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帝国灭亡的原因是什么？ 第1页

写在前面：以下内容主要是我阅读威克姆的《罗马帝国的遗产》第一部分的读书笔记，大部分内容是书中原意，威克姆是一个十分谨慎的历史学家，在书中他没有对一些宏大问题作出明确的结论，但是在具体的论述中则或多或少的有所暗示，我会在文章最后点出我个人认为他在叙述中值得注意的几个方面，最后本文默认题设中“罗马帝国的灭亡”指的是西罗马帝国。

先说结论，在威克姆看来，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即使不是一件偶然事件，也是一件突发事件，因为在四世纪结束后帝国的体制仍然在稳定的运转着，而东罗马更是将帝国的体制长期的延续了下去，导致西罗马灭亡的是地缘政治形势的剧烈变化和军事压力的增大，其中最为重要的是439年汪达尔人攻占了阿非利加，这导致西罗马失去了重要的西部粮仓与贸易基地，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瓦解。然而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威克姆也曾暗示，在这一重大军政事件出现之前，诸如地方化、军事化的现象也已经开始导致帝国体制的变化，但是作为一名严谨的历史学家，威克姆并未贸然的将二者认定具有因果关系。

在正式讨论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原因之前，所谓“西罗马的灭亡”本身就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今人大多将476年罗慕路斯皇帝被废视为西罗马灭亡的节点，但是这种观点直到半个世纪后才真正出现，518年君士坦丁堡的编年史学家马尔切利努斯·科梅斯才第一次将476年视为西罗马帝国灭亡的节点，而这背后不得不使人怀疑存在强调东罗马正统性的考量，换句话说，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当时的人并没有认识到所谓“西罗马的灭亡”，这可能存在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当时可能并不存在明确西罗马与东罗马的分隔，毋宁于说他们只是帝国的两个部分，奥多亚塞在罢黜末代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以后，向东罗马皇帝芝诺表示，帝国现在只需要一位皇帝。另一方面，这或许说明，476年在实然上并不意味着什么，很多罗马式的理念仍然保留了下来，而有些改变在帝国灭亡之前就已经发生了。

在解释帝国的灭亡之前，我们首先要了解，帝国是怎样维系的。作为帝国的中心，罗马与君士坦丁堡拥有着庞大的人口，罗马在帝国早期就拥有100万人口，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增长迅速，到五世纪晚期达到50万，超过了当时的罗马，为了维持如此庞大的规模，政府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两座城市中都有大量贫民，依靠国家发放的谷物和橄榄油生活，他们分别来自西部的阿非利加和东部的埃及或叙利亚，阿非利加和埃及是整个帝国的主要粮食出口地，发放食物占据帝国全部预算的四分之一以上。而这种货物的运输离不开帝国的行政系统，尤其是税收系统，帝国之所以能够保持统一，很大程度程度上依靠一套叠床架屋的层级结构和自洽的政治体系：行政机构、元老院、法律系统、军队、税务系统。正是由这些官员组成的网络以及行政机构本身的稳定性使政府的统治能够长久延续。

军队是行政系统最大的意义所在，也是帝国财政支出最多的地方。帝国有一套发达的边疆要塞体系，也有自己的事物补给线，购买军粮、发放军饷大概占到帝国财政预算的一半，而军需的运输也反过来成为联系各个行省的因素。公元400年时，大概有50万军队，主要布置在莱茵河和多瑙河边疆地区以及东部与波斯接壤的地区，各个行省主要是地方守备军，私人军队十分罕见。皇帝的行政班子更像是军队指挥部而非文官政府，皇帝本人和军队的关系也比文官更近。要维持如此庞大军队，帝国必须依靠其税收系统，总体而言帝国的税负十分沉重，只有如此帝国才能给军人、官僚发放工资，给首都市民提供食物，支持大型公共建筑的建设。税收系统的核心是准确的评估和系统的征收工作，这些工作需要大量人力和强硬措施，为此帝国晚期土地买卖必须公开登记，从4世纪开始，帝国以法律形式将农民栓咋他们的籍贯地，因为农民是真正的纳税人，如果他们四处漂泊就会在征税工作带来很大麻烦，此外帝国同样在法律层面要求工人、船夫、面包师和屠夫像议员一样世代居于自己的岗位，当然他在多大程度上得到了落实则是另一个问题。

运输则是另一个重要问题，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人将其称为“我们的海”，帝国的体系正是建立在这个内海基础上的，海上运输将各个行省联系在了一起，正是在国家调动货船把谷物从阿非利加、西西里和埃及运向北方，把橄榄油从阿非利加、爱琴海和叙利亚运向其他地方的过程中，税收把帝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连接在了一起。高卢、莱茵兰和不列颠构成了一个小型贸易地区，远离海岸和边疆的西班牙内陆地区则被忽略了。因此威克姆认为，税收是维系帝国统一的支柱，他和军队补给系统、行政系统、司法系统和货运系统一起，将巨大的土地链接在一起，如果税收体制崩溃，帝国必然解体，西罗马的情况正是如此，而东罗马则将其保留了下来，当然在400年时人们还看不到财政系统崩溃的迹象。

然而五世纪以来，帝国所面对的军事压力逐渐增大，这最终导致了帝国的崩溃，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439年汪达尔人攻占了阿非利加，帝国失去了他最重要的粮仓。他们控制了当地的粮食与食用油出口，使其生产的食物只供给自己，迦太基与罗马的税务链被中断，五世纪中叶之后，罗马的人口开始大幅下降，6世纪了减少超过80%，西罗马勉强保持平衡的财政系统出现无法弥补的亏空，汪达尔人占领阿非利加使得西罗马第一次显现出解体的可能，罗马人对此反映激烈，他们于441年、460年、468年进攻北非，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罗马人最后于534年收复了北非，但此时西罗马帝国已经不复存在。

威克姆这样描述帝国解体的过程：“蛮族”军队蚕食罗马的各个行省，切断了其与罗马的联系，然后以罗马的方式进行统治，所以什么都没有变，但什么都变了。汪达尔人主要说拉丁语，有一套类似罗马的行政机关，并向国民征税，政府人员也都是阿非利加人，汪达尔对他们文化上的影响仅限于服饰，在汪达尔人统治阿非利加的一个世纪中，这里的物质文化几乎没有变化。但是与此同时，汪达尔人破坏了帝国的贸易网络，废除了形同虚设的元老院，将统治基础转变为拥有土地的军事贵族集团，而这几乎构成了所谓“蛮族”问题的普遍特征。

“蛮族”问题一向是一个敏感问题，罗马对周边的族群有着不同程度的蔑视与偏见，威克姆认为“蛮族”这个词对于罗马的研究非常重要所以保留了下来，但是同时给这个词加上了引号，以表示没有歧视与偏见之意，本文将延续这种做法，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异族同样以多种形式与罗马进行互动。与大部分人想象不同的是，除了撒哈拉地区属于游牧部族以外，罗马帝国南北的邻居都属于农牧混合的农业社会，绝大多数人住在农村，身处稳定的定居社会，一般不会迁徙，四世纪时他们的组织程度全都高于帝国早期。随着组织程度的提高，“蛮族”的威胁越来越大，罗马帝国的北方边疆演化出武装到牙齿的社会，最主要的是高卢北部和巴尔干，再加上“蛮族”经常受雇于帝国军队，并在帝国境内定居，边境两边的社会形态越来越趋同，罗马皇帝很多出自边疆的军事家族，“蛮族”国王同样如此，事实上由于五世纪复杂的血缘网络的交错作用，蛮族与罗马的文化差异已然无从谈起，因此有学者认为所谓“蛮族”取代西罗马的说法是错误的，因为二者实际上早已没有本质上的区别，社会形态并没有发生真正的变化，这是一种十分值得注意的观点，因为他能够很好的去除关于“蛮族”的偏见性叙事，将所谓的“蛮族化”还原为“军事化”。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边境两侧的社会在政治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不同，即罗马认同问题：边境内部是由罗马人统治的，边境以外的部族认为自己和罗马有本质的不同。帝国早期，罗马军队中存在众多那些出身“蛮族”的士兵，但是他们大多会失去自己的身份意识，为罗马而战。然而到了五世纪，出现了一批不认为自己是罗马人的“蛮族”军事集团，哥特人成为是第一个没有被罗马同化的民族，之后汪达尔人、法兰克人相继出现。然而需要注意的是，“蛮族”部族进入罗马并不必然威胁罗马的权力结构，或者说罗马政治体系的衰落实际上在“蛮族”进入以前便已经开始，而东罗马帝国的经历也确实证明“蛮族”与帝国的灭亡没有必然联系。实际上，与其认为哥特人、法兰克人是一个血缘或者族群概念，不如说他是一个政治概念，即围绕着领袖存在的军事政治集团，真正需要区分的是以下两者：罗马的正规军和从属于某个国王的私人军队。那些帝国遗民很快从罗马人变成了哥特人、法兰克人，因为他们在文化方面并没有本质的不同，五世纪时双方都呈现出鲜明的“军事化”色彩，而这些所谓的族群，也并非一成不变的固定概念。

另一个经常被提起的问题是基督教，以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代表的观点认为基督教腐化了帝国，但是这种说法同样是存在问题的，首先就五世纪的情况而言，宗教在东罗马的意义远远高于西罗马，几次大公会议不仅是宗教问题，更是成为东罗马重要的政治问题，而罗马的教皇直到几个世纪以后才拥有类似的权力。其次这种说法可能存在倒因为果的情况，当时基督教化最严重的的地区是军事压力最大的高卢北部，在哪里世俗贵族们最先将教会视为一条正式的晋升途道，并且日渐远离帝国的行政系统，换句话说，在高卢北部更可能的情形不是基督教驱赶了帝国的行政系统，而是在巨大的军事压力之下，帝国的行政系统最先从高卢北部退场，而基督教则接收了这一权力真空，事实上直到法兰克王国时期，高卢教会的影响力也十分突出。

这也揭示出帝国灭亡的一个重要视角，即帝国行政系统尤其是税收系统的失灵，罗马-日耳曼诸王国与帝国时代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军费来源从税收变成了土地，军队除了给养之外不再有其他酬劳，于是“蛮族”军队逐步演变为拥有土地的军队，然后演变为拥有土地的政权。与之相应的是税收系统的削减，随着“蛮族”军队占有土地，财政预算最大的一笔开支就消失了，税收的意义在地中海西部进一步削弱，东罗马收复阿非利加后试图重建税收机构，结果却在在当地引起了巨大不满，法兰克地区的财产评估登记表不再系统性更新，税收已不再是国家的立足之本，无论是对于国王还是军队而言，主要的财富来源都是对土地的占有。这种变化意味着国家收入会减少，国家对领土的控制力也会下降，国家根基从税收向土地的转变意味着诸王无力复制一个微缩版的罗马帝国，考古学也证明西罗马的大部分地区出现了经济简化现象，城市豪宅与乡间别墅被废弃，手工艺品精细程度退化，贸易更加本地化，总体而言，后罗马时代诸王国的经济繁荣程度无法与帝国晚期相比，与之相比，东罗马的城镇、工业和商品交换在六世纪早期达到了顶峰，这说明无论是东罗马还是西罗马，经济的复杂程度依赖于帝国的统一。

总而言之，威克姆认为东西罗马的不同命运说明西罗马的灭亡很难归因于体制原因，更可能的因素是外部环境的不同，东罗马的威胁局限于巴尔干，而西罗马则有更加漫长的边境线需要守护，尤其是一旦“蛮族”攻入高卢北部或多瑙河各行省，就可以轻易深入多腹地，西罗马做出了一个理性的选择，接纳这些入侵族群，将他们以同盟的身份安置下来，可惜的是这些“蛮族”并不安分，并且他们的势力已经威胁到帝国的税收基础和常备军给养，而汪达尔人占领阿非利加则是最重要的转折点，力量对比开始倾斜，最终导致了帝国的灭亡。

然而最后需要强调的一点，当我们在讨论“罗马帝国的灭亡”时，真正重要的不仅是他为什么灭亡，还包括他为什么没能被重建，就好像因为有隋唐，我们不会把汉帝国的灭亡视为中国文明的灭亡，但是正是因为后罗马时代的诸王国与帝国时代存在众多的差异，因此我们才会将476年视为罗马的灭亡，所以这个问题实际上包含了两个问题：作为政权的西罗马帝国是怎样灭亡的？作为一种体制的罗马为什么没有在西部被重建？关于前者的回答正如威克姆所言，主要是由于地缘形势的变化，尤其是阿非利加的沦陷，但是关于后者的回答，可能需要回到一些更加宏观的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税收体制被取代，这使得维系帝国的统一的行政力量瓦解了，地方精英冷落了帝国，开始转向“蛮族”，因为前者现在显得太过遥远，与地方事务的联系越来越小，最终这种政治的地方化敲响了西罗马的丧钟，而这一进程，早在“蛮族”入侵以前，就已经开始了。

宪章文武不是口号。真要说到扩张的有效性。

还是得看周文王周武王。

前750年左右存在的这些诸侯国，现在全是基本盘。分封时间还要早得多。

公元117年罗马设的行省。现在都是其他国家。

有效性等于零。

迟到了八百多年，还考了个零分。

把罗马吹上天，也改不了这个事实。

罗马帝国灭亡的最根本原因就是严重贫富分化导致的大规模流氓无产阶级，这从根本上毁灭了那个战无不胜的公民组成的罗马军团，按照史学界的一般观点，公元前世纪左右，罗马城的流氓无产阶级人数高达30多万，他们在经济上属于赤贫者，同时又享有公民权，可以分享罗马上层阶级对外掠夺行省居民，对内剥削奴隶阶级的巨大财富。

但是流氓无产阶级可不会像公民军人一样服从国家对外开拓，而是从属于某个军阀忙于内战，一个国家整日内战内卷那还能不灭亡？对比国内就是唐朝由于经济分配问题从府兵制转向募兵制之后就爆发了安史之乱，整个国家打成了一锅粥，巨唐由盛转衰。

一，没有一个足够强大的血统民族。

罗马早期就是由拉丁，萨宾，伊特鲁西亚三个民族组成。

后来经过释奴，同盟战争等等最终全民普及公民权。不单说拉丁人，建城三族的后裔在罗马人中的比例可能连十分之一都没有。

为何，普六茹坚，大野渊等胡化汉人会自认汉人?

为了罗马凉了后就散成一片?

二。没有一个力压群雄的农业区。

我想看过中国地形图的。都注意过，在中国的中东部，有一块庞大的平原。从燕山到长江，从海滨到河洛。

相对于这块大平原，其他的农业区都小的可怜。根本没有与其抗衡的能力。这样不仅利于统一，还使得中央政权非常强势。

而与中国相比，罗马帝国的地形太过于破碎，根本没有一块力压群雄的农业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