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 第1页

鲁迅是学医的，那就拿医学举个例子。

假设有那么一种传染病，在得到救治的情况下致死率并不高。但是，这种传染病的传染率很高，由于染病的人太多，医院实在忙不过来，病人得不到及时救治，那么死亡率就会飙升。

现在问题来了。

假设这种传染病突然出现在一座城市里——你别管它是怎么来的——然后这座城市的大部人并不知情，只是一些医护人员发现了问题所在，就将此事紧急报告了上去。可是这座城市的管理者，对此漠不关心，将报告随手一丢，扔掉了。那么请问，这样的传染病，仅靠医护人员的努力，还会得到控制吗？

显然是不能的。

要对抗这样的传染病，所需要的是当地的地方政府能够行动有力调度有方，一方面果断调配资源应对疫情，一方面果断搜集整理情况向中央报告，一方面下沉力量摸清疫情底数，一方面集中力量建立防疫队伍。要对抗这样的传染病，需要的是山东的工农业基础支撑，江浙沪的干部体系支撑，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千里驰援，断然不是什么清宫戏民国风的阔太太娇小姐乃至假大空的打官腔。

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的国家可以高屋建瓴地通过中央调集这些分布在各地的资源投入到一座城市的防疫工作中去。可是在鲁迅的时代，所需要的东西全都没有。倒是那些尸位素餐、欺上瞒下、弄虚作假、辫子头、黄马褂、民国大师以及跪在洋鬼子的刺刀底下摇尾乞怜的狗汉奸管够。

要特么的这些混账玩意儿有个屁用啊！

在鲁迅的时代，他所见到的情形，就是这样的令人悲痛。比如说日俄战争，清政府就只是在看戏。软弱无力的清政府也就只能是看戏！在那种环境下，一个两个医生，确实救不了中国。当时的中国需要的是一个能够带领全国人民走向新时代的政府，是能够顺应历史潮流实现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政府。在那个生死存亡的时代，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所以最终鲁迅加入了光复会。

有趣的是，鲁迅加入了光复会，而光复会一度加入了同盟会（不久光复会退出），但是据说鲁迅曾经这样说：

“过去光复会和同盟会一直对立斗争，同盟会杀过光复会的人，现在国民党里有很多同盟会的人，如果明确说自已参加过光复会，说不定现在还会受到迫害。”

光复会和同盟会之间矛盾很深，一般的说法，是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破坏了团结，光复会说了很多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坏话。

然而历史上最有意思的事情是，同盟会这个松散的组织确实存在很多问题。

就比如说孙中山吧。孙中山创立过多个革命组织，然而基本都存在“创建后不管”的问题。比如说兴中会，孙中山创建过“很多”兴中会，而且这些兴中会之间相互都不知情。据说他曾经在南非成立过兴中会，然后就一走了之了。当地的副会长辛辛苦苦活动多年，以为团结和发展了革命组织。等到回国的时候才知道孙中山还有很多兴中会……同盟会也有类似的问题。黄兴带着华兴会“入股”以后，基本都是黄兴在日本主持同盟会“总部”的工作，然后孙中山就接着出去组建同盟会……只是好在有黄兴的努力，这些同盟会名义上变成了同盟会的分部——名义上。

所以同盟会应该这样说：

同盟会是一个孙中山不断发起组织的、以黄兴华兴会为总部组织力量、各地自行其是的革命组织。

这个组织是如此混乱，以至于奠定了后来国民党新军阀的基础。

组织严密但是规模不大的光复会，与规模极大但是鱼龙混杂的同盟会之间爆发了激烈的冲突：

为了推进革命，光复会与孙中山争夺资金来源，着手争取南洋华人的资金支持，以扩大组织、争夺革命领导权；

同盟会的分部对此也毫不让步，派蒋介石刺杀了光复会领袖、鲁迅的好友陶成章，直接导致光复会从此几乎退出江湖——因为光复会的骨干和领袖在历次革命中差不多已经被清政府杀光了。

让我们再看看那句话：“光复会和同盟会的矛盾破坏了团结，说了很多孙中山和同盟会的坏话。”

同一时期，革命的敌人则刺杀了吴禄贞这一和冯玉祥等人一起密谋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志士。

冯玉祥这一组人在辛亥革命时，在北京附近发动了滦州起义，形成了南北呼应的局面。其中，吴禄贞利用自己在黄兴建议下混进清军担任要职的有利机会（吴禄贞是清军第六镇统制、署理山西巡抚。原计划利用吴禄贞、张绍曾、蓝天蔚两个镇一个协的兵力歼灭清朝禁卫军，直取北京，因为武昌起义爆发而改变计划），堵住石家庄这个要点，一方面阻止清军南下，一方面阻止袁世凯北上，为辛亥革命胜利发挥了关键的节点作用。

滦州起义的组织者全都为革命牺牲了。滦州起义的都督王金铭、总司令施从云、参谋长白雅雨在起义失败后被捕牺牲。掩护起义并阻断清朝反击的吴禄贞、支持起义的张绍曾、滦州起义的参谋总长冯玉祥则遭到袁世凯、张作霖和蒋介石暗杀。起义失败后回到关外、被推举为关外革命军大都督的蓝天蔚在北伐战争时响应孙中山、被军阀抓获后自杀。

这种反动欲孽沉渣泛起，什么时候才能清理干净？

双方斗争的结局，是光复会骨干伤亡殆尽，退出历史舞台。蒋介石因功成为孙中山的亲信随从，并在多年以后得到了代替孙中山做黄埔军校校长的要职。

在这样的背景下，鲁迅那段话不论是真是假，都是合理的。

鲁迅是一个能够看透时局的人。在那样一个悲痛的时代，多一个医生少一个医生，确实是无所谓的事情。

当时的革命志士们作了不懈的努力，一点一点的削弱着反革命的力量，一点一点尝试着组建行之有效的政府组织。

鲁迅加入了光复会。光复会是比较有凝聚力的革命组织。但是在反动力量空前强大的时代，光复会失败了。

同盟会成功了，但是同盟会随后就暴露了自身过分松散的问题，迅速走向解体。同盟会在辛亥革命胜利后，无法有效掌控局势，结果就悍然下令解散了革命军，结果在地方反动势力随后发动的反扑中，相当一批革命人士被杀。然而他们的死并未引起什么波澜，我只是偶然才读到过一点纪念他们的散文。现在哪还有人知道辛亥革命“失败”以后的事情啊。

宋教仁为了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政府，在当时既有的框架内，改组同盟会，建立了国民党。然后宋教仁被袁世凯刺杀了。随后国民党也就烟消云散。

孙中山面对革命一再失败、革命组织过分松散的问题，从革命的播种者转型为革命的塑造者。他开始改正自己过去存在的广种薄收乃至组建后不管的问题，尝试组建组织严密的革命组织。痛定思痛的孙中山尝试组建了中华革命党。但是中华革命党要求成员绝对效忠孙中山个人，遭到黄兴等革命者的反对。最终中华革命党规模极小，几乎不能发挥作用。这样，孙中山建立革命组织的尝试实际上又失败了。

最后，孙中山决心接受十月革命的先进经验，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的帮助下，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在俄罗斯苏维埃共和国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联合组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以后，孙中山在苏联的帮助下将中华革命党成功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随后发生了第一次国共合作，革命再一次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

在孙中山去世后，中国国民党曾经两次试图加入共产国际，但是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国民党仅仅是一个革命联盟性质的、同情共产主义革命的政党，所以一再予以拒绝。国民党（简称，与前面宋教仁所说的国民党不是一回事）方面的收获只是蒋介石个人获得了共产国际执委会名誉委员称号。最终，蒋介石彻底与共产主义路线决裂，上了宋美龄的床，取得了美资的支持。

此后，国民党从骨子里就无法摆脱的松散的毛病再一次大规模爆发了出来。北伐战争扫清了北洋旧军阀的势力，但是自己却变成了新军阀的模样。

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里，鲁迅的所见所闻，和他在晚清留学时一样，都是学医无法救中国。

这样愚昧的事情是一再发生的。据说在新中国建立后，在边远地区曾有一批医护人员和刚毕业的医学生遭到当地封建武装的伏击。在随行的极少数战士战死以后，愚昧的部落战士将所有医护人员的脑袋都砍了下来。那些刚刚毕业的医学生就这样全部死在了愚昧的封建武装的屠刀之下。据说，用来进行医学实验的小兔子跑得漫山遍野都是。

在1950年代，鲁迅感叹学医并不能救中国的时代过去了半个世纪以后，在那么一些边远的地方，人民生活所需要的社会革命、社会解放依旧是没有的，他们所多的依然是那些头人、大师以及跟在部落大人的屁股后面挥舞着皮鞭的管家们。

要特么的这些混账玩意儿有个屁用啊！

民国范那么好，你们怎么不去死啊！民国范儿的主流不就是一批一批又一批的大量死人吗？新中国建立后几十年时间人口从五亿增长到十几亿。那么反过来说就是民国范儿意味着在民国期间有远远超过七八亿人（因为增长到十几亿是个存量增长，期间来了又去的人是没有计算的，所以比实际值是极大幅度压低的）不是死亡而失去做人的机会、就是没有出生而没有做人的机会。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民国范的主流，不就是没有做人的机会吗？

要特么的这些混账玩意儿有个屁用啊！

少了一名优秀医生，大不了就是就诊的时候多排个队。但是少了一个优秀的革命者，就连医生自己，恐怕也不免于被屠杀的命运。

不是有句电影台词儿嘛：

没有你们，对我们很重要！

对于鲁迅来说，他所做的事情，就是革命。

革命的理想，让他舍弃了自己一个人独善其身、自己一个人追求个人利益的机会，去走上了一条崎岖坎坷的路。

这条路是那么的残忍，他的光复会同志们都死了。

这条路是那么的残忍，滦州起义那些早已在旧社会混得风生水起、可以堂而皇之地鄙视地看着现在那些民国范儿说一声“老子才是范儿”的组织者们也都死了。

最后连他自己也早早的死了。

他们后悔了吗？

鲁迅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做《死》。这实际上相当于他的遗言。在他的遗言中是这样说的：

我的怨敌可谓多矣，倘有新式的人问起我来，怎么回答呢？我想了一想，决定的是：让他们怨恨去，我也一个都不宽恕。

这就是不后悔。

孔子说，以德报德，以直报怨。老子说，和大怨，必有余怨；报怨以德，安可以为善。

用旧式的说法来讲，鲁迅可谓得道。

用新的说法，那就是鲁迅的革命理想，从未动摇。

有人问，鲁迅当年弃医从文的真实原因是什么。我想，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要用某些人那廉价而肮脏的心灵去揣测英雄的心灵。

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或谓惠子曰：“庄子来，欲代子相。”于是惠子恐，搜于国中三日三夜。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子知之乎？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练实不食，非醴泉不饮。于是鸱得腐鼠，鹓鶵过之，仰而视之曰：‘吓！’今子欲以子之梁国而吓我邪？”——庄子·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