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爷爷1958年入职化工界。
第一个单位,因为1960年,被迫减少投资,靠两个投产车间勉强维持出一条生产线。大家都知道,化工厂的工艺流程长度关系到厂子的层次。该厂因为先天不足,一年接受国家补贴五十万,没亏完可以发奖金,靠着工人的努力,该厂投产以后年年发奖金,还攒了一套“五小”支援给驻地县。本地最大的钢铁厂也是1958年奠基,因为亏损在六七十年代从来没发过奖金。1966年,化工厂在1958年的计划生产规模终于落实。因为种种原因,该厂1966年起从系统内单位能耗最小的厂一跃成为系统内单位能耗最大的厂,亏的不要不要的,仅在1971、1972年两年略有盈余。新产线试车的时候肯定问题比较多,只是这次试车亏了十几年,到了改开时期才稳定盈利。
第二个单位,战备企业,配套运输和原料产地投产晚了几年,改开以后才开始全力开工实现盈利。这个可以算改开摘桃子,活该让改开摘桃子。
第三个单位,1972年投产的新产线,开工率低,事故率高,产线跑冒滴漏严重,一年最多亏损六百万。1976年部里组织全国大会战,制定“三年扭亏”目标,群策群力,当年工厂成为了全国同领域第一个盈利的企业,1978年获得科技进步奖。该厂扭亏完全按照前三十年的路子走的,全国大会战,集中力量解决企业技术问题,以此作为突破口推广全国,跟厂长经理负责制、承包没关系。虽然 @季退思 说这个厂的生产工艺不是主流。→_→
看账面产值,郭嘉本来没有工厂,1958~1978有了三个工厂,都有产品。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在肯定成绩的同时,要注意到,光看产值有什么用?效率太差,工厂在亏损,谁在填坑?劳动者付出的劳动就这样消失了。现在大家都知道互相喂屎增加鸡的屁的例子了。当年的计划经济实际上是中央指令+诸侯计划中心层层分解指令执行、执行和反馈都力不从心的半身不遂计划经济。经济运转过程中低效率的事情很多。
其实我觉得,要不是“工业要有十个大庆”这个无视规律的事情,国民经济还到不了崩溃边缘。“老实人”引咎辞职,经济改革终成共识。
十年起源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经济崩溃。
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面临着三个基本国情:
1.建国后生育高峰出生人口进入劳动年龄(事事上抗战胜利后生育高峰就已经到来),每年将新增劳动力上千万。
2.于此同时,建国后暴涨的人均寿命,导致劳动人口劳动年限延长,短时间内不存在大规模退出的可能。构成劳动力主体的20后与30后人口,预期的退出时间是80年代和90年代。
3.实现现代化,还意味着应该将大量农业人口转换为工业人口,扫盲后的人民等不起多少年。
一旦这三个问题解决不好,显性与隐形失业问题带来的混乱,人均资源的减少,绝不仅仅是经济问题那么简单。
有这三个基本国情在,才能理解中国经济增长的意义,才能解读当时中国经济运行状况意味着什么。
60年代中期至2010年代之前,中国经济运行状况可以用三个标准衡量。
1.经济增长吸纳新增就业人口的同时,并将一定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极好。
2.经济增长能吸纳每年新增就业人口———良好。
3.如果2都做不到,能否至少吸纳每年新增的城镇就业人口?———及格。
4.连3都做不到————崩溃,危机将迅速蔓延到非经济层面。。
其中,1和2两个问题,是农业国和人口大国国情决定的,直接原因是鼓励生育和人均寿命暴涨。3和4这两个问题,是156项超前工业化带来的。即靠剪刀差供养的中国工业体系,本身就在生产大量新增人口。
看似差异极为巨大的两个年代,其实是同一道题的不同解法。
回到60年代中期,工业化初期的中国,面临着极为可怕的一个基本国情:
就吸纳就业而言,中国规模较小工业体系(城镇就业)在极高的增长下(远不是8%,10%那么简单),才能全面吸收新增就业人口。
而现实是,在就业人口爆炸面前,1965年17%的经济增长率,已经连城镇新增就业人口都吸纳不了了(事实上此时剪刀差已经无力供养工业体系了,仍在裁减消化跃进时期新增的工业人口。)。
与此同时,燃烧的地火——中国新增劳动力已经得到了基本教育,也就是说,得到了现代政治启蒙。
而这,在工业规模达到极大之前的中国,是基本国情。五十年间,时刻都是惊涛骇浪。
这个论点确实站不住脚,用改革开放后的官方表述可以否定之。
“崩溃边缘”出自1978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特指1974年到1976年
回顾这一段历史,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同“四人帮”的斗争,是一场关系到我们党和国家命运和前途的斗争。“四人帮”这个反革命的阴谋集团,利用他们窃据的地位和权力,网罗地富反坏以及一小撮野心家、叛徒、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打砸抢者,乱党乱军乱国,大搞法西斯专政,残酷迫害革命干部和革命人民,疯狂破坏国民经济,摧残各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极其严重的恶果。从一九七四年到一九七六年,由于“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全国大约损失工业总产值一千亿元,钢产量二千八百万吨,财政收入四百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在一些地区和部门,由于“四人帮”的支持、包庇和纵容,坏人当权,工厂停工停产,农村分田单干,贪污盗窃、投机倒把盛行,阶级敌人活动猖獗,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反攻倒算,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局面。这种情况如果继续下去,我们的国家就不可避免地要改变颜色,人民就要遭到更大的灾难。粉碎了“四人帮”,我们的党避免了一次大分裂,我们的国家避免了一次历史大倒退,保证了我国人民沿着毛主席指引的社会主义方向继续前进。
这一说法是不切合实际的,邓小平主导的第二次工业整顿也处在这一时期中,《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指出
其实,拨乱反正在1975年就开始了。那时我主持中央党政工作,提出了一系列整顿措施,每整顿一项就立即见效,非常见效。这些整顿,实际上是同‘文化大革命’唱反调,触怒了四人帮。
说到改革,其实在1974年到1975年我们已经试验过一段。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国民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
正是由于这一次整顿,我国完成了四五计划。
若是将“崩溃边缘”直接形容整个文革时期,同样是不贴切的,正如《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
由此可见,“崩溃边缘”这一形容言过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