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推行保甲人口编审后为何会出现在册人口爆炸式提高？ 第1页

蟹妖！这个问题很大啊！以前学界认为是玉米、土豆等高产粮食作物的发现，导致人口爆炸。但这种观点越来越站不住脚。因为它有个致命缺点：截止到清朝末年，玉米、土豆占比不到当时中国粮食总产量的10%，我看到过最乐观的估算也不过20%。但清朝的人口增长是从一亿、二亿、三亿、四亿，最后天下大乱。所以到底因为有了玉米、土豆，人口才变多的；还是因为人多了，官员才到处去找高产粮食作物，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说不清楚。
上面是一派观点，当然目前看起来这派观点可能有问题。
～～～～～～～～～～～～～～～
目前还有一派观点是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的。从经济角度看，一个国家要建国，必须要有一个稳定持续的国家财政。而国家财政能通过税收实现，在古代中国最重要，最主要的税收来源是农业税，当然也有商业税，但商业税毕竟不是主流。不是主流并不是说商税少，不重要，例如我们都知道的，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的军费就来源于过境税（也可看作一种变向的商税）。谈回农业税，在古代要想征农业税一般就两种方式，要么征人头税，要么征土地税。在明朝前，或者进一步说在张居正前，中国大部分时期是征人头税的（这种说法也是有一定问题的，是把历史问题简单化的描述。）。这里有一点要提一下，士农工商的确是要上税的，但奴婢奴仆、下人佣人等等是不征的，交人头税，并不是人人都要交税。长久下去，就会造成一个局面，土地兼并，特权阶级，免税阶级，手上的土地越来越多，但他们交税越来越少。到明朝中叶为了避税，甚至出现拖家带口，自带土地，投靠大族的现象。大族生活越来越好，平民生活越来越难，国家税收越来越少，征税难度越来越大。鉴于这种情况，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就诞生了，当然这条法内容很多，但记住一点就可了，这征的是土地税，当税收从征人头税，变成征土地税后，其实平民交税就少了（土地少），大族交税就多了（土地多），变向的平民的生活压力就小了，所以明朝中后期就迎来了次人口增长。赋税征收方式的改变，造成人口的增加。
后来雍正的“摊丁入亩”征的也是土地税。这是一点。
说回清朝，清朝还有一点，“和平红利”，在明朝末年，中原的平民其实是负担了两支高强度运动的军队，明朝的军队当然是中原平民养的，关外后金的军队变向的也是中原平民养的，因为后金通过掠夺明朝维持统一，明朝打仗用的钱由中原平民支付，后金打仗赚的钱，也由明朝平民支付。记住这是两笔钱，并不是一笔。当时中原平民的生活苦不堪言，税赋那是相当高，有学者估算过7-8层（备注：明朝的灭亡并不是税賦高，而是明政府收不上来税。张居正之后，皇权和文人集团是对立的。在这场关系到国家命运的税賦博弈中，应纳税的既得利益文人集团，最终把税賦转嫁给了贫民阶层和基层公务人员阶层。）。但清朝统一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中原平民只需要支付一支中低强度运动的军队，平民赋税压力小了，所以康熙才有了“永不加赋”的言论，他能这样说，明朝皇帝可不能这样说。当然如果真有康熙说这么好，他儿子雍正还搞什么“摊丁入亩”呢？所以皇帝的话是不能全信的。但总体来说是赋税少了，平民生活压力小了（和明末比）。前面我提到了明朝中后期有一次人口爆发，人口基数在那里摆着的，清朝平民又比明末好过了，第二次人口爆炸就顺利的来到了。于是就让我们看见了一亿、两亿、三亿、四亿的增长。
～～～～～～～～～～～～～～
这是第二派观点。目前我个人觉得第二派观点相对可靠些（及从政治经济角度出发得出的观点，比单从高产粮食作物出发得出的观点，更全面可靠些。当然这个可靠也就仅在于面相多些。），观点这东西是会随着时间、阅历、学习改变的，对错不在今天讨论。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小观点，就历史观点而言，只针对对错的讨论，历史观层次显的有点低。
人口爆炸后，会有什么后果，这又是一个大问题。以后再说吧，长篇大论的，看着也烦。
～～～～～～～～～～～～～～～～
其实人口爆炸后，会怎么样，200多年前有个叫马尔萨斯的人写了一本书，其中有个理论叫“马尔萨斯陷阱”又叫“人口陷阱理论”。这个理论有政治不正确的地方，但也不能否定它有价值的部分。有兴趣可以参考下。当然这些都是老黄历了。关于清朝人口爆炸后，会怎么样？较新，也比较有意思的观点，是美国加州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学者提出的，会自我锁死清朝经济，内卷化，造成清朝政治经济的大撕裂。
我简单的介绍下这个观点：由于清朝人口爆炸，会导致清朝出现大量的剩余人口，什么叫剩余人口？没事做的人，或者有事做，但他收入又不足以养活自己。这就造成清朝劳动力成本极低，再苦再累的活，你只要给一点钱，都有人干，甚至不给钱，光管饭，都有人干。内卷化就形成了。我们知道工业革命的基础是技术革新，技术革新的目的是节约人力，同时提高效率，其实节约人力本身就是提高效率。这下好了，一切以节省劳动力为前提的技术革新，都被廉价的劳动力所取代了，清朝也就失去了内生自主性技术革新的动力。原因很简单，清朝最不缺的就是人，你发明一个技术，还来帮清朝节约人，那这个技术对清朝来说，没用啊！没人会自主的向技术研发领域投钱，投技术研发这种未知结果的事，还不如把钱用来多请几十号人。
当西方满载着工业革命的成果，敲开清朝的大门时，清朝已是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全方位的落后了。猛回头，原来清朝路走错了，痛定思痛，要改啊！从何改起？人认识新事物是需要时间，和过程的，我们今天当然知道，要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面一起改，可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啊！清朝当然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啊！什么让它最痛，就先改什么？所以清朝的改革最早从军事开始，目的就是要船坚炮利，能打才能谈。练新军（北洋军阀的前身），越打越败，越败越穷。得找钱啊！于是又改经济，实业救国（洋务运动）。还是败，得改政治（公车上书），再败，得改文化（新文化运动）。在一次又一次的改革中又改出来新的阶级，例如前文说的北洋军阀、保皇派、同盟会、新青年等等，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救亡图存，但他们各自的路线规划又不同，各个救亡图存派系间的内部矛盾又不可调和了。这就是这一观点最后一点，造成清朝政治经济的大撕裂。（备注：我们知道工业化的过程是一个资本逐步増密，劳动力逐步移出的过程，当你已知这个结果后，用这个结果反推形成原因，劳动力过多，当然劳动力移出的难度就大了，所以你工业化的难度就增大了。但结果不一定是一个原因造成的，也可能是其他原因。所以加州学派这种说法，或这种观点，也就仅是一种说法，一种观点而已，并不是答案或结论。）

～～～～～～～～～～～～～～～

评论区有两位提问的，他们的问题是基本相同，为什么改革开放近40年，就能激发中国的人口红利，而清朝就不能呢？我相信还会有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我就在这里统一回复这个问题了。

1、清朝是古代国家，今天的中国是现代国家。两者在管理水平上是不同的，一个国家的实力并不仅在于国土面积、资源、人口等等（这一切以下统称“资源”）。国家的实力不仅在于国家拥有的资源，更重要的这个国家能实际使用，实际调配的资源。换句话说一个国家拥有很多资源，但这个国家不能有效整合这些资源，为其使用，资源再多，对这个国家都是无用的，甚至会成为这个国家的负担。我举个例子可能会不准确，例如：1840年鸦片战争，在虎门，清朝军队打不过了，想从北京调兵支援，至少得花2年，援兵到了，仗都打完了。而今天我大起胆子，打胡乱说，10个小时，援兵必到，甚至用不了2个小时。清朝你国内军队再多，但你没有能力把军队投入到战场，你有再多的军队，和在虎门的这场战争又有什么关系呢？

现代国家和古代国家，最重要的区别之一就是国家的管理水平不同。管理水平的提高，来源于技术革新与进步。清朝人口4亿左右就天下大乱了，今天14亿人，国家还比较健康，从数据上看国家发展的还好。这两者在本质上其实是不同的，是不能简单类比的。

多说一句，我不知道大家看过纪录片《大国崛起》没有？荷兰（300万人）～葡萄牙（800-1000万人左右）～西班牙（1000-4000万人左右）～大英帝国（3000-6000万人）～美国（2亿左右）。为什么在整个工业革命前期、中期、后期，小国家（人口少）会先崛起？为什么随着技术的提高，这些先崛起的国家，又会被比它大一号的国家（人口多一些）所取代？“小国家”为什么会后继乏力呢？难道他们都不思进取，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答案显然不是这个，不是他们不想一直领先，不是他们不努力，而是他们做了他们所有的努力，还是失败了。这是题外话，就不展开了，展开了，又是长篇大论。

2、第1点我想我说清楚了，清朝和今天的中国，名字都叫国家，但实际上他们是两个物种。第2点，其实是我在上文提到了，只是没有总结，首先清朝失去了工业革命的内生动力。原因之一就是人口太多，技术发展不动，自我锁死了清朝经济。当处于全面落后的情况下，被西方新兴文明打开了国门。在西方文明不断的向清朝投放：新军事、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过程中，清朝原有的军事、经济、政治、文化被全面撕裂，本来国家管理水平就不如西方强，自己内部各个阶层还被撕裂了，本来原有调配，使用资源的能力就弱，但至少还能调配使用一部分，好了，现在连原有的体制内部还被撕裂了，新的体制又建立不起来，连原有能调配、使用的资源都保不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清朝人口再多，也发挥不出人多的优势，反而是人口越多越一盘散沙，最后乱成一锅粥。

3、当清朝内部被全面撕裂后，在不断救亡图存过程中。在不断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拜的老师不同，学生就发展出各个不同的救亡图存路线。在学习的过程中，产生了新阶级，其实这就成了养蛊模式，在这个过程中，每一只蛊虫都只能整合一部分资源，他们相互绞杀，由最后剩下的那只蛊虫来整合所有资源。赢家通吃。而这个绞杀过程就是中国近代史。这就是原因3，为什么清朝不能？因为清朝只是蛊钟中的一只蛊虫，而今天的中国是整个蛊钟。

～～～～～～～～～～～～～～～

还是得解释下，这里就结束显得突兀了。

1、观点并不等于是结论（或答案），仅就是观察事物的角度不同而已。

2、内卷化是社会学理论，只是加州大学学者用它来解释“李约瑟难题”。

3、自我锁死经济的意思，不是经济不发展，而是一直都农业文明中循环发展农业经济，没法自主性的工业化。

人口爆发并不只发生在清朝。

1700年爱尔兰人口大约200万左右，进入19世纪以后，爱尔兰人口增长迅速，1801年520万，1811年600万，1821年680万，1831年780万，1841年高达820万。

公元1600年，法国 1650万；公元1900年，法国 4100万。

公元1600年， 英国 500万；公元1900年，英国 3750万。

日本：1600万→4500万。

德国：1200万→4300万。

意大利：1200万→3400万。

作为被掠夺的殖民地，被英国人视为“老鼠”的印度人，也从1.3亿繁衍到2.8亿。

另外 @经典阅读 造谣引进高产作物的爪哇人口没有爆发性增长，实际上1600年印尼850万，1900年就达到3800万了。

古代中国皇权不下乡，对基层基本上都是采取乡绅自治。鼓吹“摊丁入亩”可以解放人口，不但是一种反常识的yy，更是无视了全世界人口大爆发这一历史进程的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全世界的人口大爆炸，都和高产作物有一定的关系，除了大家熟知的土豆种植导致穷山恶水的爱尔兰人口暴涨之外——

《欧立德》的乾隆帝提到：【时光回到1735年……在江户（今东京），德川幕府的将军统治下的植物学家成功地进行了培植甜土豆的农业试验，解决了日本长期的食物供应危机。而在那年10月的北京，世界上最富有且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统治者雍正皇帝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则在乾隆登基之前，日本也引起了对于土豆的重视。

清朝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更不可能无视农业产量“用爱发电”。

考虑到气候回暖，进一步的耕地开垦，水利工程的扩展，精耕细作技术进步，医疗技术的突破上升（尤其是清朝后期洋人送来了牛痘）；清朝在明朝的基础上，不需要高产作物就能养活3亿人口了。高产作物只需要养活1亿即可。

天花病毒夺走的人命数以亿计，满清政府更是畏天花如虎，就连满清的心腹大患准格尔汗国都是亡于天花。1805年牛痘传入中国，短短三十年种痘者就突破了百万，伴随着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不断扩大，牛痘疫苗得以在中国广泛传播(这里没有为列强歌功颂德的意思，若是家里的男人靠得住，哪有隔壁老王献殷勤的余地?)。

除了牛痘之外，同样来自西方的金鸡纳霜也是清代医疗水平急速发展的关键。疟疾的杀伤力堪称比天花有过之而无不及。而在法国传教士带来的金鸡纳霜救过康熙一命之后，金鸡纳霜就在清朝普及开来。

(宋＋金的峰值人口约为1.1亿，仅仅略少于无论农业技术还是水利规模都有不小进步，同时在西南地区广泛的进行改土归流的明朝，可见小冰期带来的农业减产对明朝人口的影响，如果明朝拥有和宋朝一样的气候条件，人口峰值当在2亿以上。)

不少人认为高产作物种植面积到民国才不到10%，这显然过低了( @小胖916 认为【我看到过最乐观的估算也不过20%】，但是如果能有20%的实际种植面积比例，就能养活一亿以上的人口了，和我的估算完全对得上)，更是忽略了几个问题。

1.高产作物生长能力极强，田埂、荒山等不算作耕地面积的地区都能成长（举个例子，元清吧发出的资料，显示清代山东红薯种植面积近乎0。然而乾隆五十年代，山东种番薯，“一亩种数十石，胜谷朴二十倍”……道光年间，莱州府荣城县，种植番薯，当地人民达到了“日食常佐”的程度，当时有“田家饭菜一半”的谚语。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很多算作水稻小麦种植的地区，同时也在生产大量高产作物却没有重复统计。

2.西北山区人民人均耗粮比东部低。由于粮食匮乏，西北山区是高产作物广泛推广的地区，粮食浪费也远小于粮食充裕的东部沿海，同时人们更能忍饥挨饿，食量也偏小。乾隆朝高产作物在西部的大规模推广，使得西部大量本来无法种植粮食的荒山野岭得以进入人口，极大促进了人口生活区域的增加和人口增长。

(高产作物传入明朝主要是福建沿海，确实解决了福建山区的一些粮食匮乏，然而东部本身远不如西部缺粮。中国这么大，高产作物的广泛传播需要的时间本来就很长，高产作物推广到西部是清朝的事情。以明末高产作物未能解决粮食困境而论证高产作物无用，这也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3.摊丁入亩之后，人民倾向于隐匿土地来逃避田亩税。到清后期，有一半耕地被隐匿无法统计。很显然往往种植在荒山野岭中的高产作物比起常规作物更容易隐匿。即便进入民国时代，税赋主要征收方式仍然是土地税，人们仍然会有这种隐匿土地的倾向。

因此，高产作物养活1亿人是完全可信的。

————————————————————————

由耕地面积来推测高产作物对清王朝的补益作用

前几年清吹往往吹嘘清王朝耕地开垦的巨大成果，宣称大清300年新开垦的耕地是3000年开垦的总和。

然而，根据《神宗实录》的统计，万历三十年，明朝全国的耕地总面积达到1161万余顷，这是已知历代王朝的最高值。

朱元璋时代就已经有了850万顷的记录。而按照蒙曼教授等人的考据，唐代的耕地数量就已经多达800万顷（由于唐顷较小，折合明清700万顷）。所以我们可以认为，万历三十年的耕地面积是可信的。

清代账面耕地面积最高值为光绪十三年的849余万顷，而实际最高值按照民国初年的统计为1450万顷。由于摊丁入亩后清朝由隐瞒人口转为隐瞒耕地，因此这个情况也就合情合理。

如此计算，明清两朝新增耕地数量基本相当。但是清代到了后期，人均粮食占有量是远低于明朝的，虽然气候回暖使得耕地复种率升高，但也跟不上人口的庞大增长。

我们考虑到大量有关明朝东部人民生活富足的记录——

【　　吴梅村《木棉吟》:眼见当初万历间，陈花富户积如山。福州青袜鸟言贾，腰下千金过百滩。看花人到花满屋，船板平铺装载足，黄鸡突嘴啄花虫，狼藉当街白如玉。市桥灯火五更风，牙侩肩摩大道中。

　　顾梦游《秦淮感旧》：余生曾作太平民，及见神宗全盛治。城内连云百万家，临流争僦笙歌次。宋应星《野议.盐政论》：“万历盛时，（盐商）资本在广凌不啻三千万两，每年子息可生九百万两，只以百万输帑”（这应该算是明代的资本家了）清代的人表示怀念万历盛世。

　　《长安秋月夜》：长安秋月夜犹明，六街九陌吹角声。角声断处歌钟起，禁城远树寒烟生。烟连树绕接夜色，宫阙参差分南北。北廓黄云绕建章，南郊白气连沙碛。忆昔神宗静穆年，四十八载唯高眠。风雨耕甿歌帝力，边廷远近绝烽烟。辕门大袖酣歌舞，海内文人耻言武。马政屯田久废弛，禁兵糜粟空充伍。物力太厚天时丰，十钱斗粟羞为农。健牛肥马村巷满，鸣鸡吠狗桑麻通。广东人表示怀念万历盛世陈舜《乱离见闻录》回忆万历时期情景： 予生万历四十六年戊午八月廿六日卯时，父母俱廿三岁。时丁升平，四方乐利，又家海角，鱼米之乡。斗米钱未二十，斤鱼钱一二，槟榔十颗钱二文，著十束钱一文，斤肉、只鸭钱六七文，斗盐钱三文，百般平易。穷者幸托安生，差徭省，赋役轻，石米岁输千钱。每年两熟，耕者鼓腹，士好词章，工贾九流熙熙自适，何乐如之！】

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即便是小冰期最剧烈的时期，明朝在东部的粮食生产无疑是过剩的。

小冰期造成的饥荒集中于中西部，东部过剩的粮食难以有效转运到西部，而西部的起义摧毁了整个大明王朝。这就是所谓的木桶最短板。

很显然，高产作物在清代的引进，补上了这一块木桶最短板，使得东部的人口能够增长到抵达实际的人口阈值。同时由于高产作物带来的西部民变减少，流民等问题得到缓解，整个国家体系也会变得稳定而有利于人口增长。

高产作物的耕种面积被过度低估，这个问题我不止一次强调，但过度偏爱大清人士永远只会引用有利于他们的论文。

就举元清吧这篇论文吧

【至20世纪30年代在全国的统计中，留下这样的占地比例，就玉米而言，其中安徽、察哈尔、福建、广东、贵州、河南、江苏、江西、宁夏、热河、山东、绥远、云南、浙江占地比例很低，几乎视作零，甘肃占地6.5%、广西17.2%、河北15%、黑龙江5.3%、湖北10.7%、湖南3.9%、吉林5.4%、辽宁12.6%、山西5.4%、陕西11.3%、四川13.2%、新疆19.2%，全国仅7个省玉米占地面积在农田总量中超过10%，但也没超过20%。就甘薯而言，察哈尔、宁夏、青海、甘肃、山西占地面积近于零，其他省山西、河北、山东、河南、安徽、贵州、云南占地为1%，江苏、湖北、浙江占地2%，江西、广东占地3%，湖南占地5%，福建、广西占地6%。

——《韩茂莉：美洲来的玉米番薯创造了康乾盛世？》】

除了之前山东的情况我已经扒皮了之外

——陈国生《清代贵州农作物的地域分布》

哎呀，说好了玉米在贵州种植近乎0，甘薯只有1%的呢？

贵州这么一个穷山恶水的省份，人口从明代后期的200万增长到清代的600万，清吹认为不靠高产作物，可能大清真的会用爱发电吧。

综上所述，某些过度偏爱大清人士还是不要总是拿着那个8%的高产作物种植面积说事了，很显然这个统计比例是有问题的。而如果高产作物有20%的种植面积比例，则考虑到填补木桶短板的补益作用，对于清朝人口增长起到的积极意义就非常之大了。

————————————————

感谢评论区补充：

陈志武在《量化历史研究告诉我们什么》中引述了“宫启圣教授”(实为 “龚启圣”，JamesKung)的研究认为:“ 从1776年到1910年间，中国14.12%的人口增长是由玉米所致。而从16世纪初到20世纪初，中国粮食增量的55%是由于这三项新作物(玉米、番薯和土豆)。”这实际是龚启圣与其学生联合署名的成果，文章利用府级地方志，将各府分为“有、无”玉米种植的两个对照组，用统计方法推断玉米对人口的影响，而并非陈志武所称的利用了“1330个县的县志”

陈志武称“:按照1776年、 1820年、1851年、1890年、1910年几个时间点看，在每个时期，已经采用玉米的县人口密度明显高于还没采用玉米的县，而且一个县已经种植玉米的年份越长，其人口密度高出的就越多。种玉米的时间每多十年，其人口密度就多增5%一6%。经过各种严格计量方法的验证，他们得出的结论为:是玉米带动了中国的人口增长。

——————————

按照以上两表，20世纪30年代，玉米和番薯仅能提供粮食总产量的10%，到1952年玉米和薯类就提供了20%以上的粮食，考虑到战乱频仍的民国时代不可能大规模调整农作物结构，这样大的变化根本不合理，合理的解释只有，从清末到共和国初期，农作物结构变化很小，清末高产作物提供20%左右的粮食，养活20-30%的人口，但因为清末和民国的统计能力局限，无法获得正确的统计资料

我们先看一个图片：

1600年，明朝，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28%（和平年代）

战争和饥荒

1700年，清初，中国人口占世界比25% （和平年代）

1800年，晚晴，中国人口占世界比34%（和平年代）

这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清朝人口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

我们再看一个数据：

1900年，民初，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29%（军阀混战）

1950年，新中国建立初期，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22%。（抗日战争）

1980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22%（和平年代）

2010年，中国人口13亿，中国人口占世界比例20%（计划生育）

=====

国家的第一目的维系其成员发展增长。我们不得不说，清朝统治中国的期间，中国人口发展遥遥领先世界平均水平，不得不说是一个奇迹。

当然，其实我觉得也没有什么神奇可言。只要中国处于和平年代，没有战争和动乱，政府不压榨民众太厉害，中国人口总是能达到世界1/3左右，实在是我们这个国各方面地理位置气候等先天条件太好，太适合人类生存繁衍而已。

---

  daruqai 网友的相关建议: 
      

本太师前来补充几点。

首先，清朝确实是在人口爆炸。拿1600-1900年期间世界各地人口增长来和清朝相比，并不确切。19世纪以前，欧洲以外人口增长普遍非常缓慢，19世纪以后，人口增加主要由于科技进步、物质财富快速增长（欧洲）以及战争和奴隶贸易的减少（亚非）。19世纪世界人口快速增长的同时，清朝已经人口潜力接近极限，增长开始变慢。

清朝人口增长的基础，是建立在明朝本身人口密度位居世界前列的基础之上的。古代人口密度和规模能和古代中国相提并论的只有印度。明末人口估计少的也有1亿，多的可以到2亿。明末饥荒战乱瘟疫非常严重，清兵入关后圈地屠城，迁界禁海等等都造成了人口的大量损失，四川更是直到三藩之乱平定后才安定下来。从康熙初年到道光年间，不到200年的和平时间，人口从可能不到1亿猛增到4亿多，期间还经历了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战争以及丁戊奇荒造成了很大的人口损失，但是人口仍然在缓慢恢复。

古代社会，政府的治理水平低下，很多措施都是扰民，政府最主要的职责就是维持和平，避免内战，打赢外战。整个清朝，农业除了玉米红薯传入外技术进步并不多，和明朝中后期一样，清朝乾隆以后同样水利失修。医疗聊胜于无，人痘是少有的进步。

清朝相比明朝，玉米、红薯的传入，有一定的作用，清朝的赋税减免力度也很大，也没有蒙古人女真人杀掠边民。就人口格局而言，明朝人口稀少的四川、云贵、西北以及湖广山区人口在清朝极大增加，清末东北人口快速增长。

清朝和前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摊丁入亩，人口不再和赋税徭役结合，所谓“封建国家对农民的人身控制”的松弛。朝廷不再试图将人口束缚在土地上，而是听任农民从地少人多的地方迁往地广人稀的地方开垦土地。

湖广填四川式的人口大迁徙，在整个清朝几乎没有停止过。

明朝大规模的移民，只有明初。山西移民北方各地，塞北迁入塞内，江西移民湖广，江淮移民西南等等，都是朝廷花大钱组织的，很多以屯垦卫所的形式，没有可持续性。

而清朝前期湖广填四川，同治年间陕甘战乱以后华北移民迁徙西北，清末又是闯关东、走西口、开垦蒙地。官府基本上没有什么额外工作需要做的，只负责对开垦完毕的土地征税，组织科举考试，偶尔镇压一下农民起义。

相比之下，清朝的汉族人口确实增长很快，而蒙藏地区，农牧民人身依附于领主再加上大量男性出家当和尚，人口几乎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直到解放后才开始增长，新疆的维吾尔族人口到清朝后期才开始增长。

对比一下其他地区，就知道清朝人口增长的可怕。

人口稠密的日本，去掉虾夷和琉球面积约29.3万平方公里，火山岛加冲积平原，气候温和宜人，全世界最肥沃的土地之一。德川幕府建立之初人口约1200万，18世纪中期人口约3000万。

看看欧洲，大航海时代的葡萄牙，面积9.2万平方公里（收复失地运动以后），人口150万左右，开拓新航路掠夺到大量财富的同时，人口并未增长，因为很多人死于航海和战斗，三王之战的失败，对葡萄牙人口的打击很大。

法国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大革命前夕），长期是欧洲人口最多的国家，在黑死病前人口约1500多万，黑死病再加上百年战争和宗教战争人口长期停滞，波旁王朝建立以后逐渐恢复，大革命以前人口约2600万。

英格兰和威尔士面积13万平方公里，16世纪前人口一般在三四百万浮动，英国内战前人口约600万。

拉美面积2000多万平方公里，在西班牙人到来前，人口很难估计，西班牙征服以后，人口损失非常惨重，到了独立战争前夕的19世纪初， 人口约2000万左右。

奥斯曼帝国统治着今天人口爆炸的中东，由于重税劳役、穷兵黩武，人口数量长期停滞甚至倒退，希腊独立后的人口还不如荷马时代，埃及在18世纪末人口只有300万还不如法老时代。

今天人口稠密的东南亚，古代也是地广人稀，缅甸暹罗古代人口一般不超过400万，安南也是如此，爪哇人口可能多一些。一方面是由于热带丛林开发困难，另一方面缅甸暹罗安南的统治者，按照中国古代的标准，基本上都是穷兵黩武、横征暴敛的暴君。缅甸东吁王朝一代雄主莽应龙统治时期南征北战民不聊生，都城勃固附近的农民和囚禁于此的暹罗掸人俘虏乘莽应龙远征清迈，联手发动起义。安南两轮南北朝、西山起义、阮主复国，战争连绵不断。

至于今天人口爆炸的黑非洲，人口的增长起步更晚，埃塞俄比亚经历了长期内乱直到孟尼利克二世才基本统一稳定下来，西非经历了残酷的奴隶贸易以及连绵几十年的伊斯兰圣战，当伊斯兰政教合一国家建立以后才开始稳定。南部非洲大约20多年间连绵不断的姆法肯战争（Mfecane，也叫Difaqane，当地语意思都是战争、驱逐、被迫流亡）导致了约200万人死亡，可能占当时人口的大半，由于征战的各个黑人部族都没有文字，只能通过少数贩奴商人和幸存的逃亡者的描述，欧洲人才记载了这场残酷的战争。苏丹则在马赫迪王国统治时期因为战乱和饥荒人口减少1/3以上，1899年英国再度征服以后才开始人口增长。

不和清朝比，就和明朝比，明初洪武年间，南直隶2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1000万，崇祯初年肯定隐瞒严重的数据约3000万；江西16.9万平方公里，明初人口约900多万，明末人口不会少于一千万；面积约50万平方公里的晋冀鲁豫四省明初人口还比较少，到了明朝后期，明史万历六年明显偏少的数据都有2000万人口。

清朝的人口增长，是建立在本来就人口密度很高的基础之上的，人口大增而耕地面积增加有限，人口增长的潜力已经不多了，苏南浙江皖南等地太平天国战乱以后人口长期难以恢复。而同时期其他地区的人口增长往往伴随着耕地面积的增加，欧洲更是全世界掠夺殖民地。

总之，一个非常黑暗的结论，即使人均耕地面积和人均粮食提高潜力有限，只要政府宽松且无能，经济落后停滞，民风保守文盲众多，对女性压迫足够，那么人口始终可以保持高出生率。如果没有大瘟疫大饥荒大战乱，再加上医疗环境的明显改善，人口爆炸几乎是必然的，这就是今天亚非拉很多发展中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

---

  feng-jin-80-85-10 网友的相关建议: 
      

是不是算人口买卖，你报警看警察抓捕抓不就知道了么？

---

  xi-nan-da-hu-you 网友的相关建议: 
      

1、已删除

2、已删除

3、已删除

4、已删除

5、已删除

6、已删除

7、已删除

8、已删除

9、已删除

10、已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