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宇文护？ 第1页

宇文护是北周历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

他是宇文泰死后权力继承中的中流砥柱，若没有他，宇文氏的势力必会烟消云散；但同时，他又是宇文氏权力传承中的巨大障碍，先后杀掉了两任皇帝。除此之外，他还是一个顾念亲情的“大家长”，可最终，他又被自己亲手扶立的人所诛杀。

宇文护，就是这样一个矛盾体。

通过这个矛盾体，我们能窥见的，是权力斗争的冷酷与无情。

按惯例，先简单回顾下人物生平：

东西魏并峙的历史，其实就是高欢和宇文泰争霸的历史。但这种表述，很容易会给人一种错觉：宇文泰与高欢似乎年纪相当。可事实上，高欢比宇文泰年长11岁，是宇文泰的上一辈人物。在高欢去世后，宇文泰又活了9年，而且到去世的时候年纪也不大，只有50岁。

宇文泰病得很突然，当时他在巡察泾州，突然就大病不起。他急招侄子宇文护嘱托后世，说：我这个样子，估计活不久了。我的儿子们年纪还小，我的志向，就只能指望你来完成了。——“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宇文护当时听到这些话，估计是一脸懵的。他从来都没想过事情会突然发展到如此地步，没有一丁点的思想准备。

当然，没有准备的不止是他，更是宇文泰。宇文泰在之前对于权力传承这件事没有任何的准备。如今嫡子宇文觉只有15岁，想来想去，宇文护应该是他唯一能指望得上的人了。

宇文泰与宇文护虽为叔侄，但两人实际上只差了6岁，此时宇文护已经44岁，从年纪上来说，正是人生最年富力强的时候。

至于他的能力，宇文泰也是放心的：宇文护从十七岁开始就跟着他了，那时宇文泰外出征战，家里的事都被宇文护打理得井井有条。对于这个侄子，宇文泰是着意培养的，他不止在一个场合说过：宇文护像我啊！

这些年来，宇文护不负众望，一直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擒窦泰，复弘农，破沙苑，战河桥”，为宇文氏的基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但即便如此，面对着接手宇文泰的偌大基业这件事，宇文护还是有些慌了神的。毕竟，虽然久经沙场，但那都只是作为方面之将，而如今突然要接手的，却是一整个国家，他不管是在资历、能力还是经验上，都严重欠缺。

更何况，托孤之地还是在泾州这个远离长安的偏僻之地。

在受了托孤重任后，宇文护只能带着病榻上的宇文泰夜以继日地往长安赶。于叔侄二人而言，宇文泰最好能捱到长安以后再死，这样还来得及当着朝廷大臣的面再托一次孤，以好把名分定下来。

但上天终究没有挽留宇文泰，行至中途，宇文泰便病逝。宇文护最终只做到了隐瞒宇文泰病逝的事，一直回到长安才发丧。

随即，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接替了宇文泰的职位，宇文护则成为西魏的最终决策者。

但宇文护知道，他的权力一点儿都不安全。虽然西魏几乎是宇文泰一手创立的，但在当时，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支持宇文泰：皇帝还姓拓跋，朝中大佬也不是谁都那么衷心地拥护宇文氏的统治。

表面上看起来，他已经一言九鼎，但实际上，平静之下危机重重。此时如果有人私下勾结谋划，那么宇文氏的命运很可能就此终结。

权力的根基若不稳固，就有被推翻的可能；而如果有被推翻的可能，那么它就一定会被推翻。

这就是宇文护掌握权力以后面临的最大麻烦，紧迫且重要。

对此，宇文护的应对之策是：

立威、废帝、杀人。

首先是立威。

当初，宇文泰身为八柱国之一，与其他柱国在礼仪待遇上保持相同地位。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还有一个专门的词来形容这些人之间的地位：“等夷”。

终宇文泰一生，他与其他柱国大将军之间，在地位上都保持了这种相对平等的“等夷”关系。

这可能是双方共同选择的结果。对其他柱国大将军来说，宇文泰是这个军政集团无可争议的领袖，没有他，关中军阀只会是一盘散沙。而对宇文泰而言，因为自己年轻而位尊，所以对其他人保持必要的尊重，也是维持团体和谐稳定的必要。

用通俗演义小说的讲法就是，宇文泰是“大当家的”，其他人是二当家、三当家。

但是，随着宇文泰去世，八柱国彼此之间的关系要如何界定，立即就成了一个大问题。

还记得宇文泰在临终前的嘱咐吗？那些话隐含的逻辑是，所谓西魏，其实就是宇文氏的基业。宇文泰是这么想的；我们站在后世，因为有北周的存在，所以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当时，这个逻辑还真没有那么无懈可击：凭什么大当家死了，不是二当家接着干呢？

宇文护于是找到了于谨做帮手。

于谨此时是西魏的大司徒，但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职位：柱国大将军——这是府兵制中最核心的权力层，从名分上来说，与宇文泰地位相同，“等夷”。

宇文护之所以选中于谨，希望于谨能够支持他，一是因为于谨早年就追随宇文泰，是宇文泰的重要助手；二是因为宇文护与于谨曾经共事过。当年西魏南征时，于谨是主帅，宇文护是其麾下猛将。

于谨自然也知道宇文护此时面临的难处，而且深知宇文护一旦失败，将面临什么样的结果。但在宇文护与元老大臣们开会时，于谨还是坚定地支持了宇文护，而且率先向宇文护下拜。

大臣们一看，曾经与宇文泰分庭抗礼的人都拜于宇文护，一时没有人再敢做仗马之鸣。

事后来看，于谨的支持，对于宇文护掌握权力来说，是绝大的助力。

宇文护顺利接手了权力。

然后，宇文护便开始准备废帝。

如今名分已定，再公开反对宇文护执政已经是不可能的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宇文氏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未来如果还有人准备反对宇文氏的统治，那么他们一定会借助魏帝拓跋廓的权威，毕竟这是最名正言顺的。

也就是说，于宇文氏而言，拓跋廓成了所有矛盾集中爆发的那个关键节点。

世事就是这么无常，若宇文泰还活着，那拓跋廓不过只是一具泥胎木偶，但如今宇文护在位，拓跋廓就变成了引爆炸弹的导火索。

拓跋廓的命运也就此注定。

公元557年，西魏恭帝拓跋廓禅位于宇文觉，西魏灭亡，北周建立。

不久以后，拓跋廓被杀——这是宇文护杀的第一个皇帝。

然后宇文护要做的，就是消除真正的危险源了：杀人。

他的目标主要是两个人：赵贵与独孤信。

事情是赵贵挑的头。

赵贵也是八柱国之一，而且比之独孤信还要更尊贵些。当初贺拔岳被暗杀时，赵贵是第一个站出来支持宇文泰的。有这么一份“拥立”之功，赵贵在宇文泰那里能得到的信任，与别人大不相同。

但这个“大不相同”，同时也就意味着，赵贵不可能像于谨一样依附于宇文护。赵贵的想法可能是：当初贺拔岳被刺，诸军共同推举宇文泰出面话事；那如今宇文泰身死，为什么不能轮到我赵贵上位呢？

毕竟，贺拔岳也是有儿子的。晁天王死了，公明哥哥来做；为什么如今到玉麒麟这里，规矩就变了？

“初，（赵）贵与独孤信等皆与太祖（宇文泰）等夷，及孝闵帝（宇文觉）即位，晋公护（宇文护）摄政，贵自以元勋佐命，每怀怏怏，有不平之色，乃与信谋杀护。”

但赵贵的谋划，竟然没有成功。关键时刻，独孤信退缩了，赵贵少了如此重要的帮手，自然也不敢轻举妄动。

随即，赵贵的图谋被人告发，宇文护诛杀赵贵。

牵涉其中的独孤信，在赵贵事发后被免官归家。不久后，宇文护逼独孤信自尽。

通过处置赵贵与独孤信这两个与宇文泰“等夷”之人，宇文护在朝臣中建立起了绝对权威，再也没有人敢站出来公开叫板宇文护。

宇文泰当初留下的第一个任务，也就是权力的继承，宇文护终于顺利完成。

此后，宇文护在重要岗位上，开始安插自己信得过的人。在清除创业元老的同时，他逐渐换上了忠于自己和宇文氏的人，比如贺兰祥、达奚武等。虽然这些人很多是因为与宇文护的私人感情而被提拔的，但大多数受到重用的人，身上更为重要的标签是忠于宇文氏。

说白了，宇文护所追求的，是一家一姓的权力结构，而不是门阀共荣。

有很多人天然地反感政治斗争，认为这是导致政治肮脏与变质的最主要原因。在他们的想象里，政治清明的一大标志，就应该是政治实体中的成员亲密无间、团结合作，为了共同的目标和理想而奋斗终生。

但这种想法有些太过想当然了。

套用一句烂大街的话来说，有人的地方，就会有江湖。宇文护在执政时期，随着外部军事压力减弱，宇文氏如何维持权力，就成为了宇文护当政的关键。宇文护人微言轻，想要获得和宇文泰一样的权位，人事斗争就是必不可少的。在关键的位子上安插自己的人，这既是目标，也是手段。

除去府兵制的创立，侯景之乱等关键因素外，我们必须看到，宇文泰、宇文护在执政期间的一些列人事斗争，也是北周这个国家得以从弱小走向壮大的另一个关键原因。

诚然，以人事斗争为表现的政治斗争看上去肮脏不堪，但事实上，这些争斗恰恰都是实现政治目的的必经之路——尽管当中充斥满了私欲、派系、亲缘等种种污秽。

毕竟，再好的制度也是要靠人来执行的。制度的设计固然重要，但若以为，只要制度确立了就能等着躺赢，那么实在是幼稚至极。

而在这当中，宇文护的贡献是巨大的：当初他接受宇文泰的托孤重任时，宇文氏并没有多少权力基础；而等到他被杀时，这个国家已经确定由宇文氏所掌控。

再把话说回来。

当初杀完人的宇文护，并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没有料到的是，仅仅几个月后，新的危险就已经迫在眉睫，而且相比之前的还更为严重：由他亲手扶立的皇帝、宇文泰的嫡子宇文觉，居然想要除掉他。

宇文觉此时只有16岁，面对着为他殚精竭虑的堂兄，他非但不感激，反而还心存怨恨，一心以除掉宇文护为要务。

宇文觉（孝闵帝）之所以这么恨宇文护，是因为他觉得宇文护专权，自己被冷落了。他虽然身为皇帝，却没有丝毫权力，反而还像被杀的西魏恭帝拓跋廓一样，只是宇文护手中的傀儡。

——这些想法是宇文觉自己想出来的吗，当然不是，而是经人“提醒”的，这个人叫李植。他说，“以臣观之，护将不守臣节，恐其滋蔓，愿早图之”。

你看，说动皇帝其实是件很简单的事，尤其当皇帝只是个十几岁的娃娃时。

孝闵帝越想越气，越气就越觉得宇文护可能要害他，于是便开始在皇宫里训练武士，而且还专门练那种几个人抓一个的阵势。

宇文护得知后，把李植等人赶出了朝廷，但这却让孝闵帝益发笃定自己内心的猜测，反而坚持要宇文护把几人调回长安。宇文护反复劝诫，孝闵帝都不为所动。

而被赶出去的那些大臣们，此时也准备通过政变来诛杀宇文护。宇文护在得知消息后，终于失去了耐心：他诛杀了几人，然后废除了孝闵帝，改立宇文泰长子宇文毓继位，是为北周明帝。

不久后，孝闵帝被杀——这是宇文护杀掉的第二个皇帝。

有了孝闵帝的前车之鉴，明帝对宇文护忌惮尤甚，不敢有任何的掉以轻心。

但即便如此，在做皇帝的第五年，明帝依然被宇文护所杀。

这次是宇文护自己感到了危险。

武成元年，宇文护上书，说要归政于明帝。明帝也不客气，真的就接手了朝政——当然，他也不敢完全抛开宇文护，依然让宇文护主管军事。

但宇文护却感觉危险逼近，因而命人毒死了明帝，另立宇文泰的第四子宇文邕继位，是为北周武帝。

——至此，宇文护已经杀了三个皇帝。

而有这么多血淋淋的教训在前，宇文邕自然万分小心。在这种小心之中，宇文邕一过就是12年。

一直到建德元年，在除掉宇文护后，宇文邕终于得以亲政。

宇文护的专政，一共持续了十五年。

在这十五年里，他一共杀了三个皇帝：西魏恭帝拓跋廓、北周孝闵帝宇文觉、北周明帝宇文毓——其中，宇文觉还是北周名义上的开国之君。

拓跋廓是前朝君主，按当时的“惯例”，当然是要杀的。宇文觉那般行事，宇文护基于“自保”而杀掉他，也说得过去。但宇文毓呢？

当时，宇文护想试探宇文毓对他的态度，因此才上表归政。宇文毓虽然接受了政事，但并没有染指军事，依旧还让宇文护主管军事。可宇文护却从中嗅到了不安，直接就把宇文毓给杀了。

这就有点杯弓蛇影了。

而因为有这两次前车之鉴，到宇文邕当皇帝的时候，就只能是小心谨慎，坚决做好自己的橡皮图章了。他绝不轻易做任何可能让宇文护有想法的事，每天都过得如履薄冰——在这一层面上，皇帝才真正是天底下最危险的职业。

而且宇文邕还给了宇文护所有可能给的礼遇，比如允许在同州单独给德皇帝立庙，以宇文护主祀。所谓德皇帝，就是宇文泰的父亲，宇文护和宇文邕的爷爷。把皇帝的先祖追封为皇帝，祭祀应该在太庙里，如今在太庙之外又开宗庙，而且还以宇文护主祀，实在是于理不合。

但宇文护权势熏天，也只能如此了。

而宇文护自己，是很享受这种作为“族长”的感觉的。他从来都没有动过当皇帝的念头，也没有再进一步的想法，就只想“安分”的做个权臣。

史料阙如，我们不知道宇文护这么做的原因何在。毕竟他如果想当皇帝，早就当了，在法理上，他没有任何障碍。

还记得宇文泰临终时嘱咐他的那些话吗？你要好好努力，实现我的愿望，“诸子幼小，寇贼未宁，天下之事，属之于汝，宜勉力以成吾志。”

这里面只说了你要努力完成我的理想，并没有说得把未来的基业交给我的儿子。

也就是说，宇文泰事实上交给宇文护的，是一项事业，而不是让宇文护辅佐他自己的儿子做皇帝。

宇文护完全有理由取而代之。

而且宇文护也有这样的实力。早在他废魏帝，收于谨，杀赵贵、独孤信的时候，早在他废除孝闵帝宇文觉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称帝的权威。

但他却谨守本分，没有走出那最终的一步。他先是选了宇文毓；在宇文毓被废以后，又选了宇文邕。

有理由相信，宇文护应该是不愿意篡夺叔父宇文泰的基业，毕竟叔父对他有知遇之恩。

他就只想安静的做个权臣。

但问题是，有些时候，想与不想，是一个人的内心决定；做与不做，却是时势使然。宇文护在权臣的道路上一骑狂飙，本身就已经意味着“脱轨”。

他固然不愿意再进一步做皇帝，但既然选择了权臣这条路，就得防备来自于皇帝的猜忌——即便他有宇文泰的遗命傍身，也丝毫改变不了皇帝们对他的排斥。

无论是孝闵帝、明帝还是武帝，宇文护的存在都让他们感到如芒在背。

宇文护为了自己的安全，只能是把“不合作”的皇帝除掉。

但这样做的结果，又是除掉的皇帝越多，皇帝对他的猜忌就越重。

也就是说，当孝闵帝遭受谗言，想要除掉宇文护时，宇文护的眼前其实就只剩下两条路可以选了：那么杀人，要么被杀。

孝闵帝登基七个月即被废除，明帝做皇帝的时间则稍微长一点，有三年。可问题是，换一个皇帝就安全了吗？更不安全了！你已经杀了两个皇帝了。

所以宇文护的尴尬就在这里：他只要不当皇帝，就有被杀的危险，而且这个危险还会越来越大。

从历史的记载来看，宇文邕承认宇文护为这个国家所作的一切。于公而言，宇文护的功绩可以说是无可比拟的：当初宇文泰突然过世，嗣子年幼，如果不是宇文护从中主持大局，那么宇文氏的权力可能早就灰飞烟灭了（虽然到宇文护晚年时，北周的朝政已经有颓废之相：任人唯亲、人浮于事、诸子贪腐……种种乱象不一而足。但这些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老皇帝的晚年怠政，而非亡国之兆）。

更不要说从私人角度出发，宇文邕才最应该感念宇文护的好。他既不是嫡子也不是长子，能当皇帝纯粹是因为宇文护把嫡子和长子全杀了，然后才轮到他。

但是，承认他的好是一回事，对他好不好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尽管在宇文护看来，他杀了三个皇帝，只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但这些宇文邕看在眼里，想的却是：我会不会是第四个？

因此从即位开始，宇文邕就一直在这种担心中过日子。他全心全意地迎合着宇文护，小心翼翼地藏匿着自己的担忧与谋划。在经过长达十几年的蛰伏后，他最终取得了宇文护的信任。

在宇文护看来，这是他终于“感化”了一个人，终于让坐在这个位子上的皇帝承认了自己的无上功绩，从此不再视他为敌，也愿意在他的庇护下生存。

但在宇文邕看来，谨小慎微十几年，为的就是如今终于换来他放松戒备的那一刻。

在经过反复的废立之后，宇文护与宇文邕已经陷入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博弈中：一个要努力证明自己无害，但要保证对方不会害自己；另一个也要努力证明自己无害，同时也要保证对方不会害自己。

然而，两个人的诉求却不可能同时被达到。

于是终于在某一天，他即将老去，他却正值壮年。在经过十几年的漫长博弈后，年轻的他终于靠着顽强的意志力，战胜了年迈的他。

建德元年，北周武帝宇文邕诛杀宇文护。这一年，宇文邕三十岁，宇文护六十岁。

历史中，宇文护是一个很重视亲情的人。

他父亲早死，母亲沦落于北齐。在执政北周以后，他一再努力，请求北齐释放其母。当时北齐已在衰败之中，不愿意与北周开战，北齐武成帝高湛为了结好宇文护，于是将其母送回北周。

但不久以后，北周迫于与突厥的盟约，就不得不发兵攻打北齐。

宇文护当然不愿意打这一仗，但又只能依约出征。在作战中，他不停地“放水”：北周出兵二十万，却几乎没有收获一丝战绩。于国而言，此战损兵折将，耗费钱粮无数；但于宇文护而言，这却是皆大欢喜之局。

据史书说，宇文护对于母亲的供养，到了“荣贵之极，振古未闻”的地步。

然而，正是这点对亲情的顾念，让他中了宇文邕的圈套，并最终害死了他。

建德元年，武帝宇文邕请宇文护进宫劝谏当时的皇太后，宇文护不知是陷阱，欣然前往。就在皇太后宫中，宇文邕亲自出手攻击六十岁的宇文护，宇文护最终被当场击杀。

若泉下有知，不知宇文护会如何回想他的这一生？

要是当初自己做了皇帝，是不是就不会落得老年被杀，子孙惨死的结局？

可这么做，又对得起看重自己培养自己的叔叔吗？

一生以亲情为念，却又一而再再而三的杀害宗族，或许，这就是报应吧？

又或许，自己这样重情重义的人，根本就不适合在权力斗争中出场吧？顾得了自己，就顾不了他人；顾得了他人，自己却反遭惨死。

若有来生，应该再冷酷一点的。

又或者，干脆就生在平常人家吧！

愿来世，愿生生世世，不复生于帝王家。

回答完毕。

以上，节选自：

帝王之家，情深不寿

与人斗，其乐无穷

延伸：

府兵制：靡革匪因，靡故匪新
宇文泰：我欲乘风破浪！
苏绰六条：水磨的功夫

解决事，还是解决人？

个人公号：喻以流年

谢邀（ @秋子）。开门见山：宇文萨保对北周政权有大功，且功不仅仅是“变魏为周”，也在于对宇文泰以来富国强兵政策的延续和发展。宇文护确有僭越之志，但他始终深明内耗误国之道理，提拔重用了很多自己亲信圈以外的人才，甚至扶持了很多宇文泰的直系后代，如宇文宪、宇文盛、宇文纯、宇文直等，并给予他们独自领兵的权力。同时，被宇文护打压的官员们在武帝、宣帝两朝再次被重用，而宣帝在世之时北周政权的人事布局很巧妙，有利于统治基础之宽化。杨坚篡周行隋之事偶然性多于必然性，将其归因于宇文护与武帝的权力斗争并不妥当。

全方位评价宇文护其实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他是西魏北周政权的第二代领导人。北周政权于公元557年建立，国祚23年，而武帝诛杀宇文护是在公元572年。换言之，北周23年时间里，有15年的朝政首辅“天官大冢宰”都是宇文护。而宇文护在周孝闵帝在位的一年中总览军政大权，在孝明帝在位的4年里总览军权，虽然还行政大权于君，但这里的“归政”也仅仅是回到普通政治形态中的君相分权而已，并不是说宇文护彻底对行政之事撒手不管了。在武帝宇文邕登基初始，即保定元年（公元561年），诏命“五府总于天官”，即意味着宇文护在明帝一朝归政后对行政事务的把持又极大恢复甚至增强。也就是说，对宇文护的评价，应该涉及对于北周政权前15年的总体评价。而宇文邕在建德元年（公元572年）亲政，建德四年（公元575年）便举兵伐齐（此次伐齐因病中途作罢）。武帝连续两次伐齐虽然在战事上遇到一些阻碍，但基本上成摧枯拉朽之势。也就是说，建德四年的时候，北周的国力已远远高于北齐。建德元年至建德四年期间武帝虽然进行了扩充兵员、还（部分）奴为庶以及灭佛等改革，但短短3年内完成一国实力之质变是很困难的。换言之，武帝从宇文护手上夺回的北周，很有可能已经国富兵强。本文将着重谈一谈宇文护执政时北周的国政，以及宇文护的用人。

首先，宇文护延续并发展了文帝和苏绰时代“擢贤良”的吏治方针。苏绰的《六条诏书》规定选拔官员以贤能为主要标准，试图摒弃中古历朝历代”但取门资，多不择贤良“（《周书》）的门第之见。此乃西魏北周统治集团的基本国策。而宇文护对这项国策有所继承和发扬。根据黄寿成老师于2014年在期刊《文史哲》的文章，北周一朝基本放弃了九品中正制（《北周政权是否实行九品中正制？》）。该文试图穷尽《周书》、《北史》以及出土墓志中关于”中正“一官的记述，发现只有西魏一朝出现过中正官的记载，而此类记载消失于北周一朝。 @越石暮年扶风赋 和我讨论过此文的观点，并发现该文漏掉了辛威碑铭上关于此人在武帝亲政后任中正的记载。我以为此文的问题在于作者提出了过于绝对的观点，即北周的中正数为0，因此很容易被反驳。但如果加上“基本”二字，其观点应是妥当的。我们用更科学的逻辑来审视这篇文章的论据，会发现纵向对比，很明显北周的中正记载（目前来看只有辛威碑铭上的一条）明显远远少于西魏，而横向对比，北周的中正记载也远小于同样短暂的北齐。黄老师文章也强调，缺乏中正记载绝非“北周一朝时间短”所致，因为同样时间短的北齐却有很多中正记载。因此我们用统计学中类似“双重差分法”的原则，综合纵向、横向之对比，至少可以得出“九品中正制在北周重要性降低”的结论。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是西魏还是北周，“擢贤良”绝非意味着打击士族。事实上，士族掌握着大量经济、政治和文化资源，又得益于累世人力资本积累，显然会成为人才涌现之阶层。而关陇集团恰恰成将门虎子之势，如果我来形容西魏北周的统治集团，那便是“士族会武术，谁也挡不住”。当然，北周的吏治显然会考虑“出身”，例如《通典》就记载“后周有吏部中大夫一人，掌群臣及诸子之簿，辨其贵贱与其年岁，岁登下其损益之数”。然而，北周所考虑的“出身”却以父辈军功为主。例如，王谦便是因为父王雄在周齐之战时战死沙场而被升为柱国大将军。这种靠军功门荫入仕的政策显然与机会均等的理想大相径庭，但却足以激励当朝将领们奋勇杀敌。综合来看，唐人对苏绰改革的总体印象是：

（苏）绰深思本始，惩魏、齐之失，罢门资之制 -- 《通典》

而苏绰去世之时”齐“尚未建立，所以该印象的建立很有可能来自宇文护的北周政权对宇文泰、苏绰时代吏治的继承和发扬。 《资治通鉴》和《隋书》亦称”周室以来，选无清浊“。

其次，宇文护在明帝时期改革北周军事，”改都督诸军事为总管“（《周书》）。虽然这条史料出现在周明帝的本传里，但”军旅之事，（宇文）护犹总焉“（《周书》），此项改革应为宇文护之举。根据吕春盛老师引严耕望先生的考证，在此项改革之前，北周各州应该是一州三府，刺史府、将军府和都督府。宇文护将三府并为一府，即总管府。此举无疑减少地方行政冗官之弊。虽然这项改革由政敌宇文护完成，但武帝、宣帝两朝都没有废除总管制。总管掌握地区军务大权，在行政上也对州刺史有指导作用，有助于作为耕战政权的北周管理领土。杨坚篡周之时，西蜀、关东和荆楚三地总管几乎同时起事匡扶周室，是为总管制之优势，无奈此时杨坚已经坐拥长安中央调动府兵镇压之。

宇文护为政还有一些其他举措，例如减少徭役、兴水利、重农桑、筑长城等，但我以为这些乃执政者的政策微调。

接下来，我们来看宇文护变魏为周的政治手段。我在于谨：为什么宇文泰能上位？这个答案中提到，宇文泰是因为贺拔岳对他的信任（部分或来自于宇文家与贺拔岳的旧交）、个人决断力以及人事安排巧合而被贺拔岳军中的其他将军拥立为主帅。在贺拔岳被谋害时，宇文泰在军中的地位不比赵贵、李虎甚至侯莫陈崇等人高。这与高欢不同。高欢之于东魏北齐集团的怀朔系的领导地位是在尔朱荣军中逐渐建立的。例如，尔朱荣生前就曾认为自己死后能统御大军的唯有高欢，并警告尔朱兆。

荣尝问左右曰："一日无我，谁可主军？"皆称尔朱兆。曰："此正可统三千骑以还，堪代我主众者，唯贺六浑耳。"因诫兆曰："尔非其匹，终当为其穿鼻。" --《北齐书》

而在尔朱荣死后，魏废帝的诏书上曾把高欢和尔朱姓众将并列看待，此时这串名字里可没有其他怀朔系将领，例如斛律金等人。

颍川王尔朱兆，彭城王尔朱仲远，陇西王尔朱天光，乐平王尔朱世隆，常山王尔朱度律，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齐献武王，都督斛斯椿下军士，普泛六级。--《魏书》

简言之，如果说高欢在起事时是东魏北齐集团的绝对领袖，那么宇文泰入关时仅仅是西魏北周集团的“大盟主”。宇文泰在入关后直到去世这23年时间通过率队出战+人事布局+躬亲国政才终于接近绝对领袖的地位，而西魏废帝时期开始对武川系以外的势力赐姓宇文也说明他已经开始篡位的准备。如果说宇文泰能多活五年，那么变魏为周应该能平稳进行，但他却在西魏恭帝三年（公元556年）突然去世了。此时宇文泰建立起的威德很难立刻转化为宇文家的威德（此处也可参考 寒鲲：宇文泰为什么不称帝？）。此时，宇文护承太祖之志，利用宇文家肱骨之臣于谨等人的支持，迅速完成魏周禅代，就显得格外重要了。此举的效果便是以皇位的天然合法性来巩固宇文家之于关陇集团的领袖地位。应该说，宇文护接过宇文泰霸府后和于谨的这次配合，是中国政治史上很漂亮的一笔，体现出二人高超的权谋。

接下来宇文护又接连诛杀赵贵、独孤信两位柱国，彻底巩固了宇文家的权威。赵贵、独孤信家族当属此时最有可能对宇文家构成威胁的，因为他们横跨多个势力。赵贵与宇文泰同乡，又同在贺拔岳麾下任职，属于根正苗红的武川系。同时，他又是关陇大族天水赵氏的代表。五福之内可以利用的有赵洵、赵度。同时在北周的其它天水赵氏分支还有赵演、赵昶等。同郡的天水姜氏也有已被赐姓宇文的姜景等人。杨坚和高欢与弘农杨氏及渤海高氏本无联系，却在崛起时可以利用攀附两大士族来增加盟友。赵贵作为货真价实的天水赵氏，倘若起事，很可能会有大波关陇本土势力追随。而独孤信同样是与宇文泰同乡的武川人，却又单骑加入孝武西迁的洛阳胡汉士族部队。他在此之前又是贺拔胜荆州兵团的骨干，是杨忠的老上级，与崔谦共事一主，又曾在北魏末年与短时间同镇荆州的韦孝宽交好。独孤信在六官改革萌芽阶段便任”大司马“，其势力之大可见一斑。（注：独孤信后代墓志上更是记载其祖上曾祖父为元魏东平王刘尼--《大唐我府君故汉州刺史独孤公墓志》）而史料显示，独孤信和赵贵的谋反也勾结了元魏皇族势力：

元氏子女自坐赵贵等事以来，所有没入为官口者，悉宜放免-- 《周书》

因此，宇文护能果断拿下赵贵，并逼死独孤信，对于北周政权也是大功一件，震慑了曾”怀等夷之志“的其他群公。同时，宇文护也最大程度上限制了打击力度：

其贵、通、兴、龙仁罪止一家，僧衍止一房，余皆不问 -- 《周书》

要知道，即便在仇鹿鸣老师笔下与曹爽共享”家族网络“的司马氏，在诛杀曹爽一党时也是”夷三族“：

於是收爽、羲、训、晏、飏、谧、轨、胜、范、当等，皆伏诛，夷三族 -- 《三国志》

而宇文护打击力度如此之小，当是延续了宇文泰时期”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统战政策，这对于作为战国的北周无疑利大于弊。

最后，从宇文护后期用人来看，他虽然有篡逆之心，但更倾向于与武帝分享权力，避免内耗。

说他“有篡逆之心”，是因为魏晋南北朝是政治生态逐步恶化的重用时期，你死我活、斩草除根是常态。这点我在于谨：怎么评价南朝刘宋时期的谢晦？ 里也讨论过。在宇文觉率先发难后，宇文护出于自保废而杀之。此时这位权臣就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曾当机立断为宇文家”变魏为周“的宇文护，显然深知权臣地位的脆弱性，以及皇位本身对于巩固权力的意义。而宇文护位高权重时属下多有”献祥瑞“之举：

其后大冢宰宇文护执政，谓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对曰：“荷恩深厚，若不尽言，便同木石。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自享期颐，而受旦、奭之美，子孙籓屏，终保维城之固。不然者，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谓季才曰：“吾本意如此，但辞未获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渐疏，不复别见。及护灭之后，阅其书记，武帝亲自临检，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
-- 《隋书》

宇文护曾问过参掌太史观天象的庾季才天道是否有祥瑞之兆，庾季才反劝“归政”。同时，在宇文护死后武帝发现他执政时有很多”假托符命、妄造异端“之人。这个”皆“字，说明献祥瑞事件不止一次。若无篡逆之心，宇文护在第一次献祥瑞发生后便会明令杜绝，怎又使得此事屡次发生？

然而，宇文护在武帝一朝军政大权独揽后却无行逆之实。这也许是宇文护军功不足所致。他主政时，周齐两国进行了三次大战役。第一次是北连突厥后派杨忠、达奚武南北两路包抄晋阳，被齐主高湛、段韶等人集中优势兵力打败。第二次是著名的邙山大战，在段韶指挥下，被斛律光、高长恭杀得大败。第三次是宜阳、汾北混战。是役，北周虽然攻拔宜阳，但损兵折将，又失去汾北大片土地，吃相十分难看。宇文护领兵正面怼段韶/高长恭虽然捞得便宜，但最终无法收复陷落于此役的姚襄、定阳二城。这三次战役不仅说明宇文护很难胜任大军团统帅的职务，也足以消耗他作为权臣的威望。

我却以为，宇文护迟迟不行逆，缺乏军功并非重要原因。我们可以对比南齐明帝萧鸾。萧鸾在成为辅政大臣之前，缺少参战记载，其军功甚至远远不如在于谨攻陷江陵时担任前部先锋的宇文护。而萧鸾上位后便立刻开始谋逆之举。宇文护从变魏为周开始，到保定三年（公元563年）第一次丢脸，有7年之久的时间没有用兵。也就是说在这7年时间内，宇文护的军功尚未受损，而且如之前所述比萧鸾要高。他在诛杀赵贵、独孤信后更是声威大振，综合实力绝不亚于萧鸾。宇文护可以在废孝闵帝与行政权力回归明帝的这段时间行萧鸾之事，大剪政敌，完成篡位，也可以在武帝登基后”五府总于天官“后行萧鸾之事，大剪政敌，完成篡位，但他却都没有做。注意，这两个时段内，与宇文护关系密切的贺兰祥、尉迟纲都没有去世，此二人皆掌兵，且在禁军内势力很强。

宇文护无行逆之实，盖因他清楚认识大局。对他来说，大局是宇文家之于关陇集团的地位，以及北周的综合国力。作为非宇文泰直系后代，完成篡位便意味着以对宇文泰直系后代及其同情者的斩尽杀绝来弥补合法性的缺失。如此大的内耗会严重打击宇文家的整体实力，以及北周的整体国力。宇文护接下来就做了一件恐怕会让萧鸾之辈笑掉大牙的”白痴“之举。他大幅度提拔了宇文泰直系后代，包括宇文宪、宇文直、宇文招、宇文盛、宇文纯等。其中宇文宪、宇文直都在宇文护执政时期有过独自领兵的经历，宇文宪更是曾身兼大司马、小冢宰和雍州牧数项军政要职。标准的权臣篡逆法则应该是剪除宇文宪等人才对，毕竟侄子要篡位，首先就要干掉宇文泰的儿子们。南齐萧鸾便是谨遵篡逆守则之人，篡位之前便开始屠杀武帝、高帝的儿子们。宇文护的反常之举，恰恰是其识大局的表现。武帝后期的宇文宪已经成为北周一代战神，宇文盛也在宣帝时期从容领兵镇压起义，这说明宇文护识大局有助于提高宇文家及北周政权的实力。

最后，现代史学家多云宇文护与三代皇帝争权为杨坚篡周”埋下祸根“（例如吕春盛、薛海波等），但杨坚窜周偶然性极大，而且无论从逻辑还是证据出发，周室被窜很难说是宇文护的锅。首先，宇文护因与皇帝们争权而打压的大臣们，以李穆、于翼、窦炽为主（注：此处”打压“是相对其他大臣而言，事实上李穆等人在宇文护时期勋位上也是稳步晋升），在宇文护倒台后便重新得到重用。李穆是武帝第一次东伐的主要力量，宣帝时期授上柱国，任并州总管，并州曾是东魏、北齐的首要军事基地。于翼随武帝灭北齐，在宣帝时期兼任大司徒+幽州总管+幽定七州六镇诸军事。窦炽在武帝亲政后”至于军国大谋，常与参议“（《周书》），授上柱国，并在宣帝时主管营造东都洛阳，而营建东都乃是宣帝的主要国策。简言之，虽然这些人被宇文护打压（尤其是李穆家族损失惨重），但武帝、宣帝两朝的补救措施很到位，因此无证据表明这些人对宇文护的愤恨已经转化到对宇文家的愤恨。在尉迟迥反杨坚之事上，李穆之侄李崇更是站队尉迟迥和宇文家，在得知叔父站队杨坚时，十分悲痛。在他眼中，北周政权总体上是善待李穆家族的：

崇初欲相应，后知叔父穆以并州附高祖，慨然太息曰：“合家富贵者数十人，值国有难，竟不能扶倾继绝，复何面目处天地间乎！”韦孝宽亦疑之，与俱卧起。其兄询时为元帅长史，每讽谕之，崇由是亦归心焉。--《隋书》

李穆、于翼等站队杨坚，当属杨坚掌握中央军政大权代皇帝发号施令后的投机行为，有机会我会令撰文分析。

从逻辑上来看，周宣帝在世时虽然有一些昏暴的行径，但皇权本身十分稳固（这其中也经历了武帝、宣帝两朝加强皇权的措施，例如武帝将府兵纳入禁军系统，强化御政系统，宣帝添设辅官系统等，此处不便详述），他若不在22岁早逝杨坚绝无任何机会。如果周宣帝晚10年死，此时李穆、于翼、窦炽等人也已去逝，更赖不到宇文护身上了。

更何况，周宣帝在加强皇权的同时，还高度重视统治基础宽化。他的近臣是刘昉、郑译、韦謩、皇甫绩、柳裘、颜之仪等，这些人要么是追随魏帝西迁士族的后代，要么来自关陇世家（除南朝颜之仪外），对于重视北镇势力（武川系和其它贺拔岳旧将及后代）和宗王势力的北周来说，宣帝的用人显然很有针对性。另外，宣帝营建东都洛阳，也会有巩固新领地的效果，而负责重建洛阳城更是关陇集团魏帝系的代表、魏孝武帝老臣窦炽。同时，宣帝加强汉化，以汉人服饰登基，百官胡服变汉服。更重要的是，周宣帝命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攻略江淮，占领江北所有土地，乃是宇文泰入关以来关陇豪佑第一次指挥大军团作战，之前外姓将领担当大军团统帅的只有西魏时期的尉迟迥（伐蜀）和于谨（伐梁），而此二人都是宇文泰的亲信。

周宣帝虽然也有昏暴的一面，但宽化统治基础的举措是有利于宇文家统治的，而且自己从来都牢记把持权力。周宣帝不死，杨坚篡权毫无可能性，宇文家皇位会继续稳固一段时间。

晋荡公宇文护被历史推上前台，在文帝宇文泰突然离世后接过大旗，不仅变魏为周，而且延续并发扬了文帝时期富国强兵的政策，于北周政权功大于过。他看重长期利益，提拔文帝其他皇子，与武帝分享权力，在一定程度上被武帝的隐忍所迷惑，高估了君臣和解的程度，终致大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