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很多学西哲的人看不起学马哲和中哲的？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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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与当下：对问题之进一解

原答案在微信朋友圈分享之后，学习西哲、逻辑、宗教的好朋友们大家都很积极地和我讨论这个问题，还有，能得到这么多赞，的确超出我原本的预期，所以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大家关心的重要问题。原答案实际上是回避了“鄙视链”这个问题，有点不足，我就想再谈谈。

有一位逻辑学朋友（在学术上非常踏实严谨那种，记得研究生新老生见面会我们几个研二的都是空手而去，随便谈谈，他就抱了一大摞逻辑学的中英文书籍，现场给我们普及逻辑学的学科知识）的回复我觉得特别好，他发挥了我说的“中国人和中国哲学有什么共生关联”，以及“文化问题最具切身感”这两个观点。我稍微整理一下放上来：

我表达下根据我自己经历的看法哦：
如果他说的“重量”可以被我理解成“意义”的话，那么我确实是有共鸣的。我说的“意义”大概指与我自己原本的观念产生某种联结。
“中国人为什么要学中哲？”，我想一个可能的回答是因为你的身份本身蕴含了你的周遭以及对你自己的影响，比如我们自己使用的语言、指导我们行动的种种价值。那我去学或者去读孕育于这种文化本身的思想学说，不难理解为什么会觉得会特别有意义、有重量。确实我自己接触这些思想的时候会有这种体会，一方面是身份的原因（即认为它们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东西），另一方方面通过反思周边也能感受到这些思想的印迹。并且正是后一方面会让一个人更愿意去了解它们，因为它们是关乎切身的，而不是仅因为我恰好有这个汉人或中国人的身份。
所以反过来看也能窥见一些问题：就是在从小接受现代、苏式、中国特色教育的人来说，已经“陌生化”传统思想的许多东西，并且由于社会的变迁，根植于传统中国社会的许多带有社会或政治色彩的学说已经变得不那么与个体当下生活相“关切”。因此如果想让更多的人去关切它，那么教科书式地说就要紧扣时代。
我有时想想，国内有些政治哲学说思想研究缺乏本土的重量或生命力，并不代表内容做的不好不严格不精致，比如我猜读雷蒙阿隆读萨特，能领略一番上世纪西欧五六十年代的社会涌动的风貌，他们一个个人物思想史学理研究也堆积如山。好了，我清清楚楚地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了，领略了西欧当时社会也很精彩的样子，让人读的时候脑颅高潮。但那些思想终究不是根植于我所周遭的环境而孕育的，看他们恰似观赏亭台楼阁，隔岸观火，那我们自己，特别是当下的呢？比如以前读张东荪、读牟宗三先生的著作，能感受他们就是对当时的人当下的周遭而谈的，这也是为什么能让人有感如此有生命力和重量。 那关于2017年当下的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人的具有批判性且深刻的争鸣的学说呢？那不用你宣传，我相信也有很多人主动去看，因为那是“我们自己”的哲学。不然，就恰似个人旨趣，“我就是对它感兴趣我就研究它啊”，但人家也可以说我就是对它不感兴趣。

我觉得，撇开历史不谈，为什么张东荪、牟宗三能给这位学习逻辑学的朋友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恰恰因为张东荪与牟宗三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中国哲学他们所浸润在时代性中的程度之深，他们对历史问题的关怀成了压在他们腰背上，以及每一个读者腰背上的重担。充类至尽，为何读孔子，孟子，荀子，皆有惊心动魄之感觉？

无他，他们皆把时代之问题作为有重量的东西承当背负在身上，这种压强布满字里行间，读者旦暮遇之，势不能不从文字与文本回返到人本身，从人本身回返到伟大之精神与人格，从伟大之精神与人格回返到历史文化之世界，从历史文化之世界回返到时代之困苦急难，从时代之困苦急难回返到人对当下世界的悲情与责任，由是，一朝惊觉，而我们当下生活之价值即绽现出来。

开放的心灵及其敌人

通过这个知乎问题，我第一次和我们系自己的很多同学交流了看法与观点，大家能够从各自分散、互不关心的状态中跳脱出来，而关切这一问题，回应这一问题，以同理之心寻找一条出路，这已经达成我的心愿了，甚至我觉得比我给出一个答案更让我自己觉得满意。

此不是漠不关心之差异，此是彼此关切之差异。

我在回复这位逻辑学大神的时候，说：“一个是时代的问题，一个是历史文化的重量感，一个是创造性的思想，三者缺一不可啊。”

他很赞同这种说法，并说：“身份的那种历史厚重感是外哲难以比拟的啊。”

我说：“这个我觉得就应该是在学科学习之外自己去主动追求的。就像现行的中哲教育，对人的理解力与思辨力是起不到比较好的提升作用的，那么中哲学生就应该多学习一些西方哲学。同样的，中哲也应该被其他人所了解，通过绕道中哲，人将感受到历史文化的厚重感。那就将不存在一个鄙视链，而是一个互补链，大家都能从中得到提升，不是很好吗。”

他说：“我也是特别反感所谓的鄙视链，特别在逻辑数学里面这种风气在有的圈子里也盛行。道不同就不相为谋了。有些人是自己心态摆不正，而接触过的很多有真才实学的人都不会妄对不是自己的领域加以评价，而是保持开放的心灵去学东西。”

所以我就说，在这个问题上的时代性就在于：开放的心灵及其敌人。

从鄙视链到互补链

在出国之前，在北京转机，就顺便拜访了几个要好的北大朋友。吃饭的时候，一个同是学中国哲学的好朋友问了我一个问题：“那个倪兄啊，你觉得现在中国哲学的最大缺陷是什么啊？”

因为是好朋友，所以有一些话敢随便说，我是这么回答的：

儒家最大的问题，就在于无法认识社会。传统儒者一进入社会历史领域，就陷入了那个‘外王’的老套套里。它的那个话语太陈腐老旧了。它进入不了真正的社会，所以就只能往政治和宗教跑，因为对于怎么进入政治与宗教，儒家一直很有经验。
但是怎么认识我们当下的这个社会的社会性，怎么从政治宗教伦理之外思考社会实在，怎么在认知现代资本社会的复杂关系后用新的方式关切人伦，而不至于沦落为满足城市中产阶级的脆弱心灵的补品，儒家等于交了一张白卷。最大的耻辱是，儒家在20世纪没有出现马克思，涂尔干，雷蒙阿隆那样的伟大人物，也没有列维施特劳斯那样的人类学家，没有批判学派。雷海宗说，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在恩格斯死后陷入停滞这话一点没错。
本来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是可以建立一套社会认知方式的。但是很可惜，20世纪的儒家学者根本没有关注到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认识社会的学术性，而只关注其改造社会的革命性与实践性。没有几十年如一日的经济学学习和批判，没有《资本论》，马克思还能够有基础坚持他的革命立场吗？
我们20世纪其实有一流的儒家哲学家，但没有出现一流的儒家社会学家。其实这不是社会学的问题，这是儒家的本质性缺陷，你历史主义与政治主义（内圣外王架构下的政治主义）根本对于认识社会性毫无帮助。社会性是一门复杂的认知科学，你去看看《资本论》就知道了，这个资本社会有多复杂，而认识这个资本社会所需要的观念逻辑，更加复杂。所以马克思自己都在序言里说第一卷开头难读。你再读读法兰克福学派、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书，你再关心一下大卫哈维，普殊同，奈格里哈特，斯蒂格勒，你就真知道说你对现代社会的社会性一窍不通，这不是在冤枉你。
我们现在中哲的矛盾，不是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这就好像是杀死方便面行业的不是内部企业，而是外卖行业。当儒家真正对这个社会一窍不通的时候，只凭借个人的道德理想，它不用宗教化，它就已经成式微的宗教了。真正的矛盾是儒家要重新进入这个社会，而不是随着现代资本社会内部的阶级调整而成为某种阶级、某个政治势力的文化资本。
第一步踏踏实实的工作，还是要认识这个社会。不是从儒教的立场看待社会——儒家传统的社会思想与政治思想应付不了这个局面，它连中央集权的政治结构都很难认清，更何况进入一个资本、符号与消费时代的社会现实？而是要从无到有，重新建立一套认识当下中国的社会范式。
这时候，马克思主义就是一个助缘。马克思与儒家的本质性亲缘关系就在于它能够帮助后者弥补它的这个构成性缺陷。这种需要不是政治点名，这是发自内心需要，而且是中哲需要马克思。至于马克思需不需要中哲，我还没想清楚。至少，儒家，它的社会活动不能单纯就是“宗教化”，而是需要立足于对现实社会复杂性的认识，不是组织一个读书会，读读经典，回到原著，个人心性提升就可以了——这不足以面对它的时代性危难。以后儒家如果能在社会上有大的影响，至少我们学术上的工作不能少了“认识社会”这一步。因为你“改造社会”是从“认识社会”之后得到的结论出发的嘛。光有“社会思想”还不够，董仲舒的“社会思想”对现在有什么用啊？那些大谈特谈有用的论文说的都是bullshit。你得真认识这个社会。

这种话我之所以敢说，是因为我跟他认识的非常久，大家知根知底，很多人与事儿，我们相互都清楚针对的是什么，所以他应当不至于误读。

他笑笑说：“怪不得倪兄平常爱读马克思主义的书啊。”

我也笑笑说：“个人兴趣来自时代问题。”

中哲需要西哲的思辨能力与理解力，需要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认知方法，而中哲则给予其两者以历史文化的重量感而不至于在现代社会失坠。那么，中西马的现行的哲学学科架构其实可以发挥其天然的结构性优势，从鄙视链变成互补链，由此而构造中国特色的哲学学术的方向，我自己总结为：

认识中国之现实，有补于人类之理性，承当文化之重量，创造未来之文明。

所谓“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一则以“融化”，一则以“昌明”，这是将近一百年前与《新青年》对垒的《学衡》的宗旨。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努力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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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体感与问题之重量

这一段是我自己的一段“题外话”与“感慨”，和原答案无关，大家可以直接阅读原答案。

我本来是不怎么回答知乎问题，只是偶尔看到了这个问题，很想知道大家如何看待这个话题，但是看过之后，怅然若失。不知怎么，我似乎能体会到一些答者回答问题时所有的轻松感——问题并没有成为具有重量的那样需要背负着的东西，而是通过答案而具有了轻松、便携、可随时丢弃与拾起的快捷性。我称之为具有重量感的感觉是那种对问题的困惑，是即使解答问题之后仍然无法排遣的困扰性，用一种形象化的说话，这种重量是爱情中因为一方的离场与不在场所引起的焦灼与困扰。

是否这个时代把一些应该具有重量的东西变得过于轻巧了？又或者，包括我自己，急于去回答问题了？有一些问题可以通过其答案而得到自我销毁，而有一些问题却因为其重量源源不断地招徕答案与困扰。

我见识过什么是问题对人的困扰的状态，那不是解答一道数学题之后的轻松与畅快，而是与爱人共眠一夜之后望其翩翩离去的怅惘。那种怅惘还留存着温度与重量。

一切轻巧的答案灰飞烟灭，问题的重量巍然不动。

面对中国哲学，以及任何与它相关的问题，都会给我这种温度与重量感。就像人与人之间，人与问题之间也会有羁绊。

不只是我，我还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作为跟我一样第一志愿学习哲学的大学霸，她现在在法国学习哲学（现象学），她的才情与理解力我是自叹弗如的。几个礼拜前她给我发微信，问了我一个初看之下“很幼稚”的问题，她是这么问的：

我不认为这位学霸同学没有读过任何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问题的文献，也不认为凭借她的理解力，她不能够轻巧简易而快捷地给自己一个答案，然后告诉自己：喏，这就是原因了。好了，问题就此打住。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与中国哲学的关联是什么？

她的困惑来自于：她的法国同学突然问她，你为什么来法国学习哲学，而不是学习中国哲学呢？这让她一时语塞。

作为一个中国人，你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什么？这个问题没有它表面上看起来得那么轻。

在法国学生的思维世界里，他们觉得“中国哲学”的存在根本不是个问题——天经地义的事儿人根本不考虑。问题恰恰是：你作为中国人，为什么不学中国哲学呢？

如果是一般人，大概就要反问了：我是中国人为什么就要学习中国哲学啊？有必然联系吗？你这逻辑不通啊。——这就是我所说的轻巧的回应与无重量的答案。

但是我的同学却感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困扰，所以她事后不仅又发邮件给她的同学解释原因，觉得这个尚且不够，还约出来了再谈这个问题，那天恰巧巴黎下大雨，却由锲而不舍改成下礼拜，总之，无法遏止的冲动让她去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我想，问题不在于法国人理不理解中国哲学，问题不在于我为什么要学习现象学而非中国哲学，问题始终在于：我作为中国人，我与中国哲学的correlation是什么。这是这个问题的重量，也存在于马哲与中哲之间。其实，不是哲学之间的关联共生，而是共处的人之间的关联共生与何以自处的问题。当你到了国外，这个何以自处的问题会剧烈涌爆，这个我是谁的追问会无比强烈，这个文化体感会格外灵敏。

文化问题最具切身感

正是在跨语际的交流与沟通中，在“平地起土堆”、“无风起波澜”与他交往的褶皱中，在他人对其的惊诧与疑问中，她发现并承当了自己对文化的“无知”：这里的“文化”不是孔子学院所教的“文化现象”那样现象性的东西（功夫、饺子、长城、喝热水、吃大蒜、李小龙），而是不可归约的“我是谁”的那个老问题。法国人可以通过阅读笛卡尔、卢梭、孟德斯鸠、萨特、波伏娃、福柯而自信地沉浸在“我存在着”这样的文化体感当中，并且当他们遇到文化上的他者之后，这种文化体感只会升温，而不会递减。然而中国学者（主要是西哲学者），到国外开会；中国学生（主要是学西哲的学生），到国外留学——在这些跨语境的交流中，他到底是拖着冷冰冰的身子去的，还是保留着他文化的体感？

换言之，当学术自身的严肃性，或者说一种晶莹透亮、观照凌虚的观念世界，消灭了那种生活在真实的人间冲突之中的人身上的感受性的时候，当缺乏一种与他对照的交往活动的时候，小觑、戏谑、反讽与轻巧的态度是不是就容易出头？

今年我和一批同学出国之后，在与生活在其他环境中人交流时刺激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原来不是问题的问题，重新成了问题。用我这位同学的话说，“文化问题最具切身感”。

而文化问题，恰恰是专业学术所要阉割的存在。今年《现代哲学》第四期，有一篇译文，内容是哈贝马斯对马丁布伯对话哲学的一个评价，在论文中他充满遗憾地谈到马丁布伯“滑向了文化批判”——对于哲学来说，从对话哲学走向语言哲学就是正路；而马丁布伯、列维纳斯、牟宗三这些人可都谓“滑向了文化批判”。

文化问题可以不是哲学的第一问题，却是人间生活中，尤其是跨语际交往中的头等切身问题，因此这并非是对哲学学者所构成的一个哲学上的问题，却应该是哲学学者之为具有文化体感的人在生活上的问题。文化的切身感在哲学的周边支撑着作为思考着的存在者之存在感之核心。就像一个普通法国人当他阅读完卢梭后面对他的中国同学所具有的那种“法国感”——这并非哲学，却也不再哲学之外。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重量感与答案的厚度

我的学霸同学有一个感慨：“感觉要是中西马大家都能同心共情多好，这样就有意思多了。”

这不是一个出自哲学理智上的感慨，这是一个出自文化切身感的感受，而背后，当然是对“中国的哲学”——而不只是“中国哲学”——的一个期望：多具有一些文化体感，问题的重量感也就随之而来。重量感是那种可以决定问题答案之深度与厚度的东西，也就是具有生产性的感受。巨大的重量之压迫逼着你给出一个相应分量的对抗。我一直不把它看做理智上存在的东西，而只能把它放在文化感这一感受性中。

解释问题的原因并没有错，但似乎通过困扰也可以产生正念与正情，这种感受，当你出国之后，代表着自己的文化立场而与他人友好交往的时候，就会源源不断地涌现。

中国在世界上（非周边国家中）的知名度到底有多少？ - 倪新的回答 - 知https://www.zhihu.com/question/37922189/answer/247532925

这种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我的学术也许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但我觉得，对我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具有健全文化体感的感受者来说，却是关键。而在这种体感中所产生的重量可以帮助我进行更具有尝试性的思考。

说了那么多，孔子的八个字其实最好：“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只是当我能诵出这句话的时候，远没有当我到国外之后参与到一个他者的文化场域中感受那么深。恐怕很多学者对此也没有什么感受罢。

道术将为天下裂，然而大家毕竟眼睛都还盯着“道术”，这还有奋斗的方向。就怕丧失了“道术”的目标，大家天天“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道术”当然还是一个暧昧的谈法，所以我尝试着把“问题性”作为“道术”那样可以承当共通与汇聚的平台，作为拆毁小觑、戏谑、反讽与轻巧的契机。成否败否，诸位公心辨之。

﹍﹍﹍﹍原答案﹍﹍﹍﹍

中国哲学是一笔糊涂账

系里有一位年轻现象学教师，据某位大佬评价，“是现象学的明日之星”。

“明日之星”很喜欢和我打趣，

“你们中国哲学不行啊，研究的都不是问题。”

话锋一转。

“但是啊，以后中国人做哲学要有出息，一定是做中国哲学。你们现在研究中国哲学的人谈来谈去，都是一笔糊涂账，你们的问题在哪里啊。等我以后不做现象学了，就专门来搞中国哲学，帮你们清理出你们的问题。”

我听了这个说法，心里不仅不反感，反而很高兴：“欢迎您尽早入坑。”

历史性与问题性之争

我这个老师的谈法很有意思。

抛开制度、历史沉积的种种要素，抛开个人的偏见或者文化惯习，中哲在哲学层面上的确有一个缺陷：不可传译性。这不是因为使用的“哲学语言”有模糊性，而主要是缺乏问题指向性。中国哲学目前是以史为纲，中国哲学主要就是对中国哲学历史的研究。所以《中国哲学史》上发表的文章几乎没有是以“问题”为导向的，而大多指向对某个人某个思想细节的历史澄清。换言之，哲学史的要求就是实证历史的要求——准确。于是，目前的中国哲学史，台面上充斥着的是“虚假的历史学风气”。所谓虚假，是说这种表面上看起来历史的态度其实完全是反历史的，这就是为什么思想史这10多年风起云涌。思想史是比哲学史更加彻底的激进历史化。

中国哲学史的写作大多是“山头哲学史”（导师语），一个人一个人摆出来，按照现成的框架——本体论、心性论、政治思想、社会思想、历史思想等等炖成一锅粥。山头林立，毫无问题。

不要说习惯做英美分析哲学的了，连我做现象学的老师都看不下去了。

你们中国哲学到底有问题吗？你有面对事物自身，你有运用人的理性么？——这是严肃的西方哲学工作者，当他开始接触目前中国哲学学界时，所必然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你就真的丧失了哲学的资格了。

回到复杂性：平地起土堆

但是，实际上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因为，复杂性就在于，能够称得上“中国哲学文本”的“研究文献”，大多没有问题性，它不提出问题以解决，而是像天降之书，每一个句子自身都在祛离问题性。《老子》《易经》《中庸》《论语》《大学》《正蒙》《知言》等等，都是无问题式、非建构性的句子。所以，简单说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承认中国传统哲学文本之无问题性。

但是，如何在现行的问题式的哲学研究范式中为中国哲学提问，也就是说，“平地起土堆”，给没有波澜的东西制造出波澜，以使得它成为一个能够被哲学同行，甚至为一般人都能够凭借理性所理解与领会的存在？

朱利安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位哲学家——我坚持不认为他是汉学家，因为他的书已经超越了现行的汉学范式了。在《进入思想之门》中，当中国学者自己都抱怨嫌弃这种无问题性的存在时，他以他者之眼，诧异地发现了这种“无问题性的问题性”，他进一步反思：如果无问题的哲学方式是可能的，为何哲学一定要沉浸在自己的问题性中？

这里无法展开讨论朱利安的思想，我只是展示了一下：无问题性如何重新被朱利安转译为一种问题性，也就是说，“无问题本身也是问题”。朱利安的所有著作几乎都在展现平地起土堆如何是可能的。

与中国相遇之后，我甚至质疑：我们需要用问题（par question）来思考吗？思考岂如西方哲学家自希腊人以降热切想做的那样吗？总得回答一个谜题，总要询问斯芬克斯（Sphinx），总在深渊（倪按，此处应该指海德格尔的Ab-grund）探索。——《进入思想之门》

制造褶皱

我们系一位西哲老师抱怨：“去国外开会，人家不问你你对西方哲学研究出了什么成果。这是人家自己的资源，人家不比你更会研究吗？所以不会觉得你的研究能给人家锦上添花。反过来，他们总是问我中国哲学研究什么，觉得这个可能对他们有启发。但我哪儿知道中国哲学在研究什么。”

所以任务有两方面：

1、历史的了解，即传译传统中国哲学之无问题性下潜藏着的内容。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所以那位西哲老师后来也自己了解了一些内容，这样以后出国就有谈资了

2、“平地起土堆”的研究。在平滑的思想表面制造褶皱，用问题性的语言，非历史性的句子，来研究中国哲学。

我们的现象学老师，就是敏锐地把握到“具有问题性”对于任何一门宣称属于哲学自身的学科所具有的极端重要性，这是一切“可传译性”的基础。各个学科所使用的术语体系不同倒是其次的。否则，人家无法了解。其次，你沉陷在非历史的哲学史研究与纯历史的思想史研究里，不具有哲学的理性特征。

哲学之为一门翻译学

我很喜欢这位老师的课，经常去听，他经常是讲讲讲高兴了，就转向我：“那个小张啊，你来说说，从中国哲学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第一次问我什么问题我忘了，就记得有点慌张，胡诌了几句“天人合一”“天道性命”。

他就拉下脸来。

“为什么就天人合一？我就觉得不能合一。你如果不是在论述一种文化信念，你就得从哲学的角度来重新谈这个问题。”

我感觉这个当头一棒当场让我清醒了。从此，我就开始对“话头哲学”产生了极大的反感，能不用中国哲学的“话头”就不用“话头”，否则不过是一种文化信念的坚持者罢了。

我导师上课，谈到当代新儒家也说：

“我们对新儒家的研究有一些误区，新儒家是不是把自己文化的洞见翻译成了哲学？一门以文化洞见为基础的哲学能不能称得上一门哲学？我觉得是不能的。中国哲学需要有它的核心文化洞见，但是以此不足以构成中国哲学之哲学性。所以我们最好区分哲学宇宙与哲学世界。讲哲学世界，不用哲学宇宙这个词儿。哲学世界就是一个界划，不能像宇宙一样，包揽万象，那就不成哲学了。”

当然，问题本身可以进一步复杂化：文化洞见与哲学之间的关系问题。

列维纳斯把自己一生的哲学事业称为“写给异邦人的信”——他的使命就是把耶路撒冷的话语翻译成雅典的语言。于是，哲学就成了一门翻译学。

不要轻易瞧不起那些异邦人，应该尝试给他们写信。

这里不必深入，只是想说，问题走到哪一步，都有无限分叉与重新开端的可能——只要不是退缩在那个名之为“哲学史”的暖和被窝里吃老本。

最后说一个我们这位现象学老师打的比方，我觉得十分精辟。有一次他穿着那种传统中式那种对开襟的衣服来上课，我也刚好穿着一模一样的衣服。他看见了，上课时候就笑呵呵地说：

“中国的衣服和西方的衣服都不一样。穿西装，是衣服架着人，你腰得挺直，你肩得放平，你一进去那个衣服套套，立刻就知道怎么办了。所以我写现象学的论文啊，都得穿西装，穿中式的衣服写不了西哲论文。软塌塌的，衣服跟着你身体走，那么柔软，我刚穿的时候是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因为这衣衫它自己不给你形式啊，你得自己学着给它形式。后来习惯了，还是这个好。”

中国哲学需要平地起土堆，让大家从理性的问题层面了解你在干什么。但是起的土堆，似乎也可以随时摧毁，而保持其平地的“无问题”状态，以超越哲学之问题性，而进入无问题性的那个层面。

毕竟，有了问题性，大家才能在一个平面上尝试相互理解。但忘记了自己的无问题性，就成了哲学的一个特殊部分，就失去了自己的肉身。

所以，我还是比较欣赏列维纳斯的哲学事业——“写给异邦人的信”。不要轻易瞧不起那些异邦人，应该尝试给他们写信。

在思想之间，互不相干漠不关心（l'indifférence）的确比差异（la différence）更难跨越。——《进入思想之门》

西哲我知道是啥，但中哲是啥？

经学算吗，子学算吗，训诂算吗，音韵算吗，史学算吗，佛学算吗，等等。

明明不是一个体系的的东西，“中哲”这个概念可能都是一种虚构。连谈“看不看得起”这个问题，都应该是不合法的。

更不要说，相互之间可能还有不少合作的可能，大学的时候某位大教授给我们开了一门《现象学与心学》的课，搞点大新闻也不是不可能对不对。

挂一个人

1称张书记为西马研究，实际上张是马克思研究。西马不过是文本深犁的过程，是和mega的两条腿走路。又称80年代徐崇温等引进的马尔库塞为张引进，把相同时期作为法兰克福一部分引进的哈贝马斯和鲍德里亚并称为西马。

2称当前流行的哲学主流为德国古典哲学和现象学（80年代）。

3称李猛为马克思主义研究者，这个简直荒唐可笑的指鹿为马。

4陈嘉映不研究海德格尔多少年了？张祥龙争议又那么大，可见不是真的懂一点现象学，而是背菜名来的。

还有一些报菜名式样的东西，如：“中哲里面像李泽厚，余英时，杜维明，成中英，葛兆光，这些人都是真正的学者。”

我就和他指出你的答案是以站在专业者角度来反对业余者价值判断的，但内容又有如此多硬伤和浮光掠影的道听途说，可见不足观。这种拉专业为自己站台，反而是让专业为自己业余背锅。

此公被打脸后奋而删评论，又拉黑名单，更有神论继出。

你当然不是专业的，这种抄书的东西都能答错，还有什么脸继续逼逼逼呢？

奇中最奇的是都这么下作的撕破脸，却又把我实话实说有利于他的一句继续挂在评论区，真可谓……

不要脸极了

严格来讲马哲是背向哲学，朝向社会科学，挖了西哲祖坟的东西。形而上学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或者说憎恶马克思主义是很正常的。

从学校课程里面来说，马哲不过也是哲学系某老师的方向，对学生而言和西哲是不分的。就算你有了自己方向理路选定了马克思主义，那么无非要么前进到社会学艺术理论的学科交叉处，要么反复咀嚼形而上学的“过时的智慧”，做文本的梳理和深犁，这里面也很难和西哲知识做切割。你要说鄙视什么的，要么是四六不懂三流文人，要么派系立场，马哲难道不鄙视旧形而上学，施特劳斯派难道不鄙视对“古今之争”无自明的学派。这有什么好说的。

中哲主要是不成体系。中哲开始实际上是“中西比较哲学”，在元问题上的“中国有没有哲学了”都没有解决”。文本没有积累，也不可能有自然的学术路径，自然就比较糟心。所以懂小学和经学，大家高看一眼，不是因为他们就对，而是有一个历史学术过程的自然学术逻辑，你这个学科合法性不会向个漏风房子，一眼被人看到底。要经历艰辛文本工作，扒掉你的好几层衣裤，才能瞅明白你是什么玩意儿，什么路子。就算内容观点还不对，也不失为有价值历史梳理和观念对历史遮蔽的澄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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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i-ling-cha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哲学上有一个“亚里士多德陷阱”不知道大家识唔识得啊？

就是一个思想/哲学流派，当它被钦点为官方意识形态后，在学术界很快就会被看得很low，甚至硬点风潮过去后还会被当做死狗。比如亚里士多德啊（被雅典人diss），阿奎那啊（被文艺复兴及以后diss，其实整个“中世纪天主教哲学”都一般地有这个命运，从钦点的神坛掉下来后被当做死狗diss了几百年），黑格尔啊（恩格斯的diss最有名），尼采啊（这个勉勉强强算吧），儒家啊（新文化运动）。

什么马克思主义啊，中国哲学啊，在海外都是很潮很fashion的东西，人见人爱花见花开，怎么到了大天朝就被人看不起了呢？

因为中央硬点了马哲啊！因为中央暗戳戳地硬点了中哲啊！——就靠你们来构建我们的意识形态啦！

所以马哲=中央，中哲=中央。

所以马哲的姿势水平=中央的姿势水平，中哲的姿势水平=中央的姿势水平。

在这种思维下，西方哪个国家没搞过的西哲对这两种哲学会有这种感觉也就不足为奇了。

回过头来看，那些从来没被硬点过的哲学是不是让人觉得很高级？什么墨子啊，赫拉克利特啊，司各脱啊，叔本华啊，哎呀呀，光是报报这几个哲学家的名字，都觉得自己高级起来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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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en-yang-90-21 网友的相关建议: 
      

学科鄙视链是一个存在历史相当悠久的东西，而且几乎无法消除。

先不说“中西马”的鄙视链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很有中国特色，是中国式哲学二级学科划分法的产物。就说按照国际最最主流的哲学划分法，鄙视链仍然是存在的。广义来说，搞逻辑学的估计会看不起搞其他哲学的，搞理论哲学的存在鄙视搞实践哲学的现象，而在理论哲学中又以搞形而上学，语言哲学，心灵哲学的可能B格更高。而在实践哲学领域中，可能搞理论伦理学，“纯”政治理论的可能格调也高一点。而像本屌这种搞社会理论与具体学科交叉方向，然后研究问题又好死不死地跟马克思还有点关系的人就最不像是搞哲学的，于是只能在鄙视链底端瑟瑟发抖。。。。

当然，上面的都只是些玩笑话，不过在这玩笑话里我们似乎能找到一个“学科鄙视链”存在的内在逻辑。因为“鄙视”是一个价值概念，而一旦“A鄙视B”的关系被确立起来后，我们实际上做的就是A和B之间的一个价值判断，并以我们所认为的所含价值的多少或者高低或者好坏来对二者进行区分。而具体到学科领域，在“鄙视链”中起作用的那个价值往往就是所谓的学科价值。这个东西其实也挺玄的。比如说，诺贝尔奖里大家往往最看重，最关注的是物理学奖，而化学奖和生理学奖可能就没那么吸引眼球。这也反映出了自然科学领域的一条鄙视链，即物理>化学>生物。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主要在于物理学相比于其他自然科学“更科学”，因为它最基础，最接近我们所认为的科学的理想形态。这也是为什么还会有“数学高于其他所有科学”的评价出现，因为数学更加基础，也更加“科学”。

同理，哲学行当里的鄙视链也是这样，为什么形而上学b格最高，因为它似乎“最哲学”，而其他哲学分支或多或少地都会和其他学科领域产生交际而显得不那么“哲学”。而在国内，为什么学西哲的存在看不起学中哲马哲的现象？也是因为西哲似乎比中哲马哲相比更加“哲学”一些。也就因此格调看起来更高一些。

但是，这种“鄙视链”本身危害性是很大的，因为维系着鄙视链存在的那个价值判断本身很可能是有问题的，凭什么做基础学科工作的就是比做交叉学科或新型学科的更“科学”？为什么研究过程中运用数学的量的多少能决定一个学科的科学与否，价值的多少？（举例，此现象比较多出现在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领域）同理，凭什么更纯，更加“哲学”能作为鄙视行为的价值基础呢？在没有进一步说明和论证的情况下就接受这套价值判断对于任何一个受到了高等教育的人来说都是不应该的，对学哲学的学生更是如此。

最后说一句鸡汤的话，关键并不在于你学的是什么，不在于你所在的领域在鄙视链上的位置，而在于你到底捣鼓出了什么东西。因此我希望未来在任何学科之中，鄙视链都不再存在，一切靠成果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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