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廉租房不应该配独立厕所」的经济学逻辑是怎样的？ 第1页

很奇怪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竟然没有人能说清楚这里面内在的逻辑。每个人都只是说，这个已经很清楚了，难道真的很清楚了么？

不过这也的确不是一个复杂的问题。

假设现在政府为了解决贫困人口的住宿问题，新修了一批廉租房投放市场。这些廉租房的租金不可能很贵，必须在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程度之内。我们不妨假定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租金大概是200RMB/月这样。

为了简化问题，我们就假定在这批廉租房的附近，有一批商品房，这些商品房也谈不上高端大气上档次，也就是一般水平的样子。按照这个城市的物价，这些商品房根据市场规律，租金大约在1000RMB/月这样。

我们再假设，这批廉租房和商品房没有任何区别，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在廉租房附近的这些商品房的市场租金是1000RMB/月，这就意味着廉租房的市场期望价格也是1000RMB/月（也就是说这批廉租房如果以1000RMB/月出租，是可以找到租户的）。但事实上政府因为考虑到对贫困人口的照顾，廉租房实际的出租价格是200RMB/月，这就造成了800RMB/月的套利空间。也就是说如果我用200RMB/月租下这个廉租房，转手以1000RMB/月租出去，我凭空就能净赚800RMB/月。这等好事我为什么不去做呢？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产生，政府就必须进行必要的介入，例如认真审查廉租房的入住资格，但是任何审核都是有漏洞的，譬如说开具虚假的证明，行贿相关职能领导等。如果开具虚假证明和行贿的成本和风险小于800RMB/月，那么就一定会有人去做。

其实在这里，钻空子的可以造户口神马的一次搞多套廉租房，最终套利空间可以更大，在这里不展开。

而政府可以通过加大投入，增强纪律检查等手段来提高开具虚假证明（例如加大处罚力度）和行贿（给官员发放更多福利）的成本和风险，使其超过800RMB/月，但这其实是伤其八百，自损一千的法子。

更麻烦的是，即使我们将廉租房的资格审核做到天衣无缝，在这个故事里还有一个漏洞，那就是贫困人家可能会为了800RMB/月的收入，会申请到廉租房后，再将其租出以换取收入。这种行为，几乎无法监管，最终政府补贴了800RMB/月，还增加了许多的行政成本，其结果只是等于给贫困人口发放了800RMB/月的补贴。但最终贫困人口的住宿问题还是没有得以解决，地铁站或者候车室可能还是会出现贫困人口，等于什么问题都没解决。

所以换个思路，堵，不如疏。政府提供200RMB/月的廉租房，但该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却高达1000RMB/月。市场是个无形的手，要逆市场而行，我们需要投入更多的管理成本，而且还不一定能够得到好的效果。

所以，相对更正确的做法是提供市场价格只有200RMB/月或者接近200RMB/月的廉租房，这样一来，就不存在任何套利空间，也就无需花那么大的力气去监管。

如何提供市场价格只有200RMB/月，却又可以保障基本起居需要的廉租房呢？不提供户内厕所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措施。

不提供户内厕所，事实上成本没有降低多少，但其居住舒适度却降低不少。除非房屋市场已经饱和，开发商是不可能开发这样的房产的。所以这个事情只能由政府出面来解决。

最终我们可以发现，这样形成了一个合适的价格梯度：

0RMB/月（大街或者候车室，没有隐私和遮蔽，没有床和家具，没有私有空间，厕所需要用公共的）

200RMB/月（廉租房，有简单的床和家具，有私有空间，厕所需要用公共的）

1000RMB/月（商品房，有床和家具，有私有空间，有户内厕所）

所以你知道了，除了不给厕所，还有降低层高，把门开小点，禁止接入有线电视等等方案都可以降低居住舒适度。而这些手段和措施的根本目的，是打压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尽可能使其市场价格与贫困人口可以负担的价格接轨。

而不这么做的结果，就是帝都的88RMB/月的廉租房。你只能在新闻联播上看到YY下。

==========================问题回答完毕==========================

事实上到这里，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完毕，也就是茅于轼的主张的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这个逻辑是否有道理。

茅于轼的主张的背后的逻辑是，降低廉租房的市场价格，减少廉租房套利空间，提高分配效率。事实上这一点不仅仅有理论支撑，也有实际的案例来说明。但是这个方案是不是最好的方案，的确无从得知。

但无论怎样，不管这个方案是不是最好的方案，希望大家在反对其方案时，最好提出自己的方案并指出其优于茅的地方，否则讨论将毫无意义。同时请注意，这个问题问的是茅于轼的方案背后的逻辑是怎样的，而不是我心目中最佳的廉租房方案。如果希望深入的讨论廉租房的问题，另外开题会更好。

利用降低服务品质（或者说就是增加麻烦）来筛选价格敏感的人群（不一定是穷人）其实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做法，其实很多团购（大部分实物团购或代金券团购）就是其中一种，通过增加购买环节的障碍，筛选出价格敏感的人群。还有很多优惠促销活动，需要积攒各种卡片什么的，这些都是增加享受优惠的成本。价格不敏感的人群会直接无视。

另外就是还有很多人会把一个东西的成本和价格混为一谈，在市场经济中，价格是受供需关系所决定的。政府应当提供市场价格接近200RMB/月的房子，而不是提供成本接近于200RMB/月的房子。所以扯到集装箱神马的完全是跑题了，而且政府的廉租房需要解决的正是集装箱这种临时居所带来的各种社会问题。就廉租房来说，政府应当修建的是高质量、低服务品质的廉租房。

在房屋质量方面，应当有所保证，譬如说不应漏风漏雨。在社区建设方面，应当完备，例如完善的基层居委会组织。而在服务品质方面，则应当降低。

一个房子的市场租金取决于很多方面：所处地段、房屋质量、服务品质等等等等。其实最影响租金的是服务品质和所处地段，房屋质量对于租客来说影响并不大。所以政府完全没有必要去修建低质量的廉租房。

相较于地段来说，服务品质是更容易调节的，例如降低一点层高（你直接把天花板压下来点就好了），把门开小点（这样大家具，大家电就搬不进去了），禁止有线电视接入（把线剪了就行了），使用公共卫生间（也就是茅的不修厕所）。

有节操媒体列表：财经网，《读者-原创版》，以上两家媒体已经征询我同意转载。

好吧，说道逻辑，看了

的答案，我很赞成。本人不懂经济学，不知道经济学逻辑，但是我可以结合生活逻辑解释一下茅于轼的这个厕所逻辑。

茅于轼为何这么想，其实看看他的岁数就能够明白。他这个岁数的人，是有筒子楼生活经验的（即使没有，也是非常熟悉筒子楼的）。而筒子楼是只有公共厕所和公共厨房的。那么结合

的解释和茅于轼的筒子楼经验，我们很容易会想到他对于廉租房的想法，自然容易提出不要厕所的主张了

PS：看到很多人说只有公共厕所的房子没法住，我真的怀疑我们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国家？或许我们的生活水平相差得太大了？俺们这里博士毕业过来工作，住的就是筒子楼（当然如果携家带口的话，会给两个房间），一层楼十几家两个公共厕所和两个公共厨房。你问俺这是哪个城市？帝都啊～

我在回答完深感自己的答案还不成熟，看到答案被推到了知乎日报头版更是诚惶诚恐，但是的确很高兴看到大家讨论的这样积极。在这里真的要感谢一下题主。一个好的提问就像一个好的药引子，是解决问题的开始。我们在这里的回答和辩论很可能不会在短期解决任何实际问题，但是这至少能帮助大家更好的从更多的角度进行思考。这种思考每多一些，我们就朝着最终的答案迈进了一步。我想这就是知乎这个平台的意义所在~

以下为原始的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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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时候做过一段affordable housing的项目，虽然现在转行了，但还对这一领域有一些想法，愿意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我赞成排名第一的人解释的逻辑。从经济学的角度讲，人为的降低价格，会造成消费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的增加，这样会造成过量(excessive demand)需求，而通过公权力进行购房者筛选会增加寻租的可能性，并且本身也有成本。因此从经济学的角度讲，去掉厕所带来的使用者效益(utility)的减小可以挤出过剩的需求，减少了政府干预的成本和寻租收益，是一个从经济学角度很有效率的方案。

但是，这种狭义的经济学规律在现实中不是很容易成立，原因是社会不是有一群所谓的经济人组成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尊严的个体。减少一个厕所带来的对人格和尊严的损害同样可以通过其他的通道转化为社会成本。美国50,60年代大规模兴建的廉租公寓，低矮的楼层，阴暗的楼道和电梯以及缺少绿化是其典型特征。这些地方被社会公认为贫民窟，住在其中的居民也长期承受着社会歧视的痛苦，在其居民中犯罪率和精神疾病的发病率明显高于其他社区。

现在美国已经摒弃了这种将低收入群体集中收纳的政策，而是通过补贴的方式在一般社区中混入供低收入群体租住的廉租房。这种公寓与社区中的其他公寓没有区别，而且在社区中并不集中布置，目的就是帮助低收入群体融入主流社会，保护他们的人格尊严和社会地位。为了对这一类住房提供补贴，政府采用了比较新颖的税收返点（tax credit）政策，激励纳税大户参与社区开发投资。在住户资格甄别方面，政府的确有投入成本，但是依托于美国社会完善的个人信用体制，甄别成本是可以控制的。

中国和美国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一样，我并非觉得照搬美国的办法是可行的。但是政府在制定公共政策的时候应该考量的是社会总收益和社会总成本，而不应该局限于项目本身。同时，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不是一锤子买卖，从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多管齐下才能有效解决问题。除了提供廉价的房源（不仅有政府主导的廉租房，还可以有经过规范整改的城中村以及远郊区），还可以通过减少低收入家庭其他方面的支出（如医疗，食品，交通等）以及提高其收入（职业培训，社保覆盖等）让其可以负担更高的房租。

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