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挺惨。
因为要打仗就要钱,要钱就要税,就要人。
解放区也很穷,你找找贺龙1947年《在晋绥军区建军会议上的讲话》,吓死你。
搞土特产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
当时刘少奇的批评已经严肃到,人民不要,我们解散。
国统区物价也是飞涨,贫富差距巨大,被抓了丁猪狗不如。
城市相对好点,但是有一些城市有轰炸。
沦陷区你看《四世同堂》就知道了,
相对好一点的地方,是沦陷区上海南京这些城市。
上海是个面子问题,日本人也要粉饰太平。
周佛海被审判的时候,说汉奸政府执政下,老百姓日子过得比刮民党统治好,满堂掌声,当众打脸。
有本书叫《我的上海沦陷生活》,是当时一个店员写的日记,日子还能正常过。
总体而言,城市比农村好一点,大城市比小城市好一点。
抗战期间,你如果在打仗的时候躲到上海租界别被炸死。那么你活过抗战概率还是很大的。
很少有人说伪满的情况,我就来提一嘴吧。
一些洗地文所谓的工业亚洲第一,钢产量几十万吨,都和普通老百姓没半毛钱关系。
哪些都是日本人的,
那么中国人在伪满的生活情况如何呢
1933年,伪满的商业税是继农业税和车地税之后的第三大收入来源,
长期以来,伪满一直把商业税基作为弥补其财政不平衡的最可靠的收入来源之一。
根据伪满的税收制度
摊贩每月要缴纳1元的摊贩税,外加每月1元的“义务税”。
另一方面,商人根据注册的资本,每月需要缴纳50元的营业税。
此外,每个员工每季度缴纳相当于4元的商业税。
而在1934年,一个普通伪满工人的月工资只有9元钱,一斗大豆就要花1.5元,工人阶级三分之二的收入都用于购买食物、调味品等基本生活必需品。
沿街叫卖商品的街头小贩经常被日伪当局以“妨碍交通”或仅仅因为他们“碍眼”为由逮捕。
许多店主也会遭到税务稽查员的骚扰,从账簿上挑出一些小毛病和差错,往往导致店主被控“逃税”。
由于无法承受高额的税收,无数的商店和企业在伪满建立后被迫停止活动,完全倒闭。
在双城县,数百家商店被迫关闭。全县的当铺和珠宝店都被挤垮了。
安东地区的服装店大亨谢圣永在一整年都没有盈利后,被迫解雇了所有店员。
店铺的倒闭狂潮就像瘟疫一样在伪满蔓延,商店和货摊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以至于城市居民要找到一个地方购买他们的日常必需品变得越来越困难。
随之而来的便是日益严重的粮食匮乏和饥饿问题,
尸体开始每天出现在街道上,成为了东北城市的一个常见景象,就好像尸体已经融入了城市景观。
1935年7月,在通化,每天都能看到饥饿的市民在市场附近徘徊寻找食物,据当时的报道称:
“市场里每天只有几个卖家,可能只有三四个,他们周围总是挤满了饥肠辘辘的市民。商人们卖的都是些碎玉米、高粱和小米,里面都混着许多不能吃的麸皮和谷壳,可是即使这样物资还是很缺……市场上到处都是悲叹的声音,因为市场上的大多数买家都无法维持生计,他们将不得不再挨一天饿。”
很快,东北的城市街头遍地都是乞讨者,他们要的不是钱,仅仅只是够他一天果腹的食物。
“在这种时候,很多人都找不到工作,很多人成了乞丐。市政府给了他们铜钱,但他们往往不理会,只是要求每天给他一个包子。这就是生活的艰辛和通货膨胀的痛苦。”
在哈尔滨,可以看到贫困的居民沿着城市最繁华的街道乞讨,挨家挨户敲门索要食物,根据当时一些居民的反馈:“每隔五分钟,他就会发现至少有一个乞丐站在他的门口,乞讨食物,甚至是剩饭剩饭,这些乞丐白天和家人一起乞讨食物,晚上睡在肮脏的小巷里,他们的生活条件相当悲惨。”
由于社会的极度不稳定,20世纪30年代上半叶,东北地区的犯罪率极具上升,在许多城市的街道上独自漫步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即使是穿着体面的女士也会为了几升高粱诬陷他人强奸。
“你袋子里装的是什么?”
“我向亲戚借的几升高粱。”
“给我,否则我会大叫说你强奸了我。”
面对着激增的乞讨者和犯罪问题,伪满的举措便是将无家可归的乞讨者和失业的适龄劳动公民驱逐出街道,送到拘留营。
这些可怜人将被完全囚禁在某个设施里,再也无法与外界联系。
等待他们的便是无止境的重体力劳动,直到他们被"优化"的那一天。
在东北老百姓水生火热的时候,伪满的鸦片经济却呈现出极度的繁荣。
鸦片业在当时的伪满备受追捧,甚至出现了许多著名品牌。
从吉林地区出产的鸦片常被称为“松”、“竹”和“梅”。
热河出产的鸦片以“福”、“禄”和“寿”的名称出售。
当时的伪满宣称鸦片对治疗普通感冒、头痛和腹部疼痛特别有效。
1942年奉天的一名卫生官员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
在1800名被调查的人中,只有170人将鸦片用作娱乐性药物,而其余人等都是真拿鸦片当药吃。
当时吸食者之间还流传着一些讽刺笑话,来指出吸食鸦片的三个好处:
”穷得更快,死得更快,抬棺材的走得更快。“
受鸦片巨大潜在利润的驱使,伪满当局在农场掀起了罂粟种植热潮。
在收获季节,罂粟田吸引了附近城镇数以万计的淘金者,参与到这波淘金热中来。
仅在饶河县,每年就有6万多人被吸引到“黑金热”中。
男男女女的瘾君子们争先恐后地与当地农民交换鸦片,
开设临时赌场,表演杂技,甚至出卖肉体来获得他们所渴望的东西。
每年只要向政府缴纳500元的小本经营许可费,便能开设有官方执照的鸦片馆,当时也被委婉地称作”花云馆“。
当时的许多烟馆以其优雅的设计和对各种吸烟工具的讲究使用而闻名。
银色的天鹅灯、名画、红木桌椅,是许多瘾君子最喜欢的装饰。
一些高档烟馆会分为公共房间和私人单人房间,
每个房间都配有经验丰富的员工,
甚至年轻迷人的女服务员,她们会收取额外的费用,帮助瘾君子准备吸烟前的鸦片糊。
到1933年,仅仅丹东一地就有245个经政府批准的鸦片烟馆,而在2年前,这里只有20个烟馆。
奉天市则有750家。
截至1935年底,伪满当局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总数为217069人。
而据保守估计,整个东北地区的吸毒者总数可能超过111万人。
当时为了吸毒造就的人伦惨剧数不胜数,
为了7.5公斤鸦片,团山子乡居民江某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卖给了一个人贩子。
同样来自团山子乡的谢某为了满足自己的毒瘾,强迫自己15岁的女儿maiyin。
一个姓崔的吸毒者,以1.5公斤鸦片糊的价格把自己的妻子租给别人三年。
仅1935年一年,哈尔滨市街头就发现2193具因吸食鸦片、海洛因和吗啡过量而死亡的尸体。
在大连市,每年约19000人死于毒瘾。
而每年,伪满政府都能从鸦片中获得超过1000万元的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