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近现代以来，在西方国家中拉丁文化圈国家在内政外交军事经济上表现得如此糟糕？ 第1页

　　上图分别展示了1700年和1800年的英格兰的人口分布，可以非常清晰的看出，在工业革命后，英国的经济重心从东南英格兰转向了西北英格兰（以格罗斯特-波士顿为界）。东南英格兰开发较早，从古典时代到早期近代一直都是农业活动的中心，而西北英格兰在农业时代地广人稀、土地贫瘠、岩石遍布，以一些不起眼的畜牧业闻名。然而工业革命明显改变了这一力量对比，以曼彻斯特为代表的工业城市快速兴起，超越了领先上千年的泰晤士河流域。

　　如果这张地图可以被画的更大，乃至读者可以看到苏格兰的话，就会有更加明显的观感：在1700年的时候，苏格兰还是欧洲最著名的穷乡僻壤和边鄙之地，经济上的困顿是苏格兰在1707年要求与英格兰合并的主要原因。然而也是在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苏格兰快速崛起，同样成为了大不列颠王国内部比较富裕的工业区。

　　这个案例可以提醒我们，“后发制人”并不是西欧整体上特有的宏观现象。在“拉丁世界”和“日耳曼世界”内部，乃至西欧以外的广大地区，这个规律同样常常奏效。在此举几个具体例子：

　　1. 在亚平宁半岛，开发较早的是南意大利地区，这一地区在古典时代乃至早期中世纪都保持经济领先。然而在12世纪西欧商业复兴之后，北意大利在产业多样性以及发展活力上超越了南方。虽然南方的农业产出仍然长期保持领先，但是在意大利统一后的工业化过程（被称为“大冲刺”，1861-1975年）当中，南方被北方远远甩开，导致了今日意大利根深蒂固的“南方问题”。

　　2. 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地区在罗马人和摩尔人统治时期都以富饶著称，能够出产大量的经济作物，而北部山区一直被认为是穷山恶水。但是在再征服运动之后，安达卢西亚渐渐成为了穷困地区。19世纪以降，安达卢西亚的主要特征是农业经济顽固、工业发展缓慢、文盲难以消除。

　　3. 先秦以来，中国北方长期是农耕文明的中心，但是从公元4世纪之后，历经永嘉、天宝、靖康三次移民潮，中国南方渐渐成为了新的经济重心。在实现工业化之后，南方相对北方的优势仍然非常明显。

　　4. 在西属美洲，殖民地时期的经济重心位于墨西哥中南部和上下秘鲁，因为这两个地区继承了前哥伦布时期的人口和经济活动，而且拥有丰富的矿产。但是从18世纪波旁改革之后，西语美洲的边缘地区，如智利中南部、拉普拉塔河流域、委内瑞拉、哥斯达黎加、墨西哥北部开始得到重视。19世纪以来的历史证明，这些曾经的边缘移民地区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确实更有活力。

　　5. 以巴伊亚和伯南布哥为中心的巴西东北部在蔗糖繁荣时期（约1580-1680年）是无可辩驳的经济中心，而此时以圣保罗、里约热内卢、贝洛里奥藏特为中心的巴西东南部还是一块基本被放置不管的边疆。然而历经18世纪的黄金热以及19-20世纪的工业化之后，东南部在各个产业上都全面超越了东北，东北反而成为了落后农村的象征。以至于在巴西，对东北人的偏见已经非常普遍。

　　6. 在15世纪末，以北意大利为代表的地中海地区相对西欧北部在商业组织上有着巨大的优势。通过遥控分公司，一个皮亚琴察商人能够足不出户操纵自己在伦敦的业务，而同时期的德国汉萨商人还得事必躬亲。但是欧洲经济的重心在16-17世纪从地中海转向了北方，后者也在工业化时代拥有更好的经济表现。

　　......

　　上面这种例子其实不胜枚举，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后发制人”并不一定总是奏效。例如在今天的德国，莱茵河流域以及南方的工业水平就要比易北河以东地区领先很多，而前者在罗马时代就已经有所开发，后者在9-12世纪日耳曼人东扩时才被普遍开垦。这个例子也说明，现代化进程本身十分复杂，有很多因素都可能发挥作用，不能够做出一言蔽之的判断。

　　可能的原因有哪些？面对这个复杂的问题，本回答在此不试图“解决”，只给出两种经典理论解释作为参考。

1. 移民素质理论

　　以凡勃仑（Thorstein.B.Veblen）为代表的许多学者认为，移民是后发地区得以快速超越先发地区的关键，因为移民本身具有传统定居者所不具备的一些素质，这些素质正是促成现代化的关键。此外，移民的不同素质也是不同后发地区经济表现不同（如阿根廷和美国）的重要原因。

　　移民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素质是进取和创新。近现代以来，在国际或国内范围流动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是生活困苦的底层农民或者工人，他们选择移民往往是因为走投无路，或者对美好生活有着强烈渴望。更高阶层的移民则往往是一些不安于现状，希望能开创一方事业的年轻人。这些人的普遍特征就是敢于冒险，而且往往吃苦耐劳。

　　此外，移民往往能够摆脱传统社会的结构和观念束缚，并且建立更有利于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新制度。传统制度普遍建立在根深蒂固的农业生产方式之上，对稳定的追求远远大于对活力的渴望，普遍限制生产要素流动，试图阻碍甚至禁绝阶层提升，对知识和教育缺乏关心，对制度和技术创新高度警惕，此即所谓现代化进程中的“历史包袱”。而移民即使不能够完全脱离，也至少能够部分抛弃这些包袱。

2. 内卷化理论

　　在20世纪，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注意到了我们上文陈述的“后发制人”现象：在印度尼西亚，农业历史悠久、人口高度集中的爪哇岛在工业化进程当中远不如外岛（印尼除爪哇岛以外欠开发的其它岛屿）顺利。对此，格尔茨在1963年写成了《农业过密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Agricultural I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一书，认为爪哇岛精耕细作的水稻种植导致当地人民困于人口增长带来的内部压力，而无力发展其它产业；但仍然采用刀耕火种的外岛在荷兰殖民者到来后反而可以更快发展出口农业，进而向工业经济转型。总结来说，先发地区过于密集和复杂的社会结构成为了工业化的阻碍，后发地区则更加游刃有余。

　　16世纪中叶，法国作家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来到意大利，对当地人匮乏的饮食条件感到诧异，比起开发了两千余年的地中海沿岸，法国在人口和社会结构带来的压力上似乎要小一些。然而在18世纪，英国的生活水平又要明显高于法国，而后者不堪饥饿的人民在世纪末发动了一场革命。到1900年时，世界上只有四个完成了工业化的国家，其中就包括英国（其余三个是美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是两个半工业化国家之一（另一个是荷兰），而意大利和俄国、日本、西班牙等国一样，还在跑道上尝试起飞。

　　显然，在罗马留给其子女的遗产当中，既有皇冠，也有脚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