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比较看待邓稼先和杨振宁这两位科学家？ 第1页

杨振宁让人类更加伟大。

邓稼先确保你始终有资格属于伟大的人类。

我在知乎回答过不少关于杨振宁的问题，我身边的朋友也知道我挺不喜欢他人拿老杨开涮的。这多多少少是因为我曾经做过高能物理的本研，而杨振宁在这个领域的影响力又太过于巨大。

将杨振宁和邓稼先对立起来，将之视为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对立，其实是有失偏颇的。其实形如“杨振宁&邓稼先”的问题在中文世界的网络上已经数不胜数。知乎上有一个类似的问题，问的是建国初期是两弹一星重要还是大力投资基础科研重要，里面有一个回答说得很好：将这二者对立起来其实是毫无意义的。

首先，单论学科来说，将工科与理科对立起来质疑中国为什么拿不到诺贝尔奖，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诺贝尔奖往往会颁发给在一个领域做出开创性贡献的大师，这些大师们往往是各自学科的领袖。除了像Geim这样的鬼才，一位优秀的学者，从他做出重大工作到得到诺贝尔奖，往往需要二三十年时间：这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这位学者将这一领域做大做强、逐渐成为世界级领袖、成果获得世界性认可的过程。中国至今没有本土诺贝尔奖，其背后的问题乃是，之前二三十年中国的科研体制与科研环境尚不能在本土培育和支撑起一个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将视角转到今日，薛其坤、潘建伟和施一公的成功已说明当今中国的科研环境在迅速改善，这一切的背后既有中国经济实力大幅提高这一背景、也有老一辈科学大师不懈努力所做的推手。

将工科与理科割裂开来，实则是诸位不太了解现今国际科研体制的现状。自然科学的基础研究不仅仅有诸如理论物理与计算化学这样的纯理论研究，更多的是基于实验工作的对自然规律的探索。理论研究常常是与实验工作环环相扣、密不可分的。单从高能物理的历史来说，整个二十世纪的50年代到70年代，实验工作不断给理论工作新的启示，而理论工作又不断给实验工作以方向上的指导。而任何实验工作，背后都是一个国家的工科实力的强力支撑。在中国做实验研究，一个十分头疼的问题就是几乎任何高精尖仪器都要靠进口，这其实就反映了我国工科薄弱的现状。

在实验科研中，很多时候是你拥有了好的仪器与设备，你就更容易开展顶尖的科研工作，但是这种级别的设备又不是轻易造得出、养得起的。这就是为什么全世界所有做化学与生物交叉科研的工作者都要挤破头去SLAC的FEL，这也为什么全中国也没有几个冷原子实验室的原因。以邓稼先为代表的一批先烈用毕生的奉献筑起了中国现代国防工业的同时，也打下了中国现代精密工业的地基。没有这一切，任何本土的顶尖科研都无从谈起。

再者，以杨振宁为代表的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和以邓稼先为代表的归国知识分子都为今日的中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能把他们的贡献强行对立起来。“两弹一星”元勋铸就了中国国防工业的基石，没有这条钢铁长城我们至今都难以生活在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之中，我们应该对这些无双国士表示感激。而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在学术界拥有巨大的影响力，培养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华人学子，这些学生很多已经回国效力，而这些海归们已经在方方面面成为现今中国社会的栋梁。

以薛其坤的量子反常霍尔效应为例：这一理论的提出者乃是Stanford的张首晟，而张乃是杨振宁80年代的学生。杨振宁在那个时候已经成为理论物理界的一代宗师，对物理学的发展有着极为精准的把握。年轻时代的张首晟想做弦论，结果被杨给劝退了，被推荐到Schrieffer那里去做和文小刚合作一起研究凝聚态理论。之后张的学术生涯十分顺利，在90年代有研究高温超导体的SO(5) model，在05、06年左右开辟了拓扑绝缘体的热潮。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理论提案就是张和他的学生祁晓亮在08年首先给出的，而薛老师则是首先在实验上实现这一方案的人。

在这个例子中老杨做了些什么呢？首先，Schrieffer乃是诺贝尔奖得主，年轻的时候也是被老杨从高能物理劝退去做凝聚态，最后以BCS理论拿到了诺贝尔奖，这种人不是老杨出面根本请不动。再者，老杨悉心培养张首晟，让后者不仅拥有了极高的科研水平、也获得了独一无二的科学品味，这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教出来的。再则，清华物理系在院系合并之中被纳入北大物理系，重建其实没多长时间，放在90年代，清华物理系几乎是聊胜于无。而老杨在九十年代末，出资牵头在清华建起了高等研究院IAS，以自己的影响力拉回了一批海外领袖级学者，他们以巨大的热情将清华凝聚态建设到今日世界一流的水平。而张首晟早已是桃李满天下：有一则笑谈说的是今日世界凝聚态的官方语言乃是中文。要知道向薛其坤老师这种大牛，不是什么土壤都能生长起来的。薛老板愿意在05年从中科院来到清华，也正是看上了清华这份土壤，而老杨的贡献不仅仅在于植树，而更在于孕育了这片土壤。而除了这批大牛之外，又有谁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创建出如此优秀的一个物理系呢？

第三，回到最初的问题，我觉得不应该把杨振宁和邓稼先视为两种价值观的代表，而将其对立起来。现在很多人喜欢以杨振宁和邓稼先为代表相互撕逼，实则是因为这两位很容易被贴上标签。抛去什么“拿着国家的钱却跑路、老了回到中国养老、老而不尊玩年轻女人”和“土共就是邪恶专制政府，怎么能给这种政府卖力”这种言论，杨振宁和邓稼先所分别代表的乃是海外华人与归国人才的典型心路。

今天，我们在网络上痛骂体制，怪中国培养不出本土的诺贝尔奖得主，但各位可曾知道今日中国的科研体制的进步可谓神速，而之前六七十年的状态又是怎样的？说正常都有点为过了，实际上用“恶劣”二字都难以形容。但论学术本身，放到六七十年前，杨振宁能回国所做的事情其实是近乎于没有的。杨所研究的乃是高能物理理论，这玩意直到今天在工程上也是没有半点实践的，但研究本身又需要巨大而昂贵的加速器。杨如果在当时回国，最后的最好的可能是熬过文革后当一个几乎耗费掉最好的时光、再难以做出任何学术贡献的“学部委员”－－杨的好友黄昆先生就是一个明证。这还是各种情况中最好最好的，考虑到杨狂傲不羁的个性和他老婆的父亲是谁，我很难想象今天世界上还会有Laudua-Yang定理、Yang-Mills方程、Yang-Baxter方程和非对角长程序。而和杨过节了一辈子的李政道先生，曾经写过一本书，讲的是他在文革期间回大陆的见闻，真真是一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小说。

最后，我想说一句，这种级别的人物，每一个人都是复杂而深刻的，绝非贴上一个价值观的就能完事的。拿“死不悔改的台独分子”李远哲为例，大陆几乎从不报道这位物理化学届的领袖，是因为Y. T. Lee在台湾世纪之交的大选战之中支持了民进党，这样看来李远哲“很绿‘。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讲，李远哲对建设中国大陆的化学事业不遗余力，以杨学明院士为代表的一批中坚力量都是李远哲的学生，而李远哲也是文革结束后第一批来到大陆、建设大陆的海外学者，这样说来李远哲又是”深蓝“。每一个人都是复杂的，我们不应该以非黑即白的方式给他人贴标签。

现今海外学术界的各个领域都可以看到中国人的身影，其中不乏像张首晟、文小刚、叶军、谢晓亮这样的领袖型人物。而这些大牛在三四十年前不少都是拿着李政道创办的CUSPEA奖学金出国的。三四十年前，北大物理系还在批判相对论、清华物理系还不知道在哪里，而今天中国已经可以在很多领域弯道超车，甚至土豪到让人惊叹的超级加速器了，这背后有多少李政道的身影。李政道与朱光亚，就如同杨振宁与邓稼先，前者都是留在海外的超级大牛，而后者都是两弹一星元勋。诸君觉得，将二者非要对立起来，真的很有意义么？

其实，我很想反问一下：为何我们在批判杨振宁的时候，不反思一下为何他和他身边的一代华人大师愿意留在国外，以难上加难的穿针引线的方式培养华人学生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思考一下，直到现在大陆学校的土博士们依然过的如同科研民工，而优秀的学子要挤破头往外走呢？为什么台湾香港在五六十年代就能出现沈吕九、卓以和、崔琦、李远哲、詹育农、叶公抒，难道他们是靠把人才堵死在本地而产生的么？很多人认为出国就是卖国求荣，可你真的体会过国外生活的酸甜苦辣和各种隐形的歧视么？我不想直接回答这些问题，我只想告诉各位P大博士生一个月的工资最低是500块，你觉得怎么样？

一个是我国科学家，一个是外国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