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一国规定其士兵可出于良心而不参加军事活动或者任务，会怎么样？这样可行么？ 第1页

的回答说得很好了，这里仅补充一点实际例子

本回答内容节选自——

作为一个保险策略，美国政府保持了义务兵役制度（SSS）。SSS的主要目的是在志愿兵力不能满足战争需要或应付其他国家紧急状态时向军队提供兵力支援。换句话说，就是随时准备监管恢复的征兵（兵役）工作。该机构的第二个目的是为拒服兵役者提供可供选择的征兵时期服役计划，这里的拒服兵役者是指那些符合征兵条件，却由于其道德信仰而拒绝参加作战的人。

在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期间，许多年轻的和平主义者成为拒服兵役者，远离战争。拒服兵役者和其他反战激进主义分子定期举行游行示威，抗议美国政府的军事行动。

正如我们在上一部分中所述，拒服兵役者是那些符合征兵条件但反对在战争中服役的人员，因为他们深深执著于自己的道德或宗教信仰。政府对拒服兵役者有两种主要分类：

分类1-A-O－－那些在道义上反对参加战斗的人

分类1-O－－那些在道义上反对以任何形式提供军事服役的人

在征兵过程中，归入1-A-O分类的人将被指派到不涉及战斗或武器的军事领域服役。归入1-O分类的人将被指派到由SSS管理的替代服役计划。此计划会将拒服兵役者指派到当地用人单位，使之投身于为国家利益做贡献的领域。指派到替代服役计划的人员可以进入医疗、教育、资源保护或许多其他领域提供服务。

只有表示因道德、伦理或宗教信仰而反对战争的人员才能重新归类为拒服兵役者，政治信仰不能成为重新归类的理由。拒服兵役者必须反对所有战争，而不仅仅是当前的特定战争。

一个人可以使用多种方法使征兵委员会相信他的信仰。首先，他必须通过详细的书面声明说明他执著的信仰，以及这种信仰对其人生的重大影响。在参加委员会的审理时，他将回答委员会可能提出的任何问题。通常情况下，他可以请他的几个朋友或熟人亲自到场或以书面形式报告对他的印象。他也可以出示能证明其信仰的历史证据，例如反战组织成员资格或致力于和平的教会成员资格。从理论上讲，他应该表明自己在收到征召通知前便已具有这些信仰。

如果委员会成员被他的真挚所说服，他们就会对其进行重新分类，SSS或军方将指派他执行适合的职责。如果委员会做出不对其进行重新分类的决定，他们将通知申请人驳回申请的原因。收到驳回通知后，他可以根据委员会的指示提起上诉。

实在是一个太过深刻的话题。

就比如《薄伽梵歌》（Bhagavad Gītā）吧，印度教千古经典，讲得就是阿尔诸纳在面对战场上的亲友时，战与不战，该如何选择，这样一个良心问题。

最终，整个印度教义的核心要义，竟就是通过主奎师对阿尔诸纳的说法，最终说服他如何尽自己的责任走上战场这个过程来表现！

问题如此复杂，我这样无觉之人，只能想得更浅俗一点。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反过来想：

如果一国规定其士兵不能出于良心而不参加军事活动或者任务，是否就不存在士兵因为良心发现而不积极执行任务的情况？

我想答案是很清楚的：不可能。

军队也一样清楚：训练士兵，决不可能仅止于下个命令。

抄个极端的例子，二战期间，纳粹德国在在决定了对犹太人的最终解决方案后，早期的手段就是屠杀，由党卫军的专门部门（task groups）来完成。但是，不久就开始转向在死亡营里用毒气解决。

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这样做的效率较低，一方面战事吃紧， 不好从党卫军再分出大量的资源。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士气的影响。

用行刑队进行处决，最终都要有一个杀人者直接面对被屠杀者的过程。行刑队通常要完成一整个搜捕躲藏的犹太人，把他们押送到指定地点，进行屠杀的过程。这些党卫军成员虽然对犹太人没有好感甚至极其仇视，这样的行为还是本能的对他们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冲击。行刑队成员的酗酒比例比别的部队要高，出现心理问题的也多。党卫军头目希姆莱曾亲自观看了一次对 100 名犹太人的处决，也被恶心的当场呕吐。当时负责行刑队的军官偷偷跟希姆莱说，看士兵的眼神，他们的一辈子己经毁了，打不了仗了。

这种情况，跟杀人三千自损八百也差不了许多，白白消弱自己的战斗力。

相比之下，采用死亡营的方法有许多好处：经济，高效；都个屠杀过程像流水线一样被分成许多环节，执行最后处决的人也不用直面被屠杀者，没有人会感觉自己要为整个过程负责，消减了良心上的负罪感。

就是这样，士兵也是人，也有正常人的情感。军队为了达到目的，也要采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可以通过政工教育，可以通过心理治疗，实在不行，也只有改弦更张，换一种方式。因为，士兵的良心困境可以从任何地方冒出来。

比如，在美国士兵中，从来不真正上战场无人机驾驶员，其心理问题，所谓的 PTSD 的比例，一点不比上战场的士兵少，甚至更高。调查表明，这些人在美国本土，每天远程遥控无人机作战杀人，到点就如平常人一样下班回家，这样的巨大反差，日复一日，造成的心理冲击是很大的，还得心理治疗。

这种事自古有之。

Dave Grossman 有本书叫 On Killing。Grossman 说，美国南北战争时，著名的葛底斯堡战役，从阵亡士兵身上找到 27000 支枪，有九成是上膛却没开火的。这些人为什么坐以待毙而不开枪？是胆小，还是良心发现？

二战期间，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内部研究，分析士兵的士气，调查表明，只有 15% 的士兵真正向敌人开枪。（@邓子衡 指出，此数据来自 S.L.A. Marshall 的书Men Against Fire: The Problem of Battle Command (1947)。维基上的相关介绍 中亦指出，80 年代末，有人对 Marshall 的数据的可信度提出了相当的质疑）

这个调查在 47 年发表后，军方意识到，军事行动失败的根源，很大程度上是士兵不愿意开枪杀人，因为这是违反人的本性的。

于是军队开始在新兵训练时进行所谓的 “operant conditioning”，就是“去人性化”，通过反复重复让开枪射击成为一种本能。打靶开始变为打人形靶，可自动翻起的人形靶，到后来的视频模拟。（库贝里克的《全金属外売》，就是讲这种去人性化的过程，其开场新兵训练营一段，就再现了这一过程）

到朝鲜战争时，美军的开枪率提高的 55%，到越南战争时提高的 90%。

回来说问题，

如果一国规定其士兵可出于良心而不参加军事活动或者任务

那问题就会 180 度的转向了么？

当然没有，你只是把这个天秤向一个方向推了一点，只是承认了大家都知道的，良心问题的存在而已。把一个暗处的争论，换到了明处来了。下一步，想来就是一整套的如何定义良心，如何界定士兵的心理的确是出于良心（可参见 @袁卿 答案中美军对士兵信仰的定义），如何定义军事任务的意义，一系列复杂制动与反动。只要良心还在这道题中，这道题的解法不会因为这样的规定而出来本质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