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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何为「内卷化」?生活中或者历史上有什么通俗易懂的内卷化的例子?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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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个栗子:你们几人在一家公司工作,每天大家轮流去吃饭,但是老板会批评第一个去打饭的员工。

在内卷的地方,你会看到有些人会把午饭省掉,甚至有些人把晚饭也省掉,然后就只吃早餐和夜宵。

在这些人的带领下,后来大家都开始自觉的只吃早饭和下班后的夜宵,大家纷纷改变了几千年来传承的生活习惯,这家公司完美的成为了大中国内卷下的一个典型缩影。

可能你们觉得这个故事很假,但是这个故事要不是我经历过我tm也不相信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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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个牢骚吧

法官员额制改革

所谓员额制,就是划定一个比例,将全国各级法院中在职法法官的30%,定义为员额法官,并适当提高待遇。改革的初衷是好的,学习国外的法官精英化。但是现实中产生了很多问题,现在各级法院也对员额制改革怨声载道。

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寒窗苦读获得研究生学历后,考司法考试,取得A证,报考公务员考试,选择法院的法官岗位,笔试面试过关斩将,只为员一个法官梦。这在当时就是成为一个法官的正确路径,应该说这个门槛也是不低的。

但就在法官初任培训刚刚结束,突然被告知,无法被任命为助理审判员,因为司法改革员额制要求,冻结人事关系,这一冻结就是5年。等司法改革方案尘埃落定了,规定了在一个时间点之前入职的法官有资格进入员额,这个时间点之后的就只能被认定为法官助理,而不是法官。

遗憾的是这个时间点就划在我的头顶,通过合法程序招录的年轻法官们,一夜之间成为了助理。那么助理如果想成为员额法官需要经历什么样的程序呢?首先 助理分一至五级,五级最低,平均每三年进一级,一级助理就有资格参加员d额考试了,没错,这又是一次考试,不仅是考试,还要综合民主评分、业务业绩等等诸多因素。而且,作为新招录的法官助理,要求至少在法院工作五年以上才有资格参加员额考试。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年轻法官称自己为被牺牲掉的一批人。

现实情况是,经过了两次员额法官的考试,一些资历较老,位置较高的法官们,除了自己放弃,基本已经都进入了员额,因为员额比例只有30%多,而且员额的新增名额基本上只有靠员额法官退休、辞职等情况,所以在等到年轻法官们符合入额条件时,位置已经寥寥无几,如果有些法院入额的法官相对年龄还不那么大的化,那等待的时间要更长,竞争就要更激烈。经常每年只能空出几个名额,而院里的年轻法官助理大把大把,新被忽悠来当法官结果发现只能熬年头混成助理的年轻人骑虎难下。

很多年轻人看看自己的资历,算算未来年头能退休的人数,近十年无法消化的大量员额外年轻人,一下子没有了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内卷化,但我能感觉到员额制改革对法院工作的年轻人带来的打击和恶性竞争带来的辛苦与疲惫。大量年轻法官看不到希望转做律师,而进入员额的法官因为办案量的突然增加也是感到压力倍增。

员额制改革方向不能说是错误的,但结合我国的情况忽视了两个问题:

第一:我国的法院不同于欧美国家的定位,其更多的是一种解决社会矛盾的服务性机构,法院承载着很多琐碎繁杂维护社会稳定的职能,所以案件数量非常巨大,北京朝阳区法院2019年截止到今天收案量达到14万5千多。全国法院收案都在满负荷运转,每年至少在以25%的速度递增。在这种案多人少矛盾极为突出的情况下,将办案力量的70%剥离到法官队伍之外,会让入额的法官叫苦不迭,未入额的法官消极怠工。

第二、设计初衷是希望把优秀的办案骨干优先安排入额。很多优秀杰出的办案能手都是刚入法院不久的年轻人,他们一腔热血扑在工作上干出了成绩。但现实中,进入员额的往往第一是各级的领导岗位,再者就是资历较老的法官,而很多年龄较大的法官,实际上已经多年不办案或者办案量很少。但在入额时确因为论资排辈的考核模式,占据了大量员额位置。

可以预见,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之前憧憬着做法官的年轻人,会经历漫长的等待和残酷的竞争。这种竞争所带来的,并不是工作效率的提升,而是各方矛盾的愈发突出、法院年轻人心灰意冷、真正有能力的人用脚投票、有意留下的为获取员额资格各显神通。

但是我想改革的未来应该是光明的,在牺牲掉我们这一批年轻人后,逐渐形成的良性输送机制会在未来打造成理想中金字塔型的法官晋升机制。

只是有生之年也许不一定能够见到了。

想想自己是不是也算为中国法治进程的进步贡献了一点力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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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二的时候上中国经济史,老师开了一个很长的表的阅读书目,布置的作业要求选择其中一本写一篇阅读报告,很巧,我当时选的就是黄宗智老爷子的《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想从“农业内卷化”的角度答一下这个题。

虽然中经史最终并没有得到一个特别高的分数,但在这个过程中,对于当时老在知乎上我眼前晃悠的“内卷”这个词,算是有了比较初步的认识。

内卷(involution)这个词在社会领域的出现,更早的时候,其实是被Clifford Geertz应用于研究爪哇地区的农业状况。(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Involution: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pp.80-82.)黄宗智将这个概念引入到了针对中国农村史的研究中。引入的目的是为了描述一种黄宗智所注意到的长三角地区的“过密型增长”(没有发展的增长)。

那么,这样一种没有发展的增长是什么样的呢?

故事从明清时期讲起。

“金秋玉立喜田丰,一片冰心自暖融。莫道花开如雪海,人间有我免寒穷。”

棉花、桑蚕在中国的大规模推广,作为经济作物,使得商业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发展。那么,当商业化这一新生事物出现的时候,中国的生产方式又是怎么样受到冲击和改变的呢?

首先是家庭层面,在第一章《商业化与家庭生产》中,黄先生提出,随着棉花、桑树的种植,以及纺织业的发展,单位土地所需要的劳动力变得更加密集,而原有的男耕女织的家庭模式却并没有随之瓦解。相反,这反而还使得农业生产家庭化的内涵进一步地丰富了,而这样的生产方式调整自身的途径是:人口的增长,或者说剩余劳动力的投入。儿童、妇女、老人投入到了生产中,弥补了完成生产所需要的劳动力。

然后是经营农业。从历史数据上看,长三角地区的经营农业在经历了早期的繁荣之后,在18世纪走向了衰落,到20世纪时完全消失。这样的事实与一直以来“商业化促进经营农业的发展”的观点不符,也与同样是中国领土的华北地区的经验不一致。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地区,劳动力市场上出于种种原因,雇用机会出现了某种程度上的相对过剩,进而导致了雇佣工资的普遍上升,而地主因此也更倾向于租佣制。与之相伴而来的是普遍上升的地租。

由于壮年劳动力的相对稀缺,高地租和高工资水平,那时的长三角纺织商人估计很想讲一句“我太难了”。然而没关系,更难的还在后面:升级版的家庭农业的竞争。由于不依赖青壮年劳动力,而是依靠剩余劳动力,家庭农场往往不用支付这样的“高工资”,因此能够获得支付地租的能力。渐渐地,经营式的农场死在了与自然经济的竞争中。在第三章中,黄宗智指出,这样的增长在事实上增加了农业的产量,并提高了家庭收入。

那么,为什么要给这样的增长加上一个“内卷”这样不好听的名词呢?

因为不同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故事,这样的商业化并没有带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相反,还造成了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这一点黄宗智通过计算分析各个产业利润和劳动力投入证明)以前我干一个月的收入能够让全家人吃两餐肉,而现在反而却只能吃一餐了。

我们站在一个当代企业的角度思考问题,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当劳动力的边际报酬小于平均工资时,往往应该停止生产。但这样的逻辑并不适用于自然经济中的中国家庭。原因很简单:他们要生存。在商业高度发达的长三角,耕地已经严重不足,如何解决生存问题?那就全家其上阵,于是妇女、儿童和老人成为了集约化所需的劳动力来源。虽然说,作为一家之主的“我”劳动收入降低了,但是由于全家齐上阵,现在,我们家一个月能吃三餐肉了。这样的事情同样发生在家庭手工业中,作为补充的家庭手工业与农业一起,延续着一个个小农家庭的生命。从商品经济的角度,这样的商业完全没有资本主义意义上的“积累”,而只有流通的作用,粮食、棉花作为生活资料,由分散的零售商进行小额交易,它本质上并不是资本主义的。

接下来,在下一章,黄宗智进一步提出,作为家庭生产的小农,他们从事商业的目的非常单纯:交换生活资料、活下去。这样的动机并非是积累、并非是城乡双向贸易,而仅仅是糊口罢了。这样的市场与资本主义的市场存在有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的内卷一直延续到了民国乃至于建国以后(黄先生认为最起码在直接意义上,集体化并未改变过密型增长的本质)。农业现代化进一步地提升了总产量,但如同农业商业化一样,这同样也更大地提升了农业劳动力的需求,农业劳动生产率依然处在不变乃至于下降的水平,在这个过程中,农业生产的驱动力依然是农民的生存问题,而不是积累。

那么,这样的“内卷”或者说没有发展的增长到了什么时候才得以扭转呢?

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工业化的发展。黄先生认为,中国农村的进步最主要并不是来源于我们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而是来源于农村过密的劳动力找到了新的出路,从数据上看,大量的劳动力从第一产业进入到二三产业,而劳动生产率却大幅上升,农民的收入大量增长,松江县1978-1987年乡镇企业产值以年均29.8%的速度增长,中国的农村实现了“反内卷化”的增长,第一次出现了摆脱贫困的希望。

农业的问题不仅仅是农业的问题,农业的内卷也不是仅仅依靠农业内部就能解决的,社会是一个联系的整体。

讲了这么多,举个简单的例子说明一下:

一个村子里有包括我在内5个种苹果的,都是黄老爷的地,人多地少,每个人都只能赚一点。

我家原本是种粮食的,后来,苹果的兴起,以及地租的上升,家里就供得起这么点地,种粮食不行了,只有种苹果才能维持得了生活。

然而,以前种地的时候,我只用干一个月,种的粮食拿去卖,就能换来老婆的包、爸妈的表、儿子的手办。可现在,如果只有我一个人干,那么种的苹果换来的钱只够儿子买祖国版了。

那咋办啊。

跟儿子摊牌吧。

儿子说:“士可杀,不可辱。拒绝祖国版。大不了,爸,我跟你一起干。”

然而儿子力气小,多年的死宅生活让他没太大用,但我俩加在一起干的话,虽然挣的钱肯定没我自己干的时候的两倍,算起来,我俩的平均劳动报酬还不如我自己干,但好歹是能活下去了,算起来好像家里收入还提高了,儿子的一堆景品里,多了几个土豪版的加藤惠和学姐。

这样的故事同样发生在剩下的5个家庭。原本的5个农业劳动力变成了10个,每一个劳动力事实上的劳动报酬下降了,依靠着劳动力总量的提高,使得相比种粮食时总收入得到了提高,而提高的比例却低于2倍。

后来,我的儿子有了3个孩子,我们5户人家都变得人丁兴旺,然而,土地却并未有一丝一毫的增长,农业技术也没有得到改善。由于边际报酬递减的规律,苹果产量增加得很少了,而人丁兴旺的5家人的后人翻开我的日记,发现过得还没我在的时候好。

但人多地少已经是事实了,想让自己的家人吃饱,唯一的办法就是老少齐上阵,大家一起干,直到劳动的边际报酬真正的降为0为止,因为哪怕这样,家里人也是饿肚子的。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新技术的诞生,我们都会使用的,使用之后,产量更大了,但活计也更多了,需要的劳动力也更多了。

终于有一天,村里来了一队白盔白甲,头上顶着一颗五角星的队伍,赶跑了黄老爷。他们在村里成立了很多生产组织。经历了一番波折之后,这些生产组织变成了乡镇企业,5户大家族中的大量劳动力开始进入到这些企业里了。在乡镇企业里赚工资,赚的比守在地里多得多,甚至光靠一个人这么干,收入就比以前高。

这个时候,我发现,我的后代干一个月挣的钱,相比之前,要高多了,我们终于摆脱了内卷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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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选拔类考试,最终的分数线取决于录取人数与报考人数的比例关系。大家都努力用功和大家都不用功的效果差不多。所谓内卷就是当录取人数相比报考人数太少,大部分人的努力都将没有结果。选拔类考试包括且不限于中考、高考、研究生入学考试、公务员考试等。

当社会认为“出路”只有一条,比如科举。那整个社会就都陷入内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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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大省的考生必须有话说。

我上高中的时候,竞争已经相当激烈,我们高中虽然也是三年,但实际上是用两年的时间学完三年的内容。

也就是说,我在高二结束的时候,已经学完了高中三年的内容,高三一年都是复习、模考。

整个高中三年都是相当紧绷,前两年要学1.5倍的课程量,最折磨人的就是高三,月考、摸底考、模拟考、冲刺考等等,全部按照高考形式进行,高三下半年几乎每周都有一次完整的“高考”。

有一周我请假未去,一周后回来,试卷塞满了桌肚。

高三一年,每天老师都会给学生“动员”,看到衡中的喊口号、动员会了么,我们也有,打鸡血,统一思想,高考为唯一追求、唯一价值、唯一目的,考好了应有尽有,进大学如同“上天堂”,考差了一无所有,无颜面对家人、面对老师、面对自己等等。

我们正常作息大概是早上七点多开始,晚上九点下晚自习教室熄灯,十点多睡觉,每天如此,

我读高三的时候,某个老师对他们班某位同学在大会上特别表扬,因为他在下了晚自习教室熄灯后,拿了蜡烛悄悄学习到凌晨,精神可嘉。提出“不应该压抑上进同学的热情”,教室应该对高三同学开放,熄灯后不锁门,允许高三学生继续学习,校长也表示赞同并鼓励。于是高三教室九点钟熄灯后,依然蜡烛齐明,大量学生学到凌晨甚至近乎通宵。

我在高三是早上五点钟起床,晚上十一点从教室离开,现在想来还心有余悸。

封闭的校园,高压的管理,唯一且极端的思想导向,配上低劣的伙食,高三大部分学生睡眠不够、精神过于紧张、身体营养不足,高考前夕不断出现有退学现象,身体崩溃、精神崩溃,每年都有跳楼的,精神分裂的,还有高考前一天自残逃考,高考第一天觉得考得不好第二天就逃跑了的。

那时候我们早上跑步,有个高三学生疯掉了,敲着碗对着我们又哭又笑,裤子都掉了下来,敲了两天,就不见了,说被家长领走了,我后来还打听过他怎么样了,也无人知道。

然而,即使我们县重点高中,每班也只有15%的人能到重点线,最后不滑档能录取入学的只有几人。

班里都在争这几个名额,相互角力,唯恐别人超过自己。


然而,后面的剧情更让人唏嘘。

当年班上九十多个人,当年被录取到重点大学的不到十个人,其他人或去了二本、大专,或者去复读。

当时班上几位倒数的同学,家里走点关系进行了高考移民,户口转到了边远地区,却轻松地进了重点大学,来了一个大反转。

我当时想,他们这种取巧行为,即使进了重点大学,也会被淘汰下来的。

不过四年下来,他们也顺利读下来,到社会中甚至混的更好。

这让我很转不过来弯,时隔多年,重新看这件事情,却又有不同。

高考究竟是什么?高考是本意是选拔人才的制度,通过高考考核是否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送入相应大学深造,完成学业后进入工作岗位成为人才。

他们(高考移民的同学)完全符合大学生的标准,虽然异地,但也是通过高考考入大学,大学四年顺利毕业,参加工作后能胜任工作,这过程完全可以证实他们也是可以。

相对而言,我们才是非正常的,我们的训练、知识、应试技巧都是超标的。我们都是养在坛子里的蛊,但他们逃出去坛子了,我们依然在坛子里。他们可以,那么我们基本上全部都可以通过这一选拔。最大的限制是名额,就如同限制蛊的坛子,名额太少,就成了一场大逃杀,我们相互践踏。对于我们,这不是选拔,而是强行筛掉大部分人。

后来我更知道,一些学校和学生可以拿到免试、保送名额,整个高中都很轻松。

只有我们这些,生在坛子里且逃不出坛子,没有捷径,没有路子和背景的,才是真正的蛊群,通过这种残酷竞赛的方式血斗,决出胜负。


虽然早已大学毕业多年,我跟我的一个高中同学有次闲扯说,你知道么,我有天做了一次噩梦,我梦到又回到了高三教室,班主任就在身后,然后惊醒了。

他听了之后表情很怪异,他说他也做过这样的噩梦。

我想应该不止我们俩人。

高中同学聚会,只举行了一次就再也没有进行,可能大家也不愿意再见到坛子和当初厮杀的蛊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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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

去年我见到一个后辈亲戚,也在县重点高中读书,我顺口问了一下母校的近况。

现在母校居然不那么魔鬼了,原因也是很搞笑,因为市一高开启了全市选拔,把好苗子和好老师全部拢到了市一高,县高已经开始没落,莫说清华北大这种战果,连好一点的重点大学都越来越少了,市一高成了真正的大坛子。

既然仅有的好名额也慢慢没有了,所以也不那么带劲了,学生的精神状态反而放松了。

看着他轻松的笑容,一时间,我竟然想不出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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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二哈告诉你

https://www.zhihu.com/video/1191510852132585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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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园需要招3名员工来摘橘子。

要求身高170以上,四肢健全。

结果一下来了100名符合条件的应聘者。园主本想随机挑3个人就得了,结果落选者们怎么也赶不走,挤在果园门口抗议,要求园主给个说法,自己完全符合应聘条件,凭什么招别人不招我。

园主无奈,修改应聘条件,重新招聘。

新条件为: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

结果一看,符合条件的还有50个人。

再改条件: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

符合条件的剩30人。

继续改: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学历本科以上。

剩余20人

继续改:身高180以上,四肢健全,有果园工作经验,学历一本以上,生化环材专业,会一门以上编程语言,会一项才艺(钢琴、书法、绘画、唱歌等),知乎关注500+。

剩下5人,打擂台,前3名被录用。结果被录用者因为受伤严重住院,花费了不少医药费。


“内卷化”就是这么魔幻而现实。。追加的条件对于采摘橘子的效率提升收效甚微,甚至毫无益处。在这样的饱和式竞争下,生产力和“大蛋糕”不增反降,进一步加剧竞争,陷入恶性循环。


鉴于评论区有同学提出是人口过多过密、人均资源不足而引起的内卷。这里澄清一下,举这个例子主要是为了指出内卷化的一种表现,而不是探讨内卷化的成因。例子中虽然给定了100人竞争3个工作岗位的前提,但并不是说过度激烈的竞争就必然导致内卷。相较而言,价值观单一、资源分配不合理以及信息不对称或许是内卷化的更为直接的原因。欢迎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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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6啊。

但凡有点行业常识的人都知道,在计算机之类的行业,长期的996肯定是降低生产效率(注意我说的是生产效率不是生产力)的,但是,从最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角度,直接996既可以通过延长时间乘以降低的生产效率来获得更高生产力,还可以通过这种宗教式样的奋斗逼洗脑维持稳定,人呐,在投入很多的情况下真的会觉得自己离不开的。

如果从业者都能够认清这个形势,不接受996,这个行业会干净很多,但是,高薪吸引了大批人力涌入这个行业,换句话说,996成了标配,你不干也有肯定有别人干;从用人单位角度,除非你没有经济压力或者已经拥有一批生产效率超高的员工,如果你不996,那么你的生产力不如其他实行996的公司,你就更容易失败,这就逼得所有用人单位都要996。

最后,整个行业都停滞在靠延长劳动时间提高生产力的水平上,难以进一步发展到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来提高生产力的程度。

这就是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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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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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化就是对外扩张无望的对内剥削,内部竞争激烈上升空间狭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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