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张维迎和林毅夫在纪念经济学家杨小凯逝世 10 周年讨论会上的辩论？ 第1页

这是一场学术争论，也是一场意识形态争论。

林毅夫出身芝加哥大学，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舒尔茨。舒尔茨的主要学术贡献之一，就是修正了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和罗斯托的超赶理论，证明农业劳动力边际收益不为零，农民决策不理性的假设不符合实际。其理论可以推到出政府应该避免微观上对农业的过度干预，并对上个世纪60年代众多发展中国家农业灾难做出一个完美的预言。导师如此，林毅夫本身的博士论文，也就分析政府对农业微观组织（产权）结构的干预对粮食减产的影响。

同样，张维迎在国内以传播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著称，常常标榜自己对国内产业理论的贡献。稍微对信息经济学、产业理论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这个领域有大量的论文，是研究产业结构、信息不对称、道德风险、逆向选择等等因素造成市场失灵。

林毅夫这样的学术出身，肯定比大众更了解政府的恶；自己写的教材里就有“囚徒困境”的张维迎，肯定也比大众更了解市场的恶。看看林毅夫、张维迎的导师和毕业学校，就知道他们的学术修养不可能比知乎上大部分的经济学博士低。他们自然了解不同的产业、案例、公司，需要在具体约束条件下，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背后的“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权重。

张维迎和林毅夫之所以这样争论，并不是因为他们不了解经济学，而是为了通过意识形态的争论，施加自己的政策影响力。之所以他们不就事论事的讨论问题，而是偏重于泛泛而谈的意识形态讨论，是因为专业分析是一种极为耗时耗力，边际收益极低的分析方式，根本就不可能达到影响政策决策的效果。

任何一个经济学家，无论有多大的天赋，除了自己特别擅长的领域，对其他领域的关注都是泛泛的。比如金融改革是中国改革的重点，汇率改革、外汇改革、银行改革、债券改革、证券改革等等都是非常宽泛领域。单单一个银行业改革，就牵扯到准入分析、市场结构、会计核算、破产机制、债务追讨、利率浮动、信用评级等多个领域。其中仅仅和准入分析（市场结构）相关的金融抑制领域，其论文就汗牛充栋，外行根本就无法对影响其改革结果的变量烂熟于胸。

想想吧，一个博士一辈子也许就是对其中几个领域有深入的研究，从而做出微薄的贡献；且政策建议由于风险的不确定性，不一定取得政策目标。如果政治家对改革的想法，是就事论事，了解每位经济学博士对相关领域的各种研究，将各种影响改革的变量烂熟于胸，而不是选择一种意识形态，那么他执政的几年内还怎么改革？

政治家如同企业家就是在政策风险的不确定下，选好一种方向，然后据此指引一个国家前进。他不可能是各个领域的通才，政治家需要做的就是凭借直觉，分析这个国家存在的主要矛盾，然后将全国上下团结起来，为这个目标前进。如果里根、撒切尔每天看各种私有化的坏处，邓小平没事就想傻子瓜子带来的贫富差距问题，那国家还改不改革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别说政治家，就是政治家的那些处于学术顶端的经济学顾问们，如果凡是政策建议就要就事论事按照学术分析，也没法提供各种建议了。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罗德里克依据自己的理论，对贸易自由化提出各种批评，巴格沃蒂、克鲁格也依据自己的理论捍卫全球贸易，大家都是这个领域的权威，如果贸易自由化真的要依据学术手段，按照联合国给出的条码分析各种货物的贸易规则，那么这些政策顾问们还有精力关心其他领域么？

因此从政策建议的角度，由于认知的局限性，经济学家、政治家们偏重于意识形态的讨论，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因为他们既没能力，也没精力去了解各个微观事物的约束条件和改革环境，所以说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是一种意识形态的讨论。

同时，也是由于这种思维的局限性，或者说人本身思考能力的局限性，就决定学术进步本身就是暗含着一种意识形态的波动。认知的存在局限，造成这世上不可能存在任何完美的政策，不完美的政策自然不可免造成各种市场失灵、政府失灵，所以任何政策都有好多一面，和与之带来的风险。这些政策局限性反馈给学界，就让大家对经济学理论有不同的思考，由此带来经济学意识形态的不断波动。比如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有人看到的是政府基础设施的大量投入，有人看到的是由之带来的无效投资，有人看到的是96年后不顾东欧前车之鉴的私有化魄力，有人看到的是下岗工人的生活困顿。因此中国改革过程中政策的局限性，很好的解释了林毅夫和张维迎的争论背后，暗含着政策带来经济学思维潮流波动的必然性。

不止是中国，世界经济学思潮也是这样。40、50年代的刘易斯、罗斯托、缪尔达尔、米德等人，更多的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因此他们倡导依据这种特殊性给出政策建议。随着60、70年代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先后因为大政府的关系，发生各种经济悲剧，因此经济研究又开始强调市场的作用。市场化程度比较高西方国家的制度，由此被各种嫁接到发展中国家，此时又忽略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和拉美改革的失败，东亚国家的程度，又使得罗德里克、林毅夫等人开始关注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性，以及政府该起的作用。同时，90年代末的亚洲经融危机，日本经济的衰落，又使得以普雷斯哥特等人开始关注产业政策的危害。因此说发展经济学的进化史，本身就是一部对政策观察的波动史。

说了这么多，就是表明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思维都有局限性，大家倾向于通过一种意识形态解释世界的运行。也是由于思维局限性，改革的风险不可避免，改革的困难无法预期。可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存在思维局限性，我们才说大海航行靠舵手，因为只要改革就必然面临暴风和闪电，舵手如果没有对改革风险的敏感性，没有抓住国家主要矛盾的全局性，没有团结船员先前的鼓动性，那奥巴马的位置让伊布他奶奶干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