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狱里来了一名大学生,因轮奸罪被判刑十一年。
入狱后,一直暴躁易怒、对他严苛管教的父亲,终于放下了对生活的怨戾之气,开始尝试了解自己儿子的喜好,希望帮他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个故事是监狱作者夏龙讲述的亲身经历,或许最能说明:父亲在儿子的成长中,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入狱后,我最好的狱友是刘洋洋,他是一名轮奸犯。
认识刘洋洋是在2010年下半年,那时,我已经是服刑近两年的老犯。每次新犯入监,我们这些老犯都围着看他们的档案和判决书。刘洋洋的大学生身份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从档案上了解到他是我的高中学长,就有了想认识他的冲动。
我打听到他住在101号房,那个号房紧挨着管教办公室。我给门岗塞了一沓从监狱图书馆撕下来的小说,那是《白鹿原》的核心情节。他得了好处,帮我把刘洋洋约了出来。
当时刘洋洋是新犯,见到文教监区的老犯要蹲下,我没让他蹲。因为是校友,我们很快熟络起来,此后每隔几天我就给他捎一本耐看的小说。
我和刘洋洋相处了两个月,他人很善良,性格也很温和,根本看不出会是欺凌女性的人。
刘洋洋入狱之前是扬州大学大三的学生,学的是食品安全专业。父亲希望他毕业后报考公务员,端上铁饭碗。
上大学之前,父亲对他的管教很严格。因为中考没能考上省重点高中,他被父亲用晾衣架狠狠抽了一通。严苛管教之下,高中三年他格外刻苦,始终保持着一个乖乖男的形象,做什么事都会优先考虑父亲的看法。
高中三年,刘洋洋只犯了一个错误——他给班上的英语课代表写了一封交笔友的信,课代表把信交给了班主任,班主任觉得这封信有情书嫌疑,把他拉到讲台,让他做了深度反省。父亲知道这件事后没有打他,而是试图朝他下跪,求他安心上学。
从此之后,刘洋洋的潜意识里对女性有了一股隐隐约约的敌意。
读大学后,刘洋洋脱离了父亲的管教,以前隐忍下来的青春期特质火山式爆发。他跟我描述过一次大学生活:有时候,我难以抑制自己的虚荣,宿舍里有个男同学有双詹姆斯奥运版篮球鞋,我也想要,就打电话告诉父亲,说自己的生活费被偷了……我的欲求都不敢坦诚地告诉父亲,没办法的时候只能依赖谎言。
除了虚荣、攀比,刘洋洋还痴迷一款叫《侠盗飞车》的电脑游戏,经常在论坛上和人交流游戏经验。2009年夏天,他在论坛上认识了无业青年顾青和两个大学生,四人常常联机玩这款犯罪主题游戏。
2010年4月的一天,刘洋洋23岁生日,顾青提议去酒吧街为他庆生。那一夜他们玩得很嗨很躁,在舞池中央放肆地疯闹。喝酒时他们遇到了敏敏,敏敏是推销啤酒的,顾青认识。他悄悄对刘洋洋说敏敏是“公交车”,待会儿帮他“破处”。
刘洋洋被玩伴们识出来是处男,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对顾青说:“哥的第一次早在八百年前就用了,你们也太高看我了。”
顾青问了他一个很下流的问题,刘洋洋答不上来,被几个玩伴嘲笑了一番……
那天他们玩到很晚,顾青提议去坐一次“公交”,让刘洋洋坐头站。他拉来敏敏谈,敏敏开价一千二,一人一次。
五个人去了顾青的家里,顾青打开电脑,让敏敏模仿日本A片里的情节,敏敏不肯,骂他们变态,起身要走。
刘洋洋一脚把她踹倒在地。看着在地板上发抖的敏敏,他产生了抑制不住的冲动,带头对敏敏进行了奸污。
他之所以故作一个老手,是想回应同伴对他是“处子”的嘲讽。
四个人对敏敏进行了两轮奸辱,结束后,顾青把敏敏推出了屋子。第二天,刘洋洋还没来得及赶到学校,就被派出所民警带走了。
刘洋洋最后被认定为轮奸案的主犯,获刑11年。
在集训队结束两个月的入监训练后,刘洋洋被投送至机床监区改造。下队的那天,我送给他一本带插图的《中国性史》和几本掉了封面的时尚杂志,让他带去讨好犯人组长——他这个罪名,在牢里很容易受欺负。
作为校友和狱友,我能够帮他的只有这些。
当时,其他监区的后勤犯要到文教楼领取后勤物资,我会特地关照机床监区的后勤犯人,这个犯人成了我和刘洋洋的通信联络员。
有一次刘洋洋很真诚地给我写了一封信:我爸今年来看我的次数很多,他是个油漆工,身上斑斑点点的就来了。来了,话也不多,就是看着我,走的时候给我买一大堆生活物品……我的心揪着疼。
这封信之后,刘洋洋和我的联系就少了。我打听得知,他报了狱内成人自考,白天劳动,晚上苦读。后来,我经常给他捎一些自考辅助资料,他偶尔也会给我捎来一些自制的掏耳勺之类的小物件。
2012年下半年,狱内自学考试成绩公布,刘洋洋一次性通过八门,有两门课的成绩接近90分,监狱对他进行了表彰。
那天他站在6000多名犯人面前,穿着白条纹路的蓝色囚服,胸前佩带一朵纸红花,手里捧着一本描金的荣誉证书。这个画面让我产生了绘画的灵感,后来我创作了一副素描肖像,取名《罪人的荣誉》,这幅画参加了全国监狱系统服刑人员书画比赛,获得了二等奖。可惜画作再也没有送回来。
那一年,我们在隐隐中互相鼓舞,好像看见了逆境之中的曙光,但其实只是一种可悲的自我感动。
刘洋洋自考报的专业依旧是食品质量与安全,可就算他考上博士后,他的刑事案底决定他不可能获得一份和专业相关的工作。
2013年,刘洋洋父亲因为肺癌去世,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
“父亲前几天去世了,肺癌的事他一直瞒着我,不希望影响我的改造。他从17岁做工,27岁才攒够钱娶了我母亲,前面有个哥哥因为意外去世,33岁才生下我,44岁才在城区买上一栋53平米的二手房。他暴躁易怒,生活的怨戾之气总笼罩着母亲。我11岁的时候,母亲抱了我一整夜后选择逃离了这个家。父亲一生都活在焦虑和危机之中,走到命运的最低点时,我感受到了他久违的平静,他放下了对生活所有的怨怒,不再对我这个劳改犯儿子感到失望,也不再怨恨母亲。这种坦然带着一种无奈的悲怆。”
“父亲最后一次来见我,我欣喜地告诉他:我自考一下子过了八门!”他很平静地对我说:“儿子啊!累不累啊?不喜欢就不要考了,以后出来做你喜欢的事,爸爸以前对你管得太严,都不知道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什么啊?”
“父亲的这个问题我当时竟然无法回答他,到现在我也回答不出……我决定放弃自考,那一纸文凭里包含着太多注定要遗忘的无用的知识,父亲希望把我从他之前营造的阴郁氛围里解救出来,希望我找到真正的自己。”
这封信,我当时并没有看懂。刘洋洋父亲的那个问题,我也问了自己一次,和刘洋洋一样,我也无法准确回答。
2014年9月,刘洋洋已经取得了两次减刑奖励,余刑只剩4年。那时,他通过了数控机床二级技师考试,每个月可获岗位分11分,监狱里每120分可以减刑一年,刘洋洋的牢狱之路已经快要熬出头了。
可就在那时,监狱的减刑政策发生了变化,暴力性质的罪犯需要取得受害人的谅解,才能获得正常范围内的减刑。
监狱为此举办了一场“服刑人员真诚致歉”的集体忏悔活动。活动现场请来了一些受害者家属代表,然后从犯人群体中挑选了几个改造积极分子,让他们代表所有服刑人员向受害者家属下跪致歉。
刘洋洋一直是改造积极分子,被监区长点名上台致歉,可在活动的高潮阶段,他拒绝上台。活动结束后,他作为反改造典型,受到了狠狠批评,监区长宣布取消他下次减刑的呈报资格。
我觉得刘洋洋太蠢,写信质问他:“真是搞不懂你啊,天天见到警官都是蹲着说话,跪一次又何妨?在这里就不要装清高了,你这不是白白浪费减刑的好机会吗?屈膝的日子已经过了这么多年,你还计较膝盖离地面这十几公分的距离吗?”
数日之后,他写信回我:“跪下就没有了自己,不跪我还是我。越是认罪悔罪,越是要懂得保留尊严!现在违心下跪屈服,出去后我可能还会报复社会!”
2015年7月21日,监狱开完减刑假释大会,我获得了第四次减刑裁定,还有十来天,我就能走出监狱大门。会后,我把自己这些年囤下的物资给刘洋洋捎过去,包括一双过冬用的加绒雪地靴,一整套2013年的男人装杂志,还有一些花露水、痱子粉之类的小物件。我知道,他还要苦熬数个春夏秋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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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夏龙,曾入狱七年,现为青年作家
夏龙的故事每个都惊心动魄,他在监狱呆过7年,在监狱的数千个日夜里,他曾扳倒过昔日的毒枭,也见证了服刑犯的凄美爱情,他笔下的监狱生活,有人性和温情,也有无法触及的隐痛和无奈。
其中和“号花”之间的故事永远地改变了他的人生观,"号花"叫黄薇,他俩之间一直存在着某种“买卖”关系,直到后来黄薇的一个秘密被撞破,为此她差点自杀。
他把自己的这些故事汇总成了专栏,想要用纸笔帮人去掉“罪犯”的标签印象,挖掘监狱里不为人知的一面,同时也在这些故事中再现罪与恶背后的归因。如果你对他的故事感兴趣,可以点击下方专栏阅读。
这次舆论的重点在于警察到底是多久赶到的。
没拜码头,收保护费,打砸门面这种原因我们都知道,也不怕;
但是公权力私用或者黑白勾结这种事,就会让人非常害怕;
如果西安公权力真的黑白勾结,还睁眼说瞎话,那就需要处理整顿了。
我朝的治安也不是一直这么好的,人民也不是软弱无比的,60年代西安打的也很凶的。难不成西安各公司以后都要雇佣保安公司保护经营?
这次出警距离1公里,走路10分钟都到了,所以就坐等这次真实的出警时间是多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