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有哪些观点令人难以赞同？ 第1页

这本书的主要目的是解释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以及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1.西方为何主宰世界？

先从这个更大的问题，即西方为何主宰世界说起。这是一个大问题，也是一个老问题，关于这个问题和从这个问题所延伸出的无数问题，西方史学界进行了大量争论，甚至发展出无数学派。本书就是仍在进行的争论的一个反映。

关于这一问题的答案主要分为两类，分别为长期注定理论和短期偶然理论。

长期注定理论的观点是，自从史前时期，某一关键因素使得东西方判然有别，从而决定了工业革命必然发生在西方。至于这一关键因素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开始发挥作用，长期派内部产生了激烈分歧。诸如物质因素如气候，地形，自然资源。以及无形因素如文化，政治或宗教。强调物质因素的人倾向于把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看的极为漫长，比如15000年前，冰河时期末期甚至更为久远的年代。强调文化因素的人把因素开始发挥作用的时间看的稍微短一些，比如1000年前的中世纪，或者2500年前的苏格拉底和孔子生活的时代。

2.长期注定理论

粗略看来，在1750～1950年，几乎所有解释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理论都是长期注定理论的变体。其中最有名的版本是欧洲人在文化上拥有无与伦比的优越性，追根溯源至圣经。18世纪的知识分子重新寻找了一个源头，他们认为，2500年以前，古希腊人创造了一种以理性，创新和自由为特征的文化，使得欧洲人与众不同。他们承认东方人有自己的文化，可东方的传统是无序，保守和等级森严的，无法与西方思想匹敌。由此，他们的答案是因为他们有优越的文化。

到了1900年，在西方的经济和军事优越性中挣扎的东方知识分子往往最后接受了这一论调。19世纪70年代，福泽谕吉认为，日本的文化大多源于中国，而中国在遥远的过去就已经误入歧途。虽晚这个问题是长期注定的，但也并非不可动摇。通过摒弃中国的影响，日本也可以达到完全开化。

而中国知识分子的观点与日本形成对照，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宣称，中国的传统从根本上说仍然是完好的，中国只需要造些汽船，买些洋枪。而1895年甲午战争后，中国人意识到问题的深度远远超过了拥有合适的武器。到了1900年，中国知识分子也开始追随日本的道路，结论与福泽谕吉观点相同，通过摒弃过去，中国也可以迎头赶上。

但是，西方一些人认为东方不可能赶上。因为他们认为，文化使西方登峰造极，但那并非西方主宰世界的根本原因，因为文化本身是有物质起因的。他们的观点是，东方过于炎热，或者瘴疠盛行，故而无法培育出像西方一样具有创新精神的文化，或者因为东方人口过密，消耗了所有的剩余产品，人们的生活水平只能维持在一个很低的层次上，因而无法产生像西方那样自由，前瞻的社会形态。

而从政治角度对此问题提供的答案中，马克思的版本影响最大。马克思认为，政治才是确立西方主宰地位的真正因素。数千年来，东方国家是如此的极权和强大，以至于阻碍了历史发现的潮流。古代的欧洲从封建主义进化到资本主义，无产阶级革命又带来了共产主义，而东方却滞留在君主专制阶段，无法走上与西方一样的道路。后来列宁和他的追随者毛泽东等改进了马克思的理论，声称一场革命的先锋运动可能将古老的东方从沉睡中惊醒。

21世纪，史学家们发现了一些似乎并不符合长期注定理论的史实，而长期派据此修正了自己的理论。例如，当欧洲的航海大发现时代刚刚开始时，中国的航海技术遥遥领先。

几本重要的著作争辩到，郑和的例子也符合长期注定理论，只是解释更加复杂。例如，戴维 兰德斯在《国富国穷》

中，认为中国人口密集，故而偏好集权政府，而密集的人口又削弱了统治者从郑和航行中牟利的动机。因为所向无敌，大多数中国皇帝担心的不是以及如何获得更多财富，而是贸易可能使不受欢迎的商人阶层致富。又因为国家非常强大，他们可以禁止这种危险的做法。

贾雷德 戴蒙德关于西方为何主宰世界的问题给出的答案是欧洲的半岛地形使得小王国有能力抵御潜在的征服者，因此偏好分散的政治权力，而中国更为浑圆的海岸线使得中央集权而不是诸侯割据成为偏好。由此带来的政治统一使得15世纪的中国皇帝能够禁止郑和那样的航行。所以《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观点是长期注定理论中的地理影响派。

而20和21世纪日本和中国，韩国的崛起，似乎无法再契合长期注定理论的模型。我们需要将老问题暂且搁置，而提出一个新问题：不是西方缘何主宰，而是西方是否主宰。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长期注定理论就是为一个并不存在的西方主宰地位寻求远古解释，自然就是一直空谈。

3.短期偶然理论

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一个结果是，一些西方历史学家已经发展一整套新的理论，解释为何西方曾经主宰世界，而今却丧失了主宰地位。即短期偶然理论。它们比长期注定理论要更为复杂，并且这一阵营内部也存在严重分歧。但有一点是他们一致赞同的，即长期注定理论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错的。西方并不是在洪荒年代就已经确立了全球主宰地位，直到19世纪以后，在鸦片战争签夕，西方才暂时领先于东方，即使是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偶然的。

对于当代学者对此问题的讨论，不得不提曾经在学术界引起很大震撼的“加州学派”，代表人物及著作: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加州学派的主要特点为世界体系的去欧洲化，并注重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的研究，并切在方法上注重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彭慕兰以及王丰主张不管从哪一方面考察，迟至19世纪，东西方之间的相似之处仍然要比差异之处多的多。

安德烈 冈德 弗兰克认为东方的条件实际上比西方更有利于工业革命的发生，但是偶然因素的介入改变了这一状况。哥伦布的错误标识着欧洲在世界体系中地位发生变化的开端。而后白银供应缩水引发亚洲政治危机，却促使欧洲开始实现工业机械化，以制造在亚洲市场更有竞争力的产品。1750年后人口增长，在中国导致贫富分化，引发政治危机。在英国，则为工厂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而杰克 戈德斯对此不敢苟同，他认为，直到1600面以前，东西方的优势大致相当，都由强大的农业帝国统治，复杂的神职系统守卫着古老的传统。18世界，从英国但中国，遍布瘟疫，战火，将这些社会推向崩溃边缘，然而大多数帝国还是恢复了元气，重新巩固了正统思想统治。 而西北欧的新教徒摒弃了天主教传统。正式这种反抗行为推动着西方走向工业革命，挣脱古代意识形态的束缚。而这些都不是长期注定的，一些偶然事件本来有可能完全改变整个世界的进程。

彭慕兰在《大分流》中认为，工业革命的发生原本便是一个偶然事件。1750年，东西方都在走向生态灾难。而西欧，尤其是英国，只是运气好而已。与弗兰克的观点一样，西方的运气始于发现美洲，从而产生了一个能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的贸易系统。但与弗兰克不同，他认为迟至1800年，欧洲的好运仍然有可能丧失。为了给英国早期粗糙的蒸汽机提供燃料，需要大量的木材，事实上，人口拥挤的西欧无法提供如此大量的木材。就在这时，第二次幸运降临：英国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便于开采的煤炭储备。西方一夜之间克服困难，主宰了世界，根本不是长期注定的，这只是最近发生的一个奇特的巧合。

尽管两大理论派别内部都有诸多分歧，但是它们之间的战线划分了两种关于世界如何运行的泾渭分明，针锋相对的理论。有些长期派认为，短期派只是在兜售以次充好，政治上正确的伪学术；短期派则回应，长期派是亲西方的辩护士，甚至是种族主义者。

有时间再补充完这个问题和书中提到的另一个问题的讨论，也是这本书的重点:为何在贯穿中国和地中海的那个纬度带内诞生了最初的文明。

地理是一个影响巨大的因素，但不是决定论的。

作者的观点在论证欧亚大陆和其他几块大陆的差异，是比较有效的。但是在论证欧亚大陆内部文明差异的时候，就显得非常牵强了。

一句话，任何倾向于绝对化的论点，都会有问题。这本书最大的问题也在这里，作者估计是因为政治正确的因素，所以完全选择了地理、环境（包括动植物）这个外部因素作为决定影响因素。而忽略了种族和文化的差异。

所以他的观点在解释欧亚大陆内部问题的时候，就缺乏足够的力度了。我们要承认人类历史存在某种必然性，地理和环境有非常大的影响。但是当地理和环境相差不大的时候，人类社会自身内部的偶然因素，就会发挥作用了。

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假如明朝的奠基者不是朱八八这个极端保守的自耕农主义者，而是一个倾向于海洋贸易的统治者，那么历史上出现的大概就不是昙花一现的郑和下西洋，而是明朝大规模海贸和东南亚殖民了。假如当初加洛林王朝没有分裂而是延续下去了呢，欧洲会不会出现统一？假如当年窝阔台没有死，蒙古人继续向西，在蹂躏了中亚文明之后，也蹂躏了西欧大大小小一串封建王国呢？

如果我们把人类历史构建一个复杂的函数，那么地理和环境就是这个函数的定义域。而且历史函数不是连续光滑，而是存在一个个奇点。这些点，我们称之为“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试图从当前历史曲线求导做切线来预测未来，是一种愚蠢而无用的行为。作者看到了定义域对历史函数曲线的影响，但是没有看到函数本身的复杂性。所以有着类似定义域的两个地区，中国和欧洲，历史的进程却大不相同，这种差值在18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期达到了最大，然后又积聚收敛。

最后，我提一个观点，我认为这本书探讨的命题本身就是错误的，都还没有盖棺定论，凭什么你现在就开始讨论“西方文明为何优越于其他文明”呢？要是五十年之后中国统合欧亚大陆并主导世界，而欧洲被黑绿用子宫和宗教征服，那么今天写的这些论文和文章岂不是非常尴尬？

历史是一场文明之间的长跑，短期爆发固然吸引眼球，但是最后谁能占据魁首，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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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然发现作者自己在修订版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承认欧洲和中国的对比没有那么简单，分裂可能对技术创新有一定优势，但是也会存在其他劣势。

反过来我们可以这么说，统一在技术创新方面貌似有弱势，但是这种弱势在技术追赶的时候就不存在了，相反，追赶者有后发优势，可以直接选择最优的路线。配合统一形成的强大执行力和前进动力，反倒形成了巨大的优势。不过当中国又一次走到全世界最前面的时候，那么我们就又一次面临了创新的问题——前面已经没有可以跟随的道路了，中国人必须要在统一的情况下走出新路。

欧洲的分裂，中国的统一，还有欧洲和中国的相对优势之复杂程度，都超出我书中的讲述。可以被分成“欧洲”和“中国”的政治/社会半径的地理边界在过去几个世纪内一直处于变动之中。直到至少15世纪以前，中国在技术上一直走在欧洲前面，在未来也有可能重续辉煌，那样的话，“为什么是欧洲，而非中国？”的问题可能就只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现象，没有深层原因可挖。政治分裂的复杂影响远不止提供一个用于竞争的建设性平台，例如，竞争有可能是建设性的，也有可能是破坏性的（想想一战和二战）。分裂本身是个多层面而非单一的概念，其对于创新的影响力依赖于自由等要素，如此，创意和人员才能在各个碎片之间跨界流动，不管这些碎片是独一无二的，还是彼此的克隆。至于分裂是否最优也随使用的最优衡量尺度而异，对于技术创新最优的政治分裂程度，也许就经济生产力、政治稳定或人类福祉而言并非最优。