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人喜欢贬低商朝，称颂周朝？ 第1页

谢邀，这个问题得两头说

首先，是不是商朝常常被黑？我认为殷商并没有被黑透。

在本题下面很多朋友回答的时候都提到，实际上在贫乏的史料记录中，你很难得到商被黑成炭的记录的，相反，在这些历史记录中，我们往往能看到好的一面。

我们能够看到上甲微寄身河伯为父报仇。

我们能够看到冥勤于治水操劳殉职。

我们能够看到成汤革命攻心为上。

我们能够看到灭夏之后成汤为了求雨差点把自己作为牺牲奉献。

我们能够看到盘庚迁殷的果断决绝。

我们能够看到武丁中兴的赫赫武功，以及与傅说的千古君臣美谈。

连孔子都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三代礼制一脉相承又各有损益，殷商的礼制承夏而启周，是绝不可以“野蛮”敝之的。

第二，我们确实对于殷商的印象不太好。这又有两部分原因，一方面，帝辛在中国古代的历史叙事中，是暴戾、奢侈、淫荡的，是帝王一切美好的反面；另一方面，二三十年代的殷墟考古为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一个残暴、嗜血、迷信的殷商时代。

与之相对的，是周代的“郁郁乎文哉”，文明、理智、充满仪式感。

这是什么？这是标签化。

王国维在《殷商制度论》中提到：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这是这一类思潮的滥觞。

实际上通过对考古成果的解读，近年来考古学界已经对殷周有了新的认识，从宏观层面上来说，殷周的制度变革、社会变迁绝不是一蹴而就的，不是武王伐纣、周公定礼之后就快速改变的，而是在西周前中期不断变迁，最终在西周晚期、春秋早期彻底成型的。也就是说，我们所认识的典型“周礼”，并非周公旦天才般的设计，而是数百年不断累积的结果。

这些最终在春秋呈现的礼制，迅速在战国时期被思想家们镀金用来为自身的理论进行背书，这些本来相当新近的制度，被误认为从西周早期即已开始。与之相对的是，殷商可资引用的史料较少，称赞也毫无头绪。

当然，我们也不能陷入非此即彼的泥潭，即认为殷商的黑点都来自后世史家的构陷，商代伟光正。很多人说周代革命之后为了合法性必须黑商代，我认为就不能确信，因为商人在殷周革命之后，仍然拥有很大的势力，不仅有分封在宋的遗民，还有大量商代贵族成为周天子倚重的官僚，目前对于殷商的史学叙事很多就是这些人留下来的，而周代的委任统辖制度又给天下诸侯官僚很大的自治空间，显然周王在意识形态领域并没有这么强大、无孔不入的控制力实际上。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看待殷商的毁灭呢？不妨求助于考古，考古是一门祛魅的学问，在祛魅之后，我们仍然可以从贫乏的史料中找到大商药丸的各种证据。

1. 混乱的继承制度：

传统认为商的衰落源于“比九世乱”时期，并认为兄终弟及的继承制度是其根源。

实际上我们考察殷商世系的时候不难发现，在殷商前期，实行的是单系的继承制度，即：

大乙1—（大丁）2—大甲3—外丙4—大庚5，即在大庚之前，全部是父子相继的继承制度，与周相同。（感谢 @林屋公子 指出外丙是成汤的儿子，露怯了，自己把自己挂着）

而从大庚开始，其三子小甲、雍己、大戊先后为王，彻底打乱了继承制度。在大戊之后，其子仲丁继位并最后传于其子祖乙，祖乙死后其子祖辛、羌甲先后即位，祖丁的儿子祖辛、羌甲之子南庚也都做过商王。而祖丁又有四子阳甲、盘庚、小辛、小乙为王，在祖乙之后，商王的父子传承仅保持两代，在祖乙之后彻底乱套。

根据目前殷商考古的结果，在殷商前期（二里冈下层一期至二里冈上层二期），殷商以郑州商城为核心都邑，以郑洛地区为核心王畿，构建了幅员辽阔的疆域，其重要据点包括位于关中盆地中部的耀县北村遗址、位于晋南地区的东下冯、垣曲两座商城、河北藁城台西遗址、河北邢台曹演庄遗址、山东济南大辛庄遗址、山东泗水尹家城遗址、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等等。这些遗址往往带有军事性质，常常出土带有浓郁殷商风味的贵族墓葬，随葬高规格的青铜礼器。

这与周代的分封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实际上也埋藏着很大的风险。

在这些地方性遗址中，首先我们发现，遗址往往具有军镇作用，殷人墓葬和当地人墓葬之间泾渭分明，缺少融合。

这可能象征着殷商派到周边方国的诸侯并没有像周代诸侯那样长期稳定治理其封国，商人和当地人之间存在较大的隔阂，和周代早期分封之后，到中期基本整合完成所在国的土著居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参考我之前关于宗法和分封的回答，很可能与周代不同，殷商分封为侯的这些王子王孙很可能并没有被斩断继承权。这带来了什么结果呢？就是在商王畿周围围满了拥有继承宣称权、又手握重兵的王子们，这些王子显然不会对王位放弃想法，这成为殷商动乱的重要原因之一。

2. 松散的统治结构

在殷商前期，据袁广阔、秦小丽老师的研究，二里冈期殷商境内的各个城市出现了大量形制统一、面貌相同的郑洛地区陶器，郑州、府城等地的作坊已经开始专业化生产单一的某类器具，晋南地区东下冯商城出现巨大的盐仓，这或许说明在殷商前期商业已经处于较为发达的阶段，殷商依靠控制贸易网络支配广大的疆域。而在“白家庄崩溃期”之后，大量二里冈原本繁荣的商代聚落被废弃，郑洛地区被商人放弃，殷商统治核心区转向冀南豫北地区。

在殷商晚期，在甲骨文卜辞中，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商王“呼XX叶王事”（命令某人到王庭中服役）、“令XX来”（命令某人来朝觐商王）、“呼XX来麦/羌”（命令某人送麦/羌人俘虏来进贡），而如果被命令的诸侯没有如令，将会受到商王或其与国的讨伐。

这告诉我们，殷商晚期可能并没有形成像周代那样严密、责权明晰的国家管理结构，制度化的贡赋、诸侯职权都没有出现或者较弱，商王只能依靠武力威胁、非制度化的索贡统治国家，这种统治方式毫无疑问成本极高，高成本又推动商对方国的物质索取更加贪婪，促使其统治愈发不稳。

3. 混乱的外交

在殷代晚期的卜辞中，我们发现不少方国时叛时附，有的时候和商势成水火，有的时候又恨不得跟商王穿一条裤子。

比如沚方，武丁前期不少征伐沚方和其方伯沚戛的记录，而在不久之后，沚戛又成为了武丁重要的盟友，有随从妇好征伐的记录，甚至生病了武丁还很关切地向祖先卜问，有一种基基的感觉。

沚方这样时叛时附的方国为数不少，很多时候需要商王出兵打一打才会听话，说明商王朝除了武力之外对于周边方国的约束能力不足，既无法约束，也无法消灭。

而周统治时期，非姬姓方国对于周天子的臣服是显而易见的，叛乱的方国受到的惩罚也很严厉，比如鄂侯驭方，本来跟周天子关系很好，一起喝酒商业互吹，后来反叛之后，周王吩咐扑灭鄂方要“无遗寿幼”，就是不管老人还是小孩，说杀全家就杀全家。

在殷商的外交捉急的背景下，殷代的用兵记录不断，商王到处讨伐不臣，而帝辛更是多面出击，在帝辛世的卜辞中出现了“三邦方”“四邦方”等敌人——到处树敌导致敌人联盟，最终让商人强大的军队疲于奔命，最终土崩瓦解。

4. 迷信

中国的人殉，最早在仰韶时期就已经出现，到了中原龙山时期变得非常普遍，但是毫无疑问，以人为殉在商代达到了高峰。

对于商人对杀人的热爱我的猜想是，由于上面3点导致商代的军事行动多，军事行动多导致俘虏多，在宗庙前杀死俘虏成为殷代贵族内部炫耀武力、增加族群自豪感的重要方式。而随着继承混乱，商代贵族内部多个家族之间竞争烈度提高，杀俘仪式就从战争偶尔为之变成了后来仪式化、程式化的家常便饭。这种家族内部炫耀式的消耗成本非常高，最终成为国家发展的累赘。

总而言之，我认为，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笼罩在商上方的疑云将被逐渐吹散，能够帮助我们客观认识商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