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常。这就是让你知道啥叫大儒的真面目,啥叫毒瘤,啥叫蛀虫。无非是一群蛀虫啃坏了一棵大树之后换另一棵大树的过程罢了。就是让你看看大儒他们宣传的忠君爱国心系百姓体恤民情和他们费拉内斗内残外忍的真实样子到底差距多大!
如果觉得气得还不够死的话再看看晚清民国,大儒进化成买办的蛀虫能力只强不弱。
有些东西不要看某某某说的什么,得看他们做的什么。这样才能形成良好的唯物史观。
让你们每天都幻想着穿越过去成为军头,文儒,大少爷少奶奶,无非就是自己当人上人,欺负同胞而已。
快被气死了,好办。看看哭庙案,或者看看雍正怎么抄大儒家的,欠钱不还就抄家,根本不惯着他们;再或者看看土改,看看解放战争啥的。对待压在人民头上的大山不仅要掀翻,还要砸碎!
评论区有一个非要给地主阶级翻案的,大家去看畸形种。
快看看《少康战情室》压压惊
那你把自己当蛮夷不就行了?
根本没什么可气的,我看到最后都看笑了。
一帮烂人,攒了个烂局,他们要是能成事,那才真是悲剧,说明这世界太荒诞了。
如果今天你看完《南明史》,发现里面讲的都是清军简直开挂般无敌,紧紧团结在一起的南明面对清军就如同面对天灾般毫无抵抗能力,然后得出结论是汉人就打不了仗,或者说汉文明是弱者的文明,是没有战斗力的文明。那你气死活该
可事实是这样的么?
当然不是了,因为清军面对的从来都不是一个攥好的拳头:南明从头到尾都充斥着内斗。以至于大部分的力量都被内耗给消耗掉了。
先是立福王还是潞王之争,然后是马士英、史可法、左良玉、四镇这些人互相扯屁;史可法对清军抱有幻想,指望着人家替南明剿灭大顺军,自己就是不过江,河南和山东最终被清廷吃掉,史可法的扬州就守了一天,左良玉直接反了,最后其部众跟大部分四镇官兵都降清了。
然后弘光不出意外地亡了,紧接着隆武朝廷跟鲁监国之间的矛盾,隆武朝廷内部福建郑家跟其他勋镇的矛盾。
接着隆武也没了,永历和绍武的矛盾,绍武就蹦哒了一个来月,永历内部“楚党”和“吴党”之间的矛盾,鲁监国跟舟山当地军头的矛盾……还有一些宗室,看着天下大乱了,不想着拥护中央集结力量反清,反而是做起了皇帝梦,比如靖江王朱亨嘉和楚王远支朱容藩。
读着读着你就发现,南明但凡能拎出来的势力全都是内部争吵不休,农民军出身的忠贞营(原大顺军,后为夔东十三家)和大西军之间不睦,然后大顺军内部缺乏统一领导人,大西军内部则是孙可望和李定国等不合。就连郑芝龙的老郑家也是一样分山头,郑成功,郑彩之间不合,郑成功他奶奶还给偷袭了厦门的清将求情。
投明的农民军跟南明官员之间更是势同水火,就拿代表人物何腾蛟来说,处处针对忠贞营,导致忠贞营内部分化。这人后期为了抢功还跟反正的陈友龙部火并,致使湖南战局功亏一篑。最后确实是死节了,可垃圾终究是垃圾。瞿式耜这位重臣也就那样,始终看不上农民军出身的抗清队伍,虽说也是在桂林死节了。南明还有不给原农民军发饷,逼其就地筹饷,随即污其劫掠,造反的例子,忠贞营就是这么被逼走的。
永历朝廷混到山穷水尽的时候还在纠结给孙可望封什么王,一字还是两字,冀王还是秦王。然后被孙可望安排到安龙这么个破县城也是咎由自取。
所以最后我反而有点想笑,你想想永历帝在两日内得到广州和桂林相继失陷时的表情。永历帝在那几日肯定如同星爷电影般:
永历帝表示自己吓麻了:
有时候悲剧换个角度就成喜剧了,这帮烂人混成这样纯属自作自受,都是不见棺材不掉泪那一类的,难道指望他们匡复河山?
没啥气的,要气也得等看完再气。。。
明朝该亡,这样不亡真没天理。
可惜了那些英雄了
狗头保命
可以找个官员、王爷殉国名单来解毒,虽然不排除会更毒。。。
明朝官员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无气节、贪生怕死、卖国求荣者很多,这点不能否认,但是有气节不怕死的也不在少数。顾诚对清朝和农民军的缺点错误也没有回护,这点也不能否定——但是我也发现,他可能确实是因为史观或者个人倾向的原因,似乎更喜欢表现明朝和南明官员没气节和腐败的地方。
打个比方,我以前跟人讨论的时候说,“确实有很多明朝官员宁死不降闯”,然后很多人就跟我说,错了错了,李自成进军北京的时候,明朝官兵和官员明明就是大片大片的望风而降。我当时还很纳闷,难道我们看的不是一个历史,后来我才发现,这种印象估计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南明史》,因为你只要看了这本书的第一章,就不免有“明朝官绅原本仇视农民军,但闯军(清军)打来时,明朝官员一看大势已去,就纷纷见风使舵顺风倒戈”的印象。
顾诚原文是:
长期以来,人们受“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传统观念影响,以为官绅地主对大顺政权一直处于势不两立的地位,这是不完全正确的。事实上自从1643年十月明陕西三边总督孙传庭部主力被大顺军歼灭以后,明朝官绅眼见大势已去,政治态度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把明亡顺兴看成是历史上常见的改朝换代,为了自身利益纷纷归附以李自成为首的大顺政权。尽管其中有的人争先投靠,希冀跻身于新兴的大顺朝定鼎功臣之列;有的人虽心怀疑惧,但为形势所迫而随大流。总之,在大顺军被清军击败以前,汉族官绅中的大批文官武将都以投靠大顺政权为惟一出路,而不可能设想去投靠偏处辽东的一个语言、风俗都有很大差异的满洲贵族为主体的清政权。顾炎武《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①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这就是甲申之春汉族军民官绅的心理状态。正因为如此,大顺军在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就占领了包括京师在内的整个黄河流域,除了在宁武和保定两地稍遇抵抗以外(在保定城里“代帝亲征”的大学士李建泰也是主张投降的),到处是一派望风归附的景象。如史料所载,“晋民倡乱者皆传贼不杀不淫,所过不征税,于是引领西望”②;京师百姓也“幸灾乐祸,俱言李公子至贫人给银五两,往往如望岁焉”③。崇祯末年曾在朝廷任职的熊开元记,“癸未(1643)、甲申(1644)间,臣待罪圜扉,闻都人望贼如望岁,不啻三百矛刺心而血欲洒而无从也”①。大顺军占领北京时,不仅“百姓欢迎”②,明朝廷在京的两三千名官员自尽的只有二十人,其他“衣冠介胄,叛降如云”③。国子监生陈方策塘报中说:“我之文武诸僚及士庶人,恬于降附者,谓贼为王者之师,且旦晚一统也。”④史可法在奏疏中痛心疾首地说:“在北诸臣死节者寥寥,在南诸臣讨贼者寥寥,此千古以来所未有之耻也!”⑤
引用的史料包括: ① 熊开元《鱼山剩稿》卷一,奏疏,隆武元年(1645)十一月二十二日疏。 ② 查继佐《国寿录》卷一,《左中允刘理顺传》。 ③ 谈迁《国榷》卷一百一。 ④ 李天根《爝火录》卷二。 ⑤ 《史可法集》卷二,“为时事万分难支,中兴一无胜著”等事疏。
首先可以看出,这些资料大多出自私人文集或私史,当然我并不怀疑这些史料的真实性,我也无意推翻“衣冠介胄,叛降如云”的记载,这种情况应该还是存在的。但是有点奇怪的是,既然是写明朝官员投降闯军的部分,《明史-李自成传》的内容却完全没有引用。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其实这并非因为明史不可靠,而是李自成传其实也记载了大批明朝官员将领殉国的纪录,如果也写出来了,就与这本书的气氛不太符,所以估计就是隐去了。
而在《李自成传》里面,明朝官员尤其是地方官简直就是一大片的“死”字,并且死的人也非常有代表性,4个总督,陕西巡抚、甘肃巡抚、山西巡抚、大同巡抚、宣府巡抚这些进军北京路上重要的地方官无一例外以挂了告终,总兵也有好几个。你想总督巡抚这么大的官都死了一大片,小官员死了多少就更可想而知。当然京官却差多了,进北京时“几千明朝官员只死了40多个”(似乎不是20人)应该也是事实,这多少就是《明史》回护的地方了(但当中也有工部尚书这样的高官)。
所以,得出明朝大片将官誓死不降,还是望风苟活的结论,可能仅仅是取决于采用哪个史料而已。。。因为这样本实在太大了。
毫无疑问,明末确实存在很多贪污腐败的情况,也存在很多见风使舵的士人,但是拼死抵抗最终结局惨烈之人也不在少数(有朋友说明朝将官魔怔了,不惜命而惜财,这个其实有点道理,再说他们惜财的时候也未必想到自己会送命,比如李成栋?)。
其实,大势如此,个人的作为如何往往是无法抗拒历史的车轮的,如果太过拘泥于归结为官僚士人阶层的道德问题,其实反而有点那么熟悉的贪官误国的论调。
实名反对John.L的回答
南明史恰恰告诉我们民族意识觉醒的重要性。剃发易服直接间接死亡一千多万人,以明末人口1.5亿算,死亡十分之一。抗日战争死亡三千多万人,也是十分之一。都死了十分之一人口,南明到了只有西南地区时民族意识才觉醒,此时势单力薄亡了。中华民国在全据关内时民族意识就充分觉醒,取得了近代中国第一次对外国的反侵略战争的全面胜利。
那波兰人还学不学他们自己的本国近古史和近代史了?
题主没经验,南明史还算可以了,起码西军郑军他们还有些大胜仗让你提提气可惜一下。
凡是都怕比较,要让你单看1644年4月底~1645年5月底这一年的历史,华北华东华南战场,清军逐顺闯如撵狗,灭弘光似杀猪,阿济格和多铎这俩货成了打满全场的mvp,可能看到一丝希望?
这么整岂不是要窒息?
题主啊,看历史当读故事,平常心就好~
当时同时看的《宋代政治史》和《南明史》,双倍的剂量捱过去了也就这样了,心平气和,活蹦乱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