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决裂》？ 第1页

这部电影的内容一言蔽之，就是极左，然而是一部很能引人思考的，确实的充分反应了现实问题的极左电影，结合现在的大学教育，再去反观这部电影，会发现这部电影对今天依旧有一定的启发性。

按照电影剧情设定，故事时间点约发生在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江西省计划在某地区，办一所以农牧专业为主体，以普通农民子弟为学员，为本地培养农村农业建设人才的半工半读型职业大学，（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高职高专）。三个主角中，男主龙国正被任命为校长，但是他本身非教育专业出身。与其演对手戏的是教育世家出身，比较长于行政事务的副校长曹仲和，和对待教学工作一丝不苟，教育方式上比较保守稳重的老教师，教务主任孙子清。三人的世界观、教育观念和目标全都不同，整部影片便是围绕三个人之间的交锋和争论，辅以周边各种出身不同、理想不同、价值观不同的师生、同行和百姓的表演和台词来表现毛主义的社会主义教育路线和原有的教育体系的不同。

作为正面主角的龙校长则是以贯彻毛主义教育路线为本职，而电影中另外两位反面教育者的形象和观念，实际上非常契合现代中国教育体系的形象和观念。在影片开头龙校长与另外两人的分歧便非常之大，老教师孙主任在新学校开学招生的考试上，非常正统，循规蹈矩，即报考大学的人需要通过入学考试的及格线，且为了节省教育资源，报考者必须拥有可以报考大学正常中学文凭或同等学历才能进入考场，且严格反对按照各地方推荐介绍名额便接收新生入学（这和CR时期的保送制度是抵触的），这和现代自主招生考试条件完全一致。但这在一定程度上，却导致了背离建立这所大学的初衷：在农民子弟中为农村培养人才，因为毕竟建国后不久，中国各地普通百姓普遍文化程度很低，青年上个扫盲班能识字在农村青年里便已经不错了，这让很多农民子弟压根无法通过入学考试。而龙校长一来，便打开考场大门，报名入学人员不问成绩，只问出身，只要阶级出身根正苗红便一律面试放过。这引起了一部分教师的不满和不理解。同时，又因为农民学员还要忙于家中劳动，便纷纷要求减少理论教学，只教具体的农业技术方面的知识便可，由此引发强烈的师生对立。可是，龙校长却总是“站在贫下中农立场”上，不断的支持农民学生们的要求。

本人以前在知乎上有过这类回答，男主龙国正的教育方法，我是不能苟同的，因为他以政治挂帅，其培养人才方式不能说是科学，反而多少反应出毛主义的民粹倾向。然而本人不评论对错，因为毛主义教育路线，有其道理：旧的教育体系，确实存在课堂教育脱离应用实际的问题，此片中便体现一点：比如江西省农村马类牲畜不多，而猪、牛牲畜更多，而部分教师只是依照上级教学大纲照本宣科，拿马类生物为例子给学生上生物课导致学生质疑实用性，教师却依旧按照教育大纲授课进行不为所动。又如农业学校，部分人却想将其办到城市里，因为城里基础设施条件好，又导致很多农业专业学员和真正的农业生产操作严重脱节，只会应付考试、对教师献殷勤求学分、混毕业文凭而毕业后却很难融入本专业的应用等等。这些情况就是毛主义者口中的“资产阶级教育体系”，和今天的教育体系何其相似，又却有其道理。教育革命便是试图解决这种问题而兴起来的。

影片内容符合当时历史时代主旋律：教育为政治服务、为生产实践服务、为工农群众服务。最终，这所学校里的学生独立意识很强，也时刻不忘将所学和附近的农村家乡的实际需要结合起来，可是，另一个反面角色曹仲和却沉迷于官僚行政事务，凡是以上级领导旨意为准。地区党委的沈副专员也因为劳动大学反对其农村三自一包、自由市场的政策和不理上级行政命令而自行其事的教育生产，要以行政权力废除该学校。围绕教育方针的斗争在影片最后进入白热化，最终，主角和学校学生们意外的得到了毛主席的认可，影片在最后时刻实现了戏剧性的反转，主角一方赢得胜利。

最后的场景，龙校长喊出了，我们就是要和旧的观念彻底决裂，以此点题。全片结束。

先说电影中的极左成分：1、龙校长政治挂帅，他本身不是教育系统出身的人，却能担当一校之长，体现了毛的领导思想中外行可以领导内行，只要把握政治大方向正确是纲，技术层次的是目。这是那个年代体制的一大特色，本人并不认同；2、招生不单问成绩学历而问出身（这里强调下并不是唯出身论，不是非得贫下中农才能上学，而是不能用各种硬性指标诸如学历、考试成绩等卡住家境困难的农民子弟的受教育权利的意思），这样的生源肯定良莠不齐，未必是培养人才的好事。3、民粹倾向，比如片中著名的“牛尾巴马尾巴”梗：孙子清老师在生物课上，按照教学大纲用马做例子对牲畜等生物构造进行讲解，而当地的农民学生提出江西省没有多少马，牛和猪比较多，所以课堂上对老师提出反对，应该用当地人比较熟悉的牛和猪当例子来讲解，把老师气的下不来台，还公开张贴大字报呼吁教学要“联系实际”。然而龙校长却支持学生的意见，只要是广大贫下中农的愿望和意见就要尊重....这就是民粹主义倾向。

说那个年代许多工农兵学员，固然其中有许多人在大学中利用学习机会刻苦努力，成为了建设国家的人才。但是也有不少人毕业后参加工作专业水平却不怎么样，和上学的时候精力都扔在讲政治和闹革命上了，这对教育革命的初衷：培养工农出身的建设人才，看来也没多大益处。

但是，虽然这个电影有以上问题，但是应该注意的正面部分则是这部电影指出了教育体制的几个问题：

1、客观存在的教育资源不平衡情况，大学招生唯学历成绩是举，却会把大量社会底层弟子拒之门外。这个问题今天依旧很突出，重点大学里面城市出身的学生远比农村出身的要多，并非农民子弟不努力，而是城里教育条件和资源配置更好，农村不仅教育资源匮乏，经济还很穷，受教育条件很差，和家庭宽裕和城市出身的子弟相比高考竞争有很大劣势（也是一些人感慨寒门难出贵子的部分原因所在）。

2、产研脱节，理论和实践无法很好融合问题。今天同样大量存在，表现为许多大学毕业的学生进入工作单位，表现却让人很失望。今天有人认为教育扩招有责任，但是，根据电影中的体现，那个年代中国一样有这个问题：龙校长去城里农业大学参观，一方面羡慕大学的基础设施完备，学生学习环境良好，但另一方面发现大量学生却只会读死书，看不起劳动群众无法打成一片，许多学子选的研究课题和实际的生产条件和需求无法匹配。无法应用到具体实践的研究课题，实际也就等于没有价值。今天从事具体生产的单位的人们，对这种情景是否非常熟悉？

3、学校的课程设置和教育大纲不一定能和当下社会的实际需求相吻合，如前面讲的牛尾巴和马尾巴剧情。虽然民粹，但是确实，江西本地没有多少马，按照教育大纲，用当地人不熟悉的马做教学例子给学生上生物课，采取填鸭一般的灌输性教学，总之学生先不用着急自我思考，先把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背会了就行。这暗示学校课程设置和教学大纲存在有时和培养人才服务的具体应用场景不符合，甚至会有落后于社会实际需求的情况。而这个问题，今天的大学教育也不是罕见情况。

4、放弃唯考试分数论，重视实践环节。在今天的目光看，毛绝对是教育减负政策的支持者，他一直主张题海战术和巨大作业量的方法是“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学生”，从而认为应该砍掉大量的刷题而把精力放在社会实践环节更好。电影中部分农村学生因为农田出了问题（记不清是虫灾还是雨灾还是收获了），从而放弃了次日的考试而回去抢救农田，并活用了自己学习到的知识。但是这个行为却激怒了学校的教师们和领导层，要惩戒这些放弃考试的学生，而龙校长则在关键时刻为学生辩护，抵制了学校领导层惩罚弃考学生的决定。这也是毛教育思想中理论和实践结合，针对理论教学部分应该减负的内容的体现。

顺便一说这个弃考剧情也是电影中比较难以评价的剧情之一：第二天学校要期末考试，然而前一天学习旁边的农村发生灾害，学生们面对考试前紧张的复习和回去救灾的选择，最终选择了后者，并且在抢灾行动中活用学校学到的专业知识。最终农田保住了，却耽误了次日的考试。部分学生的弃考导致部分教师勃然大怒甚至主张开除不守学校纪律放弃考试的学生。而学生却辩解我们上农业大学学知识不就是为了农业生产服务吗？难道上学学知识的目的不是为了造福社会而是单纯的考试求学分吗？

这段争论不评论对错，我的观感是双方都有道理，但是难以说到底哪一方更对。

不能说这部电影体现的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方法是对的，只能说这部电影有助于我们理解当时的教育体制的现象的成因和动机：比如工农兵保送大学，有教育资源平等对待的考量（政治因素和实际效果我们不讨论）；比如反复强调并要求“三大革命运动”（其实就是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这三条），目的是为了达成真正的知行合一，试图对人才培养有的放矢，不让理论和实践脱节；又比如批判“反动学术权威”的民粹式举动，也是为了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强调理论不可以脱离实践而已，和纠正教育界官僚主义和照本宣科的灌输式教育方法等问题的存在等等。虽然那个年代试图解决问题的方法有问题，但是我们得承认，当年试图解决的问题，在当今依旧是存在的。我们仅仅是拨乱反正而已，结束了当时错误的做法，但是我们并没有想出正确的新的解决教育体制问题的方法，实际上仅仅是恢复到那个年代教育改革尝试之前的样子而已。

也就是说，这部电影中反映的当年的教育体制的弊病，今天依旧那样存在着。虽然这部电影，以及这电影映射的其背后那个年代教育革命为了解决那些问题的方法论有许多弊病且最终失败（读作被推翻），但是这部电影却依然系统性的提出那些问题，并做出了去改变的勇敢尝试，无论结果如何，这种勇于正视自身问题并勇于改变的精神是可敬的。在这部电影之后的四十多年虽然也有许多反映教育问题的影视文艺作品，但是论剖析问题的深刻和全面程度，可以说没有能达到这部电影的水平的。所以说，虽然这部电影的确极左，但却是一部依旧值得一看的优秀电影。

这部电影中，场景不仅仅局限在校内师生的互动，而是不断在学校内外转换，电影的背景就是当年的中国社会。电影中角色塑造，并不是这个问题下某答主说的“脸谱化”严重，反而非常的丰富多彩。学生和家长、教师的性格迥异。有的学生年轻气盛，上学的目的很崇高，那就是学好知识回报家乡。而有的学生则只是希望混个文凭。有的学生思想活跃，勇于尝试。有的学生唯唯诺诺，只会按部就班。有的家长比较理想化，就是希望孩子能够成才成为对家乡有用之人，而有的家长非常自私，让孩子上学的目的只是为了赚钱....顺便一说这个电影中我最喜欢印象最深的角色并非正面人物龙校长，而是保守的老学究，但是对待教学非常认真的教师孙子青，这个角色我认为是塑造的最生动的一个。

所以这部电影，尽管意识形态比较极左，但是依旧是一部值得一看的电影。因为就算反感里面思想观点，但是也可以侧面反映一下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情况（当然，如果对那段历史背景一定不了解的话，是有可能出现有答主说的可能看不懂的情况的，但我认为问题不大）。

石猴下花果山寻找长生不老之法，下山那么多年也造访了不少仙山。

那些师父们也都是神仙之体，见到石猴骨骼精奇就知道是个修仙的好苗子，但一问他是为什么修仙就不收他了。

石猴自己也总结经验，发现那些仙师只教为了自己成仙的弟子，而这些弟子成仙之后也必须为仙师服务。

他们不但看不起凡人，有的还要吃人。他们不断制造仙人和凡人的差距，总是在宣扬成了仙就不能再接触凡人了，仙人就应该高高在上。

对于那些喜欢下凡为凡人排忧解难、除暴安良、扶危济困的仙人，他们都视为异端，认为这些家伙玷污了仙人的名声。

但石猴的目的却不是为了自己一个人享受仙人的待遇，他要带着自己家乡的猴子们都长生不老，再也不受野兽妖魔的欺负。

他看不上一个人关起门来享受，他觉得只有带着自己的同胞都过上好日子才是真正的幸福。

所以他还在不断寻找，直到见到了菩提老祖。

讨论这部电影之前，最好了解下作为背景的”教育大跃进”是个什么情况：

教育大跃进的第一个特点就是鼓吹所谓的“全民办学”。

河南省作为大跃进的急先锋和人民公社的发源地，教育大跃进自然也是也冲锋在前。

首先是长葛县提出在一年之内普及小学和初中，紧接着某些地区号称只用三个月甚至更短的时间普及了中小学教育，速度一个比一个快。例如“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的案例，曾作为成功经验在全国宣传：

“白坡乡在7天的时间里，办起民办小学25所 ，入学学生1025人，业余中学3所，学生231人。不仅快，而且省，没盖一间房子，没做一张桌子⋯⋯开办费也做到最节省的地步。西坡李村只花了一 角二 分买了一盒粉笔就开学了。全乡⋯⋯共花了 3元5角钱。 白坡乡创造 了⋯⋯一 个又多又快又好 又省的发展教育事业的典范。

(河南省教育厅：《郾城县白坡乡7天普及了初中和小学教育》，载《人民教育》，1958年第4期)

随即郾城县以及河南的其他县市掀起了学习白坡乡的“热潮”。一些县市纷纷表示要“乘卫星、跨火箭”，要以“闪电的速度”、“光速”，在半个月或者10天之内普及中小学教育和扫除文盲。下面是时任河南省教育厅一位负责人的回忆，作者为王锡璋(1915—2006)，1958年初到1983年，他先后担任河南省教育厅党组书记、副厅长、厅长，是教育大跃进的当事人：

“1958年3月24日，我和教育厅其他两位同志以及郾城白坡乡、潢川双柳乡、登封三官庙乡的代表到北京参加教育部召开的全国第四次教育行政会议 。会议进行期间，河南省内各县不断打电报来报喜，说他们那里已普及了小学、中学或扫除了文盲。我一接到报喜的电报，就随时用大字报在会议驻地公布出来，报告河南今天又有几个县实现了普及，几个县达到了扫盲要求。当时我在宿舍特地挂 了一幅 河南省地 图，哪个县传来了普及中小学教育或扫盲喜报，我就在那个县插上一面小红旗 。结果会议还没开完，地图上就差不多已插满了红旗，全省基本上已经普及了中小学教育，扫除了文盲!尽管这样做几近笑话和儿戏 ，然而当时我是以虔诚的态度一本正经去做的，十分严肃而自豪，认为这是人民的创造，革命的奇迹，根本没有动脑子去想一想其中有无浮夸。现在回想起来，这实在是幼稚可笑。”

(王锡璋：《1958年河南教育“大跃进”》，载《中共党史资料~2008年第3期）

其它地区也纷纷开始跟上，如河南登封县决心争取十年扫盲计划一年完成，山东省要求苦战二十天，拼音突击完”，察右前旗旗委提出“奋斗六十天，睁开两只眼”，上海市强调“扫盲采取先突击生字然后巩固提高的办法，从二年缩短为两个”。

在此之后这后一种风气开始一发而不可收拾，《人民教育 》社论说，“自从今年二月党和政府提出多快好省的教育建设方针后，群众办学运动迅速展开⋯⋯各地民办中学和民办职业中学更以排山倒海之势发展起来。仅仅两个月的时间，据19个省的不完全统计，民办中学和各种民办职业中学已创办55361所，入学学生达268万余人。这不但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件大事 ，就其规模和速度来说，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空前的，而农业中学几个月就有了几万所，与此同时工厂、企业等也要大办学校。 ”

于是企业办学四处开花。更有甚者有的工厂、 人民公社宣布，已经办成了从幼儿园到高等学校的“教育体系”、“教育网”，实现了“人人劳动、人人学习”的“共产主义教育制度”。一时间，形式主义泛滥 ，虚夸造假成风 ，学校数量出现了爆炸式增长 ，教育出现了严重的混乱。

运动中的另一个特点就是藐视专家，鼓吹群众运动：

1958年9月，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教育的专门队伍必须与群众相结合，办教育更加必须依靠群众。把教育工作神秘化，以为只有专家才能办教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党委不懂教育’，‘群众不懂教育 ’⋯⋯那就是错误的。这种迷信，只能妨碍教育成为人民群众的事业 ⋯⋯办教育应当在党委领导之下，把专业的教育工作者同群众结合起来，采取从群众中来 ，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方法，贯彻全党全民办学。从此之后，群众办学与国家办学被赋予同等地位 ，称之为“两条腿走路”。

在这种思路指导下，农村的中小学全部下放给农村人民公社领导管理，后来又降 了一级，民办小学 、大队办的农业中学等全部由生产大队管理 。也就是农民子女的教育要由农民自己出钱来办。从而开始了中国教育的城乡二元分割，农村教育被排除在国家投入之外，号称“人民教育人民办”。此后农村的教育，要由农民自己出钱办，而城市的教育由国家来办，教育政策定位为城市的精英教育，农村教育逐渐凋敝。

高等教育自然无法在这种风潮下独善其身，有些学校办起分校或者分出部分专业独立建校，有的依托科研所农场办高校，有些中专升为高校，还有些县办起了红专大学。一些工厂、人民公社、机关 宣布办起了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红专大学、 劳动大学等名目繁多的学校。那么这些所谓的大学教学质量究竟怎样?

仅以当时引起轰动的河南省孟津县翟泉红专大学为例：筹办这所大学只用了40多元钱买必要的书籍、挂图和简单的设备。畜牧系建立了猪场，加工饲料厂、配种站及兽医站，林学系育苗绿化，艺术系排几个舞蹈，语文系编相声、快板，体育系组织男子篮球队到外村比赛，医学系在村里搞环境卫生等。红专大学共有学员559人 ，全社55.4%的青壮年都入了大学。生产中的内行人和能手，都成了红专大学的教师，尽管当时就有人质疑，但是在造假盛行的时期这种质疑之声成了批判的靶子：

”有人瞧不起这样的大学，觉得最多是个农民业余学校，他们的理由是没有教授、 大学生怎么能办大学?听起来像是说得有理，实际上似是而非。世界上第一个办大学的人，就不可能是念过大学的人 ，因为那时还没有大 学，更 不要说什么教授 了。应当从这个历史事实中找到答案，没有念过大学的农民一定能办大学，能办新型的农民大学。 ”

(《访翟泉红专大学》，载《光明日报 》1958 年 7月 2日）

该校之后就成了高等教育大跃进的旗帜，被当时的中共中央文教小组副组长康生认为是“农村中普 及大学教育的重要形式 ”加以宣扬，并很快就在各处遍地开花 。同年10月1日，《光明日报 》报道说，“我国教育事业以空前速度获得巨大的发展 ⋯⋯本年新办高等学校八百余所，全国已有高等学校千所以上 ，在校学生比1957年 增长三分之二以上……许多省初步建成了自己的包括综合大学 以及工、农、医、师范等高等学校在内的高等教育体系，很多省份决定在15年内普及高等教育”。

这些“大学”的教学质量如何，从该运动唯一的遗孤，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可见一斑：

该学校总校和附设在全省30个垦殖场的30所分校组成，仅仅半年以后就扩展到总校1所 ，分校 77所 ，劳动技术学校38所 ，学生共有4万余人。这些学校与江西省的各国营垦殖场“密切结合在一起”，分布在全省各个主要山区，分校校长由各个垦殖场厂长和党委书记兼任。确切地说，共大尤 其是它的各个分校，既是农场又是学校，实为农场学校一体。

因为是亦场亦校，所以文化要求不高，据共大副校长汪东兴报告说，学生的文化程度是：“高中以上程度的约占4%、初中程度的占27%、高小及高小以下程度的占69%。实际上是挂着大学牌子的职业中学，由于学生程度参差不齐，学校同时进行从初中到大学的各种层次的教学。共大设农业 系、林业系、 畜牧兽医系、工业系等，本科四年，专科两年。 实行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在 1958--1962年间，学生花在学习和劳动上的时间各为60和40 。

副校长汪东兴说 ：“对于教学和劳动的安排……可以边上课、边劳动，雨天上课、晴天劳动， 生产忙的时 间劳动 、生产闲的时间上课 ，上课与劳动轮换进行 的办法……学生劳动的时间超过了三分之一，从时间上看学生学到的东西极其有限，无法和正规大学相比。更由于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多数只有小学程度，这种以降低要求来获得所谓的普及，只是自欺欺人而已。1979年共大总校 才成为全日制正规大学与各分校脱钩，1980年10月正式更名为江西农业大学。

这类大学中有些专业与劳动有关，但大量的是与专业无关、旨在“改造思想”的劳动，劳动的目的就是改造思想。 诸如种菜 、养猪 、挑 粪积 肥 、挖河开渠等 ，文科学生尤甚 。

下面是厦门大学中文系学生在工地劳动的片段 ：

来到了工地，同学们成 了多面手……工人要学文化，你就得做扫盲教师、工人要做总结，你就得当秘书、工人要学唱歌 ，你也要挥动生硬的手臂，担起指挥来。就这样边干边学，许多同学都学到了多方面的才能……有的学生已经完全顶得上一个工人的 劳动。

(《工地办学是中文系教育改革的良好途径》，载光明日报1958年12月1日）

不仅在工地劳动，甚至在大学的教室里都堆满了劳动工具，对大学生而言，劳动工具变成了和纸、笔一样 ，需要随用随有：

“教室后面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劳动工具，有铁锹，锄头，有装土、捡粪的箩筐，有挑重物用 的扁担 ，还有 大扫 帚、灰 斗、挑 粪 的大桶 ⋯⋯一应俱全。刚 开始，一进 教 室感 觉怪怪的 ，有 点儿不 习惯，后来班班如此 ，大家也就慢慢接 受了，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有点儿不可思议，我们的大学课堂居然可以是这样”。

(王炳照，周慧梅著 ：《王炳照口述史》，北京 师 范 大 学 出版社 2010年版）

1958年8月，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说 ，“农业大学办在城里不是见鬼吗?农业大学要统统搬到农村去“。于是农业部立刻提出：“高等农业院校师生一律下放农村进行劳动锻炼”，认为这是培养工人阶级又红又专的农业技术人才的重要措施，必须坚决执行”。林业部决定把“高等林学院系的全体师生下放农村劳动锻炼一至二年 ，并将原有林学院系迁出大、中城市 ，在林业生产基地建校”。在这种情况下农林院校的学生长时间下放 农村 ，和农 民一起 劳动 ，有 的甚至和农民一样挣工分。例如南京农学院在教学计划中，规定教 师学 生 分批 轮 流参 加农 业 生 产 劳动 ，全院师生先后下放农村 ，每批有 8个月以上时间参加劳动锻炼 ，改造思想。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在视察天津大学时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 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 要学校 办工厂，工 办学校 ⋯⋯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教师也要参加 劳动， 不能光动嘴不动手。领袖讲话之后，学校大办工厂就变成了中央文件的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说得非常明确：“今后的方向，是学校办工厂 和农场，工 厂和农业社办学校。”因此在大炼钢铁的同时，学校大办工厂、大办农场也达到“高潮”，轰轰烈烈、如火如荼，势不可当。并且和大炼钢铁汇成一股洪流，冲击着校园中一切正常教育教学活动，学校几乎变成了工厂车间和农场。

如北大电机厂在第四中学办了木工、机工、钳工、绕线、组装、喷漆、磷化共七个车间。四中学生2千4百人，除了初一学生参加校内的“少年农场”外，其余各个班级都分配到有关车间，高中生每周劳动 8小时，初中生每周劳动6小时。在58年第4季里，共生产了3919台电阻器和1795台安全变压器，约 占北大电机厂第四季度总产值的20%。

(《工厂在学校办车间的一个例子》，载《光明日报 》1959年2月28日)

仅仅半年之内，北京市有55个工厂在58个学校设立了车间。《北京日报》一篇社论说：这是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一种良好形式，并应成为城区中学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的一种基本的、固定的、经常的形式。

安徽蚌埠第三中学在校内办了两个工厂，一个是有 12个车间的教学仪器厂，可容纳三百多个学生同时劳动、一个机械厂，可以容纳二百多人劳动。此外还有一个一千多亩地的“红旗”农场。为了使生产正 常化，学校把校内的工厂生产纳入国家计划 ，以解决原料供应问题……学校出现了所谓“一面读书、一面劳动；读书与劳动互相促进的新局面”。

广州市多所中学建立了炼钢厂、铸铁厂，其中7中制成车床，9中炼出焦煤。番禺县三十多所学校建立化肥厂 。顺德县提出“中小学大办工业”，要求在中学搞四厂一场 ，即化肥农药厂 、农械厂、电工 厂或木工厂、炼钢厂、农场 ，小学办化肥厂。据不完全统计，到1958年11月，中国大陆有397所高等学校共办工厂7240个，中学、中专、中学共办工厂 15万多个。办大、小农场1万多个，种植面积达250万亩。

这场运动中教材也未能幸免：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 的指示 》提出：“高等学校的教 材 ，应该在党委领导下采取党委、教师、学生三结合的方法，经过大鸣大放大辩论，认真予以修订”。

有了中央的尚方宝剑，群众性的编教材、编讲义一哄而起 。大学各科 教材十几天或几个月就能编出来，速度绝对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创造了很多令人震惊无比的奇迹。

例如北京师范大学全校师生 ，成立了 256个教学改革小组，经过半个月 的奋 战，编写出 169种新 的教学大纲。南京大学法文专业 四年级学生 16人四天编成一本《法语会话》教材。吉林大学物理系四年级130多人苦战五昼夜，编写了14种大纲 l1种讲义共17万字 。四川财经学院提出口号 ：“苦战四十天 ，编写新讲义，迎接新学年，向国庆节献礼。”结果四十天共编写出44种新大纲和 38种新讲义，其中参加编写学生有 267人。北京大学中文系三年级学 生编写出《中国文学史》。河北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 63名学生和 5名青年教师编写出《中国人 民共和国史稿》。清华大学机械、电机、土木、水利、建筑、动力等六个系的学生和青年教师编写出教材、教学与科研参考资料等共95种。 内蒙古师范 大学师生编写出《内蒙古现代革命史》这些消息一个比一个更加耸人听闻。

最先放粮食高产卫星的河南省 ，在编教材方面也大放卫星，只用了五个多月的时间，就新编了高等、中等、初等三级农林学校整套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材”。据说是“依靠群众找到了多快好省的编写方法。”这一所谓的经验马上就以社论的形式在《人民日报》上推广：

如编写玉米教材的同志，搞了几天 ，翻了许多资料 ，但仍找不出来玉米增产的关键 。于是栽培组的同志就和农业局技术人员一起座谈 ，结果不到两个小时，就从根本上解决了问题 。这次河南教材的编写⋯⋯采取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发动群众编写教 材。参加编写教材的人不是什么专家，绝大多数是从未编写过教材的青年教师……他们不懂的问题就向老农、向有关部门请教 ，同群众一起座谈，一起研 究。群众提供材料 、出主意……这是群众路 线的工作 方法，也是多快好 省 的方 法⋯⋯编教材也要走群众路线……在这方面要破除迷信，不要以为编教材是神秘的。

(《根据党的教育方针来改革教材 (社论)》，载《人民日报》，1958年10月4日)

在这种大干快上的局面下，原本的学制已经显得不合时宜：

因为学校往往是一哄而起 ，很快又一哄而散 。除 了师资、设备等条件不具备之外，更主要 的原因是， 原有的学校教育制度模式即城市化的模式在农村难以推行。因此从1958年 9月开始，各地纷纷开始了缩短学制的试验。试验的新学制有：小学五年一 贯制 ；中小学七年、九 年 、十年一贯制 ，九二制 ；中学四二制 、三二制 、二二制 、四年制，已及文理分科、半工半读等。

1960年前月，教育部宣布 ，中小学 的学习年限由 12年缩短为10年，小学为5年一贯制，改革课程，部分课程逐级下放，合并次要课程，提高主要学科的知识水平。4月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在人大二届二次会议上作 了题为“教学必须改革”的发言 。他认为虽然教育已经大跃进了，但是还存在“严重的少慢差费”；他说：“现行的学制……是一个落后 的学制 。中小学 的年限太长，教育的普及和提高就困难⋯⋯我们现在所要进行的教学革命 ，是教育革命的继续，依然是一场阶级斗争”；他说“我们一定要改变一穷二 白的面貌 ，在生产上超过英国，在教育上超过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由于学制的改革涉及到课程、教材问题，可以说这是教育改革 的核心，课程、教材不改，学制的改革事实上无法进行。同年10月由中宣部召集，召开了十年制教材编审工作会议 ，提出要把“原来12年学完的东西 ，缩短两年 ，用十年的时间学完”。随即各地开始进行较大规模的中、小学学制改革试验。即把中小学12年改为10年。 参与试验新学制的学校最多时为三千余所。个别地区的中小学全部实行新学制。有的学校甚至要求9年或10年达到大学一年级程度。

教育观念已经有人说了，我就从电影中学校的专业——农学。来说一下我的看法。

本人就是生态农业专业毕业，对农业有所了解。

影片中半工半读我认为是适合农学，毕竟像农学这样的理工科专业那都是要动手实践的；我的学校每学期抽十天让学生到农业企业、农业基地去实训。而且以后从事农业工作少不了要下地干活，先在学校里动手实践有问题吗？

至于马尾巴的用处那一段，我是支持学生的。影片中，学生说：“我们这只有少量的马，大部分是猪牛羊”我认为这段不仅没问题而且还很正确，为什么？因为农业是个地域性、气候性、自然性很强的专业，你说在贵州给学生讲海南的热带作物怎么种那有用吗？就算人家学会了那也是无用武之地

匿名狠批此电影啊，我是企业家世家的女儿，现在在读文学硕士，看了这电影，感觉裙子被电影里那个流氓校长扒了。

我为什么能读硕士，且是最不实用的文学硕士？因为我有钱啊，我不用从事体力劳动，且只要以后嫁对人家，连脑力劳动也不用参加，小孩以后可能也是保姆帮忙带。钱有男人挣，家务活有保姆分担，我不搞点文学研究，那我的精神世界会很空虚的。在我国，我能感觉到，女性受研究生教育的人数，是远远高于男性的。男女家庭角色的分工就注定了，这个社会就是不允许男性接受过高的教育，尤其是文学这样不能带来经济收益的学科门类。我们外国语学院，男生在本科阶段还比较多，但一到硕士，每个年级平均有0.66个男生，博士那边一个男生也没有。就像电影里的小农民们，没机会接受高等教育，是因为劳动的拖累，我们女性今天能接受这么高程度的教育，也是因为没有劳动的拖累。

这个电影揭示了，在阶级社会里，教育和劳动的此消彼长：一个人越是被困在劳动岗位上，受教育的机会越少；一个人越是受到良好的教育，越是能逃避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这种逃避有两种实现方式：一种是通过工学、管理学等专业技术知识，垄断高级岗位；一种是通过文学、哲学这样的人文学科，为自己营造一种话语权威，让文盲们不懂反抗，不知反抗，不敢反抗。姐妹们，你们说，这电影坏不坏啊？

耸肩。

知识？这和知识有什么关系？

难道现在的大学都是为了科研任务存在吗？难道不是为了“改变命运”、进城当真正的工贵吗？

这种事情和夺鞭是一样的，决定的是中高层官僚机构里的阶级面貌。

容许官僚机构继续存在，是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必然选择。

在这个必然选择中，允许干部群众就是不一样这个现象必然不必然，我愿意将之解释为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

那么在初级阶段的初级阶段基础上，选拔干部不考虑阶级面貌，就是不折不扣的右倾机会主义。

谁在劳动第一线表现的好，谁有资格进入提拔序列，会刷题的、会卷的，继续接受无产阶级再教育，教育到你改了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