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与野史的区分标准是什么？史学界如何评价两者的研究价值？ 第1页

事先声明：以下内容只是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帮各位梳理下思路。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先排列个表：

1. 西汉中期：汉武帝晚年的真实情况
2. 东汉初年：班固：《汉书》
3. 三国时期：荀悦：《汉纪》
4. 东晋南朝：王俭：《汉武故事》；葛洪《西京杂记》、《赵飞燕外传》；
5. 北宋中期：司马光：《资治通鉴》
6. 南宋初年：王益之：《西汉纪年》；朱子：《通鉴纲目》；吕祖谦：《大事记》
7. 改开之初：田余庆：《论轮台诏》
8. 最近以来：辛德勇：《制造汉武帝》及其引发的商榷

排完表后，我们需要确定看这个表的角度。

第一种是以认识汉武帝晚年的真实情况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汉书》、《汉武故事》、《通鉴》等书就转换为研究汉武帝晚年的史料了。既然成了史料，那么，就有价值高低的差别，而判断史料价值高低，则是以其在多大程度上符合汉武帝时代为标准。其次，是考察各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史源学追溯，例如《汉纪》是《汉书》的改编，没有独立的史料价值，即在《汉书》存世的情况下，《汉纪》没有史料学价值。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史书成书年代与史书包含内容的时代有不一致的地方。

在这样的思路下，辛著的若干观点是：

1. 《汉书》的史料价值大于《通鉴》，不能用《通鉴》来研究西汉历史。
2. 《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低，《通鉴》采用《汉武故事》的部分不可信。
3. 《赵飞燕外传》的史料价值低，《通鉴》采用《赵飞燕外传》的部分不可信。
4. 王益之、吕祖谦等人指出司马光采用《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的部分不可信。
5. 田余庆《论轮台诏》据《通鉴》立论，结论不可信。

这5点层层递进，首先在研究汉武帝晚期的历史真相时，《汉书》的史料价值大于《通鉴》，这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对《通鉴》涉及汉武帝晚期历史的叙述进行史源学分析，指出除了《汉书》等基本史料之外，还采用了《汉武故事》和《赵飞燕外传》，这也是没有问题的。最后指出田余庆《论轮台诏》一文据《通鉴》立论。问题在于可信还是不可信。

1. 《汉书》是否认为武帝晚年有悔悟？辛认为没有，林认为有。
2. 《汉武故事》的史料价值低，但有没有一定的依据？辛认为没有，李峰认为有。
3. 王益之是否认为司马光采录的部分不可信？辛认为是，林认为否。

如果找出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么《通鉴》采录《汉武故事》进而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就有了历史来源，于是田余庆采用通鉴说明汉武帝晚年有悔，在文献学上就有了支撑。但是，支撑不等于结论成立。

参： 如何评价辛德勇的《制造汉武帝》？

第二种是以汉武帝历史形象的建构为目的来看。采用这一角度，也就进入了历史书写层面，即要考察作者思想及其所处时代的关系：

1. 班固在什么样的思想下来写《汉书》，即制造班固
2. 王俭在什么样的思想下编辑《汉武故事》，即制造王俭
3. 司马光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资治通鉴》，即制造司马光
4. 田余庆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论轮台诏》，即制造田余庆
5. 辛德勇在什么样的思想下写《制造汉武帝》，即制造辛德勇
6. 其他人在什么样的思想下与辛商榷，即制造其他人

在这一视角下，王俭为什么编辑《汉武故事呢》？辛著认为与刘宋时期的政治有关。司马光为什么这样做呢？辛著认为与他的政治思想有关。现在，林文认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不但班固认为，唐宋的很多人都这么认为，不但司马光这么认为，王益之也这么认为。因此，这不是司马光个人的看法。

我的看法是：首先，对于汉武帝时期的历史书写，都可以视为对汉武帝形象的构建。其次，即便是班固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那也是班固的看法，其看法是否符合真实情况，需要考察。第三，为什么班固、司马光或者唐宋人会这样认为呢？与他们的儒家思想有关，在儒家思想的伦理取向评价中，汉武帝大多是负面形象。第四，这一评价是否具有普遍性，这个很难考察，但可以肯定的是，还有从功利主义取向评价的声音，如刘歆《毁武帝庙议》。因此，辛著认为司马光对汉武帝晚年政治形象进行构建，没有问题，认为这一构建与司马光的政治思想有关，也没有问题。

综上，林文对辛著的商榷，主要在细枝末节的点上，而且这些点的商榷即使成立，也没有撼动辛著的整体观点。提醒一下，我说的是辛著，不是辛本人的其他言论，而且辛著应以最新版本为准，即在增订本、初版本和论文之间，选择增订本。同其他商榷者相比，林文的新意在指出班固也认为汉武帝晚年有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