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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著名的遗憾」? 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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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发生牟田口VS汤恩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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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两个西学东渐史上的“遗憾”——两部命途多舛的译著。

第一部是阿格里柯拉的《论矿冶》(De re metallica)。这部著作诞生于1550年,是当时矿冶领域的集大成之作。1621年,耶稣会士金尼阁等人携带七千部西书抵达中国,其中就有这部《论矿冶》。1638年,在李天经的主持下,汤若望、杨之华、黄宏宪等人开始着手翻译此书。1640年翻译完成,定名为《坤舆格致》。经过崇祯皇帝的批准,此书于1643年底刊行,下发各省督抚。然而此时距离李自成打进北京、崇祯皇帝自缢于煤山,只有不到半年。在这混乱的局势中,《坤舆格致》一书就此散佚。

第二部是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牛顿的生平和学说在18世纪就已有人介绍到中国,但他的代表作一直未被系统地译成中文。1860年前后开始,李善兰与伟烈亚力、傅兰雅合作翻译《原理》第一编共14章。1882年李善兰去世前,将译稿交由华蘅芳校订。华蘅芳对译稿修订删改长达15年,于1897年冬交给梁启超,希望由上海大同书局校印。然而此时距离戊戌政变也不过半年多的时间。根据梁启超后来的回忆:“(奈端数理)未印而戊戌难作,行箧书物悉散佚……七年来耿耿负疚,不能其怀。”

《论矿冶》和《原理》分别是技术史和科学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将它们译成中文对于当时的中国知识界无疑有着重大的意义。然而它们在错误的时间来到了中国,虽然经过有识之士的努力得以译成,却没能让更多的同时代的中国人读到它们。一部书的命运,不仅仅取决于个人的奋斗,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这也是最让人感到遗憾和无奈的地方。

不过,历史学家存在的价值,就是让我们记住这些历史的遗憾。1995年,我所的韩琦老师在英国伦敦大学发现了《原理》的译稿共63页。2015年,凤凰出版社的韩凤冉老师在南京图书馆发现《坤舆格致》的清代校本。这些发现虽然尚不足以重建这两部译著的流传史,但让这些工作重见天日,也算是对致力于西学译介的前辈的告慰。


参考文献

潘吉星. 阿格里柯拉的《矿冶全书》及其在明代中国的流传[J]. 自然科学史研究, 1983, 2(1):32-44.

韩凤冉. 南图藏严杰校本汤若望《坤舆格致》初考[J]. 中国典籍与文化, 2015(4):58-64.

戴念祖. 梁启超丢失《奈端数理》译稿[J]. 中国科技史料, 1998, 19(2):86-86.

韩琦. 《数理格致》的发现——兼论18世纪牛顿相关著作在中国的传播[J]. 中国科技史料, 1998(2):7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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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派的命名大有讲究。

大多数情况下,学派是以学术重点为名。比如古典主义,内容是古意盎然,再比如货币主义,那自然是侧重于货币理论。

也有少数情况,会因为某地人杰地灵,天才们聚在一起,相互启发,形成共识。这就可以用地名来命名,比如奥地利学派,芝加哥学派。假使你是学派领袖,教科书上往往还会多提一句你的名字,比如“新古典主义代表人物哈耶克”,“货币学派的鼻祖弗里德曼”等等。

混到了这个地步,就算是迈入了大宗师的境界,足以被称为“先贤”,光耀经济学史册。

但是在数百年经济学史上,还有一个罕见的特例。

学派以学者本人命名,其体系自成一家,并且一度在几十年里一统江湖,成为学界颠扑不破的真理和正信,至今仍然是主流学说。

这就是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的故事我迟迟无法动笔。因为即便脱下了粉丝滤镜,完全客观的描述他的生平成就,也极容易写成无脑爽文,没什么味道。

直到我看到了凯恩斯临终前的一些手稿,才发现这位大师的身上,背负着一个至死未能实现的遗憾。

凯恩斯的学说有多强的统治力呢?

举个例子,我在为本文搜集资料时,看到这样一个新闻标题,哑然失笑。

华尔街日报:“一个非凯恩斯主义的诺贝尔奖。”

也就是说,诺贝尔奖没给凯恩斯的信徒,这事儿值得上新闻。

凯恩斯本人去世时诺奖还没开始办,但是他的门人弟子,乃至他的助理们,都是诺奖常客。其他大师没获得诺奖,大家会为他感到遗憾,而凯恩斯没获奖,一般被认为是诺贝尔奖的遗憾。

凯恩斯的人生非常润滑。

他家境优渥,父亲是剑桥大学教授,母亲是剑桥市长。他读最好的高中伊顿公学,最好的大学剑桥大学,毕业后进入国家部委,年纪轻轻就被委以重任。三十多岁就以财政部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

在一般人看来,凯恩斯的仕途光明,此时正是扬名立万,一展雄图的好机会。

但是凯恩斯不这样想。他同情于战败国将要面对的无尽压榨,在会议上为失败者反复斡旋。

最终,由于没能阻止《凡尔赛条约》的签订,凯恩斯愤而挂印,辞去公职,回到剑桥做学术,并出版了《和平的经济后果》。此书预言对战败国的过度索取,将最终为人类带来灾难。这本书一经发售就立刻畅销全球,成为了战后问题的权威著作,得者无不认同。

接下去的十几年,凯恩斯一边完善自己的理论,一边当着保险公司总裁,还经营剧院,娶了一位俄国芭蕾舞明星当老婆。

当官就是中央大员,搞研究就开宗立派,写书就轰动学界,业余时间当当CEO,谈笑有鸿儒,迎娶女明星。

这期间,还有一场被后人津津乐道的著名论战。

凯恩斯支持政府投资拉动增长,哈耶克推崇市场经济,放任自由。

这场论战被后世称为“历史上最著名的经济学论战“,”影响了千万人命运的决斗”。

决斗个鬼。在我看来,论战云云,是后人为了制造传奇而穿凿附会。

这场所谓的论战,起因是哈耶克在学术期刊上发起攻击,凯恩斯写信回复,两人从1931年到32年,你来我往的各写了五封信。

总体来说,哈耶克是蓄谋已久的全力一搏,而凯恩斯始终没弄明白对方想说什么。

他在给哈耶克的最后一封信里说:

我仍然有一种感觉,我几乎搞不清楚你的假设是什么,更不明白去掉这些假设,你的理论到底会产生怎样的影响,我已经忘了我们是从哪里开始的了...。

后世高估了凯恩斯的重视程度。凯在信里直言不讳的对哈耶克说“我没有认真的在研究你发表在《经济学》上的文章”。到了后来,凯恩斯基本不再跟哈耶克讨论经济学,只在信件中聊聊字画古董之类的轶事。

给我的感觉,这场令后人激动不已的大辩论,根本就没被凯恩斯当回事。

原因很简单,这俩人不是一个维度的对手。

从1930到1940年代,哈耶克不过是个年轻学者,刚刚进入英国学术圈,勉强称得上是后起之秀。加上他的母语是德语,英语口音极重,英文信件写的也不流畅,很难沟通。

而此时五十岁的凯恩斯,已经是学界巨擘,经济学界的领袖,他的手稿文辞隽永,词深意美,俨然一派宗师气象。

凯恩斯交往的都是什么人?

在英国,他的朋友是大文豪,哲学家,首相,国王。去美国,受到总统亲自接见,并以一己之力把哈佛大学经济学系变成了自己的粉丝后援团。

如此地位,他怎么会花大量的精力去批驳一个后辈的意见?他甚至没有认真读懂哈耶克的理论,因此也就不存在什么惊天大辩论。

在某种程度上,他只是出于教养,礼貌的回复后辈的批评。

反过来,哈耶克对凯恩斯则是抱着崇敬的心态。

一战结束时,当凯恩斯已是英国的肱股之臣,哈耶克还只是奥地利的一名大头兵。战败后,哈耶克回到家乡。战后的奥地利经济崩溃,王室垮台,连带哈耶克家族里的贵族姓氏“冯”都被免掉。

那时,凯恩斯路见不平,挺身而出,拼着自己的前程不要,去为战败国的利益奔走呼吁。这怎么能不让哈耶克为之倾倒?哈耶克一生在多个场合称赞凯恩斯为“英雄”,我相信他是发自真心的。

所以,哈耶克对凯恩斯的攻击,更像是一种后辈为了获得认可,故意口出狂言的刻意。

后世史家认为,哈耶克在1931年到伦敦政经任教之前,是想通过抨击凯恩斯来引起学界注意,为自己的未来铺路。

这让我的心情很复杂。一方面,哈耶克是伦敦政经的前辈教授,作为学生,我十分敬仰。另一方面,他攻击凯恩斯,卖直取名的行为有些不够磊落。

哈耶克的私德也确实一言难尽。他结婚25年后有所成就,抛妻弃子,和自己远在奥地利的表妹结婚,此举让他身边的朋友纷纷割席断交。于是他不得不离开英国,到芝加哥任教以逃避指责。后来,又因为开销太大,手头拮据,他又搬回奥地利一个社区大学任教,还患上了抑郁症,直到年近古稀,自由主义重新兴起,他才名声鹊起,获得诺贝尔奖。

因此在我看来,这一场被后人念叨了几十年的论战,对凯恩斯而言,就只是个不长眼的职场新人出出风头,并有没放在心上。

到了二战开始,凯恩斯重新出山,以英国皇家经济学会会长和科学院院士的身份参与制订国策。

由于功勋卓著,1942年他又被英国国王授予勋爵爵位,最终在1946年因病去世。

他在生前得到了一个学者能得到的所有荣耀,去世后,他的理论更被后人奉为圭垚,极尽哀荣。

他会有什么遗憾呢?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一生最大的遗憾,是“酒量有限,因而喝的香槟不够多”。

可在我看来,并非如此。

相比凯恩斯主义的名满天下,另有一项“凯恩斯计划”就不为人知。

话说二战期间,诺曼底登陆后不到一个月,这厢德国还在玩命抵抗,那边英美已经用看死人的眼光看了一眼德军,大张旗鼓的开始商量起战后的新秩序了。(德军:我觉得我还可以抢救一下)

会议在美国的布雷顿森林里举行,凯恩斯作为当世经济界第一人,带着英国代表团前往参加。

当时的英国,虽然百战余生,但是战争消耗的物资和军械太多,欠了美国一屁股外债。因此已经失去了美国争夺战后主导权的资格,但是凯恩斯仍然存着奋力一搏的心。

于是,他在会议上提出了“凯恩斯计划”,号召成立一个国际金融中介,把各国货币按比例兑到一起,形成世界货币,作为国际贸易的“锚”。

实际上,这是想以世界货币为名,削弱美元的影响力,团结当时的英联邦国家,争取与美国分享国际金融主导权。

他的方案设计精巧,布局深远,是英国当时的最优结果。

然而,一力降十会。美国人简单粗暴的扔出了自己的方案:根本不需要什么世界货币,美元就是世界货币,所有货币都与美元挂钩,美元与黄金挂钩。

纵使凯恩斯的理论根基深厚,在债主面前,也还是难以施展。辩论激烈时,美方一句“还钱”,他就只能偃旗息鼓,另找话题。

凯恩斯如何不知道这是在与虎谋皮?报君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时局没有留给他任何谈判的筹码,他唯一能倚仗的只剩下自己对经济未来的精确判断。

然而最终,美国强硬的通过了美元金本位的方案,此方案又名“怀特计划”,彻底替代了“凯恩斯计划”,这也就是后世著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多说一句,美方的代表怀特,被怀疑是个苏联间谍,战后庭审过堂期间去世。

后来国际形势的发展,又一次证明了凯恩斯判断的正确。美元本位的单一体系,不到二十年就宣告崩溃。即使强如美国,也不可能有足够的黄金来应付所有外贸开支。

今天最重要的国际金融机构,也都是由凯恩斯一手创立。一个是世界银行,凯恩斯本人是世行第一任总裁,另一个是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它设立了由美元、欧元、日元、英镑和人民币构成的SDR篮子货币,也就是当年“凯恩斯计划”中的世界货币。

如同一战之后一样,凯恩斯对二战后的预言纷纷应验。但是他最想达成的目标失败了,英国无可避免的走向衰落,交出了主导国际金融的权杖。

历史的车轮浩浩荡荡,试图逆天而行的凯恩斯终于耗尽了精力,一年后病逝于英国家乡的老宅里。

他膝下无子,深受皇恩,学究天人却对国家的衰落无能为力。在他临终时,英国往昔的辉煌也一并落幕。在最后的日子里,他依旧照常接待朋友,经营剧院,但是,我想,在某个夕阳里,日不落帝国的余晖洒在他的脸上时,是否映出了落寞?

几年前,我在剑桥大学游访时,一个当地的朋友听说我很喜欢凯恩斯,就指着国王学院的教堂,给我讲了一个故事。

1942年,德军飞机轰炸英国,人们发现如果趁着燃烧弹没爆炸,赶紧将炸弹推下屋顶,就能保住古建筑。

当时60岁的凯恩斯和41岁的哈耶克,曾经一同手持铁铲为剑桥的古楼守夜。在屋顶的夜风中,两个学术理论完全相左的经济大师跺着脚互相鼓励,以原始到有些可笑的方式保卫着自己的国家。

我想,至少在那一晚,凯恩斯勋爵是没有什么遗憾的。

(罗斯福和凯恩斯的故事,我曾另文专述,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温义飞的生活经济学,即可阅读。下图是剑桥国王学院,凯恩斯住了大半辈子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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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渣滓洞、白公馆革命者的失败营救行动,是历史上一次重大遗憾。

这三百多名熬过长期残酷生活的光辉者,却倒在新中国成立后、重庆解放的前夜,在11.27屠杀之夜殉难倒下。距离解放军11.29解放军进重庆仅仅两天。


历史上对被捕同志的营救一直是重点工作之一,许多曾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的同志被营救成功,就减少了一大损失。毕竟最重要的,永远是人。

而为什么重庆的营救失败了,导致最终酿成了党史上一大损失,至今仍有影响?

现在我们把营救行动的时间线梳理一下。

…………………………

1949年8月,距离大屠杀3个月

蒋介石令毛人凤飞抵重庆,亲自部署屠杀工作,名曰“清理积案”。

渣滓洞特务头子徐远举日后被捕时交代,毛人凤部署时说,“过去因杀人太少,以致造成整个失败的局面。”

毛人凤对徐远举说:“蒋介石只是要将杨虎城杀掉。你们可将过去所逮捕的所有人,择其重要者先杀掉一批。

可以看出,在蒋介石“杀人太少”的指导方针下,军统毛人凤进一步将范围扩大了。

…………………………

1949年9月6日,距离大屠杀两个半月

杨虎城将军及幼子杨拯中、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徐林侠夫妇及幼子宋振中,被秘密杀害在歌乐山的戴公祠。

为防止枪声引起狱中革命者的警觉,杨虎城刚进门即被捂住嘴巴用匕首刺死,尸体用硝水毁灭。

这位号召全民族抗战,而后被关押了12年之久的爱国将军,他号召起来的抗战没有自己参加,抗战胜利的欢庆他也没有享受到。

同时还有年仅8岁的宋振中——小萝卜头,同样被匕首刺死。

…………………………

1949年10月,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半月

狱中的革命者们感觉到了危机。

关在白公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周从化认为:“……如果有人带信出去,并且领路和说明情况,就可以有相当武装力量突袭中美合作所,解放白公馆和渣滓洞,保全几百个干部……

渣滓洞和白公馆是国民党军统绝密地点,他们被关在这里,外界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个监狱存在,更不用说组织营救、有人带路了。

狱中的领导者陈然、刘国鋕(毕业于西南联大经济系的高材生)等人研究决定,让罗广斌去“自首”,争取能被释放出去,赶紧告诉党组织,派人攻打监狱营救。

罗广斌起初并不愿意,坚持了这么久,为什么要先投降呢?谁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当叛徒?

最终,大家说服了他:“我们不仅要能为革命贡献生命,而且还要要求忍辱负重。”其他人为罗广斌“投敌”的情况作了证明。

…………………………

1949年10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一个月

陈然、王朴、雷震等10人被公开枪杀于大坪刑场。

风华正茂,时年26岁的陈然,写下《我的自白书》

任脚下响着沉重的铁镣,
任你把皮鞭举得高高,
我不需要什么自白,
哪怕胸口对着带血的刺刀!
人,不能低下高贵的头,
只有怕死鬼才乞求“自由”;
毒刑拷打算得了什么?
死亡也无法叫我开口!
对着死亡我放声大笑,
魔鬼的宫殿在笑声中动摇;
这就是我——一个共产党员的自白,
高唱凯歌埋葬蒋家王朝。

陈然最惊天动地的,就是出了“白宫版”的《挺进报》。即在从看守口中听说我军胜利进军的消息后,在一张香烟纸上写上几句话,

然后标题:《挺进报》第一期,白公馆出版!

白公馆挺进报就用香烟纸在牢房里流传了好几期,通过黄显声将军偶尔得到的报纸消息,用香烟纸做的挺进报,在监狱传播新中国逐步胜利的消息。

大家看着一两句话组成的“报纸”,越发的坚信胜利的到来。

这就是革命者的胆识和意志,哪怕被你关着,宣传工作也要做到你眼皮子底下。

(白宫版挺进报没能保存下来)

枪决之时宣读名单:“陈然……《挺进报》负责人……” “成善谋……《挺进报》电讯负责人……”

陈然与成善谋的目光迅速碰到了一起,这两位同是《挺进报》的主要成员,因为一直以来的地下工作,多年从未谋面,竟然在刑场上才真正知道各自的真实身份,是谁也没有想到的奇巧之事。

于是,他俩戴着铁镣直奔对方,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个熟悉的陌生人享受了一分钟的初识之后,共同赴死。

正如渣滓洞照片墙上那句话:

“今朝我辈成仁去,顷刻黄泉又结盟!”

…………………………

1949年11月10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7天

时间越来越紧迫。

有人听到了国民党特务的谈话“外面那3个大坑挖得差不多了。

大家心里都明白,这3个大坑是做什么用的。

终于,大家将罗广斌出狱后的联系方法、突袭营救方案和时间都确定下来,已经到了10日。即便出得去,也没时间找人营救了。

这个方法失败了。

…………………………

1949年11月1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不到两周

又有一批革命者被杀害了。这一次是31人,被枪杀于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内的电台岚垭。其中就有江竹筠。

这位丈夫牺牲、儿子失散的江姐,留下给孩子的一封信后,年仅29岁被杀害。

…………………………

1949年11月19日,距离大屠杀还有8天

这时,狱中革命者们最关键也是最后一次求救信发出了。

“闻所内传说即将结束,除17人决定释放外,其余还有第三、第四批或将处决,每个人都笼罩着死亡的阴影。蓝先生归来又带给我们一线生的希望。妹,这就全靠你与朋友营救我们的努力了。第三批传命令已下,可能周内办理!!!

信是复旦大学新闻系毕业的高材生、地下党重庆妇委书记胡其芬写的,白公馆、渣滓洞两座监狱内的三百多条坚强的生命,全寄托在这封信上。

…………………………

1949年11月21日,距离大屠杀还有7天

化名“蓝先生”的看守黄茂才,偷偷带给地下党员况淑华。况淑华马上转给地下党沙磁区工作组负责人刘康。刘康才得知大家被关在渣滓洞和白公馆。

22岁的刘康终究是太年轻。他急得辗转反侧,立即将此信复写三份,一份转交给川东地下党负责人,要求尽快派人商量营救方案。同时立刻筹集经费组织营救。

一方面加强上层统战,争取拖延屠杀时间;另一方面是武装劫狱。

地下党找到准备起义的国民党军师长,要求攻打监狱,被拒。理由是:“守备监狱的是内政部警察第二旅的人,武器装备太强”。

…………………………

1949年11月22日,距离大屠杀还有5天

第二野战军突破白马山防线,直逼重庆。

国民党特务抓紧部署屠杀。

…………………………

1949年11月23日,距离大屠杀还有4天

原川东和重庆地下党派人前来与刘康商量对策:

由原川东地下党和重庆的同志加强上层统战策反工作,刘康负责武装营救。

营救方案最终得以确定下来。

…………………………

1949年11月24日,距离大屠杀还有3天

解放军总攻重庆,重庆解放就在几天之内。

特务办公室换了大灯泡,昼夜加班,焚烧文件材料。革命者们很高兴,估计敌人要撤退了。

…………………………

1949年11月25日,距离大屠杀还有2天

营救最关键的部分,是有人带路进山。两座监狱在歌乐山里藏的很深,曲折崎岖,多年来一直被军统封锁着。唯有找人带路,才有可能进山找到渣滓洞究竟在哪里。

国民党二十四兵工厂厂长熟悉地形,是带路人首选。刘康在11月25日亲自去找厂长,路上碰上了,但当时不方便说话。只有决定27日晚再去造访。

刘康与最后的希望擦肩而过了。

…………………………

1949年11月26日,距离大屠杀还有1天

终于,参加武装营救的人员基本组织好了。

人员主力是弹子石的中央警察学校学生中的共青团员,驻守白市驿守机场的国民党连长王正修(共产党员)和江北十区区长陈秉国(已决定起义),借枪出来,分发武器;

周凯(共产党员)本是川南军阀牟瀛洲手下的一个连长,行伍出身,愿意指挥。

…………………………

1949年11月27日,大屠杀当天下午

刘康和杨子明(川康特委重庆城区特支宣传委员和青年委员)等开会研究各方面情况,还有一些事情未落实好,营救方案不能马上实施。

与此同时,屠杀者已经陆陆续续赶到杨家山。

下午3时,徐远举下达屠杀密令,各人进行准备;

5时,举行会餐,人人宣誓“绝对保守秘密”。徐远举向刽子手们承诺:事成之后论功行赏,发给金条和经费,预备潜伏。

6时许,刽子手们兵分两路:一路赶往白公馆,一路赶往渣滓洞。

之前的3个大尸坑已经挖好。

…………………………

1949年11月27日夜,大屠杀开始了

后半夜刘康起来上厕所,看见歌乐山红了半边天,当即痛苦的直跺脚。

歌乐山里,火光下枪声和口号声已经响成一片。

当晚前半夜下起雨,渣滓洞里的人们扭了会秧歌刚睡下,没多久特务就开始提人,连着提了两批人,大家睡意全无。

深夜一两点,特务们突然走进一间间牢房:“起来,起来,办移交了,各人把衣物都带上。”所有人都被集中在楼下的8间牢房内。

有人警惕地问了句:“把我们移交给谁?”“移交给警备司令部。”情况有些奇怪,但难友们只有等待。

此时门外,国民党特务已经手持冲锋枪对准门口。

一声幸存者永远难以忘记的哨响,冲锋枪开始扫射。

写出求救信的胡其芬第一个喊出口号:“打倒国民党反动派!”随即骂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的胡作霖扑向牢门,用身体挡住敌人的机枪眼。

出生于书香门第的何雪松高喊:你们这些强盗也活不了多久了!

陈作仪被敌人打中了脚,他直接站起来吼了一句:“不要打脚,我起来你们打头好了!”

这是何等的勇气和信仰,才会在临死时喊出来你们打我头!

被杀的还有爱国将领,率领沈阳公安局打响九一八沈阳抵抗第一枪、东北义勇军的最早组织者黄显声将军。

更多的人冲向了“逃生墙”。

渣滓洞逃生墙。歌乐山连续降雨曾将这面墙冲垮,看守们命令革命者去修补。革命者们在修补时用自己衣服里的烂棉花和在泥土里,使其牢固性降低。屠杀之夜大家冒着弹雨一起将这面墙推倒,只有极少数人在机枪扫射下逃出

幸存者们攀着墙上缺口往外爬,墙哗啦啦地塌,缺口越来越大。尚未完全撤走的特务发现了火光中人影晃动,高喊“跑了,跑了!”立即扫射,又倒下了一批人。

白公馆生还的19人,再加上渣滓洞脱险的15人,以及身中三枪未死、从尸坑中爬了出来的谭谟,大屠杀中就只有这35人活了下来。


川西特委委员车耀先的二女儿车毅英回忆:

“白公馆里人去楼空,渣滓洞的余烬还在冒烟。渣滓洞楼下的8间牢房里堆满了烧焦的尸体,没有头,没有足,只有一块块焦黑的躯体。围墙的缺口处、房前屋后、厕所内,另有20多具尸体躺在那里。松林坡上三个大坑,里面尸体枕藉,血水横流……”

歌乐山已是嚎啕一片,人们听到“国民党在渣滓洞杀了人”方才得知歌乐山上有这么个杀人魔窟存在,纷纷上山寻找亲人尸首,残垣断壁,一片焦黑的尸体,哪里还找得到?

先烈们倒下的第二天,11月28日,解放军重庆主力部队由重庆西侧渡江成功,长驱直入。

当天晚上,在激战56小时后,解放军终于攻下南温泉,打开了重庆南大门。

但是,屠杀到了29日仍在继续,关押在重庆“新世界监狱”的32名革命者被分三批押往松林坡。

那时,距离重庆解放仅差几个小时。特务行凶后,连尸体都来不及掩埋便仓皇逃走。

11月30日,重庆解放。

1949年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

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这是历史上何其遗憾的一幕。

他们都是对党和国家最赤诚的一批人,他们的牺牲是对党和国家的重大损失。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

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痛哭起来。

如果当时况淑华接到信后,立即把信看完,留住看守黄茂才,由他当向导……

如果信能早一点送出来,就不会时间太紧。别看只组织20多人,枪支等武器不能提前集中,必须人枪分离,接着小范围集中,最后才是劫狱前大集中,这都需要足够的时间。如果能早两天……

如果解放军攻击速度还能再快一点……

如果当时没有对国民党当局抱有幻想,认清他们的残酷本质,早做好武装劫狱的准备……

事实证明,对于有些丧心病狂的人,是不能抱有和平与教育幻想的。他们和果粉一样,冥顽不化,闭目塞听。

那么6名儿童烈士:13岁的蒲小路,8岁的杨拯贵(杨虎城将军之女),3岁的王小华,1岁零3个月的卓娅(小说《红岩》中的“监狱之花”),1岁的王幼华,9个月大的苏菲娅,就能摆脱出生以来即在监狱里的阴影,在新中国的阳光下成长了吧。


名字意为“拯救中华”的杨拯中,抱着因折磨而自杀的母亲骨灰盒,和父亲刚进门即被特务一刀刺在腰上遇害。

被刺时对着杨虎城喊了一句“爸…”即倒在血泊里。

被杀害于步云桥侧原军统四一印刷所旁边一家四口的母亲黎洁霜烈士,声嘶力竭地大喊:“孩子是无辜的!求求你们放过他们,求求你们饶了他们吧!”

在敌人的毒刑拷打之下从未流过一滴泪的父亲王振华烈士也哭了,紧咬着牙关,眼中却透出了一丝哀恳,说道:“饶了孩子吧,你们往我身上多打几枪……”

这是在所有被杀的烈士中,面对敌人的屠刀,只有过这唯一的一次哀求记录。

特务杨进兴依旧先当着父母面杀死两个孩子,后又杀死父母。

特务就是让你作为父母,痛苦到死,死不瞑目!

解放后据特务周养浩交待:“1949年11月25日上午,我去见毛人凤,走进底楼,看到徐钟奇正在列表签核白公馆处决名单,我随手拿过来翻了翻,看到处决名单上有关押在白公馆的王振华、黎洁霜夫妇的仅一岁、两岁的小孩王小华、王幼华。我问徐:‘为何把两个小孩也列入处决名单?’徐钟奇答:‘这是毛局长的命令。

在牢里痛苦折磨了十多年,眼看着自己的部队已经打到跟前,随时都可能迎来解放,却要在这拂晓时分被推上刑场,这是多么残酷的事情!

我学历比你们高,我精神比你们坚定,我前途比你们光明,我地位比你们崇高,我事业比你们光辉,我们军队马上就要打过来,我们就要迎来好日子,可是却在此刻要被你们屠杀。

这就是无数革命者的悲愤之处。

这也是历史的遗憾。

面对如此残酷,从容不迫、慷慨赴死,又需要何等坚定的信念,何等无私的襟怀,何等无畏的勇气!

革命者们狱中凭借想象制作的五星红旗。他们在狱中至死只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却不知道国旗的真正样式。

我们每天看到的国旗,是他们至死渴望能真正看一眼的。

对于那些被关押十多年的革命者来说,哪怕看一眼国旗,这是多大的奢望啊!

枪声中,口号声国歌声响成一片。

他们渴望革命胜利,渴望在新中国里过上哪怕一天日子也好。

你可知道,今日之新中国,是多少人无比向往而又可望不可即的啊。


但是他们坐牢十多年,仅差两天,却从坚强的生命变成了墙上的照片,和一个个空相框。

正如电影《风声》里,地下党员顾晓梦生命中最后的遗言:

我身在炼狱留下这份记录,只希望家人和玉姐,能原谅我此刻的决定。但我坚信你们终会明白我的心情。

“我亲爱的人,我对你们如此无情,只因民族已到存亡之际,我辈只得奋不顾身,挽救于万一。


“我的肉体即将陨灭,而灵魂将与你们同在。”

这也是革命者的悲壮之处:他们播种,却不收获。他们为新中国奋斗终生,却在新中国成立、辉煌大幕拉起之时,衣衫褴褛的默默消失在历史舞台后面。


他们让我们明白:共和国大厦是哪些人在支撑。

这是历史的遗憾。他们在烈火中永生。


……………………………

后续已更,根据查阅红岩烈士革命纪念馆B类档案(特务、叛徒类),渣滓洞11.27主要屠杀者名单及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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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更《红岩》起始,川东地下党被破坏原因




原创小说《暗线——白公馆地下党的审讯故事》已开始连载zhuanlan.zhihu.com/p/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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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一个伟大国家的灭亡更遗憾的就是,也许本来我们可以重建这个国家,但是却功败垂成……

—————穆罕默德·沃兹基硕德·格莱


1515年,克里米亚汗国的第三代统治者——穆罕默德格莱登基,他的就任比起父亲明里格莱和祖父哈吉格莱来说非常平稳,没有遭到多少反对,并且很顺利的干掉了不服他的兄弟阿赫迈德。

穆罕默德格莱是明里格莱的长子,继位的十几年前就开始领兵作战,多次入侵俄罗斯和立陶宛,并且在他父亲统治末期已经实际上接手了入侵东欧这一克里米亚汗国最重要的军事行动的统帅权。

在继位之后不久,哈萨克人大举入侵诺盖人的领土,诺盖贵族和民众纷纷西逃到了克里米亚汗国的土地上寻求庇护,交换是诺盖贵族们承认自己从属于克里木汗。几年之后,哈萨克的哈斯木汗(就是吓跑昔班尼汗的那位)去世,哈萨克汗国群龙无首,诺盖人得以回到自己的家乡,但效忠的誓言仍然有效。

穆罕默德格莱有一个愿望:收服所有金帐汗国分裂出来的兀鲁斯,重建一个以格莱家族为首的“金帐汗国”。

1518年末,喀山汗穆罕默德阿明去世,死后无嗣。于是在来年春天,莫斯科大公瓦西里三世派出了自己的傀儡汗国——卡西姆汗国的王子沙赫阿里,由俄罗斯军队护送前往喀山就任喀山汗。

喀山贵族们对这位莫斯科方面指派的大汗非常不满,密谋将其推翻,他们找到了穆罕默德格莱,请求克里木汗赐给他们一个自己的兄弟去喀山做汗。穆罕默德格莱顺利地让自己的弟弟沙希布格莱坐上了喀山汗位。沙赫阿里只能细软跑,回到了俄国。这位沙赫阿里跟喀山汗位的羁绊却远远没有结束,不过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在喀山汗国由自己的弟弟接管之后,1521年,一场针对莫斯科大公国的入侵开始了:由克里木汗国主导,诺盖人和喀山汗国辅助,并有立陶宛部队支援。

克里木汗提兵十万,一路长驱直入莫斯科大公国腹地;喀山汗国则在东方先后毁灭了下诺夫哥罗德和弗拉基米尔,两军会师之后开始向莫斯科方向移动。

瓦西里三世见状不妙,立刻弃城出逃,并且开始集结大军。鞑靼联军则一时半会无法攻克固若金汤的莫斯科城。于是纵兵劫掠,蹂躏了俄国中心地区长达半个月,屠杀和俘虏了无数的俄国平民。最终,莫斯科的贵族们以瓦西里三世的名义向克里木汗求和,承诺此后依金帐旧例向穆罕默德格莱纳贡。

穆罕默德格莱此时也得知了俄军集结完毕正准备向莫斯科方面进军解围的消息,索性见好就收,开始撤回克里米亚,途中还洗劫了科罗缅斯克和梁赞等地。这次入侵鞑靼人劫掠了巨量的俘虏,又可以开开心心地贩白奴了。

1522年末,稍作歇息的穆罕默德格莱开始着手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国,联合诺盖米尔扎们夺取了阿斯特拉罕,阿斯特拉罕汗逃亡,穆罕默德格莱将自己的儿子,巴哈杜尔格莱扶上了汗位。

1523年春天,克里木汗穆罕默德格莱同时可以控制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诺盖汗国、阿斯特拉罕汗国,形成了一个“格莱新月圆弧”,并且背后有奥斯曼帝国的支持,还存在着立陶宛人这一反俄盟友,就连俄罗斯人也刚刚被他洗劫并纳贡求和。“重建金帐”已经不再是一句空话,当年逃难到克里米亚半岛的秃花帖木儿后裔格莱家族终于要建立自己主导的术赤兀鲁斯了吗?

当然不可能。

很快,担心穆罕默德格莱的实力不断增长会影响到自己统治的诺盖米尔扎们——阿基什和马麦,开始策划一场刺杀,正处于人生巅峰的克里木汗并未意识到危机的到来,反而解散了自己大部分军队,只带着一小部分军力驻扎在阿斯特拉罕。

一日,穆罕默德格莱和自己的儿子,也是阿斯特拉罕汗巴哈杜尔格莱被诺盖人诱骗出城,遭到袭击,全军覆没。之后诺盖人发动了对克里米亚汗国的突然袭击,一时间克里木军队毫无招架之力,诺盖人一路打进半岛,大肆劫掠。

穆罕默德格莱的幸免于难的儿子加齐格莱继位,但是很快被奥斯曼苏莱曼大帝指派的克里木汗,自己的叔叔萨尔达特格莱取代。 喀山汗国方面,沙希布格莱迎来了莫斯科公国的15万讨伐大军,孤立无援的汗抛下喀山逃回克里木。

至此“重建金帐”彻底成为了一个不切实际的幻想,鞑靼人在东欧的落日马上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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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锦之战

1639年,清军逐渐开始倾尽全国之兵与明帝国的东北边军争夺辽西走廊的控制权,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围绕锦州,松山等要塞展开的一些列战役逐渐演化成了两个王朝命运的决战。在此期间,明军原本不止一次有机会将满清定格为后世史籍中的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如果明军取胜,那么驻守辽西和长城防线的明朝边军,或许还可以如500年前的南宋岳飞韩世忠等人一样,成为延续国祚的中流砥柱。然而世事难料,正是这大明帝国的最后一击,使中国葬送了自主摆脱封建轮回的机会。

那一年,清军再也不是当年“弓马娴熟,火器不习”的那支后金部队。而是随着双方战事持久,越来越多的以重型火炮为代表的火器逐渐在清军中占据了不小的比例,逐渐增多的汉人降将也为他们的新主子带来了急需的炮兵技术,使得本来就在野战中占有优势的清军在明军的坚固要塞前有了更加充足的底气。

不幸的是,那一年,明军仍然是当年的明军,仍然是那支缺额欠饷,武备废弛,久不习阵的明军。但是与关内的明军相比,驻防长城一线的明军仍然可以称得上是一支真正的军队。尽管随着朝政的糜烂和补给状况的不断下降,边军的战斗力和训练水平也在缓慢下滑,但是多年的来自鞑靼、瓦剌、兀良哈、女真等关外少数民族以及日本帝国的挑战,以及戚继光、李成梁、孙承宗、袁崇焕等名将仍然在维持着帝国北部边防军的战斗力。此时的明军在轻型火器的配置方面仍然远远强于他们的对手,这使得他们在防御战和阵地战中往往能够发挥出不俗的水平。这些部队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了从军事上挽救王朝命运的最后资本。

1639年初,皇太极选择了锦州以南的松山城发动进攻,该地兵少城薄,一旦被清军占领,锦州通往关内的道路就会被切断。于是在前期,他命睿亲王多尔衮和贝勒乐托分兵两路绕道山海关以西突入明朝腹地劫掠,成功调回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回援,致使锦州,松山两城兵力骤减。见明军中计,皇太极立即发满汉蒙三万劲旅携红夷大炮20门围攻松山城,城内只有副总兵金国凤统率的区区3000明军。2月14日,志得意满的皇太极率礼亲王代善、多罗贝勒尼堪、贝子罗托及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石廷柱、马光远和蒙古大将奈曼亲临清军前锋,以一部军兵分数路前置杏山、塔山、锦州等要塞明军,由礼亲王代善率清军主力合围松山并组织攻城。

在由满洲汉军组成的炮兵部队(乌真哈超)拔掉了外围据点之后,孔有德的汉军部队中受过葡萄牙顾问严格训练的炮手以红夷大炮6-15斤的铁弹连续轰击城墙垛口,目标是摧毁城防和明军在城墙上的火炮弹药,躲在城墙后守备的明军炮手和鸟枪手则遭到了清大将军炮的霰弹压制,只有顶着门板

才能在城上移动。25日,清军的火力准备达到了顶峰,各型火炮对松山南城长不过二里的城墙进行了连续的火力突击,基本压制了明军。

26日晨,攻城的重甲云梯兵出乎意料地遭到了复活过来的明军的猛烈炮火,第一波攻势迅速瓦解。火力已经延伸到城内的清军火炮不得不重新对城墙进行轰击。中午时分,第二次攻击成功搭上云梯,清军蜂拥而上,炮兵因此转移火力,而明军却抓住这个机会一阵乱枪把清军从城头推回了城下,登上去的20余名清军在与守军的格斗中被全部斩杀。清军志在必得的全面进攻即告失败。

3月初,在加强了从盛京调来的大炮27门和炮弹一万发,火药400斛,猛攻数日之后,到了3月9日,清军仍然在城外徘徊。清军根据孔有德的建议在城西南角开挖地道,准备用火药炸毁城墙后骑兵突入城防,而明军在集中火力掩护的同时,组织敢死队缒城而下开挖阻断沟,再加上松山城地下有岩层,清军地道始终不能靠近城墙。汉军旗主石廷柱直言不讳地表示挖地道并没有什么卵用,遭到了来自皇太极的撤职处分。

在此期间,宁远副总兵杨振,徐昌永,祖克勇请缨出援松山,但是为了防止清军乘虚进攻宁远,他们能带走的增援兵力不过600人。这支微不足道的援军出发不久便遭到了清将阿尔萨兰骑兵的阻击,损失84人,副总兵杨振受伤被俘。但是剩余的明军在绝对优势的对手面前并没有失去战斗的勇气,而是继续向纵深突击并抵近清军大营。当晚,对明军的战斗意志颇感震惊的皇太极动用了摆牙喇近卫军向明军发动攻击,徐昌永及311名明军阵亡,祖克勇被俘,这支小部队救援松山的行动宣告结束。杨振被俘后,清军要求他招降松山明军,但杨振却嘱咐从官李禄去城下高呼:

“援军即日至矣!”

二人随即遭到斩首。

3月底,皇太极在围攻了40天,阵亡2000人后,悻悻地解围而去。

半年之后,1639年10月20日,大阿哥豪格率清军一万人应皇太极的要求“窥城”,进抵松山以南的宁远城下,晋升为宁远团练总兵的金国凤统兵万人出城应敌。在清军立足未稳时,金国凤下令冲击敌阵挫敌锐气,但明军各部已经按照兵部的命令分别划给都监、镇监、巡抚统辖,并没有马上服从新总兵的命令,清军则利用明军短暂的混乱以骑兵发动冲锋,明军败退入城。羞愤难当的金国凤大呼:“众人皆退而我亦退,负国厚恩,何面目立于三军之上!何以生为!”他率领能调得动的从松山带来的数十名亲兵下马突进清军骑兵大阵,射杀清军数十人后因弓箭用尽全部战死。豪格在讨到斩杀明军总兵一名的大便宜之后撤军。

战斗结束后,蓟辽督师洪承畴上疏痛陈分兵之害,要求统一兵权。此外,如果他能够将精力集中在如何提高明军进攻能力上,那么在不久之后的松锦大战中,他还有时间。可惜的是他的主要注意力耗在了筹饷、造火器等具体事务中,对“战守之长策”缺乏构想和规划,不像熊廷弼在任时提出坚守广宁以控制辽西走廊,待后金师老兵疲后进行战术反击的战略,也没有像孙承宗那样提出步步为营,以逐步向北筑城增加防御纵深的用兵方略,也没提出袁崇焕那样在孙承宗的基础上,力图贯彻依托坚城尽量杀伤清军的有生力量,以战求和争取时间的思路,用比较好理解的话讲,叫做缺乏指导思想。同时,对清军可能的动向也缺乏应有的关注,也没有根据情报对清军下一步可能的行动进行深入分析,而皇太极的奸细们却正在无时无刻地把明朝军队的举动传递到盛京清廷。

1640年春,皇太极鉴于上一年强攻3000明军都未能得手的教训,决定采取长期围困的方式削弱并最后夺取明军的关外要塞,并把目标定为了距离满清最近的锦州城。计划是先在清军已经夷为平地的义州(今义县)建坚城,屯粮草,以此为前进基地,切断锦州明军的后勤供应,最后伺机夺取之。

4月,郑亲王济尔哈朗以义州为前进基地再度发兵锦州,但战果寥寥。5月,皇太极借松山、杏山附近30户蒙古部落归附之际,决定引明军出战。命济尔哈朗率摆牙喇1500人绕过锦州接应蒙古部落,驻防义州的清军精骑则移师锦州以东的山林中准备支援济尔哈朗的部队。在清军返回途中,其行踪为洪承畴“侦”知,明军悍将吴三桂和锦州祖大寿部的游击戴明领轻骑半路截击。

18日黎明,准备奇袭的明军被清军游骑发现,为了防止被明军包围,济尔哈朗将弓骑展开半月形迎向明军突击方向,五个什长率领的长枪骑兵前出大队之前,准备牺牲掉他们为弓箭部队赢得更多的射击时间。而已经到达战场的明军戴明部见清军已经列队,便抱定牺牲自己打乱清军阵型的念头率先向清军发起冲击,在距离清军100步时,对方的箭雨开始给明军造成伤亡,60步时,清军射手的攻击使得几秒钟前还像箭头一样狂飙突进的明军锋线转瞬之间就凝固成了地上的尸体,他们迎敌的一面插满了箭矢,保持着冲杀的姿势。

就在此时,吴三桂的关宁铁骑在呐喊声中超越了第一线的明军冲入了清军的箭雨,在即将与清军横队发生致命碰撞之际,清军的第二线骑兵在甲喇章京和牛录额真们的带领下迅速前出,以长枪挡住了明军割裂队形的企图,第一列的射手拔出腰刀加入了白刃格斗。这些训练有素的近卫军一边勉强保持队形护卫济尔哈朗的中军,一边向义州方向移动,抵抗异常顽强。天亮以后,明军骑兵打穿了清军横队,济尔哈朗率中军投入交战,但吴三桂和他的铁骑们仍旧势头不减,双方展开混战。

济尔哈朗命亲军士兵吹响了牛角号,清军的预伏部队带着刺耳的马蹄声和口哨的呼啸杀入了明军侧翼,虽然戴明部的死战使清军伏兵未能将吴三桂的骑兵割裂开,但是关宁铁骑们很快就被卷入了辫子兵的洪流之中。

接到突围死士奏报的洪承畴如梦方醒,立刻判断出清军是要诱歼明军骑兵,立刻派杏山总兵刘肇基统领骑兵增援已经苦撑了一个时辰的吴三桂,刘部以雷霆万钧之势杀入了战团,明军的喊杀声再次压倒了八旗兵的呼哨。双方恶斗了一个时辰之后,想打伏击的清军最终没有顶住明军的压力,率先退出战场。

这一系列的战斗中,清军虽然掌握着战场主动权,但并没有取得太大的战果,反而遭受了重大伤亡。这使得明廷上下急于迅速解决问题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一方面因为夏粮减产,另一方面张献忠罗汝才进入四川坐大,李自成部队扩充数万。到处起火的事态使得崇祯皇帝和一些大臣将锦州看成了一个象征着生死存亡的符号,一厢情愿地希望借着宁锦防线的有利条件,取得一个第三次“宁远大捷”,彻底改变东线战场的被动形势,以便调回机动部队回关内剿贼,于是便将整个王朝的命运压在了锦州城外赌博。

洪承畴对清军驻屯义州,准备长期围困锦州的企图做出了正确的判断,请求朝廷速派50000骑兵增援,兵部尚书陈新甲同意派洪承畴率30000骑兵出关援锦。洪第一战就于5月18日打了济尔哈朗一个突袭,明军士气大振。7月8日,吴三桂率500人偷袭镶蓝旗大营,迫使清军于次日移营。

几天之后,贝子罗托率领的20000骑兵与吴三桂的杏山守军遭遇,双方警戒部队格斗之际,主力部队在相距500步时停住,清军按照弓骑在前,枪骑在后的部署刚刚列阵,明军号旗摆动,鼓声震天,车营,步营和骑营的神飞、虎蹲、佛郎机等各型火炮冰雹般砸向了清军队列,吴三桂根据旗牌官的奏报判断出清军可能将从左翼发起冲击,于是抓住对方调整部署的机会迅速下令:骑营出战!。

骤然爆发的杀声中,鸟铳骑兵、长枪骑兵、镗耙骑兵和刀棍骑兵按照顺序,像涨潮的一排排波涛一样冲向了清军,席卷了清军游骑之后很快便和骑兵主力展开交战,清军在炮火奇袭和合力砍杀中死伤无数。在一线的掩护下,凶悍的清军仍然坚决地贯彻了之前的作战意图——冲击明军左翼。3000骑兵以鱼鳞阵呼啸而来,然而面对已经列阵完毕的明军步队,随着司命旗倒向了左侧,八旗铁骑仿佛撞上了火墙一般纷纷倒毙在明军阵前,根本无法接近。清军主力不得不后撤脱离。

两军在混战中逐渐向北移动,至五道岭时,事先埋伏的明军步兵突然杀出,“会和冲剿”,清军大乱,败退至张官屯。又遭到从锦州杀出来的骑兵猛击,大溃。吴三桂告捷收兵。

然而朝廷对这类小打小闹不感兴趣,他们急于见到消灭清军主力的“大捷”,在再三的催促下,洪承畴于9月9日清军来松山挑战之际令吴三桂、刘肇基引军出城,然而清军趁明军步兵阵型未成之际突入阵中大开杀戒,在火器兵被消灭之后,明军步兵彻底失去了战斗意志,像潮水一样退了下来。幸亏吴三桂的骑兵战力卓绝,掩护了步兵退回松山。经此一败,朝廷命洪承畴出击的压力反倒减小了许多。

围城那边的清军在锦州明军的不断抵抗之下越来越气馁,连负责指挥围城的多尔衮也开始允许官兵按比例返家,最后被守军骚扰得不耐烦后撤30里扎营,明军趁机运进了大批粮草。听闻此事的皇太极怒不可遏,罚了多尔衮和豪格一万两银子,夺了两牛录户口。而此时洪承畴并没有趁围城松懈发起攻击,浪费了解围锦州的绝好机会。

1641年3月,济尔哈朗接替多尔衮进行围城作战,多方构筑工事堑壕,使得锦州城外“水泄不通,人影断绝”,城中的祖大寿仿佛又看见了当年被围大凌河的恐怖景象,不停地派人出城求援,并不时对掘壕的清军发动偷袭。然而洪承畴保守的打法使得他仍然没有派出援兵。

3月下旬,堑壕基本完成。守卫锦州外城的明军蒙古兵对城外清军喊:“尔等围城何益?城中积粟可支二三年,纵围之,岂可得耶?”沟里的清军答道:“无论二三年,纵有四年粮,至五年后复何所食?”蒙古兵无言以对。这段话传开后,明军的蒙古部队得知清军此次志在必得,军心开始动摇。济尔哈朗此时又派细作潜入城内对蒙古军进行离间、策反,祖大寿麾下的蒙古军将领吴巴什、诺木齐遂于清军议定:27日夜开东门迎清军入城。祖大寿很快察觉了蒙古军的密谋,与3月24日将二人擒拿,蒙古军随即叛乱,双方激战。混战中由于明军事先控制了城门,蒙古军不得不垂绳城下,清军正黄旗步兵在鳌拜(对,就是那个大胡子)带领下攀绳而上,夹攻锦州城头的明军,面对城防危机,祖大寿一面组织内城防御,将重型火器撤往内城,一面迅速组织明军反击,以激烈的巷战阻止了清军的进攻,连毙清军大将数人。鏖战良久,祖大寿见火器多已撤入内城,外城无力恢复,遂命令外城明军撤入内城固守。此战后,清军控制了锦州外城。

外城城破不久,祖大寿麾下另一位蒙古族千总祖祥叛逃清营,守军降至一万余人,情势危急。济尔哈朗认为锦州不日可下,连遭到处分的多尔衮也要求积极重返前线戴罪立功。此时,已经投入了包括宣府、大同、山海关的全部精锐的明廷已经对决战迫不及待(大同的明军出关后,农民军立即开始北上,代王朱传斋急忙请求“立敕镇守王朴提劲旅回守”。对关外大战寄予厚望的崇祯皇帝在无奈之中劝代王“少俟凯奏,便令回镇云疆”,但是直到明朝灭亡,宣大劲旅也没能返回。),洪承畴于4月16日从宁远向锦州外围的清军发起攻势。

锦州外城已破之后,皇太极以参政阿哈尼堪率步骑万人和孔有德、尚可喜带红夷大炮增援济尔哈朗的围城部队,这批本该是增援攻锦的部队到达前线后却意外地发现,他们此时的主要对手已经不是锦州城内的明军,而是北上增援而来的洪承畴的明军大部队。4月25日,明军在松山附近的东西石门与清军对峙,围城的济尔哈朗反倒处于了内外夹击的尴尬局面。

为了防止明军控制制高点部署炮兵,济尔哈朗将两红旗、镶蓝旗一部占领城外乳峰山制高点,又亲领贝勒阿达礼、罗洛宏与阿济格、多铎分别在东西石门屯兵两万防止明军炮火突袭和两翼夹击,在锦州和松山之间的围城营垒中只留下了一部分步兵和重型火炮虚张声势。

老谋深算的洪承畴见济尔哈朗并未出击,于五月初三命总兵杨国柱率步兵万人,在火器的掩护下向乳峰山清军发动强攻。清军已经在锦州外围的对耗中锐气丧尽,又见明军步兵亡命而来,斗志尽失。镶红旗梅勒额真率部溃退下山。为了稳住防御,阿济格以事先部署在山左的镶红旗固山额真叶臣部突然向攻山明军后方发起攻击,明军东石门总指挥曹变蛟的步兵此时正准备登山,遭清军一冲,损失重大。此时,另一位明军悍将白广恩看到火器手打完一轮齐射之后来不及装弹,干脆自己一手提长枪,一手拿铁锤站在最前,各营将校官佐列左右,以所部长枪兵为三列横队,在中军的战鼓声中径直向丘陵地带的清军发起冲锋。

混战中,清军忽然发现明军不立旗,不放炮,而是在将佐的率领下齐声喊杀,以长枪之林直接怼了过来,不由得大惊,在长枪缓缓前进的震慑下开始后退。此时居中接应的明军总兵王朴率部加入了混战,本来已被乳峰山失守挫动锐气的清军又为明军“奋力杀贼”的气势震撼,再加上王朴的猝然一击,很快便陷入了全线溃退的狼狈局面。

清军右翼崩溃后,为了挽回败局,济尔哈朗派镶白旗固山额真伊尔登和奈曼部蒙古军向西石门明军发起攻击。在王廷臣的步兵和车营火力掩护下,吴三桂的骑兵“鼓锐当先,直冲十余合,兵气强劲,虏锋被挫”,清军顷刻间数十人被斗杀,为鼓舞士气,伊尔登冲在了清军骑兵最前列,连斩明军数人,跃马突入明军阵列,可随后便在纵横驰击中被明军刺伤多处,陷入重围,幸亏双层铁甲和部属的拼死援护才得以不死;而跟随他的骑都尉旦岱,参领彰库善、三等侍卫博朔岱等人皆陷阵身亡。梅勒章京珠玛喇率骑兵冲击明军步兵时被明军火铳击中头部,清军皆以为死,三日后方才苏醒。

尽管左翼清军拼死一战,但仍旧没有挽回清军的不利局面。粉碎了清军左翼的进攻之后,吴三桂的骑兵恶狠狠地扑向了济尔哈朗的大营,万般无奈之下,济尔哈朗用牛车紧急拉回了孔有德的30门红夷大炮猛轰方才遏制了明军追击。

对济尔哈朗满怀希望的皇太极大惊,认为“右翼山营被夺,损伤士卒,皆郑亲王指挥失律之故”,将济尔哈朗撤职,由多尔衮接任前线总指挥。此刻,明军在士气和战场态势方面已经占有优势,全力击破清军的希望很大。但主动出击不符合洪承畴“必守而兼战,然后可以成其守;而战又非浪战,必正而出之奇,然后可以成其战”的战略意图,这次出兵不过是他用来应付朝廷纷至沓来的责问而被迫采取的军事行动。等到两个月后的洪承畴再次出军至此,一年后坐困松山的时候,不知道他会不会为这一刻没有全力一搏而后悔。而冷静下来的皇太极则终于确定了在锦州城下的最大决心:在决战中一举聚歼明朝总督率领的辽东边防军。大清朝的倾国之兵即将来到战场,准备彻底消灭明帝国最后集聚于此的全部能战之军。

在东西石门之战告捷的鼓舞之下,明廷再次下诏敕令洪承畴迅速整军出战,兵部尚书陈新甲还写下了对松锦战局的“十忧十虑”发往前线,除了斥洪承畴有畏敌情绪,不识大体,督促进军之外,还提出了分进合击的思想,一路偷袭义州,另两路夹击清军的方案。在兵力、战力、和机动性都没有优势的情况下,这简直就是在重蹈萨尔浒的覆辙。被监军催得万般无奈的情况下,洪承畴向朝廷汇报了自己和祖大寿的想法:虽然“官兵数次血战,业已屡挫虏锋”,但并不等于占据了绝对优势。现在锦州的防御还很稳定,粮草也能够撑到明年;而清军则因屯兵坚城造成粮食供应有很大困难,军粮主要依靠朝鲜,转运成本高且未必持久。在这种情况下最稳妥的办法就是将决战拖到秋后考虑。目前应以坚守为主,辅以小规模出击骚扰,争取将清军的后勤和士气拖垮。还有一条理由没有写在纸面上:无论是他还是各总兵,对于野战攻坚既不擅长也没有太多经验,对突破清军精心构筑的壕沟防线更没有把我,因此也不愿去进行冒险。

陈新甲坚决反对这个主张,理由很“充分”:清军一旦粮草不济,又开始入关掠夺,那不但他们的庄园田产将受到威胁,自己可能还会到前线参战,甚至被喜怒无常的崇祯要了脑袋!于是兵部再次派出了工作组到前线蹲点帮建,交给洪承畴的密信中“凛然正气”地质问他劳师糜饷,是否对得起圣明天子和文武百官对他的殷切期盼,自己睡觉会不会内疚不安。

被上级压力搅合得喘不过气的洪承畴被迫改变了计划,1640年7月26日,洪承畴率吴三桂、马科、白广恩、曹变蛟、王廷臣、唐通、王朴、杨国柱八位总兵及参将以下将领200人在宁远誓师。随后,他将所部分为两个梯队,他本人率六万浩浩荡荡开赴松山,余部次日出城。明军的十万大军中的大多数,从这以后再也没有回到宁远这座巍峨边城。

7月28日,明军到达松山城外。多尔衮和豪格已经在乳峰山及东石门这两处有利地形分兵并建立了营垒固守。28日夜,经过短暂的战场侦查,洪承畴决定首先攻击看上去相对防御薄弱的西石门,切断两部清军的联系。宣府总兵杨国柱受命率本部步兵展开山地突袭。

29日晨,对清军布防不甚明朗的杨国柱轻兵直入西石门,随即在牛角号声中陷入了多尔衮部骑兵的包围。数量处于劣势的明军步兵阵型未成便被冲散,部队失去控制。杨国柱为了收拢部队重新编队,不得不一面擂鼓,一面由门旗兵立于高处招展中军司命旗。但这又给清军指示了明确的目标,清军骑兵以杨国柱为中心四面合击,将他困在一个高地上,一边放箭一边反复呼降。眼见重重包围,大势已去,杨国柱向周围的棋牌手、号铳手、门旗兵等数十名亲随高呼:“这是我侄儿当年阵亡的地方,难道我能去当降将么?”这数十人组成了一个小小的战阵冲下山坡欲与清军死战,但在途中即被箭雨笼罩,最终被全部射杀。

初战不利,本就对出战心存芥蒂的洪承畴再次放慢了进攻节奏。

8月1日,急于恢复自己睿亲王封号的清军总指挥多尔衮见明军迟迟没有下一步行动,决定亲自披坚持锐与明军大战。鉴于明军东南方向步兵较多,火力较强,他将主攻方向确定在了松山以西,并由部分骑兵绕到松山以南助攻,威胁明军后路。清军以大将觉罗萨哈和雍贵率骑兵“顶双甲”、以长枪、蛇枪和钩镰兵为第一梯队,负责突破明军在沿栅栏缺口处的临时防御,护军统领伊尔德率二线弓骑进行支援并在冲进明军大营后与明军进行格斗。

8月2日晨,清军连夜运来的40门红夷大炮向明军骑兵营地轰击了半个时辰,摧毁木栅数十丈。随后,牛角号声大作,清军骑兵开始冲击。明军则迅速调集藤牌兵封堵栅栏缺口,并以鸟枪、火箭阻击清军骑兵。由于明军骑兵火器配备较弱,冲击的清军很快便冲到栅栏外的明军壕沟处,并以事先准备的柴草,土袋填沟后越壕。明军此时将长枪和钩镰刀加入了一线,从藤牌之间以长枪和火枪阻挡清军骑兵的冲击,以钩镰刀斩杀清军骑兵。对此有所准备的清军付出了百余人的代价之后冲到了明军阵前,用长度超过明军长枪(一丈二)一尺有余的蛇枪、钩镰枪、十字镰枪格开明军长枪并借着战马的冲击力扯翻盾牌,明军长枪兵则直接用身体补上盾牌的空缺。两军士兵及战马的尸体在营栅缺口处越积越多。激战竟日,清军始终未能踏入明军营垒一步。混战中,连挑数名藤牌兵的觉罗萨哈因为醒目的黄带子成为了明军的首要目标,他们战马先被钩镰刀砍翻,随即便被跃至眼前的长枪手刺死,戴着金钉头盔的首级也被割了去请功。另一路在城南的攻势则遇到了明军车营,在放列完毕的数百门佛郎机的猛轰之下,清军尚未进入到百步以内就被击毙百余人,攻势不得不停止。

在多尔衮发起进攻之后,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乘机杀出,“破围灭虏,在此一战”,明军士气益壮,以藤牌手为先顶着箭雨冲至第一道堑壕,又以三眼铳和鸟枪痛击据营死守的清军;清军镶黄旗步兵未料到已被围困一年有余的锦州明军仍然如此凶猛,大溃。见城内明军迅速突破了第一道堑壕,清将喀尔塔喇一面迅速向多尔衮求援,一面撤到第二道壕沟设防。处在松山城和乳峰山之间的清军大营,此刻也遭到了两个方向明军炮兵的猛烈轰击——“洪军门于南山向北放炮,祖大寿从城头向南放炮,我兵存身无地,神器(火器)实为凶险。”轻敌冒进的多尔衮这才发现此次援锦的明军不同以往,为了保证完成围城这个任务,他撤下了打援的部队,专心致志地对付城内守军的反击。城内明军在突破了第二道壕沟之后,因长板等器材耗尽,清军回营等原因,再度退回了内城。这个时刻,洪承畴并没有顺势向清军展开大规模进击,与兵力,火力,士气皆处下风的清军决一死战,而是仍然选择了“稳妥”战略,使得自己再次失去了一个成为中兴名将的机会。

此战之后,双方多次交手,清军败多胜少,屡次失利。长期与郑亲王济尔哈朗争夺最尊地位的多尔衮彻底放下了架子:“敌兵实众,乞请郑亲王率兵一半前往,协力拒敌。”在整个八月上旬和中旬,多尔衮和豪格处于全面劣势,处于两面夹击的态势,但是洪督师一直未发动清军担心的明军全力一击。于是皇太极一方面迅速进行总动员,一方面叮嘱多尔衮挺住,时间拖得越长越好。清朝皇帝和明军主帅居然不小心达成了默契。

8月初,皇太极下诏书调各部兵马星集京师,辽沈地区所有15岁以上男子一律征召入伍;8月14日,清军在盛京完成兵力集结,总兵力在七万以内。鉴于锦州城下危如累卵,皇太极在马背上吐血不止仍率军日夜兼程,于8月19日到达距离锦州城50里的戚家堡。

清军主力驰援锦州是上天给洪承畴的最后一次机会,如果明军敢于利用多尔衮龟缩不出的机会,大胆设伏打援,不但可以发挥明军火力强,擅长防御的优势重创清军,而且在援军受挫后,围城清军必难以为继。但洪承畴没有采取任何行动。

当晚,抵达前线的皇太极召开了御前军事会议,采纳了已充分领教明军战力的多尔衮的建议,将援军主力直接放在杏山和松山之间,隔断明军后路。

次日,清军开始在松山和杏山之间布防。此时如果明军集中全力对千里奔袭的清军猝然一击,局势不能说完全没有希望,至少不会输得那么难看。清军开始构筑营垒的时候,洪承畴刚刚知道清军援军抵达战场。当天,皇太极在观察明军部署时发现了破绽——松山后方相对空虚,遂命令部队各处挖壕,断绝松山要路,待明军粮草用尽之后进行攻击。洪承畴此时终于发现他曾经浪费了无数机会,再不速决,粮草耗光的后果不堪设想。在短暂的军事会议之后,洪承畴决定继续攻击锦州城外的多尔衮军,但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

8月20日,决战到来。但局势已经和前几天有了天壤之别,明军总数略多于清军,但已经陷入了四面被围的死地,而清军的壕沟仍然在蔓延。

明军按计划向清军在锦州城外的阵地发起攻击,清军在得知援军已至并切断了明军后路之后抵抗异常顽强,明军的攻击毫无战果。反倒是清军援军乘明军注意力集中在锦州方向时,由武英郡王阿济格率军深入明军纵深,攻占了渤海湾明军屯粮的笔架山岛。粮草尽失之后,明军的最后时刻实际上已经来临了。

1640年8月21日,经过了广泛的战前动员的明军向多尔衮的阵地发动了最后的总攻。这支血脉贲张的队伍不顾一切地扑向清军。清军在堑壕外部署的骑兵部队尽管拼命阻击,但很快就像涨潮的礁石一样被全部淹没。刚刚由皇太极派出增援多尔衮的议政大臣萨壁翰当即被关宁铁骑砍成重伤,当晚毙命。多尔衮的大炮也在向明军战阵疯狂射击,但此时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些孤注一掷的明军。来自锦州城下的求援信令皇太极一度对多尔衮能否挡住明军的疯狂进攻产生了怀疑,但考虑到明军即使冲入锦州也仍然在清军的包围之内,皇太极并未将自己的主力投入战斗。

断送了明军最后一击的是济尔哈朗驻守这里时留下的层层壕沟,清军所挖壕沟深八尺,截面呈倒三角形,上宽一丈二尺,底部连一只脚都放不下,人马落入之后连立足之处都没有,更无法攀援而上。明军一线的骑兵在壕边踟躇时,前有箭雨,后有后队挤压,纷纷坠壕,损失重大,而车兵也为壕沟所阻,无法前进。倒是一向被认为疲弱的明军步兵按照战锋队、跳荡队、和两个驻队的顺序组成的战阵在个别地段突破了壕沟冲入清军大营。突破长壕的三营明军步兵攻入蒙古两红旗和两黄旗大营,厮杀甚猛,蒙古旗军骁骑尉同阿尔等六名大将在格斗中被明军步兵击杀。多尔衮见状迅速投入了预备队,疾驰增援的清军大将劳萨也被亡命的明军从马上刺下,乱刀砍死。但由于明军的突破口过于狭窄,随后赶来的清军骑兵还是在午后将突入的明军全部歼灭。战至午时,明军拼尽全力,却仍然未能突破清军防御进入锦州。

还想决一死战的洪承畴失去了大多数总兵的信任,勉强接受了突围的建议,条件是除了曹变蛟和王廷臣之外的六总兵,在突围回到宁远解决粮食问题之后,应再次从外部突击清军包围圈。他本人与巡抚邱民仰及曹、王两总兵固守松山。

8月21日当晚,突围的明军遭到了清军的截杀,大同总兵王朴丢下其他总兵先逃,接着吴三桂也脱离了编队,于是,“各帅争驰”,明军有组织的突围就此瓦解。皇太极因为松山仍有一部明军未动,因此未命令清军进行大规模围剿,给了一部分明军活命的机会,六位总兵在亲军的护卫下最终杀出重围,逃到了杏山、塔山诸城。

22日黎明,战役结果已经没有什么争议了。清军开始全面清剿捕杀明军,踌躇满志的皇太极把大营迁到了松山附近,准备亲自组织攻城。入夜,洪承畴派出曹变蛟夜袭。上演了整个大战中最为精彩的一幕,也是最有可能导致皇太极满盘皆输的一幕。

曹变蛟,关中第一悍将。出身将门,自幼跟随叔父曹文诏从军,曹文诏战死后追随洪承畴,在历年作战中威名甚高,麾下陕西亲军在剿贼作战中号称最强。此次出关以来,曹部没有取得太大功劳,即使是在东西石门击败济尔哈朗的战斗中,他在吴三桂、王朴和白广恩立大功的同时却因为“少算”导致步兵损失较大,差点连降三级。

此时跟随对自己有知遇之恩的洪承畴留守松山,曹变蛟已经抱定了必死之心,半年来打的窝囊仗让他时刻充满了与清军血战一场的冲动。当晚,他尽选军中精壮,入夜后开城直扑正黄旗大营,首先发现明军夜袭的清军佐领彰古力想挡住被愤懑、激愤燃烧着的曹变蛟,被曹一刀砍死,试图阻击的正黄旗清军无不横尸于曹部明军刀下。曹率部在清军中纵横冲突,如入无人之境,最后选定最显眼的一片营帐冲杀过去,而当夜皇太极正在此处策划攻松山事宜。额驸多尔济率亲军前来阻击,随即被曹部大汉杀散;内大臣布延和塔瞻相继率部来战,又被高呼“挡者死”的曹部击溃;皇太极的护卫们作为捍卫皇太极的最后一道防线拼死冲上,刺伤了曹变蛟,但曹依旧奋勇向前,势不可挡地将侍卫们砍杀殆尽。以勇毅闻名的固山额真图尔格和弟弟伊尔登、内大臣锡翰、遏必隆(就是后来那个辅政大臣)等清将见无法以格斗取胜,情急之下占据御营营门拼命放箭,将曹再次射伤。此时清军已从混乱中反应过来,开始从四面八方向御营聚集,因失血过多几近昏厥的曹变蛟见突入内营无望,才又率军杀回松山。

这两天的混战中,锦州城内的祖大寿因为音讯被清军切断反而成为了一名看客。22日祖大寿发现围城清军全部纷纷向西南方向移动,24日晚申时,再也耐不住寂寞的祖大寿率1000亲军出城,先在壕边列阵,对面却没有反应,派人探路,连个伏兵也没有。继而他率军越过壕沟,从清营之间的空隙南下,越过清军三道壕沟,一路狂奔两个时辰到达松山西门,途中只有零星清军。崇祯皇帝和洪承畴梦寐以求地与锦州打通联系的目标,竟然在此时令人啼笑皆非地实现了——但是他们已经付出了太多。这对于已经丧失了精锐之师的明朝来说,没有什么现实意义了。短暂的会面结束之后,祖大寿再次回到了那座成为明清军队绞肉机的锦州,按照洪承畴那个海市蜃楼般的“内外夹攻”计划等待下一次里应外合的机会。事实上他们也没有除了死守之外的其他有意义的事情可做了。

完成了松山和杏山之间的清剿之后,清军又在杏山和宁远之间设伏,先后歼灭了不少明军,直到8月29日,清军才完成了追杀明军散兵的作战行动。在9天的时间里,出关时志在必得的明军精锐被斩杀达53780人,一部分希望从海上逃亡的明军溺死大半,“赴海死者以数万计,浮尸水面为乘潮雁鹜与波上下”。

8月30日后,清军回到松山锦州城下,重新加强了封锁和围困。此后的战斗没有什么悬念,松山城内人多粮少,处境艰难。逃出合围的将领既组织不起像样的部队,也没有了再次“夹击”清军的勇气,松山城中最后又出现了人相食的惨剧。在这种绝望的情况下,松山副将夏承德遣人密约降清,许为内应,并以其子夏舒为质。

1642年2月18日夜,清军应约攻城,城破。生擒洪承畴及曹变蛟、王廷臣诸将。杀明军副将以下官员100多人,兵丁3000余名,俘虏明军3100余人。洪承畴、祖大乐二人被送往沈阳,巡抚邱民仰、总兵王廷臣、曹变蛟被就地处决,松山城被夷为平地。三个月之后的1642年5月,洪承畴剃发降清。

锦州祖大寿部得知解围无望,斗志迅速瓦解,而且“城内粮尽,人相食,战守计穷”。山穷水尽的祖大寿再次考虑降清,条件是见到祖大乐,不过当祖大乐被带至锦州城下,祖大寿仍未出降。他遣三人至清营,让满清立下不杀的盟誓方可开城。已经围了他两年的济尔哈朗再也等不及了:“我围困此城,旦夕可破,有何顾虑,乃与尔盟誓乎!尔欲降则降,不降则已。”

3月8日,再也没有什么讨价还价筹码的祖大寿降清。这位充满争议的将军进入清营后尽管待遇优厚,却除了曾按多尔衮的授意给驻守山海关的外甥吴三桂写过劝降信之外,终生再未替清军出谋划策。清军占领锦州后,凡不属于祖大寿部属的军民惨遭屠戮,副将以下官员17人,兵丁8000余人被处死。

4月上旬,清军攻破塔山,歼明军7000人。

4月22日,济尔哈朗接受了明军杏山副将吕品奇率部投降。

至此,历时三年的松锦之战以清军的全胜,明朝精锐的全军覆没而告终。

松锦之战落幕后,尽管明帝国的总兵力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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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多,但作为明王朝最后希望的东北边军已经凋零,能进行战役机动的只剩下不足四万。

松锦之战半个世纪之后,清圣祖爱新觉罗玄烨以“太祖一战而王基开,太宗一战而帝业定”来评价松锦之战。皇太极尽管在战役部署上困于兵力有限和对明军进攻能力的轻视,给了明军若干取胜的机会,但他在战略目标选择,作战时机把握,诱敌之术的应用以及排兵方略、临阵指挥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他善于从失利中寻找教训,在始终坚持围城的同时,在最后的关键时刻及时进行了打援的部署,不仅消灭了明军主力,而且顺势威逼松山、锦州、杏山先后投降,一举摧毁了明军经营多年的松锦防线,为进取中原铺平了道路。

而洪承畴既没有在1641年八月中旬围多尔衮,打皇太极的魄力,又在1640年底、1641年5月和8月初因为过于谨慎,失去了在全面占优的形势下与部分清军决战的好机会,眼睁睁地看着清军在一次又一次的挫败之下恢复过来,最终坐大,导致了自己的灾难,从而失去了挽救国运的最后一次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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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准备说一个中国民族主义者的“著名遗憾”。日本“一亿国民总玉碎”的“决号作战”计划。

这份计划,实际上是在1945年1月,御前“最高战争指导会议”上“天皇圣断”下,由东京大本营制定的《帝国陆·海军作战计划大纲》基础上制定的。因为此时日本海军联合舰队主力已经在莱特湾基本被消灭。海军实力已经瓦解。因此,这项作战计划由日本陆军主导。

1945年3月,日本陆军参谋本部,在与驻防日本列岛各处方面军的参谋长级别上主官充分商讨后,制定出此“决号作战”计划。亦称为本土决战。

决号作战计划的要点,以陆军为主,海军配合,无差别攻击所有登陆夺岛的军队,补给运输队。主要研判美军进攻主力方向,是两个,一个是九州地方,一个是关东地方。(这其实与美国最后制定,登陆日本的“没落行动”计划主攻方向是一致的)。

决号作战另一个方面,就是军,官,民作战一体化。日本当时决定,所有都,县,府,厅都以军事机关代替政府机关。各县,府行政主官变为警备司令官,强制全体国民加入军队,或准军事组织。实现全国武装化。并且任务就是战至最后一人。尽一切可能杀伤美军。最后,即“一亿国民总玉碎”。

可笑的是,“决号作战“计划,几乎没有考虑,如果苏联对日宣战后,日本将如何抵挡苏军攻势的问题。日本当时固执以为,苏联还会在德国战败后,遵守《苏日中立条约》;甚至萌发了,让苏联”调停“,结束战争的想法。

当然,最后,“决号作战”没能实施。日本投降了。

许多民族主义者的遗憾,是这项计划如果真实施的话,日本现在早已四分五裂,再也不能与中国为敌。

我认为的历史遗憾,是这种毫无人性,制定出这样反人类军事计划的思想根源,却并未有从全人类的思想深处,清除出去。

比如评论区这种言论:

而更遗憾的是,到目前为止,居然有十七人赞同他的说法。


user avatar   ma-qian-zu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三天之后,黄樵松的联络代表再度出城,要求解放军派代表进城,直接与黄樵松本人商讨起义计划。为体现诚意,胡主任立即答应,并决定第二天亲自进城与黄樵松会面。临走之前,胡主任在电话里向徐向前作了汇报。徐向前坚决不同意胡主任前往,认为胡主任级别太高,不必亲自前往,并当机立断,选派八纵参谋处处长晋夫进城商谈。然而,政治军事斗争风云变幻、波诡云谲。黄樵松的太原起义计划,由于被其一手提拔起来的亲信、二十七师师长戴炳南出卖而告失败。阎锡山诱捕了黄樵松,从他身上搜出了徐向前、高树勋致黄樵松的信,王震宇和晋夫也被逮捕。

阎锡山和他部下以为晋夫就是胡主任,可以向蒋介石邀功请赏,便将晋夫与黄樵松等人用飞机押送南京。蒋介石命令军法监理部与南京卫戍总部联合组成特别法庭进行审判,要晋夫承认他就是胡主任,晋夫严词拒绝。1948年11月27日深夜,晋夫与黄樵松、王震宇在南京英勇就义。由于徐向前的坚持,胡主任才幸免于难,走出了人生中又一次危难时刻。新中国成立后,胡主任每当忆起此事,总是无比难过地说:“想想晋夫,我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工作呢!”

—— 三次危难时刻_山西新闻网


user avatar   ceng-zhao-6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李嘉诚对邓小平说:“您身体还非常好。”

邓小平说:“毕竟八十五了,也好不到哪里去。”

李嘉诚说:“我敢买保险,您能超过这个。”

邓小平说:“一年比一年困难了。”

李嘉诚说:“希望你能够到香港来看一看。”

邓小平说:“我活到一九九七年,就是要等到在中国收回香港之后,到香港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

当年已届八十五岁高龄的邓小平,在会见李嘉诚时,再一次表达了希望香港回归后“到自己的土地上走一走,看一看”的愿望。

第一次得到过千的赞,感谢大家。


user avatar   wo-sheng-ai-zi-you 网友的相关建议: 
      

1945年5月8日德国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宣告结束。然而为了这一目标努力为之奋斗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却没坚持到这一刻。他于1945年4月12日在佐治亚州的温泉因突发脑溢血与世长辞。

甚至连自己的水彩像都没有来得及完成。在去世的那一天他写下了两句话:“唯一阻碍着我们实现明天目标的就是对今天的疑虑。让我们怀着坚强而积极的信心奋勇前吧!”最大的遗憾也许就是丘吉尔在罗斯福去世后的一周年在他墓前说的那句话:“我愿与你一同抗敌,你却不愿意与我携手欢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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