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历史上的中国分裂后能重新统一，而罗马（直布罗陀-中东，地中海北、东、南三岸）却不能？ 第1页

声明：我对古典时代晚期史（Late Antiquity），尤其对西罗马帝国经济系统的崩溃有过较细致的研究，因此以下答案主要关注点在罗马，而非中华帝国。但我相信我的回答能够给题主及其他对该问题有兴趣的朋友们提供一个不同的思路。

抛却名词语义层面上的争论，（西）罗马帝国的衰亡和中华帝国周期性的政权分裂并不具有太大的类比性。究其原因，则在于罗马帝国（自此以下特指西罗马帝国）的分崩离析不是一个简单的政权更替、城头变幻大王旗的政治转换过程，而是一次汇集统一国内经济逐步解体、交通和运输系统逐步区域化、跨地中海贸易网络逐渐崩溃、农业人口变迁及农作物持续歉收、开放式工商业市镇被更小规模的交易站和军事堡垒所取代、常备军士兵构成的逐步日耳曼化等一系列深刻社会变革的整体转变。西罗马的衰亡，是一次区域化（Regionalization）的过程，是一个大政治实体崩解为多个具有独立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的小政治实体的过程；而中华帝国的周期性分裂则仅仅是分裂（Fragmentation），是一个大的政治实体周期性解体为更小政治实体的过程，而并未涉及多少政治、经济和文化认同上的独立演变。

用著名线上游戏http://Agar.io来形容的话，罗马的衰落就像是你踩到了病毒而内部炸裂，中国的短暂分裂就如同玩家控制下的细胞分裂。

下面由我举两个最具体而又最具有代表性的例子来说明我的观点：

情景一：不列颠尼亚（Britannia）

英文里称罗马的衰亡常用的是一个「Fall」——这个词其实不太准确，因为西罗马的衰亡是一个因地区不同而影响截然不同的过程；公元450年的不列颠和高卢北部已几乎被彻底从罗马世界中剥离出来，罗马市场经济的影子几乎彻底消失，当地社会的权威认同也彻底本地化；而前进五十年，公元500年的亚平宁半岛和高卢南部，却依旧在外表上维持了「罗马」的模样——诚然，大道、桥梁和驿站已年久失修，纳博纳（Narbo）和马赛（Massalia）的商贸港口也已鲜有人问津，古典时代开放式的城市布局也已是难见踪影，但区域性的市场经济依旧繁盛（从目前考古出土的陶器数量可以判断这一地区当时依旧极大程度上维持了帝国时代的交易网络），普罗旺斯的小商人们和拉文纳的贵族们依旧自认为罗马人，昔日帝国的行政系统依旧在运作，米兰(Mediolanum)的一位年轻学生依旧可以循着一百年前他的先辈走过的道路（虽然会更费时）去罗马探望一位教士，坎帕尼亚的一位农场主依旧可以给他在翁布里亚的亲眷送上一封长信而不必担心遭血光之灾。罗马的衰亡是一个区域敏感性相当高的题目，不理解这一点就很难理解统一罗马一去不复返的必然性。

不列颠作为罗马人心目中「位于世界边缘」的一个行省，在三世纪危机的废墟上重建起了一个繁荣的商业经济网络。与此前两个世纪不同的是，3世纪中叶至4世纪中叶的不列颠经济放弃了以大城市（如艾伯雷肯、伦敦）为唯一贸易枢纽的模式，转而发展出了许多中小规模的贸易站和更加本地化的贸易网络。这样的转变虽然导致了不列颠的城市化程度发生倒退，伦敦等大城市的人口规模急剧缩小，但也同时加速了不列颠的罗马化程度，尤其是经济意义上与帝国经济的整合度。我们不难注意到，不列颠的经济模式存在问题——它极大地依赖来自帝国的军事上的坚强后盾，而一旦这一军事后盾消失，繁盛的经济也将灰飞烟灭。383年，僭位者马格努斯-马克西姆斯（Magnus Maximus）前往高卢作战，征召了大量原本驻防不列颠的军队，388年他被狄奥多西击败，但他的士卒却多数再未回到过不列颠，一部分史学家也因此以388年作为罗马帝国在不列颠的统治终结的年份（可参考The New Cambridge Medieval History: Volume 1, C.500-c.700，作者Rosamond McKitterick，编者Paul Fouracre）。从390年代开始，来自北方的皮克特人、自来西方的苏格兰人（Scots，为时代错置，这一代词在4~5世纪语境下指的实际是爱尔兰人）以及来自莱茵兰的撒克逊人对不列颠尼亚的侵扰和劫掠变得越来越频繁，而帝国中央政府疲于应对混乱的内政而无暇北顾；394年的冷河战役（Battle of the Frigidus）更是将西罗马帝国近二十年培养起来的精锐部队几乎一战报销。居住在哈德良长城以南的罗马-不列颠居民（Romano-Britons）别无选择，必须自谋生路。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大环境交待完毕，现在我们设想一个情境：

你是一个居住在维鲁拉米恩（Verulamium）附近的经营奢侈品生意的商人，你有着天生的商业头脑和商人的敏锐嗅觉，早在战乱开始之前就已经通过和高卢北部与帝国处于同盟关系的日耳曼贵族交易而有了一笔可观的积蓄。然而随着帝国从行省的撤出和蛮族入侵压力的加剧，你发现你所信赖的旧有商业模式再也无法正常运行：你寄出的信件石沉大海，你送出的货物一去不返，从大陆驶来的船只越来越少，最终趋于杳无音信；而在撒克逊人的侵袭下，一座座城镇在烈火中被夷为平地，流民们为温饱而疲于奔命，你的生意再无销路。

面对这种情况，你果断的想到了一个解决当下问题的方便法门——既然权威已走，则必然新权威将登台。你散出大把金银招兵买马，并围绕你的庄院开始修筑深沟高垒的防御工事，不出一年功夫，原来雕梁画栋的亭台楼阁已然变成了巍峨高耸的城堡。就在你的城堡快完工之时，你遭遇了你的第一场战斗：一支移动作战，四处劫掠的撒克逊人军队冲入了你的领地，并对你的城堡展开了猛烈的攻势。你指挥你新近招募的士兵英勇作战，并许诺作战最勇猛的士兵土地和财产；经过一整天激烈的攻防，你成功击退了这股撒克逊人，并且成功在维鲁拉米恩附近树立了地方保护官的权威。然而一次胜利并无意义，权威必然来自持续不断的胜利；随着你和撒克逊人作战的增多，你的领地和士兵也渐渐越变越多，你开始不满足于仅守着一座城堡过活，于是你派出了信使前往附近的城镇打探消息。很快你就发现，原来选择筑起堡垒，召起军队，担当起一方保护官的人还远远不止你一个；北边的邓斯特布尔（Durocobrivis，今日Dunstable）和南边的苏洛尼亚斯（Sulloniacis）都有当地贵族和富商招兵买马占山为王，而与此前吃喝享乐的贵族们不同的是，这些领主们的权威实实在在的与他们的战功和对当地居民的责任感绑缚在一起。

觉得眼熟？你不是一个人！中世纪的封建领主制绝不是一夜之间成型的产物；欧洲从古典时代向中世纪的转变，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而不列颠作为去罗马化过程开始最早和最快的地区（再次强调，我们这里所指的罗马，是其代表的经济贸易体系、城市文明与人口交换），无疑是研究中世纪早期封建制度发祥机制最好的样本之一。

（图片来源：Chedworth Roman Villa，Furneaux Stewart Design Ltd，作者Tony Kerins，绘制于Adobe Illustrator）

以上这个例子说明了什么？它说明了，即使我们假设公元451年，埃提乌斯（Flavius Aetius）所向披靡般地率大军跨过海峡，他所面对的也早已不是那个罗马人记忆中的不列颠了；当地认同已经渐渐取代对帝国的认同（这一点在不列颠尤其明显，由于罗马常备军的主动撤出和一去不返，许多罗马-不列颠贵族对帝国抱有不满和怨恨，更不必提失去保护的普通百姓），甚至连语言都已经开始出现多元化分流的情况——随着蛮族人在英格兰的定居，各种土著语言与拉丁语杂糅形成了一系列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而城镇的大量荒废与贸易的中断使得各地区之间更加隔绝。此时的不列颠，已在罗马的沉重地基上搭建起了新的建筑，「统一」已不是一个仅凭武装优势和政治正确就能实现的梦想，从此，罗马是罗马，不列颠是不列颠。

情景二：毛里塔尼亚（Mauretania）和阿非利加（Africa）

熟知这段历史的朋友想必能迅速识别出，以上这两个地区（我用地区而不用行省，是因为自4世纪以来，元首制下的行省制度已被新近的行政区制度取代）是汪达尔人（Vandals）自429年以来的大本营所在，亦是汪达尔-阿兰王国的本土所在。另一个常用的指代这一地区的名字是努米底亚（Numidia）。

北非自罗马人征服迦太基后，作为亚平宁半岛的面包篮子已经稳定的维持了近五百年的紧密经济纽带，如果说埃及是整个东罗马的粮食命脉，那么北非毫无疑问对西罗马有着同等的重要性；无怪乎有一派史学家将公元429年汪达尔人跨越直布罗陀入侵北非视为压死西罗马复兴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可参考Peter Heather的The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 A New History）。

（图片来源：Grote Historische Schoolatlas, H. Hettema Jr, 1959年版，荷兰语）

大环境交待过后，我们依旧按照之前的套路，设想一个具体的情境：

你是一个居住在希波（Hippo Regius），出身中产阶级的年轻学生，早在你出生之前，帝国北境就已是一片糜烂，不列颠和北高卢已经无可挽回地从帝国版图上消失；在你蹒跚学步时，西哥特人已在阿基坦（Gallia Aquitania）站住了脚跟，汪达尔人、阿兰人和苏维汇人则在伊比利亚半岛上肆意驰骋所向披靡。你按照当时很常规的程序接受教育，你天资聪颖而又勤恳刻苦，很快得到了当地教会长老的赏识，又辗转经过朋友的推举而获得了一次去罗马城深造的机会。正当你寄出了署有教会长老姓名的推荐信，自信满满期待着美好前途之时，地平线上却传来了令人震惊的消息：汪达尔人的大军已经兵临城下。

你对汪达尔人的侵扰并非一无所知，与大多数北非的居民一样，你对此虽然感到一丝担忧，但并未真正思考过大军压境；一者自直布罗陀到希波路途实在太过遥远，二者阿非利加地处帝国腹地必然受到格外重视和保护，三者罗马人依旧习惯性地认为蛮族人的欲望仅限于今朝有酒今朝醉，不会无止境地索取。然而汪达尔人的「矛之王」盖萨里克（Genseric）用行动证明了他与他前辈们的不同——在跨越直布罗陀仅仅一年后，汪达尔人已经自海陆两路向希波挺近，很快整座城池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此后发生的围城战彻底刷新了你和你身边所有人的认知。在最开始的两三个月里，食物和淡水尚可向百姓充足供应，而城内官民在奥古斯丁（St. Augustine of Hippo）的领导下也是士气高昂，大有与汪达尔人鱼死网破的决心。然而围城四个月后，奥古斯丁在人们的震惊与恐惧中死去了，他的死让守城军队指挥官博尼费修斯（Bonifacius）感到继续守城凶多吉少，而你也亲眼目睹了城内大量百姓因为缺粮少食而饿死在街头，而城外触手可及的田舍和谷仓被汪达尔人逐一焚毁。那些一直在集市上被当做传说一般被四处传送的关于北方蛮族的故事突然闯进了你安详而美好的生活。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冬去春来，汪达尔人的围城部队短暂撤去，博尼费修斯抓住这个机会带领剩余部队快马加鞭向东方而去，你则与你一位在军队里当自佣兵（Bucellarius）的好友一起加入了向东逃散的人潮中，你感慨自己的不幸，却未意识到你身后那些被困在城内不得逃脱的人们将遭遇更大的不幸。当你辗转徘徊几个月后再次回到希波时，整座城池已是一片摇摇欲坠的废墟（唯一的例外是奥古斯丁留下的主教堂，汪达尔人出于尊重未对该建筑进行破坏），你曾经的亲朋好友也已离散四方。

你翘首以盼王师南渡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已久，等来的却是来自拉文纳的一纸条约，同意将努米底亚和毛里塔尼亚的大部割让予盖萨里克而换取和平；而向来信奉机会主义的汪达尔人自然不会认真履行契约精神，西西里（Sicilia）、科西嘉和撒丁尼亚（Corsica et Sardinia）的陷落已经可以预见，整个西罗马境内的所有沿岸港口市镇也将彻底暴露在汪达尔人的五桡战船（Quinquereme）的虎口下。已经繁盛了近六百年的西地中海贸易在汪达尔刺刀的威胁下渐渐趋于没落，马赛的船主不再敢将满载红酒和橄榄油的商船派向迦太基，塔拉科（Tarraco）的经销商也不再敢将上好的皮革与羊毛通过海路送往意大利和东帝国；自奥古斯都时代起一直使得罗马帝国各个地区保持有机联系和勃勃生机的内在机制——国内贸易网络，随着汪达尔人在地中海的横行无阻而被无情地打断。当然我们必须认识到，商业网络的崩坏与城市的逐渐荒芜一样，都不可能是在转瞬之内发生的；西地中海区域经济合作体系的大规模崩溃，特别是以意大利本土与北非和西西里的隔绝为标志的崩溃，是一个延续了近一个世纪的漫长过程。从中能提炼出来的一点是，汪达尔人的登场无疑给这一过程打上了一剂强力催化剂。

以上这个例子又说明了什么呢？如果说不列颠和北高卢从帝国机体中的分离是一次令人不悦的骨折，那么北非和地中海的沦陷则是一次截肢。失去了最重要谷物来源的意大利，陷入了粮食危机的恶性循环，随之而来的是一轮又一轮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身居拉文纳的皇帝和贵族统治集团即使心怀大志也难以落实，马约里安（Majorian）和巴西利斯库斯（Basiliscus）的远征尝试都以战场上的惨败和皇帝本人的落马而告终。其间，东西帝国虽然多次尝试合力对抗来自汪达尔人的威胁，但西罗马经济体系无法换回的崩坏和东罗马漫长东方疆界上所必须面对的各路敌人都使得此类努力或草草收场或大败而返。如前所叙，汪达尔人控制北非和地中海制海权的真正危害并非政治符号的分裂，而是其对贸易网络的毁灭性打击使得各个地区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衰弱，加剧区域化和本地化的进程而淡化对罗马的认同。政治上的短暂分裂可以通过一次迅雷般的再征服快速解决，但经济和文化上的区域化却是一个极难扭转的过程；尤其对于西班牙地中海沿岸、南高卢和迦太基等倚赖商业贸易的地区而言，商业的衰落必然导致商站、航路和交通系统的迅速衰退，进一步引发此前我们已经在不列颠所看到的城镇商业文明的衰亡和本地粗放农业和畜牧业经济的取而代之。

（图片来源：Creative Commons）

到这里，一个非常核心的问题浮现出来了：为何罗马各个地区间的贸易网络崩溃会带来这么大的后续影响，而中华帝国历经几次大分裂时期却并未出现大量城镇被荒废、大量人口退回蛮荒的情况呢？

这是一个相当有价值的问题。正如我开头所声明的，我对后期罗马史有所研究，但对中国历史却比较一知半解，因此只能提供我的两点猜想，供读者参考：

1. 对国内贸易网络与人口流动的不同要求。古典时代的各主要政权中，罗马帝国的内部人口流动比例是最高的；有研究表明罗马帝国在全盛时期内部人口跨省流动比例高达40%（参见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 The Free Population和Human mobility in Roman Italy, II: The slave population，分别出自Journal of Roman Studies第94期（2004）和第95期（2005）），考虑到当代美国国内人口流动率（以跨越州境工作、学习或定居为标准）仅有30%左右（美国人口调查局2012年调查数据），罗马的人口流动深度是相当惊人的。人口的大规模流动必然带动文化和商业的交流——一个来自艾伯雷肯的不列颠地主能够畅通无阻地与一个居住在萨罗纳（Salona）的海商谈笑风生，一个来自约尔凯撒里亚（Iol Caesarea）的牧师能够和他远在安条克（Antioch）的同僚书信往来，其所依赖的是语言规范、书写系统、表达方式等各方面的统一，而这样的统一所倚赖的正是罗马帝国境内各地区间人口长期而深度的流动。不夸张的说，任何一个地区一旦被从这个人口流动网络中割裂出去，该地区也将以极快的速度完成政治、经济和文化意义上的去罗马化。在不列颠和北高卢的例子中，这一人口流动过程的终止大约发生在公元380年代，与之对应的即是大约自380年代开始的迅速而难以挽回的去城市化、去商业化、政治碎片化和权威多元化的进程。以此推断出因果关系显然过于武断，但两者间明显的正相关关系却是不可否认的。
   以上论述只为说明一点：实现罗马帝国的长期统一有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内部条件，即持续而通畅的区域间人口流动，一旦这一条件失去，罗马的统一则会难以维系。而反观同时期的中华帝国，对工商业和国内贸易的依赖程度不及罗马，人口的流动程度也自然低于罗马，因而国家的统一局面与人口流动与贸易行为亦不存在如罗马那样的明显相关关系，因此当天下局势有变，军阀割据政权破碎之际，罗马的统一局面受到来自内部的巨大挑战，而中华帝国因为不存在对人口流动的局限性要求，因而不容易短期内丧失统一认同。
   当然，如果要讨论为什么中华帝国对工商业和国内贸易的依赖程度低于罗马，以及为什么中华帝国各地区对「天下」的认同具有更高的韧性，则是另外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了，在这里不做赘述。
2. 地理环境上的区别。西罗马帝国所处的地理位置使得区域化进程更加容易实现：不列颠与大陆隔绝，高卢与西班牙之间以比利牛斯山脉为界限，高卢与意大利本土之间以阿尔卑斯山为界限，北非诸地区则有地中海相隔，罗马对西地中海其他岛屿的控制也往往局限于沿海平原（科西嘉与撒丁二岛均是这样的情况）。不难看出，这样的先天地理条件预示了罗马在中央权威失灵，各地区进入自治状态的情况下很容易以天然存在的地理边界为界限而演化出一个个具备不同经济和文化面貌与地方性认同的区域政体——事实上这也正是476年后西罗马下辖各地区的演变轨迹。

（图片来源：维基百科，Creative Commons）

反观中华帝国，客观的地理边界虽然存在，但在地区之间起到的隔绝作用有限，当出现中央政府崩溃的情形时不容易发生长期而大规模的割据。即使是处于相对隔绝位置的蜀地，也难以在对外战争中长期维持独立地位；而西罗马治下的不列颠拥有海峡天堑，伊比利亚半岛三面临海而北倚高山，征讨北非则更是需要动辄可观的海军力量，对于身居拉文纳的皇帝和贵族统治集团而言，在危急时刻维持统一的成本要比各个地区维持自身独立的成本高得多。

与第一点类似，我们必须要明确，这里所讨论的不是两者间的因果关系，而是可见的正相关关系；以任何单一论点为依据结论都是片面而不准确的，在以上的例子中我们也应当避免陷入地理环境决定论的极端论调。

原本我是准备添加上第三点的，其内容是关于罗马统治人口与中华帝国统治人口的种族与宗教构成的不同，但经过深思熟虑我认为这一点主观性太强且缺乏确凿可信的证据支撑，因此选择不予列举。

简单总结一下我的回答，不难看出，我的主要注意力其实集中在「罗马帝国为什么分裂而不得统一」而非「中华帝国为什么分裂后得以回归统一」，这一方面是出于对我自身知识边界的合理考虑，一方面也是因为上述的站在（西）罗马帝国这个视角上的论点即使在古典时代晚期研究领域内也算是比较新近的成果，我认为值得进行讨论和分享。

我因为长期都是以英文写作，对中文的学术规范知之甚少，各位读者对本回答内任何细节有疑虑的，欢迎通过评论或私信问询，我会尽快做出答复。

先上部分结论（多图慎入），罗马帝国只完成基于地中海的完整统一，并没有完成基于欧洲大陆主体的统一（完整战略意义上的统一）。

从这个角度来说，本问题实际上该分解成两个问题：

1、中国为何能实现大范围的统一，而西方（欧洲）却一次都没有。

2、中国为何能多次实现大范围的统一（分裂后重新统一）。

不过，从题干的侧重点来说，其实重点在第二问，那么我下面的分析，将重点先分析历史上的三个帝国循环是如何生发的（漢、唐、明）。

关于第一问，文化来说，两者区别明显。但就影响区域统一的因素而言，其他都比较次要。最重要的区别，我们找了黄帝（炎黄）做祖宗，而地中海文明找了上帝做创世者/天主。

拼音文字与象形/拼意对统一的影响差异，其实并没有很多人想的那么巨大，当然，也不是没影响。而书同文是统一之后发生的事，再者漢字的异体乃至成系统的异体（比如喃字）也并不罕见。

而以上两种不同的关于种群来源的选择，根本源于两种不同的地理条件产生的经济模式。

大河模式下，唯有农业为核心是正解

内海模式下，唯有商业贸易为核心是正解。

但文化差异恐怕不是最根本的。严格的说，西方没有真正实现过一次完整战略意义上的统一。

大河模式下，全流域的治水是统一的必然需求。而内海模式下，封闭的环形商圈也有统一的需求。

因此，对我们而言，黄河流域的统一，是基于自然条件就能够完成的。传说中的夏朝若存在，就是黄河流域的第一个统一王权。若排除夏朝，最晚至西周，黄河流域完成了统一。

但长江流域而言，自然条件下上中下游分成了明显的三块（中游还分成了洞庭湖与鄱阳湖两个湖区），天然趋于分裂，而不是像黄河流域一样，中段有河东与伊洛河谷（洛阳）作为陆上连接。其上中下游联系相当紧密。

因此，长江流域的统一，并不是靠内部推动的，正因如此，在大运河没有开凿之前，长江流域的势力，从来没有北伐成功过。

秦国兼并巴蜀的原动力，并非源于农业开拓，而应该是铜铁贸易。直接占领巴蜀的成本远低于长期贸易。

关中古代铜矿质量好，但总量应该不高，所以关中农具之类对金属品质要求低一等的器物，在商鞅变法后，铜铁原料估计大都从巴蜀购进。公元前356商鞅变法开始，公元前316，司马错灭蜀。

所以，兼并长江流域的动力，来源于铜铁贸易。以占有的方式免除贸易支出。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天然抗拒商业。

至于后来始皇帝对珠江流域乃至红河流域的兼并，纯粹就是农业势力对可耕种土地的渴望。

地理上的统一，只是先决条件，维持长久统一的还要相应的政治制度。

始皇帝的制度下，帝国名义上的中层是各级军功爵士。但当这些人解甲归田，也不过是小户人家。而服役中的，却是远在边疆。

所以，秦帝国初立，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中层。若此时能休养生息，真正的中层势力自然随时间慢慢出现。

所以，始皇崩而天下蜂起，就是中层势力的缺失导致始皇帝的权力完全没有制衡，权力滥用下的反噬。

秦漢的差别在于，漢不但与民休息，还用分封加推恩主动的制造中层力量。唯一缺憾在于没有将类似推恩的做法强加至豪门巨户（当然，这也只是短期解决办法）。

西汉对豪门巨户的解决办法是徙陵。后来没坚持又没设置替代方案，于是东汉未年就是门阀形成之时。

自东晋立国至南陈失国三百余年时间，我们的所谓“正统”王朝都没办法解决门阀问题。

机缘巧合下北周获得了梁朝的巴蜀，取而代之的隋在北周的基础先灭北齐后灭南陈，周两朝上相加，几乎一致的重复了一次秦的统一路径。

此后出了个类似始皇般几乎任性执政的隋炀帝。与始皇面对的情况不同，杨广面对的是分裂成三块（具体来说是一大二小两个政治集团）的中层力量：北齐亡于577年，南陈亡于589年，齐、陈两国的势力面对关陇门阀时，天然存在结盟需求。

杨广604年继位。隋文帝废长立幼恐怕并非如史书所载的那么简单，而更多的是杨坚与关陇势力博弈的结果。杨坚这个篡位者为避免类似事件发生，选择了更加独立于关陇势力的杨广。而其间势力博弈，始于灭陈甚至更早。

正是中层的分裂博弈，使得杨广能够借助关东诸门阀的力量，在短短五年内修成了隋运河。

而在巨大的政治成就（特殊背景）蒙蔽下，杨广盲目膨胀，企图以更大的军事成就消弭关陇军事势力对皇权的制约。而其结果总所周知了。

隋运河的最大意义是加强了人流物流的流通能力，可以说是中原第二帝国真正建立的物质基础，科举制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全国性的实施。

至于关陇门阀、府兵制、均田制之类的，都是一时之用。

唐（第二帝国）的根本问题，是科举打破门阀政治后产生的武力失控问题（杨广迁都与征高丽都源于关陇门阀对武力的控制。反过来看，相当于门阀对武力有相当强的约束力）。此后的藩镇、弱宋，乃至蒙元入主。无不根源于此。

第三帝国时，依然没能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明用兵户屯田，清用八旗都是一时之法，异曲同功。

而以明朝的技术水平，已经完全可以开启航运时代。既使不参与地理大发现，此时的东方统一的战略要求，己经必须将中原东方的第一岛链纳入治下。

所以，在我眼中，中原第三帝国并没完成历史赋予的统一任务。

也因此，第三帝国的屈辱，都从海上来。而且至今都还没真正建立海上长城。

所以，我们事实上只完成了两个战略周期的完整统一。

因此，我们统一（多次）的原因，是我们完成了相应时代的地理开发并创制相适应政治制度。而其中地理开发是先决性的。

估计有人从前面的分析得知，在我的观点中，中国（中原）为何能多次重新统一这一问题，其实也分两个层次。

第一层，是基于上一次帝国周期板图的统一。这方面其实可一就可再。北周与隋是机缘巧合下重复了一次秦的一统（几乎一致的统一路径）。

曹魏与西晋只是河北与关中的次序换了一下。

还有一层，是基于当前地理开发条件下的统一，比如秦汉时，核心是三河一关地区的黄河流域，其统一层次关系在东汉行政区划上表现的很明显：

黄河下游的南北方向都有足以与东漢司隶区抗衡的农业板块，所以司隶区必须加上巴蜀才能统御关东。

由于古代航海技术水平限制，山东半岛与福建在手的话，整个东南沿海就是完全安全的。于是两淮地区无须考虑外围屏障。

河北的屏障是辽东，司隶的屏障是河西四郡，巴蜀的屏障是两广（珠江流域）。

在这个体系中，西域与红河三角洲（今越南北部）并非必须的

时至隋唐，始皇一统后将近千年时间，期间或主动或 被动的，神州大地上又开发出了几个成规模的农业板块，那就是荆州（两湖）、江东（吴越）、辽东：

此时，司隶（东汉）板块加上蜀道连接的巴蜀，在基本盘方面完全不能压倒东南和东北方向的江东（加荆州）与河北（加辽东）。

因此，隋唐的选择是以运河连接河北与江东，这种情况下，作为运河南北节点的洛阳就新的天然核心但洛阳地区体量太小，无法单靠自己保障运河节点的安全。于是出现了唐末长安多次被攻陷、皇帝出奔巴蜀后还能再次返回长安当皇帝的闹剧，以及五代（907年—960年）时期皇帝在洛阳（开封）轮流坐（平均十年一个王朝）的奇景。

后晋、后汉称洛阳为西京，而直接以南北运河的实际连接点开封为都城。而结束五代的北宋，也是以开封为都城。

但以开封（洛阳）为首都，存在一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无险可守，必须将强干弱枝政策发挥到极致。这就是北宋武功不行的地理根源，政策是必须与地理限制以及相关中层结构（门阀离散导致地方武力失控）。

所以，定都开封并非隋唐时期的最优解。甚至北周/隋的统一有相当大的运气成分。所以经济重心东移后，政治中心必然东移，直接向东的开封不行，那么就只有东南或东北了，历史的选择是东北的北京。但东南方就必然不行么？我看是未必，之所以不行，还是因为后天开发不足。没有从战略角度进行地理大开发，而河北那边的渤海却是连接辽东的天然存在，无需开发。

所谓南船北马，对应的地理板块却是草原与海洋（运河、内河对比海洋只是沧海一粟）。正因为六朝（东吴、东晋、南朝四代）对南方的战略开发不足，使得我们从第二帝国开始就从战略角度落后于海洋时代。

若此时航海开始发力，陆上的疆域，最差也不可能比北宋差，至少幽燕之地绝对能够拿回，而当今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也基本不可能再次独立。

元明之际，本来还有一次重启航海发展机会的，但因种种原因再次错过。

所以，严格的说，我们只完成了一次半的战略统一。明朝则是完全没有实现当时条件下的战略统一（所谓倭寇问题，正是最直接不过的体现）。

“倭寇”代表的是海洋势力，跟山贼不是一个等级的，能对比的只有游牧部落，戚家军抗倭等于没有马的农业势力抵抗游牧入侵，完全是被动防御。最基本的必须建立海上长城（占领沿海岛链）。

所以我们离真正战略意义的独立统一，还差很远。

而在这个问题里，漢字（象形/拼意文字）对再次达成统一确实有促进作用。能够很大程度的降低再次统一的成本。但却不是再次统一的必然原因，否则漢化已经很深的古交州（红河三角洲）就不会再次长久的分裂出去。

对比东方，罗马并未完成对环北海-波罗的海的统一。即完成最基本（基于欧洲大陆的主体）的海贸板块之统一。

而西方来说，没有大河，但有各种内海闭环贸易。都说西方科学文明的源头是古希腊，我们来看看古希腊的版图：

上图显示，希腊文明还有一个内核，那就是爱琴文明：

很明显，无论爱琴文明还是希腊文明，基本是闭环性质的海贸文明。

而古希腊的直接征服者，是马其顿王国，以其著名的马其顿方阵打败并吞并了希腊。对于马其顿，简要特征如下：

根据自然地理条件，马其顿明显分成两部分：上马其顿，位于西部，地域广大，山脉纵横，森林密布，适于畜牧业，是马其顿人基本居住地；下马其顿，是块濒临爱琴海的沿海平原，适于农业发展。
约在公元前6世纪下半叶，马其顿可能发生过类似提修斯改革的统一运动，形成早期国家，定都上马其顿的埃盖，实行君主制

因此，马其顿本身更多的属于游牧文明。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年7月20日—前323年6月10日）差不多是西方弱化版的铁木真，而且还是在位十多年就暴病而亡的前提下。

而亚历山大的出现，说明古希腊商圈太小，已经无法孕育更高级的技术形成对游牧势力的代差压制。

古希腊被征服的同时，西地中海在孕育着新的统一海贸商圈，亚历山大逝世不足百年，罗马通过三次布匿战争（首次公元前264），统一了西地中海：

第一次是将罗马南部三岛占有，构成以罗马为中心的西地中海北部的的闭环商圈，这个商圈比希腊商圈明显大一号，而且独立性更强，几乎完全由岛屿和半岛组成：

第二次布匿战争将西班牙的西部沿海占领，第三次布匿战争将前西地中海霸主迦太基（首都今突尼斯）征服，至此，罗马统一了西地中海闭环商圈：

在征服迦太基之前，其实罗马已经发动三次马其顿战争，将巴尔干半岛以及古希腊地区征服。所以，古罗马的核心区其实是以亚平宁半岛为中心的北地中海沿岸及邻近岛屿：

在这个基础上，向北向南向东扩张，直到395年东西罗马分治：

期间发生一件当时不算起眼，但未来影响深远的是： 313 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而从古罗马征服高卢（公元前51年）开始，罗马版图开始突破换地中海地区。正是这一突破，使得罗马政权的经济模式开始变复杂，不再是单纯的内海海贸商圈：

因此，征服高卢二十多年后（前27年），元老院授与屋大维“奥古斯都”的尊号，建立元首政治。共和国宣告灭亡。罗马从此进入罗马帝国时代。

但很明显，吃下高卢后，即使转变为罗马帝国也有点消化不良：

公元186年，高卢（今法国、比利时、瑞士、卢森堡一带）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巴高达”起义
公元283年，在高卢塞纳河和罗亚尔一带，巴高达起义再次爆发，很快全高卢都陷入起义风暴
330 年迁都拜占廷，更名君士坦丁堡。
313 年，颁布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的合法地位。
395 年狄奥多西一世死后，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两部分。

凯撒占领高卢，更多的出于政治投机，而非从罗马长远管理考虑。事实上，罗马共和制下，最高执政一年一任，不得连任。即使最高执政也基本不可能考虑长远管理。

因为占领高卢之前，帝国投送兵力都靠航海运输，所以没什么后勤压力。海贸经济模式下，各个区域对比罗马半岛而言都是更小而且分散的存在（西班牙除外）：

其实，靠海的大半个西班牙，就已经不算地中海商圈（上图黄线以西），因为没有海贸收益，所以对底层的压榨比罗马其他地方严重，自然造反更频繁。

凯撒征服高卢（公元前58年至公元前49年）前，镇压过西班牙行省的造反（公元前61年），并获得丰厚战利品。我估计奴隶在战利品的比例不小。因为没有海贸的地区，领主们没有奴隶需求，所以变相的造成了高利润的西班牙奴隶贸易。

正因为西班牙镇压行动尝到好处，所以三年后，凯撒主动的谋求高卢省的总督。并且刚到任就发动高卢战争。

在伊比利亚半岛（今西班牙）怎么折腾，对整个罗马影响都不大，毕竟西班牙丘陵山地多，人口上限小。而且半岛地形，再怎么糜烂，也不可能扩散。但在欧洲大陆搞奴隶贸易，那影响就不好说了。

事实上，解决外伊比利亚半岛问题，最佳的办法是开凿运河，将半岛改造成岛。而且非常巧的是，半岛连接处是低地，并且有一条不小的河流。

至于高卢等的西欧、中欧大陆地区，其实从更大的角度看，不过是亚洲大陆的一个大号半岛：

如上图黑线所分割，东南亚、南亚、西亚大部、欧洲大部，都可视为亚洲大陆的半岛。

因此，可以通过运河的切割，将欧洲这个大号半岛变成一个大号岛屿：

从这个视角看，对比神州大地，西方的亚平宁半岛（现意大利）相当于古代西方的中原区域之一，是枢纽性质的存在。

半岛（及其南部的西西里岛）将地中海沿岸分成东西两部分。

而半岛所连接的欧洲大陆，分成西欧（海洋气候）与中欧（大陆气候）。两者分界大致为莱茵河流域。

致命的是，亚平宁半岛与莱茵河流域隔着阿尔卑斯山（及其余脉），东罗马势力不能方便的从陆路进攻中欧。

这种态势与神州四角的关系有点象。中欧的波德平原相当于巴蜀（方位关系类比），东罗马相当于关中。

由于罗马不及我们的农业属性强，所以中欧缺一次都江堰式的治水。使之由渔牧地区更早的变成农耕区。

因此，罗马要实现战略意义的欧洲（西方）统一，最低要求，也要将波罗的海以南，波德平原至黑海的平原地区消化，将边界推进至第聂伯河一线。

然后以第聂伯河为基础开凿连接黑海与波罗的海的运河。形成环阿尔卑斯（山脉）陆地的航海-运河闭环。（元朝改道大运河是朱明以南统北能成功的前提吧，可见运河的意义）

事实证明，莱茵河流域-波德平原才是欧洲最有潜力的农业地区，类比我们的江南（经济角度类比）。

因此，罗马统一西方的历史进程，差不多相当于只到西周统一黄河及长江以北（以及部分江南）。

没有勾连黑海、波罗的海，进而开发波德平原，相当于秦没开发巴蜀。

农业水平不足（或说商业意识过重）使罗马不能意识到波德平原的价值，进而没有完成以亚平宁半岛-莱茵河流域为中心的两大内海（地中海、北海-波罗的海）区域的统一。

以下图解一下东西罗马：

中世纪的德意志的基本盘就是莱茵河和易北河流域：

而第二次统一德意志的普鲁士核心为易北河流域为主的波德平原北部：

虽然波德平原有极大的开发潜力，但对古罗马及东罗马而言，并不重要。因为他们是商业帝国，而我们古代是农耕帝国。

正因为这种差别，使得西方即使有统一的可能性，但也没那个都动力去完成统一。

又或者说其实东罗马对商业的认识还不够彻底，局限于自然地理条件去考虑商业，而不曾试图改造自然，开发商业。

因此，秦朝能统一而东西罗马常年混战却没有决出一个欧洲霸主的原因，是我们开凿了蜀道，建造了都江堰，而东罗马没有尝试勾连黑海和波罗的海。使得古代的西方“巴蜀”——波德平原完全没有融入罗马的可能性。

也正因为是食利性质的商业帝国，所以东罗马选择平等思想为核心的基督教（东正教，不尊教皇，只有各牧区主教）。是古商业主义基督

而西罗马的高卢地区（法国）、不列颠地区（英国）更多的是农业为主，所以西罗马的天主教以教皇为尊，更多的强调等级性。算是农业主义基督。

严格的说，古罗马只是军事、经济上的统一。基督传入后，分裂成东正教与天主教，正是古罗马行政上（制度上）还没统一的明证。

古罗马东西分治后，东罗马能统一并传承几百上千年，本身就是一种可稳定传承的统治模式。而西罗马产生的天主教模式，其实类似西周封建制。这种教皇封建制以宗教为纽带，有别于西周以血缘为纽带的封建制。这种模式在对敌的角度来说，也算是一种统一。

而东罗马多次西征却始终没有恢复甚至扩大古罗马的版图，也证明了东正教不适合统治高卢、不列颠等大体量的农业区。

反过来说，天主教式的统治，也不太适合东地中海沿岸零散式分布的小型聚居联合体。

天主教覆盖了西罗马甚至扩散到日耳曼地区，并使之产生了神圣罗马。天主教地区之所以不统一，只因为庄园经济（王国/门阀政治）模式使然。并非西罗马被蛮族（日耳曼）异化。

所以，天主教的政治模式，实际上曾统治了大半个欧洲。莱茵河-亚平宁枢纽区诞生了法兰克王国（481年到843）、神圣罗马帝国（962年至1806，前身是东法兰克王国）：

也就是说，天主教模式（法兰克王国-481年到843、神圣罗马帝国-962年至1806）统治中欧为核心的大半个欧洲的时间比东罗马即拜占庭帝国(395年—1453年)还长。

天主教模式下，还发生了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事件（拉丁文：Cruciata，1096年－1291年）：当时原属于罗马天主教圣地的耶路撒冷落入伊斯兰教手中，罗马天主教为了收复失地，便进行多次东征行动。但实际上东征不仅仅限于针对伊斯兰，如第四次十字军东征就是针对信奉东正教的拜占庭帝国。十字军在他们占领的地区建立起了几十个十字军国家，最大的是耶路撒冷王国，此外还有安条克公国，的黎波里伯国等。

十字军东征事件证明，天主教各势力某种程度上已经一体化，

后来，基督新教诞生于德意志，其领土基本上以农业为主了，海贸几乎没有存在基础，虽然临海。但农业积累到一定程度，就有向工业演变的可能，而农民与地主要变成工人与资本家，则需要自由选择权。所以新教的根本改革，就是架空教会，使得每个人直接理解上帝，而这背后，其实是对自由的渴望。

基督新教相对东正教来说，是新式的商业主义基督。而美国，就是以新教为主的国家。

说句题外话，从生产方式角度看，伊斯兰教或许可称为游牧/采集主义基督。强调内部抱团与对外攻击。

因此，中国能统一长江黄河两个大河流域，正因为蜀道以及都江堰等的改造自然地理大工程。而欧洲不能统一，正因为没有大规模的改造自然地理，使之适合原生的海贸经济模式

事实上，若非基督新教徒有了新大陆这个去处，环波罗的海地区新教化后，以德国为中心，兼并荷兰，交好俄国，一同抵抗英国的海上霸权。然后执行好勾连波罗的海-黑海的环阿尔卑斯（山脉）陆地的航海-运河闭环策略，并重视铁路网的修建。商业打击为主，军事打击为辅，逆时针从黑海开始统一环阿尔卑斯区域。也并非没有实现欧洲的统一的可能。

因此，一个相对封闭的巨大地理单元能够统一，首先需要内部小单元间彼此能顺畅的进行物质交流（部分需要后天改造）。其次，内部各单元存在某种程度的互补，或相互牵制。再次，军事上完成统一后，需配合与当时经济基础相适应的政治制度。

事实上，美国可看成大一号的欧州。其立国基础就是基督新教加上三权分立制度下的联邦。

以上

余论：我们的真正统一，始于汉朝。所以我们的主体民族是漢族。漢族概念的逐渐形成，恐怕才是统一屡次发展的文化因素。

参看：

史学大家吕思勉持相同看法：我们的主体民族，该称为“汉族”，而非“华族”、“夏族”之类。

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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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e-ye-10-9 网友的相关建议: 
      

城市国家害死欧洲中东两千年，没时间打字，先 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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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unyyzz 网友的相关建议: 
      

罗马的存在本身就不科学

想象一下环南海帝国

环日本海帝国

红海、里海这么点大也没见着啊

环波罗的海这个成就倒是差点达成

其实看朝鲜、越南也知道，跨海统一，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的思路

所以罗马这种地缘奇观，你还指望能反复出现？

你怎么不问大英何时能再统一呢？

文明的巨大领先才能造就这种奇葩版图，之后随着技术扩散，失去了相对优势，自然无法维持。

中国历代的统一，秦汉靠关中，东汉、魏晋靠河北，蒙元之前全看北方，主要就是关中、关东，长安、洛阳、邺城、开封。完全是中原这个单核心的辐射，一旦陕西、山西、河南、河北的势力决出来了，那就在往边上打打呗，然后就统一了，人口体量在那，边缘省份根本扛不住。

但法兰克、君堡、大马士革等势力，相比于海那一边的领土，更在意与自己接壤的地缘威胁，就像印度哪怕再强大，也不会说要统一大英帝国，收复北美、大洋洲、英伦三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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呀，地中海风浪是小一点，但里海完全就是个湖啊。关键在于，作为一方军阀，一个P社玩家，你扩张的方向必然优先是那些能够威胁到自己的地区，所以孙权要背刺关羽，拿不到合肥那就守长江呗，荆州不攥在手上压根睡不着觉啊；天主孝子要跟奥斯曼勾勾搭搭，远交近攻嘛，谁脑子进水泥了，会隔那么远搞吞并啊，哈布斯堡就在家门口啊；君堡也是要优先确保中东和巴尔干两个地区的安全。

战略优先级，没有谁会缺心眼地，连接壤的威胁都还没解决，去玩儿什么跨海征服，十字军是没办法，不去的话教皇绝罚你，但很多人也是偷偷摸摸地划水。

环地中海帝国的再现，必须要等那几个地区强权解决了陆上威胁才行，最接近的还是奥斯曼。但战略接触面嘛，中华帝国就因为东北落后部族的存在，就无法吞并朝鲜半岛，奥斯曼非得打崩神罗才能侵吞意大利，更何况还有黑海方向的老毛子。

本身罗马版图的出现，就是文明扩散的阶段性结果，地中海的交通便利，使得其沿岸地区优先被中东辐射，文明水平大幅领先欧陆内地的部落，而后这些部落也逐渐开化，又凭借穷苦出身的低人力成本优势，各自侵吞了这些沿海先发地区。如果再有一个强权完全占有地中海的话，那么它必然首先是一个统合了欧陆力量的强权。

说到底还是个实心馒头跟灌汤包之间的差别，相比于罗马，还是中东新月沃地更适合跟中国对比，一样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只不过天堂太远，欧洲太近，不然也是个自古以来、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有着大一统情节的文明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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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hang-hao-72 网友的相关建议: 
      

技术上的原因：首先是汉字，南方各种方言的区别据说大于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法语的区别，但是写出来都一样。如果我们用拼音文字，各地按发音写出自己的方言，就成N种不同的语言了，久后就成了不同的民族了。

其次是驿站制度，是中央集权制度的重要保证之一。如果边疆到中央的消息传递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中央很难进行有效的直接统治，只能把地方军事、行政权力委托给地方官员。如果地方官员进一步得到自主人事和世袭的权力，和事实独立也就差不多了。汉末三国的州牧、唐朝中后期的节度使就是例子，好在最终没有成为常态。

最后就是科举制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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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uanji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我对这个问题有一些思考。对于楼主的问题，简单做一些回复。

实际上这个楼主的问题稍微有点偏驳，事实上人类文明至今，能够分裂后重新统一并且崛起的文明才是凤毛麟角，类似罗马帝国这样分裂后就一直分裂的，才是常态。你看看之前的居鲁士古波斯帝国，后来的查理曼帝国，看看中亚中东从古至今，看看西亚和印度，莫不是如此。

1. 地理原因

所以我们应该问，为什么历史上中国文明能够分裂后重新统一，而且反复如此。有很多人喜欢简单的把问题的答案推到地理原因上，他们的看法通常是认为东亚的地理环境相对封闭，而且内部没有大的山川河流分割。但问题是，你看看从西欧法国到中欧德国波兰再到俄罗斯，其实也是没啥地理分割的，为啥几千年还统一不了？再看看巴蜀的地理分割，比起匈牙利平原和奥地利至今的地理分割，那可是厉害太多了。为啥中国能够统一，而且是反复统一，但是欧洲各国之间却没法统一呢？你说罗马帝国时代也就算了，那时候中西欧都是蛮子，但是罗马帝国灭亡了，后面一千多年时间，整个欧洲这块主体平原部分，还是没能统一，中间的分割无非是几条河流和一些森林而已。

你对比中国的地理条件，中国除了红圈这块的中原地带是一块平原，剩下的地方都不是什么交通便利的地方。关中是四塞之地，而山西则是天下之脊，南方更不用说，隔着一条长江，还分为巴蜀、荆襄和江南三大块（更南边的地方一直到宋代后才逐渐开发，之前都没啥人的，而且在中国历朝历代的政治影响力都很小）。整体比较而言，中国这块地盘的地理复杂程度，比起欧洲那片可是厉害多了。所以，地理原因不是最根本的原因。

国家、文明，归根结底都是人组成的，人就是一个个细胞，要分析中国历史上为何能够屡次三番的一统，归根结底还是要分析道每一个历史中的中国人身上——中国人是如何成为如此巨大的统一族群，这才是问题的根本。分析清楚了这个根本，自然就能明白为啥中国能够屡次统一，而其他国家和文明都做不到，为何罗马帝国一旦分裂就碎了一地，从此再也收拾不起来了。

二、文明基因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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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i-li-bi-ya-bu-bing 网友的相关建议: 
      

一 中国的扩张更稳，从黄帝部落到秦，扩张了三千年，才把大半个十八省在血缘上文化上洗成华夏人。

二 秦始皇统一汉字，且在中央政权的控制下汉字的分化速度远远比不上字母文字的分化。

三 华北，黄淮，长江下游这片巨大且开发充足的平原。其他平原盆地在这块超级平原面前就是滑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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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ng-zhe-yi 网友的相关建议: 
      

问题提得比较笼统，而且也不太准确，比如说罗马帝国并未“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与其说“西罗马帝国灭亡”不如说是“罗马帝国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

所以，我把这个问题重新界定为，为什么罗马帝国失去了对帝国西部的控制之后，帝国的西部与东部最终形成了两种差异极大的认同，而且这种认同的分裂再也没有被弥合过？而与之相对比，为何在晋帝国失去了对中国北方的控制之后，中国的北方与南方并未形成两种差异极大、无法被重新弥合的认同？

为了再进一步简化问题，我主要从罗马帝国西部中选取了高卢这一比较有代表性的地区作为范例来进行分析。

1.

公元四世纪，罗马帝国迁都于君士坦丁堡，并且皈依了基督教。尽管历经波折反覆与内战动荡，君士坦丁大帝与狄奥多西大帝还是推进并且最终完成了戴克里先开启的改革，强化了君主制，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政治-军事-宗教制度。而相比于罗马皇帝们的事业，一种不那么引人注目的变化则是日耳曼人正在不断地迁徙进入罗马帝国境内。这些零散迁入的日耳曼人以个人身份在军队乃至于政府中为帝国服务，同时，也有成建制的日耳曼部落迁入到帝国境内，帝国授予这些部落土地、不干涉他们的部落制度与内部事务，以换取这些部落的效忠。例如在高卢，法兰克人的部落就已经陆续在罗马的土地上定居。

可以说，在公元四世纪，帝国的西部已经开始形成罗马帝国政治体系与日耳曼自治部落政治体系共存的的态势。到了公元五世纪，日耳曼人的洪流于406年突破了莱茵河防线之后，这种共存态势进一步地普遍化。在帝国的西部，在高卢地区，日耳曼人的领地与罗马人的城市与领地混杂在一起，日耳曼人采用自己的部落王国政治体制，罗马人则沿用着罗马帝国的政治体制。罗马体制与日耳曼体制适用于各自的族群，在地域上互相镶嵌、拼接，形成了一幅马赛克式的图案。

在五世纪后期，西部共治皇帝的消失标志了帝国丧失对西部的实际控制，但这一“标志”实际上并未产生太大影响。在西部共治皇帝消失之前与之后，帝国西部社会的基本形态是一贯的：罗马人与各支日耳曼人“大杂居，小聚居”，各自拥有着不同的政治-文化体系，采用着不同的体制。

在公元五世纪末、六世纪初，法兰克人的首领克洛维成功进行了一系列军事征服，建立了法兰克王国，这也就是法兰克王国墨洛温王朝的开始。但这一事件同样没有立刻改变高卢地区的马赛克式的基本社会形态。在法兰克王国杂居和共存的各个族群实际上依然是自治的。法兰克人的政治体制、部落习惯法都依然只适用于法兰克人族群内部，罗马人族群则沿用着罗马式的政治-文化体系与生活方式。两个族群各自都保持着界限分明的认同。

接下来，这篇回答就简单探讨一下这两种最初界限分明的认同是以何种方式进行融合的，这种融合为何最终产生了一种与帝国东部仍然延续着的罗马人认同截然不同、差异难以弥合的新认同。

2.

法兰克人与罗马人的融合之中，最关键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就是在五世纪末，法兰克王国的开国之君克洛维受洗为天主教徒。法兰克人皈依天主教之后，在宗教上迅速地融入了高卢罗马人的天主教会体系。

天主教会基本上仍然是被罗马人垄断的。甚至教会的很多高级教士就出身于仍然存在于高卢的旧罗马元老贵族家族。尽管如此，法兰克人仍然在宗教上完全接受了天主教会。教会的罗马人教士加入了法兰克国王的宫廷，为之服务。在这种影响下，法兰克的国王与宫廷成员们开始学习拉丁语，并且接触以拉丁文书写的古典罗马文化。例如，法兰克人的国王之一希尔佩里克甚至自诩为是一个罗马式的古典文学诗人。可以说，随着对天主教的皈依，法兰克人开始源源不断地吸收罗马文化。

然而，尽管法兰克人在宗教上加入了高卢罗马人的天主教会体系、并且积极吸收罗马文化，但在政治上，法兰克人并没有试图将自己的政治体系融入到高卢罗马人的政治体系之中。相反，法兰克人仍然保持着对法兰克政治体系的鲜明的认同，并且法兰克人政治体系与罗马人政治体系之间仍然保持着清晰的区别与界限。

之所以高卢罗马人所保有的政治体系并未对法兰克人产生太大的吸引力，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由于狄奥多西大帝对罗马政治体系的改革与重建并没有覆盖到帝国西部，高卢罗马人的政治体系本来就是非常涣散、没有活力的。

而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则是，对法兰克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与影响力的、同样以高卢罗马人为主体的天主教会，并未将宗教认同与罗马的政治体系绑定。

天主教会是当时高卢罗马人社会中最具有活力的体系，也是罗马文化的主要载体；天主教会的主体成员既然是罗马人，自然也对罗马保持着认同。为了解释基督教教义与罗马认同之间的矛盾，基督教会为“罗马”这个概念赋予了一种教义上的神圣意义，罗马帝国被认为是末日审判前的“最后一个帝国”，背负着传播普世基督教、迎接末日审判的神圣使命——“罗马”就这样被基督教会重构为了一个神学概念。

这种对“罗马”的神学重构由来已久。在帝国的东部，狄奥多西大帝改革并重建起来的罗马政治体系与罗马的基督教神学意义绑定在一起，使得罗马政治体系得到了基督教宗教体系的强大背书，这种政治罗马与基督教神学罗马融合为一的“二位一体”是东罗马帝国得以长期延续的重要力量来源之一。但是，由于在西部的政治体系能及时改革与重建、能与基督宗教体系绑定之前，帝国就失去了对西部的控制，所以在帝国西部，基督教神学意义上的罗马与现实中存在着的罗马政治体系并未融合、绑定。

这样，一方面是充满活力的高卢罗马天主教会不断强化着宗教认同、其中也包括着对作为宗教概念的“罗马”的认同；而另一方面，则是社会现实中高卢罗马人族群所沿袭的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完全涣散和无作为；在这种情况下，高卢罗马人对罗马的认同很自然地就成为了一种对“罗马”这一宗教概念的认同。罗马转化为了一种宗教概念，罗马认同转化为了一种宗教认同。

所以，当法兰克人吸收和学习罗马文化，所接受的自然也是高卢罗马人的这种植根于高卢罗马人社会现实的观念：“罗马”是存在于宗教体系之中的，更多地是一个神学概念，对罗马的认同是以宗教认同的形式体现出来的。

所以，法兰克人虽然积极地融入了高卢罗马人的宗教体系、接受了高卢罗马人的宗教认同，但这并未推动法兰克人产生对高卢罗马人残存政治体系的认同感——因为高卢罗马人的宗教认同本来就已经与对高卢罗马政治体系的认同分离了。

3.

法兰克人在宗教上“罗马化”了，但在政治上并未“罗马化”，其结果就是，法兰克人通过宗教上的“罗马化”不断地学习和吸收先进文化，而这反过来却推动了法兰克人的政治体系在保持着鲜明的法兰克政治认同的同时不断地进步化、文明化。

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萨利克法典》的形成。萨利克法的最早版本可以追溯到公元六世纪初期，这是一部基于法兰克人部落习惯法的成文法。法典是以拉丁文书写的，带有大量基督教内容，例如各种以“神意裁决”定罪；而且法典的系统程度也远远不是过去日耳曼部落的不成文习惯法所能比拟的。但萨利克法典仍然是一部法兰克法典。这部法典最初只适用于法兰克人族群的内部，是对法兰克人从部落习惯中沿袭下来的“人身赔偿”观念和诉讼程序、所有权宣称仪式、家庭组织和继承方式等等内容的条理化。甚至，萨利克法典一些版本的序言中直接包含着法兰克人宣扬其族群自豪感的“辱罗”内容。萨利克法典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甚至到了十九世纪，维多利亚女王仍然因为汉诺威遵循萨利克法不承认女性继承权的传统而未能继承汉诺威王位。

与中国相对比，在东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北方建国的外族族群最初都沿袭着自己的部落习惯与认同，但没有任何一个外族族群的部落习惯发展出了成文法的形式。很难想象一部使用儒家体例、以汉语书写的、但是只适用于鲜卑人的典籍，把鲜卑族部落的种种本来不成文的习惯和传统呈现为一种鲜卑人自己的“经典文献”。

萨利克法典的形成集中体现了，法兰克人自身的政治体系已经不再是他们刚迁入罗马时粗糙的蛮族部落体系，而是已经极大地发展了，已经“文明化”了。这种发展之所以可能，正是因为法兰克人融入了高卢罗马人的宗教体系，进而吸收了大量的罗马的先进文化。萨利克法典的拉丁文书写和基督教内容正说明了这一点。

但吸收罗马先进文化，并没有使得法兰克人产生对高卢罗马人的政治体系认同。法兰克人在宗教“罗马化”的同时，保持了对自身政治体系的认同，并且利用所学习的先进文化推动了自身政治体系的进步与文明化。这种进步了的、文明化了的政治体系尽管吸收了罗马的文化养料，但仍然是一种法兰克人的政治体系而非罗马人的政治体系，是由他们自己的源头发展而来的，与高卢罗马人残存的罗马帝国政治体系截然不同，二者保持着鲜明的区别与界限。

4.

如高卢的例子所展示的，罗马帝国失去了对西部的控制之后，西部的各支日耳曼部落经历了宗教上的“罗马化”，与政治上本族群自有的政治体系的进步、文明化。

由此，日耳曼人对罗马的认同始终主要是一种宗教认同。例如，墨洛温王朝崩溃之后，法兰克人建立了“查理曼帝国”。查理曼帝国在政治体制上采用了“罗马帝国”的名义，但这种名义是罗马教宗赋予的——法兰克人对“罗马帝国”的认同，更多地是对罗马教宗的认同；是一种宗教认同，而不是政治认同。

实际上，查理曼大帝在从罗马教宗获得“罗马帝国皇帝”头衔的同时，也保留了“法兰克人的国王”这一头衔。国王头衔是法兰克部落王国的传承，是法兰克族群政治体系的标志。而且，在这两个头衔中，显然“法兰克人的国王”这一头衔更具有政治意义，查理曼帝国的政治实践也是法兰克人政治传统在一种更高水平上的发展，而与此时东罗马帝国真正与罗马帝国一脉相承的政治实践之间在方式上有着非常鲜明的差异与界限。这两个头衔中得到了传承的也是“法兰克人的国王”这一头衔。而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帝国皇帝”头衔则并非传承自查理曼大帝，而与查理曼大帝的帝号一样来自罗马教宗，而且是由罗马教宗重新授予的。

实际上，这让人联想到后世德意志第二帝国皇帝同时保有的“普鲁士国王”的头衔——威廉一世更为认同的同样是普鲁士国王头衔，而皇帝头衔则是外界授予的；只不过，最后普鲁士王国消融进了德意志帝国之中，加洛林罗马帝国却是昙花一现、只是短暂地加诸于法兰克王国政治实体之上的浮光掠影。

需要注意的一点是，罗马教宗加冕查理曼大帝时使用了东罗马帝国政治体系中的理由（东罗马帝国为女皇自立，罗马教宗宣称其并非罗马帝国合法皇帝），但这恰恰体现了罗马教宗本身与法兰克人之间的区别、罗马帝国政治体系与法兰克人政治体系之间的区别。不同于法兰克人、不同于高卢罗马人，罗马教宗本身当时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东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一部分，东罗马帝国也仍然保持着对意大利半岛相当一部分领土的直接控制与很大的间接影响力。正因为此，罗马教宗本身是存在着对东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认同的，也从这一政治体系之中寻求自身行为的合法性。但罗马教宗对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认同是并未传递给法兰克人的，法兰克人也显然对远在君士坦丁堡的女皇陛下毫不关心。法兰克人认同查理曼的“皇帝”头衔不是因为他们认为君士坦丁堡的伊琳娜女皇不合法，而是因为这个头衔是罗马教宗授予的。罗马教宗本身此时仍然带有一种双重性，既是罗马天主教宗教体系的首领，又同时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 一部分；但法兰克人的这种来自教宗的帝国认同却不是罗马帝国政治体系的一部分，而只是罗马天主教宗教体系的一部分。（虽然有过查理曼大帝与伊琳娜女皇联姻“统一罗马帝国”的想法，但这对查理曼帝国和东罗马帝国两者来说显然都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二者的帝国根本不属于同一个政治体系。查理曼大帝有实际意义的头衔是法兰克人的国王，法兰克人的国王与罗马女皇的联姻哪里谈得上“统一”呢？）

4.

可以说，在罗马帝国失去了对西部的控制之后，法兰克人族群与罗马人族群的融合分为了宗教融合与政治融合两个方向。在宗教上，法兰克人融入了罗马人宗教体系，也从罗马基督教的“神学罗马”的教义中产生了“罗马人”的宗教认同。在政治上，法兰克人却并未融入罗马人政治体系，而是利用吸收的先进罗马文化实现了自身政治体系的进步与文明化、使得自身政治体系迸发出了强大的活力；因此最终，在政治上，是罗马人融入了法兰克人政治体系、产生了“法兰克人”的政治认同。

就这样，法兰克人族群与罗马人族群融合的结果，是产生了在宗教上自认“罗马人”而在政治上自认“法兰克人”的双重认同。

这种双重认同在神圣罗马帝国同样存在，表现为宗教上自认“罗马人”而政治上自认“德意志人”。实际上德意志地区从未被罗马帝国统治，神圣罗马帝国的“罗马性”同样来自罗马教宗，是一种宗教属性。

这种宗教罗马人与政治日耳曼人的双重认同，显然与东罗马帝国基督教会与罗马帝国政治体系互相背书并且融合绑定而形成的、“政治罗马”与“神学罗马”二位一体的罗马人认同是差异极其明显的。这也就是帝国失去对西部控制之后，罗马帝国的西部与东部在认同上产生了分裂的原因所在。

这种双重认同形成的原因，如前所述，则一方面因为帝国西部政治体系本身的涣散，另一方面则是因为狄奥多西大帝将罗马政治体系与基督教宗教体系绑定的改革没有覆盖到西部，使得基督教会在西部没有与残存的罗马政治体系绑定。由于基督教会的富有活力，最终将罗马人的罗马认同也转化为了一种宗教认同，并将这种罗马人宗教认同传播给了日耳曼人。

而与之相对比，在晋朝失去对中国北方的控制之后，北方遗留的汉人所秉持的儒教思想体系，是与汉制政治体系牢牢地绑定在一起的。这就使得北方的外族族群不可能像日耳曼人那样只在宗教上吸收儒家思想，政治上却由本族群自身的政治认同发展出为一种与本族群部落政治体制一脉相承的、却又比较先进而文明化的政治体系。中国北方的各支外族族群唯一可行的文明化道路，就是融入与儒家思想绑定的汉制政治体系之中。这就使得外族的政治认同最终也融入了汉人认同之中。

同样，由于儒家思想与汉制政治体系的严密绑定，中国北方的汉人也不可能像高卢罗马人那样只在精神生活上认同儒家、政治上却反而融入不采用汉制政治体系的鲜卑部落王国政治体系之中。而北方汉人与汉制政治体系的绑定，同样迫使外族在建立政权时必须采用汉制政治体系，而不能将“非汉制”的本族部落政治体系直接转化为国家政治体系。

实际上，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的外族族群对儒教-汉制的绑定体产生了强烈政治认同的同时，对儒教的宗教认同却反而颇为有限，而是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同样外来的佛教。只不过，在中古时代，政治认同对族群认同的塑造力是明显强于宗教认同的。

最后，总而言之，罗马帝国西部的基督教会为日耳曼族群提供了一个不通过罗马政治体系而吸收罗马文化、实现自身文明化的渠道。这一方面加速了日耳曼各族的文明化、并使得日耳曼各族产生了“罗马人”的宗教认同；但另一方面由于日耳曼各族能够绕过罗马政治体系而吸收先进文化，反而得以建立比较先进的、日耳曼人自身的“非罗马”的政治体系和政治认同。而帝国残留的罗马人由于本身对罗马的认同感也以宗教认同为主，所以在政治认同上反而也融入了日耳曼人的政治认同之中。而在罗马帝国的东部，经由狄奥多西大帝的改革，罗马的宗教认同与罗马的政治认同则牢固地绑定、二者融合为一体了。这就使得罗马帝国的东部与西部在认同上分生了分裂。

而在西晋灭亡后的中国北方，儒教与汉制政治体系的绑定使得各外族族群吸收汉文化、实现自身文明化的唯一渠道就是全盘接受汉制政治体系。这也就使得各外族族群最终在政治认同上融入了汉人之中。这就使得中国北方的汉人认同最终并未与南方的汉人认同发生分裂。

从中可以看出，认同的融合是一种体系的融合，而不是对个别的文化元素的吸收。日耳曼人只融入了罗马宗教体系而没有融入政治体系，那么，尽管日耳曼人吸收了大量罗马文化元素，但日耳曼人的政治认同就仍然是“非罗马”的。同样，东晋南北朝时期的北方各族，尤其是鲜卑族，在融入汉制政治体系的同时也为这一政治体系带入了大量鲜卑文化元素，但由于鲜卑文化元素的融入并没有保留完整的鲜卑政治体系，所以，融合产生的政治认同也就仍然是汉人政治认同而非鲜卑政治认同。

当然，西欧和中欧的“罗马人”宗教认同在近代走向崩溃，只剩下了日耳曼人的政治认同；西欧和中欧也就不再存在罗马人，而只存在法兰西人（法兰克人的转写）、盎格鲁撒克逊人和德意志人，这种发展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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