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南宋确实在1258年考虑过攻取安南,不过战略意图并非开拓后方,而是根绝后患。
题主以为在宋蒙战争中,越南是后方,其实早就不是了。忽必烈以前,蒙古的战略是“斡腹”,换言之即大包抄,所以从西南一路包下来,使安南在1257年遭到蒙古入侵,这个消息也传入南宋。据南宋广西制置使李曾伯所收到的报告,安南军败走,其后安南太师陈守度(南宋称为“伪太师”)向南宋方面报告称他曾于十二月二十四日“遣将领兵,截其归路,敌兵已远,追之勿及”,但《大越史记全书》却记载“二十四日,帝及太子御楼船,进军东步头逆战,大破之,元(蒙)军遁归”。
《大越史记全书》是否吹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南还是在1258年向蒙古称臣,甚至南宋收到谍报,蒙古将假道安南入侵广西,这一情报自然引起了宋朝的恐慌,一时间李曾伯频繁上奏,与宋廷商讨对安南政策。宋理宗在六月十二日要求广西方面“察其向背,万一附鞑,亦以鞑待,则亦有名”。在确认了“安南附鞑”之后,前线将领刘雄飞请求先发制人,攻取安南,以绝后患,宋理宗指示“安南附鞑即鞑,岂容养虎!雄飞两简,忠壮可嘉,先发制人,殊为得策”。九月,宋理宗更要求广西方面“预料安南善战之兵的有多少,雄飞决胜之兵的有多少,入境之后粮取于何地,绝江之际舡取于何所,日煚之父子与夫伪太师等人须先物色其踪迹,一鼓皆就擒,勿容其投鞑,又须分兵捕其头目之散处于外者,收拾无遗,以绝后患”,于是南宋与安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
不过广西方面的最高负责人李曾伯始终持重,他一方面强调安南“今虽谓间与鞑通,犹未见真为鞑用,知未背中国”,另一面强调攻打安南未必有胜算,风险极大,“郭逵富良之辙,不可不鉴也”,也就是说,他对南宋能否拿下安南并无把握。安南大概也知道了南宋的图谋,所以在这年十月赶紧向广西送礼物装孙子,“词温币重,畴昔所无”,还送去了上年战争中所斩获一些蒙军首级,表示安南对宋并无异志。因此南宋迟迟未能出兵攻打安南。蒙古也并未从安南进攻广西,而是从西面的特磨、自杞进攻广西,终于在1259年攻破广西门户横山寨(在今广西田东),使岭南地区第一次被北方胡骑蹂躏。
如此来看,南宋自身难保,确实难以分兵攻取安南,蒙古也并未假道安南入侵,最佳选择还是老老实实巩固防务。所以,南宋在此后对经略安南不再感兴趣。崖山海战后,张世杰曾欲撤至交趾、占城,不过以这些残兵败将显然不能“入侵”这些国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