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黑命贵一样,借酒撒疯,最终,不老实害的是自己
你完全搞错了、对二二八最耿耿于怀的是作为当时台湾主体族群的闽南语母语的河洛人、他们是那时在KMT军警的枪下流血的人。1947年冬春之交的总爆发、KMT的机枪向基隆的人群开火、由北至南城乡之间一路血雾弥漫。日据时代的台湾河洛精英几乎一扫而空、随之到来的是三十八年漫长而窒息的戒严与白色恐怖的时代。而说到原住民、几乎可以说是是岛内外省人以外最蓝的族群了。想想題主可能是把对郑成功塑像的争议和老蒋搞混了罢。
初来乍到的KMT在台湾对原住民的分化绥靖、党务组织深入山地、起用原住民菁英进入政府、经历了历史的检验、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如果得不到有血仇的河洛人的支持、那就和同样作为少数族群的原住民(或客家人)结成联盟罢。
民国三十四年光复的时候、原先清帝国时代仍然在山野之间桀骜不驯不服王化的生番、已经经历了日帝长达半个世纪的驯化。雾社事件之后、台湾再无大规模的原住民反抗事件爆发、理番制度下的原住民已经成为了习惯于顺服国家威权的国民。也是因此、不像日帝征伐绥靖原住民的那般鲜血淋漓、KMT接管台湾心脏的大山的时候、并没有经受多大的阻力。党政一体的KMT组织很快就深入了偏远的部落之中开始运作。50年代开始广泛在部落之中设立的「鄉黨部」(民眾服務站)、渗透进了原住民生活中的方方面面。
筚路蓝缕兴建道路、电线铺设、林业开发。除开政治活动、也一样会做地方服务的工作、党务人员甚至还会参与原住民的婚丧喜事。长期的绥化治理、让原住民与KMT的党务人员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感情(大嘘)
「你在這方面做不好、你這個頭目都沒法幹喔!以後沒有機會(池沼)」。
原乡中原住民的公共参与模式、很大程度上还是维系了传统的家族-氏族-部落模式。具威望的长辈族老主持会议、讨论决定支持的对象。KMT与部落上层千丝万缕的联系、决定了这种选择总会是一致的:你需要我的选票、我需要你的经费。
河洛人的政党虽说做出了不少努力、包括推动原住民自治·民族教育·司法保障之属、不过总归难得获得认同。毕竟、从十七世纪中叶开始、在血海中把原住民的生存空间从台湾西海岸的平埔一路推进山林的、就是这些河洛人的祖先。这样的感情、总归是难得磨平的。加上绿营中普遍的「河洛沙文主义」之存在、让原住民对绿色保持着距离感:毕竟人家叫不会讲闽南语的自己「番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