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分为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
为了客观事实,我就不提供共、和、国的资料,免得有人怼我。
《西行漫记》第四章《通过红色大门》这样写到斯诺接到的第一次采访任务是沿着中国8000英里长的铁路线作旅行报道。
他夫人1981年理出版的《斯诺的中国》一书(Edgar Snows China,Random House,1981。这本书好像没有中文译本)中提到,“饥民的尸体经常在埋葬之前就消失了,在一些村庄,人肉公开售卖。”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JohnLeighton Stuart)说过,1949年以前,中国平均每年有300——700万人死于饥饿。如此推算民国时代曾经累计饿死过2亿以上人口。解放前的婴儿死亡率是170-200‰(侯杨方),而人口的平均寿命则是35岁!
1936年6月15日《西南评论》载:“蒋介石来川招待绅耆时,省赈委会主席尹仲锡将灾区人吃人的照片交给蒋,蒋阅后放在袋内。”此后便无下文。蒋介石曾在牯岭公开说:“水旱都要中央拿钱赈济,试问中央以有限之财力,何能补助你们川人。”
四川许多地区的田赋,往往预征到二十年甚至四十年之后。除了这种直接税的剥夺外,还有繁重的间接税压在农民身上。田赋附加及其他苛捐杂税多达十几种乃至数十种。商业资本和高利贷剥削也极其严重。商业高利贷和地主剥削及财政搜刮交织在一起,构成了封建剥削的天罗地网,对广大农民进行敲骨吸髓的压榨和剥削。
再来统计下民国期间几次大规模的有记载的饥荒:1920-1921年华北四省区大饥荒:死1000多万人,灾民3000万(一说5000万)。“1920——1921年,发生在华北四省区的旱灾和饥荒饿死了1000万人。直隶的800万饥民几乎只有一半活下来,妻儿被卖,数百万人闯关东,饶阳境内一片荒芜。
1850-1932年,华北每一代人口中平均有8.8%死于饥荒,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杀死女婴的情况恶化造成十分之一的男性未婚率。30年代到40年代的几次大饥荒愈演愈烈。1939年华北地区的霍乱流行夺去了2万人的生命。1943年,旱灾加上日本人抢劫粮食,导致整个华北地区数百万人饿死……”
——摘自任不寐(加拿大):《在一场大灾变前的反思——重申“灾变论”》1925年川黔湘鄂赣五省大饥荒,死人数不详。1928-1930年北方八省大饥荒:死1300多万人。
1931年饥荒:长江1931-1949年发生水灾11次,其中1931年、1937年两次水灾死人都超过14万人,1931年灾民1亿人,水灾后因饥饿、瘟疫而死亡的人数达300万人;1934年全国大旱灾,导致饥荒,饿死过600万人。1936-1937年和平的四川发生大饥荒:成都盆地各县都是灾区,受灾人口大约3700余万。
(载《国民公报》)当时还传闻:某地军阀驻军一声令下,操场周围机关枪开火,集中火力,把一千多闹事抢粮的饥民一扫而光。
1942年,是抗战的对峙时期。“水旱蝗汤(恩伯)”四大灾害轮番袭击中原地区的110个县、1000万众的河南省,有300万人饿死,另有300万人西出潼关做流民,沿途饿死、病死、扒火车挤踩摔轧而死者无数。妇女售价累跌至平时的十分之一,壮丁售价只及过去的三分之一。
1936年4月23日重庆《新蜀报》上面《宣汉通讯》说:‘本县饿殍遍野。据前20日中统计,每场饥饿死者,日在10人以上,近复渐次增加,每场日达20人左右。’同日《绥定通讯》上说:‘现在万源人口骤减三分之一……
据各州县急报,饥民最初以草根树皮、野菜野果野草等填肚。榆树、枇杷树、棕榈树等等,凡吞得下喉咙的树皮,早被剥得一干二净,还有苎麻根、黄花根、菟丝子、野百合、老虎姜、黄姜子、毛洋芋、土茯苓、兰草根、猪鼻孔,凡能吃的都挖,田埂山坡到处挖得像烂蜂窝,光秃秃的几乎都挖断种!灾民随挖随吃,活像饿慌的野兔子。有一天,南江县青龙乡王子珍锅厂的灾民区饿死了48个人。当时本街熊大湖运回两缸烧酒,缸底破裂,酒流满地。
栖息王家锅厂的饥民大吼一声:‘酒倒地了啊!’蜂拥而来抢吃,躺在地下连泥带酒喝得一干二净。气息奄奄的饥民喝后,醉死在地,横着竖着摆了一大坝!”
涪陵县第三区因挖取白善泥(观音土)致将北岩华厂坡山脚挖空,山石崩坍,压死饥民50余人。荣昌、岳池等县或因抢挖白善泥而发生械斗事件。各地均报,灾民食白善泥后,因屙不出来,许多人腹胀而死!”
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弄得内外交困,民穷财尽,又加重赋税搜括民财。商家税收年年加重,如营业税、印花税、所得税……名堂多,税率高,不少中小商店频倒闭困境。
在南方,例如安徽农民,“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树皮剥尽……
在北方,例如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
“管”,即清查户口,稽查出入境的居民,监视居民言行;强制实行“连坐法”,各户之间相互监视,一户“犯罪”,株连各户;
蒋介石大肆鼓吹《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原则”要他的党徒“常常去研究《四书》《五经》,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
势力雄厚的英国汇丰银行,操纵着中国外汇价格,享有发行兑换券、经理外债、保管关税盐税等特权。帝国主义在华经济势力的扩张,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更加深了。
从一九二九年起,民族工业新设厂数逐年减少,规模也不断缩小。而同时,旧厂改组、倒闭的数目却急剧增加。以上海为例,一九三四年新设工厂二十八家,改组二百九十一家,倒闭七十家。
一九三六年新设工厂四十二家,改组四百二十九家,倒闭一百三十三家。当时即使勉强维持生产的企业,也是经常停工减产,开工率严重不足。
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三五年,历年都有大灾,无数的农民被夺去生命。一九三一年长江大水灾,受灾十几个省,灾民五千万。一九三五年水灾,仅鄂湘赣皖四省,灾民即超过一千万。大量农村人口流离死亡,广大农民饥寒交迫。在北方,例如河南农村,“户鲜盖藏,途有饿殍,年壮力富者多挺而走险,致盗贼起于郊野,哀鸿遍于村原,耕者离其阡陌,织者离其机杼,扶老携幼,逃亡四方。”
赞多再写写民国和清朝的国防重工业差距。
更新如下:
考虑到有知友们想了解清末是什么样的,才疏学浅,实在没有找到清末的画卷,只有重工业和军事发展相关文献。
清末李元伯《南亭笔记》里记录了一则“鸡蛋问题”,说的是光绪小皇帝喜好吃鸡蛋,一天要吃四个。四个鸡蛋在光绪时期也就十二三个铜钱而已。而御膳房狮子大开口,开价整整三十四两银子。
光绪有次与他的老师翁同龢闲谈,说道:“鸡蛋真好吃,可这东西这么贵,翁师傅你能吃得起吗?”翁同龢深知其中猫腻,知道是内务府的人虚报冒领,但又不便直说,只好推脱道:“回皇上,臣家中或遇祭祀大典,偶一用之。否则不敢也。”这样一来,光绪皇帝吃鸡蛋就可以吃掉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两白银。
管中窥豹,由此可知,内务府通过虚报帐目,低价买进,高价卖给皇帝,冒领银两大肆贪污的现象有多严重和普遍。政治清朝内廷一年用掉四五百万两白银,也就不足为奇了。
链接如下,包含民国政府签订的卖国条约。
你说那一部分的老百姓呢?
比如龙应台的祖宗,依靠走私发财,赚取的钱世世代代够一辈子花的,肯定觉得我民国天下无敌啊。
比如某个青帮混混,依靠暗杀革命功臣起家,被主子孙中山赏识升官,闹到现在,随便一个后代依靠从中国掠夺的钱财做生意,网上的公知们开口就是,你看看人家的……
比如某些趁着发国难财的人,还觉得自己祖宗委屈呢,不就是贩卖一些烟土吗,
民国的文学作品你能看出什么来?
什么都看不出来。
民国的老百姓不重要,
掌握话语权的公知们眼里,需要的时候,民国的老百姓随时可以在生活水平和治安方面比2018年的新中国的老百姓强一百倍,人家有皿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