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比起满清有哪些进步? 第1页

1.地主阶级更活跃了。没了清朝压制，地主阶层成了肆无忌惮压迫中国广大人民的毒瘤。

2.大局意识没了，不论南京常凯申也好，还是地方军阀也好，从来没有以大帝国的视角再次考虑过国家、民族的利益，都是守着一亩三分地，彼此各怀鬼胎。

3.过去清朝虽说是封建王朝，可真的是遇到老百姓有天灾人祸，下死力气赈灾。在清朝还有一项独特的罪名就是假冒有灾骗朝廷赈灾款的。到了民国，基本上地方有灾，南京中央乐开花。名义上讲讲人道主义，这点清朝的确没民国会玩，但实际上真特么做事这方面……可能民国无为而治这也算一大进步吧……

4.大清积贫积弱还在搞洋务运动，努力自己尝试造枪造炮。从左宗棠收复新疆开始就尝试自己仿制洋人武器，但是那时候以买办先锋胡雪岩为首的利益集团从中作梗，没有弄成。可毕竟清朝一直有这个练肌肉的心。到了民国就不同了，直接造不如买了，自废武功。成了彻彻底底的买办。

5.清朝你别看他屈辱条约一条条的签，可人家从来没放弃争取世界地位和融入列强文明。对待本国工商业，虽算不上多么扶持，但也真的能让这帮人活。民国不同了，刚抗日胜利，立刻就跟美国干爹签了一条条基本上把本国工商业往死路上敢，基本上把民族未来抹杀掉的宣誓效忠书。毕竟大清当年英法德奥日等等，基本上都签过屈辱条约了。不像民国，废除了所有的不平等条约，仅仅和美国一家签订了……中美友好条约！可以说一大进步哉！

6.看到最上面的回答说，真要是清朝对待昭和军队会直接亡国。那肯定的，当年清朝虽说丧权辱国，可还没想过彻底给列强当狗。所以甲午时期李鸿章到处找列强调停，都碰一鼻子灰，哪里比的上拿苏美两大帝国援助的民国有表现力。同样我大清首都被攻破，战乱也屠了不少人。可还真没法跟南京比，就算皇帝西狩不在北京，也没见鬼子六另立中央做汪精卫。真的比不了。

7.还有回答说曾国藩平长毛屠杀百姓屠的狠了。的确民国多少文明些，顶多也就是“石头要过刀、茅草要过火，屋换石头人换种”而已……

8.当然！我们也要说，民国毕竟名义上是平等了。虽说官僚买办们和拉车的车夫压根不是一个世界的人。但毕竟不用磕头了，我相信，这是进步！

9，回复另一个回答。

都说是红薯玉米！ 然而红薯玉米仅占农业种植率10% 真正让人口大爆炸的是清朝的抗震救灾能力！仅乾隆1朝的抗震救灾款就碾压 明朝260年2倍带拐弯！在清朝时期有1个罪 ，叫冒灾！就是官员组织1帮演员村民，演灾民！骗朝廷补助！因为知道 朝廷重视 灾荒重视人民！这在封建王朝属于破天荒！不可想象的国策！

最重要的是天灾人祸有人管！ 明朝弘治以后 就没有官粮了！ 赈灾完全靠大户捐！今天新冠疫情泛滥， 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象1个完全不靠政府就靠富豪捐款就能读过疫情的？而清朝，遇到全国特大灾荒的时候， 朝廷 疯狂补助！ 以乾隆为例， 平均1年拨粮 150W石、白银600W两，调用漕运补给后续物资粮食（非免费）2000W石 ! 遇到 大灾之年！ 比如乾隆53年！ 仅此1年！ 朝廷花了 1500W两赈灾！ 动用了全年财政收入的 1/4 并且在大丰收之年！ 全免全国农业税！ 乾隆1朝共5次！少收白银小2亿两！

至于其最后一段话"

"

你丫活在新中国，还是国力上升期间，你当然骨气硬，你当然文天祥。你是觉得清军，闯王没来前，东林党不硬吗？还是你觉的日本人没来时汪精卫不够硬？总之你爱咋死咋死，别某些人如何如何。我只听说跪着可以活着不用死，没听过站着也是死，却选择跪着死的。除非他贱皮子。当然，站着死还是跪着生，我相信老兄你肯定能比汪精卫，东林党选的好

10.被逗乐了。

在开始前，我们最好给进步下个定义。

个人觉得是：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政治权力的扩展

当然，还有另外一种进步，作为反动派，民国的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比清政府“进步”得多

开头说句，有人对我拉黑很不满…但我还是得提醒一下，对我或者我的资料用“帽子戏法”而不是正经讨论来质疑的，或者“你不说的我来帮你说”，玩弄类比法的…拉黑不送吧……

平均预期寿命

1940-1944年，学者陈达领导的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根据云南呈贡县的人口死亡统计资料，制成了多种寿命表。据其统计，若将霍乱（当时呈贡县霍乱大流行，乃偶然因素）死亡人数计算在内，则当地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2.8岁，女性为34.2岁，男女合计为32.8岁；若不计算霍乱死亡人数，则当地男性出生时的平均预期寿命为为33.8岁，女性为38.0岁，男女合计为36.0岁。
－《现代中国人口》，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第32表-第37表。

即使以民国的首都南京市的市区（基本代表民国发达地区水平）为样本，寿命也仅是接近四十岁，农村地区甚至无法达到35岁

有人说我断章取义，不过我也没有把人家采用农村样本调查的数据盖到整个民国…何况那时中国农村人口本来就占全国人口80%（出自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以上…

而关于清代人均寿命，虽然资料不足（比如没有民国那种生命表一样的统计），但学者们仍然通过家谱等资料估计出清代人均寿命

李中清和康文林在1997年的研究指出

利用1792－1867年间中国东北农村的一个村庄异常出色的数据计算出，1周岁男性的预期寿命为35.7，一周岁女性的预期寿命为29－《大分流》p38

泰德·泰尔福德以安徽桐城县的家谱资料为依据，指出在1750年与1769年之间出生时的预期寿命为39.6岁－《转变的中国》p36

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曾于2013年－2014年担任美国历史研究会会长）在他的著作《大分流》总结道：

到18世纪后期，那些活到1岁的人口的预期寿命达到或略高于40岁，这使他们完全可以与前面讨论过的西欧人口中情况最好的那些相匹敌，从其他人口数据中也可以推论出中国人的预期寿命与欧洲人的预期寿命是同等的。－《大分流》P39

以上我们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人均寿命即使是纵向对比，也比清王朝时期低下。

-《压力下的生活》

（然后我要暴论几句）看看北边的苏联，经历了内战

、帝国主义入侵等破坏性极大的事情，而且苏联农业的地理条件也远远不如中国。

但人家经过不到二十年建设，不仅人均寿命把沙俄甩了一条街，还基本达到了日本的水平（1935-1936年，日本男女性的预期寿命分别是46.92岁和49.63岁。）

而民国靠着现代医疗的发展等硬件的提高，结果却连两百年前都不如。

什么叫建设啊（战术后仰）

识字率

在1929年，国民政府教育部第500号令《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引言部分指出

考全国现时之不识字者，虽乏确切调查，要不能少于百分之七十，若即以全国人口四万万而论，则不识字者应有二万万八千万之多。此大多数不识字之国民，欲求其具有知识，故当以实行义务教育为根本办法，而目今救济之道，则宜从事于推广民众教育及识字运动之宣传。

这里可能会有人说

“啊，冬季。你看那个不是说：虽乏确切调查吗”

没事…其实用这个是给北洋军阀一点面子

1930年教育部进行了统计调查，在《实施成人补习教育计划》中：

全国总人口436, 094, 953人，不识字者约占百分之八十，即348，875, 962 人－《抗战时之教育》，罗家伦编

之后民国便发起了浩大的扫盲运动，要求六年扫除两亿文盲并完成“国民训练”（国民训练就是他们需要学习资产阶级民主国家的平民的宪政啊，选举啊这类训练）

过程中以民众教育馆（类似学校）为中心

在农村，人们（多是乡建派）发起了农村实验。

著名的有晏阳初的定县实验（被教育部作为模仿宣传）、陶行知的晓庄师范、梁漱溟的绉平实验等。

可是国民政府并不愿意这些不属于自己的力量成功。

（以上三图出自《最后的儒家：梁漱溟与中国现代化的两难》）

通过关闭村治学院、刺杀领导人、武力镇压学生等手段，国民政府基本把其控制区内的不属于CC系的乡建运动摧毁了。（而CC系的乡建实验范围仅仅是两个县城）

中央对教育的财政支出也是“雷声大，雨点小”

声势浩大的识字运动与中央这可怜的支出占比，放在一起看，让人忍俊不禁（1933年开始的增长很大程度归功于军事教育费从军费项目转入教育文化费项目）

而在各个省的实际执行情况如下

以上可以看出，除了江苏和浙江以外，其他省都较大程度地没有完成工作（超过一半没有设立委员会，甚至省里都没组织）

前面扯的有点远，现在可能有朋友要喊

“啊，冬季。你不是对比民国时期和清朝时期吗，怎么现在只是在说民国执行过程有多烂呢，你是不是在转进！”

不急…

经过十几年“努力”

估计清代的识字率和德川时期的日本相近。…民国二十年代五十岁以上的识字率为50%…大约大概有45%的人具有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中国的现代化》P186－187

其中“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为

从背熟识字读物到能够记账和写信这种基本功夫，直到士绅谙熟经典并能够写作散文和诗歌的本领。－《中国的现代化》p187

也就是说，民国的识字率在经历了北洋军阀的大倒退后，1930年开始识字运动，直到1944年才堪堪达到的清末水平。

附加：识字率问题再辨

我们首先就抓一下这个引用清廷统计的问题

早有学者对此提出疑问（当然下面这位仅仅是质疑这个数字过低）

清廷的這一紙清單，無異於覗全國人民爲文盲,經過九年預備也只以百分之五的識字率爲目標。中國眞是如此低下馬?－《劳著＜清代教育及大众识字＞》张朋园

那么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自然是来自学部的统计，但是学部的统计对象是谁？

以1909年学部第三次统计为例

这一设想虽已家喻户晓，但据1909年学部的第3次教育统计，当年全国在校学生数不过100多万， 加上各省简易识字学塾和私塾的学生，以及原科举制下受过旧学教育的人口，粗通文墨者总数仅约300万左右。－关晓红《清末中央教育会述论》

这个识字人数仅仅计算了在校（新式学堂）学生以及科举制下的人（按罗友枝定义，后者为高级识字人群）。

这个统计，宗族学校、家庭教育等等渠道识字的人都不在内。这个数据也能拿来用？（举个例子，乾隆年间著名考据学家阮元写了一本《皇清经解》，里面列举了当时的著名学者并作传，其中有35%是没有功名或低级功名，他们按照这次学部检查，都属于“不识字”）

何况仅仅只算绅士（有功名，熟悉经典能写作诗歌）都不止这个数目！

这最后一部分人即绅士也许仅占男性人口的5%－10%（饶书1979年版第23页）－《中国的现代化》P168

而且答主引用的《清代民众识字率问题的再认识》也有这么一句话

根据张仲礼的估计，在参与童试的童生中，只有1%至2%考取生员。何炳棣的估计是每25人或40人中，仅有1人考取生员。牟复礼认为，假定每40位或50位童生中有1人考取生员，那么参与考试的童生数是2－3千万，约占当时中国人口总数的10%或男性人口总数的20%。

即使后来牟复礼觉得这个数字太高，也肯定了清代识字率高于10%。

至于罗友枝女士的书

罗友枝1979年出版的《清代教育与民众识字》一书，是迄今为止探讨清代识字问题最为系统深入的著作，至今仍是明清社会史、文化史的基本参考书。此书估算了清代的民众识字率，并探讨了清代识字率较高的教育史、文化史背景。

而卜凯的调查则是因为

调查程序复杂，对各地调查人员的文化水平提出较高要求，这意味着那些具备教育设施的村落，比那些普通村落被选中的几率大的多。

早有学者提出新的见解

“卜凯的识字率数据可能需要大幅度下调，也许要下调三分之一”。另外，伊氏还对清代城镇人口的识字率提出推测，认为接受教育的男性城镇居民比例非常高(可能“达到80%”)，相比之下，绝大多数乡村地区受教育男性可能低至30%上下。综合城乡数据，“中国受过教育的男性人口总数比例可能在35%上下”，而“从教育中获益良多、堪称识字的男性，可能只占其中的三分之二，约占男性总人口的20%－25%”。

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推测。

但伊维德（上文中的伊氏）对于“什么样的人算识字”的认知和罗友枝是不同的。伊维德认为

功能性识字（指罗友枝文的概念，大概是记账、算数、读信件这类。LY11冬季提醒…）可以称为识字吗？
但他要具有权利的思想，具有麦克勒伦的成就感。

也就是说，伊维德的识字标准，实际上是罗友枝的“高级识字人群”的标准。较前文估计的童生群体数量稍高。

所以清代高级识字率高于20%基本是肯定的。对罗友枝书的评判主要集中在罗友枝的“功能性识字”能不能算识字而已。

至于这本著作您直接打成“清吹注水货”，我觉得您需要学学尊重人。

我觉得我们讨论是为了历史事实，而不是简单地把一个人打成“民国吹”“清吹”，就能证明他的理论是假的。

此外

至于这两句，送句布哈林的话给您

因为这就是忽略过程的全部特点;不理解它的客观意义，玩弄类比法,用作者的话说，暴露“在理论上滇不关心”。忽略过程的特点也就意味着不理解其历史实质。这可以说是理论上很大的“致命的”罪过,这种“罪过”必定反映在“有罪者”的实际的、实用的理论上。

这种毫无意义的类比就别拿出来了。

此外，人，已经拉黑。 @刘强强

“义务教育”

即使学校推广了，也有许多人上不起学。

所以在识字率一栏下面，我们可以聊聊民国和清朝时对失学儿童的帮助。

而清朝时，这种补助通常以“义学”和“宗学”为表现

饶懿伦认为，义学的记录表明，“它所提供的教育机会是微不足道的”。它所能提供的免费教育不会超过适龄男童的1/20－《中国的现代化》p189

也就是说清代的免费教育大概只能提供5%以下的失学儿童获得教育机会。

然后朋友们回去看看那个表格，大部分省甚至没能超过2%，达到3%以上是凤毛麟角。

赋税

正税

国民政府统治范围正税是清末的四倍了解一下咯……

附加税

附加税让你一下翻五倍，就问你爽不爽…（这里是和北洋军阀对比）

农村复兴委员会1948年统计，四川农村实际负担比乾隆年间增加四十七倍，甘肃实际负担比乾隆年间增加三点五倍。
民国初年，陕西大收“光复款”，地方乡绅领村民围攻县府，号曰“复辫豁款” 。长素闻之曰：“人思圣清” ​

田赋预征

看看顺治九年户部尚书车克的题本:

清代预收最多也就达到过三年而已…（相比民国确实可以称为“而已”了）

（未完待续）

以后还有关于民众政治权力，军事，工业等更多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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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推荐阅读

再说几个无关话题

1.民国敢于战争，清廷软弱不堪

严饬各营各扎原处,不准稍退示弱,亦不必先发接仗,倘法兵竟来扑犯,则衅自彼开,惟有与之决战,力遏凶锋。－光绪十年五月二十五日(1884年6月18日)清廷给当时署理广西巡抚潘鼎新的旨意

1894年7月22日早晨,济远,广乙,威远三艘战舰起航警卫牙山登陆场。鉴于朝鲜的紧张局势,广乙舰管带林国祥向丁汝昌询问:

若遇倭船首先开炮,我等当如何对敌?

丁汝昌做出明确指示

若果倭船首先开炮,尔等亦岂有束手待毙之理,纵兵回击可也"－川崎三郎《日清战史》

到了民国就是

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

（憋笑）

2.清廷卖汉冶萍说

无论抵押汉冶萍还是中日合资的提议，甚至连借款过程都是临时政府一手操办…

盛宣怀啊，你看这锅他又大又圆……

民国对比晚清时期，可谓是远远超出，两者根本不具备可比性。

在治理能力上

满洲贵族奴隶主集团和汉族封建官僚集团＜旧军阀＜新军阀

慈禧时代，晚清政府的收入高达一亿两白银的背后，是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末日乱局。

因为慈禧时代的晚清政府支出高达一亿一千万两白银，每年的财政赤字在一千万两白银以上，户部库存银长期不到一百万两。

相比较康乾时代户部库中六七百万两以上，甚至一千万两以上的存银，慈禧时代是标准的赤字财政，不然就会得出“爱新觉罗无男儿，盛世在我叶赫家”的错误结论。

慈禧时代中国也是标准的入超，每年的贸易赤字在一千万两左右，到了慈禧末期贸易赤字高企近两千万两。

根据刘军《明清时代流入白银分析》，整个晚明至清末，流入中国的白银大约在六亿两左右，而满清对外赔款就高达十三亿两白银，同时满清还为中国制造了十二亿两白银左右的外债。

我们熟悉的北洋舰队和北洋新军都是这种外债的产物。而十二亿两白银的外债中，绝大多数都用来偿还满清的赔款和借款，流入工业投资的数额只有区区四百五十万两，还不够老佛爷建一个颐和园的花费。

国防是买不出来的，我大清这种借出来的花呗国防更是靠不住的。

经过了晚清的昏乱政治，有了这个究极败家子，中国社会不仅没有从古代中国那里继承任何物质财富，反而背负着沉重的负担。这个外债压力也是北洋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必须背负的。

这也是为什么辛亥革命一旦开始，满清就立即落幕的主要原因。到了慈禧时代，满清政府的财政开支完全依赖列强的贷款。北洋军不是红军，就是红军也有一个月一个大洋的军饷，而当孙中山的外部活动使得外国银行停止向满清继续贷款之后，晚清朝廷也就失去了一切战争能力。

袁世凯时代的北洋民国也面临着和清政府相类似的问题，中国沦为一个半殖民半封建社会，中国成为了外国资本的市场和原料来源，而要避免外国的剥削，就必须依靠海关为民族资本和中国人民建立起来一道关税屏障。

这是最基本的经济原理，一个海关不在自己手上的国家，根本没有资格谈什么近代化和工业化。

北京北洋政府没有能力收回海关，其财政开支也严重受限于外国势力。段祺瑞领导北洋政府期间，发生了“西原借款”事件，当时北洋政府的财政收入与财政缺口非常大。譬如梁士诒的财政告国人书中就明确提出，宣统三年前清的财政缺口就达到了七千万两，而民国二年因为内战的财政缺口高达一亿五千万元，换算为银两约为七千五百万两。

到了段祺瑞时期，财政入不敷出更加严重，北洋政府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全部依靠债务，其中大部分为外债。同时期段祺瑞政府以一系列主权向日本借取了1.45亿日元，其中 就包括了中国在山东的各项权益，这也是巴黎和会中国主张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一个政府 收入 百分之 六十依靠 日本财政支持的 政府又 如何抗日呢？

相比晚清和北洋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则取得了一定的成绩。首先便是国共两党共同发起北伐之时，便将废除不平等条约作为主要的政治主张，并于1928年恢复关税自主权和取消领事裁判权。而北洋政府前后所借外债折算银元为7亿4千万 元折合 成银为3亿 4千万两。

这些债务都由南京国民政府承担，如果仅仅是从外债角度看，满清为第一败家子，最为昏聩无能。而北洋仅次之。

在1927年到1936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用于军事和偿还外债的支出占政府预算的百分之七十以上，27年到35年期间，南京国民政府偿还内外债共计31亿元，约为白银15亿两。其中包括外债6亿元，及继承自满清的赔款2亿8千万元，合计约为4亿4千万两白银。

1912年至1949年期间中国所取得的进步远远超过了1840到1912这七十二年的。

此时间内南京政府的外债规模虽然略有收缩，但是背负着这样庞大外债压力的中国是不可能完成近代化的。

直至1949年，在“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前提下，CCP宣布不承认任何外债，终于使得中国有了轻装上阵，白手起家的可能。

直至今日，勤劳的中国人民已经将中国建设为全世界第三大债权国，腐朽反动的满清政府和北洋政府所失去的财富被中国劳动人民用双手一点点挣了回来。

………………………………………………………………………………………………………………………………………… @jake 朋友问我对 @LY11冬季 先生回答的看法，针对民国时期教育和预期寿命同晚清的对比。

我就在这里继续增加以下，首先我个人反对有关晚清识字率有百分之四十五的说法。

因为彭慕兰的《大分流》中晚清识字率达到百分之四十五的说法来源自美国学者罗友枝1979年《清代教育及民众识字》一书，而罗友枝的原文是：

本章引述的零碎的、轶事性的、间接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假说：1８世纪与１９世纪的功能性识字，在影响范围上超出以前的假设。基本识字能力在两性之间的分布是不均等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３０％至４５％。

首先要请大家注意，罗友枝的“具有某种读写能力”跟“识字率”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次彭慕兰直接把罗友枝的数据完成了一次跃进，而罗友枝则没有对清代识字率进行直接实证性的研究（厦门大学刘永华教授《清代识字问题的再研究》，罗友枝对清代识字率的假说建立在两个基础之上，一个是金陵大学教授、美国学者卜凯的调查和满铁机关的一部分调查。她是用民国的数据对晚清进行的反推。

而问题在于，她所引用的美国学者卜凯，是个民国吹。

在卜凯1933年对民国全国乡村的数据调查里，“稍微受过教育的民国男性”占比高达45％，“中国识字男性”的占比为30％。

所以这就是 一个民国吹学者先注水，然后请吹学者跟着民国吹学者一起注水的结论。

因为卜凯 进行 调查的时候 ，一般 选取 教育情况 较好乡村 作为对象 ，得出的 结论偏高。

而民国 真实 识字率应当以 建国时期的 调查 标准 ，建国前 的文盲率为 80％而识字率低于 20％。

至于我大清的 识字率 则有官方 统计 不足 5％。

要知道1965年，经过了CCP领导下的三次全国扫盲运动，我国的文盲率依旧为57％，识字率为43％！晚清45％的识字率，嚯。

晚清政府 进行 改革之后，成立了学部，学部（晚清ʳ 教育部）曾经三次进行教育普查，普查了全国的官立、公立、私立学堂情况，并且对学生人数进行了清点。

而清廷官方的结论也是直接的。

《九年 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宜清单》中明确指出计划用五年时间“推广乡镇简易识字学塾”“人民识字义者……（第九年）续得二十分之一”，晚清官方的全民教育目标是到了1916年让识字率达到5％。

我们直接看学生数量吧。

清末学堂分为专门学堂、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学堂四类。

其中专门学堂指包括高等学堂、大学堂、以及文理法医等专科学堂。

实业学堂包括初中高三等实业学堂，以及实业师范预科学堂。

师范学堂包括初级师范学堂、师范讲习所、优级师范学堂、讲习科等。

普通学堂包括中学堂、小学堂、蒙养院、半日学堂等。

我们以普通学堂为例，晚清所有的中小学数量为五万两千多所，全国在校学生为163万人。

新军阀陈济棠统治广东期间，广东有小学堂22000间，在校小学生143万人，中学229间，中学生6万人，广东一省比晚清宣统元年的全国的中小学生少7万人。

办学搞 教育之优劣，岂不是一眼可见？

至于人均预期寿命这个推算数据，我没有任何看法，毕竟今天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不如波黑也不如墨西哥。

本题目下好几个回答都提到了识字率的问题，但是在我看来讨论得还不够清楚，其中的一些错误更是让我不吐不快，以此回答略作澄清。

先来说说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诚然， “民国吹”“清吹”这样扣帽子的方式是不可取的，但是断章取义、移花接木，甚至连所引用学者的名字都搞错，难道就不是不尊重了吗？

首先，这位学者的名字叫张朋园。然后，原文上下文是这样的：

可见作者并不是“质疑这个数字过低”，而是恰恰相反。

该回答后面还有一处称：

然而引文中的内容实际上也是出自张朋园先生的这篇论文，该答主怕是看刘永华那篇论文看串行了。

此外，该回答两处提到一位“饶姓”学者，大家不妨猜猜“饶书1979年版”的书名是什么？

——没错，就是那本“迄今为止探讨清代识字问题最为系统深入的著作”，Education and Popular Literacy in Ch'ing China，作者为Evelyn S.Rawski，即《中国的现代化》（2003年江苏人民出版社）一书中的“饶懿伦”，同时也是张朋园文中的“勞詩靜”，他还有一个大家更熟悉的中文名，罗友枝。

抛开尊重问题不谈，引用人家的东西，总得自己检索一下看看原文吧？罗的书没有中文版，转引也要看清楚吧？

该回答还引用了《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的另一个数据：

但是该书原文是这样的：

首先，这个5%-10%的数据显然和“饶书”也即罗友枝的书无关，“谙熟经典能文能诗”也与罗友枝讲的“某种程度的读写能力”无关。

另外，该答主擅自在绅士前面加上了“有功名”的限制，然而清代后期自生员以上的有功名者，据张仲礼《中国绅士》的统计，一共只有不到150万，连0.5%都达不到。而且其中“异途”出身约占三分之一的（主要是捐纳），武生员也占三分之一，这些人或许也算识字，但必然有一大部分人完全够不上所谓“完全识字”的标准。

至于“清代免费教育大概只能提供5%以下的失学儿童教育机会”，书中原文是这样的：

意思很明显，根据现有局部数据，基本上可以忽略不计，即便考虑数据缺失，往最大了估计，也不可能超过5%，结果这位答主转头就把5%当做一个已经证实的数据去diss民国，我也很佩服他的勇气。

该回答还认为清末学部3次教育统计的数据“根本不能用”，理由是只统计了“在校（新式学堂）学生以及科举制下的人”，而“宗族学校、家庭教育等等渠道识字的人”都不在内。我不知道该答主对“私塾”是不是有什么误解，难道宗族学校算官学不成？

后面举阮元《皇清经解》的例子更是不知所谓，首先这是嘉庆年间（不是乾隆年间）由阮元召集学者编修（不是自著）而成的一套（不是一本）经学丛书（不是传记），而且讨论大众识字率问题，拿亿万里挑一的大学者来想证明什么？是不是民国大师多就能证明教育普及率高？

吐完槽，终于可以安心看看这个引起争议的“45%”，到底指的是什么了。原文如下：

本章引述的零碎的、轶事性的、间接的证据支持这样一个假说：18世纪与19世纪的功能性识字，在影响范围上超出以前的假设。基本识字能力在两性之间的分布是不均等的，拥有某种读写能力的男性约占30％至45%，而女性只占2%至10%。

首先，时间范围是18世纪与19世纪，已经把民国包括在内了。事实上这一数据本就来自卜凯1930年代的调查，那请问@LY11冬季 ，怎么用一个根据民国调查得出的高识字率数据来证明“民国倒退”呢？

其次，45%是男性估计的最高值，而女性只有2%-10%，取平均值换算下来也只有22%左右，实在不知道这个数据有什么资格嘲笑民国二十年人数精确到个位的23.42%。

最后，“功能性识字”这个概念诚如刘永华所言，是“战后识字学界的核心概念”，建立在这个标准上的（男性）45%问题不大，但是@LY11冬季 你确定你回答中的“表八”是“功能性识字”的数据？果真如此，那民国政府官员可谓是学界先锋了。

个人认为，所谓“完全识字”，主要应该是依靠政府推动的学校教育。科举制下的学校运作模式和今天有很大的区别，牟复礼所采用的根据官学中生员人数和录取比例做估算的方法颇为可取。而民国时代则有很详细的学校人数统计：

单看数字似乎也不过1%-2%，但是别忘了这是增量而不是存量。我实在不知道@LY11冬季 为什么要用“民众教育馆”这种一听就是扫盲班的机构来代表民国的学校教育。

至于“功能性识字”，实际上就是生活所需，相对而言可以说是民众自发的行为。而随着商业的发展，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半殖民地化程度进一步加深”，民国的民众在生活中需要用到认字写字的情况当然是越来越多，这种意义上的识字率也不可能反而下降。其实@LY11冬季 所提供的的那张“1928-1932全国各省市识字运动办理情况一览表”中就提到了，江苏“人民对不识字之痛苦有深切之了解”。

总之，无论上述各位学者对清代识字率的估计是否准确，都不应该被拿来和民国的官方统计数据做比较，论文不是这么用的。我们的关注点不应该只局限于这些数字，而应该更多的关注他们所采用的的方法思路，所提出的问题角度。（就算非要玩斗兽棋，至少也得把人家的文章理解对吧？）

其实各位大佬已经说的很好了，但是针对 @LY11冬季 的回答我还是要提出一点异议，并非想要抬杠，只是友善的探讨

在对冬季同学的答案的探讨之前，我认为应该首先明确我的一个观点——“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

狭义上我们口中的民国是指于1912年建立1949年被赶出中国大陆的中华民国，广义上我们口中的民国是只从1912年起一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这一时期。

这里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我们表述中的民国到底是专指中华民国，还是在这个时代的所有势力的总和（包括各地军阀）？这个政府是将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和南京国民政府分割开还是混为一谈？而且如果将这些分割开的话，后来的南京国民政府到底是一个割据政权还是真正统一全国的“天下共主”？这些问题都是需要注意到的。

所以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我要阐明我的观点：民国并不是一个国家，我更愿意将之理解为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所谓的“民国”指是清末以来战乱的延续，他并不是清王朝或是新中国那样严格意义上上统一全国且具有正常国家机能的稳定政权，所谓的北洋政府也好，南京政府也罢，都仅仅只是军阀混战的一块遮羞布而已。

好，我们言归正传，先说冬季同学关于民国与清代的人口平均寿命的对比，我认为其引用的清代人平均寿命存在一定的问题，先不说《大分流》一书中对于东北村庄异常出色”的数据计算得出的平均寿命，就说《转变的中国》一书中对于1750年与1769年之间仅安徽桐城县的家谱计算就相当的牵强，先不说依靠家谱的计算是否科学（有家谱的人家的生活状况和没有家谱的人家的生活状况是否能划等号？），以安徽桐城县一地的平均寿命和民国南京云南的整体平均寿命做对比是否科学？更不用说用1750年到1769年这样的太平时节和民国这样一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做对比了。

这是一篇关于民国时期广西平均寿命的文献，此文献中关于广西人平均寿命的统计表所反映的状况就很有意思

表中的数据基本与冬季同学的数据一致，但是接下来有着这么一段话：

广西三四十年代的全省整体寿命大大高于云南呈贡与南京市，实际上新生儿的预期寿命是在逐年升高的，所以将此数据强行论证民国的医疗水平不如清朝未免过于牵强。

而且这里还要注意一点，1912-1928年云南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是持下降趋势的，战乱和随之而来的瘟疫都是影响人口增长和平均寿命的重要原因。

况且自1912年到1928年这段时间里国内政治动荡，军阀混战，平均寿命不如太平年代也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所谓的“民国靠着现代医疗的发展等硬件的提高，结果却连两百年前都不如“这种话更是无稽之谈，这就像是用元末乱世人平均寿命不如元朝反证明初在元朝一百多年的基础上倒退一样。

当然我这里并不是来给民国（特别是南京国民政府）洗地的，只是想要纠正一下冬季同学，民国是坏，但是满清也并不好。

因为在开头我已经明确的阐明了我的观点，民国根本就不是满清那样拥有正常政府机能的正常国家，就说民国的医疗（这里的民国主要是指南京国民政府），民国在医疗方面其实做出了一定的努力，虽然做的不够好，但是其积极的一面我们还是要肯定。

首先是建立了公共卫生的理论基础。1912年中华民国的建立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转变的标志，也是新型公共卫生体系建立的开端。当时一些学者对卫生制度和公共卫生做了大量的研究。最早对中国的卫生发展做较为系统探讨的论著，是马允清先生于年写作出版的《中国卫生制度变迁史》。蔡颖之为允済书中所作的序言中说：“近来作各种学术史的不少了，可是作我国卫生制度史的，要算马君马允清为第一人”

还有胡鸿基先生所著《公共卫生概论》即为代表作之一，该著作绪论中指出：“公共卫生与国家之盛衰，有莫大之关系，盖国家盛衰，以人民之强弱为衡，而人民能否强健，则以公共卫生为准。如知注重公共卫生，则一国国民，皆能健壮有为，社会中生产力，当然增加，生产力既能增加，国家之经济自然富裕，而国势以盛。反之，如不知注重公共卫生，必多孱弱无为之民，则精神物质，种种方面，亦必蒌靡不振，生产力自必低减。”论证了一个国家发展公共卫生的必要性。在其第二章“预防医学与公共卫生”中，专门论述了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的关系，其中对各种疫病如霍乱、天花、麻疫、结核病、流行性感冒等及其预防方法着墨较多。

毕汝刚先生所著供医科学校教材之用的《公共卫生学》分章节分布论述保健设施、防疫设施和传染病等。该书大对十几种常见传染病的名称、特性、传播途径及防治管理方法等作了详细的介绍。

类似的著作还有赖斗岩先生的《公共卫生概要》

胡定安的《中国卫生行政设施计划》

余觉的《卫生集》

宋介的《市卫生论》

命凤宾、程翻章的《卫生要义》以及中华教育卫生联合会编纂的《卫生丛书》等。虽然这些著作研究都是初步的，但是代表了当时国内学者对于公共卫生研究的起步，从此向着系统研究公共卫生和传染病及其防治研究迈进，而且起到了传染病防治的宣传教育。更为重要的是，它引进吸收了西方公共卫生的先进理念，开了城市公共卫生研究的先河。

而且初步建立了卫生行政体系，在国民政府能够管辖的区域设立卫生主管机关

然后是设立省级医院，虽然做的不够好（经费不到位，很多医院还是教会办的），但人家好歹还是做了，不能一棍子打死

有些省设立了市级、县级卫生行政机构，但是各市是否设立卫生行政机构以及卫生行政机构的隶属、职责、名称都各不相同。如北伐以后，各大城市相继设市，其中一些城市设立了卫生局，主持卫生事宜，也有城市设立卫生事务所，还有设卫生院或卫生科者。民国二十六年的调查结架里现了抗战前的全国各市卫生行政机构设立的情况：“各市已设置卫生局者，有南京、北平、上海、汉口、天津、青岛、广州、杭州等处。后因经费紧缩，有数处已被裁并。除北平、上海、广州三市设存生局外，在南京市设卫生事务所，在青岛市则由社会局第三科设股办理。南京市设生分所二十一处，广州洲市卫生所六处，上海有五处，北平有四处。”抗战开始后，沿海省、市相继沦陷，后方省、市设立卫生局，各城市设立卫生局或卫生事务所者计有重庆、成都、自贡、贵阳、昆明、西安、兰州等7市。市辖卫生机构共24单位，报考市立医院、市立产院、传染病医院共10所，其他卫生机构共14所。因战事影响而撤销的计有衡阳、桂林两市。抗战胜利后，市之恢复或增设卫生局、卫生事务所或卫生院的计有：南京、上海、青岛、天津、北平、广州、沈阳、杭州、汕头、太原、长春、徐州、南昌、长沙、台北等共29市。至年，设立市卫生局的城市增至11个。有个城市设卫生8处，市设卫生事务所，市设卫生科。
据不完全统计，市卫生机构发展到103所，包括市立医院56所，妇婴保健院13所，结核病防治院4所，传染病院19所，精神病防治院2所，麻风病医院1所，卫生试验所7所，戒烟医院3所。

1923年12月，卫生署规定各县设立县立医院，办理医疗救济和县卫生事业，由内政部通

令各省民政厅，分令各县遵照筹办。江苏、浙江两省首先筹设县立医院达数十所。年月举行的卫生行政技术会议，通过县卫生行政方案，将县卫生机构予以变更，决定县设卫生院，区设卫生所，较大农村设卫生分所，每村设卫生员，使县卫生行政成为一个系统。根据县级卫生机构组织大纲规定，县卫生院掌管全县卫生行政和技术工作，主要包括医院管理、医疗工作、传染病管理、环境卫生、妇婴卫生、学校卫生、卫生教育、生命统计及一般卫生行政，设病床20—40张.

当时县立卫生机构发展还处于初步阶段，大多数县立医院建构不健全，人员设备不足，只存在着个别县县立卫生机构发展较好的情况。截至抗战开始，各县设立卫生院或县立医院者计有江苏25县、浙江14县、江西83县、山东2县、河北1县、陕西9县、福建118县，共225县，广西12区，每区设卫生事务所一所。但是，基础卫生机关，除少数外，多数是人员缺乏，设备简陋，不足以实施医疗、卫生等业务。

所以只能算做了，做的并不好。作为一个财政紧张，支出军费占大头的孱弱政府成效做出的成效有限，我表示理解，但我不接受，因为他完全可以做的更好。

抗战期间后方各省县卫生院的设置年有增加。按照民国二十三（年）规定的县立卫生机关补助办法，继续补助经费不足的县，至抗战胜利为止，除收复区不计外，各省已设卫生院达978县。据1946年的调查，各省设立卫生院达1013县。县设卫生院达1440所，区属卫生分院353所，乡镇卫生所783所。

下面是南京政府在卫生建设上的资金投入，我只是将数据摆出，不做评价（以下引自《_民国公共卫生体系及其与疫灾的互动》一文）

好，我们接着说民国的识字率问题。

首先，刘强强同学关于民国识字率的问题已经说的很清楚了，我这里要提出的质疑和刘强强同学差不多，就是何为“识字“？换句话说：“怎样才不是文盲？”

罗友枝在《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一书中估计清代中国的识字率，男子为30－45％，女子则为2-10％。在地域分布上江南地区比之北方有更高的识字率。

不过，在葛兆光先生看来，罗友枝的这一统计数字，尤其是关于能够阅读的男性的数字显然 是夸得过大了。其在《〈时宪通书〉的意味》一文中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即使是在经济较发达的、教育较普及的地区，当时恐怕真正具有阅读能力的也不过十分之一二。如果再算上边远地区和深山老林中的民众，恐怕连这个比例也难以达到。”

而“文盲”一词，据胡适先生考证是近代以来从日本传入的。直到民国二十六年出版的 《辞海》中才收录并解释了“文盲”这一词语:“文盲，谓不识字之人也。有目者见文字不识等于无目，故曰文盲。”

黄贵祥先生在《文盲字汇研究》一书中认为：“文盲就是缺乏生活必需最低限 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简言之，文盲就是缺文字知具的人。”而“扫盲”就是“使文盲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教育，或者说是授文盲以文字知具的教育。”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清代那些有志于科举出仕的高端识字群体和那些仅具备基本识字能力的功能性识字者是否都是属于“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群”

有志于科举出仕的人群暂且不论，那些功能性识字者是否是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

所谓的功能性识字者其所识得的字和其从事的职业息息相关，如果他们只识得自己所从事行业的文字，那么他们并不能被称作“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的文字知具的人”；如果这个群体中的部分人识得的字能够达到其拥有生活必需的最低限度，那又该如何计算？

所以现今学界对罗友枝的计算并非全面接受，《清代中国的教育和大众识字率》书中的观点还是停留在争论探讨的阶段，所以我们应对于其给出的数据持辨证的态度。

关于扫盲运动国民政府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政府起到的作用极为有限，主要靠民间人士推动，但是成效也极为有限（并不是毫无成果）：

关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学校建设在这里我引用《中华民国专题史》中的图表：

而扫盲运动主要的问题还是经费困难：

下面来说田赋的问题，冬季同学引用了四川各防区的的田赋征收情况，数据资料没有任何问题。作为一个四川人对于四川军阀在民国时期的田赋征税还是心里有数的，特别是为了军费搞出来的“预征”最是臭名昭著

其收取的赋税的确要远高于清末

但是这个时候的四川是大小军阀混战，整个四川打成了一锅粥，城头变幻大王旗，连地方自治政府都算不上，各防区的军阀是近乎于掠夺的方式在收取田赋。这类事例在军阀混战的年代屡见不鲜：

所以这是战争年代反动军阀的暴行，无论怎么说都是赤裸裸的暴行，没得洗。

但是用清政府来做对比我认为有失偏颇，在战乱年代，一伙粗通文墨的丘八做出的恶行怎么能够和一个大统一的王朝中一伙饱读圣贤书的封建官僚所做出的恶行对比呢？

这两者的性质是完全不同的，一边是缺少思想教育和是非观的旧军阀，一边是通过科举洗礼且具备完整天下观的封建官僚，这两者所作的恶一方面不能凭借其强征暴敛的多少来量化，另一方面不能将不知法犯法和知法犯法的性质等同。总而言之，我们痛斥旧军阀的横征暴敛，但是不能以此洗脱满清政府残暴统治的罪恶，所以 “人思圣清”这种言论放在这里容易误导其他不明真相的阅读者，愚以为这样做着实不妥。

况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面临的最大困难便是财政危机。当时，独立各省正处于战乱之中，新旧政权交替，财政税收的职能处于瘫痪状态，中央政府一时无法立即恢复正常的财政税收秩序，以保证财源。很快，南京临时政府被袁世凯的北京政府所取代，北京政府的财政制度是处在旧的封建财政制度崩溃、新的财政制度初建的过渡阶段，极为混乱。再加上政府处于军阀控制之下，战争不断，军费浩繁，各地由于天灾兵祸，生产受到破坏，人民生活困苦，国力凋敝，致使财源枯竭。北京政府财政收支的特点是，财政收支混乱，预算与实际收支相差很大；严重入不敷出，靠举借内外债度日，财政困难严重。直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以后，中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国民政府依然无法控制一些省份），经济才一度有所好转 。

还有“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这段语句出自蒋介石在918事变后给烟台刘勋鉴的一封电报：

“烟台刘师长勋鉴。哿辰电悉。日军侵鲁，已提出国际联盟。此时我国应上下一致，严守纪律，确定步骤，勿为日人借口。故先劝告民中（众）守秩序，遵公法，勿作轨外行动，以待国际之公理与国内之团结，须为有计划之举动。如果其海军登岸，则我方划出一地，【【严阵固守】】，以待中央之命令，此时须忍耐坚定，静【镇谨守之】。中正，养午”

我认为“严阵固守”并不是什么投降举动，“固守”并非弃地逃跑，这篇电报旨在告诫刘勋鉴不要意气用事，静候进一步指示。“严阵固守”并不是指一枪不放。

若有可商榷之处烦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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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男生可能会因为你漂亮而喜欢你，但这种喜欢无非是荷尔蒙冲动无法长时间维系，真正能让男生愿意和你一辈子走下去的，是你能够理解他，能够支持陪伴，能够默契相处。

但就这一点上，很多女生都是在逆行。她们所期望的感情都是建立在对于男生的索取之上，她们会因为男朋友没有足够专注自己而去作，会因为男朋友没满足自己的需要而去闹，会频繁吵架提分手来试探这个男人是否足够爱自己，却忽略了这个过程中，自己一步步在抛掉自己值得被爱的筹码。

当男生觉得和你在一起，不但体会不到丝毫乐趣，反而成为一种负担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积累失望了。但这个时候男生一般不会直接放弃，他们会尝试逃避，会尝试沟通，会寄希望于你能逐渐去改变。

所以有经验的女生应该知道，男人的态度变化是有个周期的，不会因为你和他吵几次而一下子和你分手，但是会逐渐冷漠下来，这个过程中他就是在开始怀疑是否真的合适，会希望看到你有所变化。然而往往女生在这个阶段，又会因为男生的逃避而更加变本加厉去作去闹，想要控制对方，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等到失望积累够了，也就变成绝望。他会判断你已经不会变了，无药可救了，再相处下去只会让那自己越来越累，最终决定分开，等你意识到问题所在时已经来不及了，这种理性思考下的分手，往往挽回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很多女生整天担心男生变心不爱自己，但同时却又是亲手在不断把他往外推，想想还挺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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