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崇焕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种种罪恶。
看第一条罪名“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五年平辽不是对外空喊的政治口号,而是向崇祯皇帝立下的军令状。结果呢非但一寸国土未付,反而不到两年,清军把北京城都围上了,这要不是欺君,还有什么是欺君呢?
再看第三条罪名“以谋款则斩帅”,杀毛文龙前你请示谁了?就算毛文龙该死,袁崇焕你这个杀法,也是擅诛大臣的死罪。
再看第四条罪名“纵敌长驱,顿兵不战”,袁崇焕依城而战,直接把城外的百姓暴露给了清军,后来吃他肉的也是这些人啊!
以上三条都是实打实的,怎么也辩解不了。
再看第五条“援兵四集,尽行遣散”,这条是最有问题的,首先袁崇焕没有这个权限,也没有理由,抱团取暖不是更安全吗?最有可能的是,援军各怀异心,自行溃散,最后把锅甩给了袁崇焕。这条应该是冤枉的。
再看第六条罪名“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说的是袁崇焕打算议和,签订城下之盟。固然是没有气节,但没有办法的情况下,也是一种备选方案。这个只能说政治见解不同,不能坐实通敌,多少有冤枉的成分。
最后看第二条罪名“以市米则资盗”,与蒙古卖米是实,客观上也起到了资敌的效果,但也不是没有益处,可以换回军用物质马匹,这条虽有过,但应该罪不至死。
综上所述,袁崇焕总体死的一点也不冤枉,只不过个别罪名有值得商榷之处。
首先,袁崇焕不是什么“民族英雄”,他只是腐败利益集团的工具,并最终成了替死鬼、背锅侠。
其次,剐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六百刀,至少三千五百刀应该剐在幕后主谋和袁崇焕的同伙身上。
夏允彝的《幸存录》对袁崇焕的评价是:“刑浮于罪,多矣。”
有这么个段子:
众所周知,猫不吃辣椒。
某日,老大、老二和老三在一块聊天,
老大提出一个课题:怎样让猫把辣椒吃下去。
老二比较粗暴,他说,把猫抓住,把嘴巴掰开,把辣椒塞进猫嘴里,用筷子捅下去。
老大摇头说,不能强迫,不然没技术含量。
老三想了想,说,把猫饿上几天,然后把辣椒夹在两块肥肉里,猫饿急了,就会连肉带辣椒吃下去。
老大摇头说,不能欺骗,得让猫自觉自愿。
老二和老三没办法了,便说:你行你上啊。
老大说:把辣椒弄碎,做成辣椒酱,抹到猫的PP上,猫觉得PP很难受,就会利用自己超强的柔韧性,把头扭过来把PP上的辣椒酱舔干净。
袁崇焕诸多罪状中,性质最严重的,就是“以谋款则斩帅”。
在现代,某些人总是要把袁崇焕和岳飞捆绑销售,实际上,在明朝,袁崇焕只配和秦桧呆一块,当时甚至有人说袁崇焕连秦桧都不如:
“秦桧力主和议,缓宋亡且二百载;崇焕以龌龊庸才,焉可上比秦桧!亦犹之毛文龙以幺魔小卒,焉可上比鄂王!论者乃取以比拟,不特开罪鄂王,亦且唐突秦桧矣。”
只不过,有些事必须说清楚:
杀岳飞,秦桧是主谋。
杀毛文龙,袁崇焕不是主谋。
袁崇焕和毛文龙没有私仇,在没有皇帝授权的情况下,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矫制,吃力不讨好。
但是,有人需要袁崇焕把辣椒吃下去,他们是真把辣椒抹在袁崇焕的PP上了。
看看当时的辽东形势:
天启三年,也就是天命八年,《满文老档》的记载是:
“粮价昂贵,其每金斗粮值银一两”;
天启四年、五年,粮食价格无记载;
只记载了天命九年,弩尔哈齐杀“无粮人”,天命十年“此次屠杀,使贤良之书生亦被杀绝”;
即便大量屠杀汉民减少民间的粮食消耗,到天聪元年,粮价再创新高:
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良马一,值银三百两。壮牛一,值银一百两。蟒缎一,值银一百五十两。毛青布一,其值银九两。盗贼蜂起,偷窃牛马,人相惨杀致国中大乱。
本来,经济局势败坏到如此程度,后金离散伙已经不远了。
但是,有人就是不希望后金完蛋。
阎鸣泰说:
“自我朝立国至今,师旅之兴,何时蔑有?然未有用兵之久、靡饷之多而成功之难如东事者。病根在事有两样人,而人有两样心。有一样欲杀奴之人,即有一样不欲杀奴之人。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灭以为国害,不欲杀奴者惟恐其不生以为己利。”
看看当时的利益分配就知道前因后果。
后金那地方,缺粮食,却不缺金银硬通货,明王朝为了平辽,从万历年开始,到天启年间砸进去两千多万两银子。辽东一丢,那两千多万两银子的硬通货,实际上全在后金统治区。所以天启七年那条记载说“彼时国中银两虽多,然无处贸易,是以银两贱而诸物昂贵”。
宁远“大捷”后,天启派梁梦环(也给魏公公修过生祠)去调查这些钱花哪去了,梁梦环回来说辽东全丢了,死无对证,没法查,只知道熊廷弼家产“巨万”,另有奏疏说熊廷弼家产百万。
并且,粮食价格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掌握粮食的,肯定是后金的八旗贵族和官员,他们肯定趁这机会狠狠发财,而走投无路的汉民,要么饿死要么反抗逃亡,这更好,敢反抗的,直接镇压,老汗有个规矩,抓到逃亡的,逃亡者身上的钱财分给抓人者一半,剩下的全部剥夺。
后金这边,粮食布匹等物资价格是正常价的五六十甚至七八十倍,向后金走私,利润是多少?
普通商人自然不敢跟后金进行贸易——那是通敌的干活。
但是,官僚扶植起来的商人却可以。
和走私生意相比,明王朝每年六百万辽饷,很可能都只是零头。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教导我们:百分之三百的利润,就能让资本敢于犯下任何罪行,甚至冒着被绞死的危险。
将各种物资走私到后金,利润可不是百分之三百,而是百分之三千。
这个时候,谁要是真敢让后金破产散伙,触动的,是所有人的利益。
回过头来看看毛文龙,他掌握的,是另一条走私路线:从山东登莱等地出发,把瓷器、丝绸之类的货物经黄海走私到日本。
当时的日本,有矿,金矿银矿铜矿都有,壕得很,可谓人傻钱多。
把货物走私到日本去,既有利润,又没多少风险,毕竟人家不是后金这样的敌国。
至于说皇帝禁海,没关系,你们不是要干掉后金吗?北地走私商最不缺的,就是钱,大家凑一凑,到皮岛向毛文龙交保护费,几年下来总计交了二百零七万两的银子,大家如此忠君爱国,你皇帝好意思断大家的财路?
毛文龙建立起来的东江镇,就是在这些人的支持下,有了钱粮供应,并且,毛文龙对付后金的手段,本身就是多年前走私商对付明王朝的手段——海上游击战,你禁海,我就当海盗,你那么长的海岸线,总有漏洞,我们这些海盗商人找到漏洞就上去抢一把,打不死你,恶心死你。就是之前若干年,东南沿海的对日走私商就是用这招把明王朝折腾得焦头烂额。
这时候,登莱巡抚袁可立、东江总兵毛文龙,也用同样的办法折腾后金,他们的根据地大多在海岛上,即便是朝鲜的铁山,跟后金也隔着长白山、鸭绿江,后金没有水师,打不到他们,他们却可以用水师搭载游击队频繁袭击后金的海岸线,想打哪就打哪。而后金统治区,民族矛盾加阶级矛盾异常尖锐,辽东汉民在东江镇的支持下大规模反抗、逃亡,导致后金经济崩溃。
在这种情况下,毛文龙和北地对日走私商自己有财路,而且利润还不低,人家何苦赚后金的脏钱?后金死不死关我毛文龙啥事?而且毛文龙手底下都是从后金占领区逃亡过来的辽民,阶级仇,民族恨,他们恨不得把后金斩尽杀绝。毛文龙要是敢妥协,他们会把毛文龙撕成碎片。
袁崇焕和毛文龙,没有私仇,但是,两边的利益却是相反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后,他的处境,实际上相当危险:
1.当时的后金,实际上已经经济崩溃,粮食卖毒品价,“一金斗粮价银八两”,是正常价格的八十倍以上,但是,无论袁崇焕,还是他背后的组织,都不能让后金完蛋,否则,不仅辽饷这种临时加派会取消,而且价格十几倍、几十倍的市场会消失。
所以,明明后金已经虚弱不堪,但“与后金决战,收复失土”这个选项会触动所有人的利益,所以王化贞的失败是必然的。
2.保住已有土地,维持现有格局,只守不攻,但这样一来,就不仅仅是“朝廷与后金的反应如何难以预料,而自己就变得碌碌无为,毫无建树,在政治上难以得分”,而是后金的经济状况拖不起:同第一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一年?两年?当时的毛文龙已经在鼓吹“二年复辽”,登莱巡抚袁可立也蠢蠢欲动,好容易调走袁可立,换来武之望把毛文龙折腾得欲仙欲死。
3.坚壁清野,退回关内,性质比第二条还严重,这实际上是王在晋方案的翻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工程款,不仅后金的经济状况会继续恶化,连辽饷加派都得被砍掉,这是要犯众怒的。
4.学习孙承宗,坚决把乌龟壳造下去。这倒是可以收复失土,可以有政绩了,之前孙承宗在的时候大家捞得爽,孙枢辅滚蛋了,萧规曹随,拾人牙慧没关系,大家修堡垒、养蛀虫,在辽西这个这个腐败窝里捞爽了,也不介意给袁崇焕一个好名声,花花轿子人抬人,糊弄皇帝不是什么难事。
然而,但是,同第二条,“一金斗粮价银八两”,后金能拖多久?再这么拖下去,后金总有一天要被玩坏的。
所以,当时的腐败官僚集团的观念很先进,他们的方案,类似今天的一个提法——可持续发展。
袁崇焕既不能、不敢干掉后金,也不能选择其他三个选项,那就只能议和,能成功议和最好,就算不成,也要以议和为名,暗中放水,让后金缓过一口气,这是袁崇焕的最佳选择。
后金的应对,也是议和,骗点粮食布匹,穿暖吃饱。
问题是,皇帝不可能答应,所以,袁崇焕必须把后金放出来,让后金在明王朝统治区制造巨大的破坏——敌人太强了,“满万无可敌”,让皇帝不得不同意和后金议和。
正因为如此,袁崇焕才铁了心坑蒙古人,铁了心要把东江镇玩坏。
袁崇焕别无选择,只能扭过头,把利益集团抹在自己PP上的辣椒吃下去。
那么,躲在暗处操纵袁崇焕的组织,布的局更加阴损老辣。
组织的布局是:
暗中帮助袁崇焕推动议和,可以;
帮助袁崇焕把后金放出来,把明王朝打得鼻青脸肿,也可以;
甚至可以纵容后金在某些区域大肆抢劫。抢到金银各种硬通货后,再找组织高价购买各种物资。组织这边,各种货物卖个十几倍、几十倍的,太黑了,宰后金一次两次可以,但这么干杀鸡取卵,没有回头客。
所以,十几倍、几十倍不至于,五六倍,七八倍差不多。
但是,如果真议和成功,明王朝和后金的贸易,就是合法贸易,后金凭啥以五六倍,七八倍的价格向组织购买粮食、蟒缎?
更何况,合法贸易,是后金向皇帝“进贡”各种辽东特产,比如人参貂皮之类,而皇帝则“市赏”后金银子、布匹、茶叶、铁器等各种货物,价格是有法定标准的,先不说有多少赚头,就算有赚头,也未必是让组织来经办的。
明末,是小冰河时期,明王朝统治区许多地方受灾。有人说,这是明王朝灭亡的原因。
但这个说法有个问题解释不通,那就是越往北,气温下降得越厉害,尤其是蒙古和后金统治区,更是重灾区,灾情更严重。
事实上,《崇祯长编》、《满文老档》等各种史料时不时就有蒙古、后金闹饥荒的记载。可以说,蒙古人的购买力肯定是在下降的,后金虽说造反后抢了不少金银硬通货,但其真正的购买力,肯定也有限,本来,不值得大明朝的腐败官僚集团如此煞费苦心地培养。
那么,是什么使得后金拥有了强有力的购买力,能够满足腐败官僚近乎无限的欲望呢?
直到老夫将晋商对后金的走私和后金从己巳之变开始到崇祯上吊期间多次突破长城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这两件事并案处理,才得到了有说服力的答案。
——对后金走私贸易的实质,是抢劫和销赃!
就后金那种统治模式,光靠他们自己发展经济,根本不可能有什么购买力,后金真正的购买力,既不是八旗诸申在辽东黑土地上生产出来的东北大米,也不是深山老林里弄来的人参貂皮乌拉草,而是八旗军在明王朝统治区抢劫到的各种物资和金银硬通货!
而辽饷官僚利益集团真正的利润所在,既不是每年近六百万两的辽饷,也不是后金贩卖的马匹、辽东土产,而是帮助后金销赃。
看看当时的北地局势:你们这些北地走私商,仗着自己掌握了对日本走私的财路,在日本和登莱等地来回赚钱,整船整船的丝绸瓷器运出去,整船整船的金银铜运回来,钱多得花不完,就土地兼并,实在花不出去,就铸成一千多两银子一个的“没奈何”存在地窖里。
所以,我们要把后金放出来抢,抢光你们的银子,然后,让后金到张家口买我们走私出去的货物。
还是那句话:袁崇焕和毛文龙没有私仇,但是,两边的利益却是相反的,矛盾根本不可调和,不是你死,就是我亡。
所以,组织是绝对不会让议和真正成功的。
所以,
搞倒王之臣,很轻松;
调走满桂——这东西在辽西碍事,刚好调到大同镇压林丹汗,一举多得,废物利用;
挪用插赏,经济制裁林丹汗,那是袁崇焕和各路官僚密切配合;
杀毛文龙,有惊无险,事后,组织还忽悠崇祯,帮着袁崇焕暂时消除不良后果。
而到了袁崇焕把后金放水到北京城二环外的那一刻,袁崇焕已经把所有的辣椒全吃下去了,这个时候,就是组织上屋抽梯,把袁崇焕和辽西军卡死在北京城外进退不得的时刻。
然后,吃下所有辣椒的袁崇焕就死定了,察哈尔林丹汗,是他变相制裁的,空月马乾,是他发明的,毛文龙,是他谋杀的,和后金议和,是他操办的,后金,是他放出来的,援兵,是他遣散的……
袁崇焕不死,谁死?
大萌朝,不割地,不赔款,不和亲,天子守国门,君王死社稷!
袁崇焕谋款斩帅,背下所有罪名,被愤怒的皇帝和满朝文武撕成碎片;
黄台吉狠狠抢了一把,却议和不成,只能去宣大购买走私货物,还把人家当成恩人,感恩戴德,若干年后我大清还在张家口封了八大蝗商。
这,就是套路。
袁崇焕死后,同样的事情,发生在陈新甲身上。
也是陈新甲议和、放水,把后金放出来抢,然后陈新甲被杀,议和失败,后金继续购买走私货物。
崇祯年,后金到北地抢了五次,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所以,袁崇焕并不是幕后主谋,他只是腐败利益集团的代言人,并最终被幕后主谋抛弃,成了崇祯皇帝的出气筒。
他只是杀劫之下一个的棋子,扮演的角色,是一个可耻、可恨、又可怜的寄生虫。
袁崇焕死有余辜。
但是,幕后黑手和袁崇焕的同案犯却没有受到惩罚。
从这个角度来看,袁崇焕真的有些冤枉,
毕竟,剐在袁崇焕身上的三千六百刀,至少三千五百刀应该剐在幕后主谋和袁崇焕的同伙身上。
单单只看袁崇焕案当然不是冤案,罪行有一码是一码,足够给他吃刀子了,毙个一两回并不很冤。
问题是.....有一大半的勋贵、庸官、阉党、军阀那种动摇国本的应该凌迟几十回,大明敢么?
之前的辽东将领,“辽左发难,各城望风奔溃”,比起袁他们给个七八刀,有啥问题么?
那袁为啥吃刀子?吹最大的牛,打最响的脸了呗。......况且,身处高位本来就很难完全干干净净,谁还没个吃刀子的罪.....
冤吗?不冤吗?emmmmmm.........
高赞举了D的例子,我也举一下表达我的观点,黄克功案知道吧?一个团级干部因感情问题枪杀恋人,他的死确实罪有应得,而且功过不相抵,这一点没毛病吧?
问题是 那吴化文投奔日寇、残害百姓、阻挠抗战怎么算?他罪行够不够大?比起黄够不够多吃两颗花生米? 结局:战场起义,将功赎罪,安度晚年。
少帅放弃东北、不肯抵抗、白赠国土怎么算?不是蝗军满世界开打他就是千古罪人了。比起黄够不够多吃两百颗花生米? 结局:都懂。
这些不是说黄就不该处死了,只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双重标准是一直伴随着OO存在的,嘟嘟有罪,揪出来就得死,没毛病,一点都不冤,但真正冤了天下苍生的人逍遥自得,才是另一种冤。
你但凡看过尤文一场球,都不会提出这么个问题来。
也只有C罗才能在这种情况下还能稳定输出一个赛季三十个球左右。
要是给梅西这么个教练,本坦库尔皮亚尼奇这种中场,内德维德帕拉蒂奇这么个建队策略,巴萨的阿比达尔和巴托梅乌每年花几亿给梅西引援都被梅西给炮轰下台了,阿涅利内德维德帕拉蒂奇那还不被梅西和粉丝给辱骂成历史的罪人啊。
梅西这些年欧冠年年惨案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他自己散步导致的。
哦对了,皮亚尼奇现在就在巴萨呢,球都踢不上。
C罗一句怨言都没有,每场比赛也都尽心尽力了。不是C罗拼的那两个进球,意大利杯也要被国际米兰给淘汰了。
除今年以外,尤文欧冠淘汰赛所有的进球都由C罗包办。今年皮尔洛为了保欧冠资格过度使用C罗,导致C罗疲惫不堪,从16-17赛季至今,C罗的出场时间竟然年年在递增!
没有C罗这29个进球,本赛季尤文连欧冠资格都没有了。
以女真人和原辽东军为主的重甲步兵(包括各种工程兵,像推盾车的)、重甲骑兵。
以蒙古人为主的冷兵器轻骑兵。
以三顺王(孔、尚、耿)军队、佟氏武装为主的汉军重炮兵。
以原辽东军火器兵为主的火器营。
全员重甲,全员骑马机动。
1、后金军的甲胄、装束、武器,与大明辽东军基本一样,这个之前我科普过,这里不再赘述。
后金、清军在关外推行剃发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战场识别。不然两边打起来,都不知道该砍谁。
2、明军的红衣炮是找葡萄牙人代工的,后金(清)军的红衣炮,才是国产的。后金的铸炮技术,原胜于同时期的明军。
明军的红衣炮,都是从澳门运过来的,后金第一次入关的时候,葡萄牙人将红衣炮运到涿州,发现了后金骑兵,葡萄牙人死活不往前走了。这时,被崇祯打为阉党的冯铨主动出资,招募家丁、乡勇,这才把这些炮运到了北京。
明军装备的红衣炮少得可怜,松锦大战中,十几万明军装备的红衣炮不足二十门,而同时期清军一年就可以造六十门。
下面为松锦大战之后,清军缴获的明军火器。
松山之战,获红夷炮5门,发熕炮2门,大将军炮146门,二将军炮737门,三将军炮1237门,行营炮200门,佛郎机33门;
锦州之战,获红夷炮7门,发熕炮1门,子母炮3门,大将军炮18门,二将军炮147门,三将军炮176门,行营炮33门,佛郎机12门;
塔山之战,获缴获红夷炮1门,发熕炮2门,大小将军炮409门,佛郎机37门;
杏山之战,获红夷炮2门,大将军炮6门,二将军炮122门,行营炮182门,佛郎机65门。
清军共缴获大小火炮3583门,其中红衣炮仅15门,佛郎机也只有百余门,其他大多数火炮都质量低劣,不堪使用。
说说后金将红衣炮国产化的过程。
孔有德投降,他在登州跟着孙元化打过工,孙元化是火炮专家,所以孔有德的几个部下,像王天相与金世祥也学习了不少火炮知识,对原理、架构都很精通,结构制造就没有问题。
然后需要解决的就是制作工艺。当时后金军中有一名汉族工匠刘汉,他精通冶铁技术,以复杂的退火、淬火程序处理火炮的不同部位,造出的铁炮接近钢炮的水准,质量已超越欧洲同时期水平。
崇祯四年,后金成功仿制了明朝的红夷炮,因满人对“夷”犯忌讳,故改称“红衣大炮”,定名“天佑助威大将军”。相较明朝的红夷炮,后金版的炮架先进,高低角可调,转向也方便,并有瞄准装置。
皇太极在八旗军设置新营“重炮军”,满语为乌真超哈,汉旗军都统佟养性任总兵官,曹振彦任教官,开始在战争中大规模使用重炮兵。
3、入关初期的清军,从人员构成上来说,是吴三桂辽东军(4万,打完李自成后约2万)+三顺王辽东军(1万)+佟氏兄弟手下零散投降的辽东军(1万)+祖大寿系辽东军(1万)+建州女真本部(2万)+努尔哈赤、皇太极掳掠的东北索伦诸部壮丁(1万)+漠南蒙古军(3万)。
以上人数为估算值,但误差不会太大,合计约11万人,原辽东军占了约半数,这就是入关前后清军的全部家当。
入关后,姜瓖的宣大军8万、河南地主武装约10万、南明江北四镇23万、左梦庚部(左良玉之子)约8万,先后投降清军。
这才让清军有了绝对的兵力优势。
而后期抵抗清军的,湖南何腾蛟,主力为原李自成大顺军的李过、高一功部;东南郑成功,主力为原海盗集团;西南孙可望、李定国,主力为原张献忠的大西军。
基本就这么个情况。
说明一下。
辽东军所谓的“军事地主制度”,就是明朝的卫所制度,即军籍即户籍,平常当地主,打仗的时候每户抽丁上阵,打仗→抢人、抢地盘→分地、种地。
努尔哈赤把这一套学来,搞出了八旗。
在清军入关前,关外最大的三股地主势力,即为吴襄系(辽西走廊南侧)、毛文龙系(辽宁半岛沿海)和祖大寿系(辽西走廊北侧)。在清军入关时,这三大系都给清军打工了,你说这得分多少地。
有很多朋友会说,人家毛文龙就占着个皮岛,怎么成地主了?
其实呢,在毛文龙死之前,东江所控制的地域甚至要大于明军在关外控制的地盘,请看下图:
图中深红色部分,即为毛文龙屯过田的地方。
所以,满洲不等于女真,八旗更不等于女真,它是一种满、蒙、汉相结合的军事贵族团体。
八旗军的主力,就是辽东军+爱新觉罗宗室+北方来的野人女真、海西女真+漠南蒙古。
上文所谓“祖大寿系”,并不是祖大寿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简单列一下辽东军投降后金军的情况。
李永芳,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带500人投降;投降后金后授三等总兵官。
这位仁兄有点意思,明明是一个地道的汉人,投降后却处处满洲化,最典型的就是给他的儿子起名,请看:
三儿子,李·刚阿泰,后官至宣府总兵;四儿子李·哈什库;五儿子李·巴颜,一个汉人,官至正蓝旗二把手,后封一等昭信伯;六儿子李·呼图礼;七儿子李·胡拜;八儿子李·克胜额;九儿子李·克德。
个性不?
孙得功,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游击,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后金封爵封三等梅勒章京。
石廷柱,瓜尔佳氏,汉化满族人,投降前为关宁军广宁卫守备,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后历任昂邦章京、总兵官、镶红旗汉军固山额真、镇海将军,因战功卓著,死后追封太子太傅。
金砺,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武堡都司,协助孙得功开广宁城投降;投降后金后战功卓著,官至川陕总督,加太子太保,授一等阿思哈尼哈番。
孔有德,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恭顺王,后改封定南王,顺治九年因被李定国击败,自焚而死。清廷破格予以厚葬,并追谥为武壮。
耿仲明,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参将,带3000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怀顺王,后改封靖南王。顺治六年,因其私藏逃人,多尔衮追查不休,耿仲明畏罪自缢于进军广东途中的江西吉安。
尚可喜,汉族,投降前为关宁军皮岛总兵毛文龙麾下副将,带军民万余人投降;投降后初封智顺王,后改封平南王。康熙十五年被其子尚之信逼迫而死。
祖大寿,汉族,李成梁管家祖承训之子,李家衰落后辽东最大的地主家族,吴三桂之娘舅。投降前为大明辽东军总兵,先是被围大凌河投降,再是被围锦州投降。投降后授汉军正黄旗总兵,跟随清军入关。
祖大乐,汉族,祖大寿之堂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无记载。
祖大弼,汉族,祖承训次子,祖大寿之弟,投降前为关宁军副将,松锦之战后投降;顺治时授散秩内大臣,隶属汉军镶黄旗。
祖泽远,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关宁参将,松锦之战后投降;投降后战功卓著,官至湖广四川总督,一个人管半个南方,爵位为得世职一等阿达哈哈番。
祖可法,汉族,祖大寿养子,大凌河之战中作为祖大寿的人质被扣在后金营中,祖大寿降而复叛后归降后金。皇太极对其信任有加,授汉军正黄旗副都统。后跟从睿亲王多尔衮入关,战功卓著,封为左都督,充任镇守湖广的总兵。
祖泽润,汉族,祖大寿从子,投降前为大明锦州副将;投降后战功卓著,为汉军正黄旗固山额真。
吴三凤,汉族,吴三桂长兄,投降前为辽东军参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
张存仁,汉族,投降前为辽东军副将,大凌河之战后投降;投降后因其文武兼备,备受多尔衮赏识,先后任兵部尚书、直隶三省总督,爵位为一等精奇尼哈番。
洪承畴,不介绍了;吴三桂,不介绍了。
东北黑龙江流域的索伦诸部,也是八旗军的重要组成部分。
雅克萨原住民,达斡尔族博穆博果尔叛逃,皇太极北伐,一次性抢回来近5000人;
尼布楚原住民,茂明安蒙古人,一千余户南下,加入后金;
索尼的赫舍里氏、沙尔虎达的瓜尔佳氏等等,之前都不是建州女真,都是从北边过来的。
真正的建州女真,能凑出一万壮丁,就顶天了。
袁崇焕想不想带兵进北京,其实明朝政府非常清楚:
付托不效,专恃欺隐,以市米则资盗,以谋款则斩帅,纵敌长驱,顿兵不战,援兵四集,尽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潜携喇嘛,坚请入城。
崇焕自招云:“遣散援兵,以为京城内溃,不意尚守得定。”即是言而寸斩有余矣。
司马孚吧。
一个五年平辽平到北京城下,一个是带头废了曹芳位列西晋开国八公之首的大魏纯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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