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社会有通货膨胀吗？如果有，政府有「宏观调控」措施吗？ 第1页

有。但总体不严重。稳定币值的真正功臣——有点儿出人意料——是盗铸者。

我和我的学生钱盛曾经写过一篇论文，讲了这样一个故事：

1）和很多学者的臆想相反，古代铸币经济的平均通胀率其实远低于现代发达国家所谓稳健货币政策下的平均通胀率。

2）古代铸币经济偶尔会发生短期的剧烈通胀。和现代稳健货币体制下持续的低速通胀不同，古代铸币经济的通胀表现出“停-走-停”的典型特征，上百年稳定的物价史里突然爆发出一次通胀，然后继续长期稳定……（当然存在反例，但典型特征如此）

3）维持古代币值稳定的，并不是节制爱民的封建君王，而是被视为洪水猛兽、通胀罪魁的盗铸者！

4）一旦启动滥铸，盗铸会迅速夺去政府的铸币税，使政府无利可图，无法解决财政危机，还恶化了经济秩序。所以政府绝不轻易滥铸。

5）古今中外，人们大多认为盗铸是一支造成、放大通胀的邪恶势力，其实真相一波三折：

6）政府一旦启动滥铸，事后说来，盗铸的确是放大通胀的力量。但是事先来说，盗铸的威胁却通过约束政府的滥铸行为，扮演了通缩性的角色。

7）如果没有盗铸，铸币经济将无法维持——因为政府的滥铸动机是极难约束的。这从纸币在古代中国一度兴起又走向凋亡就可以看出。这个意义上，盗铸者其实是人类文明的功臣。也算经济史上一段千古奇冤！

8）虽瑕不掩瑜，但盗铸也有其危害。它最大的危害，和人们想象的恰好相反，是它容易造成过度通缩。因为在盗铸威胁下，政府从铸币中无利可图，政府往往铸币过少，以至于经济中缺乏通货，影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明代中国就深受其害。

9）以上理论可以通过一个巧妙的自然实验加以检验。

论文是英文写的，”Who Defended Monetary Stability in a Specie Regime? Evidence from the Chinese History” 。网上也可以搜到。

我曾沿着论文的思路为《大象公会》写过一期短文，适可展开上述观点，请大家批评指正。

盗铸悖论：谁是古代币值稳定的捍卫者？

哈耶克曾经说：“历史就是一部通胀史。只有在现代工业体系兴起后，在金本位制下，才有过两百年尺度上物价不变的历史（1714-1914年的英国，1749-1939年的美国）。”金本位下政府放弃了货币发行的决定权。在哈耶克看来，除非政府放弃了这个权力，否则就天然有滥发货币的倾向。

哈耶克所言粗看有理。比如，中国古代史上的货币贬值不胜枚举：王莽、董卓、咸丰、光绪……政府滥铸之下，物价腾贵民不聊生，剧本都不用换。与之相对照，二战以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都维持着年均5%以下的温和通胀，物价在一代人的时间内才会翻一番。现代人把温和的通胀归功于独立的央行和背后的政治体制，而把古代专制王朝看做靠通胀搜刮民财的惯犯。

但历史的真相并非如此。同为货币发行的垄断者，大多数古代政权其实比现代央行更尊重币值的稳定。古罗马虽以三世纪的通胀臭名昭著，但在更长的历史尺度上，这只是极为偶然的插曲。从公元前150年左右到公元50年，古罗马的小麦价格只增长了区区50%。论物价的稳定性，英国在实施金本位前的几个世纪也毫不逊于金本位后的两百年。从1200年到1700年五百年间，除了16世纪小麦价格年均增长1.5%以外，其它世纪里价格的变化几乎为零。以中国而论，评价长期币值稳定不能仅靠史书中泛泛的印象，而应该依靠扎实的考古证据。

宋代铜钱标记了年号，年号在宋代更新极为频繁，使今天的研究者几乎得以构建货币成色的年度数据。在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上，作为流通主体的一文和两文铜钱，重量和成色都极为稳定。清朝尽管以咸丰和光绪时期两次滥铸闻名，其开国至19世纪中期两百年间谷物价格也只增长了3.5倍，折合年均通胀0.6%。

诚然，滥铸和通胀是中国古代几乎每一个末代王朝的通病。但在更宽广的尺度上，超级稳定的币值和物价才是古代货币经济最常见的面貌。和现代社会持续的温和通胀不同，古代社会的通胀往往表现出“停-走-停”的特征。如果把现代文明社会的通胀比作斜坡，古代社会的通胀就像梯田。

为什么在其它方面毫无节操的古代政权，却独独对唾手可得的铸币收入坐怀不乱呢？从技术上说，修改铸币的重量、成色乃至面值并不比印钞票更难。古代的铸币局长也没有现代央行行长的权威，可以对君主说不。为什么古代货币经济的币值在总体上反而比现代更加稳定呢？

答案是盗铸。

在一个铸币经济里，政府要通过铸币掠夺民财，须要铸造重量更轻或成色更低的钱币，用它们支付官员和士兵的工资。尽管官员和士兵心有不甘，但迫于政府的威势，他们也只好接受实际工资的下降。等到官员和士兵再去大量使用这批新币，尽管存在新币旧币之间兑换的摩擦，但因为人们注意力有限，无从分辨每一枚铸币的新旧，新币旧币渐渐等价混用。

但是，民间盗铸者却无法强制他人接受自己的伪币。如果伪币和真币在外表上有差别，盗铸者只能在零星的交易中才能慢慢让伪币流入市场，涓涓细流根本无法支持足以盈利的规模。为了在“一级市场”上大量脱手，盗铸者必须把伪币铸造得和真币在图案、质地、成色、重量上极为接近，可是这样一来，盗铸便无利可图。何况盗铸的币材往往取自融化后的真币，盗铸者又要冒着砍头坐牢的风险，因此，盗铸者唯一可能获利的机会，就是在政府滥铸新币之后，制造与官铸新币相似的伪币，借着新币的发行与旧币等价流通。没有政府滥铸的那一点火星在前，盗铸很少会成燎原之势。

二十四史中，几乎每一次出现盗铸的记录，都可以在紧邻的前文中找到“货币改革”的踪迹。比如南朝刘宋的史书《宋书》中记载：

“先是，元嘉中，铸四铢钱，轮郭形制，与五铢同，用费损，无利，故百姓不盗铸。及世祖即位，又铸孝建四铢……铸钱形式薄小，轮廓不成。于是民间盗铸者云起，杂以铅锡，并不牢固。又剪凿古钱，以取其铜，钱转薄小，稍违官式。虽重制严刑，民吏官长坐死免者相系，而盗铸弥甚，百物踊贵，民人患苦之。”

政府滥铸引发盗铸的道理，古人早已了然。《南齐书》中记载，孔觊的《铸钱均货议》说：

“民所盗铸，严法不禁者，由上铸钱惜铜爱工也。”苏轼也曾经说：“私铸之弊，始于钱轻，使钱之直若金之直，虽赏之不为也。”

每一次币值变动，都是一次财富转移。新币的铸造者剥夺了旧币的购买力。政府融化100个旧币，铸造出150个分量更轻的新币，这额外的50个铸币就叫做铸币税。但是，盗铸侵夺了政府的铸币税。正如宋代学者周行己所述：

“国之铸者一，民之铸者十，钱之利一倍，物之贵两倍，是国家操一分之柄，失十分之利。”

除非政府事先积攒了大量的旧币，在短时间内以出人意料的方式迅速熔铸成新币投入市场，否则老百姓就有充分的时间置备私铸工具，与政府争夺铸币税。可是，政府之所以滥铸，往往是迫于财政的压力，如果府库中已经存有大量的旧币，哪里还用得着滥铸呢？所以，大多数选择滥铸的政府无力与盗铸者赛跑，也抢不到多少铸币税。再考虑到货币贬值后经济的滑坡，政府滥铸所得就大打折扣了。

因此，在古代铸币经济中，除非政府短视到极点，否则不会轻启滥铸。而一旦滥铸，为了阻挠盗铸者对铸币税的侵夺，政府往往会用严刑峻法威吓人民。

《汉书》中记载，王莽时期

“每壹易钱，民用破业，而大陷刑。莽以私铸钱死，及非沮宝货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胜行，乃更轻其法：私铸作泉布者，与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举吿，与同罪；非沮宝货，民罚作一岁，吏免官。犯者俞众，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国槛车铁锁，传送长安钟官，愁苦死者什六七。 ”

严刑之外，政府还可以升级铸币技术，制造更精致的铸币，以增加盗铸的成本。可能正是由于这个原因，王莽时期混乱的币制偏偏留下了中国古代最精致的一批铸币。

盗铸维护币值，这个假说有没有证据呢？晚清政府以“国运”为代价，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自然实验：当盗铸因为技术原因销声匿迹之后，币值将会如何变化？

1900年，清政府使用西方的蒸汽铸币机开铸铜元，铜元不带方孔，其精美程度也非铜钱所能比拟。更为重要的是，盗铸者很难下血本购置蒸汽铸币机。打破盗铸威胁的政府从此走上了滥铸生财的康（zuo）庄（si）大道。以今天研究者搜集的样本看，蒸汽铸币前一文制钱（光绪通宝）的平均重量为3.51克，而蒸汽铸币后当十铜圆的平均重量只有一文制钱的两倍多，7.5克。伴随滥铸数千年之久的盗铸，却直到清政府灭亡以前都偃旗息鼓，毫无所闻。政府铸币从一门亏本生意，变成了各省政府争相抢夺的香饽饽。1900年时还只有广东一省使用了蒸汽铸币机，短短五年之后，已有12省共14家铸币局安装了846台蒸汽铸币机。蒸汽铸币前一年（1899年），清朝铸造了3300万当十（十文）铜钱和2600万枚一文制钱。1905年，在蒸汽的催化下，中国的铜进口从1901年的1万担上升至1905年的73万担，清政府一年里就铸造了7亿5千万枚当十铜元。据当时一本杂志估算，1905年清政府从铸币中所得到的利润折合2000万两白银，相当于两成财政收入。

早在1853年，清政府也曾为对付太平天国而启动滥铸。1853 年和 20 世纪初叶这两轮滥铸形成了鲜明的对比。1853年的滥铸因为无法杜绝盗铸，所以铸币不仅没有给清政府增加多少收入，还引起了金融体系的巨大混乱，盗铸猖獗到敢在大庭广众之下煽风点火，因盗铸者众，官兵都不敢抓。盗铸的铜钱轻薄到几乎可以在水上漂浮，被称为飞钱。政府滥铸实在赔本，仅过了一年，货币新政就草草收场。而 20 世纪初叶这轮滥铸，因为有了蒸汽铸币机的防盗铸 buff，清政府得以躺挣多年，直到登仙。对比这两个案例，可见盗铸对政府滥铸行为的巨大约束力。

尽管盗铸在政府滥铸之后加剧了通货膨胀，但是它钳住了专制政权蠢蠢欲动的掠夺之手。如果世上没有盗铸者，不受制约的统治者必然会滥铸钱币，而百姓一旦预料到统治者会这么做，压根就不会使用政府发行的金属货币。清代汲取宋、元、明三代的教训，不再发行使用纸币，就是这个道理：如果政府维护币值的承诺无法让人民信服，那么这种货币就无法在经济中立足。盗铸约束了政府对金属货币的滥铸，却拦不住对纸币的滥铸，所以纸币就无法取信于民，最终被清政权彻底放弃。如果，金属货币的币值没有盗铸的保障，人类很可能一开始就无法创建大规模高效率的货币经济，很多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可能就不会存在，而现代文明也失去了生长的土壤。盗铸者虽在古今中外都被认为是扰乱金融秩序的罪犯，但实际上却是古代社会里真正独立于专制政权、维护币值稳定的央行行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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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盗铸也带来一大一小两个副作用。小的副作用尽人皆知：一旦政府启动滥铸，盗铸会加剧通胀，扩大金融秩序的混乱。但是，这一直接影响比起盗铸的间接副作用来说，却是小巫见大巫。盗铸的真正坏处是：因为政府无法从铸币中获得铸币税，所以政府在铸币上倾向于过分保守的态度，只铸一点点货币，或者压根不铸币。盗铸的最大危害是通缩而不是通胀——完全是世俗印象的反面。比如明朝整个朝代的铸币量还比不上北宋一年的铸币量。民间只好用前朝旧币和私铸钱币进行交易，妨碍了商业的发展。北宋之所以铸币较多（仍不敷用，犹嫌保守），是因为税制比明朝更为合理，宋朝政府能从工商业的发展中获得巨额的税收，所以政府愿意从长计议，割肉铸币（在民间盗铸高效率的约束下，政府铸币是亏钱的），为商业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反过来说，其实合理的铸币税也是鼓励政府给民间经济解绑、积极发展工商业的一笔奖金。如今盗铸者偷去了这笔奖金，虽然约束了政府的滥铸行为，但同时也使政府更倾向于明朝的治理方式，遏制工商业发展，限制人民的经济自由，到头来，反而害了百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