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照搬我的另一个回答 佛学四句 心学四句 理学四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如何解答?
如果让我选出中国从古到今意识形态史上最讨厌的两个人,一个是民国的印光,另一个就是宋朝的朱熹。
了解三教合一的真相,要多读书!
三教合一的基础,是因为它们在宋明时教义相通。但是,三教一开始不是这样的!
大乘佛教在中观时期一直声称找不到「自性」的存在。所谓「自性」,是从atman(人我)引申而来。这个atman,或者自性有四个特征:常、一、主、宰。你可以理解为一个亘古不变、支配主体的「灵魂」「绝对精神」之类的东西。举个例子,佛教认为找不到一个永恒不变的atman,来支配「人」的生理、心理状态。
到了大乘中期,「如来藏」思潮开始进入佛教。「如来藏」指的是在众生的形而上存在一种「真如」,我们需要通过修行来达到这个「如来藏」的境界。在华严宗看来,所谓如来藏就是「一真法界」「实相般若」,是成佛之后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这个境界,是十法界共有的,不是众生独立所有的。
然而禅宗又对「如来藏」的认识产生了变化。从《六祖坛经》中看出,惠能认为如来藏不是那种「一真法界」「实相般若」,而是众生各自具备的「佛性」。这种认识后来演变成「众生皆有佛性」,就是指众生的内部有一种究竟清净、不生不灭的「自性」。所谓明心见性,就是通过禅宗的方式,找回具足的自性。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如来藏从一种形而上的境界变成了一种名色法,这让汉传三个宗派遭到了一些人的批判,认为是不了义说。
唐武宗灭佛以后,除了禅、净,其他宗派基本覆灭。禅宗的自性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回到唐朝,唐朝的儒家在意识形态的生态位一直处于边缘,被佛、道甚至景教、摩尼教等占据。直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实在看不过儒家的衰微了,提出了「道统」说。这种道统,实际上就是模仿禅宗的祖师系统。韩愈认为儒家内部也存在这么一个代代相传的心法,并且认为道统断了很久了,需要重新找回来。
到了宋朝,朱熹开始模仿禅宗的「明心见性」,提出「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对禅宗佛性的模仿,既然禅宗主张见性成佛,那么儒家也要搞一个「天理」,人通过「格物致知」让自己符合「天理」。
所以我们发现,本来儒家在孔子时代是一种政治哲学,到了朱熹手中反而变成修身养性、培养道德的学问了。在孔子看来,「克己复礼为仁」才是儒家的根本目标。孔子想通过培养人的君子之才德来恢复周公之礼乐制度(王道),孔子也不敢说自己是圣人。然而到了朱熹身上,他便把人的德性修养当作儒学的最高目标,甚至要求人做圣贤。于是从宋朝开始出现了很多道学家,他们不关心政治的运作,反而一个劲地纠结个人道德修养,这便是儒家的不务正业。
于是孔门弟子便被道学家抓出来批判。比如宰我因为经常跟孔子开玩笑,便被认为不敬师长,被道学家批判一番;子贡这样辩才无碍的儒商、外交家也被道学家忽视了,反而一直强调无商不奸。然而他们忘了,孔子时代提倡「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孔子培养人才,注重外在的技能和内在的道德修养,使弟子能为各诸侯、大夫工作,从而改变春秋的乱局,恢复周公之礼乐制度。然而理学这帮人一味纠结个人修养,完全不顾政治运作,认为道德上去了,政治也就清明了,却没想过搞政治本身就是一门技术,也不知道政治的目的何在。孔子时代明确的政治理想「王道」自汉武帝时期就被束之高阁,儒生沦为皇帝统治的工具,失去了奋斗目标。到了宋代,朱熹等人一看儒家再不改造就不行了,于是挖掘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中庸之道」,总结出「四书」而代替了汉儒的「十三经」,从而把儒学变成个人修养的学问。于是我们历史上就出现了「腐儒」这个词,就是指那些一味符合经典、搞个人修养,却在政治上毫无远见、作为的人,不得不说这是朱熹的功劳。至于「十三经」中的政治纲领,《春秋》三传对政治的见解,则早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
这种极端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思潮,影响到明代,就是吾等熟悉的「明代文官」。此等样人大谈个人道德修养,以反对皇帝为道德高尚,甚至以被皇帝打板子为荣,却不注重政治远见。如海瑞,便是此种道学家的典范,甚至逼死了女儿;又如大议礼事件,皇帝和文官在「本生父能不能进太庙」的问题上纠缠日久,虽然可以看作是某种权力的较量,但不可否认这种较量的理由太弱智。可见程朱理学下培养出来的文人都是什么货色,所谓「平时袖手谈心性,临死一危报君王」。
最后影响到清代,就形成了《弟子规》。《弟子规》抽掉了《论语》的政治理想,直接谈「圣与贤,可驯致」,就是把这种「圣贤观」总结成了一个总纲。经过民国印光、当代净空的大力推广,于是今天吾深恶痛绝的《弟子规》就走入千家万户,带领大家一起做中国梦了。
所以王阳明心学我们也很容易明白了,他模仿朱熹「格物致知」,结果格竹子没成效,于是领悟出「致良知」的道理。其实所谓致良知也就是模仿禅宗的「明心见性」,根本上是禅宗影响了儒学的发展。
而惠能的禅宗,实际上跟中国本有的老庄有共通之处。禅宗讲「自性能生万法」,道家也讲「道生一」,于是儒释道(实际上是理学(心学)、禅宗、道家)有了共通的教义基础,也就是「理(心)=佛性=道」。三教合一的经典基础也变成了《四书章句集注》《六祖坛经》《道德经》。特别是《道德经》,是基于《六祖坛经》和《四书章句集注》来解读的,而《六祖坛经》又深受《庄子》的影响。所以我们发现,本来是《道德经》→《庄子》,现在变成了《庄子》→《六祖坛经》→《四书章句集注》→《道德经》。然而我们知道《道德经》提倡「绝圣弃智」,如今老子却被某些人尊为「道德圣人」,真是莫大的讽刺。
至于这三家的原本学说被有意无意忽视掉了,《论语》(周礼之王道)《杂阿含经》(解脱)《庄子》(逍遥)被束之高阁。三教合一的思想基础正式完成。
弃疾尝同朱熹游武夷山,赋《九曲棹歌》,熹书「克己复礼」、「夙兴夜寐」,题其二斋室。熹殁,伪学禁方严,门生故旧至无送葬者。弃疾为文往哭之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宋史·辛弃疾传》
放翁自蜀东归,正值朱子讲学提倡之时,放翁习闻其绪言,与之相契。家居,有《寄朱元晦提举》诗、《谢朱元晦寄纸被》诗,又《寄题朱元晦武夷精舍》诗,所谓"有方为子换凡骨,来读晦翁新著书"也。及朱子卒,放翁祭之以文云:"某有捐百身起九原之心,有倾长河决东海之泪。路修齿耄,神往形留。"是可见二公道义之交矣。时伪学之禁方严,放翁不立标榜,不聚徒众,故不为世所忌。然其优游里居,啸咏湖山,流连景物,亦足见其安贫守分,不慕乎外,有昔人"衡门泌水"之风。是虽不以道学名,而未尝不得力于道学也。
——《瓯北诗话·卷六》
晦庵先生治经眀理,宗二程而宻于二程,如《易本义》《诗集传》《小学书》《通鉴纲目》之类,皆青扵蓝而寒扵水也。但寻常文字多不及二程,二程一句撒开,做得晦庵千句万句;晦庵千句万句揫敛来,只作得二程一句。虽世变愈降,亦闗天分不同,然晦庵先生,三百篇之后一人而已。
——李耆卿《文章精义》
杨文靖公四传而得朱子,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矣。江西之学,浙东永嘉之学,非不岸然,而终不能讳其偏。
——全祖望《宋元学案》
三代而上,圣人叠出,至孔子删述《六经》遗言绪论,而后斯道大行于世。三代而下,儒贤叠出,至文公朱熹注释群经,而后孔子之道既明。孔子大圣,朱子大贤,道德事功,不甚相远。
——戴铣《优崇儒先祠嗣疏》
中国有一段最有系统的政治哲学。在外国的大政治家还没有见到,还没有说到那样清楚的,就是《大学》中所说‘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把一个人从内发扬到外,由一个人内部做起,推到平天下止,像这样精微发展的理论,无论外国什么政治家都没有见到、都没有说,这应是我们政治哲学知识中的独有宝贵,是应该要保存的。
——孙中山
在中国历史上,前古有孔子,近古有朱子,此两人,皆在中国学术思想史及中国文化史上发出莫大声光,留下莫大影响。旷观全史,恐无第三人堪与伦比。
——钱穆《朱子新学案》
朱熹综合周、张、二程的学说,加以扩充发展,更建立了博大宏伟的体系,达到了当时世界范围内的哲学理论的最高水平。
——张岱年《朱子学新论》
在中国文化史、传统思想史、教育史和礼教史上,影响最大的,前推孔子,后推朱熹。
——蔡尚思《闽学研究丛书》总序
不要只看到某些别有用心的人所塑造的那个朱熹,那个躲在道德教条背后泯灭人性的朱熹,不要只看到作为应试标准答案的朱熹,那些用标准答案桎梏人思想的朱熹。
也要去看看《朱子全书》(华东师范大学古籍研究所点校)里的朱子,那个读书读了一辈子的朱子,注解书注解了一辈子的朱子,做官为老百姓办实事造福百姓的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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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子绝对是近代史以来被中伤地最惨的,没有之一。
很多文章把他描述成偷尼姑,偷奸儿媳妇的色魔,但,真是那样吗?
所谓的“庆元党禁”就是一场赤裸裸的政治迫害,在私德上给朱子以抹黑,以获得政治斗争的胜利。
其实历史早就留下马脚。有些现代人带着有色眼镜去看人,立场决定思维,屁股决定脑袋,只能看到自己想看的。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人性真是复杂又简陋。后来的皇帝还是把朱夫子请回庙堂,重新重视理学,并尊重其道德性。大家可以思考下其背后的原因。一个儒者,当其学术思想卷进政治漩涡后,都被动地走向偏离。他的被污和被尊,背后都是统治需求的驱使,而这都不是他原来的本意了。
答主从目前了解到的朱子来讲。
从治学精神上
朱熹终身都在做注《四书章句集注》的功夫,临终前一天还在完善自己的注释。孔子之后,他的这本书是对儒家原著注释中影响最大的。是儒家对佛学的创造性回应。功劳很大。
其次从做老师的人格影响上讲
(摘自百度百科)
三月初九,71岁的朱熹在血雨腥风的“庆元党禁”运动中去世。四方道学信徒决定在十一月聚集在信州举行大规模的会葬,这又吓坏了反道学的当权者,竟令守臣约束。十一月,朱熹葬于建阳县黄坑大林谷,参加会葬者仍然有近千人之多。
从中可见其道德感化。古代不是现代,交通不发达,去一个地方可谓是极其辛苦,如果不是真实的道德感化的力量,真的是很难想象为什么那么多学子冒着政治上的风险和长途跋涉的辛劳来见老师最后一面。
从学术自由上讲
朱子办书院,本意从来不是禁锢人思想的,而是解放人的思想的,讲究学术自由的。何以看出?
当他办书院时,就曾邀请心学代表陆九渊,另一位大家吕祖谦,道家白玉蟾来书院讲学,辩论。所以当时绝不是思想禁锢,而是学术多元,学术自信。
从理学本身来说
理学本身当然有些问题现在是有争议的,学子可自己多思考,从来没有一昧接受的学问。
比如说其偏向内圣之学,而外王方面侧重不够,导致有的学生成“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 ”的腐儒。后来的儒者都已有批判,学子自当深思。把一切都怪到朱熹身上,窃以为也是把朱夫子高看了,和谁学习都要考虑自己的努力。
图片来自《旷世大儒 朱熹》
为儒家挣寿第一人
随着五胡乱华、随着辽国打宋朝像三十岁的爸爸打儿子,随着西夏打宋朝像是四十岁的爸爸打儿子
这时候儒家必须要改良了,
不拿出办法来,谁还用你啊??
你妹的国家没钱,你们儒家给出的办法就是陛下您节省点就有钱了,我日你闹呢?!
这时候,程朱理学就为儒家续命续到了1921年新文化运动
是什么办法呢?
甩锅大法
只要你是好人,你学习圣人之言,那么一切都会解决的···虽然忽悠背锅小老百姓没问题,
但是!蛮夷不行啊···是吧,理学之后,就被蛮夷灭了,后来儒家一点办法都没有,还是大字不识的朱元璋才推翻的,朱元璋也命令,天下事,天下人都可以说,。就是生员不行···但是架不住他孩子都是儒家老师带大的啊,后来自然也没蛮夷灭了啊··
但是,对于蛮夷,理学有办法!
蛮夷进来,大不了:朱氏女投江自尽、蔡慧奴拒满帅而自歾、吴绛雪以死纾难、苏瑶青自缢殉夫、王富英被掠自缢、吴氏投水殉夫等等等等,
虽然拦不住蛮夷进来祸害家里的女人,但是可让女人自杀啊···
这样不就可以安安心心的接着过自己的小日子了不是
跪舔下元朝皇帝,送个仁宗的称号
完了跪舔下清朝
虽然我大清的皇帝不懂四书五经,不懂近思录不懂传习录,但是我们懂啊,我们可以去跪舔啊
陛下啊,舔的舒服不?要不换个姿势?
后来打算照样去跪舔日本人的时候,吓的蒋公密令抢在日本人来之前把这些理学大师们都强迫性带到重庆去··
朱熹是儒家续命第一人
但是对中国的贡献·····················负数。
有人说他是天才,还有人称他是圣人,但我觉得理学不过是披着儒家的皮与法家合流。朱熹干的事情,其实质就是为文彦博说的话铺路。
孔子教学生习六艺,为的是培养出将入相的全面人才,对国君也敢不客气的当面要求其守君道。孟子更是用“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赋予了士族反抗暴政的使命。
以孔孟的标准,后世儒生,有几个合格的?
天理自周开始就明确了是形而上的东西,如何明?怎么存?在愚昧时代,除了皇帝,谁敢自称代表天?“存天理,灭人欲”,说得再深奥,不就是把天理的解释权集中到皇权垄断么?
对于中国从宋代以来的问题,儒家只是背锅侠,孔孟更是为后世所有士大夫背了锅。中国的问题是独尊的错,不是儒术的错。用一家替代百家,就相当于弃了坦途走狭路。儒家没什么不好,但只有儒家非常的不好!
中国古代问题的本质就一个地理问题。
在理性大盛的轴心时代后,东西方的王权为了扩张需要,都选择了一个统一的故事话术收拢人心,在东方,帝王选择了儒家,欧洲则选择了基督教。智人从东非走出来,靠的就是故事凝聚,这一点人类社会很早就明白了,从远古时代祭司的地位就可以看出来。
但不同的是,欧洲的地理不像东亚大陆是一个三面有险可据的格局,所以他们是统少分多,我们则是统多分少。他们与外界交流更充分,加速了他们的进化,而我们则在较为安全的环境下创造了辉煌的古代文明,但同时也陷入了“反者道之动”的陷阱,整个社会在独尊儒术的环境下道路越来越窄。
所以,这是一个因为地理环境造成的宿命般的死结。
但先秦圣人们早就看穿了这一切,所以才提出了那么多的理论供后人学习和拓展,百家就是百条路。我们的哲学源头没有问题,但后世的读书人,在皇权的利诱下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不思进取,一心只为功名,选择了“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这条堕落的道路。所以我们的思想理论才停滞了两千多年,所以才有直到今天仍然走不出诸子百家时代确立的理论框架的现实。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