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底层社会」的生活是怎样的？ 第2页

不邀自答，想说发生在两地的两个故事。

从福建旅游回来，在徐州站肯德基手机码字。

在福州老药洲街，我们三个人在街边点了两盘卤味和两碗面线(忘了叫啥，反正感觉捞化不好吃，但那个好吃)。在一张桌子旁刚想坐下的时候，店员忽然过来把一个穿着破破烂烂的老爷爷赶起身，把支好的简易桌子收起来了，我以为老爷爷也是顾客，正在惊诧。发现老爷爷又走到另一个还没来得及收残的桌上端起一碗吃剩下的面线。

我们三个人都没说话，拣了一张桌子坐着。不一会，那位三四十岁的女店员走过来，手上一边收拾桌子，嘴里一边撵人，指着原本就掉在地上的一堆剩汤剩菜，“是不是你弄的，赶紧走……”老爷爷全程没说一句话。

老爷爷蹒跚走到不远处一个装满纸箱塑料废品的三轮车旁，慢慢踩着车掉头走了。禹哲说：“他每次蹬车都踩不满一个圆。”一只脚只能蹬很短促的一下，已经踩不下去，没法蹬完完整的一圈，我们就这么看着他一点一点踩着三轮车慢慢走远消失。

记得那家的面线味道很好，可三个人就是吃不下去。

再道说，如果不是静静在这里，我会请他坐下来吃一碗。禹哲附议。

我说我又不会嫌弃，只是我以为女生比较容易同情心泛滥，怕你们看不惯，其实我特别想给他买一碗送过去。

再道和禹哲说不必，应该尊重他。

我却不自觉地脑补了他家中还有一位没牙的老太婆的画面，或者他家里冷锅冷灶，甚至根本没有家。

那是在福州，东南沿海省份，福建省会，2015年人均GDP为12083美元。

坐标徐州。

从福建回来，去火车站旁边烩面馆里吃了一碗素烩面，12块钱一碗。漂着几根青菜，目测粉丝木耳的用量也就比葱花多点。

我们学校(也在徐州)旁边的小碗烩面6块钱一碗，面条量稍微少点，里面羊油豆皮木耳黄花菜，再切上两片薄薄的羊肉片——喂，重点不是要比较谁家的便宜又好吃啊！

我刚吃完正在给手机充电，一位戴着红线帽，农村老太太打扮的老奶奶拎着个青布袋子进来了。一个男人刚点完面，笑着给了她一块钱：“我也没有了。”她又问了两个正在吃面的人，得知面条要16、18一碗时，一边念叨着一边往外走。

因为是在火车站旁边，所以我不太敢信她，但是一想起来我自己的姥姥，就算她是职业乞讨又怎样呢？如果姥姥在外面遇到难处的话，我也希望有人能帮她一把，给她买一碗素烩面。

赶快跑过去把她叫住，“您过来坐吧，我给您买一碗面。”“谢谢了，太贵了，你能给我两块钱我出去买个馍吃。”“我也没现金了，你坐着我去给你买一碗。”钱包里可能没钱了，也懒得掏钱包。

跑去柜台：“麻烦多加点面条可以吗？”听到身后有人说，还是好人多。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好人还是蠢人，都有吧。

她一直在念着太贵了，又问我：“小大姐，我不吃了，能退吗？”

面一上来，她觉得“就几根面条子，什么都没有，清汤寡水的，面又那么粗。不好吃，那么贵的。”她不懂烩面拉面炸酱面，就是觉得又贵又不好吃。

“小大姐，这是6块钱一碗吧？你是好人，一家平安。”没必要纠正她正确价格，让她更心疼。

她喝光了汤，面只吃了一半，我感觉有点难过：可能我真的被骗了吧，她只是火车站旁边职业乞讨的。

然后她俯身从脚边的布袋里拿出一个纸杯，就是我们平时吃关东煮或者喝百事可乐的那种杯子，已经皱巴巴的了，把沥干水分的面条夹进杯子里，预备作为下一顿饭。

那是在徐州，江苏交通枢纽，2015年人均GDP为9899.2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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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有人给我点赞，决定说明一下——后来我在徐州老火车站坐车，又看到她在公交站那要钱。

我也不想知道她是以此生存还是以此生财，现在手机支付越来越方便了，恐怕收入不如从前了。

《中国青年报》的报道，名字为：《【冰点特稿】：两元宿舍》，记者：从玉华，现在已经找不到原文地址了，以下内容为环球网转载，转载地址：女子宿舍住24小时收费2元 住户多被亲人抛弃。

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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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元女子宿舍：住户多夫亡离婚遭家暴妇女

[导读]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一个挨一个的铺，铺上是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住宿24小时：2元”，是这里人头攒动的原因。

戚小光扛着摄像机，原本是要拍一个“很主旋律”的题材，一个有爱心的女人做好事的故事。可是，当跟着这个女人左转右转进了一条胡同，顺着黑洞洞的楼梯上二楼，推开那扇铁门，他整个人惊呆了。

人！全是人！20多个女人，像沙丁鱼一样密集地躺在高低床上。

床就像偷工减料的木匠随意搭成的，高低不平，有的床腿拿砖头、铁桶垫着。一个挨着一个的铺，铺上一条条打着补丁、抹布一样分不清底色的床单。外墙上贴着“上门打针”、“见证收款”、“高价收药”、“招聘”等花花绿绿的广告，其中一张A4纸写着：住宿24小时：2元。

2元，这就是人头攒动的原因。

机器就那么静静地转着，戚小光突然“心里汹涌澎湃”，尽管处在同一座城市里，这却跟他生活的世界完全不同。

这个吉林省吉林市电视台的记者，对农民工忙碌的场面一点儿也不陌生。他有时候也会想：夜幕降临时，他们像蚂蚁一样消失了，消失在哪里？这一次，他找到了“蚂蚁穴”，他决心拍这个“消失的故事”。

这一拍就是5年。搭档们一个个离开了，只有他坚持下来。到最后，他都数不清素材到底有多少，“反正一分钟不歇，电视至少能播上一个月”。

纪录片的名字很简单，取自这家旅馆阳台，蜘蛛网般的电线掩映下，一个不起眼的半米高的广告牌——女子宿舍。

“哭！哭当啥用，白扯！”

张燕秒拖拉着3岁大的小芳找到这个半米高的广告牌时，是14年前一个冬天的上午，母女俩第一次进城的时候。

14年后这个盛夏的午后，她们仍然住在这里。床还是那张床，连床板上垫的海绵、纸壳子都没变过，唯一不同的是，45岁的张燕秒两个月前腿坏了，再爬不了上铺，小芳已经17岁，不再跟妈妈挤在一起睡，住在另一张床上，也要单花一份钱。

张 燕秒第一次坐在这间宿舍时，跟人哭诉自己的丈夫死去，扔下两个月的女儿，草房土地被占，日子过得“像腌渍的烂白菜”一样。14年来，几乎每来一个新人，都 会坐床头哭诉一番，哭诉的理由无外乎离婚、被打、亡夫、子女不孝顺……就像一个单项或多项选择题。可不用多久，就有人敲着床板，不耐烦地呵斥：“哭！哭当 啥用，白扯！”

当这些眼泪顺着老妇人皱巴巴的脸、少妇花样的脸，甚至孩子光滑的脸，滑落时，戚小光从没有给过特写，甚至哭得太凶的镜头，他会删掉，因为“眼泪只是她们生活中很小很小的一部分”！

日子稍长些，这些苦命的女人不再说这是“难民营”，说这里是“常驻大使馆”，这里的女人不是“天使”，就是“大使”。这里的女人藏龙卧虎，能“上天入地”。上天就是能上工地盖楼，下地是能“修地球”。

这里寸土寸金。躺下时，真正属于她们的空间也就比一个人略大。所有人下地时，属于她们的空间不及她们的一双鞋子大。行李压在各自枕头下，因为把包寄存在老板娘住的4平方米的小屋，需要一个月支付10元。

这里只有一个水龙头，每天流出吸管般细细的自来水，女人们用它解渴、吃药、洗头、冲澡——哪怕在零下30摄氏度的冬天，哪怕喝需要用热水化开的感冒冲剂。

钱是每天算的，老板娘挨个收钱时，有的从餐巾纸里掏出两个钢镚儿，有的解开裤子从内裤的口袋里掏钱，有的从随身的矿泉水瓶里扯出两张一元的纸票。

没有人会“阔气”地拍出一个月的住宿费。她们会像“候鸟”一样离开，一旦找到提供住处的打工地，她们就会搬家。等工地的活儿结束了，她们又会回到这里，寻找下一个打工地。这里就像驿站，像她们生活半径辐射开去的那个圆心。

一年又一年，周而复始。

宿舍楼下就是劳动力广场。严格地说，这不是广场，而是4条胡同构成的十字路口。这里距离繁华并不是太远，具体来说，距离火车站步行5分钟，距离长途汽车站步行4分钟，距离吉林市医院500米。

胡同里有朝鲜小吃，有卖90元一斤人参的老店，有叫“桃姐”之类的数不清的职业中介。天晴时，胡同里摆满了小黑板，有招聘司机专栏、保姆专栏、出国打工专栏。

把镜头往后拉，再往后拉，这个亮着4盏灯的60多平方米的女子宿舍，就湮没在这个上世纪80年代初建成的7层老楼里，湮没在这普通的巷道里，湮没在这400多万人口、满语意思是“松花江边的城池”的吉林市里。

“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相比这个2元一天的居所，打工的老板提供给张燕秒们的住处要“敞亮得多”。

到黑龙江种稻子时，她们就住在田旁边的露天大棚子里，能看见满天星星。在乡下养猪，就自己在猪圈旁垒房子，“要多大有多大”。

10月一下雪，女人们能找的工作多是在餐厅刷碗，穿两双袜子套大胶鞋，站在到处是污水的地上不停地刷，那些碗怎么也刷不完，“一天17元”。

来钱最快的是上建筑工地，像男人一样筛沙子、捣灰、搬砖，一天赚70元。可这活儿，女人大多“吃不消”。

整个漫长的冬天，女子宿舍的女人都盼着雪快些融化，春天来了，地里就热腾了。

春天，她们可以住到农户家捡木耳，捡完这家捡那家，“扫荡整个村庄”。一天干14个小时，赚上50元。

夏 天，她们可以坐票价7.50元的长途汽车，去一个叫乌喇街的地方剪毛葱。在农户家里剪，一毛钱一斤，在地里剪，一毛二一斤。不消说，女子宿舍同去的6个女 人都选择了多赚这两分钱。她们要天不亮，走6里地到田头。等到黎明来临时，剪刀的“咔嚓”声已经在田地回响了。等到三天后，她们的口袋多了近100元钱。

如果手脚够麻利，掰苞米也是不错的选择。一群人一字排开，边走边掰。在望不到头的大平原上，最快的人一天拿70元，最慢的人拿20元。

她们最最喜欢的还是在城里发广告，一天能赚65元。最暴富的一次，是老板娘带领大家去水泥厂种树，一天赚了95元，创了最高纪录。可再也没第二次了，人家说：“尽是些笨手笨脚的妇人，太老了！”

戚小光不拍这些宏大的“劳动场面”，因为这些大家都看得见。他更愿意守在那个逼仄的宿舍，等人回来。

人回来了，没活儿干，也不打紧，到楼下站着。

劳动力广场上，人们天然地分出区域来。男人站在马路的一边，女人站另一边，穿着皮鞋、开着小轿车的雇主就穿行在马路中间，雇主喊一句“焊工、瓦工”，就有一群人围上去，讨价还价，报价低的抢了报价高的单，就会发生拳头之争。这是几乎每天发生的事儿。

冬天，雪花飞舞，找活儿的男男女女把手抄在袖子里，找工作的牌子悬挂在手小臂处，冻得直跺脚。戚小光就踱在这人群里，等他把机器从大衣怀里掏出来时，有人拦着镜头喊：“拍什么拍，电影都是假的，只有战争片是真的。”

张燕秒腿没疼之前，一直比较抢手，她不用站多久，就能找到活儿干。她关节粗大，看上去一身蛮力。

而她同屋，对角线床上的68岁的宋淑文，就远没有这么幸运了。她站在马路旁两个多月了，没有一个雇主跟她搭话，“她太老了”。

尽管出门前，她穿上了带花边的干净裤子，还用捡来的铅笔画了眉，用捡来的雪花膏，把脸涂得白白的，她跟人家说她只有“59岁”。

她有个秘密，连同住了十年的张燕秒也没告诉。一个月来，她的左眼疼得厉害，最初眯一晚还能好些，现在针扎一样疼，几乎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滴了快10瓶眼药水了，也没见好。

“现在盼一天黑一天，眼前越来越黑了！”她叹着气，分不清眼里淌下的是泪水，还是药水。

因为一只眼，她的雪花膏涂不匀，左脸黑一块白一块，她给空矿泉水瓶灌水时，对不准口儿，洒了一地。她不敢告诉任何人眼睛的事儿，她怕消息传到楼下的市场里，就“再也找不到工作了”。

这些打工者私底下的生活，正是戚小光想要的东西。但宋淑文始终躲着他的镜头，她拒绝“照相”，她说：“出来打工10年了，人都以为我发了大财，见笑呀！”

“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镜头里一闪而过的，多半是那些皮肤皱巴巴、嘴角耷拉的中老年妇人的脸，唯独当转向皮肤紧绷、眉目清秀的小芳时，镜头停留了两秒，整个画面一下子生动、鲜活起来。

17岁的小芳，童年、青春期、少女时代几乎都跟这宿舍脱不了干系。14年里，她间或离开过女子宿舍。妈妈打工到哪里，她的家就在哪里，住过农户家、住过桥洞、住过火车站。

7岁那年，她被送到了乡下的小姨家读书，可二年级上学期一结束，因为家里没钱，她就被迫退学了。她的学历是“1.5”年级，尽管她很喜欢学校，她还记得班主任是个扎着马尾辫、爱穿米色西服、很有气质的女老师。

最近，她离开了女子宿舍，走时，她跟妈妈说：“我要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这里，我恨这里。”

可她走得一点儿也不远，她打工的餐厅距离这个宿舍不过七八分钟的车程。她喜欢那家提供住处的餐厅，尽管床只是餐厅的几把椅子拼凑起来的，可那里能上网，能看电视，能听客人谈“世界杯”，她喜欢那里“飘着油烟味的自由的空气”。

这些，戚小光的镜头是捕捉不到的，而戚小光也没打算用任何旁白去解释，他只打算静静地用镜头“打量”这个孩子。

镜头里，她总是把妈妈甩后头老远，跟妈妈吵架，一副厌恶女子宿舍、不喜欢妈妈的样子。妈妈说，小芳长大了，心野了，巴不得走得越远越好，“一心只想赚大钱”。

这个13岁就开始打工的姑娘，认为“自由价更高”。只要打工的地方能“提供住处”，她宁可工钱少点儿。

她一心想离开女子宿舍，她说这里的人都为下顿饭活着，她们眼里只有“钱！钱！钱！”。她讨厌劳动力广场，她说这里的男人都是“臭男人”。

在这条街里，她处处显出些许优越性。这张少女的脸只需在楼下的劳动力广场晃晃，不出10分钟，就能找到活儿。当然，凑上来的很多中年男人，不怀好意，介绍乱七八糟的工作。她也确实上过当。

晚上，有小芳的女子宿舍也多是热闹的。旁边的男子宿舍不断有人过来跟她唠嗑，请她吃饭，给她买“五六块一斤的超大号苹果”，夸她“有着地球引力般的吸引力”。甚至一个36岁的中年男人，求爱不得，写下血书：芳芳：你好，多保重！21点09分。

当镜头里，血淋淋的血书在上铺展开，小芳从上铺跳下来，快速消失掉时，整个画面一下子快“窒息了”。

小 芳从来就不认为自己属于这里。天一亮，她就出门，她一分钟也不愿在宿舍多待，哪怕外面飘着鹅毛大雪，她踩着雪在空旷的街上游荡。她去过附近几乎所有的网 吧，她玩飞车游戏，飙车时紧张得哇哇大叫，上网，认识了几个“很远很远的朋友”。她像画画一样，学会了写26个英文字母。

在 她眼里，网上的世界，比女子宿舍的世界大多了，纯洁多了。但她不敢玩太多网上游戏，“那会让自己在现实里活不下去”。她迷上了神话题材的电影，人瞬间能成 为“富人”，能获得很多种“武器”，能有无穷大的“力量”。她不相信灰姑娘，不相信一见钟情，她讨厌看韩国偶像剧，“太假太假了”。她爱玩网上一种结婚术 的游戏，新人在一个叫巴岛的地方度蜜月，那里四面环海，开满桃花，“美极了”。

她伸出涂着绿色指甲油的食指和中指，做V状，比画着两个方向，“知道吗，我跟妈妈是两种人，我们走的是两种路，她属于那个宿舍，我不是！”

可瞬间，这个幻想着穿婚纱的姑娘就又堕入冰冷的现实。她饿了，她必须回到女子宿舍，跟妈妈一起吃饭。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

在女子宿舍里，老板娘“孙二娘”是个举足轻重的大人物。

尽 管她抠门得厉害，为了省电，她8点半就嚷着熄宿舍灯。她的口头禅是：“拿钱来！”手机充电一次五毛，洗衣机转一次两块。冬天楼下市场上的人冻得受不了，来 屋子暖和一会儿，她伸手要“一元钱”。她像守财奴一样，四处捡旧衣服，鞋子，堆在自己的小屋，隔上一段时间，在宿舍开一次展销会，三块五块卖给住客……

可很多人还是喜欢这个离了婚的泼辣女人，她常带领女人们一起打当日的短工，干活儿时，她把力气最弱的女人安排在自己旁边，照应着，回到宿舍坐床头给大伙儿分钱。

女人们常常为争水、抢马桶、丢了镜子这类小事争吵不休，老板娘就像“太平洋警察”一样，主持公道，平衡中间的关系。她的目的是“让所有的住客留下来”。

这段时间，上面查身份证很严，屋里的一个精神病人没有身份证，被老板娘赶了出去，第二天，看她睡在马路边，老板娘又把她“捡回来”。

“没办法，不留她，她就只能睡马路。”老板娘说。

老板娘看得很清楚，这个宿舍的绝大部分女人是没有出路的，她们被亲人抛弃、无房无地、年老色衰、没有技能、没有社会保障，有的出现精神问题，她们仅剩的是，日渐稀薄的力气。

她早就想好了这些走不出去的老女人最后的路：给救助站打电话，给110打电话。

可14年来，许多人根本等不到老板娘打电话。一个又病又老的妇人，从宿舍下楼，坐在劳动力广场的马路牙子上，等活儿干，等着等着就歪下去，死了。老板娘让警察带走了她。她的床铺，连床单都没有换，很快又住进了新客人。

5年间，有几个老弱病残的女人出现在戚小光的镜头里，可一两次后，再也没出现过。戚小光找了很久，等了很久，再也找不到了，“也许她们有人不在了。”戚小光声调悠长地说。

眼睛越来越差的宋淑文也想过死。她甚至想好了要买很多很多的安眠药，跟老板娘告别后，到外面找一个角落“永远地睡去”。可就在她坐在楼下马路边等活儿等不到，这个想法越来越强烈时，一个路过的年轻小伙递给她两个菜包子，她一下子觉得“天都亮了，要好好活下去”！

晚上，女人们也会在宿舍唱歌，唱《小荷包》、《十五的月亮》，唱过时很久的老歌，有人会像《二人转》里一样转手绢，在狭小的过道跳交际舞。她们为“毛泽东时代到底好不好”的话题争论一个晚上。

她们自嘲“脚下的布鞋，与开奥迪的雇主穿的布鞋一样，养脚”。她们希望“像赵本山一样，唠唠嗑也能赚钱”。

她们也说女人间的私房话，宿舍有姐弟恋，大家会笑她“武则天，老有魅力了”。

拍着拍着，女人们在笑，镜头后的戚小光却鼻子发酸，他觉得，这群“我们认为没有希望的女人”，坚强地活着，“太了不起了”。

让他最动容的事情之一，是住在宿舍里的女人们“显摆”的样子。有人对吃的挑三拣四，嫌弃这个不好吃、那个不好吃；有人把300元钱买的手机说成值1000元；有人打工回来散一圈烟，装着很大方，或者不停地打电话、接电话，很忙碌的样子。

“这是她们捍卫尊严的表现。”戚小光说，“就像你我一样。”

“纪录片他妈的真残酷”

宿舍里还住着两位不用付房费的成员——一只被称作“企鹅”的鸭子，一只爱吃火腿肠叫“笑眯眯”的黑猫。

在这个没有电视、没有收音机的世界，它们成了住户们的精神支柱。鸭子的主人穿3元钱一件的衣服，却花10多元钱买了一个包，把鸭子装在里面。一天中，她最幸福的时光是，她吃一口柿子，鸭子吃一口。有人来串门，说“炖了鸭子吧”。这个女人大声说：“还是先把我炖了！”

不过，戚小光的镜头里很少有这样的“花絮”画面。他的镜头似乎总是在等待更残酷、更真实的东西出现。

终于有一天，他正在拍摄，屋里的两个女人打起来了，越打越厉害，等他过去阻拦时，已经来不及：一个人突然拿出刀刺中了另一个人的腹部，瞬间血流如注。他把女人抱起来，跟老板娘一起把她送往医院，这个受害者最后脾摘除。他留下了3000元的医药费。

那一夜，他身心疲惫，内心充满了自责，惭愧，“如果我不为了镜头，早点跳出来，也许那女人不会挨上那一刀”，他跟做纪录片的同行朋友抱怨：“纪录片真他妈的残酷，我他妈的废了！”

镜头捕捉了这场流血事件，可有些事件，“不流血却比流血更痛”，这不全是镜头能捕捉的。

宿舍住着一些无事可做的女人，她们从不打工，她们对着过道里拿透明胶粘着的一面大大的破镜子，浓妆艳抹，她们只想在楼下熙熙攘攘人群里，找个有钱的“饭票”男人，嫁掉。

这个狭小的宿舍充满竞争，年轻女人给年老女人的“男朋友”一块西瓜，年老者就会认为年轻人要抢走她的“老头”，一通大骂。有的年老女人几个月没吃一口菜了，却舍得去温州人开的美容院，花50元文两道黑黑的弯月眉。

他们眼里，这里没有爱情，“柴米夫妻，没柴没米怎么做夫妻。”末了，他们会住到阳台那个每天7元的“夫妻间”。

说到底，“夫妻间”就是一个布帘子隔开的双人床，床上有封面起卷儿的《上海的爱情魔方》、《一只老鼠的艰苦奋斗史》，和几本武侠小说。

打开戚小光的录影带，就能看到一个男人对着镜头说：“女人，在我眼里，就是一身肉！”

“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张燕秒还记得自己第一次面对戚小光的机器，抱着脑袋四处逃的样子。后来，她一边手撕烧鸡，拿啤酒瓶子喝酒，一边对着镜头流泪，说自己的新年心愿。

老板娘也常说自己的心愿。她希望戚小光资助她，改造这个宿舍，把所有的床、褥子都换掉，墙要刷上那种淡淡的苹果绿，地上铺上光滑的瓷砖，养上几盆花——像真正的“女人的宿舍”。

她 抱怨生意远不如以前了。1996年，这个靠摆烟摊讨生计的离婚女人在劳动力广场开了第一家旅馆，第一晚只来了2个人，第二晚上6个，第三晚上10个。10 天后，生意出奇地好。人多到拿啤酒箱子搁床板睡，起夜上个厕所回来都没地方了。那时农村苦，出来打工的人多，胡同里全是找工作的人，“苞米两毛一斤，猪肉 2元多一斤，贱得厉害！”

最近几年，农村好过些了，打工的少些了。附近一下子又开了20多家旅馆，一楼好门面的都改造成了“时尚旅馆”，带电视机的一天30元，带电脑的40元。这让她“腹背受敌”。

起初，看着戚小光的机器总在她宿舍晃来晃去，她也抱怨“整这玩意儿干啥，不如给大伙儿找活儿干”，时间久了，她和张燕秒一样，对着镜头，就像对着老友的眼睛。

她们坐在床头，说自己活得多么“不得意”、多么“埋汰”，给女儿的嫁妆只能是“充充话费”。新年那天，还有人在镜头里说了“新年快乐”！

5年来，戚小光在这个片子里越陷越深。冬天零下30摄氏度，为了拍她们出门打工前忙碌的场面，他把5斤重的机器揣在大衣里，5点钟坐最早一班公交车，穿过松花江来宿舍拍片。这些女人对着镜头伸懒腰，打哈欠，穿衣服，解裤带看钱，刷牙，涂口红……

他请这里的人吃饭，给小芳生活费，帮她找工作，希望她走出这个宿舍；他给生病的人买药、看病；儿子高考出成绩的那天，他还在女子宿舍忙活……

有一年的年三十，他给老板娘钱，让她做一大桌子菜给大家过年。尽管他很清楚，他“干预”了镜头，这是拍纪录片的禁忌，但他没办法只拍她们吃馒头就咸菜的场面：“那画面太残酷了。”

随着戚小光的纪录片素材越拍越多，女子宿舍也在慢慢变化。

前年，老板娘在女子宿舍旁边租房子，又开了家“男子宿舍”，4元一天。女子宿舍的价格，则提到每天3元。

如今，老板娘决心用一生所有的积蓄把宿舍买下来，“要把宿舍开到自己80岁”。旁人说，这个精明的商人赌的不是房价，而是赌这群人不管怎样，也走不出这里。

几乎每个人离开这里时，都信誓旦旦地说“再也不回这个‘猪圈’了”，可不用多久，她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又会回到这里。甚至有人出嫁了，跟丈夫吵了架，还会再回这个“娘家”住几晚。

如今，戚小光正在进行纪录片的后期制作，他早早想好了“尾声”，那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交待”，而不是“彻头彻尾的悲剧”。

他要把这个片子“献给中国的农民工”，他希望片子在工地的脚手架前、工棚里，坐满农民工的露天电影院里放映，他希望每个看到片子里的人，产生共鸣：“喔！那多像我的母亲、姐妹、外婆、姨妈！”

“我一定会躲在银幕边，大声地笑，这比得什么奖都欣慰！”说这些时，戚小光笑出了声。

在基层干了这么些年来，感觉最苦的是农村的老人，特别是孤寡老人。

每年临近春节，我和老婆会去看望她住在农村、80多岁的姥姥。

到达时，院落的门是锁着的，需从门边石下摸到一把钥匙打开大门。

偌大的房间里只有老人孤零零的躺在角落里，身上盖着四五层被子。屋里放满了补品，都是老人的女儿、子孙来看望她时带来的，但这些东西只是原封不动的放在那里，对现在的她没有多少帮助。

老人就躺在那里，衰老的身体已经无法支撑她走出这个小小的院落，每天只是等他年近七十的大儿子来喂些饭和水，傍晚时岳母会从较远的地方赶来为她擦擦身，洗洗衣服。

但他们一天中和她在一起的时间就那么一小会，像我们这些孙辈只会抽出节假日的时间来站一站、坐一坐，然后就匆匆地离开。每天大部分的时间里，她都是被锁在这个院落里，或醒或睡，靠着些回忆渡过余生。

姥姥的儿女都在身边，境况如此，何况农村的那些已成常态的空巢老人们？

在农村，一些村庄正在衰落，村里的青壮年基本都外出打工，只剩下些老幼病残。村子里很多院落，常期无人居住，长满野草，断壁残桓，没有一点生机。

冬季时，到庄子里开展工作，映入眼帘的是枯的枝、灰的墙、土的路，挂在路边枯草上的塑料袋在寒风里摇摇晃晃，水沟里漂着的烂菜叶、枯秸秆散发着腐败的恶臭。偶尔会看见老人孤零零的坐在门前、路边，毫无表情的望向你，眼里没有一丝光彩。

随同的村干部会漫不经心的说，都是些等死的人。

这时，在眼前这衰败的旷景的映衬下，你会觉得他们同那土里钻出的草和随意散落在路边的土块一样，微弱的毫无生气。

2013年有一个调查指出，80.9％的留守老人依靠自己的劳动自养， 76％的留守老人全年获得子女经济支持少于500元。

农民工离开家乡，把农业生产、人情压力、抚养孙辈、赡养父母等任务交给了留守老人，在这些重负之下，留给老人们的实际上更多是辛劳、孤单、多病、力不从心等一系列问题。

很多农村正在形成这样的意识形态：只要是老年人自杀，都是“老年人觉悟提高”的表现，既是对自己的解脱，更是为子代减轻负担。老人被子代们建构的“新道德”压得奄奄一息。

国家老龄委2013年发布的《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指出，我国老人的自杀率已达到万分之三十，世界罕见。

有儿有女的留守老人，生活相对还比较好点，最可怜的是无儿无女的五保老人。

经济发达一点的乡镇能在镇上建养老院，把孤寡老人集中供养起来，但是能被集中供养的是少数，大部分都要在家里散养，政府给每位老人发放每年不足4000元的五保补贴费用。

一是因为投入不足，集中供养能力有限。二是进敬老院的话，房子和宅基地要被收归村集体。家里的亲属为了贪图老人的宅基地和五保补贴，不想让老人进养老院。上了年纪的老人，没有文化，到银行存取钱都办不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而且很多农村的老人受传统观念影响，不愿进养老院。

由于亲属不是亲生儿女，对五保老人并不孝顺。干民政的时候，到老人家去调研，经常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很多老人的补贴账本在亲属手里，自己平时得不到一分钱的补贴款，靠种些薄田、或是到处拾荒维持生命。有病不给治，生病以后，瘫在床上，只能等死。

一旦老人去世了，平时见不着的亲属却突然冒出来了，争老人的房子。

三年前去调查农村低保时，遇到过一对老兄弟，都已经70多岁了，都没结过婚，老哥俩同住在一起，相依为命。去之前，村干部给我们说，这家很困难，可能家都进不去。我心想，再困难也不可能进不了家门吧。

去了以后，真是大吃一惊。

推开院门，一阵恶臭扑鼻而来，只看见满院子全布满了人的粪便，从院门口一直到屋门口。

我们捂着鼻子，费了好大的劲才走进屋里。屋里阴暗潮湿，地上也零星地散落着一些粪便。两个老人，躺在床上，床边的桌子上的饭碗里，看不清盛的是些什么东西。

见有人进来，两个老人看了看，挥了挥手，咦咦哇哇的向我们说着些话，一句也听不懂。

说实话，当时如果不是有工作任务，真是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后来，经过协调、做工作，他们都被送到养老院了，不知现在境况如何。

下面这些都是我最近一个月里，工作时拍下来的，都是同一个地方，东部比较发达地区的农村，选了一些比较困难的。

从2011年到2015年，全国60岁以上老年人由1.78亿增长到2.22亿，平均每年增加老年人近1000万，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比重也由13%增至16.1%。

目前，从一些省份公布的数据来看，未来几年内养老金的缺口可能达到上千亿元。

我国平均50个老人才有1张养老床位，居家养老服务市场需求庞大，然而，养老护理人员数量严重短缺。如果按照国际公认的3位失能老人配备1名护理人员的标准计算，加上虽未失能但依然需要照护的数量，我国大约需要1000万养老护理人员，然而，我国当前的养老机构人员不到100万，缺口巨大。“未富先老”、“未备先老”矛盾突出。

这个国家最大的特点之一是差距。一部分人对另外一部分人的生活，根本无法认识和理解。

知乎上，211、985大学生、留学生很多，整体素质很高。但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要么娱乐至死，要么争吵不休，要么携带着爱国热情胡乱释放，真正静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事情的不多。

我们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这个国家好，我们的国家也确实正越来越好，但也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下大力气去做。

成熟不要冷漠，深刻但不要无情，很多底层的人们真的就把年轻的精英们当成这个国家希望和未来。别说改变不了什么，其实关注、团结、微小行动的力量很大。

希望更多的人把视野放的宽阔一些，心态更平和一些，关心关心这个社会，了解了解底层，在追求自我发展的同时，也别过于推卸那些或许是一厢情愿的期盼。

向流大鲲一对一提问 作者已开通值乎付费语音问答

20201010补充如下:

原答是几年前写的，最近突然收到一些赞跟评论，说明关注这个问题的人又多了一些。针对有一些朋友的看法，我有些话想补充进答案。

几年前在刚出校园走入职场意气风发的时候，我绝对是一个精英至上主义者，觉得贫穷的人都是因为他们自己不够努力或者是能力实在欠缺，忽略了环境条件的影响。

后来很多的事情让我认识到，这种想法非常傲慢而且愚蠢。我们多数人之所以站在世俗意义的看起来还算成功的位置，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好的起点、好的环境，而这个世界上是有很多人没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的。

原答案:

底层不是社会，是原始丛林。

前些时间，去了一趟偏远地区的农村～
以前我觉得重男轻女的都是傻X
去了一趟我就理解他们了
为了耕地的一尺，院墙的一尺，
能头破血流，鱼死网破
法律，规则，道义
都比不上生存
没儿子，地被占了谁去打架
没儿子，粮被偷了谁去打架
没儿子，抢都先选你们家抢
对，欺负的就是打不过的
这世界从不缺少对弱小和贫穷的欺凌
越是底层，越是丛林

有次从外地出差回北京
时间太早，就在西站卫生间洗漱，
有个清洁阿姨，一直在哭，嚎啕大哭
就坐在地上
用力揉着眼睛
旁边有人劝她
大约是干完活儿去吃饭，
发现食堂没饭了
而且好几天都因为忙，没吃上好饭
一边哭一边念叨
“我丢不丢人啊，连口饭都吃不上。我丢死人了。活着有意思啊～”
我印象很深，因为觉得太心酸了
后来好像是小领导来了，
说了她几句
没有然后了

我们在键盘上敲“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嘻笑怒骂，表示自己有文化
我们因为被爱的人抛弃哭，
因为遇到傻X老板和公司哭
因为小说电视的情节哭

但是
如果有一天，
你我也因为一顿饭哭呢？

一个死局，几乎没有任何破局希望的，而且还是整个家族的死局。

完全依靠肌肉劳动，赚的钱刚好够补充劳动的消耗。

因此劳动力的一场导致缺席了的病就是致命的，可能会导致一个家族生活不可逆转的下降。积累几次，一个家族就会走向消亡。

因为读书会少一个劳动力，而且知识的代价太过昂贵，回报太低（他们有机会接触到的教育资源很差，也许费全家的力量不过是认识了几个字，最后还是没有提高竞争力），后代也无法脱离这个循环。

除非有外界的资源介入帮助，让孩子们能够脱离劳动去接受真正的系统教育，否则他们会这样几十年几百年的循环下去，在某一代他们的劳动力因为缺席劳动而导致生活水平进一步下降，在某一代一场意外（比如恶劣天气对田地造成的减产）摧毁了他们生活的循环链，导致不得不拿出多年积累的资金……最终在某一代，由于种种原因，比如子女意外身亡或者一场意外事故等，家族就彻底无声无息的消失了。

距当初写此回答至今已两年多，感谢期间大家的阅读和提出的建议，如今虽谈不上上岸但比之前也好了不少，去年跳了槽，工资也慢慢涨了一倍有余，不算多，但至少也算进步了不是。

眼下已二十有四，不上不下的年纪，挺尴尬的，父母也开始催找女朋友，以前谈过段恋爱，但终因自己自卑的心理给关系带来阴影而告终。

不过这两年自我感觉最大的收获还是告别了自卑。这点要归功于读书，以前看书是病急寻医、走马观花、不得其解，后来心态慢慢平和之后偏爱读史。在王朝的兴衰、政权的更替、历史的演变面前你我不过沧海一粟，我既可以发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豪叹，亦能苟且着偷生，这并没有什么矛盾。任何人对任何人生出优越感那都是五十步笑百步，是极为滑稽的，想通这点后，自卑也就不复存在了。

我没有什么大志向，也没那么大的本事，以后也只想一步步踏踏实实的向上走一点是一点。

朋友圈有个修手机的师傅，天天骑着电动车带着工具四处上门维修（有自己的门店），风里来雨里去，每天分享一段修手机的小故事，看着挺羡慕的，说实话以后我要是能做到跟这位师傅一样也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回答的各位我不祝你们闻达富贵，只祝你们通透明朗。

——————————————————

如果不包括那些丧失生活能力的和有精神问题的社会边缘人，我想我就是当今中国大环境下一个典型的底层人。

我十九岁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之后就没读了，当时我也无心念书，我只想赶紧踏入这滚滚红尘，凭我的聪明才智去哪里还不是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

然而时至今日我依然在搬着砖，拿着3200的工资。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一个ktv做服务员，其实我一开始是不想干的，但一方面想涨点所谓的社会经验，一方面想攒个几千块钱的启动资金就去做了。

在那里我每天要上下楼无数遍给客人端果盘，拎啤酒，开啤酒，给麦克风套上套等杂七杂八的事，下班后要是轮上我还得打扫那该死的厕所，客人要点公主的话我还得用对讲机通知那个满脸风尘的妈妈桑。

那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存在服务员这一种职业，不应该有着一类人去服务一类人，我认为这极不体面，并且没有发挥出我应有的能量。我渴望更有尊严的工作。

有一天下班回到我那个十几人的宿舍，发现两帮人在打架，一边是隔壁房间的有点眼熟（一个宿舍两个房间）一边是新来的四五个人，问了下先回来的阿宇得知是因为争夺床位。

我当时是匪夷所思的，我觉得我们都是漂泊在外的打工仔，都挣不了几个钱，何苦为了床位还要大打出手。

那个时候才对钱有了概念，知道了挣钱的艰辛，只不过是底层的概念。

宿舍里的人隔几天换一拨，除了我跟z君没有几个人干的长，他们一波波的来，一波波的走，除了留下的大堆垃圾毫无痕迹。

于是我傍晚上班，凌晨回到满地狼藉的宿舍，顺便注意一下隔壁的床位还是不是昨天的面孔。于我而言，那样的一个地方只是一个睡觉的地方，不存在什么在外面累了，身体也好，精神也好，在那样的地方你不可能恢复能量，有时侯觉都睡不好，几个人围着一张桌子打牌能打到天亮，叫喊声和二手烟充斥着这个拥挤的宿舍。

我在那里干了两个月，除去吃喝走的时候手上还有两千来块钱。但我根本不在乎我挣了多少钱，我只知道我走的时候长长出了一口气，舒爽无比。

后来我陆续在景点边拍过照，在石灰厂干过中控，在酒店厨房打过荷，在工地上装过空调，在服装厂干过一天十五小时的临时工。

但要说最苦的，还得要数在上海的工地上，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传说中的魔都！我跟着一个工程队在新建的小区里装中央空调。

未修建好的小区整个被高高的铁皮包围起来，外面是车水马龙的大上海，里面是住在工棚里天南海北的江湖人，我的工棚里是五六个山东人，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人，三个三十岁左右的青年，还有一个跟我同岁。

每天早上七点上班，要干到傍晚六点下班，有时候加班要干到八九点，时值盛夏，三十七八度的温度在室外几个人抬外机，炙烈的阳光照的人发晕。为了防止中暑，老板会提供盐汽水，一开始喝不惯，后来慢慢的也习惯了。说实话很辛苦，干过工地的都知道，我就不多说了。

如果只是累，那也还好，关键是住。坦白的说，彼时作为一名没怎么经历过艰苦环境的小伙子，我完全受不了。我不想去描述工棚的生活环境如何如何，我记得我在那呆了一个多礼拜腰上就长了十几个又红又大的包，奇痒无比，后来还是在工地澡堂洗澡的时候，一位老师傅推荐了我一种药膏擦拭之后才慢慢缓解。后来我才知道，干工地的人，得各种疮与皮肤病的比比皆是，细皮嫩肉的干不了这个。

我有些吃不消，然而我不敢说我干不动，我如果不干，什么懒、吃不了苦、没出息一堆来自你家里的亲戚，你身边的人的诸如此类的评价会将你淹没。

有时候绑架你的并不只是资本，甚至会是你的同类。

有一天下了班我实在苦闷，跟那个和我同岁的山东小伙一起出去喝酒，出了那个用铁皮搭的门，我仿佛才感受到魔都的风采：街上跑车的轰鸣声、一排排亮着灯的高楼大厦、似乎连空气也比工地里要自由。

我贪婪的呼吸着夜晚清凉的空气，享受着这难得的片刻的自由。

我们七拐八拐来到了一个名叫安徽老乡的街边大排档，那一晚，我喝了八瓶啤酒。

回去的时候已是十点多，我敲着那铁皮做的门，然而保安不来开，我便从外面的缝隙里移开里面支门的木头，然后推开了门。

那五十多岁的保安不知何时站在了门后，我刚把门推开，他在门后一把把门推了过来，居高临下的说这么晚了，不用回来了。仿佛那身制服赐予了他至高无上的管理权和优越感。

铁皮门撞在铁皮上发出刺耳的哐啷声，我当时就火了，也不管那保安还在不在门后，一脚踹开了门，指着那保安骂他，那保安看是两个小伙子，又浑身的酒气，估计被震住了，嘟囔了几句也就让我们进去了。

然而干了两个月，老板也不发工资，那个四十多岁的山东中年人打电话给老板，那种语气我能记一辈子，他小心翼翼的说，老板，俺女儿要开学了，家里没钱，发点工资俺寄回家给女儿上学。

老板还是没有给我们发工资，为了证明他确实没钱，他开着面包车把我们一车人带到了一个公司，见了一个人，跟他说，我的员工们找我要工资，你们钱也赶快下来吧之类的话。

可是仍然没有要到钱，回来的路上跟我们说，不是我不给你们发工资，是工程款没下来我实在没钱，一车人沉默。

我很累，各方面的。我知道我干不下去了，我得换个环境，我的心态出了很大的问题。有些事我急需得想通理顺，总之我不能再这么随波逐流下去了。

然后我就走了，跟着那个小伙子一起去了他的家乡，临沂，我有个高中同学在临大上学，我准备在那里待一段时间。

那段时间我疯狂的看书，看心理学，看哲学，看马克思。我寻找意义，我试图了解这社会是如何运转的，我想知道究竟是我不合群，还是他妈这世界错了。

我慢慢的知道，谁都没有错，这个社会需要底层，谁都需要做一颗社会主义的螺丝钉来维持它的运转，你拒绝做螺丝钉你就会被边缘化。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贫穷是滋生恶的土壤。

曾经一个中年工友跟我唠家常，说他儿子带了一个在银行工作的女朋友回来，他觉得他儿子以后肯定吃不住她，在家没有话语权，于是逼迫他们分手，因为他儿子是一个厨师。

你们没有见过一个在工厂里干了十几年的男人在越南买了一个老婆，结了婚以后虐待他老婆，以至于都有了小孩，女人还是跑掉了。我见过。

你们没有见过拆迁户得了拆迁款后赌博输的精光还欠了一屁股债，我见过。

你们没有见过一个修电动车的中年人为了打赏女主播花了全部的积蓄甚至还借了债，现在不敢回家，也不知跑路到了何处。

我的意思是，这些都是确确实实发生在我身边的事，不是从新闻或者纪录片上看来的。

而底层的悲哀在于他们大多数因为知识的缺乏或者一些其它的因素永世不得翻身。

他们被禁锢在这个奇怪的圈子里，一股无形的力量笼罩着他们，他们因为他们固有的特性被当成韭菜一波波的收割。

也许有过选择有过机会，但大多数底层的人没有做正确的选择和识别机会的能力，久而久之也就变得麻木不仁而忘记改变。

底层生活中的不合理和剥削，被宣扬的吃苦耐劳精神或苦难是财富这些价值观影响而被他们通通接受到心里，对于懒惰和享受他们有着天然的憎恶与不安。然后把这些当作所谓的经验传输给一个又一个新的底层，以此要求他们。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在底层，命如蝼蚁。为了一个塑料瓶可能会丧命。

在我成长过程中，见过类似的新闻，我把链接放在下面：

心酸！70岁老人深陷淤泥12小时 只为捡一只矿泉水瓶

　　6月10日，安徽宣城市孙埠派出所接警，在河道淤泥中有异样。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在距岸边约20多米的河道中央，仅有一双手和一颗脑袋露在淤泥上方。民警等人来不及多想，立即脱掉衣物，走进淤泥，徒手挖泥1小时，将老人救出。
　　淤泥里伸出两只手，仔细看，好像还在动！
　　6月10日，宣州区孙埠镇西马村高桥坊渡口发生惊险一幕。民警随后赶到现场，和群众一起徒手挖泥，历经1小时，才将这名“泥人”救出。
　　让人惊叹的是，此人已深陷淤泥近12小时。
淤泥里有两只手在动
　　“看到河道里有东西在动，没想到是个人！”当日上午6点20分许，孙埠派出所民警接到110指令称，有人发现该镇高桥坊渡口的河道淤泥中有异样。因为远远看去灰灰的，一开始，报警的路人以为是什么漂浮物。后来他仔细看，竟看到两只手在动，随即报警。
　　民警立即赶到现场。他们看到，在距岸边约20多米的河道中央，看不到被困者的身子，仅有一双手和一颗脑袋露在淤泥上方，头上脸上全是泥巴，看不清性别和年龄，伸着的两只手还在轻轻摆动。
　　如果不是路人多看一眼，可能还发现不了有人被困。并且，现场已有两名好心群众走至淤泥间，希望营救被困者。
　　有周边群众向民警反映，前日晚7时许，他就看到了河道边的三轮车。如果是那时掉进淤泥的话，此人已被困近12小时，情况十分危急。
　　得知情况，民警徐灿、何猛等人来不及多想，立即脱掉衣物，带上救援物品，走进淤泥，展开救援。
民警徒手挖泥救人
　　但是，救援过程并没有民警想象中顺利。淤泥稠度非常大，且越靠近河道中央越深，民警每走一步都要费尽全身力气，救援速度大大受到影响。2名先行进河道的群众也同样如此。
　　3名民警和2名群众努力到达中心位置后，都被齐腰深的淤泥深深困住，连动弹都有些困难，更别说想将被困人员从淤泥中拽出。

　这时，民警看清了被困人员的样子：这是一位老人，整个人看上去气息十分虚弱，也没法和人交流，状况相当糟糕。

一心着急救人的民警和群众，只得开始徒手挖泥，想将老人一点点从包裹的淤泥中剥离。历经近1小时的努力，大家终于齐心协力将老人拖出淤泥，带上了岸。

　　“老人就像个‘泥人’一样躺在地上，嘴里已经说不出话，浑身止不住的颤抖，看上去十分凄惨。”民警赶紧找来毛巾和棉被为老人擦拭、取暖。随后，120急救人员赶到，民警协助他们将老人送往医院抢救。

竟是为了一个矿泉水瓶
　　老人为何会被困淤泥之中？民警随后调查了解到，老人姓任，是孙埠刘村人，今年已70多岁，孤身一人，平时以捡破烂为生。

　　6月9日傍晚，老人路过河道，看到放干水的河床上有个矿泉水瓶，便想走过去捡。没想到淤泥很深，很快将他困住。此后，他不断挣扎想要自救，但却事与愿违，越陷越深。为了被人发现，老人坚持举起双手，保持在淤泥上方。幸好有路人发现并报警。
　　民警也想借此提醒大家，我市已进入汛期，各个河道都已进入防汛阶段。不管河道有水没水，市民最好不要轻易进入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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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就是这么教，这么练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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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高考竞争之所以如此激烈，并不是因为中国的高等教育多么优秀，而是因为中国的教育资源过于稀缺，不够千千万万的考生瓜分的。

也正因此，中国拥有一套全世界最残酷的筛选制度。

而通过高考进入清华北大，除了说明这些学生比起其他学生更加适应这场筛选，别的什么也说明不了。

也正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避开竞争最激烈的战场，用金钱换取国外的优质教育资源。

见到很多像题主这样的人，想不明白为什么在国内连个像样的大学都考不上，到了国外却轻松能进名校。有的甚至产生了浓浓的优越感，陶醉于中国强大的基础教育，并觉得海龟也不过如此。

然而我感到的，却是浓浓的悲哀。国内只能读二流，到了国外却能读名校，正说明，在中国，有千千万万的学生，他们的智力，才学和付出的汗水，分明配得上世界名校的教育资源，却只能在国内接受二流的教育。的确有极少数人摆脱了环境的限制，脱颖而出。然而大多数人，却随波逐流，过着平庸的生活；而他们，或许本能够成为社会的精英，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那群人。

我就读于一所国内算一流的大学，我的一位高中同学成绩远不如我，高考末流一本水平，去了UIUC的CS，

他本科期间有大量的机会接触到学校顶尖的实验室，也通过在实验室和教授做科研，要到了牛推，拿到UCB的phd offer.

而我，大二大三曾频繁去找过我们实验室的老师，希望混点科研经历，却无奈地发现他们的生活就是接外包，接国家项目，给底下研究生做，再象征性地发给学生一点工资。学生有活的时候赶项目，没活干的时候每天划水。我真的没什么机会接触到科研相关的实质内容。

而我们那几届出国情况也都惨不忍睹，我最后也只是去了所综排很高学校名气挺大但是专业水平很差的ms ad.

我知道，清北的情况兴许会好很多，但是我的高考成绩当年距离清北只有仅仅几分只差，获得的资源却已经拉开了差距。

毕竟，在中国，清华北大这样的学校，太少了啊。

（图片来源见水印）

中国能花费在高等教育上的经费是有限的，因此只能重点扶植清北交浙等少数学校。2015年，清华大学的科研经费43亿RMB，居中国首位，看起来不少了，然而跟美国排名稍微靠前的一些学校比起来，真是连零头都赶不上。

哈佛大学的校友基金超过360亿美金。

最近几年，中国大陆的高校，尤其是清华北大进步突飞猛进，论文数蹭蹭蹭地飞涨，排名水涨船高。而这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压榨一线科研人员的基础之上的。

诚然，中国的高校在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取得如此成就实属不易，可喜可贺。

但是，要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比肩哈佛耶鲁之流，依旧任重而道远。各国高校之间的比拼，拼到最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力的较量，也就是赤裸裸的经费的比拼。

高考前，如果我要准备出国，按照我们高中的历届情况，我毛估估能进个UCB吧，研究生也不至于只能读个水校ad了。要问我后不后悔，多少是有一点的吧，然而也不能说在国内读书完全没有优点

——至少，我当年给家里实打实地省下了20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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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28日更新

一夜之间多了很多赞，答主诚惶诚恐。

也被一些人质疑答非所问。

在这里贴一张图。

图片来源：

http://www. zhihu.com/question/3189 4603/answer/54520465

二本学校就不是学校了吗？

简而言之：那些高考一本二本都上不了的，在参加高考人群中也处于前50%，而且中考已经分流掉一大半人了，这些考不进一本二本的学生，在中国学生中我们暂且认为处于30%，及以下。

中国没有那么多的教育资源给他们就读，国外有，而且有些学校认为人群中的前30%可以接受，何况他们愿意付出金钱。美国的教育资源当然也稀缺，但是最难进的藤校众每年录取率在将近在10%，比清北录取率高多多多多多了，换言之，国外高等教育当然也是稀缺资源，但也比国内丰富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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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日更新

答主之前写答案仓促，有几处瑕疵，多谢评论区指正，在此先致个歉。

1. 的确不应该拿清北的录取率和藤校的录取率直接比较，更何况这个近10%的入学率对中国学生不适用;

然而，美国人读藤校的概率远大于中国学生上清北的概率，足以说明教育资源上的差距。

那我举另一个例子，

日本人出国留学意愿极低，日本人上东京大学的难度基本等同于中国人考上华五的难度。（数据来源

@Summer Clover

）可以说是远低于中国学生读清北的难度。而且同样是考试入学，不参考家庭背景，拿日本和中国比较可能更具有说服力。

日本的教育资源甚至可以用过剩来形容，近年来一些私立学校因招不到学生而纷纷合并整改或者倒闭。

同时日本人对本国教育的自信，也降低了他们本国人出国留学的意愿。

也许有人会不服，凭什么拿中国既和欧美比，又和日本这些发达国家比，而不和印度比，不和巴布亚新几内亚去比…但是我觉得，在很多国人心里，中国的对手永远只有一个，那就是——外国。

祝祖国越来越好。

2. 不应该直接拿哈佛校友基金直接和清北科研基金直接比较，应该拿哈佛校友基金每年科研拨款和清北科研基金作比较。

在此感谢

@Zichen Zheng

提供的更加详实的数据

operating revenues increased 5.6% to $4.78 billion, and expenses were up 5.3% to $4.70 billion

http:// finance.harvard.edu/fil es/fad/files/harvard_ar_11_12016_final.pdf

哈佛科研经费前几名的学院，每年经费加起来就已经超过200多亿RMB了，已经远超清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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