悬。开放民间力量以对抗外敌或是内患这事,之前是有先例的。
金宣宗贞祐二年,形式日益严峻的金朝自中都(今北京市)南迁南京(今河南开封市),而河北、山东五路则次第失陷,兴定二年蒙军攻陷河东两路,基本形成金、蒙沿黄河对峙的局面,宣徽使移剌光祖提议“当募土人威望服众者,假以方面重权。能克复一道,即以本道总管授之。能捍州郡,即以长佐授之。”兴定四年二月,金宣宗分封河北、山东、河东的九家地方豪强,以屏河南。河北九公皆兼宣抚使,赐号“宣力功臣”,总率本路兵马。设置公府,任命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皆由九公自便。史称“九公封建”。然而此举并不能解决金朝困境,而衰落的金朝又无法给予河北诸公实际的兵马钱粮支持,是以九公基本就是依仗自己的家族来进行抗击,这种情况下,他们一是不具备对抗蒙古人的能力,二来,也就不会一门心思的完全对抗蒙古。是以九公在蒙古人的强大攻势之下或死或降,并未起到预定作用。
巧的是,依靠这种名义上的赐以名号而幻想着诸公能以天下为大,这事明朝也想过,是在南明。
弘光元年闰六月二十七,我大明襄皇帝即位福京的时候,即位诏里有一句:
其北直、河南、山东、山、陕、湖广等处山寨豪杰,人心思汉、倡议勤王,若有显效,一体优擢,克服大小地方,即令本官永守。
但是你觉得会有用吗?只不过留下了一句笑柄:
见一二文官便奉为周召,见一二武弁便依作郭李。
刘渊、石勒表示,大晋要是不分裂,我们真的打不过!
这个问题是要分阶段的,平李自成阶段和抗清阶段是不同的
明朝还是有地方团练武装的,李自成不就死于地主武装手里。我们山东在明末就有很多乡兵,不过不怎么出名,没什么齐军鲁军济南军曹军的霸气威武的名号。
地主武装团练为什么要干掉李自成,清末湘军淮军为什么要玩命的怼太平天国,因为起义军威胁到了他们的利益啊。不然你以为清末那些地主武装是真的爱国,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
李自成在北京抄了士大夫的家,儒家大师们自然和流贼势不两立
太平兴国信基督教,这是断了“中华正统”的根啊,儒家大师们和曾圣人们还不抄家伙和洪秀全干上。
但是清军入关后,任用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来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开科举来保证士大夫的特权和地位,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儒家大师们一看,嘿,这不就是换个东家么,通过科举当官咱们还能和从前一样,至于玩命么。
从魏晋的坞堡主,元末的汉人军头,明清的地主武装,乃至民国的保安团,一脉相承,他们不关心谁当皇帝,不关心什么主义什么正统,他们只在乎哪个东家能维护他们的权力和地位。
士绅儒生们对抗李自成还是很给力的
在1644年的中国,各种势力殊死较量,政权戏剧般转换。是年三月十九日晨,李自成部队攻占京城,崇祯皇帝自缢身亡。大顺政权几乎一夜间控制了北中国。新政权旋即派军沿运河南下山东西部,明朝的地方政权望风披靡。四月二十五日,一支大顺军在几乎没有遇到抵抗的情况下进入在南北漕运中居于中枢位置的运河都市济宁。大顺官员看到了济宁的富庶,对城里不愿输纳的富户加以苛刑。逃出城去的士绅开始酝酿重新纠集溃散的九营民兵和明政府散兵,形成对济宁城的包围。占据济宁城半月的大顺首领对每况愈下的局势愈来愈局促不安,在五月十一日命令所有停留在城里的士绅到城隍庙集合,以便监控和进一步勒索。士绅们在通向城隍庙的路上有意放慢步伐,密商对策,“一面赴庙,一面密传四关乡兵头目与城中士兵之解事者”,谋求里应外合抗敌。兵勇乔装潜入城中,在居民中鼓动、领导公开暴动。形势陡然逆转,至午夜大顺军全部被歼。五月十五日,士绅举行了祭奠崇祯皇帝的仪式,同时“发牌各州县,擒拿伪官,传檄各路,号召忠义”。几天内附近的多数地方政权纷纷回到忠于明王朝的势力手中,不久大顺政权在山东土崩瓦解。前明官吏和地方士绅在各地建立起基层政权,恢复社会秩序。
马克思老人家不是说过么,屁股决定脑袋,阶级决定立场。流贼动了儒家大师们的利益,李自成居然还抄士大夫的家,泥腿子这不是反了天了么,地主士绅们自然是和李自成不共戴天。
至于清军入关后么,嘿嘿,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
在满清征服的过程中,与郑与侨等人不同,绝大多数士绅选择顺服异族占领者并与他们合作,一反稍前他们对待大顺政权的排拒态度。其实大顺军乍至之时,济宁及山东各地大都没有马上发生激烈对抗,但当士绅、富户的财产、权利、地位和社会秩序被践踏时,出于对“割富济贫”的恐惧,他们开始反抗,驱除了李自成的农民武装。相反,在清初,士绅所希冀的秩序和特权却得到满清新政权的认可和保证。如李成珪所描述的,改朝换代过程中出现的政权空白加剧了治安恶化,山东西部饥民结伙成寇,严重地威胁了士绅—地主阶级的地方霸权。“孤立无助的士绅与李自成、地方土匪发生冲突,而清政权却是以他们的救星面目而出现的。”(93) 进占山东以来,满清统治者任用前明官吏消弭动乱,恢复社会秩序和帝制文官系统。所以,与反抗李自成剥夺他们的特权、家产的归旨一致,士绅指望满清征服者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新的统治秩序里寻得庇护。在这样的政治生态里,逃难到南方的士绅回到家乡,获得宽宥,并恢复了原来的财产和身份。(94) 而运河贸易和水利基本设施的恢复也促进了地方城乡社会的安定。清廷还很快恢复了正常的科举考试以换取士绅的支持。曾参与反抗大顺军的任孔昭在1661考中进士,并在四川担任过知县。(95)
士绅需要秩序,其实他们在相当程度上象征着秩序。士绅对政治权力——或者说稳定的国家权威的依赖决定了他们在政权—士绅关系中温顺和合作的终极立场。总的说来,如魏斐德所称,尽管满清征服者与汉族合作者之间存在所谓“正反交杂的双重矛盾”(ambivalence)心态,彼此还是取得了某种“相互适应”(mutual accommodation):前者需要后者的帮助用儒家符号去统治中华帝国;后者依赖前者的力量获取和保障他们自己的利益并施展政治抱负。(96) 在这种有博弈色彩的交易中,满清统治者恢复公共安全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准许士绅的权益,重建他们通向仕途的路径。士绅对帝国权力的依赖揭示了他们独立自主性的缺乏。于是,不难理解在晚明士绅社会里发生的许多富有革新性的事情何以没有导向任何结构性的、实质性的变迁;明清王朝更替最终也无法跳出传统意义上“王朝循复”的窠臼。在这个公式内,满清政权也完成了从一个暴力闯入者到一个帝国制度传承者的角色转换。(97)
引用部分出自《经营地方:明清之际的济宁士绅社会》 作者简介:孙竞昊,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杭州 310028 。原文出处: 《历史研究》(京)2011年第3期 第91-111页
推荐大家看一下,了解一下儒家大师,士绅地主的嘴脸。
另外关于明末的团练,我记得 @温长卿 首辅大人以前写过相关的回答,请阁老指教。
不是很懂现在人怎么买啥都成投资了,买车也要核算一下机会成本了,买手机也要考虑卖二手了,买游戏主机也要考虑跌价了,买游戏卡带也要考虑好不好出手了。
车是消费品啊,什么手机电脑主机卡带也都是消费品,消费品就是用来让你用,感受效用的。
你需要这个效用,它能提供这个效用,它的价格受供求关系影响最终维持在一个你愿意接受的水平,这就够了。
你要是不需要这个效用你就不买呗,如果你的城市真有良好的公共交通,确实省钱,省时间还省力,那你就别买呗。你买了难道不是你需要么?既然需要那还说什么呢。。
要我说,撸串才是一生最坏的投资,变成了肥肉你还得花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减肥,可能还会带来未来潜在医疗成本。那为什么撸串摊子还是这么火?因为爽啊,因为它提供的效用我们确实需要啊。
所以不要干什么事都用投资思维去理解,这样会成为资本增殖的奴隶的。生产的目的是为了让人得到效用,而不是让生产进一步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