽赐简发，敕令即出视事，以后凡有奏请慨然允行，禆各守其官，明良合而庶事康端有望于今日矣。”

万历四十三年七月丙辰

南京署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罗朝国疏言：“南都右都御史八九年来无人，十三道御史不过三人耳。秋闱已迫，而监临、监试谁任？大察届期，而登明黜幽，谁司上下？两江时闻萑苻之警，仓屯二署时惧庚癸之呼，淮海东西时虑岛夷之横，赖有诸御史弹压之，今有人不用，有缺不补，徒使当事一二驰东骛西，顾此失彼，能不烦皇上南顾之忧？乞将新选御史曹汝兰等三人速赐批发，以济燃眉，南都幸甚。”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十月丙午

南京吏部尚书沈应文以南京大僚多缺，科一人，道三人，篆务需人甚急，请速赐铨补，不报。

万历四十五年十一月乙丑

大学士方从哲请补大僚及科道诸臣言：部寺大僚十缺六、七，风宪重地空署数年，六科止存四人，十三道止存五人，候命诸臣如杨道寅、张孔教、李若圭、孙之益、暴谦贞、周希令等累岁不补，言路空虚，与夫天灾时变物怪人妖诸状，不报。

至努尔哈赤起兵反明时，是个什么情况呢

万历四十六年闰四月庚辰
大学士方从哲：“奏今中外戒严转饷徵兵，所望辅臣赞襄不浅，而臣精力既衰，神识昏眊，皇上柰何以安危大计付一病夫之手，亟简阁臣以分主忧。”时内阁止一人，尚书止四人，侍郎止四人，科臣止七人，台臣在京者止十人，群臣请枚卜用大僚，下考选推升者，章多不下，故从哲以为言。

内阁只方从哲一人，率告病请辞，六部中，吏部无尚书、侍郎，由户部尚书李汝华兼署【年过七十】，兵部无尚书、侍郎，由戎政尚书薛三才代署，户部只有李汝华一人，无左右侍郎。

这种长期的缺官不补必然造成中央和地方行政效率的低下。

如六科掌印，有科抄之责（即将奏疏抄到各部议覆），一旦无人署印，奏疏无法抄出到部案呈到司，即无法执行

还有各道监察御史，科道官除了负责言路外，还有查库、巡库、阅视、巡关之责，缺人则必然影响及此，还有另外一项重要之事，即科道拾遗

另外还有通政使司的通政使，神宗也一度不补，结果造成奏疏无法上达天听

又如户部、兵部这种技术性很强的部门，非专人懂会计、财政、兵马、戎事者不能任，神宗也经常让人代署，佐贰官左右侍郎经常缺乏，都察院也经常缺人，由他部代署，仓场总督也经常缺乏。

如万历四十五年，有一百多罪犯家属聚集长安门外，原因就是镇抚司无人理刑，导致没犯死罪的囚犯监禁日久，死亡相继。

又如南京户部尚书汪应蛟所言
臣备员留计，兼摄督储，查南粮积逋之数，自万历四十二年起，至四十七年止，共一百六十余万。又查三十五年起至四十一年止，亦一百五十余万，此皆田粮正赋，并非额外加征，何有司殆缓若此。盖缘三十年来，卿贰多缺，更署不当。

出此之外还会给大臣的身体情况造成很大的损害。如兵部尚书李化龙，即管兵部，同时还兼协理戎政，兵部又无左右侍郎协助，因事物繁忙，各种上疏神宗又留中不报，军政考选也不下发，各种疾病缠身，叶向高见过他一面后，肯定的说李化龙死期快到了，果不其然被其言中。

实际上，晚明辽东的溃烂及辽事的爆发，就是神宗治理无方的最好体现

其一、军饷太薄

协理京营戎政兵部尚书李化龙言：
各边军粮皆有五六钱或七八钱，辽独每月四钱，乃辽之所以不亡者，地虽沙场，其民素称忠勇，其俗食淡茹苦为常。

熊廷弼也说
辽饷惟家丁差厚，其营堡军士月止四钱或二钱五分，每岁折色四月，本色八月。各仓旧储米豆向因盐粮援例人等，买票虚出，通关情弊，以致陈者不出，新者不入，浥烂如粪，而近收者又被官吏插和沙土、糠秕等物。各军虽得粮票，多不愿关领，遇有前项买票者，则每票卖银四五分，无则付之水火而已。而折色又假官帐，为将领所扣克，有经年不得分厘者，终岁嗷嗷，日见逃窜。

况且，这薄饷有多少能落在普通军士手里，还待两说。

辽东巡按何尔健就说
沿边穷卒，月止粮银四钱，尚不及蓟镇台兵三分之一。且每岁修守，时时防虏，非如他边，虏来有时，其防有候，其苦奚啻数倍。况粮赏已薄，又每越三四月不沾实惠，除揭贷出息外，而该管官司又有公私使用之扣，名虽四钱，计所得不过一二钱。而一人在军，一家仰赖，其将何以为生？此相率而窜徙逃亡者十有八九亦。台堡虽存，士卒多空，谁与为守？

其二、逃军日多，额军日少

辽东额兵定于万历十九年，由阅视给事中侯先春裁定

辽东巡按萧淳条陈六事，兵部覆议从之。其一补额兵以备战守，言辽镇一线孤悬，三面夷虏，无墙垣可恃，所赖唯兵。往时辽兵以十万计，视九边称雄，自万历十九年阅视科臣侯先春查汰缺伍，定为经制，兵仅八万，饷亦如之。

户科给事中韩光裕言：【国家之设经制始自嘉靖四十五年，复定于万历元年，又复定于万历十九年】 其兵额【八万一千九十余名】

实际上到万历三十七年，就只剩七万余人

兵部言：
臣部据今秋辽镇开报兵马实数，官军家丁降夷等七万二千八百六十五员名，马骡五万二千五百八十八匹。果该镇欺臣耶，臣不敢知。然兵果九万，马骡称是，恐非七十余万饷所能勾给，其间役占、隐冒难言无有。

额军日少的原因主要有二，一为逃跑，二为占役。

熊廷弼言：

辽兵之弱由于营伍之虚，营伍之虚由于役占之滥，所从来矣。顷查辽阳协营役占至五百名，宽奠营三百名，开原营亦三四百名。访之，营营大抵如此，收营精壮殷实者，办跟随，办放回，而此外又有各匠与买卖庄头樵采之役，只余一种老弱尫羸者以充操备，伍安得不虚，兵安得不弱，见虏安得不缩，而遇敌安得不败？日来为此愤恨，檄行各道照例名额定与跟伴，此外尽数裁革以充军实。独计贵衙门为一镇之主，宁远公役至三千人，后为杜公所裁，尚存九百余名，似乎犹多。

军数少，而且分散各地，愈显不足

辽东巡按熊廷弼言：
以八万之兵，散于一总兵、三协守、二十一参游、二十四备守、一百二十一堡官、二千三百余座墩台之下，而又有搪拨差调必不可少之役，计一将手下人马所领追堵者，实得几何？

如辽东巡抚李维翰言：
辽之兵何如也，名虽九万有奇，然散之一百二十余城堡，其实各营战兵八九千而止，而以当数万之虏，其将能乎？

不光兵少，辽东经过历次战役，人也大量减少

辽东巡按熊廷弼言：

辽左今日之患莫大于无人，夫辽非无人也，土沃而民聚，向尝称庶矣。自万历四年、七年、十一年受虏，而宁远、前屯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八年、九年、十一、十四、十五、二十二、二十六、二十七年受虏，而锦、义、右屯之人尽；自万历二年、四年、八年、二十七年受虏，而开、铁、汎、懿之人尽；自万历二年、三年、十年、十一、十三、十七、十八、二十五年受虏，而辽、沈迤北之人尽；自万历五年、六年、十八、十九、二十一年受虏，而辽海迤西南之人尽。间有存什伯于千万者，边吏不为之保护，听虏节年检拾无遗，虽使造物能生人，辽人善育人，而岁计所产不抵所掠，辽于是乎无人矣。自辽之无人也，举族被虏而补军不得，田土抛荒而徵粮不得，补军不得则墩军尽不得不贴以堡军，堡军尽不得不贴以营军，而营军又渐尽矣。徵粮不得则额粮亏，军食自不得不乏，军食乏，京运自不得不多，而京运且不至矣。始不得不议增军以通勾军之穷，而及其增也，又苦无人之应募，始不得不议增饷以通额饷之穷，而及其增也，又苦后来之难继。说者但谓军不必增，一清军而军足，不知辽之无人可勾也；但谓饷不必增，一清饷而饷足，不知辽之无人办饷也，辽于是乎益不可为矣。

其三、地方党同伐异，排斥他系

辽东巡按熊廷弼言：
辽左故称雄镇，近来单敝不支，皆由将官剥削军饷，军士无食，饥困流散，以至于此。然而将官剥削亦有其故，盖辽镇所用将官尽出旧镇臣门下，而旧抚臣之私匿旧人，亦间有之。虽有智勇而苟非其门下与私匿不用也。虽有部推，而苟非其门下与私匿不留也。虽其门下与私匿，而苟非有厚贿重赂时常供奉，即用焉留焉，不久也。各弁舍此一门，别无进身之路，而舍行贿一法，别无入门之路，不得不倾箧揭债以从之。而一官到手，又不得不剥军扣饷以偿之，以此浚克成风，贪残载道，盖辽左三十余年深沉固结之病，而近数年来其尤甚者也。

万历二十九年三月辛亥
大学士沈一贯言：辽东近罹倭虏之患，总兵马林革任，佥谓非李成梁不可。皇上往年特用李如松，固嘉成梁威名尚在，其子必能制虏也。今即使成梁老手展布，必当不负任使。麻贵亦一老将，但系西人，必用西兵为家丁，马林因用西丁搅扰辽人，若麻贵不带家丁，则无手足。若带家丁，又蹈前辙，不若成梁即用辽丁为简便也。

万历二十九年十一月辛丑
命辽东巡抚李植以原官在籍听用，从勘臣之议也。辽自李成梁父子世握兵权，抚镇以下非其亲嫟无不立被斥逐。植锐欲复旧辽阳，请内帑十万，募精兵五千人，筑新边以御虏，卒为李氏所阻。及奴酋陷开原，植老矣，上书言其事曰：“臣往以五军车营兵仅一万五千，御十五万强虏，被围七里沙滩三昼夜，击杀酋首围解宵遁，虏阑入首尾七日，城堡兵马一无所失，全师保境，亦可以无罪矣。乃辽人中外构害，虏退而臣回籍听勘，距今二十年，遂有此变。”盖按臣之疏，植意亦李氏嗾之也。人言植议筑边，欲籍全辽之众，三丁抽一，以事工作。辽人汹惧，故李氏得以尼植，植去而旧辽阳之议寝，辽事遂不可为矣。

其四、兵数虽多，精锐堪战者少

辽东巡按熊廷弼言：
全镇军额失亡几半，见在军虽八万余，而有马者仅十五，军羸马弱者又十五，度人马精壮者不过二万有奇。除三大营已得三分之一，其余又不过一万有奇，而以守二千数百里之边，散于两协守、七参将、十二游击、二十五守备之部下，能分几何？其步军皆不习弓马，间有打鸟铳者，据地按膝，手战战然，半晌不得入铅药。及其发也，又东的西向而不一中，一切器械皆朽钝，平原易地宜用轻车、火炮、火枪之属，又置不讲。即如开原一道，止得大将军二位。

兵部尚书李化龙言：
辽镇马步官军原额设九万四千六百九十三人，渐耗减而八万，近者岁报堡七万二千九百余人矣，较原额实少二万二千人。据御史条陈，除见在老弱，其精壮者不过二万有奇。

户部尚书赵世卿言：
全辽兵马仅止八万，而实在堪战官军不满八千，又曰以八千不足之兵，援二千有余之地，嗟嗟谈兵至此，尚耑忧臣饷之不足耶？

原任辽东巡抚李植言：
全镇而设兵马原由十万，渐凋渐耗已去二三。近虽号七八万，按籍则有覈，实则无。又且大半占役，大半防守，精锐可充战阵者不及二三万人，分隶诸路，将官部伍多者千人，少者百人，备御等官三五十人而已。

兵部员外董承诏言：
辽军额虽十万，近止八万有余，散处二千里，各营最多者马步不过千余，其逃亡者什之二，老稚者什之五，稍稍强壮者不过什之三四耳。近复挑选从征，而各营益称单弱，又半疲于奔走，倘沿边诸虏有窥虚而蠢动者，臣恐在在俱瑕远之患不独一奴酋也。

其五、不操不练，武艺不精，战斗力弱

辽东巡按熊廷弼言：
辽兵孱弱已极，精壮能几？臣阅视所至，辄私问将官该营堪战军马几何，据各对云：开原不及二百人，铁岭不过四百人，东协不过五百人，沈阳则抽选锋者十数人，射而多不能开弓，或开弓而矢不及十步，盖复则抽火枪者三十人射打，而通计之，仅中一铅，其他大都类此。犹意广宁大营兵马强壮可恃，及问游击郞名忠云：左翼营战兵不过五百人，右翼营亦然，而正兵营不过千数百人耳。

又言：
前人设立教场，宽者周围七八里、五六里，窄者亦不下一二里，原由深意，而辽将弗知也。第谓采旗擂几鼓声几炮，装塘一冲便是操法，虚演武厅前数丈之箭道便足完吾操事，而此外皆空闲无用之地。于是种麦焉，种蔬焉，种蒭余豆焉，而将将相传，遂为世产。占其军以为种地之人，占其地以妨操军之事，而一旦驰不教之人以战，宜其披甲如负板，控马如捉龙。弦未引而矢先落，刀未抽而指先伤，敌未见而魂魄先飞，不知天之高而地之下也，夫如是奚而不败。此镇自宁远公重来，占种教场，不操一军，各路尤而效之，十年于此矣。

整饬辽东开原等处兵备道右参政冯瑗言：
火器乃中国长技，反以为耻，近日虽稍知济用，但步车久废不能尽究火器之用。盖火器与步车相为表里者也，步车火器俱废，仅仅只有骑兵一样，又且全无纪律，专恃野战，马不如虏，人不如虏，弓矢不如虏，众多不如虏，野战不如虏。零尚可支持，大举则百战百败，未有能以寡敌众者。

从以上史料来看，努尔哈赤的兴起正好是万历后期二十年日渐一日的殆政，政治、军事、经济进一步衰弱，导致努尔哈赤起兵时，明朝空有一个庞大的躯壳，而内部实质却早被腐蚀。

努尔哈赤起兵后明军为什么会节节败退，各种间谍、叛徒为什么屡屡成功倒戈，恐怕除了努尔哈赤本人精于谋略外，就要问问我神宗大帝这二十年的时光里在干啥了。

如果明神宗这种皇帝都能洗白成功的话，那我觉得任何人都能洗白、翻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