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阿米尔·汗的新电影《印度暴徒》？ 第1页

1.《印度暴徒》的剧情在充满了魅力的苏莱雅·扬跳起魅惑的舞蹈时走向了第一次的高潮。苏莱雅柔媚的身段吸引了英国军官的视线，而唱词则直接的提出了“夺取印度的暴徒”。我们知道，暴徒在电影中并不直指英国人，但此处的暴徒夺取印度又在这里有何意指呢？这就不由得我们不去多想，关于印度的形象构建与其在英国人眼中的变化。

阿希斯·南地（Ashis Nandy）指出，随着19世纪早期英国的一种强大的本土意识形态的增强，基于性别的区分方式赢得了众所周知的“科学”精确性。这一理论从身体结构差异出发，尽管将女性的巨大力量提出，但是却给了她们无可置疑的分工——社会道德的传承。也就是说，妇女在此种“科学”的分工中表现为强大却间接的力量，它是通过对男性道德良知的塑造来发挥作用的。

而英帝国的存在使得这种两性的差别更加显著了。英帝国的经历从本质上显著突出了“男性”特质——如控制、自律等——而弱化了“女性”特质，如柔弱与同情心。英国人在印度的生活中，女性绝不是消极的，但她们在极大的程度上却要被隔绝于昏暗的小屋之中，而男性则在法庭和军营中从事帝国工作。这样的一种生活经历则再次的凸显了“男性”与“女性”的相互区分，这一区分反馈到英格兰后进一步的鼓励了那种主张将各种领域分离的意识形态，而反馈在印度，则彻底的塑造了印度的形象——直至今日。

这一形象形成的原因来自于对殖民地的想象，无可避免的东方主义在影响着殖民者的心理。自视为道德改革者的英国人在此之上面对着一个矛盾性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将“教化使命”加于自身，其理念是要按照英国的形象来重塑印度，另一方面，他们又坚持主张要维持一个具有永久“差异性”的想象中的印度。母性神灵对不列颠的安立甘教徒来说是多么陌生而奇特啊！M.莫尼尔-威廉姆斯（M.Monier-Williams）套用维多利亚时代的刻板成见，将印度教女性神灵描述为“更易于接受祷告、奉承和贡品的抚慰”，而“在性情上”又比男性神灵“更加易怒、反复无常和刚愎自用”。进一步的，印度女性神灵则被认为与美索不达米亚的母亲神有所联系，她们共同的表现了人格品性中固有的退化。在此种带有种族和性别偏见的论述中，印度教在英国人的观念中形成了一个带有无耻的色情和肤浅的感性主义的宗教，而信奉此种宗教的信徒则在印度教的退化中而女性化，又在女性化中退化。

就这样，在印度堕落的声色性中，英国巧妙的拯救与其形成了对比，孕育着一个有序的欧洲和一个女性化的“东方”的更广泛，更持久的对立。伴随着迷人的声色刺激，描绘着想象中的一夫多妻的世界和宫女曼妙形体的法国绘画，也许最为显著的表现了这样的东方世界。但是有趣的是，描述印度堕落的声色性最多的英国人恰恰是声色性最多的消费者。类似苏莱雅·扬这样的舞女的“娜什”（nautch，印度舞女表演）和对驻印度英军的妓女服务在这种构建中同样成为了中心要素。在中东的欧洲男性保有的窥淫幻想因为他们作为旁观者的存在而不能付诸于现实，但是在印度殖民地男性的情色幻想却因被限制在道德性帝国权威的范围之中得到满足。因此这种二分就被创造出来，当“受到尊重的”英国女性可以坦荡的穿行于城市街道时，她们的印度参照者就没有这种安全的公共领域而言，反而要因为自身的“病态”而为污染社会负责。与此之上，印度社会也在这样的肉欲诱惑——于英国人而言最为直接的感受中女性化，这其中包括了“堕落的”女性和“女性化的”男性。一个“女性化的”印度和一个“男性化的”英国就此产生并在之后的记录中发扬光大，并在英国人的记录中被普遍的叙述者接受——还记得“印度是一个温顺的民族”这种说法吗？

这一叙事长期笼罩着关于印度的文化与艺术创作，甚至是历史著作。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成书的《莫卧儿帝国》中，作者爱德华兹毫不讳言中亚民族和阿富汗人对于柔弱印度人的优势地位，同时又将马拉塔人和锡克人同他们女性化的印度同胞们分立，指出他们作为拥有男性气质的稀有之处并且将这种优点目为他们能在南亚次大陆的角逐中优胜的原因。更有趣的是，一旦我们接受了这种武力霸权与男性气质相合的叙事，那英帝国则无疑是南亚最为男性气质旺盛的势力了，而他生产出来的此种叙事则在这本印度本地人书写的历史书中形成了一个逻辑闭环。这正是关于殖民者的观念如何塑造殖民地为他们所认知的样子的一个绝妙例证，这种观念在印度独立后已经基本被消泯，但是却会在今日的中文网络被一再提起，这确实是一个有趣的事情。

让我们回到电影本身，影片的创作者不再需要和印度的女性气质战斗了，但是关于影片中的女性个体同样值得被提到。女战士扎菲拉的出现和苏莱雅的大胆冒险并不能完全的将其形象刻画饱满，我们可以在其中看到一种尝试，但是这种尝试还是未能达到其圆满。扎菲拉作为反抗的旗帜本身就可以为自己言说，但是遗憾的是，扎菲拉最终还是接受了作为王公之女的身份，她究竟是谁？阿扎德的一部分？亦或是王公的女儿？如果她强调了后者来为自身的反抗背书，那只能是将这位拥有独立人格的女性放到了前现代父权体制的阴影之下。影片未能在这里，在这一主体性确立的关键点做出详细描述，则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地方。

2.随着影片走到中期，克莱夫（John Clive）这一英国统治的头目出现了。他的形象存在着一种充满历史感的杂糅，作为入侵者和征服者的约翰·克莱夫毫无疑问的正是以罗伯特·克莱武（Robert Clive）为原型，而他对印度神话与习俗的了解却又使人想起沃伦·黑斯廷斯（Warren Hastings ）。罗伯特·克莱武在1757年的普拉西战役中通过严谨的战役指挥和预定好的里应外合击败了孟加拉当地的纳瓦布西拉杰·伍德·道拉，作为奖赏的孟加拉确立了英国在印度的桥头堡，而他则在战争中大量掳掠获利。而沃伦·黑斯廷斯则作为首任孟加拉总督和之后的印度总督，是一个印度文化的爱好者，并且鼓励东印度公司职员了解印度，学习梵语和民俗，推进了英国在印度的治理方式变化。而这两种面相的结合才是克莱夫在影片中的表现，而他拥有两个象征，枪炮与钟表。

枪炮正是剧中竭力在表现的一种差距，除了水手库达巴赫曾经使用过火枪以外扎菲拉也曾失败的击发过火枪，但是总体上来说英国人仍然占着装备优势，表现在我们面前的还是印度人的刀枪面对英国人的枪炮。这当然不完全是一个事实，但是这是一个可以接受的剧情安排，而总体的剧情并没有超出这种安排，还是有所克制的。枪炮的出现作为军事进步而存在，在这里更具有象征性，英国人正是在普拉西以连续不断的射击和未曾沾湿的火药战胜了西拉杰的阿富汗马队，而在这里其被作为一种衬托英国人的先进背景和军事实力而存在。你不需要进一步的背景陈述而获知英国人的军事实力对比，只需要看到子弹射入人物的体内和三桅战舰发射毁灭性的炮火，这一点就不言自明。而作为征服象征的枪炮正是克莱武的写照，他是一个征服者，而不是一个治理者。印度在他的手中是一座宝库而不是一亩良田，正如他的陈述一般。

而钟表则不同，黑斯廷斯接手的孟加拉已经被破坏性的掠夺了数十年，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为了一己之私争相盘剥孟加拉的资源和贸易，假如不迅速在治理方式上做出改变，东印度公司就必须面对长期的赤字和叛乱的危险。而黑斯廷斯恰恰是一个对印度文化充满着兴趣的人，对于这种局面，他认为解决的方法是整理印度的知识、了解印度的文化，从而更好地管理孟加拉政府。关于梵语和波斯语的学习被他鼓励，而对当地地理和人文的探知则会得到更多的奖赏。恰逢美国独立战争后英国在审视自身的定位与英帝国的全球策略，这一转变便在印度发生了。东印度公司从此走向了更偏向对本地进行治理的政府机构，而不是一个掠夺与贸易并举的商业组织。而钟表所代表的，便是印度时间观和英国时间观的碰撞，原有体系与现代精密产物的角力，而这种角力则是在日后吸引着印度独立者又困扰着他们的矛盾本身。

从枪炮到钟表，关于殖民知识的被重视和利用似乎彰显着殖民者对本土原住民的重视，然而，正如福柯所谈到，此过程存在着一种严峻的知识暴力。斯皮瓦克曾在舍摩国王妃的殉夫事件中提出，知识暴力在殖民地的逻辑实际上还是基于一种经验政治，原住民的知识，或者说前现代的知识未曾被尊重，而只是按照其目的而被组织，组织目的则正是秩序与进步、开化与文明、帝国与“帝国的福祉”。想要深入了解印度时，英国人在其中选择了扮装成印度人，这一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地位的转化颇为有趣。另一方面剧中能了解星象变化的原住民被关押在监狱之中，而与其对应的英国对星象的测算，并没有显示出其对比，这是另一点不足之处。

3.当我们看到阿扎德在怒斥间谍被克莱夫的金钱奴役之时，我们大概会想起甘地关于印度为何受人统治的回答：

英国人并未占领印度，只是我们自己把印度送给了他们。他们在印度，并不是因为他们有此强力，只是因为我们留住了他们。......我们且回想一下巴哈杜尔公司。谁使它成为巴哈杜尔公司的？那时他们丝毫无意于建立一个王国，是谁给了公司中人员帮助的？是谁被他们的金钱诱惑的？是谁购买了他们的货物？历史已经证实，所有这些都是我们自己的所作所为。......当我们的土邦王侯互相争战的时候，他们都去求助巴哈杜尔公司的帮助。那个公司对于商业和战争同样熟练。那没有受什么道德问题的约束。

灵魂奴役与信仰得救的观念在我未能看出这部电影中各个角色的宗教信仰的时候几乎是不可能的出论断的。而这点也是同样有趣的一点，水手库达巴赫被托付要求保护扎菲拉的象征护身符上是清真言，而阿扎德却几乎全员都按照锡克教的要求做到了“五K”中的佩戴头巾，最后他们又出现在了十胜节的庆祝活动之中，这不得不让人感到一些疑惑。然而，这种疑惑如果得到了“追寻过去”作为回答，也许可以得到减轻。我们想要得到现代，才把企求独立、创造的欲望投射到过去，我们想要得到团结，才把企求和谐、自由的欲望投射到过去。而在这个作为想象之物的过去——一切过去都存在于想象之中，我们才可以在不完美的此时的对立面竖起我们的美丽、繁荣、健康、自由交往的彼时。因为这个彼时由我们来支配，这里便是追寻今日我们的现代性的一条路径。假如影片能在次表达类似的思考，其含义将会更深一层。

甘地的思考在此处得到了类似的重申，是什么奴役着印度人，是什么使印度人受人统治？甘地通过他浪漫主义的视角审视现代性，得出了对现代性和强力的迷恋的观点。道德的败坏和现代性的浮光一起缠绕着印度民族，而影片中阿扎德的药方则是“超越自我，成就更美好的自我”。这是一个分量不太足够的回答，因为类似的道德批评已经被甘地在《印度自治》中提到过了，它诚然是一种普世的思考与解决方案，但是这毕竟是过去的路径，对现代性的批评假如只留在过去的路径之中，那对现代性的批评就永远也不会得到结果。

整部电影存在着许多让它可以更为深刻与引人思考的关键点，但是随着整部电影的单纯化与商业化，影片的节奏并没有能真正的把控好，关键点的讨论也难以深入。假使单纯以商业片的角度来评判这部影片，那无疑是一部合格的流水线作品——甚至有些超出预期，但是我还是希望看到一些别样的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