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上班好无聊,转几个段子,可能有不少同学看过了,来源是穆好古公公的近代遗事。
民国三十六年春,济南一空军地勤欲无票看电影,被宪兵所拒,引起斗殴,地勤受伤,第二天空军派出三百人持轻机枪分三路进攻城内宪兵,又被打死数名飞官,由此济南空军指挥部宣布罢工,时值莱芜战役时期,空军拒绝一切出击指示,最后由王耀武出面将宪兵调走,空军得自组纠察队结束。
民国三十年点验委员会点验第五战区部队,冯治安三十三集团军被评委最优,两个军共计缺额三千余人,最差为暂编第一师(中央系),一个师缺额两千四百余人。而军政部对点验合格以一师空缺500之内为合格,故五战区所有部队皆不合格。
民国三十五年汤恩伯授意下属开设正原公司,专门从事对解放区走私贸易,公司除汤部资金外还有华东局国区部资本,民国三十六年,该公司某tg秘密股东在连云港被捕,汤之机要秘书持汤手函前往营救。
殷汝耕在冀东成立伪政府,既是在肖振瀛直接策动下进行的,也获得当时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前后黄,何两任委员长的“默许”,加上日本人的支持,当时被称为“三省家奴”,到通州起义时,起义官兵还以为其负有“中央特殊使命”不敢直接枪毙。
民国三十年,三青团西南联大特别团部组织“东北沦陷十周年”纪念会,因会上出现抗日义勇军和杨靖宇等人照片与宣传刊物,被当地军统捣毁。
七十年代末认定基诺族时发现,基诺族所谓头人殉死引孔明仙下凡的传说,实际上是1941年KMT征兵逼死头人后,基诺族起义时期产生民族认同的构建过程。
1938年香港英国殖民政府受日本威胁,开始对本地反日言论进行管制,但香港文化官员汉语水平太低,根本无法对华文媒体进行有效管理,于是英国政府致函国民政府要求予以协助,国民政府选派前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委员李某前往,左翼文人讽曰“委员不知亡国恨,隔海由删抗X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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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了想还是回来加一段,起码对题主有点帮助····
国民党最大的问题在于,在对自己内部的左翼进行清洗之后,他就没有能力,也没有动力发动底层群众了。对于一个可以看做列强在华势力代言人的军阀集合体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抱大腿,其次是清除其他军阀,而响应民粹的意志团结各阶层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这种事,只有当有利于前两个目的的时候才会成为这群买办的可选项,实际上在面对日本的入侵时,国民党内部的亲日派就义无反顾地选择站到了日本一方,从这点也能对买办这个团体的行事方式有所了解。
也正是由于这种军阀式的组织形式,国民政府的军队始终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不能很好的执行原先的战略意图。一方面,军队的实际领导者需要首先考虑的是如何保全自己的力量,硬仗难仗自然无人愿意打,一旦战事不利,立即选择撤退自保;另一方面,在分配物资、人员、任务时,指挥层是做不到一碗水端平的,中央军损失了一个团,很快就能重建,而地方军损失一个团,这个团的番号就会随之撤销,一个中央系甲种师月军费十二万银元,各部还有自己的小金库,但东北军的一个甲种师,每个月军费仅有常被拖欠的三万银元,在这样赤裸裸的排挤异己的环境下,各军阀只要不是守自家基业,大多首鼠两端,消极怠工。
当时国民政府的作为可以从美军的文件上得知一二:
John Service, Report No. 16, 8/29/1944, to Commanding General, USAF – CBI, "Desirability of American Military Aide to the Chinese Communist Armies." State Department, NARA, RG 59.
此处资料来源于
@冷哲兄,在此感谢。
与本题相关的翻译内容摘选如下:
“我们现在对中国的情况已经足够熟悉了,也充分体验了与国民党的合作,因此可以说国民党如同它表面上一样,是虚弱、无能且不合作的。
政治盲目且完全自私的国民党领袖所担心的唯一问题是他们摇摇欲坠的权力。由于缺乏民望且没有勇气采取必要改革来重获民望,国民党知道它的可悲的、毫无士气的壮丁部队无法在战斗中抵抗日本人。在其当前的短浅目光看来,那些军队以及国民党希望我们将提供的装备才是它权力的根基。由于缺乏任何有效的经济政策,国民党正在使这个国家迅速滑向经济崩溃。国民党害怕这一过程会被任何,无论是我们的还是它自己的,在中国的大型军事行动所加速。
因此,国民党害怕,也试图避免任何大型军事行动对其资源的进一步损耗。它希望能够有人在中国之外替它赢得这场战争。
它非常害怕美国将军事行动大规模地扩展到中国境内,仅次于害怕苏联介入。
而中共所考虑的问题则恰恰相反。这场战争给予了他们一个成长并极大提升影响力的机会。通过使人们确信这是他们自己的战争、它们必须要参战,中共获得了切实的民众支持,并动员了华北很大一部分人口。积极参与抗日战争给予了共产党一个机会,让他们获得了到目前为止最大的权力。这一事实非常重要。共产党意识到,如果它在赢得这场战争的过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其国内国际地位都会得到极大的加强。即使不是因为其他理想主义或爱国主义的原因,以上的理由也足以使中共非常想要战斗。
基于这一背景,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a) 把我们的支持和援助局限于国民党将不可能帮助我们获得一个有力的、全心全意的盟友。
(b) 相反,这将鼓励国民党当前的不民主倾向。尽管这也许能延长国民党岌岌可危的政权,但是只要国民党拒绝改革,我们就会怀疑它能否长久推延那不可避免的内部危机。美国的支援甚至将鼓励那些充满法西斯思维的领袖挑起内战,而这一点对中国,对该地区战后和平,对美国在这里和平的利益都是一场灾难,
(c) 对国共两党无差别的援助,将会使至少一支部队变得作战得力,那就是非常热衷于战斗的共产党。
(d) 这种无差别的援助,还将在中国产生一种建设性的影响。国民党将不仅将被迫来争夺我们的支持,也将不得不去争夺中国人民的支持。我们因此可能可以刺激国民党进行改革。
(e) 最后,我们给予共产党的支援将几乎肯定地使国民党无法发动内战。与此同时,我们也不太可能会促使一场宣扬共产主义的内战发生。他们的政策是反内战的。他们从我方想要获得的武器(与国民党想要获得的武器形成鲜明对比)是简单轻便型的,而不是重型进攻性武器。而且,如果我们的政策能够促使国民党实现进步,内战也就是不必要的了。
总结:如果国民党如他们所宣称的那样——民主且真诚、急切地想要尽快击败日本人——那么我们提议要给予中共至少成比例的援助时,他们就不应该反对。不过分地说,国民党反对的强度能够有效反映我们援助共产党究竟有多高的价值。”
虽然出于政治考虑,美国政府没有采取迪克西使团的建议直接援助中共,且使团的多数成员回国后都遭到了麦卡锡主义的迫害,但在1971年国会外交关系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中,委员会判定“(中国通们)诚实地汇报了情况,但却曾经因为他们的诚实而受到指控。这居然发生在这个文明国家里,实在是奇怪。”
迪克西使团的成员还出了一些其他的书。
John S.Service的报告整理出一本书《在中国失掉的机会》。
David Barrett 写过一本《Dixie Missio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Observer Group in Yenan, 1944, Berkeley, California: 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 of California, 1970. 》,还有一本《Dragon by the Tail》。
Jack Beldon写了一本《China Shakes the World》。
Theodore White写了《Thunder Out of China》
实际上整个驻华观察团在对前线和后方进行严密而详细的调查之后都变成了坚定的共产党支持者,这种转变是如此的剧烈以至于他们在麦卡锡时代全部遭到了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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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便写一段吧,虽然可能是跑题。
国民政府在败退台湾前的军事物资来源,有德国,苏联,美国三个阶段。
在37年之前,由于历史上从清政府时期延续下来的采购习惯,以及国民政府本身的外交倾向,中国对外采购武器装备物资的对象主要是德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以1934年为界,在此之前,双方的贸易一直处于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情形中。到1934年8月,孔祥熙与德国军火商人汉斯·克兰签订了《中德易货合同》,确定了一种先订购军事物资,再以农产品和矿物抵价的贸易方式,这种方式后来被中德政府以《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承认和延续。在此之后,中德之间的军火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到1935年底订货总额已经达到了1亿马克,抗战开始前则达到了3.9亿马克,其中有至少1.44亿马克(时价约6000万美元)的物资在全面战争爆发前已经运抵中国,包括坦克、装甲车、重型火炮、战斗机、轰炸机、枪支和弹药.然而,到1938年4月,德国承认满洲国,同时戈林下令终止与国民政府之间的军火贸易,最后一部分中方订购而原定于7月交付的军火由芬兰公司转交,此后,中德关系转入冷淡。
在中德军火贸易破裂几乎同一时间,苏联派遣的军事顾问团抵达中国,揭开了苏联援助的序幕。1937年8月,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杨杰领命奔赴莫斯科请求苏联援助。同年10月开始,大批苏联军事物资进入中国。
整个抗战时期苏联援助的物资是以三次对华借款的形式提供的,共计2.5亿美元,实际运抵中国的共六万吨,大约价值1.72亿美元,包括飞机904架,坦克82辆,牵引车602辆,汽车1516辆,大炮1140门,机枪9720挺,步枪5万支,子弹1.8亿发,炸弹31600枚,炮弹约200万发。
与此同时,苏联还为国民政府提供了包括苏联援华空军、军事顾问团和军官培养在内的大量的非物资援助,到1942年,苏联来华军事人员数量已经达到了5000多人,为中国培养了超过9万名军校学员。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以及斯大林本人的现实考虑,苏联援助是把中共完全排除在外的。
1941年4月,苏日中立条约签订,6月,苏德战争爆发,第二年2月,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奉命回国,苏联对华援助就此告一段落。
在1941年之前,出于对战场形势的判断,罗斯福担心蒋汪之间正在进行某些活动,因此他向中国提供了一笔一亿美元的巨款,同时要求各方寻求有效途径对中国进行援助。1941年4月中,中美租借法案正式生效。
到1943年 ,共有4亿美元的租借物资交付中国战区。
在世界大战结束后,这种援助并未终止,46~49年,仅有案可查的部分,美军就以各种名义向国民政府提供了约10亿美元的军事物资,其中7.8亿是以租借法案的方式延续,1.25亿是赠款的形式。此外以一折把军用弹药出售给国民政府。
题外话,关于苏联是否以某种方式援助中共军队的问题。
参考资料:
《中德外交密档(1927-1947) 》,中央研究院 编
《德国与中华民国》,(美) 柯林伟
《苏中经济贸易关系史(1917-1974)》,(俄)斯拉德科夫斯基 著
《战时外交》,秦孝仪 主编
《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王正华 著
《对华关系白皮书》 ,(美)杜鲁门&艾奇逊 主导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