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个有趣的问题,先说重点:
1. 现代牙买加国徽上的两个印第安人分别象征泰诺(Taino)和阿拉瓦克(Arawak)两个族群。在英国人从西班牙人手中夺取牙买加岛(1655年)时,岛上已经没有原住民群体了。但在1906年时,牙买加殖民地把这两个印第安人添加到了纹章上,呼应 INDVS VTERQUE SERVIET VNI(“两个印第安人将一同服侍”)这一格言。也就是说,在殖民地时期,印第安人符号象征着牙买加岛对英帝国的服从。
2. 在牙买加独立(1962年)之后,新国家继承了原先的纹章作为国徽,仍然保留了印第安人符号,但是把国家格言修改为 Out of Many, One People(“多种一族”)。此时印第安人符号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暗示出“共同的土地”这一意象,作为牙买加民族主义的纽带。
每当有人谈到“北美缺少和拉美一样的种族混合现象,主要是因为盎撒/日耳曼移民有强烈的血统观念”时,我都会提醒说,“不要忘记牙买加”。在种族混合问题上,社会现实比文化观念要关键得多。作为英属殖民地,牙买加和多数拉丁美洲国家一样,产生了相当广泛的混血现象,其背后原因就是少数白人殖民者立足于广大黑人劳动者这一社会现实。在殖民地时代的牙买加,欧洲移民远远无法满足种植园经济对于劳动力的庞大需求,因此当局选择引入大量非洲黑奴,而白人和黑人的骈居随之蔚然成风,道德禁令也没有明显的作用。一种和西属美洲种族等级制相仿的社会阶梯也随之在牙买加出现,穆拉托人(Mulatos,1/2非洲裔)、奎德鲁恩人(Quadroon,1/4非洲裔)、桑博人(Sambo,3/4非洲裔)、慕斯提人(Mustee,1/8非洲裔)、慕斯提菲诺人(Musteefino,1/16非洲裔)等概念都出现在法律和日常用语当中。在19世纪,虽然奴隶制被废除了,但是牙买加种族驳杂的现实没有发生改变,而德国、中国、印度和叙利亚移民的到来又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
在牙买加独立(1962年)之后,种族多元的现实成了民族建构的阻碍。岛上最初的居民,即泰诺和阿拉瓦克印第安人已经不再作为具有独立身份的族群存在,而其它族裔都源于后来的移民。塑造一种现代民族国家必不可少的认同对牙买加来说是当务之急,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黑人民族主义在牙买加并不可取,因为它会带来更多的分裂而非整合。在民族主义的两种朴素材料“自然环境”和“血缘联系”当中,后者在牙买加是完全没有说服力的,因此这个国家转向前者,努力把牙买加岛这片土地本身打造成勾连本国民族叙事的纽带。
民族叙事常常会求助于自然环境(如“母亲河”)以及血缘联系(“我们都是XX的子孙”)。这两个元素显然不太禁得起理性和科学的检验,但确实有着悠久的传统,也十分契合广大人民的朴素想象。在不同国家的民族叙事当中,这两个元素的重要性是不同的,还会发生此起彼伏的动态变化(例如土耳其)。一些民族主义高度成熟的国家,如美国和法国,就可以更少依赖这两种朴素材料,把自身的民族叙事建立在革命和公民共同体等抽象观念之上。
因此,对于刚刚独立的牙买加而言,“共同的土地”几乎是唯一可取的意象。而岛国身份对牙买加来说也是一大优势,因为岛屿具有非常清晰的边界和内在完整性,有助于国民形成对共同体内外区隔以及线性政治边界的意识。独立后的牙买加政府大力支持在岛屿上开展的考古活动,特别注重对前哥伦布时期的历史进行探索。历史教科书把牙买加岛置于中心,讲述岛上历代居民的经历——无论是印第安人还是后来的各种移民,只要他们在这个岛屿上生活过,就是毋庸置疑的牙买加人。 国家格言 Out of Many, One People(“多种一族”)也被反复强调,政府鼓励民间采用本岛而非欧洲的文化元素进行艺术创作,并且不断对各个族裔的文化遗产进行发掘和整理。这一系列举措的内在逻辑就是强化一种基于共同土地的民族叙事,从而促进牙买加的社会整合。
回到最初的问题上来,“牙买加国徽上的印第安人代表什么?”
最初的设计者英国人会回答,他们是臣民和奴仆。
现在这个岛屿上的居民则会说,“这就是第一批牙买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