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史学界如何看待巴黎公社？ 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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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答案引用均来自约翰·梅里曼《大屠杀:巴黎公社的生与死》，2017年出版。约翰•梅里曼（John Merriman），美国耶鲁大学历史系查尔斯•西摩讲席教授、欧洲现代史研究领域举足轻重的权威学者。著述甚丰，其中包括奠定其学术地位并已成为美国高校通行教材的《现代欧洲史》（History of Modern Europe）。

现有的答案基本上反对马克思《法兰西内战》的观点。但我要强调的是，马克思是参与了这场运动的。虽然他借巴黎公社运动，较为零碎的阐述了自己的阶级斗争观点和国家理论（无产阶级专政，后来列宁做了进一步工作），但排除掉这一些有争议的部分，马克思对巴黎公社历程的描述基本符合史实，因为他正是经历并参与这场运动的成员。就去除理论争议以后的《法兰西内战》而言，在下面几个关键问题上，马克思和梅里曼的答案是一致的。而这些一致至少说明了:

1、巴黎公社属于无产者和中等阶级，富有的资本家、国防政府政客、凡尔赛军队、巴黎内部保守反对派不在此列。

2、巴黎公社不只是爱国热情，也有国际主义精神。

3、巴黎公社的“破坏”比起凡尔赛政府而言微不足道。巴黎公社的“破坏”纯属防御及符合其内在精神的正当行为。

4、巴黎公社遭到了凡尔赛政府的残酷镇压，梅里曼和马克思都指出这是一场屠杀，梯也尔及其国防政府对本国公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

5、就我的理解，巴黎公社同样反映了当时的社会主义思潮，这并不是马克思强加的内容。而马克思是对这一运动及其指导思想进行了批判总结，这些批判总结也是属于社会主义思潮下的内容，因而巴黎公社可以说虽然并不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运动，但它是和社会主义脱离不了关系的运动（就是说和无产者、社会主义、反剥削等思想脱离不了关系）。

马克思的总结《法兰西内战》最大程度地为以后类似的运动提供了经验及预测，也最具有实践意义，而这些运用了类似经验并成功的运动大多称自己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运动，且高度赞扬了巴黎公社的社会主义方面的意义。可以说，马克思升华了巴黎公社运动。以下具体介绍巴黎公社和社会主义思潮的关系：

（以下出现的引用来自英国，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一卷》）：

19世纪正是社会主义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而法国实质上在1848年以前是社会主义思想的中心。“巴贝夫、圣西门、傅立叶、安凡丹、勒鲁、卡贝、布朗基、勃朗、毕舍以及蒲鲁东，无一不是法国人。”这是由于巴黎自法国大革命后的动荡不断所决定的。由于没有一个社会制度能够实在的体现各阶级的利益，而各阶级特别是中下层阶级发现了自身掌握了能够变革社会的力量，所以大大小小的国家思想的辩论和暴动起义从未停息，而社会主义思潮就这么蓬勃发展起来。社会主义这个词语到今天都是难以定义的。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流派，但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承认“社会活动”具有关键性的重要意义，并且相信人应该采取某种集体的或协作的行动来解决“社会问题”。各家学说全都激烈反对自由放任主义… …要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应比资本主义社会所持有的态度和行为更富于合作性，谴责资本主义工业所显示的那种竞争做法及其对人类造成的不幸和压迫的恶果。” 简单来说，就是不停滞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对该社会形式出现的诸多问题通过“社会的”方法解决，而不是放任不管，任其发展。而“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恩格斯序言）

布朗基派“坚信一个具有高度纪律的成员不多的武装政党可以大有作为，这个为革命而组成的政党的主要任务是建立专政，从实现共产主义的新社会制度着眼，负责对人民进行教育。他不信任群众性政党，这是和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区别… …同时，布朗基瞧不起任何预先计划新的社会制度的细节的做法… …布朗基几乎存粹是一个暴动主义者… …他认为，试图预言革命之后会发生什么是徒劳的。” 在布朗基主义下，社会总问题的解决从秘密政党夺取政权，建立专政开始。这和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比较相似，但本质区别在于，布朗基提倡的是人数不多的、不联系群众的政党，然后该政党通过教育和专政实行未来的共产主义制度，不过至于具体的措施却避而不谈。布朗基主义作为社会主义的关键是在于它敢于砸碎旧的国家制度机器，代之以新制度且利用这个制度解决社会问题，虽然这种专政制度是少数革命家精英的专政。至于为什么布朗基派能在巴黎公社占据主导地位，这是由布朗基主义本身的流行以及巴黎公社面对的严峻情况决定的。布朗基在法国的数次反对政府的暴动中都具备较为广泛的支持，他本身在革命事业也十分有威望；其次，巴黎公社面对如此众多的敌人，专政的理念不仅现实和紧迫，而且十分吸引雅各宾派，这让布朗基派联合雅各宾派占据了巴黎公社思想的主流地位。

蒲鲁东派，以及少数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则是从反对集权和提倡自治的观点出发的。他们同样反对旧的国家机器，然而他们的解决办法却和布朗基派迥乎不同。在旧的国家机器被推翻以后，社会表现为松散的合作社的形式。蒲鲁东甚至反对任何形式的联合，“任何组织，只要它对个人自由的限制超出了保证“相互性”这一原则所绝对必须的范围，他都表示怀疑… …在蒲鲁东看来，占主导地位的是家庭。” 不过，蒲鲁东本人是多元论思想家，他不认为社会的矛盾能够被解决消灭，而是通过一定的制度加以改善和缓和。所以，他的无政府主义观点虽然看起来十分激进，但在他的社会主义模板里，社会是松散温和的，以无息贷款银行作为全体劳动者生产资料的来源，也不存在公有制的设想。“蒲鲁东自始至终主要是从小规模经济活动和小型社会团体的角度去考虑社会和社会问题的… …他认为协作有削弱个人的主动性和损害自由的风险…蒲鲁东依旧称得上是无政府主义运动之父”。 总的来说，蒲鲁东想要给社会的总问题提出解决方案，矛头也指向了国家和政府，但对于任何形式的组织形式，他都是激烈反对的。所以，当国家消失以后社会的联合只会是生产的联合，且是以家庭为单位的、除去必须的生产合作以外完全自治的状态，社会的主流观念是自由和公平。由于他的思想是从小规模经济活动和社会团体出发，所以在法国的工会、工人阶级和手工业者之间十分流行，巴黎公社的人员许多都是蒲鲁东主义的支持者。

巴黎公社的成员总体来说受到了社会主义思潮的影响，虽然巴黎公社的起因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梯也尔政府撤往凡尔赛引起的权力真空以及爱国主义的影响，但工人占据人数的主要地位以及主导领导层的社会主义思想让巴黎公社不可避免的越来越成为社会主义的真正实践者。布朗基主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体现在巴黎的集权专政，以期掀起全法国的革命运动；而蒲鲁东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思想和实践体现在巴黎的公社自治，以展望全法国都成立公社，形成各地区的自治。而马克思则认为公社的政令体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具体形式。

总之，可以说马克思定义了巴黎公社的性质，但首先，巴黎公社的领导成员至少大部分是社会主义的流派，因而它和社会主义并不是不相关的；其次，马克思显然属于社会主义流派，从1840年以后，马克思接触了社会主义学说而产生了改造并阐述它的想法，并留下了一系列有关著作，最出名的就是《共产党宣言》。而1871年的他正处于这一思潮下各流派互相争夺话语权较为激烈的时间段。马克思不仅反对布朗基主义，也反对蒲鲁东主义，特别是和蒲鲁东进行了一系列的理论论战。对于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领导下的巴黎公社的失败，恩格斯认为他们的思想错误造成的许多决策错误，而马克思也不同意蒲鲁东派对凡尔赛过于温和的态度以及布朗基派的秘密暴动方法，指出了虽然他们组织了这一全新的政治形式，但其指导思想是有问题的，他们需要明确砸碎旧的国家机器以及无产阶级政权是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但在巴黎公社那里，这些内容都是不明确的，砸碎国家机器和新政权这些措施都是隐含的、后来总结出来而非他们有意按着这一理论操作的，这是由当时主导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决定的。而马克思著书试图指出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的错误，明确巴黎公社的性质以及教训，从而阐述自己的社会主义思想，以改造当时还不成熟的社会主义思潮，在马克思那里大多被称之为“空想社会主义”。而结果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他逝去以后成为了社会主义的主要流派，并且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革命。《法兰西内战》一书成为了阐述巴黎公社运动最出名的文献之一，马克思对于巴黎公社的理解自然深入人心。当然，读者也可以看看布朗基派和蒲鲁东派或者凡尔赛方的结论，来比较其中的差异。但为什么强调马克思的理解呢？因为根据这样的理解，列宁成功建立了第一个苏维埃政权；毛泽东则根据列宁的阐释（国家与革命）成功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及其国家结构。这种理解在实践上是可行的，因而说明在当时布朗基以及蒲鲁东派思想下的巴黎公社未能完成的措施，或者说已经执行的措施的理论总结即马克思的国家理论能够较好的吻合巴黎公社的历史情形，并且给予后来的实践者许多经验及预测，作为一种理论，它是比较成功的。

下面就几个关键问题分别阐述马克思与梅里曼的内容，马克思的内容用引号:

马克思:

一、凡尔赛国防政府的成员:

“梯也尔先生的巴黎并不是“群氓”的真正的巴黎，而是幽灵的巴黎，francs-fileurs的巴黎，男女闲荡者的巴黎，富人的、资本家的、花花公子的、无所事事者的巴黎。”

二、公社成员（未引用恩格斯的序言，而其指出了公社委员会大部分属于布朗基派与蒲鲁东派，这两个都是社会主义派别；还有少部分属于雅各宾派）:

“人们对公社有多种多样的解释，多种多样的人把公社看成自己利益的代表者，这证明公社完全是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政治形式。”

“公社拯救了这个中等阶级（店主、手工业者、商人，唯富有的资本家除外），因为公社采取的英明措施总是一再出现的中等阶级内部纠纷之源，即债权和债务问题解决了。”

“帝国激怒了他们（即中等阶级）作为法兰西人的民族感情，因为它把他们一下子推入了这场战争，……事实上，在波拿巴派和资本家这样一些高等流氓从巴黎逃跑以后，真正的中等阶级秩序党就以共和联盟的形式出现，站到了公社的旗帜下，并且反驳梯也尔的胡编乱造，保卫公社。”

“可见，公社是法国社会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

三、巴黎公社的国际主义与“破坏”行动:

“第二帝国曾是集普天下坑蒙拐骗之大成的盛世。世界各国的坏蛋都响应了它的号召，赶来参加它的闹宴和对法国人民的掠夺。甚至此时此刻梯也尔也还是以瓦拉几亚的流氓加内斯科为右手，以俄国的暗探马尔科夫斯基为左手。公社则使一切外国人都能够享有为不朽事业而牺牲的荣誉。资产阶级由于它自己的叛变而招致了对外战争的失败，又同外国侵略者勾结挑起了国内战争，它在这两次战争的间隙找到了机会来表现它的爱国热情，其表现方式是派警察搜捕在法国的德国人。公社则委任了一个德国工人担任自己的劳动部长。梯也尔、资产阶级、第二帝国都不断欺骗波兰人，口头上冠冕堂皇地对他们表示同情，实际上把他们出卖给俄国，替俄国干坏事。公社则请波兰的英雄儿子荣任巴黎捍卫者的领导人。为了使公社所自觉的开辟的历史新纪元有一个鲜明的标志，公社一方面当着普鲁士胜利者的面，另一方面当着由波拿巴派将军们率领的波拿巴军队的面，推倒了象征战争光荣的庞然巨物——旺多姆圆柱。”

“梯也尔炮轰巴黎达六个星期之久，借口是他只想把里面有人的房屋烧毁，这是不是纵火？在战争中，火像任何其他武器一样，是合法的武器。……公社严格地把火用作防御手段……封锁又长又直的街道，使凡尔赛军队无法进入，它用火是为了掩护自己撤退，而凡尔赛军队使用火炮却是为了进攻，他们用炮弹破坏的房屋并不比公社用火烧毁的少。……况且防御者只是在凡尔赛军队已经开始大批伤害俘虏时，才使用火。”

四、屠杀:

“巴黎全体人民——男人、妇女和儿童——在凡尔赛军队开进城以后还战斗了一个星期的那种自我牺牲的英雄气概，反映出他们事业的伟大，而士兵们穷凶极恶的暴行则反映出雇佣他们作为保镖的那个文明所固有的精神。这种为处置自己在战事结束后的杀戮中留下的成堆尸体而感到困难的文明，真是光辉灿烂的文明啊！”

“要想找到可以同梯也尔和他的那些嗜血豺狼的行为相比拟的东西，必须回到苏拉和罗马前后三头执政的时代去。同样是冷酷无情地大批杀人；同样是不分男女老幼地屠杀；同样是拷打俘虏；同样是发布公敌名单，不过这一次被列为公敌的是整个一个阶级；同样是野蛮地追捕躲藏起来的领袖，使他们无一幸免；同样是纷纷告发政治仇敌和私敌；同样是不惜杀戮根本和斗争无关的人们。不同处只在于罗马人没有机关枪来大规模地处决公敌，他们没有“手持法律，也没有口喊“文明”罢了。”

“再来看资产阶级文明自己的报刊（伦敦一家托利党报纸驻巴黎记者）描绘的屠杀:

“远处还响着零星的枪声，濒临死亡的可怜的受伤者躺在拉雪兹神父墓地的墓石之间无人照管；6000个惊恐万状的暴乱者，在迷宫似的墓地地道中绝望的转来转去；沿街奔跑的不幸的人们，被机关枪大批地射杀。在这样的时候令人看了气愤的是，咖啡馆里挤满了爱好喝酒、打弹子、玩骨牌的人，荡妇们在林荫道上逛来逛去，纵酒狂欢的喧嚷声从豪华酒楼的雅座里传出来，打破深夜的寂静！” ”

下面看看梅里曼的著作中如何谈及这些问题:

一、观察梯也尔的国防政府在公社革命爆发前的举措以确定公社的人员构成:

“3月7日，国民议会终止了国防政府颁布的典当品延期偿付令。公营当铺的典当品如不按时赎回将被拍卖。但让人们拿什么赎回呢？大多数巴黎人都穷的叮当响。《伦敦时报》报道称，“2300名可怜虫已经典当了自己的床垫，饥肠辘辘的裁缝典当了1500把剪刀……多少生活必需品存放在这些冷冰冰的陈列架上？……每一排摆满了东西的陈列架都在向我们诉说一个残忍的秘密……饥饿！”国民议会还终止了汇票（用来支付欠款的期票）的延缓缴付令，要求持有者必须在未来4个月内连本带息付清。此举对小本经营的巴黎生意人来说，其效果无疑是灾难性的。这使得至少15万巴黎人立即债务缠身。更糟的是，国民议会还结束了房租延缓缴付令，这对巴黎的平民来说是个沉重的打击，因为绝大多数人口都是租房户。这一连串打击穷人的举措还不够，国民议会又停掉了给国民自卫军每人每天1.5法郎的津贴，导致数以万计的家属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燃料。”

巴黎的富人支持这些举措，毕竟这个政府就是他们构成的。手工业者，无产者，在被围城数月以后不仅没有获得喘息，反而要被新政府赶出巴黎。“暴动”者的立场是鲜明的。马克思说:
在（战败赔偿）这个极其重要的问题上，公社不仅代表着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实际上也代表着除大资本家以外全体中等阶级的利益。如果不用阶级划分，究竟什么是“巴黎人民？”那就简单的看下前往凡尔赛的人有哪一些人，然而，得到的结果也是类似的。

“凡尔赛向梯也尔，国民议会以及从日渐动荡的巴黎逃出来的上流人士张开了双臂。……巴黎人的涌入令凡尔赛的人口从4万一跃增加到约25万人。尽管到来者大多都是有钱人，但找到合适的住处却成了难事。新来的人抱怨房子装修很差，配的是硬板床…巴黎，短短几个月前还是法国政府及政府极最富有家族的所在地，如今却似乎落在了要求地方自治及社会改革的老百姓手中。”

二、巴黎内部有没有保守派？

不仅有，而且很多。

“3月21日，三千多名“秩序之友”在Capucines大街上开始起步游行，第二天又在旺多姆广场组织了另一场示威。该地点是富有挑衅意味的——在国民自卫队总部前面。反示威者朝他所在的大方向开了枪。……大多数巴黎人拒绝任何复辟君主制的苗头。（国防）政府对这一流血事件发布辞令，立即将巴黎人描述为“小人”“土匪”“海盗”“黑社会”。”

所以，巴黎城防必然不会是铁板一块，“内应”和逃脱巴黎的保守主义者，甚至暗自结党等待凡尔赛军队“解放”巴黎从而谋个一官半职的大有人在。加上巴黎公社惊人的内部分歧，国民自卫队的战斗力无法凝聚（虽然这正是它作为各阶级联合的表现，其中无产阶级占据了主要位置），巴黎的保卫战从开始不久以后就只能是悲观的。

三、关于巴黎公社搞破坏的说法？

“库尔贝迅速行动起来，组织和编撰推动巴黎艺术自由的项目。……在医学院的露天剧场，400名艺术家从绘画、雕塑、建筑、印刻和工业艺术等各领域选举出47名成员组成一个委员会。……联合会承担起纪念碑、博物馆、美术馆及相关图书馆的保护责任，并提出由公社负担对有前途的年轻艺术家的培养。……该联合会越关注保护卢浮宫的艺术珍品免于凡尔赛炮火的破坏。事实上有些画作已经被送往Brest以防不测。”

等等，凡尔赛的炮火又是什么？

“……英国侨民约翰莱顿现在却非常气愤:凡尔赛军不满足于攻打军事堡垒、杀害公社战士，还杀害妇女儿童，普通路人，（包括）街上冒险买面包的倒霉的人。美国外交官威科姆霍夫曼也同样认为:这完全是个不解之谜，法国人为什么如此坚持不懈地炮轰凯旋门这一带，巴黎的最西边——该地区的居民十有八九都是亲政府的。”

拥有火力优势的凡尔赛“国防”政府自然要集中优势火力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然而，拙劣的技术以及距离的遥远让他们的炮弹没办法打击巴黎公社核心支持区，即巴黎的东部地区，只能毫无目标的砸向巴黎的西边，以为可以杀死公社成员。后期凡尔赛军队涌入巴黎，炮弹能够破坏的范围就更多了。不过，这都可以污蔑给巴黎公社，这和历史上一些屠城行为十分相似。

四、即使有些建筑是这样被摧毁的，也不能抹除公社成员纵火毁灭建筑，以及著名的推倒拿破仑塑像的行为吧？

先考察一下推倒塑像的动机。

“库尔贝尤其将旺多姆纪念柱视为眼中钉，因为它象征着拿破仑叔侄二人的帝国。……但表示可以保留圆柱底座，并建议与共和国历史相关的浮雕一起送到荣军院。……代之以其他的艺术品。”

为何单独针对这个塑像？显然，任何触碰帝制回忆的艺术作品是大多数巴黎人民反对的。被第二帝国支配的恐惧让人们排斥任何君主。梯也尔政府议员构成有这样的倾向，所以这也是巴黎独立的一个重要动因。巴黎公社在这个时候已经陷入了绝对的困境，更需要一些大行动来振奋支持他们的巴黎人民。其次，为了彰显公社支持国际工人协会的国际工人联合起来的思想，拿破仑的战绩自然是要被消灭的。在这一点上，巴黎公社超脱了它的民族性，虽然它是为保卫巴黎而生，但它的思想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这么简单。

再来考虑一下纵火的情况。纵火固然有它的真实性，那便是街道的街垒无法防御房子里的攻击，而凡尔赛军队恰恰利用这个这个问题进行绕道或占领房屋进攻。在巴黎城破，而公社即将灭亡之时，巴黎公社并不是直接纵火，而是通知房子内的成员离开，且命令是“将可能干扰你的防御系统的房屋炸掉或烧毁。”所以，具有战略意义位置的房屋只能作为战争的不幸处理，因为凡尔赛军队也不会和巴黎公社讲仁义道德，连绵不断的炮轰和屠杀根本没把巴黎城放在眼里。另外。一些国家机关的焚烧是为了销毁公社的机密或者不为敌人所用的做法，但这一切并没有成为普遍行为，而是一部分战况焦灼的地区出现的，激进的公社人员绝望的纵火行为在繁华地段存在（这成为凡尔赛政府屠杀公社成员的绝妙借口）（蒋介石的文夕大火，才是焦土策略的“典范”，纵火毁灭巴黎的帽子不应该扣在巴黎公社头上）
凡尔赛政府马上借此机会在城内散布公社成员组织纵火队之类的谣言:

“一名妇女因口袋藏有134米（你没看错）保险丝被捕”
“据传闻，每个女纵火犯每烧一栋房子可以获得十法郎报酬”
“美国驻华大使沃什伯恩……他还给出了一个惊人的数字，说有多达8000名纵火犯在巴黎到处活动，最猖獗的是女人”

凡尔赛军队对待这种传闻也是十分当真:

“五月三十一日，有个购买橄榄油的女人（因为携带可疑容器）实际上已经被枪打成了筛子。”

我们又发现了一个可笑的事实，那就是纵火犯总是标注为“女性”。凡尔赛政府对革命的巴黎女性，都是鄙视的，她们参与国家变革的行为急需消灭，以维持男权的权威。所以它们不惜对这些先进的女性，顺便带上一些无辜的下层女性，进行有计划的污蔑和杀害。

“凡尔赛军中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即认为公社在某种程度上是被“不知天高地厚”和“反自然”的妇女所造就的，这可能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女性被捕后往往受到残暴的对待。”

五、梯也尔的凡尔赛政府为最后的屠杀做了多少铺垫？

首先，塑造巴黎公社成员的暴力和下贱形象，社会污名化有利于团结一系列中下层的流氓一致对外，同时让很多人认为巴黎公社就是一个暴徒组织从而对屠杀不加同情。（可笑的是，到今天还有人认同巴黎公社是暴徒行为）其次，对入城以后的屠杀不加制止，让饥渴的凡尔赛流氓进行无差别处决，借国家名义。不分老幼男女，只要和公社有关，一律处决。“秩序，家庭，财产”是梯也尔的宣传口号。可他所做的勾当甚至不如某些专制君主。

“而在凡尔赛军方面，未经真正审判的处决多达17000人，这是政府官方报告提供的数字。”

对本国人的屠杀，释放出国家机器恶魔般的力量。梯也尔从不尊重本国人民的生命。玩弄政治，自以为在政坛上是风云人物，对屠杀不加掩饰，害怕巴黎公社更甚于普鲁士军队，从而完成了他一次又一次压迫人民的过程。他不是君主，但他代表着一个群体进行所谓正义的制裁，保护的又是谁的秩序，谁的家庭，谁的财产？难道不就是所谓的上流社会吗？

“精心打扮的女士，有的打着阳伞，“以保护她们的皮肤免受太阳的照射”……在走过横七竖八的死尸时，她们故意用阳伞的伞尖挑开死者脸上覆盖的帽子或衣服。有个女人赶忙走过来斥责她们道:“夫人，死者还是应该得到尊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