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中世纪人穿越到现代国家，该国以不尽相同于本国居民的法律区别管理，是否比适用于同一套法制更合理？ 第1页

我的想法是，it depends.

站在这可怜的中世纪人的角度想，面对这灯红酒绿的新世界却无法融入，找不到自身的存在的空间，最难过的不是没有希望，而是给了不该有的希望然后破灭罢。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

我想要试图从现实社会中的类似状况，然后在从维护原有居民利益/最优化穿越古代人状况的角度分析一下学姐这个问题。

前提是，大概的价值取向是，在维持原有居民利益的状况下最优化穿越者利益。那么在现实背景下，这个命题大致可以等同于，在最小化冗余的社会制度变动的同时，让穿越者顺利被已有的社会系统接纳。这个前提或许可能已经很多朋友接受不了啊，不过也有它自己的合理性。

中世纪的民众与现代社会人民的特殊性体现在何处呢？那太多了。

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下讨论种族的意义不大。Medieval era大约是指公元5世纪至15世纪这段时间，如果取中位数10世纪，大约是五代和北宋初年。以汉语为例，语音变化还是很大的，这时期的人民与其他操汉藏语系语言的民族的甚至母语为其他语系语言的人民相比，在学习现代汉语上或许不见得有多大的优势，几乎可以视作是不同的族裔。而社会习俗包括体态等方面自然就不用讲了。尽管汉民族也好其他民族也好，确实是存在传承性的，但是既然涉及到的只包括跨越千年的两代人这两个截面，在几乎所有需要考量的具体细节上都需要区分对待，那就不用过于在意“民族传承”这种连续的长期内才能观测到的内在机制了。

穿越者特殊之处这么多，如此，恐怕最核心的特殊性还是在于不同的社会制度下，生存策略上的差异性。

面对这样的特殊性，怎么样的反馈机制才能实现最初设定的目标，即让穿越者顺利被已有的社会系统接纳，而最小化冗余的变动呢？

我查了一下相关的文献综述，大概有一些已有的研究：

同化理论（asimulation theory）是解释少数群体与多数群体关系的理论。该理论的核心大抵是，作为社会的后来者，想要成为社会机制的一部分，应该主动地改变自身的路径依赖，融入到新的社会中，路径是接触-竞争-接纳-同化。之后美国学者又做了细化，将同化的过程按照时间先后顺序分为结构性的同化、文化上、婚姻上同化等步骤。

与同化理论相对的还有多元论，主张多元文化的共存，而面临的就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和冲突的问题。

第三种理论是隔离性融合理论（Segmented Assimulation），考虑进移民目标国的状况，.以及移民自身文化背景等因素，认为外来移民的融入结构是存在内在层次的。而不同层次的移民的融入过程，是互不相干的或者影响很小的。高社会阶级背景下的移民融入往往与来自底层的移民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以上理论都是基于美国这样的移民国家而言的，面对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的融入问题。而在核心的“来自不同社会制度的社会经验”的问题上，则没有更多的解释力。而这个问题不仅存在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身上，事实上即使在国内也会存在农民工融入城市的问题。

而从现实的角度出发，不妨谈谈两个与题设近似的例子。而这部分我认为更多的近似于隔离性融合理论的解释

东德的西逃者和朝鲜的脱北者。来到同一但又存在差异的文化背景，而不同社会制度，生活水平更高，生产力更发达的国家之后，存在的融入问题相关似乎很相似。

虽然没有题设那么夸张，但现代社会社会进步更快，几十年的差异或许已经足够达到中古社会数百年，由此应该具有一定的可类比性。

就两德与半岛而言，各自的分治时间、差异程度、经济发展水平都有很大的区别，相应带来的结果也有很大的差别。

先说两德。与直观经验不同，德国学者发现，在“脱东者”中，年龄较为年轻20-30岁的战后一代相比有过战前生活经历的老龄人口而言，更容易融入到西德社会中。原因在于战后东德产业技术的大发展。这些年轻人在东德经历的教育和技能培训，即使是在西德也依然存在很高的价值。而事实上，“脱东者”中本身就是已青壮年人口为主，而这带来的结果是，即使在大企业和政府机关中任职存在歧视，大多数东德居民甚至比西德居民找到工作的时间更短。根据1984年的数据，70%的“脱东者”在半年内找到工作，剩下30%也不过用了一年左右，只有极少数成为了失业者。虽然事实上的冲突依然存在，但更多止于生活习惯上，从根本上讲，“脱东者”在西德的融入是成功的。

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既然这部分少数群体能够首先让自我价值得到实现，也能获得必要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事实证明，社会不需要为这部分人群做出更多的反馈来将他们吸纳进整个系统中，自然也不需要通过更多的制度工具来进行激励相容的工作。

但是相对于两德而言，半岛两国的不同之处更多。

首先是分离时间，脱东者更多是出现在1983年之后，而此时距离二战结束也不过40年左右，而1989年柏林墙就塌了。朝韩分裂至今已有超过60年，而最近这20年正是快速技术革新的阶段。

其次是，两德本身并未发生过全面内战，也没有出现过世界杯在即还顺便开个战助兴这样在世界面前丢丑的事。民间并不存在朝韩那么深的彼此仇恨，而这样的仇恨本身也是脱北者受到歧视的理由之一，当然还有，南北的语言经过这么多年的分治，早已差别极大，甚至很多时候会存在沟通障碍。如这个视频

https://www. bilibili.com/video/av23 430038?from=search&seid=13938155639669450709

当然还有，脱北者大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边民，原有的生存技能不能像东德的counterparts一样在资本主义国家照样管用，这是核心问题。

由此以上问题引发的韩国的社会制度的调整和社会资源的消耗是巨大的。

以韩国为例，相关脱北者的立法按照不同历史时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大概包括1962年4月通过的《国家有功者和越南韩保护法》，将脱北者和国家有功者视为等同，这显然与两国当时的经济实力对比有关。

第二个阶段大约是1979年1月通过的《归顺勇士特别保护法》，这一时期仍然给予脱北者勇士头衔，但也包括了一些经济支持的部分。

第三个阶段即是韩国经济起飞之后，1993年的归顺北韩同胞保护法。而这个时期正是朝鲜“苦难行军”前夕，脱北者由卫国勇士变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

第四个阶段是现在的一系列立法。大约包括脱北者在南逃之后，大约包括到达后三个月的审查收容培训、脱北者的教育支援、职业支援、心理疏导等。事实上，脱北者在抵韩后能够领取到数千万韩元的补助金，其学历等也有专门的体系进行认证。可即使如此，对很多脱北者来说，依然是“韩国政府接纳了我们，韩国人没有接纳我们。”脱北者少年断学率极高，根本跟不上韩国的相关课程，脱北者也大多集中在社会中下层。

所以，一个社会为了使一个群体兼容到自身，个人奋斗很重要，但也要考虑历史的行程。制度为了让自己适应新的情况，是调整不足还是过度调整都会带来严重的影响。外来人啊，这个答案真的存在吗？如果存在，它又是什么呢。

回归题设。

制度需要进行多大的调整，取决于这部分穿越者内部的结构。考虑到中世纪的生产技术于今日已无实际用处，理论上或许很难找到工作。但是这么一帮子先人回来了，历史学家、物理学家、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和民俗学者恐怕都要疯。所以要想在经济上获得安身立命的资本还是很容易的（喂）。

但是，他们与新世界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如果他们本身的固有观念太过于强烈，或是由于不知道哪门子的历史原因给他们提供了借口（比如不与后代通婚的家训），使得这部分矛盾超过了他们可能从新世界得到的好处，那么他们与原住民的激励就是不相容的，那么，制度需要付出的代价就更大。

如果这部分人本身就是精神上更接近王夫之、顾炎武一类的人群呢？想想看，人非生而知之者，面对新事物有正确的态度和观点，哪怕第一代会存在无法融入的问题，会多多少少排除不了异乡感，但凭着现代人无法替代的资本和向学的心，多年的现代生活熏陶之下总能八九不离十。到第二代（…）就没有太大问题了。

其实想想还是很刺激的，还是想看看魏晋那些风流才子犯上重婚罪的表情。可能那个时候的头条新闻就是，著名文学团体“竹林七贤”于朝阳区聚众吸毒被捕，了吧。

参考文献：

[1]Kim Taek（金泽）. 在韩脱北者的社会融合问题研究[D].浙江大学,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