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志中有哪些记载冲击了你对某一段历史的认知？ 第1页

1907-1910年之间，德国国内关于胶澳（青岛）殖民地的讨论基本聚焦于三件事：

①德国在青岛是不是赔了钱。

管理青岛代价太高。除了数以千万计的完全没必要的军队管理支出外，这种管理显得缺少对发展经济可能性和必要性的眼光，现在运转的整个机构中官员太多（只会在建筑管理中看到这一点！），而且太花钱……很显然，青岛根据未来规划和愿望已扩建得太辉煌了，如同人们给一个十岁的男孩穿上了一件四十岁男人的外套，并且说：穿上它，别犹豫，而此刻这件外套他穿着很不合适而在三十年后也许已经旧了，不时髦了……除了比远东其他地区更高的税收负担而不得不立即把贸易向其他港口转移外（那里更易于落户，因为在这些港口已经有了不少公司），公民今天也已经支付了比我们说过的一个“理智的”青岛可能承担要多的税赋。
——《法兰克福报》1909年2月8日《来自远东的信 》

↑连德国人自己都觉得，青岛的建设太超前了。

经济方面的赢利远不及帝国近十几年来用于保护领的开支。那里的德国进出口公司多为老牌中国贸易商家的分支，它们不以赢利为重而仅仅怀抱这样的爱国主义热情，即在德国的战旗旁边也升起德国的商旗。海关关税收入虽然在1906年的最后一个季度超过了芝罘海关，而后者向来被人看作衡量胶澳租借地发展情况的尺度；然而芝罘并不是一个意义重大的商业区。在天津，德国的商业贸易名列其他国家的商业贸易之前，与之相比，胶澳租借地的商业贸易就逊色多了，若与上海的商业贸易相比，胶澳租借地的商业贸易简直不足挂齿。但是帝国政府每年要为该租借地付出近1200万马克的补贴，而在东亚最大的国际都市上海只需150万塔勒即450万马克。大商业虽然发展了起来，但却不是那种与帝国的花销哪怕稍微多一点的大商业。山东矿务公司能够养活大约200名白种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发展情况也较好，但它属于一个独立企业。啤酒和几个小型工厂经营得不错，这无须赘言。但小商业的大部分收入来源于帝国国库，因为它主要向官员和军队兜售商品，而后者的薪水都是由帝国支付的。我们所成就的只是建造了一座城市，其建设规划堪称典范，建筑技术卓尔不群，富有变化。这个城市带有最优美的德国特色，在干净整洁和其他诸方面都远远超过东亚和整个亚洲的所有城市。关于胶澳租借地的类似描写完全值得相信。我们可以确信，不仅所有参观过这座城市的外国人，而且连中国人自己也会产生这样的印象，德意志人的实践意识、对秩序的热爱和严肃认真态度无可匹敌地展现在那里。但是，商业是所有开支的主要目的，它迄今尚未得到与开支相应的发展。新建楼房的供应远远超过需求；不少住宅房空空如也，尽管房价相当低廉。除此之外，生活品价格昂贵。船运还不具多大规模，虽然新近除了德国的船只，英国和日本的船只也频繁进出港。
——门格，转引自《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②德国在青岛是不是都在中国人身上赔了钱。

青岛逐渐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国商业贸易的中心；在这里，几乎所有贸易都掌握在中国人手中。相反德国商品在青岛商业贸易中所占的比重依然很小，继续徘徊在6％～8％之间。其中有一半属于供应胶澳总督府或者更确切地说铁路建设工程需要的供货，可以在山东自由市场上销售的德国商品只占胶澳租借地贸易总量的3％～4％。由此可见，把胶澳租借地建设成为一个德国的商业贸易中心和把山东开发成为德国产品销售市场的原定目标远远没有达到。就是工业经营也失败了。除了国家企业，私营企业根本没有前来设厂、投资。
——转引自《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

③把青岛还给中国和自己扛着哪个更加赔钱。

如所报导的，德国正将其保护地胶州交还中国，这一点是十分荒谬可笑的。今天，只要这块殖民地存在，对祖国就意味着巨大的花费，无论是官方的还是非官方的。这里差不多就是6、7百万先令，是结合帝国海军项目支出的。而这些项目是海军部正在实施的。与此同时，非官方部门包括种种计划，每个在其自己方面都认为是顶顶重要的。经过集中资本，胶州领土自从德国占领后，已正式成为工业开发的中心。它回过头来将很可能拉动又是一笔5、6百万先令的花费。这样，以货币为基础，单单中国就将在德国从中国北部撤出前会捡到至少1200万先令。
——《华北每日新闻》1907年8月10日载《德国与胶州》

“样板殖民地”这一称呼最开始是对于青岛建设花钱太多的讽刺：

前任青岛总督特鲁泊在日本占领青岛后也对“样板殖民地”名称的由来做过说明：外国游客给当时尚在德国统治之下的青岛“起了”这个名字（德文新报，1915—01—29：84），从德国人的观点看，这个花费巨大的胶澳保护区并不值得这么称赞，而德国在非洲的最小殖民地多哥才应该称为“样板殖民地”。多哥之所以获得这个受人称赞的名称纯粹是经济原因，因而也完全不同于青岛。多哥是德国唯一一个无须财政补贴即可依靠收入来弥补帝国支出的殖民地（ Rohrbach， 1914： 19：Gunder， 1911： 130），尽管如此，人们在新的德国文献中仍然不时读到把青岛称之为（德国）在中国的“样板城市”或“样板殖民地”（Schmidt， 1976： 142； Artelt， 1984：14），虽然这些叫法加了引号，但既没有更准确地说明这个“样板”概念的缘由，也没有说明这个评价的讽刺性基调。很显然—无论如何对于今天的读者而言—是从正面来理解把青岛称之为“样板殖民地”的。因此至少是《迪蒙中国艺术旅游指南》的作者改写了青岛的特点（Scheck， 1988：340）
——转引自《近代青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

那么德国在青岛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可参考下表：

德占时期青岛财政收入因统计口径不同说法不一，一说为36498000马克。

简而言之，在青岛真正属于德国统治的大多数时期，德国国内舆论并不看好这次殖民行动，反而普遍认为这次由军队主导的行动是失败的——用德国纳税人的巨款建造了一个大而无当的形象工程。

另外补充几条德国占领时期的青岛法规细节：

①青岛德华大学的学生（不论国籍）一度人人配发枪支弹药，还曾经持枪包围巡捕房：

②书馆、戏园子并不允许演出色情节目：

③史上最严格倒垃圾规定：

④养狗要办证交费，但狗回汪星了给退钱：

⑤青岛原来是么有大森林的，“红瓦绿树”的树都是后来造滴：

⑥法律方面虽华洋不同法不同判，但也不乏以华诉洋胜诉的案例：

但需要强调的是，当时的德方舆论一直充斥着“殖民地法律偏袒华人”的不满情绪。

没想到这个答案有这么多知友关注，就再更新一些吧。

首先补充一下评论里提到的几个事件的文献，如无特殊标注，皆出自余凯思《在模范殖民地胶州湾的统治与抵抗》一书：

① 1908年青岛商人抵制德国商品运动，中国最早的抵制洋货运动之一：

当时的德方新闻报道如下：

毫无疑问这种抵制部分地是因德国政府的税收政策而引起的。我们在最近十年间不止一次地指出，我们认为 许多以各种各样的革新取悦于中国人的规章和强加给他们某些他们不愿意接受的机构的做法以及对他们课税的方式 都是不适当的，甚至是错误的。如果今天中国人因国家码头管理措施的推行而对青岛采取抵制态度，那么我们可以从中看到所有我们从中国人圈子中听到的有关事情，其中反对 国家在港口经营的 行为很少，更多的是警告总督府放弃现今的税收政策，无论如何不要再增加税收负担了。青岛近来出现的停滞不前已经证明我们这种理解是正确的；中国人向该处的移居已经停止。考虑到房屋税、诞生地税、市场税、水税、房租税、码头税等，中国人发现他们的打算已与他们先前视为必要的事情不相符了，他们因此远离青岛，因为在那里，他们必须维持一种超出他们的需要和愿望的生活。但停滞就是退步。在实施了码头管理后，中国人决心呼吁政府停止；他们采取行动，对青岛实施抵制。尤其是汉堡一美洲航运公司的船舶长久以来以重大牺牲经营着从上海和天津出发与青岛的定期业务，它在这种情况下遭受了重大损失，以致于这家公司准备以更大的牺牲消除抵制。因此它们表示愿意自己承担码头费，在不提高运输费的情况下经营青岛的进出口贸易。因此，捐税使任何贸易都不能进行的借口便不存在了；但航运公司的建议却未带来丝毫成果；中国人以更强烈的方式继续着抵制。妥协者将受到（中国）行会的高额罚款和违背禁令的中国人的抵制，事实无法动摇。而青岛的总督府竟然毫无办法结束此类抵抗运动，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抵抗运动所采取的方式、方法和总督府中国人事务顾问委员会会长（由中国选举产生，但需经总督批准）本人*便是抵抗运动的首领之一以及煽动的手段——它在一次有60位中国人参加以集会中清楚地表现出来——都不是难以知晓的；此外，德国商人们也对此作了多方面报道。尽管如此总督府还是没采取有力步骤。恰恰相反，抵制问题如同一团热糨糊。向作为总督府的客人在青岛做短期逗留的山东巡抚袁树勋说明这种抵制行为，并请他帮助解决问题本来是多么容易的事。早在三年前，袁巡抚就以上海道台的身份表明，如果他愿意，他会很容易地控制抵制运动的局面，而后来北京方面对他的教训*——据此，袁当时根本不该听任运动爆发——又是多么明确，我们完全可以相信，我们可以很容易获得袁的支持。自然这是德国政府的良好权利；但它必须考虑到我们的看法自动采取措施结束损害商人以及帝国的广泛利益的抵制运动。但它什么也没有做；人们无所事事地注视着事情的发展或者只采取了一些完全无足轻重的措施，在中国人俱乐部和行会中与香港和上海进行比较，而这对于德国殖民地是很不相宜的。中国人嘲笑德国的软弱！
在这场抵制中使人感到特别遗憾的是，并非所有在青岛的德国人都能够从不无道理的谴责中洗刷自己，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自抵制运动伊始至少是间接支持了它。我们完全知道这个谴责的严重程度，但却不得不表达这种谴责，我们数周前已经指出，青岛的某些团体不能下决心最终放弃利用特别好处损害公众。按照从不同方面送到我们手中的描述，我们决不怀疑实施抵制的中国人在青岛的德国公司寻求并得到好主意。似乎是，后者今天会看到其行为的愚蠢一面，但现在“为了不丢脸”而不能或不愿回头。由此局面自然会大大难于解决，并且更加危险了。

——《东亚劳埃德报》1908年11月20日第47期 对青岛的抵制

为什么德国中小商人同样热衷于参加这种反对他们祖国政策的运动呢？一个事例或许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② 德华山东矿务公司的辛酸经营史，原本被寄予厚望的坊子煤矿质量太差，无法用于火车和船舶，低端市场相比其他中国煤矿又无优势，最终导致破产：

当时的德方新闻报道如下：

这些备忘录插有许多未经许可的漂亮画。没有不声不响地授予山东煤适合船用的鉴定，而在1904/05年度的报告中称:博山矿区的煤证明为可用的船用锅炉煤。对坊子煤人们则转弯抹角地以逗乐方式来强调事实（实情）:“作为船用锅炉煤暂时并未造成不利的后果，然而这个后果受到了13—20％以上的高含灰量的损害”。今年的报告对于煤的质量保持沉默，而满足于一封电报，称又找到了“好”煤，但航运却烧日本煤，即使它挂帝国旗帜航行。另外，这份备忘录的一个漏洞也是对1905/06年份出口煤的隐瞒。

——1908年3月23日《柏林日报》 再谈胶州——芝罘问题

当然，不能否认的是，无论质量怎样，德国在1902至1913年间，总共从淄川、坊子煤矿掠去山东煤炭3414万多吨。

除了煤矿以外，德国在铁路、金融方面的特权也走过了类似的历程，最终导致了以下结果：

考虑到本书作者是德国人，这种总结可能有夸大之嫌，但从本书列出的史料来看，在德国从军事上败退青岛之前，当时的中国政府已经通过各种方式的斗争成功收回大部分经济特权一事是可以确定的。

③ 关于德占时期的厕所建设问题：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

另外，青岛三十年代就有“五星级厕所”了：

——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青岛近代市政建设研究（1898-1949）》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我给殖民主义洗地，但本问题问的是“地方志中有哪些记载冲击了你对某一段历史的认知？”，在我看来，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已尽人皆知，谈不上什么“冲击”，所以只罗列了一些能体现殖民主义复杂性的资料，是为了准确回答问题。

当然，我手头也掌握了更多证明殖民主义罪恶的材料，其中也的确有一些是很少在主流宣传中见到的，看情况后续可能会更新。

1606年，明朝万历三十四年年末，刚回国不久的琉球册封使夏子阳向朝廷呈上了出使报告书（使琉球录），这是自嘉靖年间以来相沿成习的做法。

不过，特别的是夏子阳在书中记述了一段自己带领琉球军民兴修武备，并以天使之威吓退有不轨企图的日本商船的故事：

九月间，忽夷属有报倭将来寇者，地方甚自危；余辈召法司等官问计，惟云｢恃险与神｣而已。
予等乃谕之曰：『若国虽小弱，岂可无备御计！幸吾等在此，当为尔画策共守』。因命其选兵砺器，据守要害；更饬吾众兼为增械设防。夷国君臣乃令王舅毛继祖率夷众千余守于国北之地曰米牙矶仁；盖倭船所经过处也。
无何，倭数舶至，则贺国王及来贸易者也。余恐我众潜通市易或致生端召衅，乃下令严禁，绝勿与通；吾众凛凛奉法。倭闻先声，且知吾有备，亦惴惴敛戢，不敢动。
及闻余辈将返，请愿一见为荣。时左右皆曰：『倭佩刀，性如犬羊；请勿与见』！余曰：『倭素猖厥，不知礼。今以吾天朝之威求见，若拒之，是示怯也；如堂堂之体何』！令陈兵卫，开门坐见之。彼一见气夺，伏地稽颡，再拜而出；语琉球人曰：『吾见吾国王，未尝惧；今见天使，吾胆落矣』！后二日，余辈出；望见前驱，即远避伏睹，不复如曩日之逼视恣雎矣。

此时距离万历援朝战争过去也才8年的时间。夏子阳在琉球又扬大明国威，看起来合情合理。

但事情往往就在奇妙的地方出现了转折。

1613年的时候，新版本的《福州府志》成书了（此时夏子阳已逝世）。府志的作者之一是曾任吏部给事中的林材。这位仁兄和夏子阳有故交。夏子阳也和他说起过琉球的情况。

问题就出在了这里，《福州府志》内记载的夏子阳的言行，和上呈给朝廷的使录，可以说完全相反：

“（夏子阳）私向余言，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琉球行且折于日本矣。且使臣入彼国，若不闻焉。其所以事天朝至浅鲜也。操纵伸缩，惟是诸陪臣与吾之通事表里为奸，区区两使臣威所不能加，法所不能禁也。倘异时者再衔命涉沧海，其辱国弥甚，君其识之。”

夏子阳跟林材说的概括一下就是，琉球实际上已经对日本惟命是听了，咱们大明的使者将来要是还有去琉球的，恐怕要受到比我们更大的屈辱啊！

能让夏子阳发出如此感慨，足见他在使录中所写的日本人见到明朝使臣心惊胆战的事，可能刚刚好相反。“日本近千人露刃而市”，又怎么会对只有几百人的明朝使团毕恭毕敬呢？

实际上，夏子阳回国不到3年，日本萨摩藩就出兵掳走了明朝册封的琉球王尚宁，将琉球变成了中日两属的傀儡国。

夏子阳选择在给朝廷的使录中说谎，极力宣扬自己多受琉球厚待、令倭人敬服，或许也正是出自“被辱”的无奈，只好能瞒一时是一时罢了。

在交通不便，信息渠道单一的古代，外交使臣在具体事务处理上的自主权是相当大的。毕竟对于属国们来说，也根本搞不清某事到底是朝廷的意思，还是册封使大人自己的意思，只能对各种要求照单全收，哑巴吃黄连。

比如以前总有人说大明没和亲的。其实朝鲜太宗还真向明朝为世子求娶过公主，当时明朝使者黄俨几乎一口答应：

大臣等啓曰:"俨，宠宦也。若因俨以请于帝，使世子尚帝女，则我国之幸也。"上颇然之。于是，潜达意于俨，俨曰: “何幸！何幸！”

但是，黄俨再来的时候，却没一句话提到朱棣那边的下文。朝鲜人也只能忍气吞声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可以说，某种意义上，黄俨和夏子阳都一样，是古代外交局限中的受益者。只不过后者仅仅是用此自保而已了。

明朝嘉靖年间，浙江台州太平县普通民户家庭一年的赋税和徭役负担估算。

据说，古代新任的州县长官，一到治所，第一件事就是翻阅地方志书，了解本地的户口、田赋、役法。如果我是这位长官，看到是像《嘉靖太平县志》里这种数字书写方式（见上图），一定会崩溃掉。

面对用汉字书写的数目字，不知自小读圣贤书的州县长官们会以哪种方式进行核算、审查和数据统计？这个我实在想象不出来。看来，历史学家黄仁宇说的没错，明代的地方官员确实很难进行“数目字管理”。

没有办法，为了走出古人的“数目字泥淖”，我只能对明代《县志》上的数目字进行电子化的数据处理。

嘉靖年间，浙江台州太平县普通民户家庭一年的赋税和徭役负担

课税对象：黄册中登记的太平县“民户”（丁口与财产的集合体）。

征收过程：通过里长、粮长来征收。其中，里长专以催办钱粮，追摄公事；粮长，征收二税。

征收形式：实物与货币。

数据来源：《嘉靖太平县志》卷之三 食货志数据截取年份：嘉靖十一年（1532）

1、田赋，正税

2、杂赋，附加税

杂赋就是指田赋以外的各种附加赋税。低正税导致的就是明朝的正税田赋收入一直不够，所以只能通过加派各种附加费来解决。

杂役里的力差和银差，其实就是按民户丁粮多寡而编制的差役。

丁粮多者为上户，编重差；次者为中户，编中差；少者为下户，编下差；一户或编一差，也有数户共编一差的。轮差次序为十年或三五年一次。

到明朝中晚期，编制差使的权力在官吏里胥手里，他们可上下其手，因缘为奸。银差需折成银两缴纳。轮到力差时，有钱人家可以出银钱来雇人服役；如没钱，那就得亲力亲往。

3、商业税

太平县有“诸色课程”，包括房地产税、商税和酒税三项，在税赋收入中占比极低。果然如《县志》在“民业”中所说：“太平无富商巨贾巧工，民不越乎以农桑为业。”

4、太平县的人口和户籍

明代的民户、军户、灶户、匠户，分别由不同的政府部门管理。只有民户，才在户部、布政司、府、县这条线上管理。太平县有民户6866户，他们被纳入地方税收体系。有明一代，太平一直就是个偏远下等县。成化六年，黄岩分出太平县，其实就是甩财政包袱。

从这张《太平县境内人口结构占比》可以看到，在明朝中期，太平县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调，特别是女童人数，只有男童的1/4。《县志》“风俗”里说的“女生多不育”，果然在这里找到了实证。

注：
成丁，指16岁以上的成年男子，负担丁银及徭役；
不成丁，男子16岁以下为不成丁；
大口，成年妇女；
小口，未成年妇女。

5、明嘉靖年间太平县民户的平均赋役负担

通过对田赋、贡赋、杂役、人户，这四个部分“数目字”的电子化，可以得出了几个非常有意思的数据。

浙江布政司台州府太平县 年份：嘉靖十一年

明代“小农经济”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生产，税收也是按照家庭为单位征收的，所以征税也就按家庭统计。

太平县共有民户6866户，所以根据以上的数据能推导出平均每户的“赋税和徭役年负担”：

注：杂役已作折银计算。

一.吉普车（JPC）不过如此

1.揭批
会后，全县相继展开了揭批“四人帮”的三大战役。
第一战役（1976 年 12 月到 1977 年 2 月）主要集中力量揭发批判“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据不完全统计，这一时期全县举办各种学习班 650 多期，培训骨干达 7000 余人，基本做到每个生产队和单位都有 3 人以上的骨干力量。全县共召开各种批判会 7000 多场次，参加批判发言的达 10 万人次；办批判专栏 3600 多期，编印揭批“四人帮”的宣传辅导材料 6000 余册，绘制漫画 1200 多幅。
第二战役（1977 年 3 月到 9 月）主要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面目和罪恶历史。组建由领导干部、理论骨干参加的 400 人的宣讲团，分赴全县 18 个公社（镇）和各系统进行宣讲。
第三战役（1977 年 10 月到 1978 年 11 月）主要揭批“四人帮”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的极右实质及其在各方面的表现。县级机关和各公社共培训骨干 1000 余人，给他们交任务、交政策、交方法，依靠骨干发动群众，查清了全县“文化大革命”期间的 20 起武斗和“四抢”事件。

2.一批两打
揭批“四人帮”第三战役开始不久，中共中央下发 26 号文件，提出在揭批“四人帮”的斗争中，要集中一段时间打击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打击资本主义势力（简称“一批两打”）。
到 1978 年 11 月“一批两打”运动结束时，全县批斗有各种破坏活动的阶级敌人和刑事犯罪分子 300 余人。运动中共检举揭发出有贪污、盗窃、投机倒把问题的 1500 多人，查证落实现金 15 万元，粮食、粮票 5.5 万多公斤，布匹、票证 2600 多尺，其他物资折价 2.9 万多元。全县依法拘留逮捕 11 人，免予刑事处分 9 人，开除公职 5 人，开除留用 4 人，行政记过或记大过 8 人，有力地打击了“四人帮”的反动社会基础，促进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

3.补课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许多重大路线是非没有分清，不少公社和单位运动搞得不深不透，遗留问题较多。1979 年 1 月，陕西省委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决定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揭、批、查”补课工作。
全县最初列入同“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清查对象共 12 人。经查，其中 2 人曾给“四人帮”写过信反映个人工作问题，其余 10 人均系“揭、批、查”运动中的一般问题。这 12 人均与“四人帮”篡党夺权阴谋活动无牵连。

4.不太好说
随着揭批“四人帮”运动的深入开展，党的干部队伍中也暴露出一些严重问题。有个别干部违法乱纪，随意采取专政手段打骂群众， 破坏党与群众的关系，影响到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贯彻执行。1978 年 6 月到 7 月，中央先后下发﹝1978﹞37 号《中共中央关于 转发湖南省湘乡县委报告的批示》和﹝1978﹞42 号《中共中央转发陕西省委〈关于旬邑县少数干部强迫命令、违法乱纪问题的调查报告〉 的批示》（简称中央“两个文件”）。

后面会不会写三种人尚未可知。

二.打，打个大西瓜

1983年8月19日～1986年12月，按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严重刑事犯罪活动（简称严打）的决定，分3期展开严打斗争。
1983年8月19日～1984年6月，开展第一期斗争，搜捕刑事罪犯37887人，其中逮捕21585人、劳动教养8013人。1983年8月19日，组织公安干警、武警，工纠联防及街道乡镇治安人员5.8万余人，抓获各类刑事罪犯8096人，摧毁犯罪团伙800个，缴获凶器130件。12月19日，全市抓获罪犯7136人，破获犯罪团伙593个，其中依法逮捕6245人，劳动教养527人；杀人、抢劫、强奸和重大盗窃犯2100余人；为内部职工的罪犯5000多人，占总数72.7%。次年5月17日，抓获罪犯3729人，其中，逮捕2952人，劳动教养777人，破获犯罪团秋274个，查处团伙成员990人。
1984年9月5日～1985年9月11日，开展第二期打击。搜捕11590人，其中逮捕劳动教养7093人。1984年9月5日，抓获2169人，其中逮捕1267人，劳动教养902人，摧毁犯罪团伙110个（罪犯339人）。重点打击流窜犯罪，集中清查和设卡堵截罪犯，抓获流窜犯、逃犯和重点嫌疑分子1095人，破获刑案256件，其中重大刑案48件。1984年10月～12月25日，“打击现行，深挖罪犯，追捕流窜，侦破积案。”共破刑案3358件，其中大案285件；抓获罪犯1730人，其中逮捕1044人，劳动教养686人。1985年1月14、15日，组织3万余人，突击清查车站、码头、旅馆、出租私房及水上杂船，抓获罪犯282人。2～7月以打击现行犯罪为主，重点打击犯罪团伙。破获刑案2592件，其中重大、特大案件408件。抓获3042人。7月4日，侧重打击流氓罪犯，抓获拦路侮辱妇女、聚众殴斗及利用淫秽物品引诱、奸污妇女等刑事罪犯3315人。其中逮捕1045人，劳动教养1283人。8月6日～9月11日，以区、县为单位进行打击。抓获罪犯1262人，其中逮捕398人，劳动教养444人，妇女教养34人，破获犯罪团伙68个。
1985年12月1日～1986年1月20日，开展第三期斗争，以查禁赌博专项斗争为重点。市公安局印发禁赌宣传提纲2万多份，报刊、电台、电视台刊载、播放禁赌文章等60余篇；召开会议3万余次，440余万人次受到教育；5.56万人到公安机关或保卫部门登记悔过，取缔公共场所聚赌点214处。查获赌博案件6500余起，教育处理赌博人员3.88万余人，逮捕62人，劳动教养201人，行政拘留3545人，缴获赌资65万余元。
1986年2月中旬～5月中旬，集中打击盗窃犯罪。查破各类刑案6215件，其中盗窃案件5655件；查破重大刑案537件；查获犯罪团伙215个，抓获盗窃罪犯3203人，其中惯犯、流窜犯占24.5%。5月7～9日，抓获盗窃犯等1533人。其中逮捕560人，劳动教养341人，刑事拘留14人。
7月15日，重点打击流氓犯罪，取缔卖淫嫖娼。抓获罪犯1301人。其中逮捕455人，劳动教养481人，刑事拘留10人。8、9月，抓获罪犯1638人。其中逮捕815人，劳动教养823人。
10月，重点“抓现行、打流窜、破积案”，抓获罪犯1570人。其中逮捕849人，劳动教养721人。
1987年后，全市各级公安机关对各时期社会治安方面出现的突出问题，先后开展“打现行、挖团伙、破大案、抓防范”和“反三窃”、“打击流氓犯罪”、“追捕逃犯”、组织“破案会战”等专项斗争，捕获多批严重刑事罪犯。
1990年，抓获流窜和外来罪犯6690人，占查获案犯总数33.3%，比1988、1989年分别增加3303人和1045人。
1993年，为确保东亚运动会在上海举行，全市公安机关集中开展“打团伙、扫‘六害’（卖淫嫖娼，制作、贩卖、传播淫秽物品，拐卖妇女儿童，私种、吸食、贩运毒品，聚众赌博，利用封建迷信谋财害命）和‘一打’（打击现行犯罪）、‘两管’（加强公共复杂场所管理和外来流动人口管理）、‘三禁’（禁娼、禁毒、禁黄）”专项斗争。
1994年初，开展反窃车专项斗争，破获犯罪团伙181个，查处罪犯10224人，缴获被窃自行车、助动车11.34万辆。继后开展“打流窜、打抢劫、抓管理”专项斗争，破获刑案6786件，捕获罪犯5138人，其中流窜作案逃犯481人。6～8月，开展严厉打击流氓犯罪和扫“六害”专项整治，收捕罪犯6031人，收容遣送外地盲流人员11746人。9～12月开展“破大案、清积案”等专项斗争，破刑案8692件（其中重大刑案5489件），捕获罪犯7331人，破获犯罪团伙1196人，抓获负罪在逃犯1180人。

上海开埠后，上海娼风炽盛，直至1949年解放前夕。
1949年6月，上海市军管会，明令妓院到公安机关登记，规定妓院须设簿登记嫖客姓名、职业、住址备查；妓院不得容留公务人员和身份不明者；妓女患有性病不得接客；不准妓女到马路上拉客，违者处罚。此后，妓院营业清淡，有的自行停业。
1950年底，全市登记在册的妓院减至156家，妓女559人。1951年，结合镇压反革命运动，逮捕一批恶霸妓院主，关闭一批妓院。是年10月，全市妓院还剩72家、妓女181人。11月25日，根据上海市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决议，上海市中心9个公安分局采取统一行动，查封残余的妓院61家，逮捕收容妓院主、老鸨334人，其中判刑74人，202名妓女集中由民政部门安置，帮助她们治疗性病，授以谋生技能，自食其力。至此，妓女基本绝迹。
80年代后，再度出现卖淫活动。
1983年，全市查处364起、973人。后查处数大幅度增加。1993年查处1980起、3830人。1995年分别为3101件、6610人。
公安机关除对教唆、组织、容留卖淫者绳之以法外，同时于1984年6月、1987年9月，建立卖淫女和嫖娼人员收容教育所，帮助收容人员提高思想，改正恶习。至1995年，全市收容教育卖淫妇女6569人、嫖娼人员2005人。

鸦片战争后，大批鸦片进入上海。上海成为全国主要的贩毒中心。
1950年，上海市公安局执行政务院《禁毒通令》。1950年5月～1951年12月，破获毒品案件6873件，抓获毒犯1.22万余人，缴获鸦片37万两。
1952年7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肃清毒品流行的指示》和公安部部署，上海市人民政府成立肃清毒品委员会，市公安局正副局长任正副主任。8月8日，成立禁毒委员会总指挥部，各区成立肃毒分会，开展群众性肃毒运动，号召检举揭发。至11月，缴获鸦片1.3万余两、制毒吸毒工具6329件；捕获毒犯1.36万余人，其中判刑2483人（判处死刑60人，死缓5人），集训和传讯教育11202人。表示悔改，免于刑事处分的1万多名毒犯，由群众监督改造。对登记的8997名吸毒者，限期1年自动戒绝。市政府拨款3.6万元，帮助10万人戒除毒瘾。公安、边防、海关严格检查防止毒品走私和海外毒品输入。
对经过集训和传讯教育后弄清问题，表示悔改，免予处理的1万多名毒犯，交给群众监督改造。对登记的8997名吸毒者，经过教育规劝，限期1年自动戒绝。多数人能在自己家中戒的，就在家中戒绝；少数烟瘾重、年老有病者，则到指定的30家医院帮助戒毒，并订购戒毒药品1万盒，市人民政府拨款3.6亿元（旧币）作为戒除烟毒医疗费和烟民生活困难补助费。同时，公安、边防、海关严格检查防止毒品走私和海外毒品输入。到1953年底，由于搜缴了残存毒品、毒具，切断了境外毒品来源，吸毒者戒除了毒瘾，上海已成为无毒可吸和无人吸毒的城市。1953～1979年，全市未发生烟毒案。上海公安机关在以后20多年刑案统计表上，有15年烟毒罪一栏都是空白，从而结束了一个多世纪的烟毒危害。有位70多岁的周老伯感叹道：“从清朝到租界时代，从日伪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天天喊禁烟，却越禁越多。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才真正把这祸国殃民的烟毒连根拔掉了！”许多国际友人了解这一事实后连连称赞：“这是任何朝代、任何国家都没能解决的社会问题，中国人却把它彻底解决了，你们创造了人间奇迹！”
1980年，发生首例烟毒案。
1988年3月9日，上海市长宁公安分局在虹桥机场截获上海空运旧金山密藏锦鲤鱼腹内的海洛因3300克，4天内，分别在苏州、上海及美国旧金山和香港地区，擒获该国际贩毒集团的首犯、主犯和从犯，破获上海解放以来罕见的重大国际贩毒案。
1980～1992年，全市查获毒案590起，1993年查获毒案481起。
1982～1995年，全市查获贩运鸦片、海洛因、大麻等毒品案件1537件，年均110件。
1991年9月，设立戒毒所康复中心，强制吸毒者戒毒。
1992年7～12月，收治吸毒者11人、康复出院6人，1993年分别为98人、88人，1994年448人、427人，1995年913人、593人。至1995年，收治吸毒者1417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