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几乎同一时期独立的地区，拉美民主制度为什么没能像美国一样建立起来？ 第1页

　　谢谢邀请。首先要指出，选举民主和军政府之间的摇摆是20世纪30年代后的一个现象，而民主制度的建立期是在19世纪，这是两个不同的研究问题，尽管有联系但是还是可以分得很开。本回答将主要关注独立后拉美政治制度的起步期。

　　拉美民主制度发展是一个相当重要而且宏大的命题，在理解这个问题时，我们首先有必要认识到一个基本背景即，拉丁美洲各共和国和美国一样，是世界上尝试总统制宪政共和的第一批国家，至今拥有悠久的共和制历史，已达两个世纪之久，要远远超过旧大陆的几乎所有宪政共和制国家（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实践宪政共和制度都在一个世纪左右或不到一个世纪）。拉丁美洲民主制度建设有着十分漫长的过程，在不同的国家和历史时期有很大的差异。因而，如果试图用一些简单的概括来解释问题，就毫无疑问会陷入简单归因和刻板印象的陷阱。（关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不妨联想我国的共和制历史，可能用几句话或一篇文章来概括1911年以来各个时期的情况及其产生原因吗？那么何况是有着二十个国家，两个世纪共和历史的拉丁美洲呢）

　　实话说，这也是一个足够二百个博士毕业的大问题了，本回答将仅试图给出导论性质的梳理，对拉丁美洲民主制度建设的三个大的历史时期分别进行介绍，这三个时期分别是，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期（独立-1870年左右）、自由派寡头共和国时期（1870年左右-1930年左右）、战后民主与军人干政时期（1930年左右-1990年前），其中着重介绍第一个时期，因为它特征相对简单，也更贴近题干。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三个时期的特征分类仅仅是对地区整体特征的一种归纳，拉丁美洲有很多国家，每个国家的国情都不尽相同，因而在每个时期都会有明显的例外情况，比如智利在独立后是西语美洲唯一一个稳定的宪政共和国，墨西哥在拉美军人干政此起彼伏的时代有着稳定的文官一党领导体制。只有让具体的历史事实超越空泛的概念，才能对问题产生有价值的理解。

一、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期（独立-1870年左右）

　　殖民地时代给西语美洲各个共和国遗留了很多遗产，包括城市/港口-大庄园/种植园二项式（外加比比皆是的印第安人村社）、拥有特权的天主教会和军人、种族等级制度、薄弱的中央政府。拉美民主制度的初步建立无疑要和所有这些因素，以及许多我没提到的其它因素产生联系，鉴于问题的复杂性，我不打算进行穷举或者指认一种因素作为问题的根本解释，因为这些不同因素在不同国家的影响差异实在太大，例如教会在墨西哥这种殖民秩序深厚历史悠久的地区势力非常强大，但在阿根廷这样人烟稀少的新兴垦殖殖民地却显得无关紧要；大庄园在墨西哥和阿根廷都占有明确的主导地位，但是斑驳的印第安人公社也在中部美洲和秘鲁山区无处不在，玻利维亚仍将长期把这些农民公社而不是大庄园作为自己的经济基础......在各种复杂的背景因素当中，我们只能寻找共性的现象来寻求理解：

　　1.权威缺失与依附制

　　各个美洲国家（包括美国但不包括巴西）在独立后首先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就是政治权威的缺失，即中央政府缺乏合法性和权力。在美国，联邦政府提升自身地位的过程长达数十年，直到南北战争后才完全确立；巴西帝国的政权虽然相对稳定，但是中央权力却相当有限，这一情况也被旧共和国（1889-1930）继承，直到瓦加斯时期（1930-1945）才组织起了足以压服各州的军队和官僚机构；而西语美洲各个共和国在面对这个问题时，表现出的是普遍的无力，中央政府难以自证合法性，更难以控制各个地区，因此独立时期到1870年左右，西语美洲国家政治呈现出的普遍特征主要是两点，其一是在无政府和考迪罗独裁状态之间摇摆，其二是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之间的冲突。

　　所谓考迪罗，指的是强权个人领袖，这个概念的使用非常泛化，从玻利瓦尔到卡斯特罗乃至莫拉莱斯都可能被称作考迪罗。在此，我们强调的是独立后半个世纪内作为一种制度的考迪罗主义，即农村考迪罗基于人身依附关系组织起的政治体制。在这一时期的西语美洲，绝大多数人口从事农业，大庄园是农业土地所有制的核心（这一核心地位是由组织化程度而非在农业中占有的绝对比例多少所决定的），在大庄园内部，所有劳动者服从庄园主的家长制管理，依附于庄园主，接受庄园主的保护，而庄园主拥有近乎无限的权力。这一时期的农村考迪罗基本都出身于庄园主家庭，并且在军队中有履职经历。在庄园以外的更高层面上，依附制层层叠叠，小人物依附于大人物，为大人物提供财源和人力，同时寻求大人物的保护，基于这种关系，地区考迪罗作为实权人物出现了，同时他们也谋求或者依附于中央政府考迪罗的地位。这些各层级的考迪罗缺乏统治的合法性，也常常不在乎合法性的存在。一旦一个考迪罗足够强大，就可以建立起名义上统辖全国的政权，但反之他也随时可能受到其他考迪罗的挑战或者依附于自己的考迪罗的背叛，每当考迪罗失位，就会出现不可避免的纷争乃至无政府状态。在讨论这种情况时，历史学家常举的例子是圣安纳领导的墨西哥和罗萨斯领导的阿根廷，特别是后者被认为是考迪罗制度的典范，“罗萨斯把阿根廷全国变成了一座大庄园，而他是庄园主。”在这里，考迪罗不只是一种现象，更是一种社会制度，是一种基于拉丁美洲特有的经济基础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在政府软弱而且权威缺失的情况下出现，而不能简单归为独立时期军队至上的结果。

　　不过，以上的叙述只是一种过度理想化的简单模型，考迪罗制度当中宪政体制并非一文不值，文官、教会、军队等势力也会持续产生不同的影响，特别是文官在独立后的数十年内不断崛起，并将最终取代农村考迪罗们的地位。而考迪罗制度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在智利，迭戈.波塔莱斯提出在展望光明的未来之前，首先要注意“黑夜的影响”，即西班牙殖民时代的社会遗产。波塔莱斯建立起了一种把殖民地时期的专制传统同新的立宪形式结合起来的制度，并成功维持了数十年，保障智利避开了各个兄弟共和国所经历的混乱时期，平稳完成了经济制度的转型。

　　2.宪政与中央权力

　　独立后的拉丁美洲各共和国洋溢着浪漫主义的氛围，从法国、英国和美国借鉴来各种对于民主制度的经验并加以实施，然而，民主制度并非雀巢咖啡，不能拿来即冲即饮。新的制度符合部分上层精英的审美，却不符合拉丁美洲的社会现实，正如雨果评价大哥伦比亚的宪法时说“这是一部给天使们制定的宪法”。拉美各共和国很快陷入了一连串的政治实验当中，例如玻利瓦尔试图建立一种拿破仑式的独裁共和制，这一理念也被他麾下的将军，未来领导厄瓜多尔的弗洛雷斯以及领导秘鲁-玻利维亚的圣克鲁斯所继承，但这种体制也很快宣告破产。中央集权派和联邦派混战不休，哥伦比亚共和国在这方面是一个最突出的典范，它的首都波哥大易守难攻，但是地位衰弱，面对地理隔绝的各个地方势力几乎束手无策，无论怎样变更宪法似乎都无法解决问题，只能不断引起新的冲突......在各个共和国当中，中央权力的确立普遍耗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仅仅是确立而非普遍巩固，例如秘鲁和洪都拉斯政府对于山区基本还是没有控制力的），各国找到的最终方案基本都是建立一个中央集权共和国（墨西哥和阿根廷只是在名义上保留了联邦制）。伴随长期混乱后宪政体制的确立、各国文官集团的崛起、以及伴随出口繁荣时代到来内部经济体制的变化，无政府与考迪罗主义时代最终成为了过去。

二、自由派寡头共和国时期（1870年左右-1930年左右）

　　在独立后的半个世纪当中，各共和国的政治主要是由保守派所把持的，但是从1870年代开始，自由派的时代到来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自由派大多并非首先追求理想式自由平等博爱的“老自由派”，他们的目标首先在于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例如推动土地私有化，瓦解印第安人公社；推动世俗化，废除教会特权，把教会资产转化为资本；大力发展出口，引进来自美国和欧洲的资本和技术等等。对于新自由派而言，问题是眼下的经济发展，而非过去的那种法律层面上关于体制和个人自由的争议，因而他们的自由主义举措同不平等的加剧以及个人独裁并没有什么矛盾，甚至可以说是相辅相成的。正如执掌墨西哥35年的波菲里奥.迪亚斯总统的格言所说，“要秩序，要进步，不要民主。”

　　在1870-1930年间，伴随世界市场的活跃，拉丁美洲的出口繁荣时代到来了，各国的重心都被转移到了经济发展当中。城市快速崛起，印第安人公社和教会权力加速瓦解，不涉及出口的大庄园的地位迅速降低，农村考迪罗几乎一去不复返，资产阶级的考迪罗和文官们成为了国家新的主人。在最为繁荣的阿根廷和乌拉圭，伴随大量欧洲移民的到来，社会阶层的多样化迅速出现，在此基础上两国开展了新的民主实践；但更多国家依然由强势的自由派寡头执掌，例如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危地马拉的埃斯特拉达、委内瑞拉的安东尼奥.古斯曼.布兰科、秘鲁的奥古斯托.莱吉亚。这一时期风靡拉美的哲学思想是实证主义，它影响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政治领域，实证主义的表现是赞同“由民众同意”的寡头领袖在技术官僚的辅佐下维护秩序，并且推动社会进步，这被认为是理性和经验的结果。

　　相对于前一个时代的不稳定，拉丁美洲在1870年后终于拥有了稳定的共和体制（巴西在这一时期也加入了“共和国俱乐部”），相对规范的宪政建立了起来，当然“民主程度”在这一时期仍然是另一个问题。

三、战后民主与军人干政时期（1930年左右-1990年前）

　　在20世纪30年代之后，拉丁美洲多国出现了民主政府和军人干政交替出现的情景（其中最典型的是阿根廷），但这一情况并不适用于所有国家（例如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都是明显的例外），其背后的原因也很难一概而论，或者说这个时代的拉丁美洲已经比独立时期要复杂得多了。在此本回答难以给出一个统一的结论，只试图给出一个思考的要点即，军人干政是世界的普遍问题，而非拉美地区的特殊问题。如果不仅把目光局限在拉丁美洲，看看非洲、中东、东南亚以及部分欧洲国家例如西班牙和希腊，就会发现军人干政的普遍性。因此说“军人在拉美地区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其实是不公允的，例如智利和乌拉圭的军方虽然在1970-80年代深刻地主导了政治，但是这两国的军方在历史上大多数时间里都有保持中立、远离政坛的传统，反过来看墨西哥革命后的军方似乎在政坛中再未出现，但是却和革命制度党把传统的军方利益整合进体制的举措有很大关系。军人问题是政治框架内的一个机制性问题，在领域上不必扩大到整个拉美社会，而在范围上不应只局限于拉丁美洲。

　　其实，放眼世界范围内来看，现代大多数新生共和国走过的道路都更接近拉美，而非美国。走向共和容易，而走向民主很难，在这方面相对特殊的是美国，而不是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